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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剑雄案将于近日在法院宣判

    【民生观察2024年4月6日消息】湖北异议人士陈剑雄(本名:陈进新)被控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将于2024年4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通城县法院宣判,请大家关注!

    2024年4月8日,陈剑雄涉嫌寻衅滋事一案将在通城县法院宣判。

    2022年4月12日早上,陈剑雄被当地国保带走,随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关押在赤壁市看守所;2022年4月20日,陈剑雄家属吴七英收到询问通知书,要求她到赤壁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接受询问,配合调查陈剑雄寻衅滋事一案;2022年5月18日,经通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陈剑雄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羁押在赤壁市看守所。

    陈剑雄(原名:陈进新),1974年出生,湖北省赤壁市人,“赤壁五君子”之一,南方街头运动践行者,民主维权公民,人权捍卫者,中国曾押政治犯。此前曾为社会公义坐牢近7年。

    曾因积极参与广州街头民主活动而被抓捕羁押,于2016年12月16日,被赤壁巿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2年8个月;2016年12月31日刑满出狱。

    2017年9月29日,湖北维权人士陈剑雄、袁兵以及广东维权人士梁一鸣三人前往赤壁巿跟国保大队讲理,要求不要骚扰他们,让他们安静生活,不要再跟踪。此外,梁一鸣本人要求返回广东,而陈剑雄则要求国保不要骚扰小孩上学,期间可能言语过激,遭到国保报复。10月3日,公安以“解决问题”为借口约谈,三人一起到公安局后被扣留,翌日,全部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

    其中,梁一鸣在被关押40天后,获得取保候审,并由户籍地国保接回广东。据梁一鸣讲,她在关押期间曾受到20多小时的审问,所以相信陈剑雄和袁兵也受到了虐待。

    2017年11月10日,陈剑雄和袁兵被检察院批准逮捕。2018年6月25日,案件在赤壁巿法院一审开庭。2019年8月12日,陈剑雄和袁兵分别被湖北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3年半及3年。袁兵于2020年年底刑满获释,陈剑雄刑期至2021年4月2日止。

    2022年4月12日,陈剑雄再次被警方带走,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关押在赤壁市看守所至今。

  • 杨绍政教授煽颠案将于近日宣判

    【民生观察2023年8月25日消息】本网获悉,杨绍政教授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将于2023年8月31日在贵阳市中级法院宣判。

    2021年5月18日,杨绍政教授被国保秘密抓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监居半年后批捕;羁押期间,患有心脏病的杨教授屡遭严重体罚,多次体力不支而晕倒,但仍坚不认罪,体重下降近50斤。

    2021年12月27日,杨绍政教授案被贵阳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其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起诉到了贵阳市中级法院。被指控的所谓犯罪事实就是他在脸书上的五段小视频演讲。

    2022年7月29日,杨教授煽颠案在贵阳中院不公开审理。此前,杨教授的多位同道好友都被国保警察警告,29号不得去贵阳中院围观和声援杨教授。据称,开庭当天已有多位同道好友被警察上岗或强迫外出旅游软禁。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杨绍政教授的病情近来加重。庭审结束以后,法官未当庭宣判。至今杨教授已经被羁押2年有余,现被羁押在贵阳市第一看守所。

    附简介:杨绍政,1969年生,四川省巴中市人,原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者,民主异见人士。

    2017年因批评中共巨额公款养党被停课;2018年8月,被贵州大学以发表敏感言论为由正式开除;2019年因宣传六四被酷刑;

    2021年5月18日,其因网上言论被当地警方多次约谈警告,后被贵阳市花溪区警方秘密带走后失联;

    2021年6月10日,其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无任何具体信息传出,被关押地点不详。

    2021年10月28日,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5个月零10天后,杨教授被检察院批捕。

    2021年12月27日,杨绍政教授案被移送检察院起诉。

    辩护律师于2022年1月6日、7日会见了杨绍政教授。杨教授称,由于他一直坚持自己无罪,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了严重的暴力殴打、身体和精神虐待,导致多次昏迷,身体健康受到伤害,这种状况直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期才得到好转。相比较被抓捕之前,杨教授的体重下降了近五十斤。

  • 朱永健第七次被关精神病院近日获释

    【民生观察2023年8月4日消息】本网获悉,退役老兵朱永健在被苏州当局关押在精神病院两年四个月后,于2023年8月1日获释回家。

    近日,消失很久的朱永健,向一位好友发送了问候。好友问:朱兄回家了?为什么消失了那么久?朱永健答:押在精神病医院两年四个月。

    该好友了解到,朱永健于2021年3月19日去上海准备参加陈建芳案开庭旁听,结果被上海虹桥派出所带到长宁区精神病医院关押;同年4月8日,朱永健又被苏州当局接回,带到苏州市广济医院(精神病医院)关押。至前天2023年8月1日,朱永健才被允许出院回家。

    出生于1964年的朱永健,1983年入伍当兵,1987年在入伍的解放军坦克二师入了党,之后退役回家。退伍后自己先是到山上开矿,后于2000年到菜市场卖肉。之后因为生意纠纷,于2001年被当地法院枉法判决,导致入狱六个月,出狱后他一直上访申诉,从而导致他成为苏州当地重点监控维稳对象。

    在长期的上访维权当中,他最初的冤案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因进京上访,多次遭到苏州维稳部门的威胁、恐吓、拦截、骚扰、非法拘禁、劳教、殴打,甚至被6次强行关进精神病院迫害。

    从2017年开始,苏州当地维稳人员为了达到不让他进京上访的目的,开始每天派多人在他家大门外驻守,这些人4到5人一班,不分日夜轮流24小时看守,长期将他非法拘禁在家中限制其人身自由。

    2018年6月23日,朱永健到江苏镇江市声援维权战友,在警察清场时被暴力殴打致头破血流,后被非法押解回家。回家后,朱永健又被地方政府雇佣的维稳人员围困在家中,不准出门。

    2018年9月14晚10点,当地派出所突然闯进朱永健家中将其抓走,后又以其涉嫌“破坏他人财物”及“妨碍公务罪”刑事拘留。直至2020年8月13日,朱永健才被取保候审释放回家,此次朱永健被警方非法羁押了近两年时间。

    2021年3月19日,朱永健前往上海欲旁听陈建芳案的开庭,被上海警方带往长宁区精神病医院关押;在关押18天后又被苏州当局接回,关押在苏州广济医院精神科,至2023年8月1日获释回家。此次是朱永健第七次被非法关进精神病医院。

  • 山河大学爆火 做梦都是做梦

    近日,一所虚拟的“山河大学”在网络上爆火。“山河大学”源于2023年6月27日网友的一则玩笑——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个省份的343万考生,每人出1000元,总共是三十多亿,就可以打造出一所四省交界的综合性大学,面向“山河四省”招生。此构想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随后,“山河大学”的官网、校训、校徽、院系等陆续被网友们接力设计出来,掀起了一场新的网络热潮。不只是四省的网民,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场不失严肃的办学讨论中,畅谈自己的教育理想。

    “山河大学”作为一个网络梗火爆的背后,是“山河四省”所拥有的教育资源较为匮乏。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与高考大省、人口大省并不相称的是,“山河四省”所拥有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其中,总人口合计超过2亿的河南、河北、山西三省甚至没有一所985大学,高考竞争激烈、人才外流严重。“山河大学”之所谓能引起四地三百多万考生的共鸣,背后隐藏着考生们的无数辛酸泪,考生众多、竞争激烈,录取分数要求高,导致很多考生上不了好大学。山河大学的美好愿景是四省考生心酸的理想主义,看似在玩梗,实则是平民学生们对获得高等教育的渴望。正如网民指出的:“山河大学的构想和热传不是一场舆论风波,而是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平均,是莘莘学子考到高分而报不到好学校的艰难。”

    随着“山河大学”成为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引发网民们对中国教育不公的讨论。有河南网民说:“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我们只能虚构一所大学。虽然已经快毕业了,看到这条视频还是忍不住哭。有些人把它当玩笑,可玩笑背后是万千学子的无奈与辛酸。”还有网民表示,“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心愿,一场梦。”也有网民调侃:“投胎是个技术活,投胎在北京、天津、上海,基本上打败了90%以上的外地考生。”

    7月2日,“#山河大学”的微博、知乎话题遭到官方的封禁,多个网民自建群聊也被官方强制解散,严厉打压其舆论热度。网民因此嘲讽当局的做法是“在中国,你想做梦都是做梦”。有网民一针见血指出原因是“今天让你们敢自发建立大学,明天敢自发建立什么呢,我简直不敢想了”。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吴岩7月6日声称,关注到“山河大学”问题,将不断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结构,大打官腔,企图粉饰太平。网民们批评为“全是套话”、“糟蹋中文”、“滔滔不绝喷这么多,命题作文连题目都不看”。“就是说了一堆空话,废话。”“相当于没有回应。”“废话一大推,就不说教育资源不公的事。”“教育不公,这四个字,烫嘴?”“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作者张3丰在微信公众号“独角鲸工作坊”发表文章《“山河四省”缺的不是好大学,而是“精神的出海口”》,文章说,“山河四省”境遇其实也差不多: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主要是沿海地区和大城市来引领。所以,上海、南京、广州自不必说,重庆、成都、武汉、长沙在1949年后的高等教育布局中,也获得更重要的地位,因为那时那里就是有规模的城市。1949年的河南,有什么像样的城市?洛阳、开封在衰落,而郑州的地位则更低。以上就是“山河四省”高等教育落后的原因,它是由历史决定的。如今的人们想改变这样的格局,根本不可能。

    张3丰的文章认为,“山河四省”的卷,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好大学太少,而是这里的人们观念封闭和落后,缺乏任何“破局”的可能性。影响“卷”的因素有两个,第一是竞争的人数和激烈性;第二则是“局限”,没有其它出路,也不想找其它出路,于是就通过考试来“改变命运”,而人们对“命运”的理解又无比狭窄。最厉害的是山东考生,他们努力的尽头是公务员、编制和级别。即便是海滨城市青岛,也逃脱不出这种“卷”文化。一位朋友每天研究青岛一个相亲公众号,发现那里最受追捧的条件是“父母都在体制内”——这种优越感,只有最近青岛王家村拆迁催生千万富翁,才能稍微动摇。可以说,相比于没有好大学,这种“执念”才是“山河四省”的文化内核。有了这种执念,即便是拥有海岸线和明星海边城市群的(日照、青岛、烟台、威海)的山东,也是面朝西,而不是面朝大海,山东正在从精神上变成一个完全意义的内陆省份。这样看,也许“山河四省”真正缺乏的不是好大学,而是“精神的出海口”。

    作者远读重洋在其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山河大学”:一场突然而不荒诞的梦想》,文章说,细数“山河四省”高校现状,会发现它们重点院校少、名校更少。985大学仅山东有两所(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河南、河北、山西三省985大学挂0;四省211大学也仅仅只有七所(含985)。对比其3亿多的人口总数和每年超300万的高考人数来说,每名考生所对应的高校录取比例让人望而生畏。以人口大省同时也是经济大省的河南为例,至今河南还没有一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在“985、211”高校体系中,也仅有郑州大学1所211高校。这与河南的邻省江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江苏人口比河南少近千万,却坐拥11所211高校、2所985高校。

    远读重洋的文章认为,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和流向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一方面,高校数量和质量分布不均衡,导致部分地区出现“留守生”和“候鸟生”现象;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2006年,美国曾上映一部由真实故事改编的“学渣落榜自创学校”喜剧电影《录取通知》。主人公巴特比被无数大学拒之门外面临升学压力和父母的压力,找到同样经历的兄弟,租房自办了一所“南哈蒙大学”并设计官网和录取通知书等,宗旨是“谁都能来上大学”,以蒙混父母,希望他们不再忧心。没成想有几千名相同遭遇的毕业生都来报道,成为父母眼中的骄傲。巴比特只好聘请教师、逐渐完善教学设施等。影片最后,这所大学被美国官方承认,它的原型是全球顶尖电影学府——查普曼大学。“山河大学”的美好愿景,是四省考生心酸的理想主义。而属于山河学子心中的“查普曼大学”,大抵也是想让每位刻苦读书、努力奋斗的学子获得更加公平多元的读书机会。翻过山去,自有河海。

    作者徐瑾在其微信公众号“徐瑾经纪人”发表文章《对不起,建一个“山河大学”也解决不了山河四省的问题》,文章说,在内卷的时代,网络的狂欢其实往往映射了现实的尴尬。这一现象,又是映射了谁的希望与无奈?现在大学生就业那么难,考编成为很多人梦想,就像一个山河大学新闻下的那句评论,大概就可以让很多人破防,“就算募捐成功了,很多编制招聘的时候也不要,因为不是985、211”。山河大学在虚拟空间的走红,在现实层面却难以落地,都在拷问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在一个新时代,我们如何重新定义高等教育的价值与公平。

    徐瑾的文章说,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会说教育是为了追求知识,这其实有点奢侈。对于多数人,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就业。但是在内卷环境中,大学生也不得不面临脱下孔乙己长衫打螺丝的局面——这就是所谓的软阶层社会。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当下教育回报在急剧降低,竞争压力极大。教育已经不能保证职业出路,导致家长与学生面对高考更为焦虑,这也是张雪峰之类实用主义者大行其道的原因。


  • 聂丽娜被“寻衅滋事”二审公开开庭审理

    【民生观察2023年6月17日消息】2023年6月13日上午,河南维权人士聂丽娜被“寻衅滋事”上诉一案,在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见附件)。聂丽娜的妹妹聂丽红,武汉访民张人强、彭汉怀等十余人到庭,要求参加旁听。因旁听席位不足,法官要求选派代表,遭到众多访民的拒绝,并质疑法院的公开审理变成了摆设。最后,法官被迫允许没有坐席的人员,站着参加旁听。聂丽娜的丈夫张福英虽赶到了法院,但因被列入证人名单,不被允许参加旁听,只能在法院门口外等候。聂丽娜的辩护人马纲权律师,到庭继续为她辩护。

    上午10时,法警将聂丽娜带到法庭。应律师的要求,审判长让法警为聂丽娜解开了手铐,并允许聂丽娜当庭脱掉许昌市看守所的号服。

    法庭调查阶段,聂丽娜仅回答了律师的发问,公诉人和法官则没有对聂丽娜进行讯问。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证据,聂丽娜均提出了异议。

    临近中午,审判长决定休庭十分钟。此时,武汉的国保也赶到了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力劝张人强、彭汉怀等访民回去。无奈之下,张人强、彭汉怀等人只好离开旁听席,跟随国保返回了武汉。

    下午法庭辩论阶段,首先由律师发表无罪辩护意见。接着,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因对聂丽娜不满,公诉人说要对聂丽娜进行批评教育。聂丽娜一听,突然从审讯椅上站起来,大声抗议公诉人,并说他丧尽良心。审判长猛敲法槌,要求聂丽娜控制情绪,但无济于事。此时的聂丽娜,已愤怒至极,指着公诉人继续说:“你有本事给我判死刑,否则我这辈子都要告你”。最后,审判长只好让法警重新给聂丽娜带上戒具,聂丽娜的情绪才慢慢平息。法庭恢复正常秩序后,审判长抱怨公诉人“惹火烧身”,要求公诉人不得再发表公诉意见。至下午3时,审判长宣布庭审结束,择期宣判。

  • 农民忍痛毁菜万吨

    近日,中国多地相继出现农民在田地里流着眼泪把自己辛苦投资的芹菜、大白菜、白萝卜、辣椒毁在地里,赶种下一茬。据河南省相关数据统计,省内50个种植大县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蔬菜滞销情况。

    初冬时节,本应是蔬菜紧俏、购销两旺的好时节。农民把菜毁在地里,城市里却卖高价菜,隔离的人们吃不上蔬菜。习近平提出““动态清零”总方针后”,各地政府对疫情防控层层加码一刀切乱像造成的,物流不畅通,蔬菜保鲜时间短,错过保鲜时间不能交给菜商就会烂在车里,货运司机怕被异地隔离又怕回来被隔离,就是拿到通行证跑一趟运输也得不偿失。

    农民日报:近日,一位山东曹县农民遭遇“芹菜卖难”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共鸣。视频中,农民低头看向已经犁平的土地,计算着有将近十万斤蔬菜就这样被毁掉的场景,看着令人心疼、也令人心酸。

    据相关媒体报道,虽然并没有新冠肺炎疫情高风险区,但能够进入曹县韩集镇拉菜的货商却寥寥无几:凡是外地来拉菜的车,必须提前三天进行报备,而郑州和西北五省份等地的货车,即便提前报备也过不来;凡是本地货车拉菜外出,即便不经过疫情风险区,回乡后也要“居家隔离七天”。如此,曹县蔬菜的“出县”之路自然阻碍重重。

    而来自北京新发地市场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从10月底到11月初,新发地市场的蔬菜价格周环比上涨了9.03%。调查报告列举的诸多原因中,“货车司机在检查站排队时间过长,核酸过期重采重排”位列其中。显然,疫情中的“交通梗阻”已经成为蔬菜滞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华商报:11月25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11月例行发布会获悉,近期国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部分地区对货车通行层层加码、过度通行管控问题仍时有发生,河南等地蔬菜运输不畅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

    凤凰网视频:曹县官方回应货车加码致蔬菜滞销,防疫加码使菜农被迫毁掉10万斤芹菜。

    教语文的于老师:那天看了一个爷爷菜卖不出去,烂在地里,他无助对他老伴说:为什么怨我?对呀,老百姓为什么要怨自己,我们怨这个层层加码的社会,是你们为了自己不顾底层百姓的死活!我们怨无休无止的核酸检测!我们怨核酸检测背后的肮脏不堪!老百姓的诉求非常简单:让他们能吃上饭,能赚到钱,能活下去,就这么难吗???无休无止的核酸检测,无休无止的封控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说谎的人要吞一千根牛子:菜农的菜卖不出去烂在地里活不下去了,城市被封的居民买不起菜在家饿肚子活不下去了,啥世道啊。
    我现在有合理的理由怀疑我国的病毒实际上寄宿在人的正面情绪中,只有我们过得惨保持悲伤才能清零,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上面不愿意让我们活得开心点。

    祸决:真的不想再看到这些民生疾苦了我妈跟我说小区业主群里一群想买菜的业主买不到菜种了十几亩地的百姓菜卖不出去愁的哭好苦啊这到底是为什么老百姓已经够苦了为什么还要凭空给他们制造苦难。

    张嘉晨:年轻人没有工作你们不关心,农民在地里菜卖不出去你们不关心,普通人疫情期间看病这么难你们不关心,要求工作还贷你们不关心,确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差点我信了

    进击的章盟主:因为各种限制,网上看到菜农因为菜卖不出去,把菜都销毁了,而很多城市都把蔬菜批发市场给关了,这就导致蔬菜需求量急剧下降,没有了菜市场,只能去超市买高价菜,这又导致消费降级,都封在家没有收入,自然要省点钱了,这就是封控带来的恶性循环。

    Neyer:疫情乱象可悲的是普通老百姓农民夹缝生存看到一些蔬菜产区菜卖不掉运不出去只能砍掉了丢掉要是三年前你让我想象现在这种局面我还真想不出来果然现实更魔幻

    晴雨天时雨晴天:宣布封控的前一天我妈买的生菜一块钱一斤,消息出来的当天立马涨到三块已经,种地的农民菜卖不出去,城里的老百姓买着天价菜,真可笑。

    tkswh:可能永远都无法感同身受
    我妈今天在超市买白菜,买了3个好像几毛钱。回想,我只是刷视频刷到蔬菜滞销,看完划过去也就完事了,可是那个种菜的农民可怎么办?崩溃大哭…无法想象。有很多人承包土地种植大面积的白菜就等销售可是可是口罩搞得……无法形容。农民靠的就是土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付出,却卖不出去。大家都说农业是国家命脉,可是现实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要放弃自己的土地另谋出路。付出的却换不来应有的回报。农民可怜奈何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无能为力。

    洪巧俊:【农民毁菜,受损的不仅仅是农民,还有你我!】
    菜贱伤农,而烂在地里,毁在地里,农民是无收。将心比心,如果是你把自己种的蔬菜亲手毁了,你会是什么心情?
    本来,种地收入就低,再经这样折腾,明年农民还会干吗?
    农民一旦只种自己吃的,这个问题也就严重了。
    那些层层加码的人,不要以为你们工资一分不少,吃就没问题,这种想法是很愚蠢的,当农民不再积极种庄稼,你有钱也得买贵的,甚至买不到,你觉得与你无关?
    有评论说,当农民把菜毁掉的时候,经济就要出大问题了。在巧哥看来,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民以食为天,吃是大事。不要以为这只是农民的事,其实这事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个人的事!
    别忘了那句名言: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每个人的头上,都是一座大山。

    戈壁加州:这件事不可小看。目前的防疫措施,最开始伤害的是旅游业,然后是餐饮业。然后是各种服务业。然后在物流行业。现在终于到了农业。很快也会伤害到工业。第三产业不仅会创造就业,也会对工业和农业提供很大的帮助。农业需要很长时间恢复。如果今年农民破产,明年农民就没有钱种地。中国十四亿人口。就算进口粮食也没有那么多粮食。我认为国家应该立刻给农民如果补助。鼓励他们下一年继续种地。

    韩硕:抗疫发展到目前这种情况,不管如何收尾,本质上都失败了。它没能团结人心,而是涣散了人心。看着那些气得泪涕横流、手足乱颤狂跺的菜农倒菜毁菜的视频,看着网络上无数关于疫情的新闻,看着窗外百日如一日的静悄悄、无人踪的城市景观,我想到的词是遍野哀鸿。​​​中国这种防疫模式最糟糕的方面是,它让一些恶人认识到了疫情之前无法想象的出来的盈利模式。他们有了可依赖的路径,那么制造一种病毒再投放,不仅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毕竟这隐蔽性很大,利润又太高了。后患无穷——是真无穷了。

    普大帝:河南农民的菜出不了地,冬小麦种不下去。新疆的棉花摘不了,来不及转场的牛羊冻死……封控的仅仅是城市吗?失业的仅仅是三产从业者吗?也许更大的危机在后面跟着呢……

    @克莱汤不热:我四哥,一个新疆塔城市的地道农民,种了一百亩地的葫芦,到现在我们那都下雪了,收下来的葫芦仔都还在地里堆着呢!因为疫情不让收购商来,他们封在村里也出不去。今年这些东西卖不出去,就没收入,连贷款买的种子肥料农药、各种耕种收割费用这些都要赔进去。

    臭屁乐乐:我在郑州买不到菜,爸妈在家菜卖不出去。

    一个行走的人:说一下我老家的情况吧,蒜苗,大葱,香菜,菠菜,白菜直接找个拖拉机,直接毁在地里了。想卖出去,但是疫情风控没有外地来的菜贩子,自己内部又不能消化。村里面大喇叭喊着谁吃菜,随便去地里面去弄,不要钱,但是也没人去。经过这一波毁菜,今年所有种菜的,应该是立马返贫了,纯粹的人祸。

    往年遇到天灾的时候,好歹有点收成,而且还能卖出去抵消一些成本。今年的人祸完全是有大收成,但是要让你眼睁睁看着毁掉,不只是钱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毁灭了一个家的希望。天灾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人祸,尤其是中国的人祸。哀民生之多艰!!!

  • 辣椒水与中共的暴力治国

    近日,网络上又传出北京巴沟地铁站保安因好奇而自喷新式辣椒水后痛苦难耐的视频。这个视频乃2018年3月21日首发,网友重新上传,大概是有感而发。

    中国大陆开通地铁的所有城市多年前都已着手强化安保,尤以政治中心首都北京为最,北京等地地铁站除了为保安配备辣椒水,更配备了长柄钢叉、盾牌等防爆器械。不仅地铁,北京还早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就开始为长安街沿线及附近所谓的重点线路公交车配备专职乘务管理员兼保安人员,极其滑稽和反讽,因为中国大陆各地特别是北上广深四个所谓一线城市,几乎都在2010年前开始普及电子刷卡乘车、实行无人售票,非繁华线路都裁撤了售票员职位,节省了售票的人力,却又安插上保安人员,一边裁员,一边增加冗员,这就是中国、中共的逻辑。

    如此强化安保、大量配备保安人员和辣椒水、钢叉、盾牌,针对的显然是底层大众,也即中共把乘坐地铁和公交车的底层,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特定群体视作防范、打击的对象,如中共御用智囊中国社科院2012年一份报告所称的新黑五类中的访民等弱势群体。质言之,中共把中国底层人民当作危及其一党执政、长期独裁的敌对势力,强化地铁、公交的安保是为了防范国内的敌对势力惹事,防止出事。

    如此防民、制民,导致长达十数年的维稳经费超过军费,表明中共自认其统治的中国社会出现了重大问题,并且认定会继续出现重大问题,中国社会早已成为一个火药桶、一座活动火山,随时可能爆炸、爆发,于是中共便持续发动针对底层人民的战争,包括冷战和热战。冷战即与人民形成长期的僵持和敌对状态,热战则是随时、随意以寻衅滋事、颠覆中共等罪名将人民下狱。不仅中共意识到了其统治摇摇欲坠的危机,民间社会更是普遍存在中国随时可能出事的强烈预期,如知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教授丛日云先生2013年在该校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人生多歧路,你将如何选择?》(《站在人民一边》)对毕业生的寄语:这些年人们都有一种中国将要出事的感觉,那一天来临时,希望你们要选择站在人民一边!

    丛日云教授的预测已过去十个年头,十年期间中国发生了巨量的在他预测范围之内的事情,但他以及大量有识之士所担忧及预测的终极事件仍在酝酿、尚未发生。

    中国已经出了什么事?中国还会出什么事?中国为什么会出事?

    第一个事是天文数量的访民问题。访民的准确数量不得而知,至少是数千万,有估计近亿。中国的访民现象堪称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是伴随着近二十年中国经济、主要是土地经济和土地财政的恶性膨胀而出现的。访民主要来自城乡被强拆户以及土地被强征的农民,另有大量中共强权炮制的冤假错案家庭。访民问题涉及到中共的小农式粗放和野蛮的治理,涉及到中共急功近利、不计后果的荒谬发展观。胡锦涛当政时虽曾喊出“科学发展观”的口号,但像中共历来空喊的口号一样,像习近平空喊的“初心”、“中国梦”一样,仅仅流于口号,空洞无物,无法落实,根本解决不了从朱镕基开始、由温家宝吹大的强拆、强征之土地经济泡沫问题,进而访民问题也就成为中共体制的死穴和死结。地铁、公交的防范对象主要就是访民,辣椒水、钢叉、盾牌主要就是为访民准备的。

    第二个事是中共内生的、固有的腐败问题。即便在改开之前的封闭、僵死时期中共也存在着等级、特权等腐败问题,但当下的腐败问题则出现在1980年代改开之后,也是1989年学潮的导火索。邓小平拒不承认存在腐败问题,江、胡对腐败束手无策,索性佯作不知、任其蔓延,习近平则选择性反腐,只拍打苍蝇、不清理粪堆,以反腐为手段整肃异己、实行极权。中共根深蒂固、无药可治的腐败导致民怨沸腾,使得中共的统治合法性荡然无存。作家韩寒有言“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智商与官员日益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一语刺破中共内生腐败的面纱。强化地铁、公交的安保也是为了防范对中共及其腐败深恶痛绝的底层大众。

    第三个事是由中共的腐败所诱发的各类社会矛盾,如徐州丰县铁链女现象,唐山打女丑闻,为向上进忠而层层加码、借题发挥的过度防疫,公安、城管等中共官吏欺压平民,公检法联手构陷冤案,过度医疗导致的医患矛盾,教育腐败导致的师生矛盾,腐败的中共与其民间批评者之间的矛盾等等。所有这些矛盾层出不穷,中共无力更毫无意愿从根本上予以解决,反而舍本逐末,痴迷暴力,一味强化安保,不解决问题,而只是醉心于滥用暴力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如对访民群体蛮横适用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罪名,对民间敢于批评中共的独立异见人士、独立宗教人士和人权律师强加颠覆罪名等等。

    第四个也是最为根本性的事是中共陈腐、僵死的政体对全体人民、对民间社会或曰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对正常的市场经济形成全面挤压,导致改开以来稍有成长的言论和表达自由已不复存在,2000年前后有所发育的民间社会已被中共彻底摧毁,以私营经济为主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被中共国进民退、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反市场经济之共产原教旨主义所扼杀。即便仅仅用马教本身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之教条来观察,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一党独裁、绝不对之进行任何改革的政体已经成为束缚中国人民的创造力、窒息中国社会活力的顽疾。中共专制、极权是上述三个问题,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总根源。

    归根结底,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共固守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不停斗争和不断折腾的结果。美国前总统里根说“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专制、极权的中共是最大的问题,不仅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最大问题,而且也是世界和世界人民的最大问题。从1949年到1957年的八年是中共折腾较少的时段,尽管也发生了所谓的镇反和三大改造,对外还有插手韩战;之后便一路折腾,直到1980年代的改开;改开稍见成效后,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凸显出来,一度自己也高喊政治改革的邓小平囿于其永久执政之僵化共产意识形态,发动“六四”镇压,使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丧失殆尽;2001年入世后,中共坐享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红利,至少在经济上表面上一夜暴富起来,同时,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也随世贸组织成员身份一同传入中国,执迷于永久执政之顽念的中共又进入受害妄想症状态,祭出斗争的大旗,对追求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的民间各界严防死守,抓律师,抓独立宗教人士,抓访民等维权公民,抓知识精英,抓私营企业家。为了所谓的保政权,为了永久执政,中共已陷入神经过敏、歇斯底里之癔症状态和不断折腾状态,即中共“文革”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冷战兼热战状态。可以说,中共的整个历史就是无一日不折腾的历史,就是不断折腾人民的历史,即便在他们自己宣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1980年至今的四十年,中共也从未忘记斗争和折腾,这正是中共在政治上的路径依赖和毒瘾式暴力依赖之宿命。中共为了一党独裁万年永续,宁可与民为敌、宁可搞垮中国,也决不肯步入宪政、法治和还政于民的正道。

    中共如此四处树敌,如此不断折腾,自然就要处处设防,自然就要为地铁保安配备辣椒水,就要为每辆公交车配备乘务管理员即保安人员。一句话,就要与民冷战和热战。

    由于中共的不断斗争和折腾,中国就一定不断地出现问题,就会不断地积累起越来越多的问题,就会旧的问题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而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纷至沓来,访民问题就是其中最典型者。在僵死的中共政体下,种种问题不断积累,一步步陷入恶性循环和死循环,最后一定会衍生出一个终极解决方案,冲破禁锢着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的中共政体这个铁幕,就像大革命前的法国,就像崇祯皇帝时的大明,就像辛亥革命前的满清,就像呼啦啦似大厦贾府…… 难道丛日云教授九年前预测的要出事,竟是这样一个个结果?难道中共为地铁保安配备辣椒水、为公交车配备保安人员所要防止发生的也是这样一个结果?只是,凭中共这样不断制造问题却不解决问题、只围堵和压制问题而不疏导和化解问题之颟顸,这样的结果是防得了、堵得住的吗?

  • 女大学生120求救失败病逝 社会炸锅

    近日河南大学大三女生的一通“致命8分钟”120求救电话,引发全网暴怒。据悉,她在生命垂危之际,打电话向120急救中心求救,但对方的怠慢和愚蠢最终导致这名女孩离世。

    事情发生在5月17日上午,河南大学大三女生彭新君一人在宿舍内突感身体不适,便于10时27分拨打了郑州市120急救中心电话,但长达近8分钟的通话后,接线员在明知她位置的情况下仍然反复确认,在对方已经十分痛苦的情况下说:我感觉你没啥事,最终并未派车没有派车且态度也不友善。当日中午,舍友发现彭新君情况不对后再次拨打120,对方才派车,而急救车抵达学校时,距离彭新君第一次求救已过去了2个多小时,到医院抢救时彭新君已经没有呼吸,于5月30日去世。去世前,她因脑出血已昏迷14天,一直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6月3日晚,河南大学大三女生彭新君疑被120延误就医去世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首位。仅几个小时阅读量突破1.4亿,事件引发舆论关注热议,同时获得网友的大量转发。在微博上,网友纷纷表示:“假如我某天在宿舍生病了,痛的动不了了,我该打给谁?!我还能相信谁?​”、“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今天以后,学公共危机的同学应该都有了非常合适的论文题目及相关写作素材了吧。‘浅析政府是否应该让社会舆论成为社会治理的中流砥柱及政府公信力的严重缺失问题——以郑州市120为例’​”、“你听不见她说‘头好疼’吗?你听不出她已经呼吸困难了吗?你听不出她已经难受到讲不出话来了吗?哪怕不知道位置在哪你不知道报警吗?​”、“以后要是感觉身体不舒服建议直接打电话说自己红码了或者核酸阳性,那救援肯定来的迅猛​”、“临时工,已开除,压热搜”、“120辜负了她的信任,倘若在病发时,连120都不能救人,那谁还能救人?”

    舆论压力下,6月3日晚,郑州市卫健委发布通报称,网络反映郑州120延误救治大学生一事,郑州市卫健委已成立专项调查组,正对该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将予以公布。

    在问答网站知乎,《如何看待河南大学彭同学最后八分钟的求助电话?》阅读量突破1282万,共获得2891个回答。

    网友Echo表示:“多么令人绝望啊!还能相信120吗?请敬畏生命!”

    网友烈月质疑说:“120接线员她上岗经过培训了吗?她有用标准用语吗?她有被监督的自觉吗?她出了失误有处罚规定吗?她能够口气如此嚣张,如此漫不经心,却坐在120的这个救命电话前面,她是怎么得到的这个资格?120接线员的聘用和培训流程是怎样的?在接线过程中是否受到监督?是否有相应的操作规定和处罚规定?如果有,这些规定又是怎么在她身上失效的?这些问题不解决,而只是处罚这一个接线员的话,这样的事情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这才是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

    网友门耳说:“有些人就是喜欢用一种轻佻的态度对待别人身上发生的很严肃的问题,好像这样能让他们获得一种优越感。但是无论是谁都没有资格去如此敷衍的应对一条濒死的生命,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我实在想不明白“我怎么感觉你没事啊”这种话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说出口的。一个在死亡边缘徘徊的人,挣扎着打出最后一通求救电话,得到的结果不过是在训斥和敷衍中死去。这比无人知晓的死去更令她痛苦吧?面对命运的责难,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她做对了所有事。她本可以活的,她有这个资格但她却死了,因为有人做错了事。”

    网友摸鱼的王同学分析说,过去十几年,中国大量的普通岗位都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因为上面认为这些岗位不重要,所以大力推进这些岗位外包化,压低这些岗位的工资待遇,导致招到的员工素质断崖式下降。而这个推动“体制内不重要岗位外包化”的过程,就是“降本增效”的政绩。比如说典型这次的电话客服,比如说外包的食堂服务,比如说保安服务。因为待遇低,所以招到的人素质高不到哪里去,偏偏某些关键时刻他们手上又有了点小权力。

    摸鱼的王同学继续分析说,这就是当下很多岗位的现状,外包待遇还差,比如说在北京月薪五千(这差不多是清华外包保安的待遇),这点钱只能招到这种人,一旦遇到点突发情况,他们完全拒绝执行任何规定流程外的哪怕一丝动作,且沟通态度普遍极其恶劣。反正这种工作丢了也不可惜,再找一个就是,并且这种外包岗位,连学历都不查,更不会关心你在上家为什么会离职。这些问题烂账,并不是体制内的资源养了电话客服这种蛀虫,恰恰是资源流向了其他大蛀虫,这些边缘岗位外包化底薪化,导致招聘敷衍,岗位人员素质下滑,一旦工作压力增加,最终必然会在某个时间点爆发出来,出现“弱者抽刀挥向更弱者”的惨剧。

    网友炉lilu说:“我来说一个悲观的回答吧:这次事件之后,最大的可能是责任人被开除,甚至面临刑事责任,救助中心承诺加强接线员教育,杜绝类似情况发生,并开展几次接线员教育培训,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接线员们私下里觉得那个人只是“倒霉”,工作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爱岗敬业的继续爱岗敬业,也不会有更高的工资,敷衍了事的继续敷衍了事,大概率也不会遇到相同的事情。至于网友,在一阵义愤填膺后被新的事件吸引了关注,只留下逝者的亲友空余悲痛。本质来说,这种事和以往发生的各种悲剧没什么太大区别,因为疏忽或者漠视导致他人死亡的事件一直在发生,只是这次恰好受害者是大学生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很多时候,真正受益的人没有权力做出决定,有权力拍板的人没有足够的激励改变已有体系,最终问题得不到解决才是常态。”

    微信公众号“木蹊说”发表文章《郑州大学生打120求救,救护车2小时才到,而这家公司却火速中标核酸检测屋》,文章说,这件事一直到新闻媒体曝光后,才冲上热搜。一直到冲上热搜后,有关部门才通报。而我,只有无奈——为何对待生命如此之慢!和这个慢相对的,则是另一个“快”——一家仅仅成立11天的公司,拿到了郑州“核酸检测屋”的大单子。一家刚成立11天的新公司,一开始就拿下这个大单。我只能说,能人辈出!

    文章说,生命有轻重缓急,也有悲喜交加。我们不能没有感觉,没有同理心。因为很多病,就是从我们失去了感觉开始的。郑州这两个冲上热搜的新闻,让人甚是感慨。为什么该快的不快,该慢的却慢不下来?希望你能明白,在面对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不是大局的搅局者,我们本就是大局的本身。有些事,我们有权一起面对,也必须一起面对。

    前媒体人海边的西塞罗在其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说说那通害死女大学生的“致命120”》,文章说,这个接线员给我的感觉,是除了冷漠,还是冷漠。是的,冷漠,而这种冷漠是会让我感到似曾相识的。仔细回忆一下你会发现,当你去某机关单位办手续、某国营银行开户、或某政府职能机构的“便民窗口”填单时,你是不是经常也会遇到这种“前台业务员”——他们名义上是“为你服务”的,可是真实态度却仿若你的大爷和姑奶奶一样,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眼见着你在手续的泥潭里挣扎,急的火烧眉毛,却就是不愿伸出手来,积极主动而又专业的帮你一把。甚至,他们还会不耐烦的训你:“你也算大学毕业了,这种表(手续)都不会填(办)。”

    文章说,这种经历,是不是很常见?它就是你生活中的常见场景。当然,你若质问这些“服务人员”为什么那么敷衍、那么不专业,他们也是有自己的苦衷的——上班么,混机关么,就领那么点死工资,干糙干好一个样,每天还让我见那么多人,处理那么多手续,早就烦了、累了。你觉得我人浮于事?我一肚子气呢!我还羡慕单位里那谁谁谁凭着裙带关系光拿工资、吃福利,不干活呢!是的,你的生活中,这种冷漠、敷衍、人浮于事的嘴脸,你碰到的还少么?

    文章接着说,可是这一次,一个年轻的生命,竟在这种敷衍、推诿中消逝了。而临死前她听到的声音,竟还是那个本来应该服务给她的人在教训她:“这都上大学了,也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你在干嘛呢!这乌拉乌拉的……”这种敷衍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中随处可见,只是它这次致命了,还致命的这样荒唐、让人愤怒,于是舆论爆了。但我觉得,我们该反思、该谴责的,不仅仅是那个冷漠的声音,而是其背后生成的机理。这样的接线员,她是怎么被挑选出来的?为什么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又是什么让她变成了这样一个对求助毫无感情的“接线机器”?她在挂上电话之后,为什么不组织救助?

    文章还说,而这样冷漠的“接线员”在我们的社会中又有多少?联想到最近很多名校研究生、博士都争抢挤进体制内,他们在工作之后,是否也会被培训成这样人浮于事、敷衍塞责的“接线员”呢?这里面每个问题,都让人感觉很老旧。但这一次,我们希望它能被追问到底。看看这一次,我们能不能彻底根除这种敷衍、冷漠的病根。因为一个年轻生命的消逝,我们不能再这样敷衍下去了。

  • 从对许志永起诉书看中国深文周纳

    近日,网络上传出了山东省临沂市检察院致临沂市中级法院对公民许志永先生的《起诉书》,罗列了所谓起诉许志永先生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有关证据。让人清晰看到,这又是一桩从头至尾深文周纳的因言治罪案。

    从《起诉书》罗列的所谓犯罪证据来看,无非涉及用“新公民运动”名义,及后来“公民运动”名义活动,一些朋友聚餐吃饭,朋友聚到一块交流谈论了一些问题,许志永多年来写的思考美好中国的文章及接受拍摄采访等几方面。依照中国现行法律,以这些所谓罪证来治罪一个公民,都显得违法而荒谬。

    第一,《起诉书》说:“2012年至2013年,被告人许志永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满,伙同丁家喜(另案处理)等人成立、发展‘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实施犯罪活动。”“2012年至2013年,被告人许志永伙同丁家喜等人通过通讯软件,在北京、徐州、武汉等城市组织‘公民聚餐’、‘同城饭醉’活动,发展‘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成员。”在此我们先且不谈公民吃饭是否违法问题,也不谈许志永先生依据宪法赋予公民集会、结社权利而参与聚餐吃饭,支持聚餐吃饭是否就犯罪的问题,仅这种将2012年至2013年,也就是许志永先生被第一次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前的一些活动再次作为本次起诉罪证,就公然违反中国及世界执法上“一罪不二罚”的原则。也就是说,2012年至2013年许志永先生第一次被判刑前的活动,已经被北京市中级法院在2014年1月26日作为判处许志永罪刑的证据,现在又再次拿出来作为本次起诉的证据,是赤裸裸的一罪二罚,重复罗织使用证据。

    第2,《起诉书》说“2012年至2013年,被告人许志永伙同丁家喜等人通过通讯软件,在北京、徐州、武汉等城市组织‘公民聚餐’、‘同城饭醉’活动,发展‘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成员。”这里公民聚餐吃饭,谈论些社会问题,甚至臧否时政,是否就是犯罪?如果公民吃饭骂娘就是犯罪,那么请问中国当下14亿人口中,究竟有几人没有参加过聚餐吃饭,且没有对中国社会问题及中共执政各种罪错骂过娘?在此我不能说一个都没有,但应该是微乎其微,万分之一,几十几百万分之一。如果今日中国执法当局以公民参加吃饭,臧否时政,愤世骂娘,就来定罪,那整个社会有几人得免?就是这些执法者哪个敢拍着胸脯说自己没有骂过执政者各种无法无天不公不义行径的娘。纵观人类历史,比较当今世界,除了一些极端恐怖组织仍然将公民聚餐吃饭及其言谈作为罪证外,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将公民吃饭与言谈当作犯罪的。这种将公民聚餐吃饭及其饭桌上亲朋好友之间的言谈作为罪证,不仅严重违反现代文明准则与国际人权条规,而且也违反中国自身“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公然干预、剥夺公民基本生活自由。如果任由这种定罪泛滥,那么中国哪个公民能够保证自己不会随时沦入监狱?

    第3、公民吃饭无罪,公民通过网络交流探讨一些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同样无罪。《起诉书》说:“2018年被告人许志永伙同丁家喜建立‘公民运动’非法组织的telegram群组”“使用该群组进行联络、交流”,“使用zoom软件召开线上非法会议和培训”。《起诉书》将这种网络交流群组冠以非法组织,并将交流活动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随着互联网技术普及改善,世界普遍进入利用互联网交流时期。公民在网络利用聊天软件进行交流探讨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居然就被扣上“非法组织”与“颠覆国家政权”,这是依据什么法律?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张冠李戴,是欲加之罪。如果这也成为罪,那岂不是一切使用网络者都是罪犯。如果网络群组、共同交流就可以定性成非法组织,那作为组织基本的纲领、条规等等,请有关部门出示一下。如果连这些作为组织的基本要件都没有,那怎么定义为“组织”?并且,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是组织,有颠覆国家政权的明确目标与方法步骤吗?如果没有这些,又怎么定性成颠覆国家政权?

    根据许志永与丁家喜等明确追求“自由、公义与爱”的目标,这清楚显示是一种现代公民的生活方式,是公民个体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诉求,不涉及政权,更没有所谓颠覆国家政权。如果将这种生活准则追求定性成颠覆国家政权,那这个政权就是公然敌视“自由、公义与爱”,那就是倡导“专制、邪恶与恨”。这种对社会生活态度相互认同者的相互联系、协调,以自己的生活准则来过自己的生活,并将这种生活自定为公民生活或运动,都与所谓非法组织无关。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关注涉及自身安全、幸福、发展等等问题,过自己认定的尊严、自由的生活,并采取自认的生活方式,是天赋权利。而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明文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再者,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成员,加入多个国际人权公约组织,依据《人权宣言》“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及《人权捍卫者宣言》“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a)和平聚会或集会;(b)成立、加入和参加非政府组织、社团或团体;”也就是说,就算许志永、丁家喜等人成立了组织,那也是履行公民权利,承担公民义务,是应该受到保护,而不是被定罪的。

    第4、一些在现实生活中理念相似,有共同语言及共同关注的朋友约到一起聊天、探讨,这是古往今来人类共同的社会性体现,在历史上不成其为罪,在文明发展到今天更不能定为罪,然而《起诉书》居然说:“2018年9月22日至23日,被告人许志永伙同丁家喜组织张忠顺、常玮平、王江松、吴明等13人,在山东省烟台市高新区银和怡海天越湾小区张忠顺的别墅内召开秘密会议,组织策划颠覆国家政权活动,总结前期‘新公民运动’‘公民运动’颠覆活动的经验教训,分析目前‘公民运动’面临的问题,要求组织成员向基层社区渗透,采取‘非暴力’颜色革命的方式,颠覆国家政权”。同样,《起诉书》还将2019年12月7日至8日,许志永、丁家喜等人在厦门一次聚聊,也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从这件列举朋友相约聚聊的所谓罪证,读者除了看到肆意将几个志趣相投朋友聚到一块,呆了一天,共同谈了些互相感兴趣的话题,竟被反复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外,没有发现任何颠覆言行。请问当今哪一个正常生活的人没有几个聊得来的朋友?没有过共同相约聚餐聊天的经历?几个有共同兴趣朋友相约聚聊一下,这就颠覆国家政权了?那这个社会谁不在颠覆国家政权?显然,这种定罪太缺乏事实依据,违背生活常识与人情常理,是赤裸裸的构陷!

    再者,就算许志永他们聚到一块可以称其为集会,聊了些中共当局不喜欢的话题,这难题就是颠覆国家政权了?中国政府认同并签署的《人权捍卫者宣言》明确规定:“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a)和平聚会或集会;”“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c)就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法律和实践中是否得到遵守进行研究、讨论、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借此和通过其他适当手段,促请公众注意这些问题。”“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发展和讨论新的人权思想和原则,有权鼓吹这些思想和原则。”可见,无论许志永、丁家喜等人就算确实相约一些朋友聚集探讨些公民运动的问题,那也是践行国际人权准则,是应该受到宪法与法律保护的。

    第5、《起诉书》列举许志永多年来对中国问题的诸多思考“被告人许志永撰写传播《人民的国家》《公民倡议:竞选2021》《非暴力》《美好中国》等大量煽动性文章”,将他接受拍摄“政治家”影片采访,及网站转载他的文章等等,均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这就是赤裸裸的以言治罪。《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以及中国《宪法》也明确“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所以,许志永先生所著大量文章书籍,那都是践行公民权利,为社会承担忧患及寻求美好前景的优秀公民的可称可赞的行为。

    从临沂当局对许志永先生《起诉书》可以看到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是完全深文周纳的政治构陷,是违反国际人权公约,也违反中国自己颁布的宪法。因此,必须立刻无罪释放许志永、丁家喜等等一切被因言治罪的人士,让中国真正步入保障人权的时代。

    民生观察 2021年9月26日

  • 常玮平父母举牌后多人被监控

    【民生观察2020年12月23日消息】近日,本网义工从常玮平亲属处获悉,自人权律师常玮平的父母到公安局举牌后,其父母就被陕西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多次传唤,常玮平的多名亲友也遭稳控与威胁。

    据常玮平的一名陈姓亲属透露,常玮平2019年参与了厦门的一场聚会后,于2020年1月被陕西省宝鸡市公安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关押了10天,后来获得取保候审。

    10月16日,他在网上发出一段视频,透露自己在上述秘密关押10天内遭受到的酷刑,以及他取保候审至今10个多月仍无法与家属或律师会面。视频上传不久后,常玮平便传出于10月22日再次失联。
    对此,常家人认为常玮平被再次抓捕的原因是他在海外网站上发布视频控诉其遭受的令人发指的酷刑,遂遭宝鸡警方挟私报复。

    2020年12月14日下午,常玮平的父母来到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门外抗议,身上挂着“反酷刑救我儿”,以及“依法与儿共同生活”的字句。不到五分钟,便衣公安把两人连同同行的常玮平岳父一起推进了大厅,常玮平姐夫则被押送到马营派出所审讯。之后,两位老人被警方强行送回家中。此后数日,常玮平的父母又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多次传唤。

    常玮平的父亲告诉家人说,传唤的过程中自己被高新分局局长孟麦续从头骂到尾,并多次威胁:“你所做的事都是受你儿媳妇指使的,要对你儿媳妇采取强制措施。”这些话让玮平父母非常担心,担心儿媳会和玮平有同样遭遇,他们的孙子没人管。

    到了2020年12月18日(上周五)晚上,当局又在常玮平父母位于陕西凤翔县老家的斜对门处,对着常家大门安装了高清摄像头。据常家人了解,该摄像头是专门监视常家情况的,并且由于村委会里设有监控室,探头由镇派出所实时掌控,只要常家里有人来探望,警察就会飞奔而来,对访客进行训斥盘问,要求来人登记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言辞间满是威胁。此外,常玮平父母也被禁止自由出行,二老的手机也被高新公安分局非法收走,导致他们无法与外界联系。

    还有,常玮平的二姐和二姐夫也在上周被县教育局约谈了三次,常玮平的二姐夫妇因是该县教师,所以教育局也加入了对常家的稳控。常玮平的陈姓亲属反映,这两天常玮平的二姐夫被县教育局安排到玮平父母家24小时“上班”,负责对玮平父母的活动进行上报。而玮平的大姐夫一家也被威胁不得参与此事,否则影响他们儿子上大学考公务员。他大姐夫的手机也被非法收走。玮平的岳父也被收走手机,限制在家,由专人看守,出门需要打报告。常玮平的亲友全部受到不同程度骚扰,被警告禁止参与玮平的事。

    另外,陕西网友“田田”也透露,因自己在12月14日围观常玮平父母举牌,结果也被警察抓进了警局审讯做笔录。审讯结束数日后,政治警察又两次找其训话,分别是此后的周三国保上门训话;周五国保警察又去找到自己丈夫工作单位与之谈话,主要内容是禁止参与围观常玮平案件。

    公开资料显示,常玮平律师出生于1984年4月14日,陕西凤翔人,中国维权律师,曾多次代理敏感人权案件。2000年就读于凤翔中学。2003年考上重庆大学。2007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化学系材料化学专业。毕业后先在海南海马汽车工作。2009年开始自修律师资格,2011年通过考试,2013年取得律师执照。取得律师职业资格后,常玮平挂靠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常玮平介入了很多公益和敏感案件,例如:无锡413寻衅滋事案、江苏无锡访民王金娣寻衅滋事案、南京王健寻衅滋事案、焦作李玉凤寻衅滋事案、沈阳林明洁寻衅滋事案、郑州曹春生杀人案、维护江苏昆山访民王和英合法权益等。2014年7月17日,河南省焦作市中站派出所民警王军干命案嫌疑人许有臣、张小玉夫妇聘请常玮平作为他们的代理律师。21日,常玮平到焦作市公安局中站分局递交委托手续,却被警方要求提供和张小玉的通话记录。常玮平根据律师法保密原则坚持回绝,双方僵持到晚上10点时,焦作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强制传唤常玮平讯问并提取了所有手机通话记录,至22日上午10点,传唤被解除。常玮平在被传唤的12小时一直被锁在审讯椅上。焦作警方的明显违法行为引起了大量舆论关注。《中国青年报》在25日对此事做了详细的报道。2018年10月14日,常玮平被陕西省宝鸡市司法局停业3个月。2018年11月22日,其所执业的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被注销。2019年1月14日,其停业三个月期满后,在陕西省内与至少十家律师事务所接洽,但长达6个月的时间,其接洽超过十家律所,不是即将签约时突然变卦不再签约,就是将申请转所手续交到司法厅办事窗口后十几分钟就接到律所解聘的电话。

    2019年12月8日,常玮平参加了厦门会议。2020年1月12日晚10时左右,常玮平在西安自己的住处被警察带走。13日,宝鸡市司法局注销常玮平律师证。14日早8点左右,常玮平妻子接到宝鸡高新分局国保大队电话,被告知常玮平因危害国家安全,已经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月21日下午5点左右,常玮平获释回家。2020年1月23日,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常玮平取保候审,并以不可离开取保候审地为由,限制常玮平离开宝鸡市。从2020年10月16常玮平发出声明,披露自己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到了酷刑。“我被锁在宝钛宾馆招待所的房间的老虎凳上,每天24小时,10天的时间,这是一种极端的酷刑。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到现在依然是麻木的、没有知觉或者知觉不正常。”

    2020年10月22日,常玮平失联。当天晚上,常玮平的妻子接到宝鸡市张姓警察的电话,称“由于常玮平违法犯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1月3日,常玮平家属收到宝鸡警方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涉嫌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至2020年12月14日,常玮平律师第二次被指定监视居住已达62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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