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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中国大陆官媒对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宋庚一老师上历史课时，对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南京大屠杀所杀死30万人的讲解，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口水讨伐，进而促使震旦学院快速作出开除宋庚一教职的决定，再度引发世界关注！

只要认真看看宋庚一老师对南京屠杀的讲解，就会发现这种纯粹意识形态上纲上线的讨伐，显得是多么武断愚蠢而穷凶极恶。因为整个宋老师的讲解，完全没有媒体与官方所定性的所谓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而是基于历史，较全面而系统地将对南京大屠杀出现的各种论点看法进行了客观陈述，以给学生一个全面认识历史的视野，同时便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引发学生对战争灾难深层历史探索。这无论如何跟媒体论断与震旦处罚所扣否定南京大屠杀帽子风马牛不相及。

从现在网络可以搜索到宋老师当次被举报的课的视频看到，宋老师一开始就认定了日本在南京的屠杀是属于反人类的行为，是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最无耻、下作、残暴、凶狠的反人性的罪孽。之后，宋老师才表示国民党政府在一些遇难者家人还活着的时候，没有把所有死难者的名字全部记录下来，是很大的遗憾。由此，宋老师进一步讲述，这个记录和查询，并不难，大家都有身份证号码，如果发现失踪人口和尸体，一定可以统计出来。没有具体的遇难者名字，就导致了数据的不同版本的出现，有三千的，有两万的，有七万的，还有三十万，五十万等不同的数据。宋老师认为，具体到个人，把遇难者名单罗列出来，而不是数据，更有说服力，也不会受到日本方对数据的质疑。

宋老师提出了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所有的人都有名有姓，都有家庭记载，他们真实的统计出了屠杀的犹太人和逃难的犹太人的数字。她同时提出，这是中国作学术一直都不严谨的一个折射。宋老师提出统计到了幸存者有61人，那就应该可以统计出遇难者的人数，但是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没有看到30万具体的人。宋老师提出要进行反思。不能永远去恨，而应该反思战争是怎么来的。仇恨是必须的，但光有仇恨，就是一元的思想。一元的思想很容易把对立的观点在道德上看成可疑、败坏的。

通观宋老师这节讲课，不存在任何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词，而只是讲述对南京屠杀现在的一些争议观点，与造成争议的历史根由。这样一堂课怎么可能被扣上否定历史，进而遭致开除教职？

对于宋老师的处罚，目前网络多涌动着对举报宋老师的学生的义愤与斥骂，而事实上造成今天宋老师困境的并非仅仅是举报学生，还有媒体的帮凶，与震旦学院的操刀。在某种程度而言，媒体与震旦学院的立场与手段，不是学生举报的结果，而是学生举报的肇因，是因为有这样的学院与媒体，才必将引发那样无耻学生的举报。所以，文明人类在谴责学生的无耻与无知举报行径时，更应该看到中国大陆媒体与学院抡动棒子制造冤案的帮凶角色。当然，驱动这种帮凶更深层的元凶是极权统治集团。

极权统治集团何以要支使媒体与学院迎合断章取义举报客观讲解历史的老师这种恶行？原因除了纵容诱发社会互相监视举报的恶习外，就是真切恐惧任何试图直面历史而敢于质疑历史的行为。因为历史是极权统治谎言的集中地，是合法性来源的粉饰场，是容不得质疑与真实的存在。

今天，人类任何极权体制都与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相背离，其来源的法统与道统均无法立足，唯有通过谎言来欺骗愚弄民众，以达成维护统治之需要。于是杜撰历史就成为一切极权统治者必备的功课，以谎言与谬论来充斥历史，就是极权主义历史观的必然景象。这样的历史自然惧怕任何的认真，惧怕任何拐离盲从的直面，更不容许任何的质疑。这样，一切宣讲历史的老师，只要心存一份对工作认真的态度，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对历史求真的态度，那就是与极权的谎言为敌，那就是极权统治的威胁，对这种老师的及时发现，及时清除，就是将敌人消灭于萌芽状态，而所有为此贡献的部门与个人就是对党的忠诚。在此逻辑下，举报老师的学生，口水审判老师的媒体，直接充当打手处罚老师的院校，自然就成为维护极权统治的功臣，争先恐后就是它们自然的身手。

只要稍加留意，不难发现近来中国大陆因客观讲解历史而遭致处罚的老师接二连三。今年4月28日，湖南城市学院老师李剑因在给学生上《建筑文化概论》课时，说了一句“日本人精益求精”，引起一学生不满，拍桌而起，怒而骂娘，并在课后向学院领导举报了李老师，学校竟然采纳了这个学生的举报，不仅要李老师道谦，而且将其解职。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然而却是中国今日大学的常态。也就是说今日中国大学学生只要听哪个老师的课不顺心，随时可以断章取义纠住一句话或一个词来举报，学校就会作出对老师的处罚。而裁定这句话或这个词是否错误，就是以是否符合意识形态所谓正能量的要求，而一切真实客观的事实与观点，必然是与极权意识形态正能量的谎言相抵触，也就必然遭致处罚。这就是中国今日大学教师面临的困境。

今天上海震旦学院的宋老师与昨天湖南城市大学的李老师都是意图客观准确陈述历史与事实，结果均遭致学生举报，学校处罚，媒体笔伐，如此荒谬滑稽的闹剧一再上演，揭示着背后一个惧怕客观真实历史的极权魔掌在操控。对此，世人在唾弃那无耻与无知的举报学生时，理应深究制造这种举报事件终极性制度根由，以期从根本上结束这种恶性举报事件的发生。

民生观察 2021年12月17日

【民生观察2020年12月27日消息】2020年12月23日，重庆公民郭兴梅、唐云淑、肖真义、邹茂淑、邹群、危文元、陈明玉、谭敏等一行人，相约来到重庆市合川区探望慰问特困户姚永锡.姚永前等五保老人。经老人们介绍，姚永锡老人是盲人壹级残疾，但是他并未享受到政府宣称的壹级残疾补贴待遇，而姚永前等多名“五保”老人也都称自己远未达到脱贫标准，现在村里的特困户依然十分贫困，他们看病没钱，养老无着，，整天贫病交加，但是村干部却向上级汇报他们已经脱贫，这与事实严重不符，涉嫌扶贫脱贫政绩造假。

重庆访民邹群、危文元等人在姚永锡老人的带领下，参观了几位特困户家里的情况，他们发现这些贫困户家里破败不堪，房屋没有任何装修，家具老旧的几近垮塌，老人们也没有什么换洗衣物，家中的存粮也单一稀少。

特困老人们不仅生活贫困，他们在身患疾病的情况下，还缺少子女在身边的照料，因为子女们也普遍收入微薄，不得不外出打工谋生，这些老人的子女们每月也仅能糊口，没有多余的钱给老人养老用，老人们完全处于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的窘境，但是地方政府却声称他们已经完全脱贫。

今年10月，政府宣称称，“中国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这将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11月23日，贵州省政府宣布辖内的9个国家级贫困县正式脱贫，官媒随即报道称，中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官媒宣称“所有贫困县全部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然而，事实显示，中国众多的民众贫困问题仍然严峻。

就在2020年5月全国两会结束时，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会时还坦承“我国还有6亿人月均收入不足千元”，常识告诉人们，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把这种严峻的贫困问题一蹴而就的解决掉。很显然，近期官方宣布的“所有贫困县全部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这里面虚假成分不少。

从历史上看，中国地方政府惯用的“大跃进”浮夸风习气，在此次“全国脱贫攻坚战”中也多有浮现。例如：中国官方近年来查处了不少有关案件，曝光了一些贫困地区官员骗取套取财政扶贫资金、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好处费、占用国家扶贫补贴、虚报扶贫项目套取补贴资金，虚报减贫政绩，浮夸脱贫人口数等系列问题，反映出地方财务审计制度，统计监管失控的黑洞。河北、广西、福建、江西等中国国家级贫困地区的一些贪官竟然能在数年内迅速贪污数千万甚至上亿人民币，导致地方财政负债骤增，地方群众贫困问题加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上报给上级政府称贫困人口锐减，种种迹象表明，地方政府制度性的造假浮夸习气仍很严重。

中国的扶贫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扶贫领域，也遇到了权力缺乏监管带来的严重造假浮夸问题，为了完成上级制定的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地方政府不乏用数据强行给贫困人口“强行脱贫”，“被脱贫”现象不在少数。

2020年8月25日，担任过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贺铿表示，全国近半数人月入区仅有一千元左右。社会保障水平很低，医疗、教育负担沉重。疫情冲击下，失业率上升，许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还有两亿多“农民工”离乡背井流入到城市，买不起房子，居无定所。孩子、老人留守在农村，农村显得很凋敞，日子难熬。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不是缩小了，而是在不断扩大。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地方政府很难在短短的数月时间内就完成了“全面脱贫”的任务，全国统一完成的全面脱贫目标，这显然具有谎言成分。

2020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不仅有至今仍然肆虐全球的武汉病毒，而且洪水从5月开始就从南到北一路扫荡，使大半个中国浸泡在洪水中，至今4500多万人受灾，死亡人数成为了国家机密，公布的人数成为网络的笑柄，据考证，中国今年所发洪灾情况，突破了许多地方的洪水历史记录，也整体超越了1998全国大洪水。多少国民葬身洪水，多少人员家破人亡。然而，让人倍感诡异的是，中共当局的官媒，尤其是中央级媒体，对如此事关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剧灾大难，居然罕有报道，权力集团更乏有力救助，整个社会受灾民众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曾经中共极权当局一再标榜的关注民生，民生至上等等谎言，在这场仍在持续的洪灾中被冲刷得一清二楚，使举世认清中共极权以民生欺世盗名、愚弄天下的本质。

据各地方媒体与自媒体纷纷作出的洪灾报道：2020年5月下旬起，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淮河流域、西南、华南及东南沿海等地持续强降水引发严重洪灾。

广西：6月7日，广西桂林阳朔日降雨量327.7毫米，破当地单日降水纪录，其中在14小时内（6月7日20时至6月8日10时）降296.1毫米。因为上游泄洪，阳朔县城（阳朔西街、阳朔公园、十里画廊等路段内涝，白沙镇、葡萄镇、金宝乡等内涝，永福县内涝。6月7日11:30，阳朔县高田镇的“小2型水库”沙子溪水库20多米长的坝体垮坝，民间披露伤亡惨重，而官方指无人伤亡。

贵州：6月11日07时至12日07时，贵州遵义正安县碧峰镇降264.6毫米特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163.3毫米，一小时降雨破贵州历史纪录。截至6月13日末，8人死亡5人失联。6月22日，贵州沿河县县城的雨水从街上涌入乌江，街道形成一条近千米宽的瀑布。7月8日上午7:05分，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石板村发生山体滑坡，至9日依旧有6人失联。

湖南：截至6月11日10时，受持续强降雨导致洪涝灾害，湖南省13个市州55个县市区共59.3万余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28783人，需紧急生活救助9520人，倒塌房屋210户548间，严重损坏房屋321户722间。

云南：6月29日晚至30日，昭通市镇雄、彝良、威信、盐津等县大暴雨，其中长江上游支流白水江水位暴涨8米，沿河乡镇洪灾严重。截至6月30日21时，玉米、土豆、烤烟等农作物受灾3871.54公顷，成灾3745.09公顷，绝收84.68公顷；因灾倒塌房屋17户90间，严重损坏10户59间，一般损坏68户90间。

四川：6月26日18时到6月27日1时，凉山州冕宁县北部突降暴雨至特大暴雨。县城高阳街道内冕宁高速路口下方248国道崩塌，导致2辆过往车辆坠河，10名乘载人员中仅5人获救，2人死亡、3人失联；县内彝海镇曹古乡的大马乌村降雨量107.5毫米、曹古村降雨量85.7毫米，导致山洪暴发曹古河改道而被淹，12人遇难、5人失联；截至6月30日23时，高阳街道与彝海镇合计14人遇难、8人失联。曹古乡大堡子村水深及腰，正要收成的马铃薯被淹。灵山温泉景区降雨量211毫米，景区自驾游营地里55人被洪水围困，消防用挖掘机的挖斗救走。冕宁县受灾统计：农作物受灾500公顷、成灾280公顷、绝收70公顷；房屋严重倒塌80户280间、一般损坏620户2300间；受损公路10.5千米，冲毁桥梁5座370米，受损堤防1.5千米，受损电力线路3千米。7月6日上午6时，阿坝州小金县宅垄镇元营村城隍庙沟吉峰沙场发生山洪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导致4人失联。截至7月13日11时，持续强降雨过程已造成广安市2人死亡，巴中、达州两市7人失踪。

重庆：6月22日，綦江区文龙街道菜坝社区淹至居民楼二层，江边路灯仅余灯泡露出水面，南州小学的水位达操场篮球网。6月22日20时，贾嗣镇“綦江五岔水文站”录得水位205.85米，超过保证水位（200.51米）5.34米，1940年建站以来的最高水位，亦比1998年中国水灾的205.55米为高。7月1日，下北街居民楼被淹半层。6月11日-14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大暴雨。6月12日酉阳县龙潭镇官偿村日降雨量达到318.5毫米特大暴雨。6月14日05-07时，暴雨加山洪，华夏民族小学被淹。6月22日，酉阳龙潭水库泄洪，已排走超出溢洪道水位的洪水。同日，龙潭镇柏香村部分房屋被淹。7月15日至16日，因持续强降雨，开州区敦好镇发生3起滑坡事故，截至16日18时，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3人失联。

湖北：7月5日晚上7时，白洋河水库水位上涨至84.62米，7月6日中午12时出现坝体滑动变形，2.9万名民众需要疏散。湖北自入梅以来至7月9日7时，因灾死亡14人，失踪5人。7月23日《湖北日报》消息，综合研判湖北省防汛基本态势后，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认为，由于长江2号洪水正在湖北省推进，同时近期长江上游发生强降雨，长江3号洪水正在形成，荆江大堤及以下堤防将长时间高水位挡水，出险几率加大。6月28日8时至29日11时，武汉市大暴雨，全市累计最大降雨量230.4毫米（洪山区第二师范站），29处路段出现不同程度渍水。至6月29日11时仍有6处未消退，其中洪山区虎泉街保利华都、武昌区紫阳东路东安路口，渍水过腰，无法通行。7月8日0时至6时，黄冈市黄梅县普降大暴雨200毫米以上，大河镇最大达353毫米。凌晨4点左右，大河镇袁山村突发山体滑坡，9人被埋。截至21时，5人死亡。7月10日，黄梅县考田河在蔡垸村决堤，缺口200余米，附近村庄被淹、农田被毁。6月27日04时至18时，宜昌市累计雨量最大是西陵区夜明珠街道23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98.8毫米（12时-13时）在当阳市向家草坝站。04时至18时，全市累计雨量大于100毫米的有42站，大于200毫米的有5站；其中远安县的273毫米是湖北国家级气象站之中最高。宜昌市民指暴雨比以往其实不算严重，但水浸之严重却是几十年未见，市民怀疑是否葛洲坝早已开始泄洪。而按官媒说法，人民网图片频道等在6月28日18时起报导了葛洲坝因为在6月27日长江上游山洪爆发而于6月28日开闸泄洪。7月11日13点，长湖水位达到33.49米，水面高出荆州城区2米多，超过历史最高水位。7月16日至17日，清江河水位持续上涨，两岸主干道积水达2米左右，湖北恩施城区几乎泡在水中，防空警报拉响。恩施市大龙潭水库开始泄洪。7月21日5时30分左右，清江流经的恩施市屯堡乡马者村沙子坝滑坡体出现大面积滑移，堵塞桥坡河形成堰塞湖，上游水位上涨5米左右。10时15分左右，清江上游来水冲开了堰塞湖顶，形成了一个达到20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缓解了堰塞湖可能瞬间溃坝的危险。7月26日8时25分，湖北省恩施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25日20时起建始县普降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受强降水影响，广润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26日8时广润河建始城关水位559.95m，高于警戒水位2.95m，水位仍在上涨，预计26日将出现超警戒水位4.0米左右洪水。

安徽：7月25日6时26分，安徽省水文局继续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淮河干流、长江干流全线超警。巢湖水位缓降，依然超历史最高水位。沿江诸河、三江流域水网区等36条河湖超警戒水位，其中巢湖、派河、水阳江、南漪湖、白荡湖、枫沙湖、菜子湖、裕溪河、牛屯河、得胜河、西河、兆河、永安河、杭埠河、白石天河、柘皋河、南淝河17条河湖超过保证水位。影响范围：合肥市、芜湖市、蚌埠市、淮南市、马鞍山市、铜陵市、安庆市、滁州市、阜阳市、六安市、亳州市、池州市、宣城市。

浙江：截至7月9日14时的初步统计，浙江全省受灾人口18.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5.2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1万公顷，倒损房屋1000余间，直接经济损失7.1亿元。

从如上等等各地方媒体及自媒体的零星披露出来多有保留的一些报道，可见中国今年洪灾严重程度之一斑。但在如此重灾之下，中共央媒居然没有实时与全局性跟踪报道，更没有24小时滚动跟进民众伤亡与财产损失情况，但对日本发生的洪灾却大肆播报；中共极权党首隐匿无踪，只有总理李克强先生前往贵州灾区考察灾情，但也没有央媒的全面报道。至于救灾情况，诚如清华大学秦晖教授被困阳朔记录，两天没有得到政府一包方便面，最后获民间救援队救出。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在大肆撒币援助外国时，对本国灾民却乏力相救而动员民间捐助。中共当局在举国陷灾的大难之前，如此种种不堪行径，显示着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对民众生命与财产安全的漠视。

长期来以关心民生并将民生作为执政合法性与阻止任何政治改革口实的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在民众真正面临民生安危时却全然无视，这说明了关心民生只是极权统治欺世谎言，极权统治者只关心特权永固，民众生死不是它们关注的对象。

从人类历史来看，任何民众没有权利保障的社会，统治者就绝不会真正重视民生，即如果没有民权，民生就是空话。统治者就信“我手中有枪”“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事实一再证明，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完全不可能指望统治者来关心的。民众要想真正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要政府真正履行救助关心服务民众的责任，就必须奋起争取自己的权利，唯有落实民权，才能保障民生。当此洪灾未去之际，中国广大民众应该认清现实，努力从争取民权中自救求生。

民生观察 2020年7月26日

著名政治家哈维尔断言极权统治赖以存续的两大支柱是恐惧与谎言。而要想使恐惧与谎言不被击破，清剿社会中一切危害恐惧与谎言的因素，就成为极权的工作主题。如此，发自人性良知、爱与公义的一切社会事务，志愿者、公益活动、民间关爱弱势与保护环境的NGO、信仰群体等等，自然成为了极权的天敌。因为任何公益的存在，都会衬托出极权的不义，都会威胁极权垄断社会道义资源，防碍极权抢占一切道德至高点，破损极权掳获民心与宣教崇拜，伤及恐惧与谎言。所以，极权会不断将社会一切公益活动、公益团体及参与公益的个人扼杀于萌芽状态。

日前媒体披露，北京三名90后热心公益的知识青年遭致警方拘押，这是中国大疫之下对公益人士的又一次动刀。

据报道，在北京工作的公益志愿者蔡伟、陈玫和蔡伟女友小唐三人于4月19日同时失去联系。三人的家人、朋友和工作单位几经打听和报警，才得知失联当日，他们被公安机关带走了。

蔡伟及女友小唐两人被发现失联后，身在外地的父母曾报警，警察说没有消息。两人的朋友到两人住处敲门无人回应，想带开锁师傅开门，却被物业阻止；朋友打电话给辖区警察局，被告知说人不在里面。

4月23日至24日，蔡伟及女友小唐的家属陆续收到来自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据两人通知书内容所示，蔡伟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为由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女友小唐则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包庇罪为由同样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陈玫家属至今没有收到书面通知。

蔡伟和陈玫为好友，业余热心参与公益志愿活动，他们也是“端点星”网站的志愿者，网站以备份新闻类内容为主，备份文章来自国内的各大主流媒体、门户网站和微信、微博等。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时，该网站有疫情相关文章的备份，发布了疫情动态，保存了疫情记忆。目前尚不确定北京警方将其三人监视居住是否与此有关。

三人失联之前和家人朋友联系都正常。忽然被带走，家人朋友心急如焚，不知他们目前在如何的处境之下。

三名失联青年皆是受过良好教育，多年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据知情人士透露：蔡伟是湖北人，1993年生，原在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工作，2015年本科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2018年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大学期间，蔡伟参与过大学生通识教育夏令营，也在一些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做义工；陈玫，陕西人，1993年生，2016年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被带走前在北京某公益机构工作。大学期间，他就热心公益，曾为大学生公益活动筹集书籍、组织公益讲座等；小唐，安徽人，1990年生，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虽然目前仍没有得到警方明确以什么事由而拘押蔡伟、陈玫与小唐，但从三人热心公益，给备份新闻类内容的网站作义工，并且汇总、归纳、整理过一些有关武汉瘟疫材料来看，应该是触动了当局有关疫情信息控制，消除历史痕迹，以利“甩锅”之需的决策。

从人类极权发展来看，消灭历史，伪造历史正是谎言的核心功课，而之所以伪造与消灭历史，就是基于对历史罪错的恐惧。今天武汉肺炎正在祸害人类，世界在承受巨大牺牲的同时，为防范今后再遭此悲剧，追索疫病成因成为必然选题。面对世界对疫病成因的追溯，掩盖就成为事件肇因者的本能，于是那些敢于保存历史，意图厘清事件脉络的人，就成为了意图掩盖者的敌人，被拘押控制消声就是宿命。

蔡伟、陈玫、小唐三人本着公义与求真所做的一切，无论于法于理于情都是无可厚非的。但他（她）们不幸妨碍到了极权的恐惧与谎言的神经。其实在这场疫灾中，因追求真相，探索原由，而被拘押者早有如郭泉、许志永、陈秋实、方斌等等。可以肯定，在接下去的日子，中国大地将会有更多心怀公义、追求真相、反省疫灾者被投入大牢。

从中国大地70年来的极权统治历史来看，历次政治运动无不与消灭良知与公义相关。远者且不说镇压敢说直话的“反右”、文革；就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掀起的清理民间NGO，就将为贫困地区建图书馆开展乡村教育的”立人乡村图书馆“负责人拘押，将关心艾滋病人士判刑、将救助弱势群体与争取工人权益者失踪判刑，如此等等，都揭示着依靠恐惧与谎言维系的极权统治是容不下社会公益的。

就在蔡伟、陈玫、小唐三公益人士被拘押同期，一些地区已经传出律师因关注武汉疫病受害群体维权而遭到训诫的消息，尤其明显的信号是中共新近成立”建设平安中国协调工作小组“，已经将对疫情受害家庭排查与矛盾纠纷化解列为工作重点，这就预报着中国正在开展对涉疫维权群体的维稳，接下去这个涉疫群体就是必将受到权力严控的对象。也就是说在接下去相当长的岁月，类似北京蔡伟、陈玫、小唐被拘押的人士将日益增加，即三北京公益人士今天的命运将成为每个想保持良知者的共同命运。因此，每个良知尚存人士，为了避免成为今天的北京三公益者，努力起来改变现实，就是为了避开自己无辜入狱的厄运。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26日

——民生观察就王全璋被抓失踪千天的声明

今年4月5日是中国著名人权律师王全璋因709大抓捕而失踪1000天的日子。在这一千天中，王全璋的夫人数十次要求依法会见，但均遭当局拒绝；家属聘请的律师40多次前往天津要求依法会见也均被拒并遭司法当局要求解除委托。因此，家属与外界无法了解到王全璋的任何音讯，在709被抓捕的一些获释律师陆续揭露被拘押中所遭受的惨绝人寰的酷刑罪恶后，外界有理由怀疑王全璋已遭酷刑致严重残疾甚或已经失去了生命。“民生观察”对中共当局在王全璋案上公然践踏人权背弃法制的行径表示强烈谴责与严正抗议！

王全璋，1976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日照市五莲乡下。200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获得了法学学位。在上大学期间，王全璋就开始为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提供法律咨询和救助，因此遭到当局威胁，还曾经被抄家。甚至一位法官还给学校写信，要求不给他颁发文凭。

大学毕业后，从2005年开始，王全璋在山东省图书馆工作时，在济南附近一个实验性质的乡村学校做义工，每星期六自掏路费，前去给村民免费讲解法律，为村民维权提供法律服务。为此，王全璋经常遭到当地权贵与黑恶势力威胁，曾被汽车追，被人追，有一次不得不在一个教授朋友家藏匿多日，以避开楼下布满抓捕他的便衣。2008年王全璋前往北京，一则避开在济南不断面临的人身危险，一则也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北京，王全璋先在一个由一批维权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组织“仁之泉工作室”工作，参与国内最前沿的一些维权活动。他还曾经到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工作过。2009年，他和瑞典人彼得、美国人迈克尔、以及另外几位中国朋友共同创立了“中国维权紧急援助组”，组织了许多有关人权法律知识的培训，训练更多公民成为赤脚律师，以进行依法维权与对不公不义的司法进行抗争。与此同时，王全璋替弱势群体维权，代理了大量敏感的人权案件，如山东的揭黑记者刘崇淮案、原深圳三级警督王登朝案等等。

尤其，王全璋律师重点代理一批被中共集中打压的法轮功案件，因此他遭到了当局专政人员的威胁恐吓、暴力殴打与拘禁。2012年8月31日因代理黑龙江省东宁县法轮功学员苗福案，遭东宁县法官王传发殴打和谩骂；亦曾遭上海法官徐敏芳当庭驱逐；甚至遭遇河北省唐山公安警察的汽车夹击，威胁到人身安全；2013年4月3日，王全璋在江苏镇江市法院为68岁的法轮功学员朱亚年作无罪辩护，因庭上递交材料时用手机拍照备查，结果手机被当庭没收，人被法警在带走时暴力殴打，并随之与外界失去联系。4月4日，法院公告称，王全璋因“违反法庭秩序”被拘留10天。由此引发上百律师公开信要求法院公开录像并放人，后法院迫于外界压力，关押3天后提前释放了王全璋。

2014年3月28日，王全璋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建三江农垦局七星拘留所为被迫害的律师维权。该拘留所警察为逼迫他在保证书上签字，对他实施了抓住头发撞墙、用拳头猛击后脑等暴力虐待。

2015年6月18日，王全璋在山东聊城为法轮功杨玉喜辩护时遭到暴力对待。据王全璋记述：庭审快结束的时候，审判长王英军接到一张纸条后，突然宣布辩护人扰乱法庭秩序立即驱逐出法庭，十几名法警立刻如狼似虎般冲上法庭，有人掐着我的胳膊，有人掐着我的脖子，架着我向法院外走。在此间，有人就开始用拳头猛烈地殴打我的头部，还有人在骂，后面一个指挥者大声喊，“把他带到地下室！”这些法警于是又扭身把我向法院里面拖，我大声喊：“打人了！为什么打人？”法警再次挥舞着拳头猛烈地击打我的头部、面部，眼镜都被他们打掉，衣服被撕烂。我被拖到法院一层的一间房屋，法警命令我蹲下，我拒绝，他们又开始殴打我，我问他们为什么打我？又遭到他们一顿拳头的暴打，我又问，再一次遭到殴打，这个过程前后大概持续了十分钟。直打得面部火辣辣的，脑袋开始发胀，全身隐隐作痛，感觉恶心，一直想呕吐。

2015年7月“709大抓捕”时，王全璋终于被失踪，8月5日居所被警方搜查。2016年1月8日被天津市公安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羁押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2017年2月14日，王全璋遭天津巿检察院正式起诉。然而，家属和代理律师一直无法会见王全璋。并且律师在办案过程中还遭到当局跟踪，查车牌、身份证，被要求解除委托代理，官方却私下指派辩护律师。
王全璋被羁押上千天中，家属与委托律师经过多方努力，均不能求得一见，这种公然将人失踪的状态，让外界深为王全璋的安危担忧。从目前已经被释放的709遭抓捕人士揭露拘押期间所遭受的各式酷刑：如暴力殴打，连续轮番提讯，长期不让睡觉，强灯照射，被以极其痛苦方式长期固定镣铐；打不明药液，喂食不明药物等等，从精神到肉体进行摧残，让人不得不联想到王全璋曾经遭受的各式暴力，结合王全璋自身刚烈的宁死不屈与宁死不辱的性格，自然会想到王全璋可能的悲惨命运。

同时，中共司法当局还长期监控、辱骂、恐吓、威胁、骚扰、软禁王全璋的夫人李文足，阻扰她租房；当局还阻止孩子上幼儿园，致使孩子失学；并且当局还对王全璋在老家的父母进行威胁诱骗，意图迫使他们劝导王全璋认罪。

对中共当局极尽迫害之能事，王全璋律师早有思想准备。他在预感将被抓捕前夕给父母留信：“你们或许通过官方的渠道了解到我们的情况，特别是我的情况。无论那些被操纵的媒体把我们描述和刻画成多么可憎、可笑的人物，父亲母亲，请相信你的儿子，请相信你儿子的朋友们。我从来没有把父母带给我的诚实、善良、正直这些品质放弃掉，多年来，我也是按照这些原则寻找我的生活。尽管常常深处某种绝望之中，也从未放弃对美好未来的想象。从事捍卫人权的工作，走上捍卫人权的道路，不是我的心血来潮。隐秘的天性，内心的召唤，岁月的积累，一直像常青藤慢慢向上攀爬。这样的道路注定荆棘密布，坎坷崎岖。想起我们曾经走过的艰难道路，这些又似乎稀松平常。亲爱的父亲母亲，请为我感到骄傲，并且无论周围环境怎样恶劣，一定要顽强的活下去，等待云开日出的那一天。”

中共当局对王全璋如此一个热情、正直、善良、信法、卫法，为推进中国人权进步，法治建设，民主转型而不懈奋斗的人权捍卫者的迫害，是严重挑战人类文明底线，是疯狂颠覆历史发展正轨，是公然背弃《世界人权宣言》与《人权捍卫者宣言》，是野蛮践踏中国《宪法》与《律师法》，是完全撕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伪装，是赤裸裸自揭依法治国的谎言！
针对中共当局如此反法治、弃人权、逆文明的行径，“民生观察”强烈呼吁世界一切文明正义的力量齐心协力来扼阻中共当局的倒行逆施，要求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王全璋！无条件平反709及中共夺权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的冤假错案！

民生观察 2018年4月4日

民生观察声明：恐惧与谎言建不起诚信

据中国大陆官媒澎湃新闻报导，正在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吕妙霞等11名河南团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将每年的11月22日设为“全国诚信日”的建议。 “‘11·22’，即‘一十一，二十二’，取其谐音‘一是一，二是二’，寓‘一言九鼎、诚实守信’之意。”建议认为，设立“11·22全国诚信日”，顺应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发展大局。
 
由全国人大代表专门提议设立“全国诚信日”，从一个侧面映衬出中国诚信的严重缺失。多年来中国产品成为假冒伪劣的代称，因此造成危及全社会的假疫苗事件、假农药事件、假种子事件、毒奶粉事件、毒粮食事件、毒食品事件、毒药品事件等等，层出不穷；而那些拖欠血汗钱、集资诈骗、骗保骗贷、毁约失信等等事件更是充斥报端，以致许多中国企业主都成了“老赖”、“骗子”的别名。在如此诚信丧失之下，不少地方时有暴出老人上路装死讹诈，村民集体拦路索钱，以及千奇百怪的坑蒙拐骗的乱象，以致社会出现做好事招祸害，存善心被欺诈，进而互不信赖，人人自危，冷漠防范，整个社会陷入惶恐、沙化状态。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从来就有重诚守信的美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作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一，而“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等脍炙人口的词句，更是彰显着中华民族对诚信的传承与推崇。历史上商鞅为变法而徙木立信，使秦国从此强大；曾子为教子，杀猪践诺；宋濂为还书，寒夜抄书 ；季布一诺，晏殊树信等等，更是传为佳话。而同样，因不重信而演出烽火戏诸侯，最后亡国的故事，也成为提醒人们守信的警钟。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着多么深厚的诚信资源，在千百年中教化养育着这个民族，也因此让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具有诚信的优良品德而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一个拥有深远诚信品德传承的民族，今天竟然沦落到如此不堪而需要专门设立诚信日，以倡导教化人们诚信的地步。那么，是什么时候这个民族丢弃了诚信的美德？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民族丧失了诚信？
 
查考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会发现中华民族丢弃那些传统美德是从摧毁传统文化开始，而中共祭起马列教义以来，对传统文化就持否定态度，一概斥之为封建流毒，后来到文革发起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所谓四旧，进而到砸烂孔家店，毁孔庙掘孔墓，将存留有中国传统美德的知识分子批倒批臭。在一场场残酷的运动中，中国传统的诚信美德成为了践踏的对象，而存留有诚信美德者就成为了权力专政的对象。
 
那么为什么诚信会成为专政对象？皆因极权社会统治支柱就是恐惧与谎言。马列极权教义的内核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制造无所不在的恐惧与编造无所不在的谎言。在这种教义指导下，中共集团魁首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可以跟人承诺民主，而到北京夺得政权后就变成马克思加秦始皇，在延安可大赞美国宪政民生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到北京就将普世价值定性为西方敌对势力的毒草。这种朝令夕改，轻诺弃信的行径，还表现在中共夺得政权后1957年先以欢迎鼓动知识分子提意见，后发起迫害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再到文革摧毁一切文化，到八九爱国民生运动时先承诺不秋后算帐，后来不仅血腥屠杀，还将八九一代迫害至今，以及后来中共一再对外宣示要依法治国，但竟然镇压律师，扑灭维权，将那些信法依法维权者定为敌对势力。今天行走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数千万计的访民，多半是遭到各级政府失信的迫害而被迫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地辗转在上访路上。由此可见，中共当局从延安开始就失信于天下，夺得政权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恐惧与谎言中进行，民众被一次次欺骗，被一次次蹂躏。民众在无数血泪下感到政治寡头不可信，政策法规不可信，政府承诺不可信。
 
在政治首脑毫无信义的率先垂范下，一个统治队伍以谎言失信为技能，建立的一套制度就倚仗恐惧与谎言。这样的制度与统治团队，必然导致整个社会诚信崩塌，谎言泛滥。进而今天这些提议、商讨建立诚信的人大、政协代表们，也被媒体揭出许多都是外国国籍，并且他们竟然还出来公开辩护说外国国籍不等于不爱国，可见欺诈伪装到何等无耻之尤的地步。而这样一批人来谈论诚信，自然具有极大讽刺意味，也反证出中国诚信建设面临的困境。
 
由上可见，中国今日诚信丧失的根由正是奉行阶级专政的欺世盗名的马列教义的统治集团，利用恐惧与谎言来夺权与治国的必然结果。面对诚信丧尽，伪诈横行的社会，中华民族不仅面临文化信用危机，而且面临现实的生存安全危机。如何才能尽快摆脱这种危机？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重建中华民族的诚信，就必需结束依仗恐惧与谎言的极权统治，建立起现代文明的宪政民主制度，让人们生活在自由法治人权的社会环境中，在公民意识与法治精神下，使人们培植起诚实守信的品德，让人们真切感受诚实守信于已于人于社会都是最大的受益，是最佳的选择。这就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为什么不需要建立专门的诚信日而人们将诚信化为一种自觉生活习惯的原由。所以，今日中国要想重建国民的诚信，就得从启动旨在保障人权的宪政民主制度改革开始，惟有宪政民主才能奠定起建立以法治人权为精神内核的诚信体系。如果依然延续在极权恐惧与谎言统治的路上，那一切建立诚信的努力都将是海市蜃楼，无所依托。
 
“民生观察”
2018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