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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翻越“新柏林墙” 逃离“盛世中国”

    7月1日起,厄瓜多尔政府暂停中国游客的免签入境,以打击这个中国人去美国“走线”路线的最热门入境点。厄瓜多尔是南美洲仅有的两个对中国公民免签入境的国家之一,因此成为中国人走线最热门的路线,这条线路通常从香港或泰国飞往土耳其,然后再从土耳其飞往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然后向北穿越中美洲抵达美墨边境,再“翻墙”偷渡进入美国自首,并在拘留所申请庇护,以换得在美国的居住及工作权。

    “走线”是在疫情期间于中国冒起的新兴词汇,指通过特定路线偷渡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去年10月1日始至今年5月的2024财政年度,试图通过走线入境的中国人飙升到将近56,000人。而在去年9月底结束的2023财政年度全年,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人为52,700人。

    作为走线最热门路线的厄瓜多尔,该国的官方数据称,2023年,中国公民进入厄瓜多尔总数为48381人次,但由正常途径离开该国的仅24240人次。这个24141次的差异是所有国籍中最高的。因此厄瓜多尔政府被迫暂停中国游客的免签入境。

    选择“走线”的大多是中国的中下阶层群体,这是一条冒险之路,从厄瓜多尔经过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这些中南美洲国家,到达墨西哥,然后跨越美墨边境进入美国。中间不但要徒步穿过遍地危险的热带雨林,还可能随时被抢劫、勒索,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止这些中国人逃离“盛世”中国的决心。

    走线润美,逃离盛世,是近几年间中国人对习近平统治的极权主义中国用脚投票的选择,这正在成为席卷中国的潮流。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有一段话流传甚广:“49年不润,是你爷爷的错。现在如果不润出来的话,你的子孙会说你现在犯了个大错,如果你还有子孙的话。”

    “润”,是2022年始到现在席卷中国的网红字,是英文单词run的音译,和汉语拼音run完全一致,在网民的用法中,引申为跑路、移民、用脚投票之义。“润”与“卷(内卷)、躺(躺平)”被认为是中国人在看不到未来的习近平时代三种选择。作为时代的选择,逃离中国的“润”在大众文化中变成了一门显学,由此产生了研究如何离开中国并移民到发达国家的热门学问“润学”。

    润学公开宣称其目的为:不是为了解决、掩盖或者逃避你现有的缺陷和不足,不是为了让你获得物质、金钱上的利益,是为了成为一个可以决定自己命运,而不是只是中共极权主义体系中的螺丝钉,永远只是遭到漠视甚至牺牲的人;是为了让自己,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伴侣,特别是自己的后代永远免受中共极权主义自以为是的正确而实则被戕害的人。

    作为自由的灯塔国,美国是润学的最主要目的地,因此走线是润学的最有影响力的成果。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介绍走线的视频一直辗转流传,广受欢迎。这些视频展示了从中国到美国的走线“最佳路线”,还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路线上的住宿和交通工具,甚至解释了在不同国家贿赂警察的费用。在Telegram上,与“走线”有关的群组有上千中国网民加入。很大一部分“走线客”是从社媒上学习到有关“走线”的知识和方法,并且靠着社媒上获得的信息成功抵达了美国。

    走线只是庞大的“润”群体的一个主要逃离中国的方式,它是中下阶层群体在没有其他更好出逃方式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对于拥有庞大人脉、资源的中国富豪以及有一技之长的中产阶级精英来说,他们可以选择投资移民、工作签证等合法离开这个国家。多项研究显示,中国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正加速从中国流出。英国投资移民公司Henley & Partners在6月18日发布“私人财富移民报告”显示,2024年将有创纪录数量的中国百万美元富豪和千万美元富豪从中国移民离开,人数达到15,200名,而去年实际离开中国的富豪人数为13,800人,连续两年位居母国流失“高净值人士”全球之冠。胡润研究院在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高净值人群品牌倾向报告》也显示,近四成的受访高净值家庭考虑移居境外。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0年间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25倍,超过8亿中国人走出贫困,占据了全球减贫总人口的70%以上。从一个贫穷国家到繁华遍地,以至于中共志得意满地提出了“中国模式”、“东升西降”的政治论断。在这种背景下,为什么从富豪到平民却争先恐后“润”,并且这已成为一个正在发生的历史大潮?原因很简单,有别于中共建政后五十年间主要是由于饥饿、贫穷而逃离中国,这一波“润”潮是中国民众寻求安全感的选择。

    习近平政权在2012年上台后,把中国经济得以腾飞的三大要素全球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全面抛弃,认为这三者已经对中共的统治构成威胁,因而重新收紧了对社会的控制,在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领域全面复辟列宁主义旧体制,从而让中国社会急剧转向,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

    政治上,出于对政权安全和自身政治地位安全的担忧和恐惧,习近平政权高度集权,废除了邓小平为中共续命的领导干部任期制、年龄限制、集体领导体制、干部任用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修改宪法企图终身执政,大搞个人崇拜,清洗政治异己,以讲究“政治忠诚”的党务官僚取代技术官僚,党天下变成习天下,使传统的权贵集团、精英阶层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经济上,用党代替市场,倡导国进民退,在政策导向、资源配置、市场环境歧视和刻意打压民营企业,以低效着称的国企在政府以各种强制性的手段扶持下纷纷侵蚀、抢占民企打开的市场,国企控制了所有最赚钱、利润最丰厚如能源、通信、银行、交通、房地产等产业。作为中国经济驱动力支柱民企的不断衰落,也让中国经济彻底失去活力,随之极大影响了国民的就业、收入,使民众生活陷入严重困境,导致人们对中共体制的不满、失望、怀疑。

    外交上,中共积极推动金钱外交、战狼外交、大外宣,以美国及西方民主国家为假想敌,争夺国际事务发言权,强化中共的叙事影响力,腐蚀、摧毁自由民主价值观,直接挑战乃至意图颠覆西方民主体制,意图重新定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地缘政治的霸权外交导致西方加速与中国脱钩,使中国失去了西方的资金、技术、市场,也使国民在参与全球化体系而得以获得的财富、利益受到损害,越来越不满中共筑起的隔绝中外正常交往的新柏林墙。

    社会上,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在高科技的加持下收紧到自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高度,通过大数据、人脸识别系统、社会信用体系、天网系统构建而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严密最极端的国家级高科技监视控制社会网络,把整个国家当作监狱一样来进行管理,把国民当作监狱里的“犯人”来进行统治,中共政权能够实时或近乎实时地对在中国的每一个国民进行跟踪、分析和控制。这个社会控制系统在疫情三年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国家机器渗透到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以粗暴干涉、控制,直接让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对中共体制的梦幻破灭,感受到了生活在极权主义社会下的痛苦。而徐州“铁链女”事件成为对普通中国人的最后一击,触及到了社会价值观、人伦观的最底线,从此以后到现在到未来,整个社会与民众情绪的心理情绪不断地趋向压抑与绝望。

    习近平时代是中国人噩梦醒来的时代,反科学、反常识、反人性的列宁主义复辟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种种匪夷所思极端控制社会措施使普通中国人对美好未来完全幻灭,从而被迫重新定义了他们的国家认同,“润”、“卷”、“躺”成为时代流行病。社会的压抑与绝望与绝望氛围随着习近平要终身执政、经济加速下滑的残酷现实而越积越厚。

    人心思变,中共强大的国家机器和个人反抗可能付出的极大代价使人们对寻求根本性的国家转变望而却步,既然不能改变社会,那就改变自己的生存空间,由此“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润”就成为被原子化的个体寻求安全感未来预期的最佳选择。

    关注中国人权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发布的数据显示,习近平2012年掌权后,在国外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人持续增加,远超出胡锦涛执政时期。以2021年为例,这一年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人,已相当于胡锦涛执政最后8年的总和。总计自2012年习近平主政后到2021年,9年间超过73万中国人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而这个数字并未包括香港,而且只限于已经向各国移民局提出政治庇护者,也未包括以投资房地产换取“黄金护照”,或者持学生及工作签证移民海外的中国人。而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到2023年年中,寻求庇护的中国人将近12.1万人,而在习近平上台前的2010年,这个人数7,732人,12年间增长了15倍。

    “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压迫自由的专制政权,“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句话,就不会过时。“润”是一场个人对国家的消极反抗,是对中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的拒不认同,戳穿了习近平时代“盛世中国”的虚假性。寻求自由、安全感,在正常社会做个正常人,是人的天性,专制本身就是一堵柏林墙,只要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不变,那么中国人用脚投票翻越“新柏林墙”这一趋势不会改变。

    然而,自由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的。这个国家、这片土地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所在,我们不能让渡给中共这个黄俄鞑虏,而毕竟能“润”的个体是有限的,所以要根本改变中国人的命运,还要依赖于“这是我的祖国,我要让它自由”的勇气与决心。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做过这样的描述:“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我们民族要得到真正的自由,需要的不是翻越“新柏林墙”,而是推倒“新柏林墙”。

  • 南京邵明亮逃离稳控被抓回

    【民生观察2019年2月23日消息】本网获悉,江苏南京异见人士邵明亮,于2月21日在网友的帮助下逃离了警方的非法稳控,却又在次日被南京警方非法追踪抓回。

    邵明亮告诉本网志愿者,他是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华光社区响堂村人,是中国民复党创始人,他因反对马列主义而一直直言反共;他曾于2013年间在南京审计学院大门口、浦口区闹市区、浦口区政府门前举牌宣传宪政、民主、自由、人权遭警察殴打;其后多次被警方送入精神病院关押;2014年1月25日,他在南京浦口区政府门前遭车辆辗压全身(他怀疑车祸为政府幕后指使)而住院医治两年,但仍落下终身残疾(盆骨、骶骨、恥骨、肋骨、脊椎、颈椎、胸骨骨折、头、肺、脊骨损伤),后只能靠轮椅生活;2016年3月、6月他又因反党言论两次被刑拘,其后一直被当局软禁,并且监控他的维稳人员不准他出村,甚至不准他到医院治病,时至今日他已经被国保警方非法稳控在家两年多了。

    近日,维权律师陈家鸿(音)得知了这一消息后,与多名网友驱车来到邵明亮家探望他。2月21日下午,探望他的网友在征得邵同意后决定,开车带邵明亮出村吃饭。出村的途中,邵明亮发现稳控他的两名维稳人员在拨打电话,似在向上级报告情况。邵明亮认为,这两名稳控人员是因为怕对付不了多名网友,所以才放行他们出村的,但是维稳人员不会轻易放他离开,他们会报告上级警方增派人手前来拦截。

    邵明亮与网友离开村口后,商议在远离邵家10余公里的城镇吃饭,饭局中,邵明亮请求网友驾车带他逃离稳控,远离家乡到外地谋生,对此大家一致赞同。饭毕,多名网友驾车带着邵明亮一路“出逃”,次日凌晨,一行人抵达了安徽省巢湖市。在巢湖市,大家找了一家旅馆住宿,凌晨两点许,南京市国保警察带着三辆警车十余人突然追踪而至,警方进入旅馆后不由分说的就把邵明亮拉扯起床,命令他随警方返回南京市,与此同时,警方还检查了同行网友的身份证件,陈家鸿律师质问警方邵明亮与网友们哪里违法了?警方不予回答,只是驱赶网友们离开,并警告他们不得再到邵明亮家探访。

    凌晨2:30分许,邵明亮被国保警方绑架上车,连夜取车押送回了南京市。抵达南京市已经是早上六时许,邵明亮被押进了辖区派出所关押,直至下午五时许,邵明亮强烈要求释放他,要求警方要么依法处理,要么就赶紧释放他,否则他将做出极端举动。派出所警员闻讯后,很快赶来安慰邵明亮说:“你不要急,我们正在请示国保领导。”约20余分钟后,派出所警察通知邵明亮上警车,由警察开车送他回家。警车到达邵明亮家村口时,邵明亮要求下车在村口坐坐,但警察却不同意,坚持要把邵明亮直接送到家里。邵明亮说:“我又不是犯人,我有权决定我在什么地方下车,也有权在村口坐坐。”,对此警察不理不睬,最后还是把邵明亮直接送到了家里。

    邵明亮到达家门口后,发现自家的门锁被人破拆了,他认为这是自己逃离之时警方所为,因为他的家里一贫如洗,村里的人都知道他家徒四壁,没人会到他家去盗窃财物,除非是维稳人员想进入他家搜索反党材料。

    回家后邵明亮观察到,驻守在他家房前屋后的稳控人员由原来的大约8人,增加到了10余人。并且,夜晚也有人驻守在村口。邵明亮认为,这就是因为他反对共产党专政,警方为了防止他串联及“出逃”,才特意加派人手非法稳控他的。

    邵明亮电活:15851818837

  • 精神病男子逃离医院被电击后死亡

    一名因精神健康法例被送院的男子,逃离医院后被警方施放胡椒喷雾及电击,其后证实死亡。

    据《雪梨晨锋报》报道,该名30岁男子星期日(18日)逃离雪梨一间医院,事后失去知觉并证实死亡。

    助理警务处长沃尔顿(Mark Walton)形容事件「不幸」,表示警方正在调查该名男子的死因。

    该名男子当日早上10:30被发现在Glebe街头「迷失方向」,并在熙来攘往的行车在线游荡。
    警方在一场「暴力对峙」中将该名男子逮捕,并根据精神健康条例将其拘留在Royal Prince Alfred Hospital。

    数小时后,该名男子成功逃离医院,并在Camperdown被警员发现,警方声称该名男子当时「拒绝合作并非常暴躁」。

    沃尔顿表示,该名男子重120公斤,三名警员合力试图将其制服,并召唤另外三名警员前往现场协助。

    期间,警方曾经使用胡椒喷雾及电击枪将该名男子制服,其后男子失去知觉、呼吸停顿。

    警方人员其后为其进行心肺复苏,并将其送回上述医院,但该名男子其后证实死亡。

    新州卫生厅发言人表示,该名男子被送到急症室时表现平静并与医护人员合作,但其后则表现焦虑并试图逃离医院。

    发言人指,医院的保安人员、护士及其他医护人员曾经试图制止该名男子离开医院但不果。
    她亦表示,事件中没有医院职员受伤。

    (来源:SBS新闻 https://goo.gl/UbRciF 2018年2月20日)

  • 中山一女精神病人欲翻窗逃离医院,不想卡在窗口,动弹不得

    8月20日22时左右,中山第三人民医院一名病人意图通过厕所通风口逃离医院,结果被卡在窗口上。医院员工与消防队员合力将其救下,幸无受伤。

    南朗消防中队到场时,只见该名女性病人悬挂在窗口上,身上绑着用床单制成的安全绳,一名医院员工正站在人字梯下方将病人扶稳,以防坠落。

    由于人字梯高度不足,因此医院员工无法安全地将病人救下。消防队员在窗口下方铺设两节拉梯,爬到窗口位置把病人扶稳,并通过拉梯将其带回地面,交由医院处理,经检查病人并无受伤。

    据医院介绍,该名病人是横栏人,50来岁。由于在家中做出危险性行为,家人无奈之下将其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当晚病人上厕所期间意图通过通风口爬到室外逃离医院,结果被卡在窗口上,幸好被医院员工及时发现,才没有造成更严重后果。

    (来源:南方都市报 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17082148616.html 2017-08-21)

  • 那些逃离苏联的异见分子:我的祖国是一座精神病院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力,几经沉浮,但一直没有中断。
    苏联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形成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虽由不同派别和思潮构成,但其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法制秩序方面”是一致的。
    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在《自由、权力和所有权》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其父辈那一代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在我父亲储存的材料中我常常看到一张小传单,是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交给所有回俄国的人的传单。上面写道:‘如果你们回俄国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船只在海洋里沉没!’”而1972年瓦吉姆本人不得不离开祖国时,心里想着如果朋友要写什么嘱托的话,那一定是:如果你们到国外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飞机掉到海洋里去!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一贯宣称政治生活高度民主,言论自由,充分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积极性是苏维埃新社会的基本特征。然而,正是在追求这种目标的苏联出现了经久不息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尤其是在政治敏感度相对弱一些的自然科学界涌现出了大量持不同政见者。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俄罗斯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激励其不断地去探索真理、公正、民主和自由,直面权势,批评和质疑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
    “持不同政见者”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解冻”背景下出现的,不过,一开始“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股社会思潮,并没有成为一场运动。到60年代中期,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持不同政见者”逐渐成形为运动,它几经起伏,成为勃列日涅夫任期内苏联政治和文化精神生活领域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由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以及其他一些思潮构成。各派主张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但在反对复活“个人崇拜”,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方面,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法律秩序是一致的”。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苏联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甚至是危机,然而,苏联党和政府却把这些来自社会的不同声音当作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是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声,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压制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应该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
    为了强化思想工作,苏共中央和政府的宣传部、科学和学校部、文化部等职能机构拟定了新时期强化宣传鼓动工作的具体措施,除了要求全社会不断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之外,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后都要展开强大的宣传活动。一向受到特别重视的青年政治思想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时期,宣传部门和一切有关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的书籍,从各个角度不厌其烦地讨论如何在学生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甚至有人提议在大学生宿舍中开展政治教育。五年大学生活每一周开展什么活动,由谁组织,由谁监督,活动的具体内容都有详细明确的规定。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向世人宣传和证明马列主义和苏联共产党方针的正确性,力图在全国营造一种欣欣向荣的社会气氛,政府不断新建各种纪念馆和纪念碑,勋章和奖状漫天飞,庆祝会和纪念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更把这种粉饰太平的举动推向高潮。
    但是到了196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呈报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通过监控发现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状况不容乐观。许多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和党史课程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在他们眼中高校党的工作者就是一些不学无术,只会对学生进行监督的人。
    1976年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进一步谈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年来监控高校学生的情况。“在青年学生中三年之内发生了324次不良表现,参加的人有4406人……发表诽谤性的、蛊惑性的、修正主义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见,作为不良表现的一种形式,在数量上和参与的人数方面都是最普遍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团体行政化倾向非常严重,社团逐渐演化为党和政府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由于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与党的机构一起控制着大多数出版、评奖、出国以及晋升的途径,它的权力很大。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发表自己的作品,那他就无以为生。
    尽管政治局年年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次次都强调它的重要性,但对社会形势和人们价值观念趋向的变化,却一直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举措,即使是通过的决议和措施大多也没有得到执行。
    尽管勃列日涅夫明确宣布,苏联不禁止与众不同的观点,也不禁止对公共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批评。然而。从6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和安全部门迫切需要利用法律措施来打击日益高涨的要求民主、言论自由与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联邦增补了刑法关于反社会秩序罪的第190条。
    新增加的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内容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模糊性,而且,判罪的依据更侧重于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方面,这样一来为执法机构随意解释法律条文,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留下很大的空间。
    1967年安德罗波夫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为了加强同所谓的思想颠覆活动进行斗争,经过苏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其任务是组织反问谍工作和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第五局主要由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问题、大学生和无组织青年、侦查匿名作者和恐怖行动策划者、以及专门负责同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等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打交道的处室构成。
    克格勃第五局初期大约有200多人,1967年克格勃强化了自己侦察机构的工作,在一年当中招募了24952个新的情报员,占全部情报员的15%,并超过当年揭露出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二倍还多。为了监督人们的思想和情绪,苏联的领导愈来愈经常求助于用特殊手段进行这种调查工作的专门机关,这一方面造成了国家安全机构不正常的膨胀,另一方面又使缺乏民主的现象持续存在下去。
    政治上施加压力,分化瓦解是苏联政府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经常使用的办法。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利季娅公开表示反对政府审判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并在要求为两位作家减刑的公开信上签名,从此,她的作品出版遭到限制,甚至她的名字都很难在刊物上出现,最后被作协开除。尤为严重的是一些因为持不同政见而被开除公职的人,很难再找到工作,他们只能靠家庭和朋友资助,以及干私活为生。
    除了开除党籍、公职,收回住房,取消在莫斯科居住的权利之外,甚至还可以用“寄生虫”(不劳而获)的名义把持不同政见者遣送到边远地区管制劳动二到五年。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就曾以“寄生虫生活方式”的罪名,被列宁格勒法庭判处到边远地区强制改造劳动五年。
    对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的迫害就是政治上施加压力的最具代表的案例。1968年,当萨哈罗夫《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开始在私下出版物上刊发,并且在西方广为传播后,尤其是萨哈罗夫明确反对政府镇压支持“布拉格之春”的知识分子的游行后,他就被禁止参与原子能实验计划了。1970年萨哈罗夫等人建立苏联人权委员会后,政府加大了对萨哈罗夫的政治压力。
    1973年9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萨哈罗夫反社会的活动”的长篇通报,并很快传达到全国各地和各个行业,从此,苏联掀起大规模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在政府压力下,40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发表公开信批判萨哈罗夫,“萨哈罗夫近年来不再积极参与科学工作,并发表一系列关于苏联政府及内外政策的声明……萨哈罗夫的言论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
    1975年10月初,当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后,苏联政府再一次掀起批判萨哈罗夫的浪潮。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一份有关“揭露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政治背景的联合行动措施”的档案,要求克格勃在国外加紧散布西方授予萨哈罗夫和平奖是干涉苏联内政的言论。
    1980年初,由于萨哈罗夫公开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了萨哈罗夫的问题,决定将其流放到不向外国记者开放的高尔基市。直到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才允许他重回莫斯科。
    由于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活动从法理上讲并不违背苏联宪法的要求,这给执法机构处理持不同政见者增加了难度。1965年9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在国外发表文章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发生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请尊重苏联宪法”的示威游行。
    1966年2月苏联政府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进行审判,分别判处两人7年和5年徒刑。1967年A.金兹伯格、加兰斯科夫、薇拉拉什科娃和多勃罗沃里斯基等人,因为编辑并在西方出版有关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诉讼材料《白皮书》,遭到逮捕,而后又逮捕并审判了发起声援支持A.金兹伯格等人的L.鲍戈拉兹和P.利瓦伊诺夫,这样每一次逮捕审判持不同政见者总会激起新的一轮抗议,引发更大的,更广泛的社会反响。
    一批哲学家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写道:“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作家因撰写和出版(在国内外)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判的情况……此外,就我们所知,在沙皇俄国的历史上和欧、美、亚、非各洲的近现代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因在本国或国外撰写和出版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国家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讯的情况。”
    即使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最成功的一次审判,效果其实也并不像它所想象的那么好。1972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雅基尔和克拉辛,雅基尔的父亲是著名的基辅军区司令,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当时持不同政见者对雅基尔的期望很大。然而,二人在克格勃种种压力下屈服了,他们不仅承认自己有罪,而且供出了近60名持不同政见者。
    1973年夏天,国家安全委员会终于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有西方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被告像斯大林时代那样承认自己有罪,并呼吁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放弃行动。为了这场表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出马,威胁利诱雅基尔和克拉辛,让他们在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配合克格勃工作。据后来移居西方的克拉辛在其自白书《法庭》中透露:安德罗波夫要求他们“是否考虑一下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外国记者面前讲讲话?他们写了多少关于你们案件的谎言。应该洗一洗他们的脑子。要让西方知道,你们在法庭上讲的话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只是不要以为,我是在收买你们。”
    尽管这场戏进展很顺利,克格勃的目的达到了,苏联的报刊杂志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报道,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少有人相信雅基尔和克拉辛的悔过是真诚的,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两人和政府在道德与政治上的肮脏性,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二人本来就是克格勃的间谍。
    送进精神病院与驱逐出境
    利用精神病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上最为丑恶的一幕,通常的做法是把一些对政府不满或者对社会没有危害但是想法不切合实际的人,直接宣布为精神病患者,不顾本人和家属的反对强行关入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从而迫使受害者放弃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不去进行所谓的反社会活动。
    或者是先把某些要迫害的人逮捕,宣布他们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反苏鼓动和宣传)或第190条的规定(诋毁苏维埃国家和制度,扰乱社会秩序,不服从国家管理人员),而后由法院起诉并立即进行精神病学鉴定。通过鉴定宣布该人为无责任能力的人,这样法庭就可以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不公开审理,判决将其送人精神病医院强行治疗,从而,避免以前多次在政治案件审判中所面临的被动局面。
    苏军退役少将格里戈连科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格里戈连科曾在第18集团军服役,1964年因为组织“为恢复列宁主义而斗争联盟”被关入精神病医院。1965年出院后,格里戈连科以搬运工为生,拒绝领取战士养老金,并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主要人物。他不仅积极支持克里米亚鞑靼人返回家园的斗争,而且,还筹划成立人权组织。正是为此,1969年5月7日格里戈连科在塔什干被捕,谢尔比茨基法医研究所对他进行了检查,并宣布其为精神错乱症,送往专门的神经病医院接受“治疗”。后经劝说到美国治病。
    若列士麦德维杰夫因为在国外出版了几本有关批判李森科的书,并对苏联生物学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1970年5月29日就被从家里强行抓到精神病院,准备对其进行强制治疗。主治医师利甫希茨认为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有二重人格,
    “他是个生物学家,可同时他又总是做许多和他的直接责任完全无关的事情。再说,他总是对某些事情感到不满,总想对某些事情进行斗争。”但由于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强烈抗议,20天后若列士一麦德维杰夫被释放。
    驱逐出境乃是政府制裁持不同政见者的另一措施。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谈判期间,苏联开始迫使大量持不同政见者伴随着犹太人移民潮流亡西方。马克西莫夫、戈尔巴涅夫斯卡娅、阿马利里克、金兹伯格、西尼亚夫斯基、图尔钦、布科夫斯基、格里戈连科、若列士·麦德维杰夫等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都移居西方,以至于在西方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远远多于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一些不愿离开祖国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政府甚至不惜采取驱逐出境的办法,强行将其递解出国,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被赶出苏联的。
    1970年10月初,当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讯息公布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积极介入对索尔仁尼琴问题的处理,并准备在他出国领奖时将其驱逐出境。然而,索尔仁尼琴却决定不出国领奖,打乱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
    1974年12月14日《真理报》和《讯息报》同时刊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和驱逐出境的命令”,随后,索尔仁尼琴被押解登上前往法兰克福的航班,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1956~1960年因政治原因被判罪的苏联公民共有4676人。1961~1965年被判罪的为i072人。1966年为48人,1967年为103人,1968年为129人,1969年为195人,1970年为204人。1976~1980年总共为347人。当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材料所公布的数字可能与实际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有很大的出入,因为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按刑法一般条款审判的,而且,被判处送精神病院或驱逐出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远不都是经过法律手续的。此外,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通过行政、党或别的渠道施加压制的形式处理的。但是,通过这一材料最起码能够说明70年代以后,政府尽量减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审判,而采取其他各种方式了。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力,几经沉浮,但一直没有中断,这说明它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社会病态的自然产物,并不像苏联当局所说的那样是西方颠覆苏联社会主义的结果。
    (来源:阅读屋http://www.readhouse.net/articles/82651692/ 2016-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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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南师大博士王衡庚远赴澳洲只为逃离精神病院

    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是2004年12月在原数学系基础上成立的,本文主人公王衡庚就是任职于该院副教授职位时被关入精神病院,释放前后还长期遭到国保、本院党委、五毛、和其他教职工的骚扰、监控、恐吓。最终,无法忍受这种高压精神迫害逃亡澳洲申请政治避难。
     
    说起王衡庚,当时在华南师范大学还是有一定的名声,他后来还在国际著名的comm. Phy. Math.数学顶尖杂志上发表过学术论文。2001-02年,在担任系科学秘书期间,协助数学系成立首个博士点。在数学院成立后,王衡庚主持研究的非光滑区域上的偏微分方程问题与调和分析(10426016)(2004年)、调和分析技巧在偏微分方程中的应用(10501015)(2005年)两个课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支持,并在中国数学年刊A辑、数学物理学报等国家级报刊杂志上均发表过学术著作,他还曾获得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05年)。如此傲人的成绩,因何被精神病呢?王衡庚告诉本刊四个字“因言获罪”。
     
    因言获罪的起因
     
    王衡庚向本刊介绍说“我在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给学生上课时,为了引起学生对数学的兴趣,除了讲数学(家)的故事外;也常常联系时事政治,还对中国大陆的腐败链问题建立数学模型来进行分析讨论,然后点评。并发表一些对环境污染的言语,因为我全校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传播比较广。时间一久,开始引起政府(尤其是华南师范大学的部分政府官员)极大的恐慌”。
     
    为防止影响扩大,政府开始对王衡庚全面监控,动员了华南师范大学大量的资源。王衡庚说刚开始时,政府的盯梢、监控或恐吓,像是在与他开玩笑,如同有时在上课的评论一样,好多只是逗人笑的游戏,一个接一个,一环套一环。时间久了他才体会到这场游戏的可怕之处,几乎包括一切与他有联系的人――朋友、家人、学生、邻居、学校书记、学院书记、教授、博士导师,到便衣警察、杂货店的员工,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主动的或被迫的…。最终,大家似乎都卷入进来了。无论他在哪儿,都能感觉到有人进行盯梢、骚扰、恐吓、监听电话,收集信息,还恐吓家人。
     
    精神病院的生活
     
    将近两年的骚扰与恐吓,他实在受不了。2007年5月,准备逃离到印度留学,手续做到一半,国保挟制王衡庚和其家人,说是去荔湾区芳村花鸟市场玩。当他与家人走到广州市精神病院时,国保在跟前紧盯着的情况下,王衡庚被家里的三人联合押到挂号处,迫害也随即开始。
    对于在精神病院的生活,王衡庚是这样说的:
     
    到门诊所见了一位男医生徐贵云,他为我做精神签定。他问:你知道为什么来这里吗?我没有吭声。
    “你认为有人想害你吗?”
    “没有“,我回答。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医生问。
    “如果在美国,我马上可以打电话给律师,我好喜欢美国”我回答。
    医生马上拿起电话,放在我面前,“你可以打”。
    “我们治疗病人,是三个月为一期,如果病还没有好,再延长三个月,直到你开心为止。”徐医生重复地对他说。
     
    随后,他要我脱下鞋。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听他的。结果是让我进了一个铁笼子,有个护士叫我脱衣服、换上精神病医院的病服。我大吃一惊,怎么这么快,整个精神病签定,居然只有7分钟左右!吓得我几乎头昏地转,却也只有惊惊颤颤地乖乖听话。出院后才得知,医生给我的诊断是‘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症’”。
     
    在精神病院的第二天开始吃药,护士把医生开的药奥氮平olanzapine、舍曲林sertraline给王衡庚,他学着好莱坞电影里的特工,把药放在舌底下。然后到厕所偷偷地吐了,经过了三四天的高度惊恐后,他发现其他有些病人,也有把药放在舌底下,护士盯着他吃药也没说什么。
     
    王衡庚说“约一星期后,我猛然醒悟:她们是护士、医生,我有没有服药、有没有把药藏在舌下,他们会不知道?更何况,他们还定期血检!不乖,将服更多的药,呆更长的时间,以三个月为一期;还有,如果我不开心,我得继续呆在医院。这些医生与我说的清清楚楚。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把药藏在舌下,就稀里糊涂地直接把它们吞了。而且我也尽量想办法让自己开心”。
     
    医院环境及病友
     
    采访中,王衡庚也详细向我们介绍了精神病院生活居住的情况,他住在被一道铁门锁着的一层楼,这层楼的结构,一切像是一个大旅馆,与4个病人住在同一个房间。整个楼层是被一道冰冷的铁门锁着。
     
    这层楼约有30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广州建筑设计院的院长,还有一个硕士、一个是本科,王衡庚说很喜欢建筑院院长,他总是很幽默。就问建筑院院长,“这里的人为什么都那么老实?”
     
    “因为都很老实,所以都凑到一块儿来到这儿了”,院长回答。
     
    王衡庚在精神病院的唯一好处,是没有国保的骚扰、监控和恐吓,这倒也是清静。他还在没事时,读《概率与统计》,与其他病友大谈“母鸡是如何生蛋”的数学问题,逗得所有的病友都哈哈笑。
     
    “当然不止是清静,也有恐惧,有一个病友,不配合医生或护士什么的,然后被捆绑在床上被打了针,马上变得很乖了。“被打针”,想想也害怕。后来,无论是什么,护士或医生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王衡庚说。
     
    医院的作息时间极为严格。在规定的时间起床、睡觉。吃完早餐、午餐或晚餐后,可在楼层的走廊上或大厅上可散步,或在大厅上打麻将、打扑克、打乒乓,没有任何报纸或娱乐杂志可看。所有病人被铁门锁在这一层楼,不准许离开。每两个星期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可到院子里放风一次。
     
    2007年7月31日,王衡庚在被关押了整整两个月后,他终于离开了精神病院。出了院后,王衡庚约重了10公斤,这种虚胖是吃精神药物引起的副作用,因精神药物的毒性,2008年体检时他发现肝出现血囊,就去询问癌症专科医生,精神药物是否可能诱发癌症。医生回答,癌症的原因比较复杂,即不肯定,也不否定。
     
    新的监控与逃亡
     
    刚出院后不久,数学系对他还比较客气,还请他到九寨沟免费旅游,到北京数学九所进行学术访问,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毒奶粉事件暴发后,王衡庚在上课、课后、到广州大学城的校车上,又多次发表了腐败与污染问题的评论。当年下半年,新一轮更厉害的监控、恐吓马上就来了。为防止再一次被送进广州市精神病院,王衡庚想法调动工作回到杭州。因为他是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在杭州,几乎每个大学都有他的同学或朋友。然而遗憾的是,调动工作到杭州后,王衡庚感觉仍然有人在盯着他。2011年1月,他背了一个旅行包,独自一人逃往澳洲寻求政治避难。
     
    在澳洲的精神签定报告
     
    2012年11月,王衡庚逃亡澳洲后在墨尔本难民庇护资源中心,一位前莫纳什大学教授,也是澳大利亚皇家和新西兰学院精神病协会的会员,他受过如何进行精神签定和如何治疗心理创伤的专门培训,他对王衡庚进行了精神鉴定。在签定报告中这位教授写道:——王衡庚先生认为,同事、邻居、朋友,甚至前妻被政府部门利用,来骚扰他。王先生说,他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他所描述的许多被骚扰的微妙细节,是中国当局压制公民、使他们服从的常用手法。
     
    但是他描述的部分个人经历似乎表明,他可能已经变得有些偏执,最终,开始怀疑每一个人别有用心。然而,自当他在2011年逃至澳洲后,他描述的所有担忧都消失了。
     
    他有活力、健谈;同时,对大陆失去的教授生涯,也表示好遗憾;不过,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他有精神病。
     
    墨尔本的Foundation house(难民心理创伤辅导中心)的另一份签定报告中也提到“没有发现他有精神病的证据,尤其是精神病幻想症或被迫害幻想症”。
     
     
    附:王衡庚个人简历
    王衡庚,男,1971年12月出生于浙江东阳市,前浙江财经学院数学教授。
       在国际著名数学杂志上发表数学论文6篇,其中有著名的comm. Phy.Math.

       1993-1998,于杭州大学数学系硕博连读。
       1998年7月,于杭州大学数学系博士毕业。
       1998年7月,到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
    2001-2002年,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科研秘书,协助数学系建立首个数学博士点。
       2002年,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2003年,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被评为优秀教师。
       2004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元基金。
       200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2005年,主讲的《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成为校级精品课程。
       2005年,成为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数学硕士生导师。
       2005年,获得广州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05年下半年,因上课与课后发表政治评论,被中共政府长期监控、骚扰、恐吓。
       2007年6月,不堪中共长期的骚扰、监控,想逃亡海外留学,手续做到一半时,被中共政府关进广州市精神病院2个月。
       2008年,因四川大地震、毒奶粉事件,再次公开发表政治评论。再次被中共政府监控、骚扰和恐吓。
       2009年6月,总算调回杭州老家(浙江财经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以为能逃离监控。
       2009年7月,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学术访问。
       2002-2005年,全面负责华南师范大学的(全国与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管理工作。其中在2004年,全校建模竞赛一等奖总数在全国800多个院校中排名第6。
       2002-2008年,在数学建模竞赛教练期间,获得国家级、美国级一、二等奖10多项。
       2011年1月,浙江财经学院,教授。
       2011年1月24日,为了不再被送入精神病院,逃到澳洲寻求政治避难。
    王衡庚

    王衡庚病历

    学术论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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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津许乃来和女儿逃离监控回到北京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9-4消息:天津许乃来今天早上10点半时逃脱政府人员的监控,晚9和她8岁的女儿一路颠簸到达了北京。(天津许乃来再被非法关押 八岁女儿面临辍学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4/0829/10736.html
     
    许乃来是7月31号被政府和公安局、司法局联合出手给强制带回老家的,在政府给安排的周转房门口新河派出所民警于洋、沙健把许乃来打伤。当问及他的女儿,他们打你爸爸你恨他们吗,孩子摇着头说,害怕,不敢说。许乃来说,孩子就是一直在哭,这次往外逃孩子都吓得不敢走,幸亏遇上了一个正义的出租车司机,才帮他们逃出来。

  • 山东烟台维权访民孙立勇逃离监控回到北京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8-23消息:今天下午,被地方政府从南京强制带回原籍山东烟台,被做精神病鉴定的维权访民孙立勇逃回了北京。
    山东访民孙立勇南京旅游后被强制做精神病鉴定http://msguancha.com/a/lanmu12/2014/0820/10682.html
    孙立勇说,政府太黑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担心在待下去有危险,今天下午1点多,他趁看管他的政府人员不注意跑了出来,一路担心被抓回去,换了几次车才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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