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局的人说我告状是丢脸，威胁再告状关我一辈子，他们局长问我在精神病院有吃有住为什么要出来；父亲时常打电话劝我再去告状被抓没人接我出来；法院的法官说我告状是犯法的，一双儿女不愿再见我！我该何去何从，这是我被放出来后第一次来北京上访！
彭大先，女，1960年8月17日出生，贵州省毕节市艳子口镇艳子口村小光组62号，身份证号：522401196008174822。30年前，彭大先同其丈夫王某结婚后生有一男一女，并乘着中国改革的春风做了点生意，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起初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家里有了积蓄生活质量自然提高了不少，已经有一双儿女的她本来打算在家相夫教子好好过日子，没想到这种好景并不长久，有钱了的丈夫在外有了新欢，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伴随着吵闹越来越严重，彭大先形容“有次被打的没法呆下去带着一双儿女回娘家住，而此时丈夫却把外面的女人直接带回了家，为了达到毒霸财产，他们造谣生事，污蔑败坏我的名誉，进而提出离婚”。
法院在未弄清案情的情况下判决双方离婚，最为可恶的是作为国家法律的最终评判者——法院，在宣判后没有给彭大先下达判决书，导致再行起诉时间过期，从而剥夺了她的诉讼权利这些年彭大先因对法院程序违法造成的损失不服，就逐级向上反映。
2008年7月初，在北京上访的彭大先，被村支书、信访局和法院的几个人在北京南站附近抓住强行截回，当时在北京出租屋内的衣物等日用品他们都没来得及给她收拾。她被带回后随即就被关入毕节市洪南路康复精神病院，随身携带的银行卡、手机、24页上访材料、身份证等物品全部被收走，没有给她做体检，而是直接拉进屋子绑在床上给她打针、灌药，他们把药弄成粉末往嘴里灌，不让她出去活动，也不让家人见她，政府人员找她家属签授权委托书时，是找她嫂子签了字，这也成为官方送她进精神病院的唯一理由，而作为嫂子根本不具备监护人的权利签署委托书。
彭大先被关入精神病后，她的母亲焦急万分，最终气血攻心，住进医院，后来去世时彭大先还一直被关着，都没有见过她母亲最后一面。
而她自己在里面的日子也不好过，她被一个精神病人咬伤，伤口感染恶化，而该病人总共咬伤7个人，其他人都吃消炎药好了，唯独医生说她是告状被关进去的，不给消炎药，导致右手发炎肿烂，他每天在痛苦中煎熬。
彭大先形容“有一天我实在疼的忍不住痛哭，碰巧有个病人家属听到，知道原委后，我悄悄给他留了家人的电话号码，让他打给我娘家人，我父亲和妹妹是学医的，他们到医院后，大骂院长，这才喊出医师带我去骨科医院动手术， 骨科医院的医生说好悬，如果再晚来几天，肉烂骨黑就真的没救了，现在几年过去了，右手指成了弯曲，有时还像针扎一样痛”。
彭大先让她父亲想办法接她出去，她父亲去法院交涉，法院工作人员的说不相信她父亲的担保，他父亲最后没办法就说，如果孩子的娘气死了，法院是要赔命的，结果还是没等到彭大先出院，她娘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别人遭受我这样的折磨估计早就杀了害我的坏人，法院也应该炸毁了，因法院用暴力把一个精神正常的好人当患者关进精神病院”，彭大学接着说“2009年东，在被关押了一年半后，由我父亲做担保再不告状才被放了出来，出来后，娘家那边的村支书等人安排我住在娘家没人住的老屋内，吃完药的副作用导致眼睛睁不开、记忆力减退等修养了好长时间才好。
2010年7月，在京上访的彭大先又被村和镇书记在北京南站附近找到，把她截回毕节市后没让她回家，过了一会来了法院的一辆车，把她又一次送到了毕节市洪南路精神病康复医院，这次到2012年快过年的时候才出来的，被关押了近两年半，是被她妹夫担保出来的，而担保的代价是如果彭大先再上访，就扣押她妹夫3万多元的工资卡。
这次关押，倒是允许家人探望，但是不允许接走，而继续灌药没有停止，她还的遭受这种强迫性的迫害，彭大先在里面跟两百个精神病人生活在一起，除了要预防万一的伤害外，每天都吃饭是她最头疼的事情，她说“隔两天有肉吃，但都是母猪肉，咬不烂、有臭味。吃的米更差劲，病人的家属都说吃的米像生霉米，吃进嘴里像石沙，有些肉身生的时候是红色的，煮熟就变成黑色的，这明显是死猪肉”。
因不服法院判决，被公安、法院当精神病人违法关押在洪南路精神病康复医院，长达四年之久。第二次送她进去时，把她的银行卡收走，等出来时发现卡里的7000存款已经没有了，离婚30年一直无家可归，更因婚姻纠纷和自己告状的经历，一对儿女都不愿意跟她往来，甚至接到她的电话就挂机。贵州妇联的人见过彭大先后说，你穿的倒是挺整齐的，彭大先回答，这些年来如果不是我坚持自己的着装打扮，坚持冷静的处理事情，可能我真的会让某些机构变成神经病了。
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