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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怎么办?

    九月底,民谣乐队瓦依那和任素汐合唱的《大梦》一夜之间爆红,无数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疯狂转发刷屏,引起社会广泛共鸣。从《大梦》的爆红,可以窥见当今中国社会群体情绪基调以及其中蕴含的时代走向。

    《大梦》长达九分钟,从六岁到八十八岁描述了普通中国人的一生,唱尽了普通中国人的苦难,看似浅吟低唱的叹息,实质全是挣扎与绝望。贯穿歌曲始终的那句“该怎么办”,无疑是最能触及人们脆弱情感的追问。十八个“该怎么办”,是苦难的中国人向整个社会、整个时代发出的不解与追问。

    “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大梦》直戳人的心窝,触及人的心中痛楚,完全击垮了普通人的脆弱情感。当今中国从没有一首歌像《大梦》一样,把中国人所有年龄段的焦虑、烦恼、无奈、压抑、迷惘、悲伤、彷徨、挣扎、绝望,以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引发社会的集体共鸣。

    一首歌若是引起社会的广泛共鸣,一定是反映了某种社会普遍心理。在中国社会处于全面焦虑期的当下,《大梦》的爆红可以说是完全在情理之中。

    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不分年龄、身份、阶层,都处于丧失安全感的共同迷茫与焦虑中。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至今,整个社会陷入普遍的苦闷彷徨中,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找不到任何方向与出路,生存焦虑、经济焦虑、政治焦虑、安全焦虑、信仰焦虑等犹如重重大山层层积压在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头上。

    丧失安全感导致的生存焦虑、经济焦虑、政治焦虑、安全焦虑、信仰焦虑等其实真正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外新冷战,对内新极权,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抗,内强化对社会的控制,使中国结束了所谓“改革开放”的繁荣时期,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向深渊滑落,整个社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身处此沉重现实中,没有哪一个阶层能例外。“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官员们担心站队问题被政治清洗;知识分子除了做“歌德派(歌功颂德)”,再没有任何在公共舆论场挥斥方遒的场合;教师整天提心吊胆防备被学生举报;企业家担心被“养肥了就宰”;中产阶级担心财富被“清零”;普通城市打工族成为“996”的“社畜”;大学生毕业就是失业,情愿“躺平”……社会充斥蔓延沮丧与无力感中。

    在《大梦》激起社会的普遍共鸣前,社会已通过各种流行的“亚文化”展现了普遍的苦闷彷徨情绪。“躺平”、“内卷”、“佛系”、“社畜”、“摆烂”、“韭菜”、“人矿”等高频热词的热传无不显示着时代越积越厚的悲观压抑情绪。

    2022年中共的二十大使习近平正式建立了习家王朝,彻底让曾渴望中共通过改变党魁而改变现实的人们期待落空,这种心理上的巨大落差给社会心理带来了更巨大的痛苦感,渴望改变现实而又无能为力,现实既然无法改变就只能随波逐流彷徨挣扎,“该怎么办”就成为每一个人向整个社会、整个时代发出的不解与追问。

    这种在歧路上没有任何性质的彷徨究其因当然是中国社会犬儒主义的结果。中共长达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确使中国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状态,民众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2008年中共实施四万亿救市刺激计划后,通过政府主导的“铁公基”(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投资性建设,既成为挽救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同时确实改变了中国的整体面貌,而民众以政治上的犬儒妥协和容忍社会的不公换取了经济上的财富积累,从而使中共获得了相当庞大的政治红利,成为中共执政的主要合法性支柱。

    然而,中共的“铁公基”手段终究只是偏门手段,并不具有长久实施的可能性,相反的是,“铁公基”换不来社会公平,只能吹大资产泡沫和而扩大社会不公平,既纵容了既得利益集团攫取了绝大部分国民财富,更制造了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泡沫这两大危害要素,成为今日中国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主要推手,政治上的犬儒主义让社会丧失了面对和改变社会不公的勇气,最终全体国民为此埋单。

    在目前来看,中共“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政治红利并没有消失殆尽,现阶段中国社会还将不得不继续持续这种不知何去何从的彷徨状态,社会只能停留在追问“该怎么办”的层次上,看不到国家与个人的出路。

    然而,习家王朝的刚性铁腕统治使中国社会丧失了对未来的任何期待,这个国家正处于几十年来最黯淡的明斯基时刻。正如《大梦》所隐喻的习近平的“中国梦”只是一场大梦,是中国国民的噩梦一样,习家王朝每一天都在消耗中共的政治红利,社会与民众情绪的心理情绪不断地趋向临界点。

    人类历史上,“该怎么办”的迷惘时刻最终必然要过渡到“就这样干吧”的决断时刻,全社会共同强烈渴望改变的意愿时刻并不会太久远,一触即燃的社会公共情感便是导致红朝“脆断”的时候。

    民生观察 2023年10月21日

  • 刘远东今日该期满获释 然至今仍毫无消息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3/10日消息:今天是南方街头公民抗争推动者刘远东期满获释的日子,然而,时至中午仍然没有其被释放的消息,有朋友去广州天河看守所接人,被告知已被人接走了!
     
    跟他一同被抓期满先被释放的孙德胜向本网说“应该有可能被当局直接送回老家,可能要过两天才会有消息,我就是这样的,现在还被控制着,身份证也被扣着,无线网络还是连不上”。
     
    刘远东,1978年3月30日出生,广东省五华县人,原广东远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建人,“南方街头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知行合一的践行者。2013年1月7日,因声援“南周事件”,被视为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同年 2 月 23 日,又因与其他人权捍卫者到街头举牌抗议朝鲜进行核试验,随被广州市警方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行政拘留15 天;3 月11 日,又被警方以涉嫌“抽逃出资罪”刑事拘留;4 月 4 日被警方正式逮捕。2014年1月24日,被广州市天河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和“虚报注册资本罪”两项罪名合并开庭受审,目前尚无结果,法院宣布将择期宣判。2015年10月29日又被最高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目前被羁押于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时间长达2年10个多月。2015年11月27日,此案在天河区法院开庭判决,刘远东获刑3年有期徒刑。

    本文发表后两小时,刘远东太太证实,他已被送回家。
     
     

  • 轻判出狱的精神病人该如何监管?

    据媒体报道,陕西籍犯罪嫌疑人李某涉嫌故意杀害嫂子,因被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获得轻判,减刑出狱后又将父母杀害。精神病人杀人获轻判,释放后又杀人,表明对该类人群刑事处遇措施的乏力。那么,精神病人如何认定,怎样有效监管防范其再次危害社会,值得反思。
      “精神病人”谁说了算?
      我国刑法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上述案件中,李某之所以第一次犯故意杀人罪仅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关键就在于被鉴定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作案时仅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那么精神病人认定书是怎么作出的呢?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等文件,对于法医精神病的鉴定应当遵循以下三个步骤:一是由办案机关向在司法行政机关登记注册的鉴定机构提出精神病鉴定委托申请;二是由鉴定机构审查鉴定申请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并通过访谈、社会调查等方式接触被鉴定对象,再依据相关鉴定标准得出初步鉴定意见;三是鉴定机构出具精神病鉴定书,向办案机关答复,再由办案机关告知相关诉讼当事人。
      那么,鉴定机构出具的精神病人鉴定意见是否就是一锤定音呢?并非如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6条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诉讼代理人对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存有异议,可以向办案机关提出申请,要求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
     
      强制医疗与定点医疗
      即使犯罪嫌疑人被鉴定为精神病人,也并非放任不管,现行法律仍然规定了相应的刑事处遇措施,这主要包括针对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强制医疗程序以及流浪精神病人的定点医疗制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对于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由公安机关出具意见,检察机关负责审核监督,审判机关最终决定交由医疗机构执行。例如,在北京地区的强制医疗精神病人,均交北京市安康医院监护执行。
      对于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强制医疗条件的精神病人,查找不到家属、或者家属不具备看护能力的,同样应进行定点救治。按照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精神病人,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措施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全国各省市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也分别出台了相应的执行文件。例如,根据北京市相关部门出台的《关于调整流浪精神病人救治救助工作模式及经费标准的通知》,由市和区县民政部门负责流浪精神病人救助工作,市民政局确定定点医院承接救治救助工作。目前,已将北京市华一精神病医院确立为流浪乞讨精神病人收治定点医疗机构。
      延伸阅读
      实践中面临诸多难题
      尽管如此,由于现行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且缺乏全国统一的执行操作标准,对涉嫌犯罪的精神病人的救治救助工作仍然面临诸多困难。首先,在救助范围上,就存在救助机构偏少,经费不足的问题。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难以从地方财政上保障救助经费的及时到位,导致救助工作持续性不足。
      其次,救助程序层面也存在诸多风险。对于强制医疗的适用,尚有公、检、法三机关进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保障精神病人权益。但对于流浪精神病人的定点救助,在救助程序上缺乏监督,可能引发“被精神病”的质疑,将没有患病的流浪人员进行精神病救治。
      最后,对于精神病人解除救助的时机存有疑问。强制医疗的解除由医疗机构报请审判机关批准,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可以申请解除,但流浪精神病人定点医疗的解除由谁申请、由谁决定,缺乏明确规定。不论是强制医疗还是定点医疗,都有可能出现为了获得政府财政支持收治更多病人而不及时解除救助,或者为了节约医院运营成本而过早解除救助的问题。
    (来源:中国日报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dzh/2015-12-17/content_14409821.html 201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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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安陆去世民师家再亡一人 一家人该怎么活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10/23消息:10月20日,湖北省安陆市民办教师包大志在上访当地公安局后突然身亡(快讯:湖北安陆民师包大志公安局上访后突然身亡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1/2015/1020/13332.html),今天再次传来消息,包大志的母亲昨天因悲愤过度也去世了。
     
    本工作室今天上午与安陆市民师蒋老师通话时,他说他正在安陆市国保大队,他表示包大志母亲是昨天早上突然去世的。
     
    安陆另一当地民师说,包大志老师身残志坚,55年生人,有一子,80年生,一孙女读小四,儿子有肾结石,16岁丧母,后包老师与黎翠重组家庭,黎带来两聋哑儿子,包苦命夫妻靠五分地种莱维持家用,现包老师为被拘三民师讨说道而气绝丧命!三个儿子及遗孀日后如何生存?我镇派出所长与我交流曰:大不了市委书记市长挪下位,最后致你死地,奈何?
     
    据悉,包大志老师任教历时23年,后被辞退。

    去世前的包大娘

    去世后的包大娘

    包老师的儿子
     

  • 上帝!我们该如何营救精神病院里的辜湘红、谢勋英们!

    2015年9月,民生观察网报道,湖南省湘乡市龙洞乡访民辜湘红在阅兵期间“失踪”,9月21日下午辜湘红80多的老母亲突然致电民生观察说,她打听到女儿的消息了,9月3日辜湘红被从北京押回后,即被关进了湖南省娄底市康乐医院(精神病院)。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到今日辜湘红一直还被关押中。据网上资料,娄底市康乐医院是由娄底市红十字会直接领导下的一所精神专科医院,属于私营性质的医院。

     

    这是辜湘红第十五次被关精神病院,今年1月7日,她刚结束第十四次二百多天的精神病院关押获释,几个月后就面对又一次的迫害!这个上访十年的女子,每年平均1.5次的被关押精神病院,就是正常人估计让迫害到这种程度也真的疯了,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应验了那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是真理”,时间久而久之可能慢慢的改变了人们的看法,也许真觉得辜湘红是一个精神病。


    可事实就是事实,这不,第14次关押他的湘乡市康宁精神病医院的院长还一再逼着她写不再上访的保证书,说写了就放她,但辜湘红未有答应。


    10月10日,这个中华民国国庆的日子,辜湘红打电话给本刊志愿者,声称“昨日地方政府来看她,但是不放她出来,有一个叫小郝(音)的护士掐着脖子喂她吃药,掐的血管暴胀”。


    她一再恳求本刊想办法救她出来,不仅是摆脱地狱般的生活,她还于10月12日在北京有一个劳动仲裁开庭,如果再不放她就会错过开庭了!


    可是,上帝!我们拿什么去解救她!2014年5月她被关在湘乡市康宁精神病医院时,本刊指派律师前往交涉,医院院长等明确表示关押辜湘红是政府交待的事,没有政府的同意他们不敢放人,律师则指这是关押合法公民的违法行为。可就算是违法行为能这么着干?


    不幸的人又岂止是辜湘红一人!贵州省福泉市黄丝镇鱼酉村公民谢勋英比她更可怜,2015年5月25日,谢勋英被地方政府从北京接回,打算再次送入精神病院,湖南公民何芳武前往贵州营救她时,贵州地方政府表示除非嫁给何芳武把户口移走,否则这次要关到她死!这种开除“国籍”的做法它们真的实施了!


    为了营救谢勋英脱离魔掌,何芳武和谢勋英领取了结婚证,并且在贵州迁起户口,打算落户到湖南何芳武的户籍地,可是他们把事情想的太简单了!何芳武也是上访人员,曾经成功拦截过时任总理温家宝的座驾喊冤,今年还顺利拦截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车队,属于湖南省重点监控对象,有这么一个负担就够麻烦了,怎么可能让再嫁过来一个麻烦!迁走户籍地计划泡汤后,贵州地方政府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麻烦,还是决定把谢勋英投入了贵州福泉市精神病院。


    6月16日,谢的妹妹打电话告诉本刊,谢希望有人去看她,带她逃离那已经两次被折磨过的“地狱”,本刊要再了解点其它消息时,谢的妹妹表示她压力很大,姐姐的事此前她就被政府和她单位领导施加压力说“不要找麻烦”。15日,她再次被单位领导找,称如果继续管她姐姐的事将丢掉工作。


    转眼间这个 曾经两次被拐卖、两次被强奸、两次被地方政府关入精神病院的可怜女人,第三次被关入精神病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最近情况如何家属再没消息,本刊于10日拨打她妹妹时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在本刊发稿前,倒是何芳武打来电话说“湖南永州地方某书记承诺,过几天带他去贵州接谢勋英出来”。不知道此话是否是个烟雾,用了迷惑坐立不安的何芳武,但是有这个情况出现,本刊将继续关注事情进展。


     “珍惜眼前人”,这句话一直觉得很遥远!可当经历过一些事后,才发觉一次见面可能也成永远!记得从湖南省访民口中得知,湖南衡南县川口办事处豹泉新建组村民邓兰英,曾被关精神病院,在北京接受本刊采访后没多久,“出车祸”死亡,地方截访人员大叫“好、太好了,终于死了!”。这种一次的见面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在辜湘红和谢勋英身上!可政府内部应该有不少人盼着她们离开这个世界,然后敞开了大叫“好、太好了,终于死了!”。


    那些还被关押的“被精神病们”,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营救你们!因为我们能力有限,我们也是弱势群体!我们相互祈祷守护吧!纳粹在喊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后,没多久不也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们相信天总会亮的!

    本文中提到的几位人物的相关报道——
    维权律师代理辜湘红被精神病案 赴院交涉要求放人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1/diershisiqi/2014/0703/10313.html
     
    维稳、冷漠、恐惧下——谢勋英再一次被送入精神病院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1/diershiyiqi/2014/0407/9687.html
     
    湖南何芳武哭诉十年被关精神病院的遭遇(附视频)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1/201305/2013/0616/7796.html
     
    兰英上访告状被关精神病院,无良医师实行电击酷刑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1/dishiliuqi/2013/1107/86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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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救“被精神病”的儿子 上海访民朱金娣奔波法院遭推诿

     (维权网信息员龚为民报道)2015年9月8日上午9时,为救“被精神病”的儿子,上海访民朱金娣来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将《解除强制医疗申请书》提交给立案庭7号窗囗的女法官。
    女法官拿了朱金娣提交的材料看了看,要求朱金娣到11号窗口找法官周军。朱金娣把材料提给周军,周军拒绝收下,并要求朱金娣找刑事庭法官。朱金娣说:“刑事庭法官不是我要找的,我要找的是你立案庭的事。”周军问朱金娣:“什么法律?”朱金娣说:“《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四十条 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应当向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提出。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提出的解除强制医疗申请被人民法院驳回,六个月后再次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八十八条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
    周军将朱金娣推诿到申诉窗口。朱金娣被申诉窗囗的法官推诿到1号窗囗。1号窗囗是一名警号为310856的警察。朱金娣将解除强制医疗的材料交给警号310856的警察,该警察也拒绝收下材料。朱金娣失望地问:“你们把我推来推去,你们到底谁管这事?”然后旁边一名女法官跟310856说了几句话,310856这才收下了朱金娣的材料。当朱金娣要求警号310856的警察给一张收据。310856却说:“没有”。 310856把填写材料应该提交给法院清单给朱金娣,但310856连签名也不签。在朱金娣一在坚持要求他签名,他才签了“成芳华”这3个字。
    据了解:朱金娣的儿子沈佳君,沈佳君的父亲沈金宝,全家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651弄3号102室陆家嘴金融贸易黄金地段的商铺在2008年被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强拆。至今没有建设项目,被剥夺了生存权和居住权的沈佳君和父亲沈金宝至今未得到分文的补偿和安置,朱金娣依法维权遭到上海浦东新区公安局的迫害多次被刑事拘留。
    2007年8月25日,朱金娣在北京上访遭到上海市政府驻京办接访人员的毒打,回沪后被浦东公安分局刑事拘留。2012年8月28日,朱金娣在北京最高法提交申诉状时,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沪东街道的警察与接访人员强行带回上海,被关押在黑监狱长达四个月。黑头套,跟踪监视,打了168个110报警电话,没有警察出警。沈佳君在这种没有人权的恶劣环境下,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
    2015年1月8日,朱金娣到上海市浦东新区沪东街道和陆家嘴街道找有关领导反映动迁之事,无领导接等。当天朱金娣在往返于两个街道找领导的时候,儿子在小区买烟跟店主发生了口角,用武术刀背伤了店主,鉴定为轻微伤。朱金娣得知消息后立即买了礼物到受害人处赔礼道歉,主动要求承担被害人的治疗等一切费用。
    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浦东公安分局局长李贵荣把致人“轻微伤”的沈佳君关押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刑事拘留51天。
    2015年2月27日,沈佳君因不构成犯罪予以释放,警察打电话让朱金娣去接儿子。朱金娣不在上海叫儿子的父亲沈金宝去接儿子,被警察拒绝了。因朱金娣上访遭打击报复,其儿子被转移到上海市殷高路2号强制医疗所继续关押至今。
    朱金娣联系电话:13042111402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5/09/blog-post_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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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精神卫生该何去何从

    去结构化运动 
        半个多世纪以来,精神障碍的药物治疗、新的社会心理干预及康复手段的发展,带来了人们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权、人性化照料及公民权利的新认识,再加上精神卫生保健经济状况的改善,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精神病院角色和结构的认识。
        人们普遍认识到发展社区精神卫生保健的重要性,精神卫生服务机构应该与社区和综合性医院整合,以取代收容所模式的精神病院。
        在此背景下,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欧美国家开始了“去机构化运动”,于是开始了现代社区精神卫生发展。英国社区精神卫生改革发展比美国早,在1959年通过了《精神卫生法案》,此后,英国精神病院周转率明显加快,大型精神病医院逐渐关闭,1960-1969年医院床位数减少了24000张。
        对于美国,在1965年通过了《社区精神卫生中心法案》,该法案规定,每7.5万-20万人口的地理划区内设置一所社区精神卫生中心,此后,专业队伍扩大(社区保健有关的医疗辅助人员的加入)和向社区流动,在机构工作的医生部分工作时间用于社区服务。
        大型精神病院撤并和病床数剧减,各位门诊、延伸以及社区服务设施猛增,服务重心由医院转为社区,出现了很多有效社区干预策略和方法,如病案管理,主动性社区治疗等。
        澳大利亚在社区精神卫生运动方面起步较晚,但目前是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该国1966年才有第一部精神卫生法(vs 中国2013年5月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建立了私人拥有的精神病患者旅馆并予以津贴,加速了精神病患者出院、大型精神病院的分拆和关闭。
        但是考虑到患者未摆脱依赖,未能正在回归社区,澳大利亚将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和社区保健服务体系相结合,并在1992年宣布《国家精神卫生政策》,强调了精神卫生机构与综合医疗体系和其他方面的联系、服务综合体和初级保健服务设施。
        在实践方面,澳大利亚实行了患者在专科医生和全科医生间双向转诊,专科医生对全科医生的精神卫生知识,技能和流程程度的培训,以及双方定期(1-2月/次)会面磋商制度。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没有充足的资金,非综合性、不健全的社区服务时,“去机构化运动”会转变成“转机构化运动”,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从精神病医院出院的无家可归的患者藏身于避难所,精神障碍患者被关进监狱的人数急剧增加,所接受到的服务支离破碎,患者被社区拒绝,病耻感增加,以及精神患者病死率增加。
        此外,精神病院作为患者的终身看管机构仍然很常见,患者只进不出,精神病院成为了“养老院”.且大量的资源和精神卫生专家都集中在精神病院,而社区精神卫生服务资源极其有限,亚洲国家精神科床位数从一开始就低于西方国家,即使经过“去机构化运动”,西方国家精神科的床位数仍高于大部分亚州国家。
        另外,亚洲各国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包括病耻感、宗教信仰、对精神病的理解和看法,以及可替代的传统治疗手段,这些都会对精神卫生的服务模式产生影响,有的患者长时间抵制寻求精神科医师的帮助,拒绝住院治疗,这样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患者长期住院治疗。
        全球精神卫生运动
        针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精神卫生状况,是由共 60 余人组成的柳叶刀专家组,推行全球精神卫生 (GMH) ,其中有卫生系统官员 ,有世界卫生组织 (WHO)官员 ,有 WHO的顾问 ,有公共卫生专家 ,也有精神卫生专家,对于精神卫生政策 ,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的精神卫生政策 ,提出了他们的观点,旨在为被忽视的精神病患者谋福利。
        全球精神卫生提出的相应的策略是,第一把精神卫生纳入公共卫生优先项目;第二要改革精神卫生服务的基本结构 ,改变以专科医院为主的现状;第三是精神卫生和基本保健整合;第四要发展精神卫生人力资源:将来很大一批现在的专业人员的功能要转向 ,转变成以教学和督导为主。
        在此背景下,Sudipto Chatterjee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项对于在印度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社区治疗的临床试验(COPSI),在《柳叶刀》杂志中,该研究为第一项关于发展中国家社区治疗精神分裂症效果的随机对照研究,为精神分裂症治疗的一次里程碑事件。
        研究结果提示对于中至重度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单独采用传统医疗机构治疗相比,传统医疗机构治疗联合社区治疗的协作医疗模式,可以更有效地降低患者的致残程度及减少精神病性症状,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
        但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实现这种协作医疗模式并非易事,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的考虑,比如,监管社区工作者的连续性,保证患者的躯体健康,以及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此外,社区干预在消除偏见及歧视,减轻照料者的负担及增加家庭成员疾病知识等方面,社区干预也爱莫能助。
        但是协作医疗模式仍然是值得推广的,因为不需要诊所或医院等基础设施,需要的专业技能较低,家庭是整个协作医疗的核心,且这项试验的结果也令人欣喜,作为同为发展中的国家的中国,其模式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这项针对印度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区治疗试验(COPSI)共招募了282名中至重度精神分裂症患者,其年龄为16-60岁之间,患者被随机分配至社区医疗和医疗机构治疗(n=187),或只接受医疗机构治疗(n=95),该试验在印度三个地点同时开展。
        针对社区干预,非专业的医务人员接受了个人化、循证的治疗培训,这一过程处于精神科社工的督导之下;这些医务人员同时对患者的家属给予了必要的支持。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评定量表(PANSS)评估精神病性症状改善程度,使用印度残疾评价量表(IDEAS)评估患者致残改善程度,得分越低,功能水平越高。
        12个月之后,社区干预组PANSS及IDEAS总分低于常规医疗组。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地处偏远、资源最匮乏的研究地点Tamil Nadu,患者呈现出非常显著的改善,接受社区干预的患者坚持服用抗精神病药的比例是接受常规治疗患者的3倍。
        但是,研究者指出,社区干预组的成本高于常规治疗组,对于每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社区干预的成本较常规医疗高出940元RMB,因此,我们需要从临床及社会功能改善的角度去判断对这一干预方式更敏感的患者。
        此外,在评估这些结局指标的过程中,需知道的是,在任何情形下,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致残的同时又非常难治的疾病,在一些发达国家,已完成的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社区治疗的临床试验中,也存在很多与COPSI 类似的结果。
        针对COPSI的研究评论
        1 伦敦国王学院全球精神卫生中心Graham Thornicroft教授(也为主要研究者)
        与高收入国家所开展的协作性社区干预研究相比,这项来自印度的研究结果呈现出了更多的阳性结果,在专业精神卫生从业者恰当的督导下,进行家访的非专业社区医务人员在改善低收入国家患者预后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很多低收入国家中,接受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不到患者总人数的10%,精神卫生从业人员极少,甚至在一些国家,根本就没有精神科医生这一职位,所以应当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
        通过从印度三个地点招募患者进行的协作模式治疗精神分裂症,结果也提示,即使在资源匮乏的国家和地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可以借由移动的社区治疗小组获得成功的医疗,通过将治疗迁移进社区,这些地方的患者所亟需的医疗资源规模可以提高。
        2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Derrick Silove和Philip Ward教授
        虽然对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协作医疗模式,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深究,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躯体状况需要得到保证,当地复杂的文化背景同样需要考虑。
        若要持续进行一项精神卫生运动,全面的、多部门的工作必不可少,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之下,当地领导者及利益相关团体的主动参与同样至关重要,所有措施均应发挥作用,在中低收入国家当地及全球层面,都应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家庭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
        COPSI的启示
        在整个以社区干预为基础的协作医疗模式组成部分中,为了保证维持监督和管理的连续性,所需的预算是最多的,尤其是在一些低收入的国家,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并且还存在熟练的专业人员流失的问题。
        比如,在东帝汶,在2005年因捐助基金终止,导致15个国家级社区精神卫生工作者在接下来3年中未经专业的精神卫生从业者的监管,直到第一个受训的精神科从业者返回东帝汶弥补这一空缺。
        没有专业的精神卫生从业者常常使社区工作者孤立,丧失技能,颓废,导致粗略评估,从而误诊,并开出不恰当的抗精神病药物,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副反应的出现,尤其是使用第二代抗精神病学药物中出现的代谢综合征。
        印度提供了一项很重要的案例,由于青少年和青年人群中肥胖开始流行,人口增加了患2型糖尿病的遗传风险,在给精神分裂症发病高峰时期的青少年和青年人群开出抗精神病药物,无疑大大增加代谢综合征的发病风险,此外,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由于高吸烟率。较少关注饮食和锻炼,心血管患病风险也十分高。
        因此,全球精神卫生运动精神分裂症的社区干预的实施,应该针对现实情况具体做出决策,尤其是在那些社区基础力量和资源薄弱的地区,此外,还有预防心血管疾病可能即将大流行的趋势。
        对于那些社区基础力量和资源薄弱的地区,那儿的患者可能不仅仅存在精神疾病,还有可能存在其他躯体疾病,还有当地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制定出一套恰当的社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策略尤为困难。
        对全球精神卫生运动最主要的一个批评是,没有考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文化的复杂性,在很多国家,精神症状被鬼魂化,或认为是一种诅咒,或被认为是在与逝去的祖先交谈。
        这些患者往往会首选咨询长老等领袖寻求帮助。如果在这些地区不考虑社会文化背景,生硬的引入以循证医学为主导的治疗手段,治疗效果势必会大打折扣的。
        甚至更糟糕的是,这种治疗模式会与当地传统“治疗”师(比如一些巫师,或者中国所谓的大仙),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这种尖锐的社会文化信息会削弱主流精神病学的影响力,这种愚昧的认识已在人们心中植根已久。
        对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实施精神卫生服务的第一步就应该首先综合分析当地的文化,环境,历史,信仰,健康习惯,社会结构以及政策预算。
        实施社区精神卫生计划,特别是在资源贫乏的地区,需要一个综合,多部门参与的方法,当地的社区和有关部门也非常关键,否则无法处理精神分裂症这类牵扯临床和社会不同层面的复杂疾病。
        社会项目需要克服耻辱和歧视,减轻护理人员负担,培训患病家庭成员关于该疾病的临床特点和本质,不过在COPSI实施地这些施行起来不太顺利,这些干预手段最好由当地非政府机构和志愿者协会来进行,而社区干预核心服务是患者的临床需求。
    (来源:医药卫生网http://www.yywsb.com/list_sub.asp?id=11808212014-5-20 8: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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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病患者跳楼 众人拉网接住他 该病人腰椎骨折

    16日晚上,松岗人民医院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个精神病人突然爬上了急诊室窗台的空调外挂机上意欲跳楼,危急关头,医院、消防、公安通力配合,挽回了这个病人年轻的生命。
    当晚10点半左右,一名年轻男子赤裸上身站在松岗人民医院窗台的空调外挂机上,不时做着危险动作。据了解,这名男子姓吉克,四川大凉山人,今年20岁,在松岗一家玩具厂打工。14日老乡们就发现他出现了躁狂症状,16日晚上老乡把他带过来看病,就在观察室观察的时候,男子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翻过了栏杆,爬到了空调外挂机上面,继续向上爬到了上一层的外挂机。急诊科医生介绍:“因为他是精神病患者,在观察室观察的过程中,没有朋友在场,趁医护人员不备的情况下病情突然发作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站在上端的男子丝毫没有下来的征兆,反而是手舞足蹈,甚至还想往三楼攀爬。
    因为楼下是一个地下车库,正处于斜坡位置,如果用消防气垫,跳楼者有可能弹起,危险更大,医院保安们急忙找来十几床垫子铺在地上作为缓冲,同时在上面拉起网,可是因为男子不让人靠近,救援十分困难。
    晚上11点55分,站了一个多小时的男子突然跳了下来,幸好楼下有网及垫子保护,没有生命危险。医务科王主任介绍,急诊科进行了一个初步检查,进行了腰部和头部的扫描,发现腰椎有骨折,医院马上将其送到了骨科住院部。
    据了解,为了挽救这位跳楼患者的生命,当晚松岗人民医院和松岗消防中队及辖区派出所出动了40多人,目前,该男子在医院继续接受治。
    (来源:深圳新闻网2014-04-18 15:00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4-04/18/content_93799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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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都:精神病患者逃脱 该反思的不只是医院

    广州上演现实版“飞越疯人院”,据媒体报道,20日上午10时许,一名患有精神病涉嫌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的嫌疑人王某,在广州市荔湾区芳村明心路广州市脑科医院内失踪,到目前为止,失踪的嫌疑人仍未被找到。对此,有不少附近的市民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屏幕上的“飞越疯人院”让人陷入哲学的沉思,而现实版则只能催生焦虑。按照官方的通报,王某涉嫌故意伤害他人致死后,已被明确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并伴有冲动伤人行为的危险。这样一类精神病患者,对市民尤其是老人和儿童存在现实的人身威胁,因此一些市民为之担忧无疑是正常的反应。

    无需赘言,当下最紧迫的工作是找人。早发现一个小时,就少了一分危险。在这方面哪怕多投一些人力物力多费一些周章都是值得的。绝不能等到理论上的危险落地,再去懊悔不迭。
    但在紧张而又周密地安排寻找失踪者的同时,也不能放弃一些思考。“广州市脑科医院对病患的管理是否有漏洞?”在媒体报道这一消息之初,此类质疑已经接踵而来。

    有案在身的精神病人从医院出走,说医院完全不存在漏洞和过失当然是说不过去的。但在本事件中,似乎还需要回到当时的情境中作具体的分析。根据报道,王某在脑科医院经治疗后病情有所改善,“在住院期间未发生攻击伤害行为,能与其他病人建立较好关系”,他是在护工陪同其进行身体检查时借机逃脱的。如果说医院对王某疏于监管,这就涉及到了医院对收治期间的精神病人的约束权到底有多大的问题。

    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分析,《精神卫生法》强调“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即使是医疗机构为了救治的需要不得不对精神病患者实施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但也规定了前提条件,即“精神障碍患者在医疗机构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没有其他可替代措施的情况下”。王某经治疗病情既已好转,派两个护工陪同其进行身体检查,医院的这种行为是否失之于疏忽,似乎还值得讨论。

    在医院中,精神病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这样一个群体,医院究竟有哪些具体而微的管理职责,其该怎样去履行这种职责,而又使自己的行为既有利于患者治疗、社会安全,而又不会侵犯患者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可谓相当微妙而复杂,但在相关法律中却又缺乏明确的界定。

    这次精神病患者意外逃脱,暴露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一家医院的管理漏洞,从整体和法律的层面修补目前不尽完善之处才是真正应该努力的方向。

    (来源:新浪http://gd.sina.com.cn/news/view/2014-02-24/093980375.html2014年2月24日0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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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都:精神病患者逃脱 该反思的不只是医院

    广州上演现实版“飞越疯人院”,据媒体报道,20日上午10时许,一名患有精神病涉嫌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的嫌疑人王某,在广州市荔湾区芳村明心路广州市脑科医院内失踪,到目前为止,失踪的嫌疑人仍未被找到。对此,有不少附近的市民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屏幕上的“飞越疯人院”让人陷入哲学的沉思,而现实版则只能催生焦虑。按照官方的通报,王某涉嫌故意伤害他人致死后,已被明确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并伴有冲动伤人行为的危险。这样一类精神病患者,对市民尤其是老人和儿童存在现实的人身威胁,因此一些市民为之担忧无疑是正常的反应。

    无需赘言,当下最紧迫的工作是找人。早发现一个小时,就少了一分危险。在这方面哪怕多投一些人力物力多费一些周章都是值得的。绝不能等到理论上的危险落地,再去懊悔不迭。
    但在紧张而又周密地安排寻找失踪者的同时,也不能放弃一些思考。“广州市脑科医院对病患的管理是否有漏洞?”在媒体报道这一消息之初,此类质疑已经接踵而来。

    有案在身的精神病人从医院出走,说医院完全不存在漏洞和过失当然是说不过去的。但在本事件中,似乎还需要回到当时的情境中作具体的分析。根据报道,王某在脑科医院经治疗后病情有所改善,“在住院期间未发生攻击伤害行为,能与其他病人建立较好关系”,他是在护工陪同其进行身体检查时借机逃脱的。如果说医院对王某疏于监管,这就涉及到了医院对收治期间的精神病人的约束权到底有多大的问题。

    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分析,《精神卫生法》强调“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即使是医疗机构为了救治的需要不得不对精神病患者实施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但也规定了前提条件,即“精神障碍患者在医疗机构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没有其他可替代措施的情况下”。王某经治疗病情既已好转,派两个护工陪同其进行身体检查,医院的这种行为是否失之于疏忽,似乎还值得讨论。

    在医院中,精神病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这样一个群体,医院究竟有哪些具体而微的管理职责,其该怎样去履行这种职责,而又使自己的行为既有利于患者治疗、社会安全,而又不会侵犯患者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可谓相当微妙而复杂,但在相关法律中却又缺乏明确的界定。

    这次精神病患者意外逃脱,暴露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一家医院的管理漏洞,从整体和法律的层面修补目前不尽完善之处才是真正应该努力的方向。

    (来源:新浪http://gd.sina.com.cn/news/view/2014-02-24/093980375.html2014年2月24日0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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