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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禁言无极限

    (编者按:从近年来中国出现的千奇百怪的禁言,以及中共当局对敢言记者、作家的重判刑,可以看到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依靠恐惧与谎言来维系统治,惧怕真相、真理、真言的本质。当面对社会危机加深,各种矛盾爆发时,中共不是直面问题,而是掩盖问题,意图通过掩耳盗铃来自欺与欺人。人类历史一再证明,任何逃避现实,回避问题,是躲不过历史的审判的。)

    一、经济学家高善文、付鹏遭禁言

    近日,中国学者高善文、付鹏因公开发表对当前经济状况的看法引发舆论热议。但俩人也疑似因此踩到官方红线,相关的演讲内容被下架。

    中国知名经济学者高善文12月3日在有关明年投资策略的活动上发表1个多小时的演讲,他对中国房市、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意见成为网络热门话题。

    经济专家说出中国经济的问题遭到删文。

    高善文表示,对比中国各地人口的年龄分布和消费力数据,发现疫情后有违反常态现象:“疫情以后,中国社会上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青年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在城镇就业的总人口在疫情以来的这3年时间里,实际的就业增长跟正常的历史趋势相比,相当于4700万劳动力不能够正常地找到工作。”高善文说疫情后3年经济增长总量被高估10%。这些言论遭致中共禁言。

    早前发表中国中产阶级正陨落和救经济措施不会像2008年时有效等言论爆红的经济学家付鹏,他的微信公众号近日也被限制关注。

    二、《光明日报》原评论部副主任董郁玉被以间谍罪判刑7年

    中共党媒《光明日报》原评论部副主任董郁玉因被指涉及“间谍活动”,遭判处七年有期徒刑。董郁玉的家人12月7日提出“十大质疑”,内容包括日本多名资深外交官被认定为间谍代理人的不合理、未发现董郁玉获取利益,以及法院至今不给家属判决书。


    (董郁玉)

    2022年2月,董郁玉因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在北京共进午餐时,被警方带走拘留,后来被以“间谍罪”起诉。今年11月29日,董郁玉被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重判七年。

    判决宣布一周后,董郁玉家属转交给日本东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学者阿古智子一份关于此案的“十大质疑”文件。阿古智子在社媒平台X上公开此文件。

    董郁玉家属在文件中首先质疑,既然中国国家安全部认定日本驻中国使馆多名资深外交官为间谍组织代理人,为何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放任这些外交官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三、“民主小贩”杨恒均被以间谍罪判处死缓

    杨恒均出生于1965年10月10日,又名杨军、杨红军,湖北随州人,澳大利亚华裔时事评论家,网络作家与学者,自称“民主小贩”。复旦大学法学学士、新南威尔士大学文学硕士、悉尼科技大学博士。著有致命系列三部曲,《致命弱点》、《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杀》。多年来在网络广泛宣讲民主法治人权等等普世文明价值,因此遭致中共忌恨。

    2019年8月,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间谍犯罪依法对其执行逮捕。2024年2月5日,杨恒均被认定犯间谍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四、反腐记者上官云开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维权网的消息,资深反腐记者上官云开2024年1月5日被湖北鄂州市鄂城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判决数罪并罚,包括销售假药、寻衅滋事、诈骗、非法拘禁和重婚5项罪名,另外还处罚金人民币38万元。

    上官云开生于1966年,曾在《法制日报》下属的《法律服务时报》社担任记者,因为大胆敢言,最终被迫离开报社,长期进行反腐与维权报道。他曾凭报道将湖北省时任副省长徐鹏行挑落马下,因其报道而落马或被处理的官员和黑恶人员高达300多人。上官云开也因此成为官方打击的重要目标。

    去年4月,上官云开突然失联,随即发现,是鄂州警方到武汉跨市抓捕,其后以涉嫌销售假药罪将其刑事拘留,一同带走的还有其女儿上官紫薇。之后5月份,中国警方以涉嫌销售假药以及寻衅滋事罪对上官云开实施正式逮捕。

    上官云开一案从去年12月下旬开始审理,涉案人员多达近20人。上官云开之女上官紫薇被警方关押半年过后取保候审。

    五、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羁押四年后开庭

    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苹果日报》等三家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进入第93天审讯,被还柙接近4年的黎智英首日亲自出庭以英文作供。在辩方主问下,黎智英讲述创办壹传媒及《苹果日报》的背景,他强调《苹果日报》的核心价值就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即法治、自由及人权。黎智英还表示,经历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创办《壹周刊》希望传递自由的讯息,“越知情越自由”。黎智英国安案审讯紧接民主派初选案星期二判刑,多名市民连日冒雨通宵排队轮候旁听席支持黎智英。


    黎智英

    现年76岁的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苹果日报》三家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以及“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等罪名,黎智英至今已经还柙接近4年。

    六、香港两记者被判刑

    2024年8月29日,香港区域法院判决现已关闭的《立场新闻》两名编辑——54岁的前总编辑钟沛权和36岁的前署理总编辑林绍桐——以及立场新闻母公司BestPencil(HongKong)Limited“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名成立。钟、林二人可被判处最高监禁两年。

    “香港政府此举无异向所有记者发出警告:报导公众关切议题可能使你坐牢,”人权观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莲说。“香港和中国政府应立即撤销钟、林二人的定罪,并停止打压新闻自由。”

    在本案历时57天的审理过程中,控方提出《立场新闻》刊登的17篇文章作为证据,指控这份受大众欢迎、屡次获奖的报刊意图“引起对中央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憎恨”。区域法院法官(由港府挑选的国安法指定法官)认定其中11篇文章“具煽动意图”。《立场新闻》已在警方搜索并任意拘捕多名员工后被迫于2021年12月关闭。

    其中一篇被认定“具煽动意图”的文章是对前记者何桂蓝的专访,她当时正在参与为协调2020年立法会议员选举民主派候选人而举办的非正式初选。这次初选被法院事后认定为“非法”,何桂蓝和其他44名社运人士均依港区国家安全法被起诉,该法由中国政府于2020年6月底强行在香港实施。

    七、中国关押记者再居全球榜首

    2024年1月18日,国际人权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报告,揭示了2023年全球记者被监禁的状况。其中,中国有四十四位记者被监禁,再次位列全球榜首。记者持续遭受当局迫害,这对当下的中国新闻环境意味着什么?

    无国界记者公布的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展示的国际地图。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中另一个引起外界关注的内容是,在44名被监禁的中国记者中有19名是维吾尔族记者。

    保护记者委员会这份报告出炉的时候,作为香港新闻自由的代表人物之一、前《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正在香港接受审判,并且已经在狱中被连续关押超过1140天。而他被指控的罪行包括两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一项“串谋刊印、发布、邀约发售、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都属于反国家罪名。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也专门提到了黎智英的案例,并指出中国政府针对记者有扩大反国家罪名指控的趋势;在2023年,中国政府拘禁记者的新案件中有五分之三是指控其从事间谍活动、煽动分裂主义或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八、巨量涉习近平的敏感词

    本页面为中国数字空间整理自小红书审查百科:一号舆情回查专项,全部为2020年2月21日至2020年5月6日小红书监测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相关舆情期间所添加的敏感词,共564个。更多习近平有关网络审查请看自国新办下发给乐视视频的清查词库,内容全部为涉及习近平的组合敏感词,共35467个。
    如:习躲躲中国的新皇帝这个年很静习近平光辉形象官僚主义第一书记王沪宁《生物安全法》细颈瓶xddXDD粪坑先生MrShithole屎進瓶shit侯习侯屎侯习老八shit禁评屎禁评维尼·屎(WinniethePoo)次级乳包习三拍吸精瓶维尼史
    维尼写史维尼DISCO人民领袖邪大大大撒币冤大头傻大头匪酋习维尼习和谐习禁评习包子我是一个足球迷人均接近八千万亲自指挥疫情疯狂宇宙维尼连任秦城监狱包子金刚腿读书单闹得欢拉清单足球外交人尽皆知的体育迷坡涛汹涌梁家河清华毕业庆丰称帝禁评封号不强自息满脸喷粪通商宽衣不同意的举手没有没有10号跳跳虎被维尼拉清单维尼熊给跳跳虎黄牌法外狂徒Lucy(德国)乳透社小反旗
    错误执行者大海掀翻小池塘头上三尺有神明裹嘎举吸钢闸门
    金科律玉颐使气指岿然不动格萨尔习包子的Fa修宪游泳一千米等等、等等。

    九、@索尼中国 被禁言

    2024年1月4日晚,认证为“索尼(中国)有限公司官方微博”的账号@索尼中国被禁言。其账号页面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

    索尼公司众多商业行为,被中共煽动的民族主义者解读成政治含义,横加指责。如2019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索尼中国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了它们的新款降噪耳机,因为有“从不妥协”的口号,而被认为侮辱中国民族感情,横加禁言。

    2021年6月30日晚,@索尼中国发布预热海报,宣布新机将选在7月7日晚上10点发布。而这正是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时间,这一“巧合”随即引发中国网友质疑和愤怒。

    十、中国“新时代”网络名人被禁言

    很多观察人士都注意到,在中国近年来所实行的日益严厉的信息管控制度下,像郝海东一样突然“消失”的名人其实还有很多。他们大多在触碰了某条政治红线后,便突然消失在了中国构筑的互联网高墙内。

    一位熟悉中国信息管控体系的学者对BBC表示,网络实名制让中国互联网信息的管控更加有效,如果被当局加入黑名单,“只要用实名注册的账号都会被封号,一切发声的渠道就都掐住了。”

    “‘红线’一直是不清楚的,没有规定告诉你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这位学者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恐吓的作用。”

    郝海东
    中国足坛一代名将郝海东在“六四”31周年纪念日当天,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表宣言,猛烈抨击中共、宣称要建立“新中国联邦”。事发后不久,他与妻子叶钊颖仿佛一夜之间便从中国的互联网世界消失了。

    如果在搜索引擎百度和社交媒体微博上,搜索“郝海东”3个字,展现在眼前的都只是没有找到相关结果的提示。郝海东曾在1998年获得“中国足球先生”称号,而如今,他在这一称号的名单中也消失了。

    任志强
    本是一名中共高干子弟,他曾任北京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并与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关系密切。他在中国互联网上一直保持着犀利敢言的风格,曾多次就楼市政策发表观点,被网友称为“任大炮”,拥有近4000万微博粉丝。

    任志强

    2016年,他在个人微博上对领导人习近平的“官媒姓党”政策提出批评,质疑称“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他认为,中国的新闻媒体应该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党服务。
    他的此番言论遭到多家中国官方媒体的驳斥,北京官媒“千龙网”发表题为《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的文章,怒斥其“一个连党章都能无视的党员,公然反党的底气何来?”他的社交媒体账号随后遭到删除,并被处以“留党察看”一年的惩罚。后被判处18年重刑。

    阿丘
    52岁的阿丘原名邱孟煌,在中国官方电视台担任新闻评论和社会类节目的主持人近20年,包括央视新闻频道节目《社会记录》等。
    今年2月20日,中国新冠疫情正处于高峰,中国当局亦面临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关于其初期掩盖疫情的质疑声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阿丘在微博的一条帖子中称,“我们可不可以说话语调稍温和并带些歉意,不怂也不豪横地把口罩戴起来,向世界鞠个躬,说声:对不起,给你们添乱了。”
    他的这条微博立即引发网友不满,尽管他不久后便删除了该微博,但仍遭到部分网民的谩骂与攻击。很多网友指其为国外的反华势力“递刀子”。
    阿丘在央视担任新闻评论和社会类节目的主持人近20年。他拥有超过442万粉丝的微博在几天后遭到屏蔽,页面变成一片空白。中国媒体还引述央视总编室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其“已被彻底封杀”。

    李志
    消失在中国互联网上的名人,还有41岁的中国独立音乐人李志。
    李志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民谣歌手之一。他在2004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被禁忌的游戏》,到目前一共发行9张专辑。他在2018年发布的一张单价人民币18元(2.5美元)的新数字专辑,在两小时内就在全渠道卖出2万张。
    然而,去年4月起,包括他的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在内的众多社交媒体账户都突然被关闭。在中国音乐流媒体平台QQ音乐和网易云音乐上,也均查不到有关“李志”的任何信息。

    咪蒙
    咪蒙曾是中国社交媒体上顶级的流量红人,43岁的她拥有1600多万粉丝。她的行文犀利泼辣,并带有负能量的自嘲风格,一些批评者将其称为贩卖焦虑的“毒鸡汤”。
    寒门状元之死背后:中国言论寒冬中的自媒体窘境
    咪蒙随后道歉,并宣布停更她的微信账号2个月,但人们很快发现她的账号在所有平台上下架。网络平台“今日头条”发布封禁公告,指控她的账号存在“污文化、丧文化,贩卖焦虑、骗取流量”的行为。

    袁腾飞
    48岁的袁腾飞是北京的一名高中历史教师,他曾受邀前往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节目,担任《两宋风云》等系列节目的主讲,向大众科普宋代历史而广为人知。
    在这个节目录制前,袁腾飞在中国互联网上就已小有名气。他曾经在一家辅导机构讲历史课的片段被人上传到视频网站。他幽默风趣的讲课方式让他吸引了相当多的粉丝,视频片段在一个月内的点击量突破了100万次,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
    袁腾飞曾在一家辅导机构上课的片段被人上传到视频网站,让他吸引了相当多的粉丝。
    然而,随着他的走红,他的一些言论也引发了网友的质疑,一些网友认为他课程的部分细节内容存在史实错误,他还被发现有批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言论,从而受到很多左派支持者的围攻和举报。
    2017年9月,他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多个社交平台都突然被关闭。在中国多家视频网站上,他的讲课视频也遭到大规模删除。

    崔永元
    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很少有人能像崔永元一样经历数次起伏,多次深陷舆论漩涡。今年57岁的崔永元此前是中国央视最知名的节目主持人之一,在中国家喻户晓。

    他曾主持坦诚对话的电视节目《实话实说》,并在很多社会议题上仗义执言,这在社交媒体上为他赢得了近2000万粉丝。但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转基因食品,让他卷入了不少的口角和纠纷中。
    他在2013年宣布离开央视,前往大学任教,同时在上海东方卫视担任一档新闻评论节目的主持人,但该节目3个月不到便突然停播。
    2018年,崔永元爆料多个娱乐圈明星通过“阴阳合同”进行避税的丑闻,其中包括中国最著名的影星范冰冰,这在娱乐圈掀起轩然大波。范冰冰最终被处缴纳近8.84亿元人民币(1.25亿美元)的天价罚款。
    崔永元在中国互联网世界的最后一次争议是2018年12月,他连续发帖指一桩延宕十余年的诉讼案件的部分卷宗在中国最高法院审理期间“被盗走”。他的爆料引发广泛关注,但中国当局发布了与之相反的调查结。他随后发微博致歉,表示自己“轻信未经仔细证实的资料”。
    事发后,他的微博账户尽管没有被移除,但已停止更新,有关他的新闻页面不断遭到删除。今年5月,他在推特上称自己的微信账号也遭到封禁。有报道指,他还被限制出境。

    十一、中共鼓手胡锡进、司马南遭禁言

    《世界报》驻京记者写道,在中国,敏感话题并不局限于政治,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曾经是国家喉舌《环球时报》社论撰稿人胡锡进,他在对最近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的结果发表了过于随意的评论后,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三中全会的会议记录漏掉了通常出现在重要文件中的一句话,即“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

    《世界报》续称,7月22日,胡锡进在他的微博上写道,他希望将此视为有利于私营部门的“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希望建立“私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之间真正的平等”,尤其是在获得银行贷款或招标方面。

    《世界报》指出,但是,这位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30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媒体上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观点并有影响力的评论员似乎过度解读了这段文字。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分析谈到了社会“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很快就被社媒平台删除了,但这并不妨碍他因背离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而遭到猛烈抨击。微博账户被暂停。

    司马南的微博和抖音等社交媒体自11月6日以来未再更新。他在抖音的最后一段视频是5日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开始前,表态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称自己是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北京后援团办公室副主任”。

    可见中共自己的鼓手一旦发表他们个人的观点,便也随时面临被禁言。

    从世界历史可见,在极权统治下,任何个人可能随时面临被禁言的危险,只有结束极权统治,建立民主宪政,开启保障包括言论自由可能是的人权,才能免于被禁言。

    详情请参看:

    1、中共党媒高层董郁玉被以间谍罪判刑家属提十大质疑
    https://is.gd/R1KpQP

    2、湖北反腐记者被重判15年同案近20人
    https://www.rfa.org/mandarin/Xinwen/7-01062024124146.html

    3、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国安案首次亲自出庭作供市民连日通宵排队旁听支持
    https://is.gd/BplpHx

    4、香港:两记者无据被判‘煽动’罪名成立
    https://is.gd/rR8hyS

    5、杨恒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5%8A%E6%81%92%E5%9D%87

    6、揭经济增长被高估和中产消亡 高善文、付鹏疑遭禁言
    https://is.gd/ksNlcI

    7、中国监禁记者人数全球榜首 维族记者近一半
    https://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wy-01192024115907.html

    8、小红书审查百科:习近平敏感词库
    https://is.gd/uLZhuX

    9、強監管下2021年在網路被禁言的中國名人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202050112.aspx

    10、盘点在中国“新时代”网络被消失的名人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3018660

    11、屡次挑战中国人民的底线!索尼中国,禁言!
    https://military.cnr.cn/zdgz/20230109/t20230109_526118560.shtml

    12、世界报: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胡锡进也难逃社媒禁言之难
    https://rfi.my/AqK6

    13、司马南社交媒体据报被禁言一年
    https://www.zaobao.com.sg/news/china/story20241110-5323978

    14、走出北京的阴影:一位遭遇极度跨国骚扰的华人记者如何拒绝低头
    https://is.gd/zQqdjV

  • 罹精神病犯罪免责?医师这么说

    近年来屡有重大刑案的凶嫌,因有精神相关疾病而逃过一死,判处无期徒刑,包括汤姆熊命案、文化国小杀童案等,还有嫌犯因此口出狂言「在台湾杀一两个人不会怎样」,但精神异常做坏事真的没关系、不会被罚吗?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院长杨添围医师,着有《以疯狂之名:英美精神异常抗辩史》,也是台湾精神医学会曾任司法精神医学小组成员,杨添围昨受邀到卫福部玉里医院演讲。

    一般来说,法庭审理刑事案件,都会先假定被告精神正常,除非被告能证明是因精神病导致理性缺损,以至于无法知道其行为有错误,而提出抗辩。

    杨举出2011年「挪威惨案」,33岁青年布维雷克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持枪射杀导致77人死亡为例,谈精神疾病患者犯罪、精神疾病者的责任能力、以及台湾现行「责任能力立法」等观点。

    杨添围说,男子犯案时处于严重的精神病状态,因此被免除犯案刑责,最后仅被送「戒护医疗」。

    他说,因为精神病而免责,起源自18世纪「拿破仑刑法典」,强调「对无法理性思考之人施以刑罚,并无法达成刑罚之目的,此时刑罚可能显得多余」;因此拿破仑刑法典64章规定,精神异常者无须负刑法责任,这种因精神异常提出抗辩的「产物法则」,被称「达伦法则」。

    但因达伦法则招致许多批评,之后被美国「模范刑法典」取代,其规定类似台湾现行的刑法19条:「行为时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识其行为违法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不罚。行为时因前项之原因,致其辨识行为违法或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显著减低者,得减轻其刑。」

    他说,确认有精神障碍及心智缺陷,称为「生物性原则」,如仍有一定程度的控制能力、辨识能力,且知道行为是错误的,就不能完全免除刑责,最多减轻刑责,以精神异常为由的抗辩也无法完全成立。

    (来源:自由时报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003973 2017-03-14)

  • 生命or个人意志?对待精神错乱者的不一致性

    近年来,关于精神病患者的报道层出不穷……比如某天发现某某因患精神疾病而被父母锁在家中十多年,某精神病患者袭击路人,某杀人犯实则精神病患者并自主无行为能力……再比如,一些长期被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折磨的青年不堪折磨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们曾以为精神疾病离自己很远,却在某天突然发觉它已潜伏四周。或多或少,每个都市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而不堪重负者,就可能病入凑股却不自知。
    作为现代社会人的我们,绝对有必要了解精神疾病的相关知识和其背后的社会伦理界定。今天读书君就跟大家聊聊这个有点不开心也很严肃的问题。
    首先,怎样界定精神病?健康和不健康怎样分辨?犯罪和精神病的边界是什么?如何在保护社会免受危险人物伤害的同时,尽量保证每个精神病患者的利益和权力?说到底,这是个标准问题:精神障碍诊断和分类背后的社会与伦理价值究竟是怎样的?
    内容选自牛津通识读本《医学伦理》([英国]托尼·霍普 译林出版社2015年9月)
    精神疾病是什么?40年前在美国同性恋还算精神病
    1851年塞缪尔?卡特赖特医生在《新奥尔良医学和外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章描述了漂泊狂这一精神疾病(摘自赖兹纳克,1987)。这是黑奴的一种疾病:它表现为黑奴要从他们的白人主人那里逃跑的趋势。
    1952年《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一版出版。它包含了美国精神疾病的主要分类。同性恋被作为一种精神障碍列在其中, 并且它的地位在 1968 年出版的该书第二版中被进一步确认。1973年在美国精神病学会内部发生了关于同性恋医学地位的争论。通过学会投票,赞成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中除去的人以微弱优势胜出。
    20 年后恋物癖还会被当做精神障碍吗?
    标准一直在变!精神病确诊判断有时反映人类价值观
    隐藏在精神障碍的诊断和分类背后的社会和伦理价值从20世纪60年代反传统精神病学运动发起时就一直被攻击。我们所认为的“健康”和“不健康”有时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能并且应该会被挑战。尽管什么是精神疾病能够引起高深、难解的问题,但是我会将这些放在一边。某些情形,如精神分裂症,确实会使人们难以接触到现实并且带来痛苦,基于此,我认为这些情形理所当然是和精神病学的医疗专业相关的。本文我想要研究的是,我们在强制治疗和安全安置那些有或者没有精神障碍的人时所使用的不同标准。我将说明那些有精神障碍的人是受制于双重不公平的。
    大多数西方国家有特定的法律允许违背精神疾病患者的意愿,强迫他们住在医院里并且接受治疗。这样的法律一般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出于患者自身的利益,当患者拒绝治疗时,何时可以将治疗施加于他们身上;第二,怎样才能保护社会免遭潜在的精神疾病患者的伤害。我认为在一个法律体系内试图去做这样两件不同的事情是错误的。
    精神病患者杀人无罪:躯体执行行为,但心理并没犯罪?
    刑法主要针对的是公众保护问题。然而,如果危险和违法行为是由精神疾病导致的,将精神疾病患者当作罪犯来处置是有问题的。在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法律当中,认为一个人有罪必须要证明以下两点:这个人必须有过相关的行为,以及这个人具有为该行为负责的必要的精神状态。第一点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犯罪行为,第二点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犯罪意图。所要求的明确的犯罪意图随着犯罪行为的不同而变化。 比如,谋杀罪行必须有“明确的意图”,必须有杀死受害者(或者对受害者造成严重生理伤害)的意图。认为某人犯有过失杀人罪就只须表明这个人表现出重大过失。
    即使一个精神疾病患者有过一个犯罪行为,他也可以被认为是“无罪”的,理由是,因为精神疾病他不必为他的行为负责,这是长期以来确定的自由主义原则。姑且这样认为:一个人的躯体执行了那个行为,但是他的心理并没有犯罪。
    一个关键的英国案例是有关丹尼尔·麦克诺顿的, 他同莎士比亚一样会用不同的方式拼写自己的名字。 麦克诺顿受幻觉所苦,认为英国保守党正着手一个杀害他的计划。 他决定杀死保守党的领导人罗伯特·皮尔爵士。1843 年他开枪射击了皮尔的秘书爱德华?德鲁蒙德,但在开第二枪时被阻止了。鉴于其精神错乱,麦克诺顿被宣告无罪并且被送到了一个安全的精神病院(南伦敦的贝特勒海姆医院,贝特勒海姆是 bedlam这个单词的由来)。无罪宣判激起了公众的愤怒。上议院要求法官们制定法律确定,鉴于精神错乱,某些人在什么时候会被认为“无罪”(现在被称为麦克诺顿规则)。
    讲真,预防性拘禁只针对精神病患者,这是赤果果的歧视吗?
    假如你由于精神疾病而有过一个暴力行为,你可能会被拘禁在一家精神病院里,直到你被认为不会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威胁为止。这可能会比一个精神正常、有过相似暴力行为的罪犯被拘禁在监狱里的时间要长得多。实际上即使你没有暴力行为,你也可能被这样拘禁着。
    我将会用“预防性拘禁”这个词来指代在下列一个或者两个情形下为了保护其他人而将某个人限定在一个安全环境(监狱或者一家安全的精神病院)里:1.当一个人(还)没有采取一个暴力行为时;2.当他已经有过这样一个行为并且已经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度过了与他的行为相应的刑期时。上面列出的这两个自由主义原则现在能够被重新写为:“一个不应该被预防性拘禁的人。”我所担心的是这将适用于那些没有精神障碍的人,而不是有精神障碍的人。那是不公平的。
    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社会如何保护自己免受具有伤害他人的巨大威胁的人的伤害。英国尤其关注对儿童有威胁的人。我想要做的论证是一个有关一致性的论证。假如有两个人,A 有精神疾病,而 B 在精神上是健康的,他们对其他人有同样的伤害风险。 那么,假如预防性地拘禁A是正确的(因为存在伤害风险),那么这样对待B也是正确的。 反过来,如果预防性地拘禁B是错误的(如欧洲法律的规定),那么拘禁A也是错误的。否则我们就是歧视精神疾病患者。
    我推断,假如我们认为将对别人有一定伤害风险的精神疾病患者拘禁起来是正确的,那么对那些非精神疾病患者我们也应当这样做。反过来,假如我们认为对于非精神疾病患者而言,预防性拘禁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对人权的侵犯,那么对于精神疾病患者而言,预防性拘禁也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对人权的侵犯。
    悖论:精神病人有决策力吗?强制治疗是否合法和公平
    在文章的开头我写道,精神障碍患者受到了双重的不公平对待。他们被区别对待,不仅是为了保护其他人也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在医学伦理学和法律上,患者可以拒绝医生和其他人所谓的有益的治疗,这是一个长期原则。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一个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即使在不被输血有可能死时也拒绝接受输血。一个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有权拒绝任何即使是救命的治疗,这是许多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适用于生理疾病治疗。但它在许多国家对精神疾病患者是不适用的。拿英国来说,《精神健康法案》规定了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强制性治疗。
    根据英国《精神健康法案》的规定,一个患者被拘禁在医院里接受治疗需要依次满足三个标准:
      (1)他必须患有精神障碍;
      (2)他的精神障碍“在性质和程度上使得他应当在医院里接受医学治疗”;
      (3)同意治疗“对患者的健康、安全或者对保护其他人来说是必需的”。
      当考虑保护其他人时,我已经考虑了内在的不公平。 我现在想考虑一下患者自身的“健康和安全”。
    关于《精神健康法案》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精神障碍患者在其本人拒绝治疗的情况下,仍会被治疗,即使他有能力同意或者拒绝。假如其他人(如一个精神病医师和社会工作者)认为这是适当的,那么有行为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会被强制治疗。这是不公平的,除非精神障碍患者确实没有能力拒绝治疗。但事实并非如此。某个人是否有精神障碍是一个主要留给医生的问题,并且它包含了导致忧郁的许多心理学问题。一些精神障碍患者会缺乏决策能力,有些则不会。
    自残的精神病人是否该被强制性拘禁治疗?她用绝食抵抗
    问题来自“B 诉克罗伊登区健康管理局”一案(1994)中英国的法律调查。一个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的24岁女性被接收住进精神病院。她有自残的历史。由于她试图用刀割伤自己,根据《精神健康法案》,她被强制性拘禁。医院可以防止她的这些伤害行为,但是她的反应是绝食,结果她的体重降到了危险的低水平。到 1994 年 5 月,她的体重仅为 32 公斤,医生认为假如她继续这样做的话,她将会在几个月内死亡。医生为了防止她的死亡,打算对她进行管饲。她获得了一项阻止医生如此去做禁令,直到这一案件可以被合法审讯。尽管到那时她已开始进食,但是最高法院仍在考虑管饲是否合法的问题。
    最高法院做出以下几点判定:(1)她有拒绝治疗的能力,但是(2)她有精神障碍,因此,尽管她具有拒绝治疗的能力,但按照《精神健康法案》她可以被强制治疗。这是因为她的精神障碍在性质和程度上应当接受医学治疗,并且这种治疗对她的健康和安全是必需的。
    精神障碍患者与其他人所适用的是不同的标准,这又一次困扰了我。将救命的治疗强加于一个拒绝和有能力拒绝治疗的患者身上也许是正确的,也许是错误的。但是根据一个人是否有精神障碍而改变答案,这似乎就是错的。当然,许多精神障碍干扰了他们拒绝治疗的能力。也许最高法院判定 B 有拒绝治疗的能力是错误的。我们也许需要加深对精神障碍如何以及何时干扰这个能力的理解。但是对我来说似乎不能接受的是,完全绕过这个问题并家长式地对所有精神障碍患者进行治疗,而给予非精神障碍患者拒绝治疗的自由。这样做就是歧视,又一次违背了精神疾病患者的意愿。
    (来源:搜狐文化http://cul.sohu.com/20161209/n475435406.shtml  2016-12-09)

  • 贵州地区(人权研讨会成员)近年来人权状况专题报告

    一、贵州地区(人权研讨会成员)严酷的人权现状综述
     
    在中国西南云贵高原上的贵州,生活着一批因信奉宪法,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遭到长期软禁,被随意传唤、抄家、拘留,被随时强制带离家中外出“旅游”,甚至被强迫失踪的人权捍卫者,这与高喊着要“依法治国”、“依宪执政”、“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口号与承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通过研究分析贵州一批人权捍卫者的遭遇,可管窥中国人权与法治的状况,见证中国当局落实宪法的真伪。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先后参与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达50余人,其中长期积极参与者有20余人,他们无一例外地遭到过警方的监控、传唤、软禁等,而其中主要的20余人受到过上百次的警方传唤、软禁、失踪、拘留、被“旅游”等等的骚扰、侵害。2005年12月贵州人权研讨会成立以来,可以说开展的任何活动没有一次是无阻碍、自由顺当的,即一切的人权活动均遭到贵阳当地国保阻扰、打压。起初人权研讨会成员定期相约在家中座谈,当地警方就上门威胁,甚至将人控制,有时还对临时研讨会成员的交流进行冲击,将人强行带离,传唤到警局;对于一些纪念活动,警方经常采取提前将人软禁或强迫带往外地“旅游”,控制在外地的一些招待所或度假村中;对于当局认为的敏感日,更是对研讨会成员严加防范,常提前将人控制到警局、远郊或外地;有时还对一些人权捍卫者抄家、拘押。近十年来,贵州人权研讨会每个成员被传唤、软禁、抄家、强迫旅游等达上百次之多。同时,贵阳当局还设法阻止研讨会成员与外地维权人士联系,一旦有外地维权人士前往贵阳,则研讨成员会受到软禁,外地维权人士也会被控制遣送离开贵阳。如2013年维权人士刘沙沙前往贵州兴义监狱声援陈西,前往贵阳时遭到贵阳国保阻拦与贵阳人权研讨会成员见面,并被遣送离开贵州。
     
    相比较于国内其它许多地区,由于贵州当局认为研讨会具备了某种组织形态和功能,因此对研讨会成员的控制、围堵、打压更厉害。特别是在国内一些所谓“敏感”时期,当局对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的“维稳”往往比其它地区启动得更早、持续的时间更长。
     
    类似上面这种对研讨会成员的全面控制,从人权研讨会成立至今,年年如此。贵州警方通过对研讨会成员的绑架、软禁、失踪、强迫旅游、关黑监狱、切断电话,抄没电脑,砸碎手机、隔离往来,直至传唤、拘留、判刑等等违法侵权行径,企图阻止研讨会成员普及宣讲人权与法律知识,压制公民社会的成长。
     
    对于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长期来所遭受的迫害,在2011年11月28日的《贵州人权研讨会第7届2号公告:告全省公民书》中陈述是:“贵州人权研讨会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艰难而又坚实的7个年头了,在这7年中,每个成员都被市公安局和派出所随意剥夺人身自由上百次。只要有点风吹草动,或者敏感日子,公安局和派出所就要把这些人非法监禁起来。抄家和没收私人财产的事例无计其数。当局对这些人的打压和摧残真是数不胜数,罄竹难书。”
     
    贵州一批人权捍卫者的遭遇,是中国整体人权捍卫者的缩影,值得特别了解、研究与关注。
     
    二、贵州人权捍卫者遭受打压的具体个案情况
     
    贵州警方对贵州人权捍卫者,尤其是对研讨会成员的集体性打压,通过近年来一再发生的在各种所谓“敏感日”与重大活动期间的全面“维稳”控制上可以看到:
     
    如在刚刚过去的三月,中国政协与人大“两会”期间,以及四月初的传统清明节,贵州以贵阳为中心的数十名曾经参与贵州研讨会的成员被当地警方与维稳人员全部软禁于家中,不许他们相互往来,相互通信,更不准他们外出,而这种状况从2011年至今一直如此。这种在公民没有触犯任何刑律,而警方也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情况下,将公民肆意控制在家中或某地,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径,在贵阳早已司空见惯。
     
    据最近的媒体报道:2015年2月5日下午2点左右,贵阳南明区国保大队一行多人撞入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莫建刚家里,未出示任何法律文书将莫建刚强行带走,同时将其家中的电脑和手机搜走,后来人虽被放回,但所抄物品未归还。2月9日,莫建刚突然收到警方电话,要他去公安局领取上次抄家被扣的电脑等物品,莫建刚依约到了派出所后,结果被警方以他在网上发表一篇声援北京诗人王藏的文章《贵州人权研讨会就诗人王藏被捕及受虐待的严正声明》为由,将其拘留15天。这使莫建刚在中国传统最隆重的万家团聚的春节期间,只能与家人分离而在拘留所中度过。
     
    2011年清明节期间的4月5日,贵州20多位人权研讨会成员原定于当日前往贵阳当地凤凰山扫墓,祭奠贵州文革期间因反对林彪、江青而被残杀的女英烈马锦珍,结果黄燕明、莫建刚等一度被警方带走,陈西、王藏等则被软禁在家,无法出门,其他研讨会成员均遭到控制,使整个祭扫活动无法进行。
     
    再如,2011年底贵阳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当年的10月5日,贵州人权研讨会发起参选活动,提出通过选票走宪政民主政治的道路,用选票改变中国的一党政治口号,当天推举了陈西、李任科、吴玉琴、徐国庆四人,成为参选当地人大代表的独立候选人。随后他们就不断遭到当地国保骚扰,多次被无端传唤。他们想上街宣传时就被控制,陈西到社区选举中心拷贝选举材料,被警方阻扰、跟踪并抄家。到当年11月6日上午10点发起竞选宣传活动前,结果研讨会4名成员全部被国保拘押,而其他贵阳研讨会成员均被软禁控制。当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前夕,贵州当局公然宣布贵州人权研讨会属非法组织,并对所有成员给予拘押控制。后来在将研讨会成员带走关押到当年12月底陈西被判刑后才陆续释放回家。
     
    又如,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从当年7月后全部遭到控制,大多数人被强迫带离家中,前往外地“旅游”,或长期软禁于贵阳之外的一些山庄中,个别没有被带走的如曾宁经常被国保叫走传唤,要求他在十八大期间不许接受外媒采访,不许写文章,不许给警察们添“麻烦”,被叫去往往是早晨起床就叫走,晚上10点左右才放回来;糜崇标先生9月前家中每天24小时有两个人严密监视,家外面有七八个人24小时对他实施监控,除了糜崇标的夫人能偶尔出去买菜以外,一家人根本没有机会离开家门,他们的家已经成为了监狱。而到9月后糜崇标夫妇更是被强行带走,直到十八大结束后才放回。
     
    对于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的严酷打压情况,我们还从下面一些主要成员近年来遭受侵权的部分个案事实中可见一斑。
     
    陈西
     
    本名陈友才,男,汉族,祖籍广西玉林人,1954年2月29日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70年6月毕业于贵阳师范学校初中部,后自学外语,获大专文凭。1983年进入贵阳金筑大学政保处工作,后参与组织贵阳各大学沙龙联谊会,并被选为第一任会长。
     
    1989年春夏反腐爱国民主运动期间,他因积极参与并成立“爱国民主联合会”而被判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出狱后,1995年5月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致力推进中国民主建设,要求平反“6.4”,于 1996年3月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2005年刑满出狱后筹备组织了贵州人权研讨会。不断开展人权知识宣传普及,关注支持贵州各地弱势群体维权,为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鼓与呼。2011年正值中国五年一届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陈西公开宣布独立参选当地人大代表,结果于10月被软禁、抄家,11月29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12月26日上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陈西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现被关押于贵州兴义监狱中,受到多种侵犯服刑人员权利的虐待(详情见前面)。2013年元月16日,陈西母亲去世,作为独子的陈西虽被允许回贵阳向母亲最后
    告别,但来回四百多公里山路,陈西被戴着沉重的脚镣手铐,以致陈西下车时都无法行走。现在陈西的夫人每月在贵阳国保的车送下前往会见一次,一到敏感日期,陈西夫人也受到监控、软禁,不许她与贵阳朋友联系。
     
    据悉,在监狱陈西多次被关入单人小号中。而平日监狱管理方刻意安排了8名完全没有文化、素质极差的刑事犯负责看管他,使陈西根本无法与他们沟通,因此经常受到人格尊严上的伤害。陈西所在监室冬天温度为零下,因为陈西所处的监室远离食堂,当饭菜拿到监室时,已经冷了,所以每天只能吃冷菜冷饭,而监狱中每月的伙食标准只能一百多元,外面无法买东西送进去,所以营养严重不足。同时,冬天还用不上热水,陈西自入狱3年多以来,每到冬季手脚都出现冻疮。监狱里的衣物、被子很薄,不足以御寒,家人多次送衣送被都遭到拒绝。每个月,陈西的妻子张群选在警察的严密监控之中,前往离贵阳市四百多公里的兴义市贵州监狱探监,2014年的12月26日陈太太探视陈西时,发现陈西已廋弱得不成样子,看上去体重不到110斤,整个人已经脱形。据陈西说自己长期拉稀,无法得到治疗。陈西主动提出希望能得到保外就医,但监狱方不作任何回应,使陈西心身倍受摧残,病情极度恶化。据最近的2015年4月14日,陈西太太前去会见情况看,陈西拉稀仍然没有治愈,在监狱营养不足情况下,陈西仍保持从年青就养成的锻炼习惯,以致监狱方都担心他锻炼中发生安全问题而希望家属劝陈西不做那些如倒立等危险性锻炼动作,陈西也因身体情况而不得不考虑改变锻炼形式了。
     
    糜崇标(亦称糜崇彪)
     
    糜崇标,现年76岁,李克珍,66岁,俩老口是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改茶路71号公民。
     
    从2007年开始,糜崇标在贵阳市创办“人权厨窗”、宣传《世界人权宣言》、被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派出所各级公安、国保抓押、监禁、被旅游、被住宾馆等数百次,加起来超过50多个月,糜崇标老人还罹患癌症和糖尿病, 在这种情况,仍长期遭到当局迫害。
     
    2012年5月26日糜崇标“组织”纪念六四,要求释放陈西活动后,一直处于被严密监视状态,无法与任何人联系,他的亲人也被严密监控起来。5月30日下午5点多钟,贵州省国保、贵阳市国保、市公安近100名工作人员在没有出示任何书面手续的情况下开始对糜崇彪实施抄家。大概有30人先是闯入糜老先生家中,外面有近70多余警察把守。然后6、7个彪形大汉一起将70多岁糜老先生的双手紧扭,糜老先生被几双强有力大手掐的顿时胳膊好多部位青紫和伴有淤血,因实在无法忍受如此疼痛糜崇彪央求警察自己走,但是警察根本不理会,硬是连托带架将糜崇彪拖至300米之外的警车上,随后糜崇彪被警察带到云岩区公安局审讯。
     
    在审讯期间,警察将糜老先生的双手扣在椅子上开始轮流审讯,审讯一直持续到次日下午5点。在25个小时的审讯过程中,警察不准糜老先生休息,也不准吃饭。因不堪折磨,糜老先生几次晕厥过去,但是最终警察还是再次将糜老先生揪起来,重新开始审问。
     
    在审讯25小时之后,警察又将糜老先生送到贵阳市公安医院,该医院的工作人员对糜崇彪说:“你是专政对象,你必须老老实实配合我们给你的治疗。”糜崇彪告之医生自己有严重的糖尿病,每天都要打两针胰岛素,还有膀胱癌,随后反问医生如何治疗,但医生并未回应,连续三天,糜崇彪都在打吊针,据糜老先生观察判断医生用的那些药可能都是治疗神经病的,最后糜老先生调侃道可能是遗传基因较好,自己身体没受多大影响。
     
    6月2日,警察害怕糜崇彪的两个儿子向媒体揭露此事,为了封口,30多名警察又将糜崇彪夫妇和两个儿子押送到离贵阳比较偏远的山区某个养鸡场继续关押。据糜崇彪描述,在此期间,有个皮肤黝黑姓张的男子,平时一句话也不说,非常严密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糜崇彪根据此人的种种行为特征猜测,他极有可能是个枪手,如果他一旦发现自己有逃跑的举动,可能对方就会开枪。
     
    6月9日,警察以找糜崇彪父亲照片为由,从贵阳出发开始在湖南怀化、长沙等地来回转悠。直到6月21日, 糜崇彪一家才被送回贵阳,但是他们并没有回家,而是又被当局继续软禁在贵阳金怡大酒店。糜崇彪的妻子感受着家人的遭遇,想着有家不能回的境遇,开始绝望和无助的整日以泪洗面,最终导致罹患眼炎,后被警察送往到贵阳市中医院治疗。由于糜老先生长期吃地沟油所做的饭菜,导致营养不良,肛门喷血,随后也被警察送往中医院救治。
     
    6月29日, 糜崇彪在治疗期间,曾有名患者问糜先生犯了何罪被那么多人监视,糜老先生向此病患者道明原由,结果遭到龙冰明(音)的警察严厉指责,糜崇彪开始以理据争,没想到该警察竟对糜老先生拳脚相加大打出手,最后该警察搬起椅子向糜老先生头部砸去,致使糜老先生鼻梁被打断,脑部被打成脑震荡昏倒在地。后来此人回去向 局长汇报糜老先生思想反动、反对党,结果该局长不仅没有对此事做任何处理,反而嘉奖这个警察。
     
    7月8日,糜崇彪一家获释。糜崇彪夫妇和儿子一起回到家中,而眼前的景象令糜崇彪很气愤,家里已被警察翻得一片狼藉。据邻居向他反映,警察曾先后四次对他的家中查抄。糜老先生发现,警察抄走了家中两台电脑,四部手机、录音笔、录像机、液晶电视一台、收走下载资料118份、刻录六四光盘460份,新光盘100张,两幅世界人权宣言、两幅纪念孙中山辛亥革命横幅、两份给联合国的控告书,4个U盘、糜崇彪父亲的遗像和遗书均被抄走,不仅如此,警察还拿走了糜崇彪家中8050元的现金。后来警察还了一台电脑,但是电脑中所有资料都被删除,包括糜先生唯一一张电脑保留父亲的照片也被删除,其它物品和现金一直未还。
     
    获释后,糜崇彪夫妇和两个儿子仍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每天有20多个警察24小时在糜崇彪的门外和房屋的周围轮流监视,糜老先生的妻子出去买菜也会被警察尾随跟踪。糜崇彪曾几次出门散步但都被警察堵了回去。而糜老先生家中的座机也形同摆设无法拨出和打进。
     
    7月15日,一位自称是政法委的警察(警号为7027的)到糜崇彪家里,口头告知上面决定对他实施监视居住半年,但并没有出示有关书面通知书和有关法律依据。后到9月初,糜崇标夫妇再次被警方带走,直到18大后才放回。
     
    2013年6月15日糜崇标在网上发表了《第二次递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控告》,当月19日家里住进了十几个警察、保安,他们24小时轮班看守糜先生,不准许老两口出门一步,连睡觉、上厕所都不许关门。因糜崇标的糖尿病不能同吃大锅饭,老伴李克珍想去街上买点蔬菜、植物食用油,被市国保李牧警官抓着暴打,手腕差点被扭断,押回住处,不准去医院治疗,浮肿两月还在疼痛。俩老被画地为牢,软禁在家不准出门一步, 非法限制俩老的人身自由,并且还让其老伴李克珍给十几个公安、保安做每天四餐伙食,当奴隶用。如不顺从,公安就唆使十几岁的古惑仔进家耍流氓威胁说:“看守你们的都是从保安队请来的临时工,随时可以黑打你们一顿走人”等等,大耍流氓黑社会。9月份后,糜崇标、李克珍被当地市、区国保从规定居住的新添寨家带离后失踪,亲属和朋友都不知其下落。家属曾找到区、市公安、政府部门,均得不到任何解释和法律文书,不告知亲属任何俩老情况。
     
    在撰写本次报告时,我们终于获得了糜崇标先生的最新情况。2013年9月,76岁的糜崇标先生与夫人被警方强迫带离家中,不知去向。直到2014年下半年,他的家人才得知糜崇标被关押于贵阳郊区的城乡接合部的一个小区中,他们夫妇被警方派人日夜看守。贵阳警方从去年底开始,每月才允许糜崇标的儿子前往与父母见面两次,在一块吃一顿饭。今年春节前(2月份)一个青年看守还将糜崇标殴打致伤,头部被打伤流血,后经过近一个月治疗才得恢复。警方为不让外界知道,特意有一个月不许糜的家人前去探望。后来糜的亲人前去见面时,因为看守在场而无法详谈殴打及囚禁中受虐的诸种情况。糜崇标身患糖尿病、癌症等多种疾病,年岁已高,居然如此长时间遭到类同于监狱般的囚禁,还出现被殴打等严重侵害人权的状况,从中见证出贵州人权的严酷现实。
     
     
    吴玉琴、廖双元夫妇
     
    2012年7月7日,他们夫妇两人被辖区市西路派出所警察带离家中,先是在度假村被软禁一周,随后被带往贵州西南一带旅游,一周后又返回度假村,直到8月17日,在被软禁41天后才被送回家中。廖双元、吴玉琴夫妇8月17日回到家中,发现网络无法正常连接,直到22日才恢复正常。而他们的手机,仍被人为限制,即使用自家的座机都无法打通。
     
    2013年2月5日是中国传统佳节春节中的大年初五,贵州人权捍卫者廖双元起床后与亲戚、同学打电话问候新年好!谁知一会儿有电话打入:13555176822,一接电话,此人自称是国安的张(音)科长,在电话里强硬地对廖双元说:“警告你不要乱打电话,是因为过节才让你用电话的,你这几天打了很多的电话,你现在家里打电话,我们都知道的。”廖双元愤怒得与之谴责:“问是谁给他如此大的权利,为什么要剥夺我的通讯自由?除了24小时的监控外,连打电话你们都不准!”对方随即挂机,反打3次不接。
     
    2013年4月27日凌晨,吴玉琴的母亲因病去世,贵阳一批民主维权人士遭到当局严密控制,不许前往悼念和帮忙。老人去世前吴玉琴与廖双元处于严密监控之下,多次被贵阳警方带到外地软禁,老人深受干扰。
     
     
    李任科
     
    2013年4月27日早上,贵阳民主维权人士李任科先生家中突然冲入几名不明身份人士,进门后二话不说就将李任科的网线切断。李任科要他们出示身份,但遭到拒绝。随后李任科拨打110报警。警察虽然赶到李任科家中,但随之将李任科带到当地派出所笔录。李任科一再追问那些不明身份者究竟是什么部门?但警方拒绝回答。直到当天下午2点多钟,李任科才从派出所中出来,但被警方严密监控。据推测,原因可能是吴玉琴的母亲去世,警方阻止研讨会成员互相联系,更不许他们前往悼念。
     
    2014年,在“六四”25周年之际,5月20日,李任科先生被贵州国保从家中带离到百花湖度假山庄中软禁21天,才被送回家。
     
     
    卢勇祥
     
    2012年9月糖尿病已极为严重,有多个并发症,在住院一个多月后但由于经济问题无法继续住院,只得出院回家,回家后被当地警方安排人二十四小时监控,无法上网,也无法电话与他人联系,他原来的号码打过去提示已经停机。卢勇祥先生在生病期间,贵阳当局迫使他原来的女友与他分手,贵州人权多名成员试图去探望他,都被阻止,无法获得他的准确消息。
     
     
    黄燕明
     
    2012年5月31日下午被辖区威清派出所警察强制带走,囚禁在贵州省高级法院大院内的宾馆,由4人24小时轮流看守,实质上是被关进了黑监狱中,至6月8号晚回家,期间他无法与亲友取得任何联系,家人也无法获知他被关押何处。回家后发现电话及网络都不能正常使用,家门口仍有警察24小时值守,警方明确告知他:监控会一直延续到中共18大之后。
     
     
    雍志民
     
    2012年06月01日上午,雍志民被警察带走,下午警察到雍志民家中抄家,收走了雍志民家里的电脑。据雍志民的妻子说:雍志民这次被带走和抄家,主要与他那天拍摄发生在人民广场的纪念“六四”活动的视频和图片有关,当局怀疑是他将图片和视频传到网上去的。
     
    三、贵州人权研讨会的活动情况
     
    贵州一批人权捍卫者遭到如此人身自由限制及判刑入狱等基本人权的侵害,并不是他们违反了国家什么法律,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践行了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对此我们只要看看多年来贵州这批人权捍卫者的活动情况,便清楚其中原委。
     
    贵州虽在云贵高原,属于中国西南边陲,但思想文化却常领时代之先,远者不说,近者在文革后期,北京出现西单民主墙时期,贵州就出现“启蒙社”等多种文学思想性社团,广泛传播民主、法制与人权思想。后来到1989年,以陈西为代表的一批人士起来积极投身反腐爱国运动,后被判刑入狱。陈西出来后,又组织了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因此一批人再度被判刑,其中陈西被判刑10年。到2005年陈西再次出狱,于同年底召集成立了贵州人权研讨会。我们从贵州人权研讨会成立后的活动情况及其遭遇,可以管窥中国近十年来公民社会成长与当局打压人权的状况。
     
    贵州人权研讨会成立于2005年12月10日。诚如研讨会文告所言:“她的成立是为公民应当拥有的权利而成立,是为每一个人能拥有人的人权而成立!”
     
    研讨会的主要成员:陈西、吴玉琴、莫建刚、廖双元、黄燕明、方家华、卢勇祥、曾宁、李任科、马玲丽、张明珍、糜崇标、朱正元、全林志、杜和平、雍志明、申有连、李元龙、张重发、吴郁、陈德富、葛实如、李果、田祖湘、徐国庆……等等
     
    贵州人权研讨会自成立以来,主要开展如下一系列活动:
     
    一、开展由不定期到定期的交流、研讨、宣传、普及人权与法律知识。成立之初,贵州人权研讨成员不定期地在个别成员家中以座谈形式交流,后来渐渐形成了固定的每星期五下午2点半至5点在河浜公园市老干活动中心小花园的走廊中聚会,共同探讨有关维护公民自身权利的问题。再后来,逐渐向民间发展,以为民间维权为主旨,义务给民众提供法律咨询与人权知识普及,而每周六和周日贵州人权研讨会在黔灵公园门口和朝阳桥民权广场举办“民权厨窗”。
     
    二、选择一些节日开展人权与普法的宣传和纪念活动。如每年3月两会期间,开展向人大代表进言、上书,呼吁政治改革与关注民生;4月清明,举行纪念先烈,追求民主宪政活动;5月的“五四”青年节研讨宣传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精神;6月的“六四”前举行纪念反腐爱国运动活动;12月4日国家法制宣传日中,上街宣传法规,向民众普及法律知识,免费发给民众《宪法》,10日的世界人权日,上街向民众宣传普及人权知识,发给民众《世界人权宣言》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等等。
     
    三、支持公民依法维权,义务帮助权利受到侵害者诉讼,帮他们请律师,甚至研讨会成员为他们作义务公民代理。尤其在一些法律知识方面,研讨会利用自身与法律界人士联系广泛的优势,义务为上访维权者提供法律咨询,或组织进行个案研讨,从精神上支持鼓励权利受侵害者勇敢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权利。
     
    四、关注各地人权受到侵害与公民起来维护权利的事件,及时将各种公权力违法侵权的事通过网络揭露出去。对一些重大的侵权事件及时以研讨会名义发出公开分析、谴责的声明。对一些典型的侵权事件,及时组织人前往调查、围观与声援。与全国维权运动遥相呼应。从而使贵阳成为了西南地区一个维权中心。
     
    五、与全国各地维权人士交流,贵州研讨会成员不定期利用走亲访友机会到全国各地与法律工作者、维权人士、学者们交流人权与法律方面的知识,同时,研讨会还邀请全国其他地区一些人权、法律工作者到贵州参加人权研讨会活动。
     
    六、响应政府落实法制的号召,为推进中国民主进程,陈西、李任科、吴玉琴、徐国庆等四人,成为2011年参选人大代表的独立候选人。研讨会多人努力投身于当地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以公民独立参选人报名参加选举活动,以促进《选举法》中有关条款得到落实,试图将竞选机制切实引入选举中。
     
    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的这些活动,完全是依法而行,是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为国分忧,为民尽责。在如宣传普及人权与法制知识等许多方面还分担着政府的责任,帮助政府兑现在签署类似《人权宣言》等国际公约中所要求的向公民宣传教育的责任承诺,弥补着公职人员在宣传普及人权与法律知识上的不足甚至失职。所以,贵州人权研讨会的活动都是遵照现行法规而履行公民权利,是完全合法合理的。体现了现代公民对国家真诚的爱,对民族真诚的关心,对社会勇担责任。贵州人权研讨会所行,是真正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因此是这个时代弥足珍贵的“正能量”。
     
    四、打压贵州人权捍卫者严重违反国际公约与中国法规
     
    贵州当局如此长时间对人权研讨会成员进行持续性大规模的打压,严重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违反《选举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公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序言“各会员国业已誓愿同联合国合作以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还违反中国政府签署通过的《人权捍卫者宣言》第一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第二条“每个国家负有首要责任和义务保护、促进和实现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第五条“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a)和平聚会或集会”,第六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根据人权和其他适用的国际文书,自由向他人发表、传授或传播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观点、资料和知识”,“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 就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法律和实践中是否得到遵守进行研究、讨论、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借此和通过其他适当手段,促请公众注意这些问题”,“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发展和讨论新的人权思想和原则,有权鼓吹这些思想和原则”,“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参加反对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和平活动。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主管当局保护每一个人,无论单独地或与他人一起,不因其合法行使本宣言中所指权利而遭受任何暴力、威胁、报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恶意歧视、压力或任何其他任意行为的侵犯”。
     
    同时也与中国政府自身制订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违背,与中央一再宣称的“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相背离。尤其,公然践踏新的中国执政当局上台后公开向世界作出要“依宪执政”、“促进宪法实施”、“保障公民人权”的承诺,公然无视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作出的依法治国的决定。
     
    五、针对贵州人权捍卫者被违法侵害情况,我们郑重呼吁
     
    1、对陈西及其中国类似的因言治罪案启动违宪审查,重新甄别历年来各种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子,对那些违宪侵权的判例予以公开平反昭雪;
     
    2、立刻解除违法限制贵州人权捍卫者人身自由的一切行径,还所有贵州人权捍卫者以正常公民的生活,切实落实“依法治国”、“依宪执政”;
     
    3、鼓励、支持贵州人权研讨会多年为普及人权与法律知识所作的努力,营造社会正能量成长壮大的空间。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5-4-16


     

  • 法律上如何防范"被精神病"

    近年来,“被精神病”事件屡见不鲜,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那些“被精神病”受害者,人身自由被限制、身体健康被伤害、合法权益被剥夺,当事人遭遇投诉难、出院难、申诉难、索赔难。2013年1月10日,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法院一审宣判一起“被精神病”案件,让公众看到了司法带来的希望。

    “被精神病”,谁该担责?

    2012年7月20日,正在办公室处理事务的郑州某酒业销售公司董事长吴某,被6名医务人员强行架上救护车带到了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得知消息后,吴某的胞弟与公安民警、律师及媒体虽经反复交涉,但医院仍声称没家属同意,无权“放人”。警方调查得知,是吴某“妻子”谢某给医院打电话称丈夫精神失常,医院应家属要求采取强制住院治疗措施的。而事实上,吴某与谢某早已离婚,离婚后双方因经济问题发生矛盾。

    2012年9月,吴某向郑州市二七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近日,二七区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该精神病防治医院仅凭谢某办理的住院手续,就擅自派人将吴某带到医院诊治,严重侵犯了吴某的身体权和自由权。医院应承担全部责任,判决其赔偿吴某精神抚慰金3万元。

    “这个判决极具示范意义。法院认定医院应承担全部责任,这样的归责是非常精确的,判决也是非常正确的。”2013年1月17日,专门从事精神卫生法律研究的公益律师黄雪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

    黄雪涛告诉记者,以前同类的案件虽然出现过很多,法院的判决中都没有全部追究医院的责任,大多数案件的判决,95%的责任由送至人去承担,医院只承担5%的责任,而这样的判决和责任划分是不正确的,不利于防范近亲属滥用监护权的发生。

    黄雪涛认为,就此案而言,在法律归责方面,实际操作中很难判断吴某前妻的动机是否为恶意。医院作为专业机构应该去承担法律判断和医学判断的责任,因为利益冲突审查与排除,是监护关系设定时必须配备的环节,精神病院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限制“患者”自主权时,意味着医院在设定监护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法律行为。

    如何防止正常人“被精神病”?

    如何确保有病治病,没病不“被精神病”?黄雪涛表示,医院首先应当确定被送至人是否丧失行为能力,是否真的需要被监护。第二,医院在收治前应该对监护人的资格做一些甄别,判断所谓主张监护权的人与被监护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主张监护权的人是善意还是恶意,以及提供的资料是否基本可信。“如果医院做好严格的审查把关,利益冲突者的恶意企图就不会得逞。”

    黄雪涛同时建议,医疗机构在收治患者时,首先应当询问患者需要通知谁,是否有信任的人;送患者来的人是否信任,是否可以代表患者自己行使知情同意权。如果患者不相信送至人,医院应当联系患者相信的人。“医院应当尊重和保护患者的最大权益。”黄雪涛表示。

    黄雪涛说,退一步讲,即使一个人真的患有精神病,也不必然应当被强制住院。如果患者自己不感到痛苦,所患精神疾病没有损害其身体健康或者不会导致其死亡,也无可能伤害自己或者他人,可以不治疗、不住院,外人不宜干涉。

    如何破解司法与医学交叉难题?

    然而,目前存在的一个困境是,精神病院医生同时肩负着医学判断和法律判断的责任。那么,从制度和技术层面而言,如何让“医学的归医学,法律的归法律”?而又如何从立法层面防止将两者混同?

    2012年10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该法将于今年5月1日施行,力图破解包括“被精神病”在内的多项法学医学交叉难题。

    黄雪涛认为,精神卫生法中对监护权的设置,并没有排除监护人与当事人存在利益冲突。而监护人权利过大,可决定“伤害自身或有伤害自身危险”的患者是否住院与出院,患者没有申请复查和医学鉴定的机会。在近亲属滥用监护权,而患者得不到司法救济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被精神病”现象。

    据了解,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精神卫生法的实施细则。黄雪涛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实施细则中应该注意目前法律中存在的三个“空白点”。一是送至人不是在警方介入的情况下,将患者送至医疗机构实施住院治疗的。二是医院在决定剥夺患者的自主权,设置监护关系的过程中,缺乏法律审查的环节和机制。三是精神卫生法对于近亲属送至患者的情况中,没有给予患者寻求帮助的机制。

    (来源:人民网http://news.cqnews.net/html/2013-01/20/content_236826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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