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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香港国安处以违反香港国安法为由，逮捕“612人道支援基金”五名信托人，其中包括高龄90岁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香港国安警察称，陈日君等人“涉嫌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制裁，危害国家安全”，“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陈日君枢机被捕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梵蒂冈称教廷会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美国国务院强烈谴责拘捕行动，英国外交部官员称香港警察做法“不可接受”。虽然被扣查一天后陈日君获准保释，但是按照近两年来香港警方以《香港国安法》为凭打击、镇压香港公民社会和民主人士的手法，预计陈日君其后将仍然面对审讯及牢狱。

“612人道支援基金”的本质，是以众筹（群众募资）的方式成立，用途是替在“反送中”运动当中受伤或被逮捕的人士，提供必要的医疗、心理辅导与法律援助，是一个纯粹的人道社福机构，并没有参与任何具体的政治活动。但香港国安处先是迫使基金停止运作并解散，现在又指控基金信托人“勾结外国势力”，使得连人道支持都成为当局眼中的罪名。

作为“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之一，陈日君是香港公民社会的象征性人物。作为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主教，他在香港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陈日君坚定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强烈反对中共干预教会的传教活动及宗教自由。对香港的民主运动和社会运动，无论是悼念六四活动，还是雨伞运动、反送中运动，他都到场声援，呼吁人们“不要甘心做强权的奴隶”，对中共、香港政府镇压民主运动、压制香港自由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而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民主派政治人物与活动人士纷纷被捕，陈日君经常到法院旁听、去监狱探望进行声援。

由于陈日君巨大的社会声望，所以他成为了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在2022年1月，中共在香港的官方媒体《大公报》刊发文章指控陈日君枢机“无法无天”。文章说：“从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位置退下的陈日君，长期滥用其神职人员身份与乱港头目黎智英、李柱铭等‘港独’分子沆瀣一气，从事反中乱港勾当。”

警察出身，以坚定镇压香港民主运动获得习近平青睐的专业刽子手李家超甫在“假选举”当选香港特首，立刻投他的主子所好，迫不及待抓捕香港民主运动最后一个象征性人物陈日君，向主子奉上效忠大礼。

陈日君被抓捕是香港公民社会近两年来被打压摧残殆尽的典型写照。《香港国安法》在2020年7月1日实施后，成为香港特区的“最高法律”，所谓基本法保障的“一国两制”成为空话，香港公民社会得赖以存在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等全面受到压制，香港开埠一百多年来前所未见的红色恐怖肆虐全城，一波接一波的镇压、抓捕使香港人心惶惶。

在红色恐怖的寒蝉效应下，无论是基于财产还是人身方面的安全考虑，即使是香港的普通市民也选择移民逃离。根据香港入境处数字，2020年7月1日《国安法》实施之日起至2022年4月2日，由机场净移出的香港居民高达32万人，这相当于两个湾仔区的人口。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3月底的民调结果，受访者中有计划移民的有24%，问及受访者的移民原因，35%人回答是“个人自由”，“家人的前途”和“香港的政治”分别有16%。​​另外被问到对未来政治环境的意见，只有27%受访者表示有信心，58%受访者表示无信心。连特首林郑月娥也被迫承认，香港人才流失“是不争的事实”。

而对香港的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人士来说，现在香港的多元空间荡然无存，一百多年的社会积累才建立的公民社会难以持续。在持续性的压迫和苦难面前，大部分人选择了沉默或者跟大潮逃离香港。即使是被捕乃至已判刑的良心犯亦很大一部分选择了低头认罪，而不是坚持道义与价值。这使得邹幸彤、何桂蓝等极少数决不低头坚持抗争的挑战极权者成为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这佼佼者自然也包括了90岁的陈日君。2007年香港移交10周年之际，陈日君首次参加泛民主派举办的“七一”游行。他当时说忍了十年，终于要出来游行，因为“一国”压倒“两制”，香港过去的传统文化倒退，礼义廉耻不见了，奉承权贵，欺压弱小成为流行文化。2021年5月，陈日君接受专访，被问及会否离开香港。他说：“我不会走，不可以走，不应该走……不可以放弃。”

一个自由的香港、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是中共，是极权主义的天然敌人，为了统治的稳定，必去之而后快。《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社会的全面溃败对中共来说可谓称心如意，甚至可以说，由于雨伞运动、反送中运动的规模与社会动员，中共也根本没想到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公民社会的溃不成军，几乎没有抵抗力，自我解散、自我审查、自我恐惧，沉默、投降与逃跑成为主流，可谓喜出望外。在此万马齐喑之际，极少数坚决抵抗的抗争者就显得那么刺眼，他们是香港社会仅存的良心，是鼓舞人心的力量，也就成为中共控制社会的威胁，成为必须瓦解的抵抗力量，成为必须整肃的对象。所以，重判邹幸彤、何桂蓝，抓捕陈日君就成为中共的必然选择项。

香港自由在极权蹂躏下呻吟，香港的苦难远远看不到尽头，极权主义吞噬人世间一切美好，自由和光明，而世界远未做好面对极权制造苦难的准备。

民生观察 2022年5月23日

连日来，中共统治的大陆因疫情蔓延而传出各地政府抗疫的种种肆意践踏公民权利封门封村封小区封城等等奇技，甚至今日（元月19日）网络上传出视频，一河北石家庄市藁城区村民欲出门，被工作人员以”违反规定出门”而于严寒中捆绑于路边树上。当然，自从去年武汉新冠肺炎瘟疫爆发以来，中共各级政府在防疫名义下，对公民强制隔离且收取高昂费用，甚至直接殴打，公开叫嚣“出门打断腿”等等，完全无视公民权利，公然伤害公民生命的行径大行其道，成为大陆的一种司空见惯。

中国大陆在防疫名义下的公民权利荡然无存，而公权力假借防控瘟疫灾难极度张扬，以致完全肆无忌惮的情况，昭示着中国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毫无保障，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这种公民走投无路不仅表现在疫情之下公民出门被绑路边及被殴打，也突显在泛滥全国的强拆上。元月18日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律师居然被逼跳楼自杀，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鲜活注解了中国强权之下公民哪怕你身为法学教授与律师，仍然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只有选择自杀的死路来表达抗议的绝望。

据中共大陆官方媒体报道，法学博士后庹继光教授坠楼身亡，生前房子被强拆，其妻对媒体表示：丈夫说学法律学新闻，但救不了自己。

庹继光此前曾发文实名举报，称自家位于成华区青龙场、万年场的两套住宅在未签署拆迁协议的情况下遭拆迁。其妻子李缨称，去年底房屋被拆迁后，庹继光一直感到很沮丧，“他说我们学法律，学新闻，但救不了自己”。李缨认为丈夫是因为房子被强拆而想不开，夫妻二人在学校也一直遭受打压，“他可能是觉得没有指望了”。

根据公开资料，庹继光于2004年四川大学文艺学专业文化与传媒方向博士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后进入四川师范大学工作。2005年9月至2007年6月，在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07年9月至2010年6月，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2007年，庹继光被聘为硕士研究生导师。2009年9月，庹继光以412分的成绩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庹继光曾任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兼职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评审专家、执业律师。

对照庹教授因遭遇强拆被逼自杀，看看去年底以来北京昌平区香堂村遭遇野蛮强拆，其中许多皆为成名成家的各行业翘楚，甚至中共所谓的老革命，还有现役警察，居然无力阻止强拆，也只能绝食、或者声言用自杀以示抗议。

据媒体报道，北京当局自去年12月起，安排清拆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文化新村”。村内其中一名业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玉圣元月9日致函大学党委书记胡明，指自己附近的房屋已被非法拆除，其单位正面临被强拆，考虑恢复“居家被动不吃饭”行动，绝食抗议。据杨玉圣指，1个月前已被当地政府非法断水、断电、断网、断燃气；政府本元月7日起更安排黑衣人在他出入必经的路口24小时监视，并阻止朋友探访。杨指，一直依法抗争、理性维权，形容当地政府的行为违法、反人性及非人道。

与杨玉圣教授同样被强拆而奋起抗争的香堂村居民很多，其中网络流露出来一名现役警察通过视频怒斥前来强拆者，但她同样只能是绝望承受强拆命运。

香堂文化新村的建设立项始于上世纪90年代。1998年，昌平县“人大”经过决议，对香堂文化新村的建设进行了立项。这一小区的建设，也得到了昌平县政府、土地管理局及该县崔村镇政府、香堂村村委会的批准。该小区的房屋有昌平县政府与土地管理局的备案，购置房产的业主也曾与崔村镇政府及香堂村村委会签订过购买合同，并持有加盖昌平区土地管理局公章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及加盖崔村镇、香堂村两级政府公章的《荣誉村民证书》（按：昌平县于1999年改设为昌平区）。此后，有不少书画、摄影、文学艺术家入住该小区。由于香堂文化新村环境优良，有不少老人在卖掉了他们位于北京市区的房产后前往该小区置业养老。该小区也曾在2007年获得“北京最美乡村”称号，并在2008年成为北京奥运“旅游接待村”。目前，该小区有居民3800余户，大部分居民是离、退休老人。对于许多老人而言，该小区是他们唯一一座住宅的所在地。

无论是在防疫名义下个体被任意驱赶、绑架、殴打，还是在强拆之下个体被逼绝食自杀，无不显示着在强权之下个体生命轻如鸿毛，公民生命财产权利毫无保障的现实。针对这种情况，无论你身为最底层民众，还是身为法学大家，离休干部，而或现役警察，都只能喊天不应，维权无门。

为什么一个自称依法治国的社会竟然逼得国民个体在维护基本生命与财产安全权利上绝望无路，只能选择自杀？这根本原因就是公民权利不彰，公共权力嚣张。

民生观察 2021年1月19日

【民生观察2020年1月26日消息】正值举国欢庆新春佳节之际，疫情源头的武汉却因封城举措沦为死城，武汉多区采取封区措施，1月26日零时起，中心城区区域道路将禁止一切机动车（除特许车辆外）上路，加上之前停运的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市民基本无法出行。

据留守武汉的市民反映，自从23日封城以来，武汉市区（特别是疫情源头汉口区）街道几乎没有店铺开业，仅有零星烟酒小店仍在营业，但生意清淡，而街上几乎无行人，菜市场已经部分歇业，超级市场等购物中心仍在营业的不多，市民绝大部分留在家中，非万不得已不敢出门。

市民骆先生表示，武汉市常住人口超过一千万，外地务工、经商、求学等人员达数百万之多，1月20日政府正式通报疫情后，正是春节假期的返乡高峰期，全市外地人几乎完全离开武汉，而武汉常住人口在封城令前后利用各种方式逃离的虽无正式统计，但数量不下百万。目前留守人员至少不低于五百万，而目前街道冷清空无一人，证明市民无不在家躲避和自我隔离，面对如此重大的疫情，给春节假期蒙上可怕的阴影。目前大家只能以电话和网络工具拜年和交流，互相鼓励安慰，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很多人一方面害怕自己感染，一方面又担心家人的安危，对病毒的恐惧，对疫情的无力，无助感令很多人崩溃。

继武汉封城措施后，日前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统筹封区措施，疫情源头汉口区被实行全封闭措施，人员不得进出，物质集中统一调运，由指挥部统筹负责；汉阳区实行强限制措施，人员只进不出，新增病患集中收治，外地来鄂医疗组集中于汉阳工作，中央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负责汉阳一切事务调度；武昌区则实行弱限制，对进出人员进行严查排查，将患者调至汉阳收治，武昌将作为与外地物质交互的集中调配区域，大力为汉口汉阳提供外围支援，并与域外地区加强统筹联动，由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负责；而其余中心城区各区亦不准相互往来，特别是不准前往汉口及汉阳两区，防止一切可能的感染。

日前，随着湖北省内最后一个地级市襄阳应声封城后，至此湖北全省所有地级市及部分县级市已悉数封城。而湖北全省所有地级市封城后，省内公路运输、长途客运随之停运，形成事实上的各自为政近乎孤立。

而对外交通方面，邻近湖北省的河南省及湖南省已陆续切断公路网络，采取机械挖断、堆砌沙土石块等方式切断接壤道路的通行，包括多条高速公路、国道、隧道、次级公路等出入口，全武汉各道路出口已经派驻人员严密把守，目前自驾车已经无法离开武汉；铁路旅客运输方面，高铁、动车以及普通列车已经飞站不再经停武汉各站点，各铁路客运站点已关闭，改由中部战区防化部队进行荷枪实弹把守；民航服务方面，自封城令后大部分航班已被取消，机场曾一度滞留大批准备逃离的旅客。目前机场未完全关闭，仍在有限度起降紧急航班。

武汉疫情指挥部发布禁车令同时规定，武汉牌照车辆不准加油，外地牌照车辆只能加油一百元，要求加油站必须提供发票，以便疫情追踪。

截止目前为止，大江南北均有感染病例，南至海南岛，北至黑龙江。全球多国不断传出感染病例报告。而全国已有22省市启动一级响应，覆盖人口达到11亿，目前除了湖北全省所有地级市实行封城措施之外，云南丽江首先实行封城，要求游客在26日前离开丽江，成为湖北省外封城首地。

大面积雾霾天气近日再度袭击四川成都，从12月3日发布的空气污染黄色警告持续了一个星期。当地一批民众不堪深陷“十面霾伏”，发起“我爱成都，请让我呼吸”活动，呼吁市民到天府广场“散步”示威表达诉求及抗议。

抗议消息在网络传播后，成都市政府下发了《成都市关于加强天府广场地区治安管理的通告》，禁止在成都天府广场举行大型商业活动和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等封杀反雾霾集会。当局出动特警到天府广场戒备布防，封锁广场周围。11号晚上，成都一批艺术家和市民戴口罩到春熙路集会，提出“治理雾霾，问责政府”、“今天不站出来，明天就站不出来”等口号。参与行动的独立影像制作人马占冬、摄影艺术家黎朗等多名艺术家因此被警察带到合江亭派出所进行控制。

为了防止雾霾成为民众的话题并因此导致可能的集会行动，成都市政府还规定要求媒体不得擅自报道有关雾霾和空气污染的信息。警方还发布通知，如发现有大量购买口罩或复印涉及“人体健康”内容传单者应立即报警。

而更离谱的是，为了控制社会对环境问题的不满情绪，当局不顾重度雾霾对民众健康的致命性影响，强行粉饰太平，在全市各学校召开紧急会议，传达关于“不准学生戴口罩，不准安装空气净化器，不准家长进楼拍照”等要求。12月12日，网民曝光一张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家校群聊截图，校方向家长传达的上级精神称，“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不非法集会，要相信政府能做好防霾治霾工作，我校师生一律不佩戴口罩上课。” 引发民众哗然，被广泛转发。权力的任性和荒诞暴露无遗。

众所周知，近几年中国的环境污染迅速蔓延，已成为公众不堪忍受的严重社会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世界上污染最严重20城市里包括有16个中国城市，另据世界银行资料，世界上污染最严重30城市里有20个中国城市。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4年世界癌症报告指出，因环境污染导致的中国新增癌症病例占全球总数的21.8%（307万），癌症死亡人数占世界总数的26.9%（220万）；罹患率和死亡率均居首位。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达35.8万人。

如此严重的环境污染，几乎都是人祸所致。作为非民选政权，经济发展成为其稳固政权合法性的最核心基础，为了乌纱帽升迁和谋求自身利益，中国各级官员疯狂追逐GDP的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人为破坏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不受约束的权力成为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最大制造者，普通公民在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公共权利，缺乏有效的公共参与渠道去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肆虐。而当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接近极限而对政府进行严正的质询和问责时，为了一党之私和一己之私，不受约束的权力往往采用各种非法维稳手段打压公民的合理诉求，而环境污染的治理问题却被束之高阁，无官问津,从而使环境问题愈加严重，成为悬挂于公众头顶随时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普通公民的健康和自然环境剧烈恶化成为此疯狂行为的牺牲品，而对赵家人来说，只要从中获得利益就行，环境恶化了，“满城文武藏绿卡”的他们可以拍屁股拿着大量民脂民膏移民离开，只余屁民呼吸“享受”着世界公认的一级致癌物。

所以，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实质就是权力的肆虐问题。在一党专政的极权体系下，此公共危机问题是无解的。任何呼吁和请求对极权体制来说都是对牛弹琴，要改变这一切，只能有赖于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和社会抗争，舍此别无出路。

民生观察 2016年12月16日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