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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夏”不仅仅是香港人为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而战，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是中共极权政体从顶峰迈入衰败的拐点。

经过四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持续增长的经济使中共政体的专制统治地位愈加牢固。西方自由世界主流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人民随着收入的富裕会不可避免地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中国必然可以成为民主国家。在美国，通过接触改变中国一直是美国对华外交信奉了数十年的政策。所以，即使中国不断发生大规模的人道灾难，西方国家却坚信这些是中国在发展进步过程中的阵痛，中国在与西方的接触中会受其影响，带来改变，最终实现经济自由化、法治和政治民主，所以从来没有改变以接触改变中国的政策，更不曾相信中国有一天会成为自由世界的威胁。

改变始于2018年3月中国两会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消息一经披露，世界媒体一片哗然和震动。习近平走向终身集权显示了一党专政的中国离民主制度愈来愈远，无疑让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自由化想象完全破产。华盛顿邮报认为习近平正打造二十一世纪的极权模式，对世界民主和人权提出了挑战，金融时报认为西方国家必须制定出一致的战略来应对一个在内政外交方面都更为霸道的中国。时代周刊评论说如果习近平能够毫无顾忌地改写中国四十年来的政治规则，那么北京在撕毁国际准则方面也会毫无内疚之感。

通过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事件，中国是国际规则的破坏者，是一个崇尚丛林法则的极权野蛮国家，中国不会融入自由国际秩序，并且一定会向人类的政治文明、普世价值宣战，这种观点渐渐成为西方媒体、国际政治专家的主流看法。修宪事件导致了西方“接触改变中国”观念的逆转，对中国威胁文明世界的可能性进行准备和应对渐渐成为国际的主流声音。

“自由之夏”运动让世界真正认识到了中国是如何的无视普世价值，向人类的政治文明宣战，践踏人权、法治、自由。香港人民的英勇抗争也打动了世界还在珍惜自由的人们。挪威自由党议员古里·梅比尔访问过香港，香港警察的残暴令她震惊，抗争者的勇气也令她印象深刻，她决定提名全体香港人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希望这将鼓舞他们为自由和民主抗争：“香港人冒着生命和安全风险，捍卫言论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权利。他们所做的远远超越香港本土，影响到整个地区和世界其它地方。”11月，美国参众两院以压倒性通过了履行对香港自由民主的历史承诺以及建立惩罚机制针对在香港或中国内地压制基本自由的政府官员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表明支持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最主流共识。

从香港的遭遇国际社会认识到了极权主义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威胁，11月底，具有国际公信力由来自世界各地世界60多个国家的数百名记者组成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公开了从中共内部泄露出来的400多页的秘密文件，首次详细披露了中国政府如何在高度戒备的所谓“再教育营”拘禁设施内对上百万新疆维吾尔人展开“洗脑”，试图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语言。在上世纪纳粹德国后人类世界重现大规模的集中营，其任意羁押和非人道折磨引起世界的关注和谴责。随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这是继《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通过的有一部关于中国人权的法案，显示了文明世界与中共的新国际关系正在走向对抗。

所以，修宪事件导致中国与西方关系观念的改变，而香港“自由之夏”运动正式成为中国与西方关系改变的拐点，国际政治形势正在发生越来越不利于中共的变化。然而，更重要的是，由香港、新疆、西藏开始的边疆危机，是中共极权政体从顶峰迈入衰败的拐点。

极权政体衰落的拐点，往往是其统治的边疆地区首先出现动荡，然后边疆的危机都加重核心统治区域的社会问题，从罗马帝国到苏联极权的垮台，莫不如是。“自由之夏”不仅耗损中共统治的道义性与合法性，同时耗损中共巨额的资源以维持对香港的统治格局，加重本来就紧张的官民矛盾，而且通过网络社交平台不断把香港人民为自由而战的勇气穿透层层防火墙传递给被极权统治的大陆人民。这些追求自由的精神，这些组织、动员的社会运动抗争剧目，在未来中国的民主运动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自由之夏”是伟大的民主运动，也是一部经典的社会抗争运动教科书。

“自由之夏”既有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充分动员的主要大型示威集会游行这种传统的抗争形式，也有自发在网络平台发起呼吁和响应的围堵警察总部、稅务大楼等政府机构的快速机动性示威活动，三五成群发起延误地铁等交通工具的不合作运动，以“过马路”形式堵路快闪抗议行动，通过“手牵手人链”展示力量，专门为运动而创作如野火燎原成为运动代名词的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在全世界不同国家的报章刊登头版广告表达民主愿望等惊艳的创意文宣，以及通过激光镭射表演秀、列侬墙、绘画、书法、雕塑、漫画等等各种形式的艺术表现来表达抗争诉求等等。

这些抗争剧目是以往传统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难以出现的，“自由之夏”运动以一连串创新重写了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抗争运动的教材，显示了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工具正在改变着抗争政治的本质，特别是改变作为社会运动里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交流、互动、深度、自发性、创造力形式，导致了抗争剧目的飞跃变化。这是“自由之夏”作为里程碑式的教科书给社会运动留下的宝贵财富，必将对各国社会运动特别是极权主义中国的未来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由于中共极权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很难产生社会运动的土壤。一个成功的社会运动必然包含了动员网络、政治机会结构、抗议剧目、集体行动框架等要素。而自1989年“六四”后，中国的社会运动还是以“弱剧目”的形式艰难挣扎，有抗争事件却难以形成持续的社会抗争运动。同时，中国的社会运动存在教条化、泛道德化倾向。种种因素使中国的社会运动处于比较低端的水平。

教条化是指中国的社会运动者往往把自己信奉的“非暴力”、“激进化”理念绝对化，把两者严重对立，无视一个成功的社会运动，必然是由“仪式性”的非暴力抗争与“震撼性”的激进抗争两者的相互协作下才能实现政治目标。纵观人类整个社会运动史，激进化和非暴力的分野并没有中国人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即使是在非暴力主义奉为样版的印度独立运动、南非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和美国民权运动中，没有激进主义者的政治博弈是不可能实现政治目标的。香港的“自由之夏”运动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政治动员和充满想象力的抗争剧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和理非”与“勇武”绝不切割的“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协作性。

在这次“自由之夏”运动中，中国的一位知名社会运动者以其教条化的倾向在推特上公开批评运动的暴力并要求运动与之切割，因而受到各界特别是香港社会运动者广泛的批评。任何社会运动不可能是以书斋上皓首穷经钻研出来的，而是随时空和情境而变的，香港社运“和理非”与“勇武”绝不切割是从2014年“雨伞革命”中两者相互指责导致运动失败得出来的教训，运动参与者虽然有“非暴力”、“激进化”之分，但是它们彼此互为呼应，以“不指摘、不割席、不笃灰”的原则成为抗争运动的强力支撑。

泛道德化是指对实践性的社会运动总是以道德主义、理想主义的标准进行评价批判。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形形色色，诉求各不相同，不可能有在道德上符合书斋里想象出来的完美社会运动，即使是那些被奉为社会运动代表人物的主张也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个人选择，不应被看做是社会抗争运动的普遍道德标准，而是要看具体情境，在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民主社会下不同的选择各自的评判标准就不相同。把运动的策略选择上升到道德评判，自我称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产物，却不是社会运动的抗争话语。

对中国大陆的社会运动来说，迄今为止并没有成功的经验，吸收其它国家地区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港台的社运经验是必由之路。从太阳花学运、雨伞革命到自由之夏，港台一系列的社会运动都紧扣互联网时代的社运动员、组织脉络，显示了社交媒体时代的社运威力，走在时代的前端，引起全球社运的相继仿效。西班牙持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印尼学生反修法示威运动、智利圣地亚哥学生“EvasionMasiva”行动和英国的“反抗灭绝”环保抗争运动都表示从香港自由之夏中汲取了抗争经验。对与香港同样面对极权主义中共的大陆社运来说，更应该以谦卑的心态去认真学习、总结、吸收经验教训。

香港自6月9日大规模爆发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社会运动，到12月8日世界人权日大游行为止，运动迄今已持续整整半年，并已经转化为更广泛的民主诉求的“自由之夏”运动。

香港的“自由之夏”运动是伟大的民主运动。“自由之夏”运动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均创下香港的纪录，将载入香港以及中国的史册。

“自由之夏”运动最多时超过两百万港人走上街头抗议，在风雨中拥抱自由，捍卫自由，为自由而战。抗争者们不惧黑警的水炮车、催泪弹、橡胶子弹、布袋弹、警棍乃至实弹镇压，香港警察自6月9日至12月5日半年之间，向示威者发射高达1万6千枚催泪弹和约1万枚橡胶子弹，近2000枚和1900枚布袋弹和海绵弹，更有19发实弹。

在残酷的暴力和逮捕下，截至11月21日，被拘捕的抗争者达5,856人，多名年轻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向世界发出了宁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奴的呐喊。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指出：“香港年轻人向世界表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那就是自由、正义、民主的梦想永远不会因不公正和恐吓而消失。”

由初夏走到寒冬，由运动初期的“撤回条例”到现在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由高呼“香港人加油”到“香港人反抗”，由和平示威到勇武抗争，以区区一城对抗堂堂一个帝国，香港人向世界展示了人类为自由而战的韧性、不屈，昭示没有任何强权可以压制人民对自由、民主、公义、尊严的追求。香港人的付出、牺牲和抗争，既是为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而战，也是在为极权中国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而战，为世界上每一个被强权压迫的人权利而战。

“自由之夏”运动的产生，根源在于中共在香港回归后，逐步瓦解香港的自由秩序，削减香港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在中共为了维护独裁统治的稳定而漠视世间的一切道义和规则下，所谓的“一国两制”已经沦落为“一国一制”。一个正在扩张的极权体制务必欲把极权统治延伸到无远弗届，它不可能容忍一个自由、民主的香港直接就在极权体制的身边彰示自由的尊严与荣光。

中共不断地在香港民主进程问题上制造阻碍，用温水煮青蛙方式不断逼仄香港原有的自由空间，侵蚀香港的自由之魂，收窄香港的政治空间，同时用奶粉等民生问题绑架香港的价值观，把香港人的民主诉求污蔑为“港独”，把最勇敢地用鲜血与生命捍卫香港自由价值观的青年一代贴上“废青”的标签，人为制造两地人民的分化与对立。这些都是为了服从中共维系政权的根本：避免香港自由之光影响大陆，形成示范效应。

自2014年香港人争取普选的“雨伞革命”以后，从香港铜锣湾书店店主被失踪，到民选立法会议员被无视制度褫夺议席事件，再到今年占中九子被判罪恐吓港人民主追求等事件，都显示出中共践踏制度与法律、蚕食香港的自由和法治传统是如何的嚣张与狂妄。

经过雨伞革命的洗礼，经过连续多年自由不断被侵蚀的种种恶性事件，到这次《逃犯条例》的修订，香港人终于意识到，如果没有政治参与，没有坚决对极权主义中国说不，没有韧性不屈地持续抵抗中共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毒瘤，香港人不可能捍卫自己的自由。“自由之夏”终于在风吹雨打中开出了所有自由心灵为赞叹的绚丽之花。

正如在“自由之夏”中以野火燎原之势传遍到香港大街小巷的的抗争者之歌《愿荣光归香港》所昭示的：强权的枪炮永远不能令自由之火熄灭，当人民为了公义而拒绝沉默不再退缩而走上街头，看似最黑暗的时刻，实质是黎明到来的号角。

美哉香港，坚韧而不屈，昂首争公义，荣光归于香港。

壮哉香港，民主与自由，万世永不朽，荣光归于香港。

3月20日，政协与人大“两会”正式闭幕。在这个为专制统治披上民主的外衣的大会上，因为修宪，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全球媒体在头版头条连篇累牍地报道这条在当今世界显得匪夷所思的新闻，众多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忧心忡忡地剖析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在众目睽睽下开历史倒车由此给世界带来的风险。

这次中国两会的修宪，最为人关注的当然是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3月11日，作为橡皮图章的人大以2958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1张无效票，不出所料通过了此国内外充满争议的修宪草案，正式删除国家正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标志着自1982年吸取文革教训而修改宪法结束一人统治的时代重新回归中国。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取消任期制这条重磅新闻上，无论是西方主流社会还是中国民间都受到巨大的震撼。但宪法修订的另外一个主要内容:“宪法正文确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宪法第一条第二款后增写一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则基本无人理会。如果说结束任期制是增加了未来中国风险的不确定性，显示了人们对中国融入自由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期望是一场幻觉，那么把党的领导地位写入宪法正文则是未来中国民间社会将面临更残酷更血腥打压的信号。

在1982年修改的宪法不仅是限制了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显示了现代宪政“主权在民”的原则，而不是宣布“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宪法只在序言提到党的领导，没有在正文规定党的领导，明确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任何组织、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根据曾在党魁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领导下参加“82宪法”起草工作，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的高锴的回忆，1982年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御用学者声称“1982年宪法序言中多处写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宪法规定的”，这是对宪法的歪曲。宪法序言是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讲述立法经过、历史背景、立法宗旨等，但它不是宪法正文，而是宪法的前言；是解释和说明宪法，引导人们去正确理解宪法，以利于宪法的维护和施行。宪法序言提出了国家的大政方针，但它不是宪法本文。序言中有三处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都是用的叙述性语言，讲述历史事实和展望未来，并不是法律规定。

在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制定现行宪法前不久，1982年9月，中共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规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还明白提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1982年宪法的出现，是中共总结经验教训，防止“文革”重演的结果，指导方针是坚决反对“人治”，反对“以党治国”。于是1982年宪法断然删除了1975年和1978年宪法正文中所有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词句，删除了“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规定，也删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个人的名字，遵从的是“人民至上”的宪法原则，拒绝把政党和个人置于国家和人民之上。

然而，上世纪末以降，中共先后进行了数次对宪法的修改，把时任最高执政者的个人名字列入，到现在越演越烈，不但取消了防止个人崇拜的任期制，更复辟了文革时期的1975年宪法，堂而皇之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载入宪法正文，公然把“主权在党”取代了以往“主权在民”的遮羞布，这个变化比取消任期制在事实上对国民的影响更烈。

取消任期制，改变的只是一个寡头终身掌权还是多个寡头集团掌权的权力分赃体系，一党专政的极权主义体制没有任何变化。而复辟中共领导入宪，以法律明确一切由中共领导，以党治国，举凡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全领域都被纳入在党的全面垄断之下。而用法律来强制要求国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无从选择，没有反对的权利，这是典型的法西斯治国术，为四十年来以来中国法律体系的最严重倒退。

多年以来，在中共的司法实践中，视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国家，把所有的反对中共一党专政的民主进步人士全部纳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颠覆国家政权”予打击。辩护律师大都予宪法没有明文条款规定“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而去辩护。此次修宪后，律师辩护的立足点不复存在，而以维护中共专政统治为根本的司法体系更有底气严厉地狂抓滥捕人权捍卫者。

这种以民为敌的管控、打压，近几年来不断得以强化。在民生观察发布的《2017年中国社会监控与人权年度报告》里，披露了中共以“云极权”和大数据维稳控制社会手段，让民众一举一动无所遁形（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2/2018/0304/17096.html）。现在以法律明确中共恐怖统治的合理化，每一个国民都每时每刻处于被政权构建的牢笼中。

当不义成为法律，反抗就成为义务。只有结束这个剥夺人民自由、践踏民众意志、摧毁国民尊严的一党专政体制，中国才能真正长治久安，实现自由、平等、法治。

民生观察 2018年3月27日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