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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解除疫情管控的第一年。这一年，人们难掩三年疫情管控遗留的阴影，纠结、彷徨、沉闷、难以言说、迷失方向，虽力图振奋，又抑郁萦怀。三年严苛管控烙下的心理创伤挥之难去，甚至会长久伴随；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伤，以及疫情期间公权恣意的长远贻害、大众对人生价值的困惑和怀疑，将会像十年“文革”浩劫一样，需要漫长时日加以化解。

2023年，我们分明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内卷，作为疫情管控创伤后遗症的内卷。

内卷是面对重大变故刺激时的收缩防守、回归自我特别是回归原教旨自我的状态，是消极守旧、固守现状乃至企图回归从前的态势。2023年是内卷与开放纠结和缠斗的一年，是欲内卷而现实已不允许，欲开放却又瞻前顾后、勇气不足的一年。

清末以来西方主动冲击、中国被动回应的转型史，百余年来的历次革命史，1980年前后的主动为主、被动为辅的改革开放史，无不是内卷与开放长期纠缠、一消一长的历史。经四十余年的改开，内卷的守旧势力已被极大削弱，但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开放的力量虽大为增长，但仍难言足够强大，改革开放屡屡受到内卷的守旧势力和矇昧的极左势力的挑战。

社会治理方面，重威权、重强制、重管控而轻权利、轻论理、轻自由的改开前模式死而不僵，基层公权力普遍形成强制力依赖之戾气，并将这种戾气传导至民间。

经济方面，私营经济在三年疫情管控期间受创最重，私营经济活力和私营企业家的信心严重受损，加之持续的国进民退，著名私营企业家孙大午先生被罗织罪名的恶劣效应，私营经济的恢复远不及预期。2023年全年，虽密集出台私营经济利好政策，但应者寥寥、效果不佳。国进民退，私营企业信心受挫，表明被总设计师靠个人权威压制的姓资姓社之争论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法律领域，与社会治理方面密切相关，无论立法或执法、司法，都表现出鲜明的向1980年改开前的威权、强制、暴力依赖和管控机制内卷的倾向。立法上，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超越法律只管具体行为、不管思想和道德的根本原则，试图将精神性的“环境和氛围”、“民族精神”、“民族感情”等抽象、宏大的道德范畴及其妨害纳入法律保护和惩罚的半径，更轻率地自我授权采集公民肖像、指纹、血液、尿液等隐私的生物信息和生物标本；在行政执法领域，公安频繁对公民的网络言论轻率施加治安处罚，而非讲理、沟通、说服；在刑事司法领域，公检法屡屡滥用颠覆或煽动颠覆政权罪、寻衅滋事罪、各种扰乱秩序罪对行使宪法、法律权利的公民强行定罪量刑，公开向1979年之前无法可依的政治挂帅、无限上纲、以刑罚手段解决所有问题的时代内卷。急功近利、饮鸩止渴、无视公正与否、不计长远恶害之重刑主义、重罚主义甚嚣尘上！如不及时收手，违背宪政原则和法治精神的法家重刑主义、重罚主义定将像1983年疾风暴雨的严打一样，贻害未来！

2023年，恒大、融创、碧桂园、华夏幸福等房地产巨头相继暴雷，波及银行等金融机构，恒大老板许家印因企图逃费债务而被捕。大拆大建、急风骤雨、不计后果的房地产业之危机，多年前早被有识之士善意预警，然而，无论是恒大等房地产大亨，还是急功近利地把房地产业定为支柱产业的决策者，无不嗤之以鼻，不以为然。重刑主义和重罚主义者当以房地产今日之危机为戒，以免日后悔不当初！

2023年，同样急功近利、不计后果、盲目大干快上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债务也险象环生、频频告急。历史经验表明，所有急功近利、不计后果、违背规律、图一时之快的行为和决策，终将在未来反噬自身！1958年大炼钢铁和“大跃进”之血泪教训岂可忘却！

所有急功近利、不计后果、违背规律的史实背后，无不是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向威权模式的高度内卷，无不是权力不受制约和权力亲自下场，无不是市场规律和法治逻辑被权力破坏。

2023年，民间投资复苏乏力，私营企业家批量出走。何以然？三年疫情封控期间公权力的任性让他们缺乏安全感，孙大午先生的遭遇令私营企业家暗自心寒、惶恐不安！

2023年，郭飞雄（杨茂东）先生被以煽动颠覆政权罪判刑8年，这是他第三次获刑；常玮平律师、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分别被以颠覆政权罪判刑3年6个月、14年、12年，这是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第二次获刑，而与他们同案被抓的李翘楚女士仍审而未判；余文生律师也再度被抓，本次更是株连其妻；覃永沛律师被以煽动颠覆政权罪判刑5年，李昱函律师被以寻衅滋事罪和诈骗罪而被判性6年6个月，杨绍政教授被以煽动颠覆政权罪判刑4年6个月；陈家鸿律师二次被抓逾一年而久押不决，吉田律师再被强迫失踪，高智晟律师持续人间蒸发。

我们确信，依中国的宪法和刑法，郭飞雄先生、常玮平律师、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覃永沛律师、李昱函律师、余文生夫妇、陈家鸿律师、杨绍政教授，他们所有的言行无不合法，他们之被定罪判刑是公权力向罪刑擅断、重刑主义、威权模式持续内卷的结果。

2023年9月、11月，福州公民叶钟、南京公民孙林相继被当地警方打死。

2024年，人权律师张展、常玮平、李昱函、覃永沛以及著名异见人士郭泉博士、知名维权人士王爱忠先生将走出狱门。

百余年来，中国始终未能步出内卷与开放的纠结。如果说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完全内卷的社会，那么1980年改开之前的中国则仍是一个虽已非完全内卷却依旧高度内卷的社会。内卷必然封闭，封闭必然落后，落后自然挨打且被歧视。然而，落后或许会挨打于一时，但落后绝不是永久挨打的根源，永久挨打的根源是拒绝开放、自甘落后，是固步自封、长久内卷。

东亚强邻日本脱亚入欧的历史，以及中国自己四十余年改开的历史都证明，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开放必须是全面的开放，而不能只是洋务运动式的片面经济开放。历经四十余年改开却仍在内卷和开放之间纠结不休，否定改革、企图内卷回1980年之前的极“左”势力不时抬头，中国多次驻足于内卷、因循和继续改开的十字路口，犹豫彷徨，患得患失，充分表明单纯的经济改革根本不能推动中国穿过改开的深水区，启动与经济改开相匹配的全面改开已是时不我待！

历经四十余年改开及二十余年入世的洗礼，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已成为常识和共识，试图长期内卷或回归国企主导的计划经济，已绝无可能了！与其左右摇摆、游移不定，何如真心实意、无所保留地拥抱市场经济，走向全面的开放？

我们期待，中国经济尽快超越传统的所有制决定论阶段，走向分配优化、分配决定论阶段。实质的分配，而非形式的所有制，才是经济的终极决定因素！

历经四十余年立法积累和司法实践的捶打，全体国民已真切体会到法治对于人治和强权之治的优越，试图内卷回人治和强权之治的从前，试图用人治和强权之治的老一套解决宪政、法治、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新问题，已绝无可能了！与其举棋不定、瞻前顾后，何如破釜沉舟、从长计议，坦坦荡荡对国民从小进行民主、权利、宪政、法治教育，训练和培育国民的主人意识和参与能力，深耕细作，假以二十年、两代人之功，开放、外向、自信的法治社会定可建成！

我们深信，罪刑擅断、重刑主义和权力直接参与经济的社会一定是内卷、守旧和人治的社会，只有民权、私权张扬和市场充满活力的社会才能成为开放、外向、法治和兼采众长的社会。放弃内卷，走向开放，从停止罪刑擅断、重刑主义始，从尊重和保障民权和私权始，从激发私营经济活力、纠正孙大午先生错案始！

在无预警、无准备、无计划之下当局突然松绑“动态清零”的极端防疫封控措施后，中国染疫人口如海啸般爆发，预计已达数亿，民众措不及防，感染重症众多，医院被挤爆，医疗资源挤兑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而退烧、止咳、消炎等药品被抢购一空，不仅药店缺货，即使是医院也面临缺药问题，重症律和死亡率急剧升高，网络流传的大量视频及媒体的现场采访都证实了全国各地火葬场出现严重超负荷运转状况。

根据设在英国的健康数据分析公司Airfinity的数据，中国目前可能每天有超过5000人死于新冠疾病，而每日新增感染人数在百万以上，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Airfinity称，到2023年3月，每天的病例数可能达到420万。

在社会的极度恐慌和混乱下，中国官方却反而停止了更新及公布疫情数据和相关的流行病学资讯，同时中共控制的官媒极力淡化这轮疫情感染激增的严重性。按照中国一般对社会重大公共安全危机进行隐瞒甚至谎报的惯性，可以推测到目前中国社会的染疫人口和死亡数据已到了雪崩的惨剧地步。正是由于中国官方疫情的数据失真和不透明，引发世界的担忧，从而对来自中国的入境者采取临时防疫限制，包括入境后检测、对阳性人员进行隔离等。

中共此前一直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不但让数以亿计的人被禁足在家，使老年人、残疾人、贫困人口、长期病患等社会边缘和弱势群体在疫情封控的极端环境中处境日难，造成了大量的次生伤害和严重人道灾难。

反科学、反常识、反人性的“动态清零”政策之所以被中共坚持长达三年之久，即使在社会付出惨重代价甚至危及中共的统治根基仍然“旗帜鲜明不动摇”，是因为中共党魁习近平把“动态清零”作为体现中共制度优势和个人成就的工具，特别是习近平谋求打破中共潜规则实现连任的现实下，把“亲自决定”、“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清零政策和政治权威与政治声望连在一起，从而政治压倒科学、权力压倒社会，“动态清零”政策成为中国的政治红线，制造出了人类在二十一世纪还荒唐景象遍地皆是，人间惨剧层出不穷。

中共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之荒谬，即使是曾经亲近中共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2022年5月份也不得不表态称“清零战略不可持续”，从而引起正在以二十大的召开稳固习近平独裁权力的中共的不满，立刻屏蔽谭德塞的言论，并且以新华社官宣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发现一起、扑灭一起”。

言犹在耳，官方在2022年底却在没有向社会做出任何预警，在社会根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放弃“动态清零”，使整个社会付出了惨重代价。

中共之所以放弃“动态清零”，原因是三年的极端防疫封控，层出不穷的防疫乱象已经引起民众广泛不满，对绝大部分民众来说，极端防控没有消灭病毒，却清零了社会，造成的隔离、歧视、封控、贫穷比病毒更可怕，因而民众的不满情绪已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特别是在2022年11月席卷全国的“白纸抗议”显示社会已忍无可忍。在民意沸腾的大背景下，同时由于“动态清零”造成的经济滑坡加剧，社会凋敝，中共防疫政策难以为继，更由于习近平已经得偿所愿成功连任党魁，稳固了独裁权力，所以造成防疫政策的180度大转弯。

然而更荒谬的是，中共放弃“动态清零”政策采取的是无预警、无准备、无计划的手段，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是完全的“摆烂”溃败状态，没有足够病床、没有足够药物、没有有效疫苗，任由国民的生命被病毒蹂躏，哀鸿遍野，天下缟素。

“动态清零”下，国民的生命只是一个符号，任由权力践踏；“摆烂松绑”下，国民的生命依然只是一个符号，任由权力践踏。因为中共追求的是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而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动态清零”是为了中共稳固一党专政统治，“摆烂松绑”同样是为了中共稳固一党专政统治，“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只是独裁政权的幌子和遮羞布。

从极端的“动态清零”防疫到现在的“应阳尽阳，应死尽死，快速过峰”的极端摆烂，显示了中共宣扬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实则是“中共至上、权力至上，保护中共政权安全和专制独裁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民生观察 2023年1月9日

2022年11月26日—27日，因乌鲁木齐11.24火灾而引发的全国各主要城市以及个别中小城市的抗议活动暂告平静。这波抗议活动于26日始发于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抗议者以大学生为主，手持白纸，表达对中共严苛禁言的愤怒。动因是哀悼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进而演化为对中共及习近平反科学的野蛮封控防疫政策的抗议，中共上海公安非法大规模抓捕；27日上海多地继续分散抗议，同日，北京、武汉、成都等特大和中心城市也同时抗议，甚至偏远的省辖市云南大理也有数十人游行抗义，哀悼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并声援上海大学生首举义旗的勇敢行动，各地中共公安照例大肆抓捕学生等抗议者，并通过对手机非法监控追查其他参与抗议的学生。

如果未来局势能进一步发展，首举此次抗议大旗的上海或将赢得辛亥首义之地武汉的历史声誉。吴侬软语、温柔之地的上海在结束封控半年之后首举义旗，可算赢回了尊严。

上海、北京、成都等地学生、市民在抗议中喊出了10月13日北京四通勇士彭立发的“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等口号，还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占领市政府，加入中华民国”、“结束动态清零”，还向中共公安喊出“为人民服务”、“你们是人民的警察，不是哪一个党的警察”、“不要独裁要民主”、“不要核酸要自由！要道歉，要道歉，要道歉”等口号，更直接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进平下台”的口号，这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

此次街头抗争是中共僭政七十三年来的第二次，其规模和时长目前还远不及1989年的第一次，但已经喊出的“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则已明显超越了“八九”学潮。而随着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特别是2000年后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普及，全民教育水平、启蒙程度、国际视野、信息和知识获取的便捷已远非1989年可比，大理这样偏远的小城也有人参与，尽管人数较少，也证明了民众启蒙程度之高，中共的腐败、衰朽和反人民性，中共独裁、专制、特权红色政体与人类先进政治文明的水火不容已被全民，特别是被思维灵活、认知水平较高的大学生等知识精英所充分认识，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一代表全体国民心声的终极诉求也就水到渠成。

此次各主要城市及个别偏远小城不约而同同时抗议，也有别于“八九”学潮由首都北京的大学生发起，而后才影响并带动其他省市，也充分表明全球化、市场经济及其内含的流动性以及互联网信息化消除了过去一直存在的知识、理念、信息和认知的地区差距，这同样也有别并优越于“八九”学潮。

此次多地同时抗议中，参与的大学生和市民喊出四通勇士彭立发的口号并有所突破和创新，表明此次抗议虽是直接受官方所称涉疫的乌鲁木齐居民小区火灾所触发，但更深层次上则是受10月13日彭立发勇士的壮举所激励，是底层大众特别是大学生等知识精英群体对独裁、专制中共早已深恶痛绝的情绪所驱动，是持续三年、已进入第四个年头的野蛮、反科学、反人道和反人性全面封控所导致的忍无可忍的民意总爆发。

此次多地同时抗议吸收了四通勇士彭立发的个人元素，充分证明了孤勇的彭立发并不孤勇，驳斥了网络世界少数悲观者的孤立抗争无效论。在直接的意义上，彭立发的四通桥壮举固然是孤勇的，但他的孤勇壮举迅速传遍全国、全球并被此次多地抗议所吸收和发展，表明他的声音和行动代表了全体国人尤其是大学生等知识精英阶层的心声，得到全体国人和知识精英的认同，因而他绝不孤勇。彭立发个人元素被此次多地抗议继受和发展，表明任何抗议和抗争，即便是个人性的，也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只是其意义和价值需要经历一个在民间传播、酝酿、发酵、扩展的过程，而彭立发个人行动之影响在仅仅一个半月内就得到见证，见效之快实在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民间各界大可不必对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过度悲观！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及其红色权贵核心集团口口声声“人民至上”，实则内心却极端鄙视、蔑视底层草根大众。习近平及整个中共以疫情防控为由，假借所谓人民利益，实则极限试探、挤压底层大众的生存和忍耐底线，恶毒乱用互联网监控技术，蓄意推行高科技条件下的新型商鞅、韩非式罗网，企图把中国退化为北韩金家王朝那样的《1984》国家。中共把真正的确保人民利益、限制公权力的宪政、法治偷换为习近平及整个中共凌驾于法律之上、只把法律作为管制底层大众的所谓依法治国，即商鞅、韩非的专制法家之治；中共数十年来把草根民众诱骗、驱赶上徒自消耗生命的漫漫上访绝路，对无数访民等底层大众构陷寻衅滋事罪、扰乱秩序罪、敲诈勒索政府罪；及至疫情爆发，始则恶意掩盖，继而无视武汉等地底层死伤惨重之真相，虚夸战疫成功，粉饰为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盖世奇功，再而疫情反复爆发，无情刺穿习近平战疫成功的谎言，于是又仓皇在全国强推野蛮封控和隔离，老幼有病不能医、坐毙家中，孕妇临产不得救、丧命街头，耄耋老者、垂髫幼童、核酸阴性者被强拖进方舱，盛年男女、青春芳华者不堪抑郁、绝望而纵身跳楼，而习近平及中共仍心如蛇蝎，无动于衷，固守其反科学、反人性的所谓动态清零。疫情三年，经济凋敝、民生凄惨，大量企业破产，无数小民失业，死于习近平及中共野蛮、严苛封控政策者远超死于新冠疫情者。全体国人已无差别地被习近平及中共判处三年徒刑，且这刑期仍在不确定地延长。无数小民在习近平及中共眼里直如蝼蚁，牺牲掉无数蚁民的性命、自由和尊严，只为换来习近平一己的脸面及中共的所谓制度优势，只为给习近平及中共的算政治账提供所谓证据支持。习近平及中共的野蛮抗疫与毛泽东的牺牲五十万以上农家子弟的所谓抗美援朝，以及赶英超美、饿毙数千万人的“大跃进”等好大喜功败笔一样，都是中共漠视、蔑视、鄙视人民之邪恶本性的体现。这，就是习近平及中共所谓的一切为了人民！

对于此次多地抗议，中共一如民间预料的那样继续抛出它的那种陈旧老套——打击。在密议两天之后，中共的中央政法委，一个法外的、非法的机构，召开全体会议，与会者有新晋中共公安部长、习近平的铁杆心腹王小洪及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察长张军，强调坚决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坚决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为了掩盖和转移自身的累累罪恶，为了固守专制政权，中共总要虚构一个外部势力，把它制造为所谓的外部敌人，并把它自己的这个敌人伪装、夸大为全体中国人的敌人，还要把被它压迫、蹂躏并被它作为敌人而时时防范的中国人民强扭为他的自己人，还要永远自封为中国人民的代表。习近平及中共制造和虚构的这个敌人一直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法治国家，也包括为追求民主、法治而被中共迫害、被迫逃亡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中国异见人士，而仍生活在中共统治区域的民间异见人士则被中共视为内部敌对势力。

此次多地同时抗议是“八九”学潮三十三年之后的唯一一次稍具规模的街头抗争行动，对遍布国内和世界各地，长期苦苦追求民主、法治而不得的中国异见人士而言犹如久旱之甘霖，许多人对此次抗议行动寄予厚望。然而，鉴于中共的残暴成性，鉴于习近平本人个性的蛮横、人格和心理的变态以及认知的低劣，加上民间的沙化和力量的弱小，此次抗议行动能否持续、如何发展、能否短期奏效还有待观察。无论如何，未来虽不可预测，但足可期待，习近平及中共独裁专制之不得人心、终将覆亡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此次多地同时抗议纵然不能一举奏效，也一定会酝酿、积蓄未来突破变局的因素和力量，正如四通勇士彭立发的孤勇壮举成为此次抗议的一个元素。

民生观察 2022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