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说真话

  • 王圣强的警钟:原来国家打击的是说真话的人

    连日来,江苏丰县在京的作家王圣强先生遭遇被警方上门抓捕的困扰,虽然至今他仍然没有被关入大牢,用王圣强先生28日下午16点所发的微信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好多有良心的人,这些有良心的人还在保护我,他们都认为王圣强是个好人,否则我早被抓走了。我跪谢他们。”,但王圣强的危险显然并没有过去。这让王圣强先生不得不发出“原来我们国家打击的是说真话的人”的感叹,给社会再次敲响警钟。

    据王圣强通过自己的微博“王圣强呀”透露,北京时间3月27日至28日凌晨,江苏警方四处打听他的住处,最终在深夜找上门。王圣强在北京工作,他的老家在徐州丰县。

    27日深夜11时半,王圣强女儿在微信说:“爸,警察找上门了!”王圣强在微博说:“抓坏人要有这速度就好了!原来我们国家打击的是说真话的人。”

    28日凌晨,王圣强发出的一条微博是:“来来来,各位律师来翻翻我的微博,哪条微博违法了,违返了哪条法律,值得警察大半夜上门抓捕。”​​​

    在此前的微博中,他说:“打听我的住址呢,都找到老家我姐家去了。是要抓我吗?讲真话有罪?”“如果我的微博停更了,就是被江苏省抓走了。它们已经找到老家我姐家去了。这就是咱们的法治社会。它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呢?——讲真话罪?​​​”

    王圣强坦言自己“不怕死”,“惹恼了我,我豁出这条命!我信佛,我对生死不在乎,我把生死当做换衣服”。

    王圣强还在微博质疑江苏调查组不敢公布名单,“你们藏得很深。我也相信你们都有孩子,假如你们自己的孩子,12岁就被别人拐卖了,你忍心让她在这一生都见不到父母吗?你自己体会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咱们都是人,不是畜生!”,“将心比心。假如我是这个调查组的成员,我乌纱帽都不要了,我只想做个人——连人都不是了,要那官帽有个屁用,只会祸害人!”王圣强还说,“再禁言我,我就从央视大裤衩上跳下去,跳的时候,大喊一声丰县铁链女就是李莹,我相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又没犯法,禁言***个X!”但这条微博发出后遭到删除。

    另一条被删的微博是:“我不知道多大的领导在背后操作这个事情,我想告诉你们,你们这么做不对,违背了法治社会。变成人治了,人治是非常可怕的,说弄死谁就弄死谁,说不定哪天落到自己身上……”

    王圣强在凌晨发出微博后,直到下午1点再度发信息:“江苏省怕我推翻第五次结果,有点狗急跳墙了。我的微博是他们公关删掉的,不是我删的。暂时人没事,后面不好说。”一则向外界朋友报了平安,也说明了自己微博被删原因。

    28日下午5点多,王圣强再次发出微博:“昨天晚上6点13分,身在国家部门同为丰县籍的我的中学同学给我来电话,说是传达丰县县委的意思,因为是同学来电,我没有任何防备,没有录音——现在丰县的领导也不敢跟我通电话了,知道我会录音,找中间人给我通话。第一让我删帖,不删江苏省会弄我,省里的意思。再省里的意思,我没犯法,我就在微博上说说话,弄我干啥?《宪法》不是说公民有言论自由吗?江苏省从中国版图上划出去了?独立了?我建议中央该好好查一查这个独立出去的国家了,是谁这么一手遮天,太可怕了!冤假错案可能就是这帮人鼓捣出来的吧!”

    从王圣强如上系列微博可以看到,王圣强因为说真话,公开对江苏政府有关丰县铁链女身份事提出质疑,而面临被政府惩治。由此,他真切感到这个国家对说真话者的打击态度。

    王圣强,1983年出生,江苏丰县人。电脑美术专家、杂文作家、社会评论家,80后一代人中最具实力的青年学者。网络著名图说“王胜强盗”的制作人。早期从事美术、动画与影视特技研究工作,17岁开始出版著作,在国内计算机图形图像与电影特技领域出版著作多部。本次王圣强遭遇可能随时被抓捕的原因是,在江苏丰县铁链女事件曝出后,他在微博上对此事件多次发声,引发网民的强烈关注,由此招致江苏当局忌恨,进而追查上门。

    身为文字工作者的王圣强,在自身因讲真话而遭遇随时可能被拘捕命运时,终于真切感到这个国家打击讲真话的现实。当然,只要翻看中国当代史,就不难发现这个国家从1949年后就从来没有放过讲真话者,从反右到四清,再到文革,以及后来的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等,事实都是这个国家,严格的说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一直在对讲真话者宣战,在努力剿灭一切敢于说真话者。

    王圣强先生因为是个好人,因为看不得社会的阴暗,因为对铁链女遭遇感到了痛苦,所以秉持良心讲了自己认定的事实,结果竟遭致警察上门。这再次向世界说明,中国这种打击说真话的反右、文革等等传统仍在延续。

    从人类的历史可见,一个社会凡是打击说真话的人,那么社会灾难就必会降临。中国当代历史更是活生生注解了这一铁律。如反右后的大饥荒,文革中的社会崩溃等等。今天类似王圣强讲真话的人士已经成为了社会的稀缺,如果政府对这种人仍不能容忍,那么社会灾难定然难免。所以,为了社会安全计,依据中国法律,也应该给王圣强之类人士留下余地,坚决停止对一切讲真话者的打击迫害!

    民生观察 2022年3月28日

  • 从张煜医生说真话遭解聘看过度医疗灾难

    近日,北京北大第三附属医院张煜医生因揭露医疗黑幕而遭遇单位解聘的事,被湮没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炮火硝烟中,但这件事发人深思,诚如张煜医生的妻子近日发文质疑:“为什么这个社会就容不下一个敢说真话的好医生”?

    张煜医生因说真话而遭解聘事件,事实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事关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的生命安危,因为任何人都可能生病,因此是很值得全社会关注思考的问题。

    2022年2月25日,北京三院给张煜医生发出通知:“2021年4月至2022年2月,因你的行为对医院声誉造成不良影响,此前医院多次予以提醒,你仍未停止不当行为,经医院院长办公会和党委会讨论研究,决定……自2022年2月25日起解除医院与你的聘用……即日起,不得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职工的身份进行宣传或从事医疗、学术等相关活动。”

    张煜医生遭遇解聘,原因不是医疗事故,不是收受贿赂,不是病人投诉,不是医技不高……总之,无关医术也无关医德,而是他在网上“乱说话”。

    2021年4月,张煜医生在平台发文揭露“肿瘤治疗黑幕”,他称,相当比例的肿瘤患者支出了不必要的昂贵花费,一定比例的患者其实是因为不规范甚至是错误的诊疗才死亡的,为此,他还列出了一个上海某医院医生诊疗上出现过度治疗情况的真实的案例。

    当月下旬,他发布了一篇题为《写给我挚爱的国家和众多的肿瘤患者及家属—请与我一起呼吁,请求国家尽早设立医疗红线,遏制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医疗行为》的文章,引发了舆论对我国肿瘤治疗乱象的反思。

    引爆舆论后,张煜医生就被他所在的医院调离门诊。

    随后,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继续揭露医疗黑幕:“很遗憾的是,这几十年来,我总能听到一些无良医生坑害患者的事情。令我更生气的是,受损更大的都是穷的和地位低的人。可以这么说,农村患者是最容易被坑害的群体,而他们也是最弱势的群体。我总是想到我的父老乡亲,他们的知识水平很低,为了看病倾家荡产。但在医院里,农村患者与医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等是最大的。”

    后来,张煜医生继续为患者这一弱势群体,在治疗中面临金钱与生命被侵害情况予以揭露,结果就招致了所在单位的解聘。

    中国医院过度医疗,使患者不堪重负,这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对此,只要看看屡屡发生的全国各种医患冲突事件,患者自杀事件,看看各种舆论场中患者及其亲属对医生的仇恨,甚至出现患者对医生的行凶,就能管窥到患者的不堪承受之重。

    对此《人民日报》2021年5月30日也都发文揭露:“谋财害命”的过度医疗,“人都死了,药还堆积如山”!

    其中提到:“堆积如山的药,打不完的针”:“父亲去世后,我扔了整整三个编织袋的药。人都死了,药还堆积如山,而且都是自费药。”一位癌症患者的儿子许先生说。这位患肺癌晚期的老人,从治疗到去世的一年多时间里,陆陆续续出入院10余次,此间医药费总计50多万元,当时医保报销封顶线是17万元,其余都是自费。

    文中还揭露中国“疯狂的支架”问题说:在我国,支架已经到了滥用的地步。据统计,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2万例,到2011年达到了40.8万例,增长了20多倍。对于冠心病患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而我国竟高达12:1。

    下面这些活生生的心脏支架案例更是触目惊心:2009年10月,北京某三级医院,给一位患者硬塞进去了8个支架,结果因手术时间过长,导致病人心源性休克,最终死亡;2010年,北京某医院,给一位70岁的男性病人放了11个支架,但因放太多,阻塞了血管,导致病人次日死亡。而成都一家心血管专科医院,更是给一位病人放了17个支架…

    文中还对“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进行揭露: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透露,肿瘤患者是过度治疗的“重灾区”。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对于一期肺癌患者来说,手术治疗后的5年生存率可达到90%。国际上公认的结论是,这类患者术后化疗不受益。但是,我国的治疗都是“流水线式”的,多数病人手术后都要“被化疗”。文中还举例说,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本来是早期肺癌,只需要做一次手术,花费两三万元,基本就可以长期生存。但是,医生做完手术后,还是习惯性地把他转给了化疗科。在做了四个疗程的化疗后,病人免疫力急剧下降,随即肺癌复发,并出现脑转移,于是又做了伽马刀手术,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肿瘤转移。由于医生的过度治疗,老先生不仅花费了30多万元,而且踏上了不归路…

    由《人民日报》揭露的有关中国过度医疗情况,可以看到张煜医生所讲的是个普遍存在问题,是说了医疗界的真话。

    张煜医生因为说真话竟遭致单位解聘,这不仅暴露着中国社会难容真话,对公民基本言论自由权利缺失保护与尊重,而且也直接触及到中国社会事关每个人生命健康安全的过度医疗为什么如此泛滥与疯狂问题,说明这个社会提供着过度医疗的制度性保障,对敢于揭露抵制过度医疗的医生,存在着肆意打击排挤的土壤。从某种角度而言,正是因为有对张煜医生这种讲真话打击的存在,才有过度医疗的泛滥成灾。所以,中国社会要想阻止防范过度医疗,切实保障每个患者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就得先保护好每个如张煜医生般敢于说真话的人。

    民生观察 2022年3月7日

  • 2月7日全民说真话日纪念李文亮

    假如一个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大的威胁——哈维尔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索尔仁尼琴

    2020年2月6日是李文亮医生的殉职日,次日(2月7日),人权律师刘书庆在微信公开倡议以他的殉职日作为“全民说真话日”(《南华早报》2021年1月26日),嗣后人权律师们联合发了倡议声明。这件事在我看来很值得说说。

    不夸张地说,这一行为如同人权律师节的建构,都一定程度表征着公民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范式转换。

    “全民真话日”是直接向民间喊话,而不再是惯常地向权力机关呼吁、吁请,这既体现出一种对权力的失望,也意味着一种自主性的生长。

    当权力堵塞一切民间对良治社会建构的努力,权力体系成为一个完全僵化封闭的系统,再面向权力说话既是无意义的,也在折损自己的尊严,这时候背过身去面向民间,摆脱权力中心的既有范式,自我设置议题并主导议题的进程,意义重大。

    在一个极权国家,民间力量非常孱弱,对国家走向的影响与权力相比,隔着几个量级,权力就像一条大河,而个体不过一洼浅水,这条大河汹涌澎湃泥沙俱下,裹挟着几乎所有的资源,而一个国民无论你亲近它还是疏远它,都会被它影响,那些亲近它的人借机汇入其中,扬其波而逐其流,成为弄潮儿,那些疏远它的人也会被河床的流沙所带动,因为没有另一条独立的河流可以选择,一洼浅水无论多么不情愿,最终要么干涸要么被裹挟进入这条大河。

    但是如果民间意识到我们完全可以自主地汇聚成一条与大河并行的河流,哪怕它是一条又窄又浅甚至随时可能断流的小溪,我们都可以部分的逃脱被裹挟的命运,不被淹没在那条权力大河的洪流中,从而彰显出自己。

    民间只有具备自我设置议题主导议题的能力,民间的努力也才能真正留下一点建构性的遗产,这是一种不关乎政治权力的社会性遗产,对一个良治社会的生成会起到独有的作用。

    如果民间不能尝试自己设置议题主导议题,而只是采取一直以来的模式,围绕着权力的运行发声,发现权力违法作恶的热点,大家秉持良知,秉持悲天悯人的情怀围观批评见恶就上,舆论压制和反压制你来我往几个回合,然后批评的话语穷尽,话题开始沉寂,然后被下一个新闻热点转移掩盖,循环往复,看上去很热闹,从中也能管窥体制的僵化和丑陋,几乎每个良知者都怒火中烧,但权力完全不为所动,即便收敛改变也只是个案,没有任何制度性进步,如果回头审视来路,发现全是些碎片。民间良知者遍体鳞伤身心俱疲甚至不间断地折损却没有真正改变什么,甚至境况反而每况愈下,民间的批评非但没有给权力套上任何枷锁,反而让他们恼羞成怒,提醒他们弥补上极权制度的漏洞,进一步收紧民间的生存空间。

    每念及此,直叫人心生悲凉。

    这不是说以后就要放弃公民责任,放弃对权力的监督,而只是想说,民间应当对此进行反思,应当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转移到自我设置议题主导议题上来,一旦民间对此形成相当的共识,民间才算真正成熟。

    一旦设置一个议题,就要持续耕耘跟进,假以时日,就会发现在权力之外,民间或许已经为良治社会的建设打了几个深桩,树立了几个里程碑。

    一个不需要权力认可允仍的议题,民间完全可以自在自为的完成。它做它的鸿篇巨制,我们做我们的小成本,对改变他们不再心存执念。我们把主要精力用在讲好自己制作的小故事。

    在我看来,“全民真话日”这个倡议就是这样一次尝试。它不需要调动多少资源来做,事实上民间也没有多少资源,民间只能是小成本制作,民间需要的就是坚持,就是用心培育。

    这个倡议虽然没有进攻性,但体现了一种温和的决绝,体现了民间的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它所倡议的内容根本不需要权力的认可。

    而且这个倡议的内容也并不会让参与者处于特别的危险中,多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担任公民记者的角色,有时只要随手一拍就足矣,看到各种灾难各种违法及时发出信息,只是发出一则信息,这个风险是可控的,即便存在一定风险,相比于无视灾难而可能引起的更大的灾难最终可能殃及自身,这种风险也是值得的。

    倡议并没有向民众提出一种多高的道德要求,而且也没将倡议绝对化,它必然受传统、习俗、人情世故的制约,它把讲真话置于人性之下。从倡议文本来说,它没有从道德的角度去论述人应当讲真话,而是从功利的角度论述人应当有共同体意识,每个人都可以做吹哨人,不要等到雪崩的那天才意识到自己作为一片雪花也是有责任的,当然这种责任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责任,而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每个人都逃避这种社会责任,这个社会共同体就会危机四伏,个体也必然面临更深的奴役,但从法律意义上,人有逃避这种社会责任的自由,这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所以讲真话无论何时何地,也只能是一种倡议,它不能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否则它就是压迫性的,而压迫性远比不讲真话可怕的多。

    他们倡议讲真话,但文本篇幅所限没有对何谓真话展开论述,那么什么才是真话?

    对一个普通人而言,他没有能力占有很多信息,他掌握的信息可能仅仅是碎片,也很难期待他能有多深刻的思辨能力,对于眼见耳听的纷繁芜杂的信息,也难以指望他能去伪存真,所以一个普通人更可能处于盲人摸象的尴尬境地。

    但这些人愿意传递信息很重要,哪怕其传递的仅是碎片甚至可能会被证伪。而且在我看来,这些人就是在说真话。我们倡导的真话有点类似于实话,它的真不体现在其内容与客观事实的契合,而是一种内心确信。当然对于非亲眼所见而是传来的二手信息,人们应当养成更审慎转发的习惯。

    而且真话并不仅限于事实信息,它也涵盖表达真实的情绪,表达真实的好恶,表达真诚的批评与赞扬。因此,公民践行言论自由的权利,对政府进行批评也属于讲真话的范畴,可以作为讲真话的一个子集。

    甚至,在相当大意义上,倡议讲真话重点不在于真话而是讲真话这个行为,与讲真话对应的一般不是讲假话、讲虚伪的话,而是沉默和冷漠。

    从应然角度,一个具备基本法制的国家,更不用谈法治国家,对一个国民都应当容忍上述这种真话。不能对一个普通国民发布自以为真的信息(特别是亲眼所见的信息)课予很高的真伪性审查义务,只要不是故意编造,哪怕最终证明为假也应当容忍。当然,民间根本无法影响权力的恣意,说真话比曲意逢迎肯定多一份风险,但是如前所述,每个人都不是孤岛,发现堤坝出现管涌而不出声,整个堤坝都可能被摧毁,最终可能付出更惨的代价。

    综上,“全民真话日”这个社会议题由民间设置,由民间主导,代表一种民间主体性意识的生长,是民间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范式转变,让孱弱的民间逃离权力的洪流裹挟,自为自在的培育成长,从而彰显出自己。

    尤陆沉
    2021年2月5日

Are you sure want to unlock this post?
Unlock left : 0
Are you sure want to cancel subscri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