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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镇雄县、重庆市长寿区发布通告，决定从2022年9月21日零时起对集中隔离场所实行收费。

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两地的通告均称对拒不支付者“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而要害正在于这个所谓的“依法”和“法律责任”。

自2019年12月前后疫情从武汉爆发以来，除了《传染病防治法》等几部已经生效的法律、条例外，中共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并未颁布任何针对新冠疫情的专门法律和条例，特别是没有颁布任何有关集中隔离费用由谁承担的法律或条例。既如此，云南省镇雄县、重庆市长寿区两地的新冠疫情防控部门所称“对拒不支付者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所依之“法”就根本子虚乌有，所欲追究的“法律责任”更是不知由来、无从谈起。因而，两地的通告是十足的法盲式拍脑袋决定，体现了十足的中共式的权力意志，暴露了当地党政机关和官员根深蒂固的强权思维以及淡薄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两地通告实在是虚张声势，企图忽悠民众，所宣称的“法”绝非国家法律，而只是当地主要党政官员随心所欲的法盲式个人强权想法。

相反，中共的《传染病防治法》却明确规定隔离费用应由实施隔离的政府承担。

《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经上级政府批准后，县级以上政府可以对已经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实施隔离措施；实施隔离措施的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

“提供生活保障”意即承担被隔离人员的食宿等日常费用，不容置疑和狡辩。

《传染病防治法》第三条规定的甲类传染病有鼠疫、霍乱两种，乙类传染病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25种，并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传染病暴发、流行情况和危害程度可以决定增加、减少或者调整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以公布；第四条规定对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其他乙类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要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新冠肺炎2019年年底在武汉突然爆发，因而不在中共之前已经颁布的《传染病防治法》各类传染病之列，显属“突发原因不明”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毫无疑问，依上述第四十一条的规定，隔离费用应由政府承担。云南镇雄县、重庆长寿区擅自决定对被隔离者收费实乃明目张胆的公权违法，其所谓“依法”和追究“法律责任”实属信口雌黄和强权撒野。

中共及其各级衙门和官吏的强权任性和胡作非为由来已久，是中共根深蒂固的传统和天性。在年初的上海全面封城劫难中，即便被外界认为是中共治下执法相对文明些许的上海公安也上演了无数暴力“执法”、野蛮“执法”、非法“执法闹剧”，如分明是强盗式的非法破门而入，中共警察却强词夺理叫嚷“依法执法，请你配合”，分明是核酸阴性或者阳性存疑、正在核实，中共警察却强行上门以暴力手段把人带走，并狡称“依法执法，请你配合，否则警察可以实施强制”，明明从无任何一级中共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核酸检测并无强制性的法律依据，中共警察却虚张声势地恫吓不做核酸检测违反了什么政府颁布的紧急状态法令，并对公民非法地“依法”拘留……

中共警察还在高速出口非法堵截知名人权律师常玮平的妻子陈紫娟女士一家三口，而当陈紫娟以中共公安部的公开规定对非法拦截他的中共警察进行录像时，中共警察竟能斗胆叫嚷“警察执法时公民不能违法拍摄”，公开打脸他的最高上司中共公安部。厚颜无耻以至于此，夫复何言！

其实，不仅对警察的合法执法任何公民均有权拍摄、监督，而且对中共警察的非法、暴力和野蛮“执法”，公民非但可以录像，更可以像范木根、崔英杰、夏俊峰、丁汉忠等人那样，依法行使正当防卫和无限防卫权，可以将强横成性、非法“执法”的中共警察、城管等官吏制服直至击毙。

民间舆论一致猜测云南镇雄县、重庆长寿区的财政大概的确吃紧，才不得不出此蠢招。疫情三年，各级公权一味蛮干，动态清零、全员核算、政治挂帅、经济管死，私营企业纷纷倒闭，底层民众入不敷出，税源枯竭，财政自然紧张。然而，财政果真紧张到了无法开支隔离费用吗？非也！为什么不裁减天文数量的冗官、庸官、贪官？为什么不废除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工青妇、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协甚至作恶远远多于行善的政法委和各级党委？天文数量的中共冗赘官员一旦裁撤，积重难返的中共特权公款挥霍自然消除，财政还会紧张吗？还何需打本已嗷嗷待哺的底层小民的歪主意、从他们已经空空如也的腰包里劫掠隔离费？

新冠疫情历时三年，从最初的高重症率和高死亡率到目前的轻症化、感冒化和低死亡率，全员和常态化核酸检测、无差别的全城封控、大规模的转移隔离等等疾风暴雨的战争式的、粗放型乃至野蛮的防控手段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质疑，越来越明显地失去必要性，越来越暴露出其反科学性和反人道性。中共的疫情防控越来越偏离疫情的医学和科学本质，越来越异化为中共各级官员向上进忠、制造泡沫政绩的表演秀，越来越赤裸裸地被中共用作服务于其政治目的、“证明”其政体优越于宪政、民主政体的魔术棒，也即中共高层最近固执喊叫的“要算政治账”。此次云南镇雄县、重庆长寿区悍然非法强迫小民缴纳隔离费，公然非法推卸政府应当承担的支付隔离费的法定职责，实施毫无必要的大规模异地转移强制隔离，尽情表演作秀，向上邀功请赏，就是最新式的政治防疫、防疫政治秀。当国际社会理所当然地要求中共配合调查新冠病毒的源头时，中共叫喊欧美各国搞疫情政治化，而当中共自己高喊“要算政治账”时，却似乎浑然不在意自己的这个“要算政治账”其实是最无赖、最拙劣的疫情政治化。

云南镇雄县、重庆长寿区此举如被中共各地效仿，定将成为各地党政机关和官员的敛财新路，为各地官员打开一扇新的贪腐大门，既向上进忠邀功，又赚得盆满钵满，政治经济两手都强硬。这莫非又是一起经典的高级红低级黑吗？莫非两地党政主官心怀叵测，唯恐中共后院不起火，一心要激起民变、从内部搞垮中共吗？

民生观察 2022年9月29日

据推特及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著名异议人士现在广东韶关北江监狱服刑的王炳章博士，在狱中遭遇不给亲人探视，不给邮寄大陆合法出版图书，退回给亲人的家书，长期遭受单独关押等等被剥夺服刑人正当权利的罪恶情况，且今年初王炳章还告诉家人预感自己有生命危险，并在今年3月一度传出王炳章去世消息。如此种种事实说明，王炳章博士长期遭受非法侵害，基本权利尽被剥夺，最近生命面临危险，随时有可能重蹈刘晓波、彭明、杨天水等等政治犯被迫害死于狱中的覆辙。民生观察对中共当局公然违反法制，肆意践踏人权，残酷迫害王炳章博士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王炳章博士的生命安全，力避政治犯再遭囚杀的悲剧重演！

据王炳章博士的弟弟王炳武对外披露，今年以来家人们和哥哥的联系变得很不稳定，例如王炳章的女儿年初要去探望却被中国拒绝入境，王炳章的儿子王代士在一月好不容易见到了父亲，向父亲提到将为他出书后，自此就再也没有收到王炳章寄出来的家书。王炳武又说，今年3月发生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不知为何中国官方透过联系人放消息告诉他们王炳章已经过世，让他们焦急万分，4月王代士终于又见到父亲，才知道王炳章写过好多信，却都被退回了，这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现象。

王炳武说：“他的好多信我们都没有收到，我哥哥一月份见了他的儿子的时候，他说他要给他很多内容丶写书的内容，然后到了四月份，他的儿子再去看的时候，我哥哥就说那些给他(王代士)写的信丶告诉他很多内容，都被退回去了，退回给他(王炳章)了。(所以这很明显就是要影响王代士写书的计划，刻意不让王代士写就是了？)可以这么说。”

直到大约10天前，他们终於收到半年来第一封王炳章写的家书，除了报平安外，信中提到希望家人能寄一些关於圣经丶易经的书给他。没想到，他们请上海的朋友帮忙购书寄书，却在前天被退回来了，这也是首度家人寄书被监狱退回的情况，而且并没有说明任何理由。

王炳武表示：“根据监狱的规定，只要是国内发行的书，他都可以读，所以这次还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说国内发行的书，我们托人买给他寄去，这还是第一次退回给发件人。”

王炳武说，去年底王炳章就告诉家人预感自己有生命危险，后来发生这一连串不寻常的事情，让他们更忧心王炳章的情况。他说，只能希望透过各界关注帮忙和神的庇佑，让王炳章能尽快被释放。

王炳章博士，1979年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82年，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医学哲学博士学位，为中共夺权后公费留学生在北美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同年，创办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 1983年，王炳章创建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担任第一、二届主席。1989年，他参与创建中国自由民主党，担任第二届主席。1998年1月，他潜入中国大陆推动筹组民主活动，二周后被中共逮捕并驱逐出境。1998年2月，他参与创建中国民主正义党，出任发言人和中国民主运动干部学校理事会顾问。6月，他出任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备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顾问委员。2000年2月，他出任中国民主党海外总部顾问。

1998年，王炳章博士针对中国民主问题，集结自身多年研究思考，出版了《中国民主革命之路——中国民主化运动百题问答》，原名《民运手册》，以问答的形式解答关于民主理念、民运策略、改良还是革命等问题。有两大特点：其一，是运用通俗的事例，将高深的民主理论浅显地表达出来，具有初中程度的人即可读懂。其二，对民主化运动的实际运作有翔实的介绍，有较强的实用性。

2002年6月，王炳章在越南边境附近，遭绑架至一艘开往中国的船上，在中国领土上遭公安逮捕。2003年2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的罪名判处王炳章无期徒刑，他目前正在韶关北江监狱服刑。一直以来都被狱方单独关押，禁止任何人与他交流，目前他已经中风多次。狱方的看管人员也是六个月一换。

2019年6月4日，王炳章博士的姐姐王金环写给中国民主人权联盟(西雅图)一封公开信。该信在西雅图纪念6。4大屠杀和89民运三十周年大会上宣读。王金环在信中说，几年前我们都还可以去看他，但后来中国就不给我们签证了。不让我们进入中国。其中包括：王金环（姐姐）， 王玉华（妹妹）， 王炳武（弟弟），王天安女儿。2019年1月10号，王天安与丈夫，女儿均在加拿大外交部的帮助下得到了中国签证，并到达中国杭州，但是，杭州不让王天安入境中国，所以未被允许去看王炳章。1月15日王天安从首尔经北京转机回加拿大，但在北京首都机场转机的时候被强迫送返首尔，也没能转机。

2013年，台湾立法委员田秋堇向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局质询此事，国安局公开回复，从未运用大陆人士王炳章及彭明先生从事情报工作。可见中共当局对王炳章博士判刑纯属构陷，是为了阻止王炳章博士致力推进中国人权民主法治的建设努力。

中共当局蓄意迫害王炳章博士的行径，严重违反中国《宪法》、《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相关条款，也违反中国《监狱法》对服刑人员“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生活、卫生管理应当贯彻保障健康、一视同仁和有利于改造等原则，使各项生活制度有利于保持罪犯良好的身体素质”、“在服刑期间发生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准许保外就医，监外执行，也就是取保监外执行”，及保障服刑人员亲人与律师会见权、看书看报获取信息权等等权利条款。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1、立刻停止对王炳章博士的违法侵害；2、最高检自2018年4月至2019年12月在全国开展“监督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专项活动”时，对王炳章案进行专项调查；3、立刻无罪释放王炳章博士。

民生观察 2019年7月4日

 
民生观察：警惕中共当局对基督教的进一步镇压
 
据网络披露，北京市朝阳区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3月16日发出“ 关于开展基督教私设聚会点调查核实工作的通知”。要求各街道工委、地区工委（乡党委）“为深入贯彻全国和北京市宗教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按照市委统战部、市宗教局和区委、区政府开展基督教专项治理工作的部署，在全区开展基督教私设聚会点调查核实工作，为下一步开展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专项治理工作提供依据。”通知还要求官员“通过入户调查、实地走访等形式，逐一排查辖区内基督教私设聚会点情况，并由街道、乡汇总，完整、准确填写《朝阳区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专项治理工作调查表》；通过调查核实全面掌握辖区内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的基本情况，对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的情况和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私设聚会点的治理措施进行研究，并形成书面材料”。 通知最后要求“各单位于3 月 30 日 16：00点前将调查表和书面材料纸质版加盖公章报送区民宗办宗教科，电子版通过U盘同步报送。”
 
无独有偶，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河南南阳市政府宗教管理部门也在下发类似于北京朝阳区民宗办的通知：即日起展开清查基督教私设聚会点排查专项行动。有基督徒将该份通知上传到互联网，但被网络管理员屏蔽。
 
从已经传出的这些通知，可以清楚看到：一、近期中共当局召开了全国性宗教会议，以落实2018年2月1日生效的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为由头，进一步加紧了对基督教的管控；二、一场全国性专门针对基督教的专项治理工作已经部署下来；三、目前以清查基督教家庭教会所谓“私设聚会点”为专项治理的切入点、突破口，正紧锣密鼓地在全国展开。由此可见，一场全国性大规模高强度的对基督教的严酷镇压正在到来。
 
现实中一些事实也注释着这场镇压的脚步。如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辽宁大连基督徒周金霞在北京中南海大门外举牌表示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传福音，3月16日被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现羁押在大连市看守所。而以往多年来周金霞多次下到中南海附近举牌传道，但都是被警方带走控制或行政拘留几天，便释放回家，但这次却是刑事拘留，这释放出打压强化的明确信号。
 
另一明确信号是深负打压基督教恶名的前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居然高升为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龙2014年以来在浙江疯狂拆毁十字架，据不完全统计，有将近2000家庭教会甚至官方的三自教会的教堂与十字架被他领导下的浙江有关当局拆毁，并且还拘押殴打了一批试图前往为教会维权的律师与传道人，由此引起了国际社会与宗教界的高度关注与强烈谴责。如此一个背负镇压基督教恶名的人，居然在离任浙江省委书记一年后，于今年两会上升任了副国级领导人。这是公然置国际舆论于不顾，公然褒奖镇压基督教的恶徒，这也事实上给官僚队伍树起对基督教为恶得高升的榜样，是变相鼓励官僚镇压基督教。

 
如上种种事实显示，中国当局正在展开对基督教更严厉的镇压。 当然，从历史来看，中共一直视基督教为敌，不仅在大陆夺得政权后就对基督教加以压缩改造，更在文革中毁教堂关牧师，直到文革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胡（耀邦）赵（紫阳）改革开放，才给了基督教一定发展的空间，但共产极权的马列教义，其本质上仇视一切非马列之外的主义与宗教，因此，虽然在表面迫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不得不认可其他宗教的存在，同时在法律上标榜对宗教的尊重，但骨子里那种敌视、排斥与打压却是间歇性发作，有时还呈现癫狂状态。
 
基督教倡导爱与公义。放眼当今世界，基督教文明的国家都是遵行普世价值，达成民主、自由、法治、和谐、富强的国家，而敌视基督文明的国家，则多是战乱不止，动荡不安，专制落后，民不聊生的国家。中共当局现在加大对基督教的镇压，正是仇视普世价值，背离人类主流文明，大步走向极权专制的反映。
 
中共当局这种镇压基督教的行径，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还违反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第二条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也与中共新当权者一再标榜尊崇宪法与依法治国相违背。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呼吁中共当局：
 
一、立刻停止对基督教的打压，释放拘押的一切信教与传道人士；
 
二、切实落实宪法赋予“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开启以旨在保障公民人权的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实现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
 
民生观察 2018年3月22日

——对王伟光“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说的声明
 
2014年9月23日，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旗下的《红旗文稿》发表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立刻广为转发引发网络热议，尤其是那句“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被国内各大网站作为头条标题广为流传。
 
在文章里，王伟光写到：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自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后，“阶级斗争”这个词已在中国消失了三十多年，所以作为官方最高级别智囊的社科院院长王伟光重提阶级斗争，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也引发党媒、公知、网民的激烈口水战。
 
中共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9月29日发表题为《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章，回顾了中共文革前的历史，称阶级斗争理论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揭露“以阶级斗争为纲”曾经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危害，重温邓小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暗批王伟光重提阶级斗争。
 
而在网络上更是众多公知、网民驳斥批判王伟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说：“王伟光违反政治纪律，公然鼓吹阶级斗争为纲。”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说：“以社科院为主要机构的文宣，频频发出对抗中央精神的声音，应引起高度警惕，应追究政治责任。”媒体人秋石客说：“王伟光等于告诉人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共产党人如果不讲道路斗争，不搞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必然亡党亡国。”学者吴祚来撰文称王伟光此时重提国家与专政问题，就是要对抗习近平的“依宪治国、协商民主”理念。时评人士周晓辉也称王伟光等毛左们此时频频发表极“左”言论，不应视为偶然，是中共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所致。
 
把王伟光的言论解读为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是对抗中央精神，对抗习近平的“依宪治国、协商民主”理念，体现了相当多的理中客们话语体系的习惯性顽固与偏执，寄托转型希望在最高统治者身上，于是从反腐看到了要建造民主自由的现代中国，从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主题看到法治春天的到来，从王伟光的鼓吹阶级斗争看到中宣部对抗中央。
 
这种对改良的意淫完全无视残酷的现实直相。官方近两年对民间的持续大扫荡，对社会的暴力控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大围剿，不讲普世价值，要讲中国特色；不讲新闻自由，要讲党管媒体；不讲公民社会，要讲社会管理创新；不讲公民权利，要讲和谐社会；不讲党的历史错误，要讲高举毛邓旗帜；不讲权贵资产阶级，要讲中国梦；不讲司法独立，要讲政法委办案。
 
既然“七不讲”，“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那么王伟光提倡阶级斗争有什么奇怪？官方从来就没有否定过阶级斗争，直到现在阶级斗争的观点仍然是官方堂而皇之写在宪法上的：“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王伟光说出了官方的心里话。王伟光讲阶级斗争，着重点在“人民民主专政”。宣扬“人民民主专政”，是基于官方对政权合法性与政权安全的焦虑。官方的政权合法性焦虑在于它不是通过公民认可的民主选举来产生的政权，而是通过暴力压制而得到，经济增长成为了维系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手段。而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抗争的总体扩大导致官方的道义资源快速丧失，以经济增长来换取执政合法性认同已越来越不可能，官方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必然要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维稳体系以继续维护其利益。既然是“人民民主专政”，则必然有“阶级斗争”，此基于“打江山坐江山”的意识形态给官方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来源。
 
官方从来就没有抛弃过阶级斗争，一直是其立党之本。在其闭口不言阶级斗争的这三十多年间，对民间打压与控制的敌我思维，不正是披法治的皮，行阶级斗争之实吗？以为王伟光鼓吹的是极左言论，“依法治国”正当时，还真的以为“党改”可期，“宪政”有望了。十一年前的废除收容遣送、人权入宪，不也是一片纷繁的人权进步春天到来的声音，最后人们才清楚这不是“春天”，而只是“叫春”吗？春梦发一次就足够，继续意犹未尽那就活该发噩梦了。
 
王伟光惹众怒在于说了大实话，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漂亮话。论漂亮话，毛泽东在1940年的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就令人欢欣鼓舞：“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而史书上挂羊头卖狗肉的出处为《后汉书•百官志》：“悬牛头，卖马脯，盗跖行，孔子语。”“悬牛头，卖马脯”后来演变为“挂羊头卖狗肉”，意思已表达得很清楚，挂牛头卖马肉者，说的是孔子的圣话，干的是强盗柳下跖的勾当。
 
最后，我们必须要指出，共党自夺权建政以来虽然骨子里一直并未真正放弃阶级斗争和专制高压，但最近二、三十年表面上确实未再宣扬阶级斗争说。王伟光今再抛出“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说，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意思，而代表了背后的一种思潮和势力。这是一种左转和倒退。一个真正信仰和坚持依法治国的政府是不会允许这种反人类、没人性、早已为世人唾弃的阶级斗争思潮和行为堂而皇之出现的。
 
民生观察在此声明，对阶级斗争思潮和现象的警惕、反击无论如何都不过分，这不仅仅是当今统治集团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