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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凤，湖北襄樊市人（现襄阳市），襄阳市第二十中学退休教工，18年前，自己家开个小铺，丈夫身体健康，儿子徐浩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音乐教师。此时，正享受天伦之乐的她，没想到人祸会降临到她的家庭之中。

1997年，湖北襄阳市发生一起命案，外逃的嫌疑人张文华向警方写来“举报信”称：是他和自己的初中同学徐浩一起杀的人，他已畏罪自杀，并说明了埋尸地点。在张文华缺席的情况下，徐浩被抓入狱，襄樊检察院当时三次公诉开庭，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次撤案。最后襄樊市政法委出面协调公、检、法后，1999年3月19日，在撤案二十天里，无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徐浩被判处死缓。

警方抓捕徐浩的主要证据之一就是外逃人员张文华的举报信，其余就是证人证言，杀人动机-凶器等均未找到，就认定徐浩有罪，起诉逮捕并判刑。这么不严谨的判决及荒唐程度均出自有罪推定，而推定的前提尽然是襄樊市政法委出面组织，公、检、法三家协调的结果。

如此葫芦僧断案，作为母亲的赵克凤当然不服，她也坚持认为自己的儿子是无辜的，至此，赵克凤和丈夫徐新玉开始走上18年的漫漫上访路。在上访途中遭到政府截访9次关押黑监狱，遣返、殴打则成为家常便饭。最让她难过的是2004年一直为儿子徐浩申冤的丈夫徐新玉因脑溢血去世，少了一个支撑她继续伸张正义的精神支柱。

然而，为儿子申冤的意志未曾改变，此案的主要证人，即杀人犯张文华还没有归案，只要该人一归案，徐浩跟他当庭对质即可说明很多问题，赵克凤只能将翻案希望寄托在寻找张文华的下落上。然而寻找此人多年廖无音信，直到2007年，襄樊市要退休的一个老领导告诉她，张文华已在宜昌死了，不过改名换姓叫唐建敏。

原来，张文华并没有自杀，他逃到宜昌市又犯下抢劫罪被执行死刑，在被捕后冒用表哥“唐建敏”的名字，经过一审、二审、死刑复核，都没被“验明正身”，最终被处以死刑。而牢里的徐浩还等着他的落网来洗清冤屈。这个消息襄樊当局在两年前就知道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告诉赵克凤。
 
了解一切情况后，2011年5月19日，赵克凤到北京上访，湖北驻京办主任马忠亮、姜爱民为了骗她回家，说给她儿子办理保外就医，她信以为真的就和当时在京的樊城区法院印法官、郑主任、教委张书记一起回家。到家后，当天下午7点多，她在菜市场买菜时，被樊城区法院陈晓丽庭长带四个人猛然抬架到早已停在路边的车上，嘴被他们捂住，身子被按住不让动。开车直接把她送到襄阳平安医院，就是襄阳精神病医院。
 
赵克凤说“送到后，他们就说我有精神病，让我在这里治疗，我根本就没有精神病啊，我让他们打电话通知我的儿子和女儿，结果限制了我和家人见面。在精神病院内，强逼给我灌药打针，让我整天昏睡，我不吃药，值班护士张倩就殴打我。有一次，我偷偷的把药吐掉被她看见，她就打我嘴巴，打得血流满嘴。家人找不到我，我没有换洗的衣服，我没办法就到厕所里洗衣服，被张倩看到后，她就暴打我耳光，我的耳朵被打聋，至今听不到声音。”

在精神病院关押二十多天后，赵克凤实在受不了这种摧残迫害，他写了一封求助信偷偷的求一位病人家属带出，通知了她的弟弟。他弟弟得知后从河南迅速来到精神病院向医院要人，医院当即通知了襄樊市政府，后来襄樊政府的官员硬逼着她弟弟和儿子写下保证书，并要她儿子做担保人，要求在三年内不准申冤申诉，否则不让出精神病院。她儿子被迫无奈写了保证书，这样赵克凤才走出精神病院的大门。

2011年9月19日，《新快报》记者刘虎以“枪毙九年后“死囚复活”引出迷离案情为题，详细报道了案情；后《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栏目以“伸冤葫芦案”视频播报；《南方周末》以“案情有疑点，搞一个死缓算了”曝光审案内幕。此案的情况和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聶树斌案属于类似的案情。
 
全国各大媒体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确认徐浩杀人的证据被国内多位法学专家和知名刑辩律师认为不足以认定罪名，法庭上认定的作案时间、地点、经过、动机等也均自相矛盾。法学家、律师们还成立了“徐浩关注团”，来关注案件的进展。
 
迫于社会的巨大压力，湖北当局发布对徐浩案的再调查，经历18年的辛酸奔波后，赵克凤认为出现了微弱的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