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道路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10月27日去世后，在中国各地出现了大量民众自发的缅怀和悼念活动，与2022年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2019年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病逝后普通民众的漠然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为曾经的中共二号人物，李克强被公认是迄今为止最弱势的总理，权力几乎全被习近平架空，除了留下几句所谓的大实话外，政绩乏善可陈，正如网上流传的一副挽联所言：“赔十年小心，虽洁身自好，但活得憋屈；距一步之遥，却急流勇退，竟死得窝囊。”横批“无能为力”。而普通民众对李克强的缅怀，不是死者有多好，而是生者有多糟。

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向深渊滑落，习近平的中国梦成为中国国民的噩梦，民众陷入前所未有的共同迷茫与焦虑中。习近平的大权独揽使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聚焦到习近平个人身上，成为所有社会愤怒的发泄口，对李克强的缅怀，是对习近平的愤怒，同样是对繁华落幕，好景不再的悲叹，清华大学法律教授劳东燕在李克强火化后的感叹“与其说是在缅怀一个人的逝去，不如说是在叹息一个时代的渐行渐远’，说的正是这个时代普通人的共情感。

这个渐行渐远的时代当然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了。“改革开放”只是中共在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下迫不得已的举措，被迫放松了对社会的极度控制，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今天，作为专制自我调整的“改革开放”权宜之计必然要让位于中共的以维持专制体系为目的的重新控制社会，因而李克强广被传颂的“改革开放不会停顿，长江黄河不会倒流”说得很好听，但只是一句空话，专制下保守闭塞才是常态。

“改革开放”时代事实上已被终结，李克强的去世可以说为整个改开时代正式划上了句号。改开时代，除了极小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为体制的批评者的“异见知识分子”外，绝大部分都为体制所吸收、收编、分化，成为这个庞大极权机器的一部分。

被体制吸收的知识分子分化为三个群体。相当大一部分人如司马南孔庆东胡锡进周小平等臭名昭著者成为极权的宫知（宫廷知识分子），不仅以做奴才为荣，甚至炫耀自己的奴性。而李克强等极少数一些人则积极融入体制，成为技术官僚，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改变共产党，让它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党。还有一小部分体制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在网络时代成为以渐进改良推动社会和平转型的公知（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政党，维系专政统治是第一要务，知识分子的良知是不可能与这个独裁体制共存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着抉择：是被黑暗所吞噬，自身成为黑暗的一部分，或者，被体制彻底边缘化陷入失语，再或者，告别体制与黑暗抗争像刘晓波那样成为真正的殉道者。

当专制的自我调整结束，改开时代终结，在极权体制对党内执行“家法”清理门户下，只有宫知这些御用文人才能在体制继续如鱼得水;公知被污名化失去话语权，或者被体制清扫出场，或者成为沉默大多数的一员，或者贩卖情怀收割粉丝变现;而以李克强为代表的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官僚被讲究“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觉悟和政治判断力”的党务官僚所取代。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分化站队彻底完成。

李克强的从政生涯，是体制内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技术官僚的缝缝补补，难以挽回大厦将倾。体制内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李慎之晚年反复被折磨过的问题：“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重新又成为李克强死后体制知识分子面对的拷问。

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了答案，1989年的枪声已宣告了中共这个政党的极端刚性。从1989年到现在，坦克一直在那里，它从不吝于用履带轧碾中国人的民主梦，摧毁任何危及其专制统治的行为。李克强死了，知识分子所有幻想从党内渐进改良的美梦也理应破灭了。

从1989年起，34年来，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高举渐进改良的旗帜，以社会建设作为自己获得道义高地所在，把社会建设与渐进转型捆绑，以动员中产阶级建设公民社会为目标，冀望以此形成社会压力，在“体制内健康力量”的配合下形成倒逼改良。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完全忽视、无视了极权与威权体制本质的不同，把威权体制的渐进改良经验生搬硬套到中国这个世界最大最顽固的极权国家来，无视极权体制或许还残存健康的人却从没存在过什么健康力量的现实，知识结构浅薄以文学想象代替严谨的专业政治分析，混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本质区别，树起暴民、口跑、痞子翻身党、推倒重来等假想敌谬误即稻草人论证来污蔑民间反对运动。实际上中国体制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改良幻梦只不过是道德“自我称义”的赝品，所谓“踏实做事，告别革命”只不过是为自己懦弱人格披上遮羞布的话语，贩卖温和的、去政治化的渐进情怀沦为兜售心灵鸡汤，自觉或不自觉成为极权统治的同谋者。

李克强去世后，针对民间犹存的怀念与叹息繁华落幕，观念与角色更加清晰的民间坚守抗争立场人士对此进行了批评与引导，显示了中国反对运动愈来愈清晰的构建反对运动立场的努力。这种与官方一元叙事话语完全不同的民间独立话语，依然引来残存的被戏称为“体内健”（体制内健康力量）人士以浓烈情绪怒斥为“泛斗争化”“无视人性”，可视之为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在改开时代终结的绝望回响。

渐进改良、体制内外互动既已被正谬，“与其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以政治抗争获得自由就成为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基点，结束专制的政治革命必然重返中国现场，“人类能在任何逆境下重新开始并自由行动，让所有人能自由地进入到公共事务中，人类要获得这种伟大的自由，希望仍然在革命。”（汉娜•阿伦特《论革命》）

4月10日，被关押三年多的中国公民运动知名维权人士许志永和丁家喜，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4年和12年。消息传出，引起国内外的巨大反响和普遍对中国政府镇压和迫害民主人士的愤慨。

中国民间对许志永和丁家喜的遭遇议论纷纷。在对他们二人道德人格和道义勇气抱予佩服之余，不少人亦就此反思中国未来民主转型的出路何在，激烈者认为和平理性非暴力路线在中国是一条死路，甚至认为“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不值得许志永和丁家喜去受苦，你们要做的不是尝试改变，而是远走、逃离……”

面对习近平政权对中国民间残酷打击、镇压、清场的黑暗现实，民间普遍的焦虑和浮躁心理可以理解，这种对改变的渴求不是自今天始，而是近十年来成为中国民间的梦魇，由郭粉川粉对虚假希望的意淫，到因万马齐喑而绝望，民间的无力感日益深重。

许志永和丁家喜遭受重判之时，适值中国维权运动20周年。20年前的2003年3月，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收容站被殴打致死事件，在四月份的南方都市报披露后，引发舆论效应，最终导致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亦掀开中国维权运动的大幕。而许志永因在孙志刚事件中与另外两名法学博士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而为人所知。

中国的维权运动兴起的背景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及举办北京奥运的需要，中共被迫在社会控制上作了一定程度的松动，从而给社会带来了一些可以操作的空间，同时互联网的蓬勃发展，BBS、博客的开始盛行，使公民个人可以更多地在公共事务上发言，从而开始了为维护人权和公民自由权等各种权利而进行一系列法律和社会行动的时代。

2003年-2008年是维权运动的黄金时期。许志永与滕彪、俞江以及张星水在2003年10月创办的法律维权机构“公盟”，致力于“理性、建设性地推动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明显反映了维权运动的时代特色，所谓“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专业化、专业问题技术化、技术问题细节化”，希望以去政治化通过技术层面的提高来推动社会进步。

维权运动的这种推动企图不能简单地说是错误的路线。在一个社会有了某些空间的时代，民间对空间的手段利用也是值得努力尝试的方向。经历了1989年的64屠杀和1990年代镇压组党运动后，民主运动陷于低潮，因此也有不少人希冀通过推动维权运动来扩大民主运动的基本面，让维权运动成为民主运动的低配版本。

2008年12月的《零八宪章》凝聚渴望变革的社会不同阶层公开表达对中国转型到民主宪政社会的愿景，显示了中国民间期望维权运动升级到民主运动实现政治转型的愿景，是维权运动与政治反对运动的合流，从而成为中国维权运动的最高峰。随着刘晓波以及维权运动的另一代表人物高智晟的被捕、判刑，《零八宪章》签名群体受压，中国的维权运动开始陷入低潮。

2010年始，微博等网络社交新媒体蓬勃兴起，成为民众主要的公共生活参与方式，形成强烈的网聚效应，很多社会公共事件都由微博引发成为社会舆论热点，或者在微博介入后出现重要转变，江西宜黄强拆自焚等公共事件通过网络社交媒体的传播，网络动员，跨区围观，正面抗争，使中国维权运动焕发第二春。

丁家喜是在这时候开始介入中国的社会运动。他从2010年开始积极参与推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教育平权运动，与许志永一起发起了“新公民运动”。“新公民运动”的教育平权、财产公示、公民同城聚餐等都带有鲜明的维权运动特色，其推动整个国家以和平方式朝向宪政转型的理念和线下组织聚合可以说是维权运动的高配版本。

与维权运动以法律和社会行动推动中国进步的期待相反的是，通过有限市场化和资本的相互勾结，中共获得了庞大资源强化、固化了极权主义本身，而不是使社会更具开放性。在2013年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击和2015年709事件的打击围观网络，及后的有步骤、有层次地对民间的全面清场，对形成抗争观念、传播抗争行动支持平台的互联网进行收紧与控制，对形成抗争节点的群体如人权律师、NGO机构、家庭教会等进行打击、清理与解散，维权运动赖以支撑、运作的根基不再复存，这标志着维权运动全面终结，一个时代结束了。

中国的极权主义体制决定了中国维权运动必然失败，对极端刚性的列宁主义党国体系来说，压制社会的自我组织是其必然，通过各种公民行动以发育社会、建设公民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说，在一党专政体制结束之前，企图在政治社会之外通过建设一个并不存在的“中间社会”，完全是不可能的。2015年后，中国最多还存在零星的维权事件，但不再存在维权运动。如果认为今天的中国还有维权运动或再冀望推动维权运动，那再多就是道德叙事和感情渲染，缺乏基本的智力诚实了。

维权运动的终结验证了在极权主义下实现政治转型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最终还是要回到与专制直接对抗的民主运动的框架里。2017年许志永和丁家喜出狱后，跟上了时代的变化，对维权运动进行了反思，把“新公民运动”更名为“中国公民运动”，重新阐释了理念与倡议，致力于民间的协力合作，他们的道路已经是明确的民主运动范畴的政治反对运动了，丁家喜在这次被判刑的口述文稿中也表述得很清楚：“一场民主与专制的战役正在展开，他们的终身独裁和长期一党专政的妄想正在走向末日，中国的社会转型正在日益临近。……中国的巨变迫在眼前，即使身在高墙，我也能清晰地感觉到。”

中国两千年的专制社会注定了中国的民主转型是一场艰难曲折的博弈。1911年中国结束了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未几专制疯狂反扑，把东方专制传统与列宁主义党国结合起来建立的中共极权主义体制，把专制集权变本加厉地把推向了两千年的最高峰。这是东方专制主义最后最终的阶段，以一百年的黑暗偿还两千年苦难血泪的时间维度，所以我们面临的转型难度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但必然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从宏观上了解这点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准确的认识中国民主运动的未来。

经过维权运动的洗礼，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也得到成长，开始吸收、学习塑造集体认知，聚合社会力量，扩大政治动员等这些从形式到内容的现代民主运动知识与经验。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完全可以说是中国民主运动开启新的征程的开端，更多、更大型的反对运动在未来的时间窗口出现的几率不断增大，而要把机会转化为成果，民间还得增强组织化的努力，构建民间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圈子的信任网络，以信任网络达成基本的底线共识，希望在于民间的协力，改变始于民间的抗争。

许志永和丁家喜从维权运动走向政治反对运动，知行合一，勇于担当，不畏艰险地战斗在争取自由民主的社会运动的最前线，显示了他们的道义勇气，亦通过他们的受难而汇入了中国为反对极权争取自由而不曾止息的抗争洪流里。没有这个庞大群体的伸张、争取、践行和牺牲，决不会有未来民主中国的曙光出现。所以，他们的受苦绝不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以其脆弱的肉体，扛起了人类最美好最沉重的重担：为了自由而甘愿失去自由！

民生观察 2023年4月16日

【民生观察2022年3月27日消息】上海市宝山区淞南镇残疾访民周雪珍，因拍摄并上传批发市场大门拥堵视频，于3月25日被上海杨行派出所传唤，当晚被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

2022年1月22日，周雪珍被宝山区淞南派出所6位警察上门绑架关进黑监狱，至2022年3月20日获释回家。

2022年3月22日，周雪珍去宝山区江杨北路批发市场买菜，发现大门囗车辆和人很多，车辆拥堵老百姓都不容易进去，就拍了一个视频上传，并主动打了110，反映这里的道路现状。

2022年3月25日下午，杨行派出所警察打电话告知周雪珍，宝山分局在杨行派出所等她，随后警察上门，在没有出示传唤证的情况下，把周雪珍从家里带到杨行派出所谈话。

当天晚上，周雪珍家人收到了拘留通知书，得知周雪珍已于3月25日晚上9时，被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现羁押在上海市宝山区看守所。

据悉，1993年5月29日，周雪珍在宝山区淞南镇遭遇车祸造成七级残疾。2006年8月8日，其位于宝山区淞南镇的住房又被非法偷拆，一生累积的心血顷刻一无所有，至今没有得到合理安置。

2010年6月16日，周雪珍的丈夫郁楚单在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挂吊针时，遭上海贪官借刀杀人致死，遗体至今存放在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冷库。郁楚单原有位于上海市西藏中路460号《同泰祥菜馆》和485号住房不知去向。

2010年，周雪珍因不同意火化丈夫遗体，被上海当局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

20多年来，周雪珍拖着残疾的腿靠拐杖行走，为自己十几年的冤假错案和非法偷拆住房而争取应有的合法权益，她至今上访维权29年，期间数次被关黑牢狱、拘留、劳教等。

在维护自己权益的同时，她不惧打压为他人呐喊，曾多次上街举牌要求广州当局，立即无罪释放广州三君子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

周雪珍电话：13761133962

——给大午案决策者保定市委党晓龙书记的上书（三）

尊敬的党晓龙书记：

今天，中外瞩目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案在河北高碑店市法院召开庭前会议，这是大午案疯狂加快节奏推进的标志。作为大午集团的员工以及大午案的法律团队。此前给您写过两封信。这是第三封，主要想探讨具体的政策问题。

我们相信这也是您关注的问题，毕竟，“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点，您一定比我们更明白，也体验更深切。

关于新时代党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我们想引用总书记2018年11月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一段讲话。总书记是这么说的： 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都不要听、不要信！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总之，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制度。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必须把民营经济当自己人，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习总书记的这个态度，无疑代表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意志，是党和政府对待民营经济的指南。我们相信您的政策水平，对党的最高意志绝无丝毫怀疑或犹疑，一定是衷心拥护的。

但非常遗憾的是，从大午案传达出的诸多信息来看，恰恰让我们不敢乐观。我们认为，在如何对待民营经济的所谓“原罪问题上，您可能出现了严重偏差。

民营经济所谓“原罪”问题，“原罪”概念本身不科学，不成立，此处不赘。党的最高领导人对此问题其实早有精确表述，即民营经济发展不规范的问题。孙大午及大午集团诸高管被指控的多项罪名中，除“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而外，其他罪名，大多属于民营经济发展不规范的问题。

如何对待民营经济发展不规范的问题？社会上主要有三种主张。其一是大赦说，一是清算说，一是折中说。社会上多元声音的存在很正常，对同一问题完全可以百家争鸣，见仁见智。党和政府的政策却必须步调一致，而且必须坚定不移。事实上，党在这个问题上也的确是这么做的，2018年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总书记还有这么一段讲话：

“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总书记的这个讲话，被称作党对待民营经济的纲领性文件，其信号非常明确，即是不认同“清算”说，反而对民营经济发展不规范的问题抱以同情的理解，非常包容。这么做是极具政治智慧的，因为，在体制转型期，体制问题导致民营经济发展不规范，是极其普遍的现象，不问青红皂白地求全责备，秋后算账，既不公道，客观上也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这一总的方针，难免因此被架空。如总书记所说，党“希望民营企业放心大胆发展”。但如果对民营经济发展不规范的历史遗留问题总是揪住不放，无限放大，用斗争哲学来对待，请问如何让民营企业放心大胆？他们如何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段史实：本着宽容的立场解决民营企业发展不规范的问题，以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方面最早的探索者，不是别人，正是河北省委省政府。早在2003年底，河北省政法委就曾出台《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河北省委、省政府随即批转，其核心内容，即是尝试解除解决民企所谓原罪。比如，“决定”第七条规定，对民企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的，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罪表现和所在企业在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发展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此文件出台后，激起强烈反响，虽不乏争议，但肯定的声音占主流，并得到各级各地领导人的持续呼应。2006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汪洋同志，明确主张“要最大程度宽容民企初期不规范”。同年，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胡德平同志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清算民营企业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业绩。”

进入新时代之后，争议逐渐平息，解决民企所谓原罪问题刻不容缓，已经成了社会的广泛共识，并为最高层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所肯定。这集中体现于2016年11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意见”第四条要求：“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

党的政策最终上升为法律，成了国家意志。最高检2017年1月推出《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加强产权保护的部署要求，尤其要“坚持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

2019年3月，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最高法副院长江必新也表示，要通过一系列举措，让法律成为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的护身符。让法院成为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坚强阵地。让法官成为保护捍卫民营企业家权益和民营经济合法权益的坚固盾牌。并强调了三个决不能：“决不能把民事纠纷当成刑事案件来处理，决不能民事责任转化为刑事责任，决不能因为一些小的瑕疵和不规范的行为而置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于死地。”

2020年5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最高法院长周强再次强调：“坚持以发展眼光看待处理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过去经营中的不规范行为，依法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坚持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错到哪里纠到哪里。”

周强同时表示，将对司法解释进行清理，废除一切对民营企业的不平等规定。严禁超标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尽可能减少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坚决无罪释放，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综上所述，民营企业发展不规范问题，显然不是一个新问题，如何应对，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策到法律，早就摸索出了一整套权威的解决方案。对这一整套权威的解决方案，我们相信党书记其实早就烂熟于胸，本无须我们花费这么多笔墨。我们相信党书记的政策水平，相信党书记对党的政策定会衷心拥护。

但是，仅仅衷心拥护还不够，关键还在执行，在落实，在立竿见影。以大午案为例，恰恰看不出您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在执行，落实等环节上有什么保障，感受不到立竿见影的实际社会效果，这一严重偏差发生在属于京机重地的保定，实在太不应该。

回到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正确道路上来，坏事不难变成好事，大午案的峰回路转，不难成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传奇般的案例。这于国、于党、于民、于大午及大午集团，于您个人，无疑都是好事。

尊敬的党书记，我们的上述意见，以及前面的两封信，都将邮寄给全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以及全国所有的全国人大代表，党代表，以及所有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迫切企望着，您能够重视解决此案，而不是盲目推进庭审，重判孙大午。

大午案法律团队
大午管理团队
二0二一年五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