标签: 职业

  • 山东代保贵


    姓名:代保贵

    性别:男

    年龄:不详

    籍贯:山东菏泽

    受难者单位、职业
    山东菏泽村民

    案件发生地
    山东菏泽市、聊城市

    实施迫害的机构、人员
    定陶县杜堂镇杨店村村支书戚某波和杜堂镇综治办副主任康某勇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 
    第一次:2018年1月23日
    第二次:2018年3月2日
    第三次:2018年5月28日

    离开精神病院的时间
    第一次:2018年1月31日
    第二次:2018年3月9日
    第三次:2018年6月5日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
    第一次: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第二次: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
    第三次:菏泽市定陶康和医院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
    有鉴定

    医院内有否遭受虐待
    有、强制吃药

    有否联络方式

    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
    代保贵称,强送人员把他从外地接到当地精神病院的路上,曾用透明胶带将他的上身和双腿、双手绑在座椅上,到医院后,医生再对其进行全身检查,“第二次到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他们把我衣服全部扒光,逼我穿上病号服,把我的衣服、鞋子都扔了。”
    “每天三顿药,都有人在旁边看着,必须喝水吞下去,再张嘴检查有没有藏药,”代保贵称,住院期间,院方强迫他吃大剂量的精神类药物,“我每次把药丸吞(藏)在舌头下才逃过一劫。”按代保贵的说法,住院期间为做化验,他还被抽取大剂量的血液。

    案件来源:山东一男子为父申诉三次被送精神病院,逃出后状告医院社区胜诉
    http://m.us.sina.com/gb/china/phoenixtv/2020-11-05/detail-ihacruyi7393996.shtml

    第一次收集:2020年11月7日

  • 远不止“医生这个职业没法做了”

    ——民生观察就中国警方再枉法拘押医生的声明

    6月20日,中国大陆官媒《医学界》报道了贵州航天医院(当地唯一实际开展职业病尘肺病诊断的医院)负责尘肺病诊断的黄亨平医生、张晓波医生和医院体检中心主任董有睿医生,因诊断尘肺病,被遵义市警方以“涉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带走拘押半年多,至今未释放,这引起了医学界的恐慌不安。正如上海市肺科医院尘肺病科毛翎主任所言:“对于此案,哪怕不是搞尘肺病的医生,也都觉得医生这个职业没法做了,因为只有不做才不会犯错,做到最后进监狱了,谁还敢做啊。”

    黄亨平等医生被拘押之事起因是人社部门收到企业举报贵州航天医院尘肺病诊断医生将“非尘肺病”劳动者诊断为“尘肺病”。警方指证三位医生失职犯罪的证据是一份鉴定意见书。而据知情人士与专家认为,这份鉴定意见书是公安机关以严重不公正的方式筛分出来的,另外案子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也是由于办案机关对尘肺病诊断鉴定专业性的认识不到位、不理解不尊重医学所特有的客观情况造成的。

    根据中国《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机构作出的职业病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职业病诊断机构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鉴定。设区的市级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负责职业病诊断争议的首次鉴定。当事人对设区的市级职业病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鉴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鉴定组织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再鉴定。职业病鉴定实行两级鉴定制,省级职业病鉴定结论为最终鉴定。

    因此,贵州航天医院放射科主任余雷先生说:“假如认为我们的诊断有问题,可以申请对诊断结果进行鉴定,也不能直接来抓人啊,其它医疗纠纷事件也都要先做鉴定的。”

    由黄亨平等三名医生被拘押事件来看,警方在办案中完全不顾相关专业特殊性与相关医学鉴定法规,而是根据自己办案需要选择性地组织材料,扣加罪名。因此,引起医界类似毛翎主任的“医生这个职业没法做了”的惊呼。

    其实“医生这个职业没法做了”的事实不仅仅反映在黄亨平等三名医生被枉法拘押上,今年4月中旬,中国大陆媒体纷纷报道广东医生谭秦东因撰写了一篇《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的文章,而遭到内蒙警方跨省抓捕,拘押三个月的事件,就引出过医界人身安全危机的恐慌。

    据媒体报道,2017年12月19日,谭秦东当时在广州市用手机APP“美篇”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鸿茅药酒对患有高血压、血管老化、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的老人会造成伤害,指出“鸿毛药酒”通过电视广告“夸大疗效”,幕后推广公司有巨大商业利润等。今年1月10日,谭秦东被鸿茅药酒所在地的内蒙古凉城警方跨省近4000里到广州抓捕刑拘、逮捕,此后该案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直到有媒体揭露相关案情,引起舆论哗然,4月17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发消息称,因案件证据不足,决定暂不起诉谭秦东,并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处理。当晚,谭秦东的代理律师为谭办理取保候审,谭自1月10日起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到取保候审,在看守所已被拘押三个月。从系狱前后情形对照,可以看到谭医生整个人被摧残得面目全非、判若两人。以致出来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惊恐地不断追问“我这样说他们不会再来抓吧?”可见恐惧何等深入骨髓?!而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谭案举世瞩目之下,警方仍不断传唤谭秦东,以致谭出现精神病而住院,最后不得不公开发出就自己文章的道谦信,说“本人在写作上述文章时使用了‘毒药’作为标题,主要是想用这种‘抓眼球’的方式吸引读者,强调该药品的‘禁忌症’,希望对特殊人群起到警示作用。我承认在标题用词上考虑不周,缺乏严谨性。如果因该文对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带来了影响,本人在此深表歉意,同时希望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予以谅解。”

    谭医生本着从医的严谨与对民众生命安全负责的精神,如实发出了鸿茅药酒对人体健康带来危害的警示,结果招致抓捕,被迫害致精神病,最后不得不出来公开道谦。

    比较谭秦东医生案与黄亨平医生等人案,会发现都是因利益相关企业向警方举报了医生,而警方居然违反诸多法规与执法程序而将人肆意抓捕拘押。这种接连针对医生履行医职而出现的抓捕事件,的确引起医界的恐慌,以致生出“医生这个职业没法做了”的惊叹。

    然而,只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在中国远不止医生这个行业危险,而是如新闻传媒、律师审计、工程运输、公益救助、环保卫生、教育文化等等,几乎所有行业职业无一是安全的,无一是有人身自由保障的。我们只要稍稍翻开当代历史,那从土改到镇反,从反右到大跃进,从四清到文革,从反自由化到八九屠杀,从镇压维权,到镇压信仰,自然明白在中国近70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行业是幸免于难的。而今天抓捕尽责履职的医生,那只是社会大抓捕中的一支,是对新黑五类之外良心尚存人士的惩戒。可见,在中国不仅是医生这个职业做不得了,而是任何职业只要你保持一份良心,想努力尽份职业道德,讲点真话,办点实事,那你就随时面临被抓捕的危险。

    中国今日何至于连医生职业无法做了呢?原因就是国家公权力已经严重腐化变质。这不仅是个公权变成了私权的问题,事实上封建专制时期皇权私有,要远比今日中国好得多。而今日中国权力只听从金钱与更高一层权力的使唤,即只为金钱与更高一级权力服务。任何一级的权力行使者,要么为能塞入自己腰包的钱办事,要么为能稳固或提升自己权力的人办事。国家原本应该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暴力执法机构,完全变成了权贵的家奴,惟权贵之命是从。在如此情况下,我们回头再看今天警方拘押医生,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因为,那些医生,无论是谭秦东还是黄亨平等等,都以医生的职业与良心而讲了真话,触犯了作为企业表象的权贵利益集团,最终警权为着金钱与地位的需要,自然镇压到这些医生头上。所以医生要忠实于自己职业,就成为抓捕镇压的对象。而依此类推,在中国一切忠实于自己职业而不屈从于权贵的,那就都是镇压的对象或潜在对象,安全的只是暂时还没有镇压到,而早晚被镇压却是全体忠实于职业的宿命。这就是常言,在一个国家保护不了普通公民,也就保护不了国家元首。相仿,一个国家保护不了律师,也就保护不了医师,也就保护不了任何职业。因此,在中国不依从于权贵的任何职业都是没法做了的。

    面对中国没有任何职业是安全的状况,全体国人必需深刻认识到这种毫无人身自由保障的危机,努力凝聚力量,结束被权贵奴役统治的命运,切实落实公民权利,真正开启一个民主、法治、人权、宪政的新时代,唯有如此,才能使社会的各种职业得到安全保障,才能免除公民的恐惧。

    民生观察 2018年6月21日

  • 忧郁症也是职业灾害!精神疾病成现代职场新难题

    过去职业伤害通常指的是各种身体上的疾病,但现代人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精神疾病也渐渐成为普遍的职业伤害。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联机举办了「工作让你不开心吗?」讲座,请来了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陈信行和台北市立万芳医院职业医学科主任黄百粲,来谈工作所造成的压力和精神疾病。

    过去劳动部并不将职场心理压力视为病因,直到 2016 年才公布了工作压力导致创伤后症候群、脑心血管疾病和精神疾病的参考指引,正式认定工作压力所造成的精神伤害也属于职业病。能有这样的进展,除了许多医师、学者和社运团体的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在 2007 年到 2016 年发生陈巧莲、张倍逢和陈怡君 3 起历史性的职灾案件。

    陈巧莲因为职场压力导致忧郁症,经过漫长的官司在 2016 年被高等法院裁定为职灾,也是首次精神疾病被裁定为职灾。

    台塑监工张倍逢在 2011 年于厂区跳楼自杀,遗书中表示因主管要求放水,但他不愿配合又怕遭报复,只好以死明志,来年被劳委会认定为职灾。

    护士陈怡君在家烧炭自杀,医师判断是职场适应不良和忧郁症导致自杀,嘉义地方法院判决为职灾。这 3 起案件让精神疾病以及精神压力所导致的自杀可以被认定为职灾,也使政府与社会对此更加重视,但其实实务上往往很难认定成功。

    要判定精神疾病为职灾的最大问题在于,无法很精准地测量和找出原因。精神疾病的确是病,但没有确切的判断指标来衡量多严重才算是病了。每个人能承受的压力程度不同,要到什么程度才能算是工作压力过大导致职业伤害也是一个难题。现代人除了工作之外,私领域也承受许多压力,甚至还有科学难以解释的压力来源。虽然职场造成过度压力的案例的确存在,但有时很难区分精神疾病的压力来源是否就是工作,抑或是其他的压力来源。

    工作心理压力只能透过自述和问卷来判断,不可避免的一定是主观看法,很难有客观的评估标准。心理压力也不同于其他职业伤害,受压者和施压者会双向影响。主管带给员工压力,但员工相对也会给主管压力,有些主管听说员工去申请忧郁症的职灾认定,还会大呼「你忧郁症?我才被你搞到忧郁症!」

    黄百粲医师表示,通常要有不当的降职、减薪、解雇或退休,或是遭受严重的恶意刁难、欺侮或暴力相向,才会被认定为精神疾病的职灾。

    他坦言在实务上,其实很难界定到底怎样才算严重,而且常常会有劳资双方说法完全相反的罗生门,让举证更加困难。有时即使能够认定是工作造成的心理压力,也因为无法断定压力的责任归属,法院只好判为职灾但雇主无过失责任。

    现在的职业安全卫生体系源自于工业时代,将化学品暴露毒害做为典型的职业灾害防治的对象。这样的一套体系自然无法适用于现代职场心理压力的判定,更别说要设法预防。原有的职安体系只须关注特定具暴露于危险物质潜在风险的职业,如今心理压力在各行各行无所不在,难以有效控管。

    现代管理不断的追求精实生产,以更低的成本和人力生产更多产品,导致员工压力增加,而罹患精神疾病甚至自杀。陈信行教授指出自杀或精神病发的人通常是工作最认真的员工,悲剧的发生往往是因为员工想把事情做好,但主管只想赶进度放水蒙过去,陈巧莲和张倍逢两起案件都是如此。

    除了日渐增加的职场压力和实务上难有客观标准的难题之外,越来越多的非典型雇用也是一大挑战。短期约聘和人力派遣的劳工需要不断更换工作环境和雇主,即使遭受了工作压力甚至造成精神职灾,也不知道该找谁究责,成为现行体制下无法被保障的孤儿。

    目前台湾法律对职业病的想象过于狭隘,往往要等到重大伤病甚至死亡才认定职灾,但其实这些心理压力是慢慢累积的。或许可以参考部分欧洲国家的做法,在感受到心理压力时凭医生证明进行短期的休假,恢复身心状态。以这样的方式来预防职场压力造成的精神疾病,会比不可挽回时才申请认定职灾,更能保障劳工的身心健康。

    (来源:科技新报 https://technews.tw/2018/03/29/mental-illness-for-stress-in-the-workplace/ 2018-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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