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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谌洪果“被菲律宾”行程卡变黄码

    【民生观察2021年11月14日消息】原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湛洪果去一趟运城坐高铁回到西安,都是低风险地区,下车后健康码却变成黄码,显示14天内去过菲律宾。但是湛洪果这辈子都没去过菲律宾。扣押身份证,关在车站隔离区后,他不停给防控部门、社区、政府和中国移动打电话都没有答复。直到第二天依然是黄码,依然被去过菲律宾,真神奇。

    湛洪果:2021年11月11日,我从低风险地区运城返回西安。我在运城只待了一晚,西安离运城也不到一个半小时车程。上午10:32准时到站,出站扫码,我的一码通是正常的绿码,回西安前也刚做过核算检测。

    按惯例出站还需扫行程卡,显示却是黄码。怎么回事?一看,原来上面标明,我14天之内,除了去过运城,还去过菲律宾。但我从来没有去过菲律宾。

    然后我被拦住了,说是登记一下。本以为最多十来分钟就解释、查清并解决的问题,却把我带到车站隔离区,登记完,身份证收了。待了三个多小时。

    说等雁塔区的防控人员来接。中间我不断申诉,没人听,一人让我打12345,打了没用;然后我又打10086,要求确认漫游地,答复正在处理中,让我等待。我把行程卡被黄标的消息发到朋友圈,有人说,你是不是时空接触;有人说,你是不是用过vpn;有人说,你的电话号码是不是被盗用了;还有人说,你是不是因啥事被监控了。我只能说,我是好公民,没手机翻墙,没干违反防疫政策和违法的事。

    几个小时干耗,又渴又饿,疲惫焦虑。不同的人,拦阻的、登记的、交接的,问了七八次以上的问题就是:你真的没有去过国外?我七八次回答:我真的没去。然后就是沉默。没心情看随身带的《柏拉图对话集》,我无聊地刷着抖音。我已快到知天命年龄,生命紧迫感越来越强,故每日做有意义的事,不愿浪费一分钟光阴。在这个过程中,看管的五六人,他们笼罩在防疫白袍里,都没啥话可说,大部分时间都看着手机。他们已经见得太多了。

    到一点半,才由专门的防疫车送到住处。临行和路上,分别接到社区和街办人员三四次电话:“你下午就好好在家隔离,等雁塔区防御办核实后,你就可以自由行动了。”好吧,配合。下午三点多,接到一个雁塔区防疫人员电话,说是核实的,让我再想想最近一年出过国没有?并且强调国家大数据不可能出错。我瞬间无奈地笑了。还需要追溯到一年时间?我去过哪里,不是有出入境管理处可以查么?不是可以跟移动公司查实么?不是有我的出门车次记录么?所谓的核实,就是让我这个无辜的当事人来承担举证责任?国家大数据没错,难道我被出国被菲律宾了,还成了我的错?大数据难道仅仅是行程卡上的数据,不是还有别的各种有关我生活出行的数据都可以相互印证吗?而且从常识理解,我若最近14天真去了菲律宾,难道还能容许我自由坐高铁,我不早就一进海关就被隔离了?

    没有道理可讲。晚上八点多,再度咨询10086,正式回复,已经确认,我最近一年的确只在西安和运城活动过。兴冲冲打开行程卡,仍然显示黄码,仍然去过菲律宾。再问10086,回复:行程卡是对方app设置问题,与移动公司无关。

    今天早上打开行程卡,我仍然是黄码,仍然去过菲律宾。然后又接到街办电话,说国家大数据地方没有改动权限。让我自己申诉,可是按照行程卡底下的客服,我就是向10086申诉了啊,有什么用呢?专门打开“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使用指南”,最后一段明确规定:“如果在行程查验过程中遇到用户查不到数据或查询结果和实际行程不符的情况,建议能结合用户提供的车票、机票或其他证明材料,综合判断查验结果。”显然,其意思是,如果用户出现错误信息,执法者需要综合权衡其他材料,然后做出合理的、人性化的决定。

    可是,现在许多地方的疫情执法已经成为了简单的一刀切,不考虑其中可能的失误、当事人的具体处境。为了避免自己承担责任,就宁愿加码执法,快速高效把人控制起来,整治什么都能雷厉风行;但一旦涉及具体当事人的基本诉求,就层层推诿,部门之间互相踢皮球,办事效率低下得令人发指。我遭遇的这件事非常非常的小,比起很多因疫情影响被隔离十四天、被关闭生意、被各种耽误损失的人来说,实在不值一提。但我认为其中暴露的问题,真的值得深思。

    疫情似乎成为了政治正确,只要是疫情管控,所有人就得服从大局,执法者也都是一副义正词严按规则办事的面孔。搞得现在连提出一些科学合理的建议,或者就自己的一些不公平遭遇公开诉说一下,都要小心翼翼,害怕被攻击、被上纲上线,甚至被承担法律责任。我是法律专业人士,法律人的一个特质就是保守,所以我最不希望生活秩序被破坏。作为普通人,我希望社会稳定和谐,人人心情舒畅,能够把更多心力用在实现繁荣上,而不是被无谓地消耗。真正的安全不仅体现于不被疫情感染,社会治安好,也体现在我们能够正常出行,自由理性发表意见,遇到事情能及时有效沟通解决。疫情还在反复,紧急成为常态,如果老是担心被黄码被红码,老是担心自己的一点抗议都被扭曲,那也是一种不安全感。

    我也清楚,很多防疫执法人员紧张辛劳,承受各种压力。他们也生活在害怕失去职位失去工作的恐惧当中。我甚至要说,要是换成我在那个位置,我也会按规则办事,我也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于被执法的对象,不管他们是焦虑也好,痛苦也好,看得多了,我也会变得麻木。久而久之,我就习惯了我的职业无情和我的日常情感的分裂。所以,我不会说他们是平庸的恶,每个人都是弱小的,都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处境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生存的选择。

    所以我想提出一个“谌洪果之问”:我们都仿佛被无形的力量笼罩着,我们也不知道谁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每个人的做法都没有错,都可以理解——普通人没错,执行者没错,决策者没错,国家更不会错。那么,错在哪里呢?我认为最好的答案就是错在疫情,狗日的新冠病毒。

    如果就是这样,我放弃一切“为权利斗争”的念想。我会明智地告诉自己,要适应这样的生活。我会自我安慰,没啥没啥,大部分日子都国泰民安着呢,何况有时我们还会遇到幸运的事。而当我们遭遇不幸的事时,就要想开些,自认倒霉。命运无常,交给偶然。对于普通人来说,人生就是偶然,必须承认这一严峻的事实。所以,低三下四、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挺好的。说实话,这就是我现在的人生观。

    但我还是期待规则的背后,有一些慈悲;我还是怀着侥幸(同样是偶然的期待),就看这种懒政要多久。我还真有点不信,疫情之下我们的执法者各种大事件大场面都能处理过去,应对过去,对于我这个小小的普通人的被菲律宾被黄码的这么一件小如微尘的事,就要一天一天拖下去。在疫情现实的真相外,我想说出另一个真相,关于人心的真相:人心硬了,会很脆弱;人心软了,才会坚韧。

    如果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谁)解决了我的问题,我向你们致以温情的敬意。

  • 因申请游行程晓峰家人遭恐吓骚扰

    【民生观察2021年8月30日消息】湖南株洲公民程晓峰(网名:大卫),因为反对株洲地方官员阳奉阴为、私自篡改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为群众接种疫苗必须坚持自愿原则的行为,早几天向株洲公安局递交了《反对变相强制接种疫苗游行示威申请书》。在公安局审核待批期间,程晓峰住家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少数人,竟然趁他不在家时去骚扰其年过80岁的父母,并在言语中对其6岁的儿子暗含威胁。针对这些政府工作人目无党纪国法的黑恶行为,程晓峰非常愤怒,今天通过网络向全社会发表了公开《声明》。

    程晓峰:昨天下午,辖区的茨菇塘办事处趁本人不在家,对我家人进行骚扰,故意告知老父亲我在网上发文闯了祸,并恐吓说将来会影响到孩子的未来,意图造成家庭不和,变相对我施压,当然这种卑鄙的手段在我预料之中,也确实击中了我的软肋。但他们低估了我的承受能力,一旦走出了第一步,没有任何障碍能阻止我进行到底的决心,他们只会激发我更强烈的斗志。

    在此申明,政府一日不停止强制或变相强制接种疫苗,我将一日都不停止抗争,哪怕面临牢狱之灾也在所不惜。

    另外,如果政府人员胆敢再次骚扰我的家人,我将用你们看得懂的东西进行伺候。

    今天,这帮畜生卑鄙无耻的抄我后路,诱骗我八十岁的父母接种疫苗。对于这种行为我不会坐视不理,唯有反击才能表明我的态度。

    由于示威申请书被延后五日,为了走完程序只能耐心的等待,不出意外9月5日前应该会收到不予批准通知书,为了不连累大家,我将独自一人在炎帝广场举行静坐绝食示威。抗争不会停止,觉醒势不可挡。

    网友: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应该坚决支持程晓峰保护自己家人不受侵犯的态度和立场。我们可能不一定能给予曾经的老刑警程晓峰先生的义举多少实质上的帮助,但转发他的《声明》,让更多的网民关注他,是对程晓峰先生的声援和支持。

    另外,有网友因在推特上转发程晓峰关于《反对变相强制接种疫苗游行示威申请书》,遭到辖区派出所的约谈。

    王译:不知现在程晓峰那边情况怎么样了,而我要因此推文被有司约“喝茶”了…下午三点。
    今天(8月27日)上午九时许,长垣市国保大队长连呼几个电话,称“上午见个面”。
    我:上午没时间,不见。
    他:那就下午。今天必须见。
    我:到底什么事?
    他:网监监测到你又在网上乱发东西了,关于程晓峰申请游行示威的…

    而就在前些天,重庆一市民给纪委监察打电话投诉强制接种疫苗之事,随即,就被请去喝茶了,怕他是受“某势力”指使。

  • 包龙军律师因大数据行程码被打

    2021年8月13日包龙军律师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就是这个所谓的大数据行程码,北京被标注了*字,保安就不让进。我和他说,这不代表我去过中高风险区。但就是不行,还说:你出去,这不让你进。我说超市也不是你家,你凭什么不让进。于是,我又把健康码给他看,他说这可以。我说行程码也可以,你这是多事。那保安就强横的又说了一句:不愿进你就走。我指责他态度恶劣,之后发生争执,他就对我动起手来。这就是事件经过。之后我报警,一警带着两个辅警出警。因出警警察态度不很好,我要求去派出所处理。路上,我给王宇打电话,引起辅警和警察不满,说对我传唤,不许我再打电话,并称要检查我随身物品,拿走了我的包和手机。我要传唤证和扣押正。他们称口头传唤,已经和我说明白了,不需要给书面传唤证。说检查不是扣押,也不出具扣押证。这样,把我扔在全封闭的一间屋子里不管了。因为外面很多人打电话给他们,也因为王宇发推了,三个多点后,一警查进来带我出去,说做笔录。他办公室还有两人,其中一个穿黑半袖体恤的人说,你妻子是重点人呐。她在推特上说你被打,报警后把你带到了派出所,打人者却逍遥法外,这不实呀,你们是一起带来的呀。你让她删了这个推。我就问他:什么是“重点人”?都有什么标准评定?我也是重点人。之后,我又说:我手机还在你们那扣着呢,怎么给王宇打电话?他一听,就不吭声了。这时带我进去的警察说,你看这事怎么处理?我先问他姓名以及出警警察的名字。他说他姓王,出警警察姓陈。我说让超市经理和打人的人道歉。他就把超市经理叫来,他们给我道了歉,警察写了调解书,就说结案了。

    我一直认为,疫情虽然是客观事实。但是,各个国家机关、各个小区商场超市车站港口等都安排专人检查扫码测体温,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明白的授权?因为你干涉到了很多人的私人生活,取得了很多人的私人信息。这样,是不是需要更公开、更透明并有相应规范。就像我这次,我的码完全是绿的,他就不让你进。你们检查人员有否标准?你们怎么上的岗,是否经过考核、培训?因为标准不统一,就会让人行止无措。

    我一直反对各个地区一刀切式的马上的设立各式的检查岗,借疫情之名,行使权力、限缩公民权。因此,遇见这样的检查,我都会去争执。

    看来,要给人大写一封公开信了。谴责借疫情之名随意剥夺公民权的行为。不能让所有的责都由普通民众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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