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网上发消息多次寻找，但均因无法联系到他的家人而无果。自2007年8月21日以来，贺伟华先生被湖南衡阳当局再度强行关进当地精神病院后，已经八年了，竟然没有发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贺伟华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2004年12月，贺伟华被国安部门施打不明药物的针剂后，强行关进精神病院。2007年8月，贺伟华再次被送当地精神病院。湖南省衡阳市国安大队2007年6月份曾经搜查贺伟华的家，搜走了他的一部手提电脑，并警告贺伟华不准再发表关于维权方面的文章，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贺伟华当时表示，他揭露社会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是在讲真话，无奈这个社会却不允许人讲真话。2007年8月被送精神病院前，贺伟华还披露过他们当地猪肉上涨的情况。
由于在学校期间探讨传播自由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斯密.亚当的思想理论;传播伟大的思想家、现代民主政治的奠基人之一——康德的思想；传播自由民主理念及未来学，被中共当成政治异端。个人档案中明确定性为无政府主义者，监管限制使用。
作为八九民运的积极支持与同情者，十多年来，受到严厉控制与打压。一九九八年，个人遭遇的暗中监控转化为公开的监视居住，强权者的公然挑战及一再侮辱激起了原本深藏于内心的反抗精神的日益高涨，从此终止十多年的科研工作，开始了暴政下的异议写作生涯，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自由撰稿人，开始针对时弊发出自己的声音。直到2008年，建立起自己的人权观察论坛——星火燎原.
贺伟华的文章很多，在许多网刊杂志发表。尤其是，他作为民主志士，不只文章写得好写得多，且秉性嫉恶如仇，性格刚烈，不畏任何强暴，且极具爱心、善心和正义的豪情。比如在他被抓前，他就替高智晟，郭飞熊，郭起真，力虹，陶君等遭遇当局迫害的同仁及时大声疾呼并强烈谴责暴政集团。尤其是在高智晟刚被抓捕后的万分恐怖时期，他竟然发起高智晟后援会，主动牵头向社会各界募集援助资金。
笔者亲自所见，当维权律师杨在新请求本人为他写一个募捐呼吁书后，正在遭受当局严控，自身经济并不宽裕，因为有点固定收入，贺先生知晓后立即慷慨解囊，捐出两千元的现金给杨在新。
（来源: Facebook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782099838509475&id=531311290254999&refi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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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寻人！被精神病又八年的自由作家贺伟华先生，你还活着吗
牟彦希：高考“状元”的选择——同“自由”背道而驰
随着新一轮高考的结束，一位曾引起过极大争议的话题人物，再一次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她就是2013的辽宁高考文科状元刘丁宁，曾入读香港大学不到一个月，她便退学回到辽宁省本溪高中复读。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是：“希望追求更纯粹的国学，梦想进入北大中文系。”而今年，她以666分再次拿到辽宁省高考文科最高分，第二次成为辽宁省的高考状元。
不论中国“高考”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在这个年轻的学子彼此厮杀的名利场中，一纸试卷所测试的，绝非真正的学识与才智。正如张曼菱女士今年3月在在北大演讲时说的那样：“你们坐在这里，你们考入了北大，但我并不认为，你们就是天之骄子，就是精英。说实话，我认为，你们能够考入北大的那种因素，那个分数，其实并不是那么光荣，那么有力量，那么有积极意义的。相反，它是一种消极的标志。”
是的，作为中国应试教育这条“流水线”上所制造出来的“考试机器”，刘丁宁同学无疑是“完美”！这种“完美”甚至意味着她对考试之外的事情，是全然无知的——她不知道世界如此之大，也不知道居然还有那么多的不同，甚至不知道人生除了考试，还要面临各式各样的挑战和考验……实际上，她所掌握的这门考试绝技已足以让自己挣钱立足，何苦来哉还要去追求什么“梦想”？
当然，人都有追求梦想和自由选择的权利，但高考“状元”刘同学的这个选择，恰恰同“自由”背道而驰，更与“梦想”无关——尤其凸显中国现有的扭曲教育下，所培养出的无知、薄弱和一厢情愿的价值观。
我曾有幸到香港大学参观，这所百年历史的学园位于港岛西区，依山而建，海浪徐徐，远眺九龙，风景绝佳——虽然不知道北大有多美，但在这里，至少不会担心呼吸到有毒的空气。如果说这还不够，那么国际化的视野，自由的学术氛围，没有新生军训和马哲毛概之流无聊的必修政治课——这几点便足以秒杀任何一所内地高校。当时我真的很难想象，居然有人会反其道而行之，放弃香港大学优厚的奖学金返回内地高中复读。
也许这一切是可以理解的——在脱离了大陆应试教育的书山题海之后，刘同学突然独自面对现实，她惶然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懂……而那些在自由的教育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香港学生，对“高考状元”的头衔自然不会有什么感觉。
如果是正常的国家，比如在美国一个人放弃去牛津的机会，而念哈佛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反正常”地方，一个学生在港大和北大之间选了后者，有常识的人都会觉得这个人的脑子一定进水了。一介高考“状元”把自己弄得如此狼狈，其实已经很难看了，而自作聪明的刘同学，竟然找了一个让自己更加难堪的借口：“国学”。
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又一次的喧嚣。
我很想知道，刘同学在脑子里对“国学”，到底下了什么样的定义？记得大师钱穆先生有云：“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名词。”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国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而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由此可见“国学”是个宽泛的概念，将“北大中文系”和“更纯粹的国学”联系起来，简直贻笑大方！而且不管是狭义还是广义的“国学”，我实在看不出哪一边更符合刘同学心目中“更纯粹”的标准。
就我所知，民国时期真正研究国学的高校有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以及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可惜这三所都在南方。而当时的北平，英美教会所开办的燕京大学倒是有国学研究所，用庚子赔款所建立的清华大学的研究院里也有国学的相关科目。不过这些跟那时的北大基本没啥关系，非要扯上关系，那也是1952年的事了。
那一年燕京大学被完全拆分——学校民族学系、社会学系、语文系（民族语文系）、历史系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系并入中央财经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其他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其校址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因此如今北大“燕园”正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所在地。由于燕京大学和中国大陆其他教会大学于1949年被迫终结，残存的部分在颠沛流离中一路南下，最后来到香港，联合成立了崇基学院。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崇基遂成为三成员学院之一，如今是中大的神学院。
刘同学既然是文科“状元”，想必历史课一定学得很好。但不幸的是，她曾经努力背下来的知识都是假的。因为大陆的历史课本绝不会告诉她，在那之后的北大以及留在大陆的学者教授们，都遭遇了怎样悲惨多舛的命运；也不会让她知道，伟大领袖在“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的运动中，是如何极尽所能的诬蔑歪曲，将儒家思想“批倒批臭”，什么“国学”早就被砸得稀巴烂！
要是刘同学对这些历史有一点点了解，她就会知道，真正的“国学”早已随着革命小将们挥向老师的拳头，远走他乡，散落海外。曾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无不谐戏地奉劝外国友人：“如果你想学中国文化不要来大陆，研究唐宋去日本，明朝去韩国，清朝去香港，民国去台湾……”当然，作为高考“状元”的刘同学对此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不过，我是搞不清楚哪个朝代的“国学”才更纯粹，但我知道在一个会把知识分子“打死挖个坑埋了”的朝代，肯定没有“国学”，更不可能产生“纯粹”。作者：牟彦希
首发：民生观察
久敬庄新规定访民出入自由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5-16消息：今天上午刚到10点多钟就有3车访民从中纪委被拉到了久敬庄，访民陆陆续续从车上下来，排队进去登记。
以前到了久敬庄必须有接访的接才能走，或者等着清场，现在好多人登记完领了馒头就自己出来了。他们说这段时间出入自由，有的接访人员堵在门口等待辖区的访民，也有的躲在阴凉里窥视。
贵州谢勋英被关精神病院22天后今获自由
民生观察工作室
北京开两会 福建何芳琼被限制自由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3-12消息：昨日，福建何琼芳女士致电本工作室志愿者，讲述她在两会期间被限制自由始末。
据介绍，何琼芳是福建莆田市汉江区人，今年51岁。2003年1月30日，在石狮市，何一家四人乘坐一辆摩托车，被一辆载沙卡车撞倒，丈夫不治身亡，摩托车上另外三人也不同程度受伤。肇事卡车出事后逃逸，但事后交警却认定事故责任在何家一方。她怀疑处理这起事故的交警被肇事司机买通，后来打官司请的律师也被对方买通，律师是吃了原告吃被告。而且法院方面枉法裁判。
经过经年的上诉、上访，石狮市法院承诺赔偿给何女士30万元，何女士认为不公平，上述赔偿与丈夫的死还有自己上访这么多年的辛劳不相符，要求法院赔偿80万。
两会前夕，何琼芳再次来北京上访，又被莆田市截访人员押回原籍。
何琼芳在电话中向本工作室志愿者说，她的住处外有人在看守，她没有行动自由。
多名外地通州教案获释者不获自由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2-25消息 ：今天本工作室又收到多名北京通州教案被刑拘者获释的消息，他们虽获释但却不获自由。
山西吕动力今天下午致电本工作室说，上午十点多他被无罪释放，但随即被交给宝鸡驻京办人员，下午四点多宝鸡驻京办将他交给了河北一私家车押送，现已到了山西境地内。辽宁大连王春艳昨天下午也已获释，当天被大连驻京办人员接出后，已被交给大连信访和公安人员接走。异议人士张文和获自由 倾诉精神病院受到非人迫害
张文和，男，58岁，回族，北京通州人，1979年1月因在北京参加中国人权同盟、西单民主墙等民运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在看守所关押19个月后又被送进延庆监狱的精神病医院，1981年获释。2007年10月2日，张文和又被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非法关押了15个月，于2008年12月底被释放。2009年9月3日，张文和再次被强制送进北京通州区精神病医院，长达32个月，于2012年5月被释放。
2013年2月26日、3月2日、3月17日《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编辑柳梅连续三次采访了张文和老先生。老先生曾三次被关精神病院，饱受折磨，尽管略现苍老，但老先生精神矍铄，待人接物处处流露出儒雅、慈祥、善待他人的和蔼可亲态度，其谈吐自然，逻辑清晰、条理明确，根本看不出有精神病的样子。
问：您好，张先生，请首先谈谈您的经历？
张：我是北京通州人，回族，50岁以前信仰伊斯兰教，51岁以后皈依基督教。1979年1月，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权同盟，参加了西单民主墙的活动。在那一段时期，我曾在在京上访的人们中进行调查和串联，计划成立“在京上访人员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合在京的人权民主人士，到中南海门外静坐请愿，要求中共政府为饥寒交迫、处境悲惨的上访人员解决食宿问题。为此，我四处寻找串联同志，计划建立兴中会。
1979年3月，我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关进了看守所，在那里我遭受了警察的毒打和酷刑，也经历了预审处、检察院和法院。我认为我无罪，我要求法院公开审判。被关押十九个月之后，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押送到了延庆监狱中的精神病医院。狱医对我说，你有精神病，要老老实实的接受治疗，若不接受治疗，就把你绑起来，给你灌药、给你电疗，治死你我们都没事！我在延庆监狱中的精神病院被关押八个月，每天三次，每次数粒，被强迫吃了大量的药片，直到1981年6月被释放。
2001年我母亲去世后，我重返民运战线，曾积极参加帮助重庆的李玉芬申冤维权。2004年，我在香港参加了“七一”大游行，香港太阳报把我的照片登在了报纸上，我曾拜访过香港的“支联会”和人权民主人士。2005年，中国国民党江丙坤副主席前往北京香山碧云寺拜谒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我前去迎候，欲与他们联络。在衣冠冢的门前，我被警察带走，关押在派出所，关了一天。我被关押时，警察到我家中，恐吓我的妻子，叫喊着要把我抓起来，要开除我妻子的公职。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亲民党主席来大陆访问期间，我受到通州区公安局的软禁和监控，被禁止外出，手机也被扣押。2006年2月，我参加了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维权抗暴接力绝食活动。去看望高智晟时，在他家的楼门处，被便衣警察扣留，随后被通州区公安局关押在招待所里和旅馆里，关押了两个多月。这之后，又被关押了两次。2007年1月，我参与中国人权论坛的开办，并陆续在论坛的专栏中发表文章，积极宣扬抗议暴政、维护人权、争取民主的理念。
2007年7月，我和北京的一些人权民主人士去看望胡佳、曾金雁和袁伟静母女，声援胡佳、曾金雁和陈光诚、袁伟静。之后我被通州区公安局扣押了约八个小时。警察说，你不说清楚谁组织了这次活动，不说清楚你们都说了些什么事，你就别想回家，但我坚决的返回家中。2007年9月，在中秋节之前，我邀请北京的一些人权民主人士来通州聚餐。我在车站接人时，被便衣警察抓上车，拉到派出所关了一天。一个叫徐建强的警察头目在现场指挥，对我破口大骂。
这样，警察经常对我进行监控、跟踪，他们还剪断我家的电话线，抄走电脑主机。但当他们看到用这种办法对我不起作用后，他们又故伎重演，在2007年9月下旬，他们找到我的儿子，告知我儿子，说我有精神病，并要求我儿子把我送进精神病医院。听到这个消息后，2007年10月1日，我在家中开始绝食，抗议中共匪帮对我的迫害。10月2日，警察来到我的家中，说我涉嫌破坏公物，叫我跟他们走。这次，警察把我送进了北京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北京市安康医院），对我进行强制治疗。我声明我没有精神病，拒绝吃药，狱警就把我绑在床上，给我电疗、灌药，我被关押在强制治疗管理处长达十五个月，被强迫吃了大量的药片，直到2008年12月底才把我释放。2009年9月3日，胡佳仍被关在狱中，我去看望曾金雁母女。在胡佳家的楼门处，我被便衣警察拦住，他们不允许我进入，我只好回家。回到家中，警察让我跟他们去派出所，到了派出所门口，警察又把我送进了通州区精神病医院，使我遭受了长达三十二个月的折磨，期间被强迫吃了大量的不知何名的药片，2012年5月才被释放回家。我被公安机关关进精神病医院三次，都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诊断书和鉴定，也从来没有给我做过诊断和鉴定。
问：能请您再谈谈精神病院里面的情况吗？也许这样会勾起您痛苦的回忆，望您谅解。
张：那我就说说通州区精神病院吧，我在2009年的9月到2012年的5月被关押在通州区精神病医院，在这家医院里，有的护士就是经常打骂病人，有的护士指使病人摔打病人，有的病人被打伤，有的病人被致残，有的病人被致死。病人还经常遭到护士的虐待、体罚，有的护士甚至扣留病人的饭食拿回家喂狗。
比如：在（一次）一个护士吃午饭的时候，因为发脾气，就用吃饭的铁勺，打在一个病人的头上。那个病人经手术，缝了5、6针。但是，被打伤的病人不敢说是护士打的，说是自己摔伤的。护士向上报告也是自己摔伤的。（他为什么不敢说是护士打伤的？我问。）
他就是精神病人，他也害怕。因为护士对病人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像这个每天晚饭，刚吃完饭，病人就要在走廊里走步，快步走，谁不走也不行，不走就要受惩罚。有的因为身体有病，就走不了。向有一次有个病人叫张英（音），他本身就是个重病号，腿脚有毛病，走不了，他也不愿意走，护士就叫一个叫孙伟（音）的病人拽他、推他、打他让他走。孙伟也是个精神病，他脾气很暴躁，过去就又打、又摔，所以就把张英这个病人摔成了骨折。张英也不敢说是孙伟这个病人给他摔伤的，孙伟这个病人就报告说我没摔，是他自己摔的。实际上我看到就是孙伟给摔的。精神病人挨打、挨骂，没有一个敢说话的。还有一个病人，叫李文生（音），因为惹了护士就被捆起来了，就挨打。李文生坐在凳子上，护士就叫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叫王小波的病人就抽李文生的嘴巴。抽了十几个嘴巴，李文生站起来就走了，没说什么，护士就叫王小波这个病人把他弄回椅子上去。王小波这个精神病人也很疯，他过去就操起李文生的腿、脚，李文生头就撞在墙上了，就起不来了。护士就说：把他抱到椅子上去。又叫别的病人把他捆起来。没多久，李文生就死了。护士向上报告就说，他是自然死亡，是病死的。但是我看到就是王小波给他摔死的。
还有，就因为一点小事，就把一病人捆在床上，一捆就是六、七天，甚至十多天。不管大小便，被捆的病人憋得很难受，有的就拉在裤子里。也不让别的病人给被绑的病人喂水。还有就是每天让坐在椅子上，除去上午八点钟有一次活动，下午有一次活动，其他时间都坐在椅子上不能动。有的病人说站起来活动活动，甚至说趴在桌上睡觉，那就会被护士叫到墙角去罚站。一罚站就是几个小时，就这样体罚病人。
这是护士折磨病人，还有就是护士虐待病人，就象洗澡，六七十个病人在一小时内就要洗完，就五、六个喷头，挤挤插插，根本洗不了。而洗澡这笔费用是让家属交了的，但一个星期就给一次热水让洗澡，这就是虐待。象这个吃饭，护士想给谁多就给谁多，想给谁少就给谁少，完全在他个人喜好，剩下的，你想吃，他也不让吃，他就拿出去喂狗——这也是在侵犯病人权益。
还有，不许病人向外打电话、不许病人听收音机，电视也由护士控制，每天也看不到新闻，护士想看啥你就得跟着看啥。环境上，保温桶房间特别脏、卫生间也特别脏，被子、枕头也特别脏，没有人打扫卫生，没有褥子，只有一个垫子。病人经常丢东西。我把通州区精神病院这些恶人恶事曝光，希望大家能为这些精神病人们维权。希望政府严肃调查，认真处理。
问：在医院期间，是否能让家属探望您|？
张：第一次在延庆监狱的精神病院，前期不让看，后来让看了；在07年的十月到08年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是由公安机关带着家属来探望的，一个月一次；2009年到2012年在通州区精神病院是允许家属探望的，家属还可以带一些食品，次数也不限制。
问：您今后有什么打算？
张：我要求政府给我做一个客观、公正的司法鉴定或医学鉴定；我想看看这么多次的强制治疗，政府给我做过诊断没有，如有，就将诊断书和鉴定公之于世，让大家看清楚政府对我有没有搞鬼把戏；我要求政府允许我去香港、台湾或者国外做医学鉴定。拜托各位主持公道，发表意见，说一说我张文和是否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
问：您对我们的要求张：我的儿子和亲属不支持我参加人权民主运动，他们希望我专心服侍我妻子。他们扣住我的身份证，不让我和外界联系。但是，我愿作一个人权民主运动的先锋，我愿作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吁请大家支持支援我，欢迎大家与我联络。谨此致谢。
我的手机：13426474589
住址：北京通州区永顺镇安顺北里288号
邮编：101125
后记： 采访完张老先生，我不禁陷入沉思，中国多一些这样的志士，民主将会早一些到来。希望是因为他们不屈的斗争才渐渐燃起的，愿他们年轻。2013-3
张文和
以下是对张文和的采访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