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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动态清零”背后是机构的造假及巨大利益

    2022年3月份以来,中国疫情进入全方位综合防控“动态清零”阶段。
    5月29中国各大媒体头版头条支持“动态清零”的口号。
    贵州日报:“动态清零”保障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青年网:严防严守,打赢“动态清零”主动仗
    人民日报海外网:继续推进动态清零行动,不给病毒可乘之机
    光明网:中国坚持动态清零为世界筑起防波堤
    人民日报海外网:“躺平”不可能“躺赢”,“动态清零”才是制胜法宝
    新浪新闻:要继续推进动态清零行动不给病毒以可乘之机
    中工网:北京坚定推进动态清零行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而在10天之内,北京市已有三家核酸检测机构因为违法违规被北京警方立案侦查,涉及房山、海淀、丰台三区。

    5月29日下午,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349场新闻发布会上,市卫健委党委委员王小娥介绍,28日,市卫健委组织专家对阳性病例既往阴性检测结果的样本溯源检查,通过视频检查和查看PCR仪上的扩增记录发现,北京中同蓝博医学检验实验室溯源记录不完整,记录规则不清晰,不能提供原始标本流转单和扩增板原始纸质记录,部分时间点扩增文件记录与实验室自述检测数量不符,违规对多管样本进行混管检测。

    5月28日,发现“北京中同蓝博医学检验实验室”在核酸检测过程中涉嫌违法犯罪。目前北京警方已对该实验室立案侦查,将法定代表人张某某(男,52岁)等人查获,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5月27日,平安北京官微发布一则通告称:“北京金准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在核酸检测过程中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北京警方已对该公司立案侦查。”

    对京城防疫而言,这才过去1个月不到,就查出来3起。可从全国来看,像这样的案件正在呈现出扩大化的现象。第一起是河南许昌,金域医学某负责人涉嫌“投毒”。当初被逮捕的员工已被放出,金域医学业务未受到实际影响。

    第二起是合肥和合医学检测实验室、合肥诺尔为医学检测实验室双双作假,出具“假阳性”报告。在查出真相后,这两家公司被踢出政府采购名单。

    第三起是上海中科润达医学检验实验室出具“假阳性”报告,遭到上海市民强烈要求撤换。但中科润达是上海排名前三的核酸检测机构,一天检测量30-40万管,每天新冠检测收入就超过800万,一个月可收入2亿。

    5月27日,国家卫健委北京房山区卫健委副主任杨大庆被查。
    5月25日国家卫健委北京市卫健委主任于鲁明被免。
    5月11日国家卫健委人文中心原主任奉雯被查。
    5月7日延安卫健委原东委书记主任郝建东被逮捕。
    4月28日山西长治卫健委副主任申宛成主动投案。
    4月20日上海卫健委主任邬惊雷血管性头疼住院。
    4月17日北京科兴生物高管曹晓斌因病去世。
    4月16日北京卫健委主任于鲁明被查。
    4月14日上海虹口区卫健委干部钱文雄不幸身亡。
    4月7日陕西卫健委原副巡视员刘增耀被查。
    3月18日湖南卫健委原副主任黄惠勇被判11年。

    5月20日上海杨浦区长阳路1930号大楼,一居民阳性,复检后是阴性。
    5月16日上海融创滨江一号院,因为假阳性无法就医,导致最后胎死腹中。
    5月11日,东方网纵新闻报道,上海同一个小区同一天测出13个“假阳性”

    上海滨江一号小区13位居民被中科润达核酸检测为阳性,其中一位居民是陈赛娟中国细胞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研所执行所长、上海市科协第十届委员会主席。陈赛娟自知不可能感染,直接电话领导要求复核,确证是阴性继而全小区复核,全部阴性。

    4月19日上海李米女律师经上海宝藤医学检验所检测后,显示结果为“待复核”。上海卫健委的解释,“待复核”就是阳性,当时跟李米一起被拉去方舱的,至少还有15个人是如她一样被核酸机构检测出的假阳。被拉到方舱隔离的第二天,李米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

    我们就拿几家检测龙头上市公司的业绩来说话。之江生物,2020年,之江生物营业总收入超20亿元,利润总额为11多亿元,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92.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708.96%。

    圣湘生物2020年其全年收入增长了12倍,营业总收入超过47亿元,利润总额约30亿元。2021年有所下降,其财报显示,营收为45多亿元,利润总额超26亿元。两年时间,圣湘生物总营收92亿。

    进入2022年后,在国家集采之下和竞争加剧之后,核酸检测的利润率大幅下滑。单采每人次28元,混采每人次8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医学检测机构的利润率。但这也在另一个方面,加大了核酸检测机构铤而走险的胆量。

    看中国报道:核酸检测利益大中国3.6万亿医保基金被瞄准。

    财联社5月29日报道:医药投向标|新冠核酸检测再降价、首款国产特效药三期临床数据揭盲、红杉中国领投辐联医药完成近2.5亿元A轮融资。

    财健道5月29日报道:国家医保局:医保基金不得支付大规模核酸;北京3名卫健委官员涉核酸造假案被查;李聪、邹建军获君实限制性股票激励,价值上亿。

    腾讯网报道:核酸花费3000亿,国家出手不得用医保支付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费用。

    第一财经日报5月25日报道,国家医保局发函地方:不得用医保支付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费用。近日,全国多地的医保部门陆续收到了国家医保局抄送的一份函件,明确提出用医保基金支付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费用不符合现行医保政策规定,要求相关地区立即整改。

    每日经济新闻5月25日报道,混检不高于每人份5元,核酸检测再降价!国家医保局:不得用医保支付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费用。

    网易新闻:仅仅几个月就消耗了上千亿资金,核酸检测如此费钱。

    中国新闻网2021年1月12日报道:国家医保局,动用医保基金活动结余支付新冠疫苗费用。

    2021年11月11日北京新闻直播间,疫苗的费用实际上是占了医保基金非常大非常大的支出。

    人民日报5月23日报道“动态清零”可持续,必须坚持。

    5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赛周二针对中国“清零”政策发表罕见表态,警告中国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

  • 谁是贵州永靖小学乱收费的幕后黑手?

    【民生观察2020年9月12日消息】近年来,由于国家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很大程度上提升全国的全民素质教育,从娃娃抓起的国策在全国全面普及,这对全民素质教育而言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在一些地区确是怪相丛生,各种变相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2020年全国教师节前后,出现的问题更让人咋舌,一些地区一些不法人员居然变相把发财的机会瞄准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中的普通中小学生。一些地方居然挪用拖欠教师工资、挪用学生的营养餐费用,贵州大方县就是个典型的案例。更有全国普遍更奇葩的现象更让人深思,一些学校、老师为了个人利益,制定或者变相的各种借口让学生家长到指定的一些合作书店哄抬当地资料,本子等价格,从中渔利。搞成一些教师与商贩一体化的一些腐败问题。

    9月8日,河南省西峡家长爆料:多所学校老师推荐家长到两家书店购买教辅,家长们排成长龙购书,书店大门都被挤坏,然而在南方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同样也是9月8日,也出现奇葩的一事,引发社会一片热议,到底义务教育背后,谁是这些怪相的黑手?怪相背后的利益人是谁?

    9月8日,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永靖小学开学已经一星期,学校通知家长到学校开家长会,除了签署学校免责的责任书外,奇葩的是四年级(三)班班主任老师还主持会议,让一些受老师指使的家长出面收取班费,还有本子费用,具体班费什么用途,老师和受指使的家长拒绝说明用途,一再嚣张的在该班家长群里辱骂质疑班费用途的家长王先生,王先生公然质疑的问题,属于合法合理的范围,也提醒老师和受指使的家长不要违法违规。

    通过家长群的公开信息显示:班费至于做什么用,老师与受指使的家长拒绝回答,王先生也单独联系过该班主任老师,老师也不透露,只说自愿缴纳,至于费用怎么使用,不予告知。收了,有质疑让家长找息烽县教育局了解情况。

    从家长群里公开的本子规格和费用,王先生和一部分持有质疑的家长按照型号规格一查,本子的费用网络定购居然是0.4元人民币和1.69元人民币一个,然而,经老师指使的那所谓的家长委员会一倒手,本子的价格从1.69元人民币变成了5元人民币一个,看到有家长持有质疑,最后以3元人民币倒卖给学生。

    息烽县只有几家从事教铺的书店,近几年实行义务教育政策以来,同等的教辅材料一下哄抬起来形成垄断性的经营模式,一些学校以及老师以各种借口辅导为名,很多材料却不愿意从公开的商业渠道采购,而是让家长从这些书店采购。

    更令王先生纳闷的是,9月1日开学前,永靖小学四(3)班老师电话告知王先生,他们要向王先生收缴王先生和孩子的农村医疗保险合计500元人民币,王先生还就此事录了整个的电话通话内容,并要求四(三)班老师出示文件,后来该老师出示了,但王先生质疑,一个老师是从事教育职业的,几时又改行强制收取起保险来了?该班主任老师自己不能解释,最后该老师说自己也是违规,叫王先生不要继续追究。

    王先生因为特殊原因,于2003年5月来到息烽县居住,至于合作医疗应予其户籍地在贵州省遵义市缴纳医疗保险,缴纳也只能和户籍所在地部门协商这种问题,况且王先生自己购买的是商业保险,不再从事合作医疗保险,这问题,不在一个从事教育老师的职权范围。因为孩子在校,王先生当时也没考虑再追究该老师的责任。

    自从9月9日家长会以来,出于对该班主任出现过的问题有质疑,又出现班费和本子的事,王先生现向教育部门提出以下诸多问题:

    一、老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何时兼职异地保险公司的职务?何时又成为了异地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

    二、中央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以来,从实行中小学生营养餐,贫困学生专款资助各种的政策后,全国各地都如实执行了规定,也包括息烽县其他学校,为什么永靖小学成为了众多执行问题其中唯一一个不予执行中央,省市,县规定的奇葩?国家的专款专用,具体永靖小学用在什么地方去了,希望校方以及息烽教育主管部门公开回复社会。

    三、家长网络交流群,是成年法定人组合的一个以学校为辅助教育网络平台,法律上与现实一样,同样具备法律效果,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学生家长都是法定成年人,由班主任老师组织的群,产生的法律后果自然有老师承担,王先生质疑的问题真实,要求受老师指使辱骂王先生的家长公开道歉,如拒绝道歉,王先生有权采用法律诉讼,追究该老师以及辱骂王先生的家长的刑事与民事责任。

    四、家长群里于9月10日的款项,具体用于什么班费,用途是什么,请校方具体说明,关于本子暴利的问题,希望涉事家长公开仔细说明为什么要暴利的原因和理由,非法集资款项的目的是谁发起的?责任谁来承担?

    五、严查息烽县从事暴利倒卖教辅材料的书店,杜绝一些商师相互勾结,从事暴利盈利的行为。

    六、息烽县教育界出现的问题,希望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及时通报社会,纠正不正之风,树立一个好的教育环境氛围。

    教育事业是利国利民,师资素质是影响孩子走入社会的第一知识认知,师资队伍问题,是安民利国的根本。孩子不是任何人手里挣钱的借口和理由,树立好的社会形象,才会有好的基础建设。

  • 假冒或被精神病 背后黑手是权力

    最高检日前下发新规,防止有疑犯利用「假冒精神病人」来逃脱法律制裁,同时要杜绝普通人「被精神病」而受到强制治疗。在新一届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各地政府人员严控访民上访,这一新规不仅间接承认访民、钉子户被关进精神病院确有其事,也证实在内地是不是精神病,大部分由权力决定而非医学鉴定。

    「假精神病」多见于命案或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大案要案,主要是有人犯罪落网后装疯卖傻,弄虚作假,透过精神病人医学证明和法医鉴定,以逃脱法律应有的惩罚。另一方面,「被精神病」则是对正常人的陷害与算计,将一个正常的人强行关进精神病医院,属于野蛮迫害行为,十分恐怖;有的是被亲友、商业伙伴陷害,还有就是被某些权贵陷害,被人设计关进精神病院。

    近年来,随着内地劳教制度的废止,正常的公民「被精神病」,成为地方政府维稳最有力手段之一,尤其是对付上访民众、异见人士以及拒绝迫迁的钉子户;每当国家有重大活动,部分不听劝阻的就会被关入精神病院,而制造「被精神病」的主体包括公安、政府人员、街道办、村镇干部以及各地驻京办成员。

    精神肉体 备受煎熬

    面对精神病方面的怪象,不论是装还是「被」精神病,实际都是权力在作祟。如果不是权力在阻挠法治社会,也不至于生出那么多的社会矛盾。如果不是司法鉴定中出现徇私舞弊行为,罪犯又如何能装精神病?如果不是司法腐败严重,官官相护情况普遍,寻求司法解决往往此路不通,百姓有冤无处诉,只能上访寻求公道,京城又何来如此之多的访民?

    最高检新规在规范对精神病认定的同时,也暴露现行内地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巨大缺陷,并严重威胁社会公共安全。收治精神病患者本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唯一标准只能是专业判断和医学鉴定,岂能由公安和政府官员来判定。其实,将一个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和误判死刑差不了多少。当一个正常人被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接受莫须有的治疗,其精神肉体人格遭受的煎熬,较之屈打成招、枉法裁判,恐怕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实际上,最高检新规只不过是检察机关的内部工作指引,并不足以整治内地收治精神病的乱象。规范司法精神鉴定,从公安移送前的强制医疗执行,到后期法院裁判及整个过程中的规范监督和违规惩处,都需要公检法司法机关联动,且每一环都要置于严苛而透明的公共监督之下,并让家属可见可查,才可令人信服。同时必须立法禁止地方政府等非司法部门介入,换句话说,无论是否患有精神病,人身自由免受侵犯的基本权利,首先应该得到保障。否则,人人都有住进疯人院的风险!

    (来源:东方日报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80301/00182_001.html 2018年3月1日)

  • 精神病院上市背后:中国每8人就有1个精神疾病患者

    近日,温州康宁一家精神病院冲击IPO,招股说明书显示过去3年该医院毛利润率38%,常年入住率达96%。中国真有这么多的精神疾病患者吗?答案比你想象的要多。

    一、每8人就有1个精神疾病患者 7成患者未治疗

    参考消息网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在中国,差不多每8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精神疾病患者。

    公众对精神疾病知晓率低、识别率低,很多人定义中的精神疾病仅有重症“精神分裂”,通俗的称为“疯了”。事实上精神病患多种多样,一般特点包括异常的思维、观点、情绪、行为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对现有精神疾病进行分类,其包括四百种疾病,全球患病人数较多的有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痴呆症、发育迟缓、精神分裂症等。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册的精神疾病总数也接近400种,分为10大类72小类,失眠症、厌食症、酒精依赖、失眠症、自闭症等都在其列。1990年5月17日前“同性恋”也在世卫组织的精神病名册当中。

    全球对精神卫生领域的投入都严重不足,治疗供需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在世卫报告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未被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在76%至85%(中国正在此列)。

    本该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未被治疗,除了认识不足,资源也不够。

    二 、1万个病人“挤不上”2张床 重症患者贫困率超50%

    与庞大的病患人数相对的是我国精神病领域的医疗资源供不应求且分布不均,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

    在卫计委计划中我国精神疾病治疗条件将会明显改善, 到2020年现有的2万名专科医生有望翻倍升级为4万名。

    家庭负担重 重症患者贫困率超50%

    从数据上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往往是社会弱势群体。

    温州康宁精神病院招股书中绝大多数患者治疗费在10万以下,但也不乏治疗费三四十万的患者。

    据卫生部调查,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总负担的1/5,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1/4。

    许多病人家属不愿承担高额诊疗费用,拒绝将已基本康复的患者接出医院,有病人住院甚至超30年。

    相比该治疗的未被治疗,却有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因过渡治疗而占用医疗资源。

    三、认定标准低 监护人权利大你也有可能“被精神病”

    有病没病患者和监护人谁说了算?

    作为一种特殊疾病,目前还没有精确的仪器可以对精神病进行指标性诊断,只能凭借病史和临床表现进行诊断,“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甚至无法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一则来自《南方日报》的新闻称:2005年广州一对夫妇发生口角,大打出手。随后妻子电话至广州脑科医院,声称自己的丈夫疯了,请求帮助。脑科医院立刻派车前往,与妻子签订监护人委托书。当天深夜,身在家中的丈夫即被两个冲进来的护工用手卡住脖子,绑送往医院。

    这个荒诞的案例却是“合法”的,按照《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和三十条、三十一、三十六的规定,妻子有权向有关医疗机构申请对其丈夫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第二十八条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第三十条规定: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
    (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
    (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第三十一条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一项情形的,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

    第三十六条规定:诊断结论表明需要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本人没有能力办理住院手续的,由其监护人办理住院手续;患者属于查找不到监护人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由送诊的有关部门办理住院手续。

    中国精神疾病认定标准普遍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

    中国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除执行国际疾病分类(ICD-10)第五章“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所确定的诊断标准外,亦参照中华医学会制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这比多数国家采用、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美国精神障碍统计与诊断手册第四版(DSM-Ⅳ)所规定的标准低。

    以上两个因素叠加,可能造成很多人“被精神病”。该治疗的未治疗,不该治的却可能被过渡治疗,精神病院冲击IPO的新闻背后更该被关注是中国精神病患者的现状以及被人们忽视的精神卫生领域。

    (来源:搜狐新闻 http://www.sohu.com/a/213101009_157078 2017-12-28)

  • 豫章书院背后:少年“被网瘾”,谁该被治疗?

    近日,豫章书院通过关小黑屋、罚跪、鞭打等暴力对待学生的新闻再惹争议,将杨永信的网瘾戒除方式又拉回舆论漩涡。慌不择路的家长签下“生死状”,一手把孩子推进网戒所的铁门。哪知这根救命稻草早就被市场和资本熏黑了,为了驯服不择手段。从冲突迭起的家庭到网戒学校的极权世界,青少年就这样被一步步推向了权力压迫的底端。

    近日,在一篇名为《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的文章中,化名邹远的学生向作者讲述了自己在江西南昌的网瘾戒除学校豫章书院的经历。在三个月中,他先后遭受了严重体罚、囚禁,甚至性骚扰。而此时,距离2008年杨永信的网戒学校遭到曝光已过去近10年。暴力、恐吓、惩戒与高额的收费,这样的网戒中心依然肆意横行。

    在故事的另一端,许多家庭依然在被网瘾折磨。扭曲的家庭教育、游戏商的诱惑使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沉迷网络。面对终日沉浸在虚拟世界里的孩子,许多家长除了恐吓威胁、诉诸武力之外别无他法,焦虑与无奈之下,网戒学校成为这些家长最后的希望。

    网瘾少年历险记

    把孩子送入网戒学校的家长也许不会想到,在之后的三个月内,他们的孩子将忍受多种刑罚、吃令人作呕的饭菜、做苦力,甚至被关进黑屋长达数日。即便有幸离开这里,谄媚的面具、紧绷的神经,以及对父母的怨憎乃至心灰意冷,也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伴随他们。

    据曾在豫章书院受训的网友透露,这里的惩戒措施由轻到重分为三层。一间不到十平米,窗户被封死,只有被子、枕头、尿盆、水杯和一桶水的“小黑屋”,是惩罚违反者链条的顶端。在此之下是打竹戒鞭、打戒尺、罚站。用来打学生的龙鞭是钢筋做的,有人见到一个小女孩受鞭时,有几下没打准,打碎了旁边的大理石地砖。

    豫章书院的事件让人们在惊愕之余觉得似曾相识。早在2009年,柴静就探访过杨永信的网瘾治疗中心,这家网戒中心里有一间13号治疗室,任何少男少女,无论之前多么不听话,怎样顶撞父母,怎样大声反抗,只要进了那个房间,40分钟后出来就会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百依百顺,声音轻的像蚊子哼,有的甚至当场向父母跪下认错。

    在此班酷刑的威胁下,学生只得顺从。孩子们学会了迎合、带上面具,什么话能让教官满意地点头,怎么做能让教官在惩戒记录本上为自己划去一道,他们摸得一清二楚。

    认罪的潜规则是“使劲往重里说”,孩子们在撰写的故事里称自己吸毒、贩毒甚至强迫少女卖淫、杀人。把自己描述得劣迹斑斑,凸显改造成果。家长震惊,杨永信宽慰,“你看你以前多危险啊”。
    ——ONE实验室 《飞越十三号室》

    然而,网戒学校并未真正解决这些网瘾少年的问题,他们的配合不过是压力下的委曲求全。走出网戒学校后,再次沉迷网络的人不在少数。这种现象被网戒学校称作“复发”,一些孩子因此被家长多次送回去进行“再治疗”。

    他们对父母和网戒学校的憎恨也未就此停止。许多学员将进网戒学校那几个月视作他们人生最糟糕的体验,而父母也被当作一手把他们推入泥沼的人,成为多数学员的发泄对象。
    从网戒中心附近宾馆跳窗逃跑后,他在外面飘荡了12天,最后跟父母签了个协议。协议规定,父母不再送他回去,而他不能再提电竞。他恨网戒中心,恨父母,更恨他们对网戒中心的维护。
    ——ONE实验室 《飞越十三号室》

    网瘾少年们的怨恨,从网戒学校的出口持续到入口,甚至弥漫在今后的数十年里。

    争议中的网瘾:“病”从何来?

    从电击到体罚、从遍体鳞伤到突然死亡,恨铁不成钢的家长把孩子送进了集中营,目的只是为了戒掉一种莫须有的疾病——网瘾。 “网瘾”的诞生不过是近20年的事,医学话语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相互动,共同完成了对这种“顽疾”的建构。

    网瘾最初只是美国精神科医生伊万·戈登伯格在社区论坛内编造出来的名词。他编造了”手指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敲打键盘的动作”等7条诊断标准,声称自己发现了”网瘾”这种精神疾病。戈登伯格承认,他对网瘾障碍的定义只是对第四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内容的一个拙劣的模仿。

    戈登伯格没有想到,自己一时的恶搞竟引来精神卫生界一场持久的争论。自1995年以来,美国精神病学界做了大量关于”网瘾”的学术研究。但即使是全球最先提出网络成瘾诊断标准的美国心理学家金伯利·杨,也认为网瘾只是行为依赖,而非精神疾病。
    ——网易新闻 《网瘾:被杜撰的精神病》

    即便在最常使用来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手册,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和世卫组织《精神与行为障碍类别目录》中,网瘾也未被认定为精神疾病。然而在中国,网瘾还是被当成一个可以被强制治疗的精神疾病,不断生根、发芽、扭曲成长、畸形变异。

    2008年11月,由北京军区总医院陶然主持制订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通过专家论证,首次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范畴,确定了网络成瘾的”6小时”标准,该标准”用了4年的时间,对3000名网瘾患者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时间标准为9.3±3.2小时,最终取其下线及其整数,定为6小时。”
    ——网易新闻 《网瘾:被杜撰的精神病》

    随后,网络成瘾标准便在部队医疗系统开始推行,并被媒体大肆宣传。但2009年,卫生部在对《未成年人健康上网指导》征求意见时,否定了将”网瘾”作为临床诊断的精神病,认为目前”网络成瘾”定义不确切,不应以此界定不当使用网络对人身体健康和社会功能的损害。

    2016年9月3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务院卫生计生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出台网络成瘾的本土化预测和诊断测评系统,制定诊断、治疗规范,这似乎为“网瘾戒治机构”提供了合法性。然而在2017年1月6日公布的《送审稿》中,这段文字已被悄然删除。“网络成瘾”被修改为“沉迷网络”,“矫治”的字眼也不见了踪影。

    “被网瘾”:当网络成为亲子问题的替罪羊

    即使官方文件不再倾向于将网瘾视为疾病,但对家长而言,“网瘾”这个词却及时而精准地为孩子们接连数小时、数十天沉迷网络的病态表现提供了解释。如此,“网瘾”被家长视为一种病,成为转型时期一系列亲子冲突的替罪羊。

    实际上,不良的家庭关系也是造成青少年网瘾的重要因素。中南大学的邓验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在完整度低、关系不和谐、采用忽视型和暴力型这两种教养方式的家庭里,青少年的网瘾比例更高。

    另外,家长“望子成龙”也是让孩子陷入网瘾的凶手之一。有知乎日报《孩子有了网瘾,是家庭出了问题吗?》中有答主提到,多数父母在孩子身上寄托了向上流动的巨大希望,于是学习成了几乎唯一的关注点,结果就是当孩子在该领域表现不佳时,将产生被忽视感,找不到自我价值。这一点也在BBC纪录片《网络瘾君子》中得到证实,影片中,有学习不佳的孩子承认,打游戏让他觉得自己很厉害。在此情况下,游戏设计商在游戏中加入了各种激励把戏,很容易就吸引了这些低自我效能感的孩子。

    然而,在社会剧烈变迁的转型时代成长起来、又在网络迅速普及的时代成为父母的家长一辈,一边承担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一边有意无意将自己的压力转嫁给孩子,同时又未必理解网络的“妖力”。沉迷网络被归咎于为孩子自身,面对终日沉浸在虚拟世界里的孩子,许多家长显得笨拙无力、简单粗暴:

    在网瘾的梦魇下,这些父母来不及细思网瘾戒除方法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就掷下重金、签下“生死状”,一手把孩子推进网戒所的铁门。哪知这根救命稻草早就被市场和资本熏黑了,为了驯服不择手段。彼时的家长不会想到,网戒的这段经历,会代替网瘾,成为日后横在他们与孩子之间最大的藩篱。

    他们在子女教育上伤痕累累,备尝悲哀。最极端的案例中,一个母亲曾几次试图用煤气了断儿子的生命。一个承诺可以改造孩子,并且看起来效果惊人的网戒中心成了他们的选择。即使知道孩子被电,也有家长说,“那也比进监狱强。”
    ——知乎日报 《临沂网戒中心十三号室,杨永信依然在帮助网瘾少年》

    在网瘾的梦魇下,这些父母来不及细思网瘾戒除方法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就掷下重金、签下“生死状”,一手把孩子推进网戒所的铁门。哪知这根救命稻草早就被市场和资本熏黑了,为了驯服不择手段。彼时的家长不会想到,网戒的这段经历,会代替网瘾,成为日后横在他们与孩子之间最大的藩篱。

    被治疗:暴力惩戒与网瘾利益链

    在顽劣的孩子、焦虑的家长、医学界与媒体对网瘾“模棱两可”的叙述中,网瘾治疗机构看到了商机。

    卫生部在2015年称,并没有批准任何专门治疗网瘾的医疗机构。当前国内的企业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中,也不存在“网瘾治疗”这个经营项目。不过由于在工商注册登记时缺乏明确的行业标准与资质审核,一些机构获批准或注册的经营范围与网络成瘾戒除不相关,但实际上却通过“网瘾治疗”开展收费业务。

    这些机构大多声称采取封闭式、军事化管理。据媒体报道,一些网戒机构用铁丝网和高墙将青少年围困起来,命令青少年做高强度的俯卧撑、跑步、站军姿,甚至对青少年任意施以体罚。然而,尽管校方声称物体发,但青少年遭教官殴打致死、重伤二级、伤残八级这种极端情况频频发生。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17年,安徽阜阳的18岁少年小磊在网瘾学校两天之后死亡,死者全身上下有20多处外伤,从头到脚几乎没有好的地方。

    其中电击疗法最令人惊愕。电击疗法需要将患者的手脚捆绑住,并用护齿类的工具塞入患者口中,然后接通电流,置于患者前额两侧诱发抽搐达到治疗效果。据某网戒机构学员描述,“那种感觉生不如死,电太阳穴就像用毛线针从一边扎进去,再从另一边扎出来的感觉差不多。电手基本是电头疼痛的四倍。”

    因争议太大,以及“安全性、有效性尚不确切”,卫生部在2009年叫停了电刺激治疗。但一些网瘾治疗机构仍在用“低频脉冲治疗”代替电击治疗继续营业。“低频电子脉冲疗法”是将两根针扎进虎口,然后对两根银针进行通电,网戒机构向家长描述称这种疗法实施以后丝毫没有疼痛,只是“麻了”。而接受治疗的青少年则表示,“像有无数个针扎了进去,每一个细胞都在疼。”“眼前就像电视机的雪花一样,已经看不清楚了。”

    为了彰显治疗成效,向家长收取高昂的费用,网瘾机构不惜采取令人发指的惩戒形式。同时,他们还刻意延长治疗时间,并且提供多次治疗服务。因为在这里,孩子的时间就是他们的金钱,孩子接受网瘾治疗的时间越长,被遣送回去的次数越多,网瘾治疗中心的钱包也就越满。

    出院并不是一切的终结。网戒中心有个口号,“只要你在这里挂上号,我们就会负责你一辈子!”这是很多已出院学员的痛苦之源。但凡家长认为孩子退步了,随时可令其返院治疗,有时网戒中心出动家长“别动队”协助抓捕。
    ——河南商报 《戒网瘾机构到底是怎么“戒”的》

    “不是说你家长满意你想接走就接走的,你的孩子能不能毕业需要我们的评判标准,感觉孩子不再反弹了,我放心了才让他走。”
    ——河南商报 《戒网瘾机构到底是怎么“戒”的》

    治疗机构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媒体报道,在2010年网络戒除产业规模达到数十亿。根据央视二套2008年的报道,当时杨永信戒网基地的总收入是8000万元。尽管近几年网瘾机构逐渐转入地下,但其收费只增不减。

    每所学校收费各不相同,但费用都比较高,郑州李峰教育学校的收费为32600元,学制半年。而郑州汉飞精英训练则分为29000元和39000元。
    ——河南商报 《戒网瘾机构到底是怎么“戒”的》

    网瘾治疗机构的极端手段与收费乱象家长并非不知,但“走投无路”的家长过于期待一个改过自新的孩子,因而选择默许。而网戒机构利用家长的焦虑与无助,巧妙宣传,将高昂费用收入囊中,而将孩子的身心健康置之度外,甚至将生命视如草芥。

    谁将孩子推向网瘾深渊,而谁才应该被治疗?

    纪录片中,一个孩子在影片快结束时对着镜头说:“这不是真正的疾病。这是一种社会现象。”的确,争议中的“网瘾”,是一个代际冲突、内部混乱、适应创伤性调整的社会的快照。正如在西方社会中漫画书、说唱音乐和暴力电影也曾承担了某种罪名一样,互联网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剧变和代际冲突承担了这种罪名。

    “被网瘾”的孩子大多否认他们有任何问题,而这种把青少年推向“网络成瘾”的,有不负责任的家长,更有为了盈利而进行一些列易成瘾设计的商业游戏公司,有利用这种焦虑与担忧赚的金箔满满的网戒机构,甚至包括某些为其背书的“专家”。一方面,无暇陪伴家庭、理解孩子的家长将家庭冲突的处理权重金外包给了所谓的专业机构;另一方面,盈利性的网络游戏与网戒学校从手中接过失落的下一代,并在利益的驱动之下不惜摧残孩子的身心健康。

    最终,从冲突迭起的家庭到网戒学校的极权世界,这些青少年被一步步推向了权力压迫的底端,成为代际冲突、家庭教育市场化等社会问题下的牺牲品。

    (来源:土逗公社 https://mp.weixin.qq.com/s/6Dhj7dDWhOmoz2rbu-oPPw 2017年11月4日)

  • 中铁总裁跳楼背后:企业家怕被当精神病不敢诉苦

     
       白中仁的纵身一跳,将中国企业家的集体抑郁和健康红灯统统亮在了公众面前。
      2014年1月4日,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中铁”)总裁白中仁在家中跳楼自杀,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其家属随后公布的消息显示,白中仁近来患有抑郁症。
      “中铁内部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白中仁得了抑郁症,平时也看不出来,大家只是发现白中仁近年憔悴了不少。”中国中铁旗下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梦恕就此事件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白中仁曾表示过“整夜睡不好,心理压力过大”。
      而整理媒体的相关报道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近年来,因抑郁症而选择结束生命的企业家和高管频频出现。这让人不禁问:为什么?是否有解?身心“亮红灯”
      按照医学解释,抑郁是医学用语的一种,是情感低落、哭泣、悲伤、失望、活动能力减退,以及思维、认知功能迟缓等为主要特征的一类情感障碍。
      公开资料显示,抑郁症是一种危害人类身心健康的常见病,约13%~20%的人一生中曾有过抑郁的体验,其终生患病率为6.1%~9.5%,女性高于男性。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中青年的发病率在逐渐升高,更应引起注意。由于抑郁症的发病年龄绝大多数处于工作年龄段,严重的抑郁症中有15%自杀而死,位居各类心理和精神障碍之首,号称“第一心理杀手”。
      而区别于其他疾病,抑郁症的高度隐蔽性成为其最高危的因素之一——大部分的抑郁症病人一般不会主动去医院的,这种无法消散的消极、失落、自信丧失以及伴随的失眠、厌食、妄想、孤僻等,往往被患者和家属当作简单的“心情不好”,但可怕的是,心情的“灰霾天”始终挥之不去。
      也正因为这样,在专利已经失效的2010年一年,全球最畅销的抗抑郁药物“百忧解”仅在美国就开出了超过2440万次处方,即便这一年专利失效,它仍给该药物的发明方美国礼来制药带来了26亿美元的收入,占其全集团销售的四分之一。
      目前,医学领域对抑郁症的认识很有限,对其发病原因仍不十分清楚——唯一确认的是,除了外界因素外,遗传因素很重要,研究表明:家族中有患病者的人群发病率是一般人群的10~30倍;血缘关系越近,患病几率越高。
      不仅是抑郁,中国企业家们面临的是整个健康系统的红灯频现。数据显示,91.7%的企业家患有各种疾病;70%的企业高管感到压力很大;96%的企业家处于“过劳”状态。近年来,多位公司高管的英年早逝,更是说明了企业家令人担忧的健康状况。
      求解“灯下黑”
      “中国企业家的健康状况相比2011~2012年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每况愈下。从我们2012~2013年的体检数据来看,中国企业家体检指标异常率超30%者从8项已经上升到10项,其中颈椎异常、血脂异常指标及骨质减少或疏松体检异常率均超五成。”昨日,爱康国宾集团医疗管理部助理总经理兼北京区医疗管理副总经理张小晋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透露。
      自2011年起,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与合作方共同对中国企业家的健康问题开展跟踪研究,每年发布《中国企业家健康绿皮书》——尽管这份联合研究报告的目的是希望引起企业家自身以及全社会对中国企业家健康问题的关注,但动态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家的健康问题并不乐观。
      张小晋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这一跟踪研究抽取了12个城市的爱康国宾体检中心在2012年9月至2013年9月期间做出的4891份企业家体检报告。
      “为了获得能够反映企业家健康状况的综合指标,我们对血脂异常、脂肪肝、超重或肥胖、骨质减少或疏松、血压增高、空腹血糖增高、甲状腺异常、血尿酸升高这八项特别值得关注的指标进行汇总性分析。体检指标异常检出率总排序:约85%的企业家检出至少有一项指标异常。”她说。
      而在对这八项指标进行分析后发现,85.2%的企业家被检出至少有一项指标异常,检出至少两项指标异常的为63.2%,至少3项指标异常的为43.3%,有24.7%的人约检出有4项指标异常。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调查发现,男性企业家比女性企业家面临着更高的疾病风险。更糟糕的是,这种性别上的显著差异也几乎体现在所有异常指标率的检出率上。例如,在肥胖或超重检出率上,男性为49.6%,女性为20.2%;男性血脂异常的检出率是56.6%,女性是40.3%;在脂肪肝检出率方面,男性是55.3%,女性是22.2%。
      不过,女性的压力反应在健康上有一项特别值得注意,在甲状腺异常方面,女性的检出率高于男性,女性是45.7%,男性是28.1%。
      张小晋告诉记者,企业家通常不会向熟悉自己的人诉说自己的烦扰——“这些个苦不能向员工倒,也不能向家人说,只能自己扛”,更不会去寻求心理咨询,“要是传出去了,背不住人家觉得咱有精神病”。
      这反映企业家顶着财富和社会地位等“光环”的同时,自身却存在精神卫生健康的“灯下黑”问题,他们虽然有广泛的交际面,但当面临有情绪障碍时,不会找熟人倾诉,更不认同专业精神保健的作用。
      2011年,山东证监局下发监管通报,要求各公司建立健全高管健康管理制度,起因就是当时山东兴民钢圈(002355,股吧)年仅51岁的董事长王嘉民因病抢救无效不幸逝世。
      山东证监局在解释这一要求时表示,辖区公司高管需要进一步提高健康意识,为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打下良好基础,这一要求甚至强调企业需组织高管定期体检,实行强制休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建立健全高管健康管理制度。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http://stock.hexun.com/2014-01-10/161306272.html?from=rss 2014年01月10日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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