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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评论人士:中国政治犯处境比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更糟

    俄罗斯评论人士说,今天中国政治犯的处境要远比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更差。苏联时代也曾使用各种手段迫害政治异议人士,但当时西方世界比今天更加关注人权议题。

    克格勃严密监控镇压

    中国政治犯议题,以及他们家属的命运越来越引起各界关注。苏联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逐渐兴起了持不同政见运动。

    恰好在50年前的1967月5下旬,前苏共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开始执掌克格勃。安德罗波夫1956年曾担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亲眼目睹和经历了匈牙利民主浪潮对共产党统治的冲击。他在担任秘密警察首脑后,逐渐把克格勃打造成为巨大的安全情报帝国和苏联严密监控社会的机器。安德罗波夫特别在克格勃内设立第五局专门监视和镇压持不同政见人士,迫害手法和镇压手段各种各样,特别到80年代初时,苏联持不同政见活动几乎全部陷入瘫痪。

    持不同政见者未受酷刑

    但分析人士说,与那时的苏联相比,当代中国政治犯更受到严酷对待,处境更加险恶。熟悉苏联持不同政见活动的伊赫洛夫说,克格勃人员从未敢直接对持不同政见者使用酷刑,惩罚持不同政见者的手段通常是把他们同刑事犯关押在一起。

    伊赫洛夫说,苏联当时有两个集中营关押持不同政见人士,一个是彼尔姆-36,另一个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俄罗斯穆尔多瓦共和国。关押在彼尔姆的持不同政见人士被认为都很幸运,因为那里的犯人都以知识界人士为主。

    伊赫洛夫说,持不同政见者的家属也受到牵连迫害,有的人被单位解雇,子女的上学和就业都会受到影响。

    摧毁意志公开认罪

    同中国被捕维权人士和政治犯有时上电视和公开认罪一样,苏联时代也有过持不同政见人士通过电视公开忏悔,或是在报上公开认错的事情发生。

    伊赫洛夫说,克格勃当时对持不同政见者们了如指掌,因此在审讯时并不太关注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细节和周围联系的人士,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摧毁持不同政见者的意志上,让他们公开忏悔能羞辱持不同政见运动,并且能展示给其他苏联政权的批评者看。

    西方当时更重视人权民主

    与今天更多关注同性恋等内部问题不同,冷战时代的西方社会更多关注人权和民主,特别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命运。苏联领导人每次出访西方时,都会释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相关议题也是主要讨论题目。

    伊赫洛夫说,西方国家现在都愿意同中国做生意,对中国人权和政治犯的关注根本无法同冷战时代的西方社会关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相比。但西方社会当时关注苏联人权议题时同今天一样也会遇到阻力。

    异议人士更需要公开支持

    伊赫洛夫:“特别是在勃烈日涅夫出访时,苏联领导人受到的压力非常大。但对勃烈日涅夫施压有时因为基辛格干预而中断。40年前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代表的一派人认为,不应该对苏联施加公开压力,因为压力越大,苏联会更不听话。他们主张台面下外交,同苏联外长格罗米科为此讨价还价。”

    伊赫洛夫说,虽然秘密外交的结果可能导致苏联多释放几名持不同政见者,但对更多的不很出名的苏联异议人士却带来很大打击。因为更多的苏联异议人士当时非常需要知道,他们的活动不是单枪匹马,而是获得了整个西方自由世界的支持。

    媒体今天对中国政治犯关注不足

    伊赫洛夫说,同当时西方媒体报导持不同政见者议题相比,今天的中国政治犯受国际社会的重视程度也远远不足。

    研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历史学家卢卡舍夫斯基说,持不同政见者当时是许多在苏联西方记者报导和关注的焦点。那些西方记者非常有勇气,他们冒着被苏联当局驱逐的风险与持不同政见者接触,报导他们的活动。

    卢卡舍夫斯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最早对外联络就是同在苏联的那些外国记者们接触,这些外国记者们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当你在从事抗议活动时,如果你感觉没有人知道你的活动,你会觉得非常艰难。而那些外国记者们却能报导向外界传递你的活动信息,让你感觉到自由世界都知道你所从事的事业。”

    大量使用流放手段

    卢卡舍夫斯基说,正是在各种压力下,苏联当局对待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那些较出名的人一直没敢下重手。比如对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一直拖到1979年,才将他流放,但始终没敢对他判刑。对待另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外长李特文诺夫的孙子也采取了相似的处理方法。

    伊赫洛夫说,同中国和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相比,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判刑时间相对较短,而更多采取流放手段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比如把他们和家属发配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些人在当地有的从事清扫工等工作,如果有毕业文凭,一些人也会被安排从事技术性工作。流放的地方一般会给他们提供宿舍或是公寓住宅。一些不太出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会被流放到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的首府。

    许多人被关入精神病院

    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苏联时代积极使用的另一种迫害手段是把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关入精神病院。苏联心理学界当时因此被赶出有关国际学术机构,直到苏联解体后才被恢复资格。

    伊赫洛夫说,一些持不同政见人士先是被送入著名的莫斯科谢尔博斯基精神病学院进行一个月的诊断,然后被送到其他几处地方精神病院关押,他们有时被注射特别的药液制剂。

    组建网络提供支持

    卢卡舍夫斯基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的同情者,支持者们都非常团结。当时许多人自愿组织起来为被捕关押人士提供各种支持,比如寄送信件慰问鼓励,送去各种食品和生活必需品,这些支持都非常重要,因为被关押的人会获得重要的精神支持,他们会觉得没有被人忘记。

    伊赫洛夫说,每当有人被捕,克格勃搜查,或是法院审判时,都会有很多人赶到现场表达支持。支持者们当时组织了很严密的网络,甚至还捐款说明家属。

    (来源:美国之音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news-chinese-political-prisoners-situation-are-worse-than-soviet-dissidents-20170524/3868975.html 2017年5月25日)

  • 那些逃离苏联的异见分子:我的祖国是一座精神病院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力,几经沉浮,但一直没有中断。
    苏联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形成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虽由不同派别和思潮构成,但其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法制秩序方面”是一致的。
    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在《自由、权力和所有权》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其父辈那一代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在我父亲储存的材料中我常常看到一张小传单,是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交给所有回俄国的人的传单。上面写道:‘如果你们回俄国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船只在海洋里沉没!’”而1972年瓦吉姆本人不得不离开祖国时,心里想着如果朋友要写什么嘱托的话,那一定是:如果你们到国外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飞机掉到海洋里去!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一贯宣称政治生活高度民主,言论自由,充分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积极性是苏维埃新社会的基本特征。然而,正是在追求这种目标的苏联出现了经久不息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尤其是在政治敏感度相对弱一些的自然科学界涌现出了大量持不同政见者。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俄罗斯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激励其不断地去探索真理、公正、民主和自由,直面权势,批评和质疑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
    “持不同政见者”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解冻”背景下出现的,不过,一开始“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股社会思潮,并没有成为一场运动。到60年代中期,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持不同政见者”逐渐成形为运动,它几经起伏,成为勃列日涅夫任期内苏联政治和文化精神生活领域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由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以及其他一些思潮构成。各派主张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但在反对复活“个人崇拜”,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方面,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法律秩序是一致的”。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苏联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甚至是危机,然而,苏联党和政府却把这些来自社会的不同声音当作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是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声,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压制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应该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
    为了强化思想工作,苏共中央和政府的宣传部、科学和学校部、文化部等职能机构拟定了新时期强化宣传鼓动工作的具体措施,除了要求全社会不断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之外,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后都要展开强大的宣传活动。一向受到特别重视的青年政治思想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时期,宣传部门和一切有关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的书籍,从各个角度不厌其烦地讨论如何在学生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甚至有人提议在大学生宿舍中开展政治教育。五年大学生活每一周开展什么活动,由谁组织,由谁监督,活动的具体内容都有详细明确的规定。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向世人宣传和证明马列主义和苏联共产党方针的正确性,力图在全国营造一种欣欣向荣的社会气氛,政府不断新建各种纪念馆和纪念碑,勋章和奖状漫天飞,庆祝会和纪念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更把这种粉饰太平的举动推向高潮。
    但是到了196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呈报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通过监控发现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状况不容乐观。许多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和党史课程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在他们眼中高校党的工作者就是一些不学无术,只会对学生进行监督的人。
    1976年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进一步谈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年来监控高校学生的情况。“在青年学生中三年之内发生了324次不良表现,参加的人有4406人……发表诽谤性的、蛊惑性的、修正主义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见,作为不良表现的一种形式,在数量上和参与的人数方面都是最普遍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团体行政化倾向非常严重,社团逐渐演化为党和政府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由于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与党的机构一起控制着大多数出版、评奖、出国以及晋升的途径,它的权力很大。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发表自己的作品,那他就无以为生。
    尽管政治局年年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次次都强调它的重要性,但对社会形势和人们价值观念趋向的变化,却一直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举措,即使是通过的决议和措施大多也没有得到执行。
    尽管勃列日涅夫明确宣布,苏联不禁止与众不同的观点,也不禁止对公共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批评。然而。从6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和安全部门迫切需要利用法律措施来打击日益高涨的要求民主、言论自由与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联邦增补了刑法关于反社会秩序罪的第190条。
    新增加的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内容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模糊性,而且,判罪的依据更侧重于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方面,这样一来为执法机构随意解释法律条文,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留下很大的空间。
    1967年安德罗波夫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为了加强同所谓的思想颠覆活动进行斗争,经过苏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其任务是组织反问谍工作和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第五局主要由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问题、大学生和无组织青年、侦查匿名作者和恐怖行动策划者、以及专门负责同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等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打交道的处室构成。
    克格勃第五局初期大约有200多人,1967年克格勃强化了自己侦察机构的工作,在一年当中招募了24952个新的情报员,占全部情报员的15%,并超过当年揭露出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二倍还多。为了监督人们的思想和情绪,苏联的领导愈来愈经常求助于用特殊手段进行这种调查工作的专门机关,这一方面造成了国家安全机构不正常的膨胀,另一方面又使缺乏民主的现象持续存在下去。
    政治上施加压力,分化瓦解是苏联政府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经常使用的办法。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利季娅公开表示反对政府审判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并在要求为两位作家减刑的公开信上签名,从此,她的作品出版遭到限制,甚至她的名字都很难在刊物上出现,最后被作协开除。尤为严重的是一些因为持不同政见而被开除公职的人,很难再找到工作,他们只能靠家庭和朋友资助,以及干私活为生。
    除了开除党籍、公职,收回住房,取消在莫斯科居住的权利之外,甚至还可以用“寄生虫”(不劳而获)的名义把持不同政见者遣送到边远地区管制劳动二到五年。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就曾以“寄生虫生活方式”的罪名,被列宁格勒法庭判处到边远地区强制改造劳动五年。
    对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的迫害就是政治上施加压力的最具代表的案例。1968年,当萨哈罗夫《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开始在私下出版物上刊发,并且在西方广为传播后,尤其是萨哈罗夫明确反对政府镇压支持“布拉格之春”的知识分子的游行后,他就被禁止参与原子能实验计划了。1970年萨哈罗夫等人建立苏联人权委员会后,政府加大了对萨哈罗夫的政治压力。
    1973年9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萨哈罗夫反社会的活动”的长篇通报,并很快传达到全国各地和各个行业,从此,苏联掀起大规模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在政府压力下,40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发表公开信批判萨哈罗夫,“萨哈罗夫近年来不再积极参与科学工作,并发表一系列关于苏联政府及内外政策的声明……萨哈罗夫的言论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
    1975年10月初,当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后,苏联政府再一次掀起批判萨哈罗夫的浪潮。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一份有关“揭露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政治背景的联合行动措施”的档案,要求克格勃在国外加紧散布西方授予萨哈罗夫和平奖是干涉苏联内政的言论。
    1980年初,由于萨哈罗夫公开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了萨哈罗夫的问题,决定将其流放到不向外国记者开放的高尔基市。直到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才允许他重回莫斯科。
    由于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活动从法理上讲并不违背苏联宪法的要求,这给执法机构处理持不同政见者增加了难度。1965年9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在国外发表文章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发生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请尊重苏联宪法”的示威游行。
    1966年2月苏联政府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进行审判,分别判处两人7年和5年徒刑。1967年A.金兹伯格、加兰斯科夫、薇拉拉什科娃和多勃罗沃里斯基等人,因为编辑并在西方出版有关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诉讼材料《白皮书》,遭到逮捕,而后又逮捕并审判了发起声援支持A.金兹伯格等人的L.鲍戈拉兹和P.利瓦伊诺夫,这样每一次逮捕审判持不同政见者总会激起新的一轮抗议,引发更大的,更广泛的社会反响。
    一批哲学家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写道:“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作家因撰写和出版(在国内外)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判的情况……此外,就我们所知,在沙皇俄国的历史上和欧、美、亚、非各洲的近现代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因在本国或国外撰写和出版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国家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讯的情况。”
    即使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最成功的一次审判,效果其实也并不像它所想象的那么好。1972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雅基尔和克拉辛,雅基尔的父亲是著名的基辅军区司令,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当时持不同政见者对雅基尔的期望很大。然而,二人在克格勃种种压力下屈服了,他们不仅承认自己有罪,而且供出了近60名持不同政见者。
    1973年夏天,国家安全委员会终于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有西方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被告像斯大林时代那样承认自己有罪,并呼吁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放弃行动。为了这场表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出马,威胁利诱雅基尔和克拉辛,让他们在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配合克格勃工作。据后来移居西方的克拉辛在其自白书《法庭》中透露:安德罗波夫要求他们“是否考虑一下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外国记者面前讲讲话?他们写了多少关于你们案件的谎言。应该洗一洗他们的脑子。要让西方知道,你们在法庭上讲的话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只是不要以为,我是在收买你们。”
    尽管这场戏进展很顺利,克格勃的目的达到了,苏联的报刊杂志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报道,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少有人相信雅基尔和克拉辛的悔过是真诚的,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两人和政府在道德与政治上的肮脏性,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二人本来就是克格勃的间谍。
    送进精神病院与驱逐出境
    利用精神病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上最为丑恶的一幕,通常的做法是把一些对政府不满或者对社会没有危害但是想法不切合实际的人,直接宣布为精神病患者,不顾本人和家属的反对强行关入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从而迫使受害者放弃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不去进行所谓的反社会活动。
    或者是先把某些要迫害的人逮捕,宣布他们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反苏鼓动和宣传)或第190条的规定(诋毁苏维埃国家和制度,扰乱社会秩序,不服从国家管理人员),而后由法院起诉并立即进行精神病学鉴定。通过鉴定宣布该人为无责任能力的人,这样法庭就可以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不公开审理,判决将其送人精神病医院强行治疗,从而,避免以前多次在政治案件审判中所面临的被动局面。
    苏军退役少将格里戈连科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格里戈连科曾在第18集团军服役,1964年因为组织“为恢复列宁主义而斗争联盟”被关入精神病医院。1965年出院后,格里戈连科以搬运工为生,拒绝领取战士养老金,并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主要人物。他不仅积极支持克里米亚鞑靼人返回家园的斗争,而且,还筹划成立人权组织。正是为此,1969年5月7日格里戈连科在塔什干被捕,谢尔比茨基法医研究所对他进行了检查,并宣布其为精神错乱症,送往专门的神经病医院接受“治疗”。后经劝说到美国治病。
    若列士麦德维杰夫因为在国外出版了几本有关批判李森科的书,并对苏联生物学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1970年5月29日就被从家里强行抓到精神病院,准备对其进行强制治疗。主治医师利甫希茨认为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有二重人格,
    “他是个生物学家,可同时他又总是做许多和他的直接责任完全无关的事情。再说,他总是对某些事情感到不满,总想对某些事情进行斗争。”但由于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强烈抗议,20天后若列士一麦德维杰夫被释放。
    驱逐出境乃是政府制裁持不同政见者的另一措施。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谈判期间,苏联开始迫使大量持不同政见者伴随着犹太人移民潮流亡西方。马克西莫夫、戈尔巴涅夫斯卡娅、阿马利里克、金兹伯格、西尼亚夫斯基、图尔钦、布科夫斯基、格里戈连科、若列士·麦德维杰夫等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都移居西方,以至于在西方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远远多于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一些不愿离开祖国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政府甚至不惜采取驱逐出境的办法,强行将其递解出国,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被赶出苏联的。
    1970年10月初,当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讯息公布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积极介入对索尔仁尼琴问题的处理,并准备在他出国领奖时将其驱逐出境。然而,索尔仁尼琴却决定不出国领奖,打乱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
    1974年12月14日《真理报》和《讯息报》同时刊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和驱逐出境的命令”,随后,索尔仁尼琴被押解登上前往法兰克福的航班,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1956~1960年因政治原因被判罪的苏联公民共有4676人。1961~1965年被判罪的为i072人。1966年为48人,1967年为103人,1968年为129人,1969年为195人,1970年为204人。1976~1980年总共为347人。当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材料所公布的数字可能与实际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有很大的出入,因为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按刑法一般条款审判的,而且,被判处送精神病院或驱逐出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远不都是经过法律手续的。此外,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通过行政、党或别的渠道施加压制的形式处理的。但是,通过这一材料最起码能够说明70年代以后,政府尽量减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审判,而采取其他各种方式了。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力,几经沉浮,但一直没有中断,这说明它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社会病态的自然产物,并不像苏联当局所说的那样是西方颠覆苏联社会主义的结果。
    (来源:阅读屋http://www.readhouse.net/articles/82651692/ 2016-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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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余一中:苏联时代的“被精神病”恐怖

    余一中: 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

    精神病是一种精神疾病,本来与政治无关。但是统治者却往往出于政治目的把政治观点和他们不一致的人看做精神不正常的人,也即精神病人。

    斯大林因20世纪30年代“大恐怖”时期实行大规模的逮捕、审讯、囚禁和枪杀搞得国内危机四伏,国外声名狼藉,遂把罪责推到暗藏的“人民之敌”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身上,并用双手同样沾满鲜血的贝利亚接替了叶若夫。斯大林还命令叶若夫扮演“自由主义者”的角色,清查制造“大恐怖”的各级“三人小组”(当时由各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三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就可以决定被审查人的生死)的罪恶并惩办相关的责任人,平反一些冤假错案,严格今后的办案程序,以便给人以苏联严格实行法制的印象。

    实行法制就意味着苏联当局无法再像30年代那样随意将批评领导和持有不同政见的人逮捕入狱或投入劳改营了。于是把不服当局“管教”而又不具备构成犯国事罪的材料的公民投入精神病院的做法就应运而生。1939年,贝利亚亲自把喀山精神病医院划归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喀山监狱管辖。从此苏联有了第一个监狱精神病院。尽管按照苏联法律,在押的犯人转送精神病院做强制治疗须有法院认定,但据后来的文件披露,关在喀山监狱精神病院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未经法院批准而由强力部门直接送去的。另外,当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文件规定,该监狱囚禁的都是患精神病的“国事(罪)犯”。而刑事罪不是国事罪,由此可以认定所谓犯国事罪的犯人是被当局视做“社会异己分子”和“人民之敌”的人,也即和普通苏联公民不一样的,认识到斯大林的“自由”、“平等”口号的虚伪性,不愿当“螺丝钉”和“驯服工具”的人。

    把看着不顺眼的人关进精神病院,对于当局是一件既维护了法制体面,又体现了人道主义,还免除了内务部门的侦讯之苦和司法部门的斟酌刑期之劳的大好事。于是这种做法就从斯大林时代延续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安德罗波夫时代……所以后来在列宁格勒、加里宁格勒等地也开设了一些监狱精神病院,或在普通的精神病院里分设了专属强力部门管辖的科室,以满足当局日益增长的收押异己分子、维持稳定统治的需求。而在领导苏联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并正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领袖们看来,判定异见分子是精神病的理由如同赫鲁晓夫说过的那样极其简单:“只有精神病人才怀疑苏联光明美好的前途。”

    在以精神病为名惩治异见分子的事业中,苏联的内务部、克格勃等强力部门起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精神病人”都有难忘的体会。

    若列斯·梅德韦杰夫是著名的苏联生物学家。他生于1925年,参加过卫国战争,是“解冻时期”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的《蛋白质的合成与个体发生问题》、《生长过程的分子遗传学机理》、《李森科沉浮记》等书就已经被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1970年5月29日(星期五)夜晚,一组警察来到他家,要带他去市精神病院做“鉴定”和“住院观察”,被梅德韦杰夫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当时正好在场的梅德韦杰夫的同事们纷纷谴责警察的违法行为。为首的民警少校粗暴地回答:“我们是强力部门的,你们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说完,当着梅德韦杰夫妻子和子女的面就给他戴上手铐,送进了卡卢加市精神病院。

    5月31日,强力部门把若列斯·梅德韦杰夫关进精神病院的暴行激怒了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他们是:苏联科学院院士阿斯塔乌罗夫、恩格尔噶尔特,著名作家特瓦尔多夫斯基、田德里亚科夫等。他们致电卡卢加市精神病院的总医师利夫希茨,抗议对若列斯实行强制治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苏联科学界、思想界和国际社会为若列斯·梅德韦杰夫获得自由做了巨大努力。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分别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萨哈罗夫在信中说:“若列斯·梅德韦杰夫是遗传学家兼政论作家,他是一个具有出色的、灵活而精确的思维的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这样优秀的人竟然被说成是“精神病人”,那么“若列斯·梅德韦杰夫的遭遇明天就会成为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遭遇。”“这种没脸说出真实原因却毫无根据地变着法惩治人的做法正在成为时髦。”这些话道出了笼罩着苏联的“被精神病”恐怖。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若列斯·梅德韦杰夫于6月17日被从精神病院里放了出来。

    如果说梅德韦杰夫的活动涉及到政治和国际问题,那么,一些平民百姓也就只是因为个人私事而发发牢骚罢了。但即使这样他们也逃不脱强力部门鹰犬的魔爪。例如,一个名叫谢罗夫的人在街头贴了这样一份用打字机打的征婚小广告:“同志们,在民主德国征婚广告是可以在报纸上刊登的。亏了有这种广告,在民主德国25岁以上的男女只有3%没有结婚,而苏联却是18%。苏联宪法保障发表的自由,可苏联并没有发表的自由,所以报纸不刊登征婚广告。所以我只好把我的征婚广告贴在电线杆上和院墙上了。”很快,警察来到他的工作单位,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因为苏联公民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正直的公民和精神病医生们的努力抗争,1970年以后有关苏联利用精神病院迫害异见人士的消息渐渐被透露到国外,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连“文革 ”中的中国报刊也曾谴责过苏联政府用精神病院镇压苏联人民的罪行。1977年于檀香山召开的世界精神病学大会在审阅了专案组提交的关于苏联精神病治疗领域受害者与施害者的材料并认定其真实可信后,通过了谴责苏联出于政治目的滥用精神病治疗手段和药物的决议。大会还停止了苏联神经病学家与精神病学家协会在世界精神病学组织中的活动。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苏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众的自我意识觉醒了,社会变得开放了,许多禁忌被解除了。关于苏联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政治异见人士的信息被大量揭露出来。出于政治目的利用精神病治疗手段和药物的做法似有收敛,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因为许多当年穿白大褂的罪犯并没有得到惩处,政治强权也依然存在。据俄国媒体最近的报道,在地方上投诉精神病医生的案子中有16%是涉及动用精神病医疗手段压制异议人士的。这说明精神病恐怖的阴影还在游荡,只是游荡的范围缩小了而已。

    或许,政治家们应当多一些宽容,即使你非常正确,代表了民众的绝大多数,反对你的只是一小撮人。伟大的苏联作家高尔基和扎米亚金都曾自称为“异端”、“异教徒”,他们都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历史是由异教徒推动的。”想一想吧,当初苏联当局如果听得进梅德韦杰夫关于苏联科学的意见、格里格连科关于警惕新的个人迷信的意见和苏军撤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意见、谢罗夫关于发表自由的意见,苏联还会解体吗?(来源:南方都市报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1-01/24/content_195321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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