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作家、媒体人、学者，还有大量的自媒体，都撰写了大量的哀悼、批评文章，分享自己的愤怒或悲伤，对中共的“动态清零”极端防疫政策导致严厉的管控和无预告的封城措施使民生日艰表达了强烈不满与严厉批评。
著名作家李承鹏在《今日头条》专栏发表文章《一些杂感，一个建议》，文章说，当集体使命重于个人自由时，就注定每一个个体将被轮流牺牲，只是大和小、先和后而已，你是死于大饥荒还是武斗，倒在偷税漏税还是吸毒嫖娼，败在资金断裂还是行业关停，结局都无可撼动。这不是命运的随机抽取，是命中注定。当你接受了天天核酸，必然有封在楼里那一天。当你容忍了封在楼里，必然有被大白接去方舱那一天。每一个深夜，都有一辆辆呼啸而过的大巴坐着茫然而顺从的善良人们，请目送他们一眼，祈祷下一秒别再侧翻。
文章说，一方面对大巴上的人无比痛心，一方面见他们一步步走向大巴，却无能为力。我们并不相同，却被关在同样命运的一辆大巴，且车门已锁死。而让人震惊齿寒的是，成都有个女孩跳楼了，小区业主赶紧在群里提醒：别发朋友圈，消息外传会影响到小区房价……他们说这句话时，平静，坦然。《霸王别姬》里，程蝶衣说：你道今儿个是小人作乱，祸从天降。不是，不对！是咱们自个儿，一步一步，一步步走到这步田地里来的！报应！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地理》专栏作家聂作平在其微信公众号“聂作平的黑纸白字”发表文章《哀悼他们时，我已是惊弓之鸟》，文章说，我想，很多年后，我们的后人多半是无法理解我们的。我们的脆弱，我们的卑微，我们的无奈，我们的苟且，我们的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一次次弯下的腰。
文章说，鲁迅曾感叹：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一次次疫情，一次次静默，一次次按下暂停健，一次次心力交瘁，我感觉，我已经患上了疫情综合症：疫情降临时，暗自祈祷尽早过去，祈祷自己和家人不要被隔离，被转运，被饿肚子；疫情过去时，却又开始担心，下一次疫情会在什么时候卷土重来？
文章最后说，兔死狐亦悲，唇亡齿也寒。你当然可以像胡叨盘那样冷血地说，午夜大巴只是一起安全生产事故。可问题是，谁知道这种类似的意外会在哪一天降临到你头上呢？所以，闲坐悲君亦自悲，在为二十七位同胞悲伤哀悼的同时，我感觉自己就是那只惊弓之鸟。
作者费里尼在其微信公众号“费里尼码子了”发表文章《可耻地保持沉默才是最大的国耻》，文章说，我在想，特么什么叫国耻？对心知肚明的事体可耻地保持沉默，不正是当下最新鲜最热腾腾还冒着尖儿的国耻么？关进小楼成一统是痴梦，世界早已楚门。每个人都可以赶几分钟的真人秀通告。我们打算拿什么告诉世界我们的吞头势？
文章说，你凭借什么觉得自己有把握成为最后一名受害者？就像昔日活吃猴脑时代，集体选中一名同伴然后拼命朝外推搡一般。你凭借什么觉得你就永远不可能出现在不便宜州凌晨的那部大巴上？你凭借什么觉得总会有人出头替你们发声，你所做的低眉顺眼就行？一个身着厚厚防护服、防护镜、手套，精神状态不知，身体状况可疑的驾驶员，在一个深秋的凌晨把他掌控的路上移动器开翻下了高架路。这是国耻日的一个神奇隐喻。
作者杳酱在其微信公众号“折叠青年”发表文章《你凭什么认为你不会在那辆凌晨的大巴上？》，文章说，时代的一粒沙子，也可以瞬间化身成一记重锤，直接砸的他们，万劫不复，堕入深渊。谁说我们没有在凌晨的大巴上，我们明明都在，好吗？
文章说，我们每天提心吊胆的做核酸，不就是怕上车吗？这几日，网友们还在争论，高铁要不要卖卫生巾。我听完，顿觉好笑。铁老大卖什么东西，我们有决定权吗？你我甚至不能拒绝登上那辆凌晨发车的转运大巴。大巴车可以很大。其实我们都在上面，只是翻下山坡的，暂时不是自己坐的那一辆而已。
作者早见Hayami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Hiyami”发表文章《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不上那辆大巴车？》，文章说，“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不上那辆大巴车？”，看到上条微博评论区有人这么问，我知道很多人的回答都是“应润即润”。就好像上海解封后，我和同温层的朋友第一次见面就聊润，一心想润：你要去哪里？准备得怎么样了？护照更新了吗？群名叫IUNGEREINROMA,群公告写“如果最终无法真的到达罗马，会受到诅咒噢。”于是夏天过去后，陆陆续续好多朋友、博主，发post的定位都变成了国外。我看到他们ip显示着荷兰、美国、加拿大、英国，玲琅满目的自由国度，但今天时间线上无一例外的哀鸿遍野。他们感受到的痛苦不比我们少，他们呐喊的力度不比我小。
文章说，润是一个选择，但润不是百药。对一个出生在这里的人来说，只要你在这里有家人，有朋友，有童年，有喜欢的电影院和街边小店，有爱过的人，有在街头散步时感受到“难以言表的，在记忆里无从归类的，混合着青柠檬味道的，像雪花在你还没意识到的时候落在肩头然后非常温柔地消逝的瞬间。”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悲哀，就像原罪一样。我们生下来就在那辆无处可逃的大巴上，往后用尽一生的力气，也只是驶向一片白茫茫的无依之地。
作者荆烽在其微信公众号“熟了橘”发表文章《如果只发警情通报，还要媒体干什么？》，文章说，悲哀的是，截至目前为止，全中国也就只有财新这一家媒体，发布了关于这个事件的「新闻」。
作者认为，财新这篇报道，最起码提供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增量信息：事故车辆所乘人员为贵阳至荔波的疫情转运人员。这一信息的提供，在警情通报中未提到、也早于贵州日报的确认，且比后者更加精准。作者分析说，记者采访到的信源包括1）三都县应急管理局；2）荔波县卫健局；3）黔南州卫健局；4）黔南州交通运输局；尝试采访但未联系到的为：黔南州疫情防控办。这些都可以视为广义的「采访」。从新闻的生产规律来说，只有「采访」才能得到信息，而提供有效信息则是新闻乃至媒体的生存之本。
文章还说，事实上，媒体不到现场、记者不去采访，已经在年初的丰县铁链女事件中表现得很充分了，这一次不过是再次提醒一下我们：2022，是专业媒体（理念和实践）全面走向衰败和灭亡的元年。
作者最后说，本文无意吹捧财新，其实财新这篇稿子的操作也不过是一家专业权威媒体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基本操作而已。讽刺的是，这种基本操作也成为了中国媒体圈的「独苗」，从而显得弥足珍贵。其实我很想请教一下某社、某报、某台，只会转载一份蓝底白字的警情通报（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那还要媒体干什么？
作者老牌恶棍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27人遇难，属于生产安全事故吗？》，文章说，有一个基本常识是，当我们在讨论生产安全事故的时候，往往不能只聚焦于其本身，为了从根本上减少或者杜绝此类悲剧的重演，必须找出导致它出现的原因，从而排除隐患。因为车上装的不是鸡鸭猪狗，更不是生活物资，而是活生生的人，是一条条生命以及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哪怕有一个人可能因此处于危险状态下，都应该予以重视，而不是用一句轻飘飘的“生产安全事故”来盖棺论定。
文章说，对于这些本不应该被转运隔离、本无需承担如此高风险的人而言，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无妄之灾，而如此悲剧正是过度防疫下种种魔幻操作的总和。那么可想而知，只要这样的措施还存在，那么发生车祸就不仅仅是“生产安全事故”，不仅仅是意外。毕竟坐上大巴的人都置身于一个悄无声息的、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危险当中，而这份危险明明是可预见、可避免的。
文章最后说，但除了为他们的遭遇感到悲苦以外，我们似乎又做不了太多什么，特别是在这个过度防疫现象已然普遍，甚至成了系统性措施的当下。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继续追问，哪怕答案很少，这不仅是为了逝去的他们，也为了活着的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这趟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