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发堂近来再现争议，卫福部表示将主导龙发堂内部病患转他处安置，可能代表龙发堂即将走入历史，这让我想起已故台湾心理学教授余德慧曾言：
“西方心理病理的语言制造了一个被拒斥的病位，并将之转轴到被检查、监督的客体，取消了病者的主体经验，使得『变态』的标签凿痕日深。 ”
上段话要说明的是，精神病症上的名称，是西方精神医学体系对人某个精神样态的定义。精神病症名称的出现，往往取代人对于自己感受的诠释，更可能让人被病态化标签给限制。
举例来说，我们会形容一个很爱自己的人是「自恋」，但在没有精神医学前，大概不会有人想这是种病。而如果这个人到了现代精神科医师面前，表现出「自大感」、「需要过度的赞美」、「缺乏同理心」等特征，也许他就会被诊断成「自恋型人格障碍」，而必须接受治疗。同样一个人有「自恋」特征，现代人们大概会选择相信精神医学的诊断，毕竟医学是具有科学精神的，而科学是正确的，所以医学对于人的心理及生理有权威性的诠释地位。但仔细看诊断准则中的「自大」、「过度」，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仍然仰赖诊断者主观的判断。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精神医学所定义的精神病，本质上是一种「对人活出来的样子所做的诠释」，如果我们仅接受这样的观点，往往会被迫否认自己的真实感受。而无庸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以自身经验，当自己的感受被别人否认、忽略时，内心会感到痛苦。再进一步说，许多自我精神痛苦的感受，精神医学病不是惟一的解释或解决途径，往往可能系诸于自身或者身处环境与文化。
在台湾社会对人的痛苦精神状态，也存有一些解释及解决系统，例如「中邪（台语：中煞）与收惊」──某人深信鬼神，一天他身心出了点状况，别人觉得他得了精神病，但他觉得他被鬼缠上或吓到了。他想收惊就好，家人斥责他迷信，他碍于家人压力，看了精神科，被诊断为XX症，但他吃了很多药都没好，反而更痛苦。有天他去收惊了，就这么一次，他觉得世界很美好，痛苦远去了。不可否认的，现实中有许多精神医学无法解决的现象，但透过各地本土信仰或民俗，却是一种解答。（注：晚近精神医学在定义精神疾病时，也会将地区文化或信仰因素加以考虑）
当我们一再强调「精神病」，精神受苦的人或许很容易就被认定成精神病的人，就像被贴了标签一样。这样的标签，会迫使的他们显得与一般人不一样，因此被推离社会，更加深痛苦。因此，虽然精神医学给人们一条理解精神状态的路径，然而过度强调的结果，却形成一种压迫，否定掉人自身生存样貌，人因此更痛苦。
“龙发堂的结束，可能象征着在台湾精神受苦的人，将丧失选择与精神受苦状态共处方式的权利，而仅有接受精神医学评论及诊治的局面。 ”
或许龙发堂体制在精神卫生医疗的观点下并不合格，但从陈信谕医师〈龙发堂：台湾精神医疗史上难以分类的一章〉文中引用相关研究考察资料来看，龙发堂比不少精神收容机构对院内成员更为人性化，其采用之作法以医学观点观之也有相当疗效。可以说，龙发堂的崛起，是因为他承接住社会体系，特别是由精神医学主导的公共卫生体下，无法接纳的那些精神受苦的人（或者精神病患者），提供一个安身立命处所。可以说，龙发堂是一种台湾本土所产出应对精神受苦者的模式，对部分精神受苦者来说，他是一个比精神病院更舒适的地方，或许也让一些不想进入精神卫生体系或被拒绝进入的家属得以卸下照顾重担。
我并不确定现在的龙发堂是不是变调，但我担忧的是，只因为龙发堂的体系不容于现代精神医学观点而被关闭，那将来任何精神上受苦的人，只有接受精神医学主控的局面，而丧失了自我选择生活样态的权利。因此有些人，可能被迫在精神病院中活得更痛苦。甚至有些人离开龙发堂，连接受精神医疗体系的照顾资格也没有，而被拒斥在这社会中漂泊，他／她可能是引人注目却无害的政大摇摇哥，有些则可能影响你我的生命安全。
精神医疗当然是现在解决精神痛苦最有系统、较有效果的选择，但不应该是「唯一」选择，并反客为主地取代人们对自己精神状况的自主权。
（来源：关键评论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8707 2018/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