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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危文元因无钱看病欲跳楼轻生

    【民生观察2018年6月15日消息】本网获悉,重庆南岸区涂山镇失地农民危文元,于今年2月上旬出狱,因身患多种重病无钱医治,后向涂山镇政府请求医疗救助,6月10日她准备住进医院进行治疗,但镇政府再次失信,绝望中她冲到医院楼顶欲跳楼,被好心人报警后带往派出所关押。

    据危文元对本网讲述,她因房屋被强拆未获得安置补偿而上访维权,期间,多次遭重庆涂山镇维稳部门打压迫害。2015年8月10日被重庆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同年9月17日,又被重庆渝中区警方以同样罪名逮捕。在被关押二年半后,于今年2月9日出狱。2018年3月在南岸区涂山镇派出所的帮助下进行了体检,经检查其身患多种重病但她却无钱医治。经过努力,南岸区涂山镇政府承诺对她提供医疗救助。

    6月10日她在大坪医院终于等到床位,准备办理入院手续,当她电话通知相关工作人员前来办住院手续时,却遭到推诿,涂山镇政府再次失信于她,在多次的失望和绝望中,她产生轻身的念头,随后冲到医院大楼楼顶准备跳楼,后被好心人发现报警。随后大坪派出所民警赶到,将她强行带到派出所,有个编号为101483的警察恶狠狠用脏话骂她,并说她是扰乱公共秩序,同时收缴了她的手机,并将她双手反铐,带到地下室关押起来,在此过程中她不停地喊冤,并要求治病。因饥饿和疾病,她的肚子突然剧痛,看守她的协警见状便打电话向领导报告。当天下午两点钟左右,涂山镇派出所民警和社区王书记来到地下室,将她带离大坪派出所,并口头承诺给她治病。

    危文元说,早在5月28日重庆大坪医院就为她开了入院通知,要她尽快住院治疗,但可能院方迫于政府压力,近日大坪医院又电话告知她十天半月也没床位,让她去其它医院。目前她依然没有住院治疗,她准备过完端午节后,再向涂山镇政府要求住院。

    据悉,危文元,1969年2月16日出生,重庆市南岸区涂山镇人,维权公民,公民记者,中国曾押维权人士。2009年,曾因所属房屋被政府强拆,一直未予公平公正的拆迁赔偿,而被迫上访维权。期间,因多次投诉未果,且屡遭政府截访打压,随后开始关注并投身于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同时认识到公民捍卫民主、自由、人权的重要性,故而成为重庆知名的公民记者,并积极帮助重庆访民进行维权报道和呼吁。

    曾因发布数百篇维权报道而遭遇当局的数十次威胁打压;2014年10月17日—18日,曾因与维权公民兼公民记者王晶、肖建芳等多人进京维权,并到世界互联网大会现场举牌呼吁“保障互联网自由,停止打压维权信息传播”,而遭警方围堵截访,被遣返后又遭重庆警方非法施暴;2015年7月20日,曾因《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涉嫌虚假报道,而与数十名维权公民和访民到该报社门前谴责抗议;2015年8月10日,曾因有访民电告在重庆报社有人跳楼,其前往围观,看见报社內外确有大量访民和警员存在,在调查暗访中,其被警方带走失联,后得知被重庆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2015年9月17日,被重庆渝中区警方以同罪名宣布正式逮捕,后被羈押于重庆市第一看守所,在被关押二年半后,于2018年2月9日获释出狱。

    危文元电话:15683378783



  • 精神病患者对“轻生”事件被政治化的真实感受

    作为一个躁郁症患者,就近日多宗受情绪问题困扰而轻生的事件,实有切肤之痛,但当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的25岁长子潘匡仁轻生,疑为教院学生在校民主墙写上的看似凉薄的言论,却被传媒或大众将这些自杀案变得政治化。常言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刻,我却认为颠倒了。

    我们这些受情绪问题困扰的当局者,“清醒”的知道这刻并不是应该将矛头放在蔡若莲、或者“民主墙”上,作为旁观者的你们,是不是被模糊了焦点?当大家聚焦在高官权贵们如何响应教大民主墙言论之时,大家有真心在意过蔡若莲的儿子患上抑郁症背后的原因吗?这些一连串的自杀个案,是切切实实的社会问题,与其花心思在一早已说过凉薄的话的高官权贵身上,何不关心一下身旁的人,以免再有下一个人走上绝路?

    抑郁症出现在世界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富是贫、强或者弱,只要他是一个人,就有机会患上抑郁症。蔡若莲的儿子的事正正是一个警醒,相信不少“旁观者”会觉得现为物理治疗师的他家境尚算富裕、就读名校、运动乐器皆精,又有一份稳定的职业,相比起很多冇钱上车、拿综缓、住劏房的黎民百姓“已经好幸福”,而且“香港大把人惨过佢啦!”我们这些精神病患者,很清楚这些说话对来说是极具杀伤力。

    所有有关潘匡仁自杀案的报道,都有提及到背后的原因是源于一次意外。去年他参加一项三项铁人赛时严重受伤,头骨碎裂及脑出血,送入医院深切治疗部,令他短暂失去记忆,造成典型的创伤后遗症。如果翻查过一本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中最常使用来诊断精神疾病的《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内文就指出过, 创伤后遗症也有可能伴随着其他精神失调,例如抑郁症。

    据卫生署统计,本港超过三十万人患上抑郁症,潘匡仁只是当中三十万分之一,造成社会热哄哄话题的原因,不过是多得母亲蔡若莲的特别身份-“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成员。其中一篇报章写道“母亲蔡若莲数月前即其母出任副局前已有(抑郁症)征状,蔡若莲曾向人倾诉及求助,并安排熟悉的人密切察看儿子状况。”相信那个“熟悉的人”就是家中外佣,当天自杀的早上潘匡仁就曾呆坐窗边,幸得外佣及时阻止,奈何至11时许他将自己反锁睡房,“成功”轻生。在早上外佣阻止后至11时许,我不大相信外佣不会告诉蔡若莲发生此事,如果这段真空的时间有“某人”出现,让潘匡仁感受到一点爱,可能有机会阻止悲剧发生。

    最近网上流传了一张图片,图片列出了由2015年的开学年9月开始,直至今年9月5日,总共有71名学生因学业压力选择轻生,当中最年轻的只有10岁。不过除了学生,还有其他不同年龄界别的抑郁症患者,9月1日开学日正正就有一个老师轻生。曾经有报章访问过精神科专科医生傅子健,他指出近日报道多宗堕楼个案,令高危病人本身已经有(自杀)这种想法,“见到其他人咁做,自己亦一鼓作气去做。” 根据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协会总干事曾展国所说,早年的外国研究指出若果一宗自杀案发生后获传媒广泛报道,自杀平均人数会增加逾五十多人,大家可以想象香港人口密集,也许,潘匡仁的“成功个案”会使自杀连锁效应加剧。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文章开首就指出,大家不要再把焦点聚焦在高官权贵如何将一宗“自杀事件”政治化。作为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一个真正的“当局者”,我实在希望大家除了争取言论自由之时,也清醒一下! “连锁效应”已经开始了,如果不忍愈来愈多人想不开自杀,倒不如视今次为一个警号?

    (来源:香港独立媒体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52104 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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