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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药物短缺致民众愤怒和焦虑

    迫于经济压力和11月下旬各地发生抗议活动后不断上升的社会不满情绪,当局在12月7日突然全面放松疫情政策限制后,全国出现了大规模感染潮,新冠病毒席卷中国,一份当局内部会议纪要显示,中国单日新增感染人数直逼3,700万人,12月1日至20日累计感染达2.48亿人。

    政策突变使全国的医院、诊所和药店措手不及,药物短缺,等待买药的顾客排成了长龙,而药店内早已被抢购一空,最常见的退烧药和感冒药一药难求,成千上万中国人为寻找药物费尽心机,加剧了民众的愤怒和焦虑,在网络上引起大量不满的声音。12月23日,微博话题#卖退烧药45天赚近60亿#登上热搜,该话题显示一家中国药企靠卖退烧药在45天哪赚了近60亿人民币。在社交媒体抖音上,不少民众都在讲述药物短缺的情况。有人表示:“管的时候像管瘟疫,放的时候像丢垃圾,病了也该给点药吧。你不给我花钱也买不到啊。”

    在微博上,网民纷纷宣泄不满与愤怒。网民CaiZT的网名说:“泱泱大国,百八十米一个大药房,我连一颗布洛芬都买不到。”网民谢淮西说:“药贵的要死,没人管??平时只卖几块钱的药现在都涨价十几二十甚至更多,厂家加价店家加价,最后还是买家被趁火打劫。”是网民书言呀_说:“三年了,三年了,连药都买不到。悲哀。”

    在问答网站知乎上,被删除了的问题《如何看待现在国家放开疫情管控?》,网民的回答除了愤怒,还是愤怒。网民Simon林回答说:“全员核酸一年做了几十上百次,几分钱的退烧药发不出来。真优秀。”网民狐狸家的空空回答说:“一夜之间放开了,什么准备都没有。”网民国内外专利商标回答说:“封了多少小区了,每次应对突发状况都没有预案,你还指望着干嘛?”

    在网络上广被传播的作者署名魔都学霸的题为《上海两千万人静默三个月的代价,白白浪费了》的文章写道,上海为了实现社会面清零,采取大规模的核算检测,高峰时从江苏浙江抽调大量医护人员协助。但恰恰是核算检测时的聚集,核酸检测的不规范,又造成新的传播。作者批评,上海三个月封锁付出的巨大代价,白白浪费了。

    作者还分析,为什么现在松绑后突然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形,一是宣传突然转向,民众心理准备不足;二是基础药物准备不足,布洛芬等退烧药脱销,事实上中国是全球布洛芬第一生产大国;三是医疗资源准备不足,各地医院仓促进入临战状态,从新冠定点,到全面开放发热门诊,使得很多医院的医护人员出现大面积的感染,不得不带病上岗;四是顶层方案设计不足。

    作者项栋梁在其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发表文章《为什么连医院都买不到退烧药?》,文章说,都知道退烧药不好买,但我万万没想到医院也会缺药:前几天,我分别问了上海、广州、成都各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医生朋友,无一例外,门诊都开不出【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这两种退烧药了。一位医生朋友跟我半开玩笑地说,现在发热门诊能做的基本只剩下“话疗”,用谈话来安抚患者,然后大家各显神通去找退烧药。真正的弹尽粮绝。

    文章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一直以来是全球最大的退烧药生产国与出口国。退烧药产能明明这么高,为什么还会如此短缺呢?答案就四个字:毫无准备。当前,退烧药已经事实上进入了政府管控调节的范围,第一批增产出来的退烧药肯定会优先供应医疗机构与敏感单位,会优先供应给某些更高贵的城市。是的,管控并不是为了让你好买药,而是为了按照政府的意愿来分配药。

    作者无根之风在微信公众号“洪广玉”发表文章《我们为什么会缺退烧药?》,文章说,缺药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在12月7日放开后,到目前已经9天了,仍然没有药品大量填补上来?要知道,中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退烧药生产基地。全球扑热息痛、布洛芬一半的产能都在中国。只要做好规划,提前一段时间预判,产能不是问题。

    文章认为,有关部门完全没有预判到缺药会严重到什么程度,没有对市场需求量、目前的库存量进行哪怕很粗的评估,否则就不会连“提升产能”提都不提,更没有提出任何应急预案。各方面的信息都说明了一点:在放开之前,并没有任何评估药物供应和储备药物的计划。这进一步说明,“放开”本身是很突然的,很多工作都来不及做。

    文章说,中国的放开其实是“防不住”了,是被动行为。文件中的“宣布放开”,不过是承认现实。现在还要加上一点,即有关部门对于“防不住”的判断也出现了偏差,即他们也许会感觉到“防不住”,但可能寄望于各地还会僵持一段时间,但没想到形势变化如此之快。大家认为的“储备药物”是一件天大的事,但对于决策和执行严重分离的职能部门来说(政策突然转向时就是这样),其实是一件并不存在的事。

    作者越秀山边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对话李公明:请问国家医疗应急司,你们履行职责了吗?》,文章说,最近,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退烧、感冒药“一药难求”。线下药店和社交平台都充斥着“布洛芬什么时候能有货?”“布洛芬还是买不到”的声音。像感冒类的中成药,这两天陆续有一些供应,但像布洛芬等退烧药,从12月7日放开之后至今两周的时间了,一点新的供应量都没有。这有点太匪夷所思了。没有存货、需求暴涨,这些可以理解,但是两周的时间,物流也好、生产周期也罢,哪怕是一有货就被抢光都可以理解,怎么可能会没有新的供应流入市场呢?但市民看到的是,普通药店一直没货,头部连锁药店也没有,药店的上游医院供应平台也没有,互联网药品销售平台叮咚、京东等也没有。布洛芬到底去哪了?

    对话嘉宾李公明认为,“布洛芬去哪了?”这个现象恐怕可以称之为“布洛芬之谜”了。而且一般公众恐怕难以知道,总以为是自己买不到布洛芬,却不知道压根就没有市场供应量。这恐怕是“布洛芬之谜”中最诡异的现象。如果在市场上绝迹,但不大可能布洛芬全部供应给医疗机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明显不符合让轻症感染者居家休息、根据需要服用退烧药品的新政策。那么有如下可能:一是布洛芬完全停产;二是产品被全部封存。这两种情况可能更加匪夷所思,甚至连想都不敢或不应该想。

    作者认为,对公众来说,似乎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它甚至具备某种讽刺意味:作为全球主要的布洛芬原料药生产国和出口国,居然会有布洛芬“一药难求”情况的出现。更何况,它此刻与公众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救命药”。审视布洛芬缺货的过程,我们会发现,这首先是一个因为政策对市场信号的扭曲,导致供求关系严重失衡的过程。正如有媒体报道梳理的,疫情三年以来,疫情防控政策是严控布洛芬等四类药的售卖,在这种情况下,药店不会囤货,药企卖不出货自然也就不会备货和存货。各地疫情爆发下,很多药企四类药的产能在没有饱和的状态下,甚至出现了停产。所以,如下的现象就意味深长得有些诡异了:如果同样可以作为治疗感染新冠之后的药物,为什么之前严控药店卖布洛芬,但连花清瘟却到处免费派发呢?

    文章最后说,无论如何,布洛芬等退烧、感冒药品的断货绝非正常的市场经济现象,它折射出的问题一是前期的严控售卖政策强行扭曲了市场供求关系,同时对于产能出现的严重状况没有及时关注和调整;二是在防疫政策作出根本性改变的时候,没有作出正确的需求预判,其中包括没有借鉴国外以及香港地区已经出现过的情况和对策。我不知道作为国家一级的医疗应急司,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是否还能说是履行了自己的工作职责?至于说“为什么会连如此简单但却关系万千民众生命健康的事,都做不好?”,我也和你一样很想知道真实的答案是什么。

  • 中大研药物重新定位 或可助控精神病

    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助理教授苏汉昌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部分非精神科药物,可用于治疗精神病。他们提出以生物信息分析方法,透过分析表达图谱,把七种主要精神病的基因排序变异和1,309种不同类型药物的表达特性作比对,制作了一个可用药物清单,当中部分药物可重新定位作治疗精神病。苏教授及其团队希望此方法日后能套用在其他疾病,尤其是为一些治疗方法较少的疾病,提供更多药物选择。相关研究文章已刊登于著名学术期刊《自然-神经科学》。

    基因图谱技术一日千里,当中“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在过去10年的发展最为迅速,这项技术可以找出人类基因组内序列变异,是医学界了解成因复杂的疾病之主要方法。医学界至今进行超过3,000 项GWAS研究,覆盖过百种复杂疾病,但甚少研究成果应用于药物开发,此项研究正好弥补不足。

    比较图谱分析药物潜能

    研究团队先分析GWAS数据,抽取诱发七种主要精神病(包括精神分裂症、躁郁症、重性抑郁障碍、焦虑症、认知障碍症、专注力失调/过度活跃症以及自闭症)的基因变异,然后估算该病症的表达图谱。之后将病症的表达图谱,与在公开数据库取得的1,309种药物的基因表达图谱作反向比对,最终鉴定出一些可以重新定位、有机会用于治疗精神病的药物。例如阿士匹灵、“氧合酶-2”抑制剂等非类固醇抗炎药物,在研究中被列为有效抑制躁郁症或精神分裂症的药物;而部分降血脂的他汀类药物,亦可能有助于控制躁郁症。不过研究团队强调,相关药物必须经过临床验证才能用于治疗精神病。

    研究团队希望是次研究可以为利用人类基因组数据研发药物,以及药物重新定位的工作开辟一条新路径,亦期望是次研究所筛选的药物,可供医学界参考及作进一步测试,以发展出新类型的疗法。

    (来源:成报 http://www.singpao.com.hk/index.php?fi=news1&id=43092 2017-08-21)

  • 精神病患者需要的不只是药物和治疗

    早前大热的港产片《一念无明》在社会掀起一阵热话,除了因为影片拿下多个奖项,亦因为它真实地展现了香港的社会问题,包括精神病患者和他们的照顾者缺乏支持,还有精神病康复者所面对的歧视。

    精神病患愈趋普及

    《一念无明》无疑唤起了大众对精神病的关注。香港生活节奏急促,事事讲求效率与回报,工时又长,造成生活压力大,容易诱发情绪病及其他精神障碍。根据「2016精神健康月」筹备委员会研究工作小组公布的「全港精神健康指数调查2016」,有近三分之一(31.6%)的香港人「精神健康指数」不及格。

    近年香港社会出现了不少关乎精神健康的问题,唤起社会高度关注,包括青少年自杀日益严重、自闭症及患有其他学习障碍的学生和家长们缺乏适切支持、患有思觉失调的病人未能及早得到识别和治疗,还有社会人口老化,导致认知障碍症服务的需求增加等等。

    精神障碍影响个人和社会发展

    精神病患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不单损害个人健康,更直接影响我们社会的发展。世界卫生组织(世卫)便指出,因精神不健康而引起的心理疾病,是引发生理疾病和早逝的主要原因。

    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的调查(注1),成员国约有20%的工作人口受精神问题困扰,除了为社会带来沉重的医疗和经济负担外,更影响国民生产力,导致失业、家庭破裂以至其他社会问题。以英国为例,精神健康问题令该国每年损失700亿英镑,即4.5%的国内生产总值(注2)。经济学人智库于2016年公布的「亚太精神健康融入指数」报告亦指出,精神病令澳洲和新西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减少了3.5%和5%。

    今年世卫将每年4月7日的「世界卫生日」之主题定为抑郁症,并展开长达一年的宣传教育运动。现时全球约有6.15亿人患有抑郁或/和焦虑症,占全球人口约10%。世卫估计,到了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然而,即使在高收入的国家,有近50%的抑郁症患者得不到治疗,原因是政府投放在精神卫生的预算不足。

    香港精神卫生资源不足

    香港方面,政府在2016/17年度给予医管局精神科服务的拨款为47亿元(注3),占该局同年的整体拨款(534亿元)近9%,并占整体公共医疗卫生开支(约700亿元)大概6%。

    一直以来,社福及卫生界团体均批评政府投放在精神健康上的资源不足,亦欠缺全面政策。经济学人智库于2016年的「亚太精神健康融入指数」报告便指出,香港的精神健康指数在1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行第七,得分65.8。报告认为,香港缺乏一套正规而全面的精神健康政策,医疗和社会服务之间的协调亦不足。

    现时本港有约24万名精神健康有问题的人士透过医管局接受治疗及支持服务,较2012/13年度增加21%,其中儿童及青少年组别的求诊人数更增加逾五成,但同期在医管局工作的精神科医生只增加了7%至356名。事实上,目前香港在精神卫生的医护人手极度短缺,世卫建议每1万人应有1名精神科专科医生,但香港的比例却是2.5万至3万人才有1名医生。不少团体及人士便批评人手短缺导致医管局精神专科的新症轮候时间太长。以儿童及青少年精神专科门诊为例,2016/17年度新界东的非紧急新症轮候时间为136周,即2年7个月,其他地区的轮候时间亦介乎49至95周。

    明显地,公共医疗体系的精神科服务并不能满足需求。至于私营服务方面,私家医生收费昂贵,据知收费由每次1000元至1万元不等,绝非一般市民或「打工仔」可应付。另一方面,雇主及保险公司一般不愿支付相关医疗开支,以致患者往往因为不能负担而延误诊治,令病情恶化。

    能否得适切支持 直接影响参与社会权利

    一直以来,平等机会委员会(平机会)十分关注本港精神健康问题。根据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残疾人士包括精神病患者,应在独立生活、融入小区、医疗卫生与康复,以及工作就业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自由和尊严。精神病患者能否得到适切治疗及支持,可谓直接影响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

    平机会透过执行《残疾歧视条例》,致力消除精神病患者面对的歧视。从2011至2016年,平机会收到共444宗基于精神病而作出的残疾歧视投诉,占这6年间根据残疾歧视条例作出的投诉的20%。这些投诉当中,66%属于雇佣范畴,当中牵涉不获招聘、无理解雇和不公平待遇等,反映了社会对精神病患者及康复人士以至他们的家人,仍是抱有偏见、负面和抗拒态度。

    针对本港的精神健康问题,以及如何协助病患者融入小区、康复者重投社会,平机会一直积极作出政策倡议,又进行有关研究,包括2016年公布的《香港精神健康综合小区中心及其他社福设施选址所遇困难的研究》。过去4年,平机会并参与了精神健康检讨委员会的工作,就本港精神健康服务和政策以及未来路向,给予意见。

    今年4月18日政府终于发表了《精神健康检讨报告》,当中提出40项建议,涉及20个范畴。报告除了指出不同年龄层,包括儿童及青少年、成人,还有长者的精神健康服务不足之处和改善空间之外,亦包含了不少提升服务能力的建议,这与平机会建议当局处理特定年龄的精神问题可谓方向一致。

    然而,报告并未有就长远精神病人数目以及医护人手需求作出具体估算,对于长远精神健康政策规划和蓝图亦着墨不多。平机会过往便曾表示,政府应规划全面而长远的精神健康政策,又应拟定长远人力计划,培训精神健康专业人士,以促进和改善整体香港市民的精神健康。

    至于报告内建议设立常设咨询委员会,还有制订长远心理健康推广策略,以增加公众对精神障碍的认知,平机会表示支持。归根究柢,我们的小区需改变对精神病患的态度,增加对精神病患的关注、认识和接纳,从而减少偏见与歧视,建造共融社会。尤其是雇主,应该摒弃对患病雇员的偏见,给予他们更多的谅解、关怀和合理适切的协助。

    结语

    《一念无明》的编剧陈楚珩表示,希望观众在看完电影后可把电影带进生活,多思考别人背后的故事,适当地给予关怀和爱,也希望正经历痛苦的人感到有人同行。对于早年曾作为精神科护士的我来说,可谓感受特别深。在我服务期间,我曾见到不少受精神障碍困扰的人遭到家人、朋友、雇主甚至社会离弃,孤独面对病患,郁结解不开,痛苦万分。对于他们来说,需要的不只是药物和治疗,而是支持、谅解和鼓励,令他们觉得人间有情、希望仍在,并可有伴同行,不再孤单。

    注1:"Sick on the Job? Myths and Realities about Mental Health and Work", OECD, Jan 2012
    注2:"Mental Health and Work: United Kingdom", OECD, 2014
    注3:根据食物及卫生局于2017年4月25日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

    (编者按:文章标题为编辑所拟;来稿原题为「从《一念无明》到剖析香港的精神健康政策与服务」)
    作者是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

    (来源:明报 https://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70526/s00022/1495760016725 2017/5/26)

  • 协助精神病患者,不是单靠药物来疗愈

    ·尖沙咀港铁站的纵火事件令人伤心和震惊,带出了有关精神病的讨论。舆论和社交媒体的分享倾向说: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士构成对社群潜在的风险,需要密切的监察和控制,以及更好的「跟进」和「照顾」。

    ·我不禁会问,这是小撮人精神健康「不对劲」的问题吗?

    我曾经因为儿童时的艰难经验和社会孤立而发展出强迫症、抑郁症和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特色。我十三歳被诊断为有精神病,之后感受到身边的人会抗拒我这个身份,因而不会分享自己的经验予人知道。在承受童年创伤、精神病污名和失学、失业的影响,我在廿歳左右开始在街上感到别人走过来会加害于我,他们会说出辱骂的声音。在精神科病房里,我认为医护人员联合来针对我,令我不能出院。我有被迫害的想法,是因为我长期被忽略和压力所影响,而十分贬低自己,那些迫害我的角色,其实是我看待自己的心声。我在之后重投社会生活,建立支持的关系和社会角色,这些想法和声音便逐渐消失。

    我在十三歳开始接触精神科,我学习了不分享自己的事给医生知道。医生听我说了被人迫害的想法后,只会加药,令我承受痛苦的药物副作用。医生不曾关心过我这些想法背后,是诉说着一个怎样的创伤故事? 当中的痛苦是怎样的? 我曾经询问过医生有关药物副作用的问题,医生响应说他要诊治很多病人,无时间回答我这些问题。我需要解除心中对药物的疑虑,我也需要心理方面的支持,但换来的只是简单的「被服药」—在不情愿的状况接受效果不佳的治疗。我自然会想不服药,而我当时就是这样做了。

    近年来,我开始不用服药。我建立了自己帮助自己的方法和能力,也有支持我的关系、角色和信仰。我体会到艰难经验,包括被虐待、被忽略、持久和巨大的压力等会造成创伤,引致过去严重情绪困扰的反应。虽然药物治疗在当时能够一定地缓解我的困扰,受伤的心不能单靠药物来疗愈,重要的是让我有机会去分享经验和获得支持,以及能够接触足够的资源,建立支持关系和社会角色。当没有了这些小区联系和投入,药物治疗本身并不能帮到我多少。

    我们需要的是加强小区里的支持,让人们能够过自主和有尊严的生活,获取资源,建立关系和实现角色。政策的目标应是促进服务用户平等地在小区中过着人性化的生活,而不是着眼「跟进」和「照顾」他们。

    每当有这类暴力事件发生,服务提供商,包括医管局的医护人员及精神健康综合小区中心的社工都更警觉「风险」的出现。服务提供商会为了安全着想,会加大力度来监察他们认为有同样风险的人士,确保他们服药和得到支持,更容易会去考虑以强迫入院的方式来处理不依循治疗的受困扰人士。专业人士和社会大众在这些风险管理和强迫治疗的气氛下,更难去聆听和理解有精神疾病患者的经验,令他们更加孤立、困扰和抗拒帮助。各类「强迫治疗」的措施容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情绪困扰,令人抗拒寻求帮助。

    涉嫌在尖沙咀港铁纵火的男子经历过甚么? 他面对过甚么伤痛? 医疗等支持服务能否促进他在小区中过着平等和人性化的生活? 我们从这些事件中,可以反思社会在预防创伤和情绪困扰方面的工作,究竟做到几多? 在儿童、青少年期,成人们和社会制度会否压迫年轻的一辈,阻碍他们的全人发展和成长? 在进入成人世界后,市民有足够的安全感和发展机会,让人丰盛安稳地生活吗? 扭曲的价值观、人际关系的疏离正在如何影响着我们的? 那涉案男子其时讲了「曾荫权害死我儿子」的说话,其实反映了他的甚么经验和社会病态?

    没有人想有这样的惨剧发生。我们经历极端惶恐和困惑之后,要避免将这个事件简单化,只当为小撮人的治疗和支持问题。研究显示,患有精神疾病人士的暴力率与其他人没有显著地不同,他们造成的暴力事件往往源于很多的背景和环境因素。

    有关当局须订立促进「全民心理健康」的政策。社群中是否互相关怀和支持? 社会政策是否能促进人们身心灵生活的丰盛发展? 人们赚钱谋生的过程和生活的基本资源是否有助其身心灵健康? 香港社会是否尊重每个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并且让其平等地在小区生活? 我们尤须关注儿童及青少年在增强抗逆力和处理心理创伤的工作,及早预防严重情绪困扰的出现。

    不论有没有精神科诊断,大家都会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压迫和创伤,经历所造成的心灵伤害。在我来说,情绪困扰的经验诉说着社会压迫、创伤的故事,启发了我面对逆境和疗愈伤痛,以及实现社会转变的方向。

    【编按:作者是精神病康复者及从事精神复康服务的社工。】

    (来源: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72234 2017-02-15)

  • 美国年轻人群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现状

    尽管对年轻人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顾虑不断上升,美国抗精神病药物在年轻人中应用的趋势和模式尚未明确。
            2015年7月1日,JAMAPsychiatry杂志在线发表了美国年轻人群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现状的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MarkOlfson博士及其同事完成,描述了美国年轻人群中的抗精神病药处方模式,重点关注年轻人群的年龄和性别。
            研究指出,2006年~2010年,抗精神病药的使用在13~24岁的年轻人中增加,但在12岁以下年轻人中下降。13~18岁的使用率最高,尤其男性,临床诊断主要为控制冲动及攻击行为,而非精神病性症状。
            研究者回顾了IMSLifelinkLRx纵向处方数据库2006年(n=765,829)、2008年(n=858,216)和2010年(n=851,874)有关抗精神病药处方的数据,以及2009年医疗理赔数据(n=53,896),所涉及的患者年龄为1~24岁。IMSLifelinkLRx纵向处方数据库包含了美国将近60%的零售药房。
            结果显示,2006年~2010年,1~6岁儿童使用抗精神病药的比例从0.14%下降至0.11%,7~12岁儿童的使用比例从0.85%下降至0.8%,13~18岁青少年的使用比例从1.1%升高至1.19%,19~24岁年轻成人的使用比例从0.69%升高至0.84%。
            2010年,男性被处方抗精神病药的可能性高于女性,尤其是儿童及青少年:1~6岁为0.16%vs.0.06%,7~12岁为1.20%vs.0.44%,13~18岁为1.42%vs.0.95%,19~24岁为0.88%vs.0.81%。
            2010年,1~6岁儿童由精神科医师开具抗精神病药处方的比例低于其他年龄组[57.9%vs.(70.4%~77.9%)],使用抗精神病药治疗的1~6岁儿童中,大约29.3%接受1种或1种以上由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医师开具的处方。
            另外在2009年,使用抗精神病药的年轻人中因精神障碍申请医疗理赔的最常见诊断为注意缺陷/多动症(1~6岁52.5%,7~12岁60.1%,13~18岁34.9%)和抑郁(19~24岁34.5%)。
    (来源文献:http://archpsyc.jamanetwork.com/article.aspx?articleid=2339963  201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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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贫困精神疾病患者可获免费基本药物救治

     昨日是第23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也是《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一周年。记者从湖南省卫生计生委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全省今年专项投入资金8500万元,计划救治救助5000名贫困重性精神病患者,改扩建精神卫生服务机构20家。截至9月底,任务已完成过半,预计年底前能全面完成。
        据省脑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办公室主任付文彬介绍,湖南省脑科医院作为省级定点医院,承担其中的300例符合条件的贫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救助任务。目前仍有100余个名额可申请,有需要的患者家属可拨打电话13908480054(精神科女病房王医生)、13637402427(精神科男病房龙医生)报名。
    昨日,长沙市卫生局、长沙市疾控中心公布全市近年来全面落实精神疾病综合防控措施情况显示,长沙已全面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及国家重性精神疾病治疗管理项目,为贫困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免费住院、免费基本药物救治。目前,长沙市政府对精神病患者实施医疗救助,即政府免费为本市城乡精神病患者提供基本的控制性药物、常规检测和重症精神病人住院治疗。
    (来源:网易网 http://news.163.com/14/1011/02/A888EMK300014AED.html2014-10-11 02:1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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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为药疯狂》出版 警告精神治疗药物被滥用

    简介:
     
    近年来,精神治疗药物的使用量暴增,尤其是通过处方开出的给儿童的兴奋剂和成_人_的抗抑郁药物、镇静药物。大众越来越依赖处方药物来解决心理和社会问题。媒体直接将镇静类药品介绍给消费者,并向外行人赞扬精神治疗药物治疗儿童和成_人_各种心理、情绪问题的效果。
     
    精神科药物的使用已不只是西方社会的问题,国内也使用得越来越多。不过,从西方到国内都一样,医生给病人药物的信息相当有限。而且许多药物反而是给病人带来新的问题。医生在开出抗忧郁药物或镇定剂处方之前,通常只花几分钟时间评估病情。可是一旦病人决定接受药物治疗,很可能一辈子都摆脱不了这些药物,也无法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有害副作用。
     
    想找到一位医生指导病人服用精神治疗药物很容易,但要找到愿意帮病人停止用药的医生却很困难。
     
    本书用通俗的语言,告诉我们各种常见的抗忧郁、镇静等等药物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问题,同时也告诉读者,如何寻找助力来一步一步的戒除这些药瘾,以及在戒药瘾时可能面临的各种身心反应。
     
    本书英文版出版后,受到世界范围内许多精神类药物的使用者和专业临床医生的高度肯定与赞许。 
     
    希望对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有益,让您身边有更多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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