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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仨公民还在继续遭受关押

    【民生观察2024年12月8日消息】据悉,今年5月20日,因为参加重庆公民祝贺台湾民选总统赖清德就任,于6月27日、7月4日被抓捕的何朝正、郭兴梅、陈明玉至今还没有被释放。

    今年5月20日,台湾民主选举的赖清德总统就职典礼那一天,重庆十几位公民,聚在一起吃个饭,并祝贺赖清德总统当选,结果,重庆当局却十分恐慌,随后,对所有参加这次聚会的每一个人都进行了关押传唤,并先后对李学志(已经释放)、郭兴梅、何朝正、陈明玉进行抓捕关押,罪名是寻衅滋事这一口袋罪。

    重庆当局的这次抓捕行动,可以肯定的是:地方当局完全是在非法无情地剥夺公民行使宪法第35、37条,公民有聚会、人身自由的合法权利!

    针对重庆当局对这些维权公民的大规模传唤抓捕,坊间人士认为,重庆维权公民聚会,庆祝台湾民选总统是很正常的事情,根本没有违法,中国宪法也明确规定公民有聚会、结社、言论、游行示威,以及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而这些公民也是在按照宪法规定,正常行使公民的最基本人权。

    重庆当局的肆意阻止公民聚会,以及任意传唤、抓捕关押的行为是一种非法行为,这也证明了当局的卑鄙无耻和不自信,也严重与宪法背道而驰,更是严重践踏人权!这更是在给中国所谓建设法治社会,依法治国的宗旨抹黑。

    如果当局连庆祝台湾民选总统当选都要被禁止,甚至被判刑,那公民还有什么人权可言?那宪法上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和尊重人权”岂不就变成了儿戏?这是十分荒唐可笑,也会在国际上成为一个笑柄——。

    当然,重庆地方当局这一次打郭兴梅、何朝正、陈明玉的抓捕关押,可以肯定的是一点:他们常常惯于秋后算账,把你以前所有的正常行为都用来罗织成为罪名,进而企图达到敲山震虎,又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之效!

    对此,我们呼吁重庆当局立即纠正自己的这种非法的任意拘押,严重践踏公民最基本人权的违法行径,不要制造对抗,激发民愤民反,立即释放目前还被关押的郭兴梅、何朝正、陈明玉,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维护国家宪法的神圣!也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毙!

    最后,呼吁国际社会、人权组织高度关注重庆仨公民的命运!看清重庆当局的卑鄙嘴脸,并敦促中国当局尊重并改善人权!立即释放重庆公民郭兴梅、何朝正、陈明玉!

  • 吴五清遭受新一轮逼迁家中再被断水断电

    【民生观察2024年10月18日消息】近日,四川成都温江警方启动了针对秋雨圣约教会吴五清传道的新的一轮逼迁,他的家于16日被停水,17日被停电。今年在成都最酷热的7月底,他家被连续断水断电,他也被24小时看守跟踪。9月1日吴五清传道因服侍主日聚会被拘留14天。拘留结束回家后,看守撤走,9月底也恢复了水电供应,如今再次被断水断电。请弟兄姊妹继续为吴五清传道一家祷告。

    近日,四川成都温江警方启动了新的一轮逼迁。2024年10月16日下午,吴五清传道发现家中停水,检查发现水表房的水阀被人为关掉,之后他自行打开水阀,供水恢复正常。

    10月17日上午九点左右,吴五清传道发现家中停电,去到楼层供电房,发现开关被人为断开,他将开关复位之后,供电正常。

    17日中午十二点多,吴五清传道再次发现停电,他马上去到楼下供电房,发现电线被剪断,两个不明身份的人从供电房门口离开,朝电梯方向走去,他已经拍照取证(包括被破坏的电线和那两个陌生人),并且报警。

    警察随后来到供电房,也拍照取证(包括被破坏的电线和从吴五清传道手机上拍的两个陌生人的照片)。

    吴五清传道恳请弟兄姊妹们为他们一家祷告,求神帮助他们胜过新的一次逼迁,除去他们里面的血气,以基督的温柔来面对那些逼迫他们的人。当众人为他们一家祷告的时候,就是在认同他们是为信仰的缘故受苦,就是在与他们同受苦难!愿神怜悯他们,施恩帮助他们!

    据悉,自2024年7月25日以来,吴五清传道在成都市温江区涌泉街道租住的房屋被断电断水,之后供水暂时恢复;

    7月29日吴五清家又被停水;8月7日被停气(经投诉,1天后恢复供气);

    8月21日,五清传道家不仅继续处于停水停电状态,而且他家楼上白天晚上都有看守,如果他出门就会被跟踪。更为过分的是,每天半夜,凌晨2点一次,4点一次,有不明身份的人故意敲他们家的门,吵醒他们。而且,五清传道家的锁和门把手多次被人故意喷胶水来破坏。

    9月1日主日上午,秋雨圣约教会在一处租用的场地进行线下聚会,随即遭到成都警方的冲击。

    李英强长老、吴五清传道、晏鸿长老(通知书上写的李友洪)以及曾庆涛副执事先后被警察带走传唤。至9月2日中午时分,得知四人均被警方以非法社团名义进行活动为由处于行政拘留14天。

    吴五清传道从拘留所回来之前,他所在的楼层水表房的房门已经被物业打开,后来他们就自行打开水阀,开通自来水的供水,到10月16日以前供水仍然正常。但是电力供应尚未恢复,找物业修理,物业借故推脱不管。

    吴五清传道从拘留所期满结束回家后,看守撤走了,电力在9月底也恢复正常了。

    但是10月16日吴五清传道家中又开始被断水,17日开始被断电。

    秋雨教会恳请弟兄姊妹继续为吴五清传道一家祷告。


  • 中国多少人正遭受连坐(株连)之苦?

    (编者按: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广泛存在于今日社会各个公权力颁布的法规中的,荼毒广大民众,反法治、反人权的专制统治“连坐”制度,随着年初人大一代表提出合宪审查而再次为世人关注,然而,万恶的“连坐”制度没有因关注讨论而稍息,从近日众多维权人士、上访群体、宗教信众等等不断遭受“连坐”之苦,可以看到中共为了维护其极权统治延续而肆意践踏法治与人权的本质。)

    一、近日披露的倍受“连坐”迫害的异议维权人士的家人

    据美国之音4月6日报道:几家人权组织表示,近几个月来,中国加大了对人权律师及其家人的迫害力度。一名律师生病的妻子被剥夺了领取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的权利,两名律师的子女一再被地方当局强迫辍学。

    美国之音(VOA)已联系中国外交部寻求置评,但尚未收到回复。

    3月31日,中国16名人权律师和持不同政见者呼吁向中国人权律师周世锋捐款,他的家人难以支付其妻子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因为她无法领取社保或退休金。

    周世锋的妻子张美英自1995年严重中风以来一直残疾。自2015年周世锋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七年徒刑以来,他的妻子一直无法定期支付她的社保费或妥善处理她的退休手续。2015年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镇压了300多名人权律师。

    其他人权律师的家庭一再遭到强迫驱逐,而学校则在地方当局的压力下一再将他们的孩子拒之门外。

    在2015年镇压期间因颠覆罪被判处四年半徒刑的著名人权律师王全璋,自去年4月以来已被房东或旅店驱逐了十几次。他说,强制驱逐是中国当局对他及其家人进行报复的一部分。

    2015年对人权律师的镇压在中国被称为“709镇压”,因为它始于2015年7月9日。从那天起,中国当局开始针对独立法律倡导人士,并逮捕了数百名律师。

    除了强行驱逐外,王全璋说,他11岁的儿子在过去一年中多次被学校拒之门外。“由于去年我们被迫频繁地搬到新地方,我的儿子很难在同一所学校呆足够长的时间,”他说。他并补充说,由于当局的压力,一些学校会拒绝接收他的儿子。

    “去年10月,当我们试图离开中国时,海关官员拦住了我的儿子和另一位人权律师的女儿,说他们被禁止离开中国,因为他们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说。

    从那以后,王全璋和家人搬到了南方的广州,并试图让他的儿子进入朋友推荐的私立学校。


    (王全璋一家)

    “仅仅一周后,近20人突然出现在学校进行‘检查’,他们一再骚扰之后,学校被迫搬到一个更隐蔽的地方,”王全璋说。

    由于目前还不清楚他的儿子何时可以重返学校,王全璋正在为他报名参加一些在线课程,以确保他能够继续学习。“当局知道我的儿子是我最大的软肋,所以他们试图让他无法上学,希望这能阻止我批评他们,”他告诉美国之音。

    一些人权倡导者说,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大了对中国异议人士及其家人的迫害力度。被拘留的人权律师余文生和妻子许艳的儿子余镇洋曾被短暂拘留,自去年11月以来曾两次试图自杀。

    维权网4月2日披露。余镇洋约一个月前在北京被警方以袭警为由关进看守所,前不久才取保候审释放。出来后,余镇洋服药自杀,因及时抢救脱险。

    消息还披露,余镇洋因父母常年被打压,一直患有抑郁症,一年前从高中辍学。余镇洋上一次自杀是发生在去年11月18日,经医院抢救得救。当时余文生夫妇仍被羁押中。

    “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对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子女的迫害有所增加,现在已成为一种新常态,”前天安门学生领袖、纽约人权组织执行主任周峰锁说。他通过电话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二、中国广泛遭受“连坐”之苦的群体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7月31日发表了一篇文章,称美国“以‘网络自由’为号召,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人群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这种说法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这就是俗称的中共新专政对象“新黑五类”。

    在提出被简称为”维教异网弱“的新”黑五类”人群之后,文章的结论是,”中国宜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战略观念,将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军事冲突风险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机制重塑。”在很多人看来,这无异于说,要严厉控制和打击新”黑五类”,防止他们被美国利用来颠覆中共政权。

    近十多年来,中国大批维权和异见人士在遭受当局迫害和整肃的同时,他们的家人也未能免于“被株连”,不断受到各种程度和形式的骚扰和打压。许多人摄于威胁被迫沉默或配合,但仍有人无奈下选择发声,为自己和家人声张正义。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021年在1月13日发布的《2021世界人权报告》中批评中国当局在持续打压人权捍卫者群体的同时,日益将维权人士的家属作为打击目标。

    中共划定的专政对象“新黑五类”究竟有多少人?

    据律师网报道,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57.48万多人。

    而据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2017年2月的估算,中国有3.5亿多宗教信徒,包括1.85-2.5亿佛教徒、6000-8000万基督教徒、2100-2300万穆斯林、700-2000万法轮功修炼者、1200万天主教徒、600-800万藏传佛教徒和数亿有各种民间信仰的人。根据波士顿大学的2020年世界宗教数据库,有4.99亿民间和民族宗教人士(34%)、4.74亿不可知论者(33%)、2.28亿佛教徒(16%)、1.06亿基督徒(7.4%)、1亿无神论者(7%)、2370万穆斯林(1.7%)和占总人口不到1%的其他宗教信徒,包括590万道教徒、180万儒教徒、2.05万锡克教徒和2900名犹太人。根据基督教维权的非政府组织美国敞开大门的《2022世界观察名单》报告,中国有9670万基督徒。根据世界犹太人大会2015年的数据,中国的犹太人口为2500,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开封。

    再据关注信访组织统计,中国每年有1150万人到北京上访,他们只是为了陈述冤情,讨回公道。这些信访民众也就是“新黑五类”中的弱势人群。

    至于异见人士、网络领袖有多少人,从中共最高检今年两会报告说去年涉国安入狱逾240万人,可见一斑。因为其中很重要一部分当是这些异议人士与网络领袖。

    如此可见,在中国当下被中共极权列为专政对象的“新黑五类”当有两亿多人,而这些人的家属遭受连坐就是逻辑必然。而现实的事实也验证着中国如此庞大群体正遭受的不幸。

    三、中共“连坐”的类型

    据人权组织“保护卫生”报告——《惶恐不安的家人:21世纪中国株连现象》,通过梳理2015年以来媒体对株连案件的报道以及与十几位中国维权人士的访谈,识别出最常见的六大类株连案件,总计约50起案件(2015年至2022年)。由于限制因素,包括可用来源的数量和类型(媒体报道和采访)、报告仅将焦点放在人权捍卫者、以及株连做法的非法本质,报告中的株连案件仅代表真实数量的一小部分。它们通常不会被正式定义为株连,因此没有官方数据。

    人权捍卫者的母亲,父亲,儿子,女儿,兄弟姐妹,女友和友人均可成为中共株连做法的受害者,年龄范围从婴儿到退休老人。

    六种最常发生的主要株连类型是:

    1.失去自由

    包括:软禁、强迫失踪、无医学理由非自愿送入精神病院、拘留、正式逮捕和监禁。例如:2016年至2017年期间,当时被拘留的活动人士吴淦的年迈父亲徐孝顺多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总计长达两年,直到最终撤销指控。

    2.失去收入

    包括:冻结银行账户、降职、终止雇佣关系、取消社会保障金。例如:2017年警方逮捕活动人士肖育辉一个月后,他的母亲失去了每月600元(约合82美元)的低保或福利金,这是她唯一的收入来源。

    3.失去教育权

    包括:拒绝报名入学、被退学,影响范围从幼儿园到高中不等。由于警方经常迫使家庭搬迁(失去住所),他们的孩子常常不得不转学。例如:现流亡美国的活动人士刘四仿,其8岁的儿子在2020年遭遇退学。刘当时接受媒体采访说:“上个月的时候学校找我太太谈这个事情。意思很明确,当然也没有直说,意思就是‘没有办法让你孩子继续在这学校读书了’…我现在是在美国,当局痛恨没有把我给捉拿归案,所以对我家人下手来报复我。”

    4.失去住所

    包括:从住所被强制驱逐,甚至是带着年幼孩子的母亲。例如:维权律师谢燕益的妻子原珊珊及其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当时还是婴儿)在2015年至2017年谢燕益入狱期间多次被迫搬家,谢律师获释回家后,又再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2020年,袁珊珊因前一年被驱逐而在法庭上获得了有限的赔偿,她的房东承认应城管警察要求将她们全家赶出公寓。

    5.出境禁令

    包括:拒绝出境和国际航班登机、没收护照、拒绝签发或换发新护照。例如:于淼曾在上海经营一家出售政治书籍的书店,2018年关掉书店后举家搬到美国。2022年,其妻谢芳回国看望生病的母亲,在中国待了几个月后,在机场打算飞回美国时被拦住。警方后来告诉她,只有她的丈夫飞回中国才允许她离开。他们怀疑他从美国在网上发表批评中共的文章。

    限制出境也成为中共“劝返行动”的常用工具之一,家庭成员往往被当作人质而限制出境,直到劝返目标同意回国为止。保护卫士此前发布的报告《困于笼中:中国日益泛滥的限制出境问题》(2023)深入研究了中国的限制出禁问题。

    6.人身暴力

    包括:殴打、威胁、虐待致死。例如:2019年,时任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74岁的母亲因拒绝告知警方银行账户密码,警方对她拳打脚踢。当李文足的丈夫–维权律师王全璋失踪时,她表示经常收到便衣警察的死亡威胁

    其他类型的株连:研究者还发现了少数其他类型的株连,包括一起剥夺就医的案例。2017年,活动人士翟岩民的妻子刘二敏需要手术切除胆结石,但被警方阻止前往接受治疗。这一延误意味着她之后不得不进行更复杂的手术。

    四、广泛存在于中共各式制度与法规中的“连坐”

    株连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追溯到古代的帝制时代都曾写入法律中。然而,在现今的中国,虽然在任何法律文件中找不到有关株连的描述,然而,作为一个主要目标是维系中共权力垄断的威权国家,株连的实施仍然广泛。

    当株连的形式属于司法或行政监管的范畴,比如刑事拘留或出境禁令时,官方会透过两个主要途径执行惩罚。第一种是对含糊不清的法律进行过度广泛的解释。第二种是由警察发起的非法行动或捏造的指控。

    一些国内法内含糊不清和过于宽泛的措辞被滥用,并成为施加株连的借口。例如《出入境管理法》66和《监察法》67中规定的一些惩罚,包括基于模糊的国家安全或调查理由所施加的出境禁令,这类惩罚很容易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附加到家庭成员身上。前者已经运用在很多维权律师的家属上,甚至包括打算出国求学的小孩。这种模糊不清的措辞为中国共产党、警方、检察官和监察委员会带来了滥用权力的空间。

    《出入境管理法》不仅允许在模糊措辞的“国家安全”理由下实施出境禁令,第12条更指出任何人都可能因任何理由被限制出境。在“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出境的”(实际上是任何政府机构)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的其他情形”等情况下,官方都可以对当事人施加出境禁令。

    《监察法》(第30条)则允许对“被调查人及相关人员”实施出境禁令。“相关人员”的概念可以根据监察委员会的意愿下作诠释,朋友、同事以及家属等都可被解读为“相关人员”。

    当中共针对家庭成员采取刑事处罚时,他们通常使用捏造的指控(例如刘霞的弟弟)或将合法行为扭曲成刑事行为(例如王利芹试图引起大众关注其丈夫王藏被拘留的情况)。

    其他形式的株连,如被强制驱逐、殴打、拒绝入学和失业等,可能源自于警方或政府的压力,但因为这些迫害已经脱离了官方执法的范围,所以很难被证明。不过有些涉案的房东和雇主已经确认了官方的施压行为。

    《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在司法实践中,在侦破无果的情况下,当事人可向法院起诉,由整栋楼的住户分摊损失。如果住户能提供事发时不在家证明可免责。如果根据物理定律,证明自己所处位置抛掷物体的落地点不可能达到路人被击中的位置,亦有很高的概率被免责。所以,如果找不到肇事者,几乎所有住户都要被连坐了。

    梁慧星是《侵权责任法》立法参与者。他赞成连坐,称“第87条是中国侵权法对传统侵权法极大的创造性发展”(此连坐法在全世界是唯一唯二的)。

    中国连坐广泛存在于公权力实施统治的各领域。在全国各个城市浩大的拆迁运动中,很多政府都采取株连式拆迁,钉子户或不愿接受开发商条件的,则拆迁办出面,动员其亲属配合,如配合无效者则可能被辞退、停职,某妻子在离婚诉状中写道:“株连拆迁,使我精神已崩溃,而不得不强忍伤痛,挥泪与自己深爱的丈夫提出离婚”。还有“株连式维稳”,北大某知名教授在网上发表言论:“极少数伊斯兰极端宗教分裂暴恐分子严重妨碍了包括维族群众在内的生存底线,我同意一些网友的意见,恐怖分子很难预防,不易清除。怎么办?连坐。其家属亲属及所在的清真寺的阿訇,应该连坐。”还有教育界内的连坐制,一人搞有偿家教,首先追究学校主要负责人不作为的责任,全校年终考核和每位老师年终奖发放金额受影响。有家长称:“儿子所上的小学,班上进行分组,一人未完成作业,会让全体组员罚抄——包括抄课文。这种‘连坐制’让儿子常被牵连,孩子压力好大。”当然还有计划生育控驭的连坐法,不一而足。

    五、中共的株连目标及其深远危害

    从夏、商、周三代就出现、由法家商鞅和韩非设计的严刑苛法连坐制,绵延几千年,可谓深入今日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成为人人不自觉接受了或者不以为非的国民性,这是中国人专制人格的集体基因之一。这种心理意识既可配合极权管治,又会让某些人一旦担当社会管理角色时,自动采取这种聪明的苛法。法家“牧民”之不择手段,通过连坐法可谓达到极端。

    今日中国,由于株连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因此只能从背景中推断出中共持续使用株连的原因。当维权人士被拘留或监禁时,株连或株连的威胁很可能是为了让他们招供或阻止家人为他们辩护。获释后,任何株连做法都很可能是为了迫使他们放弃维权工作。当维权者移居国外时,株连的目的很可能是迫使他们回国或者让他们在海外消声。中共深知,对亲人安全和自由的内疚和恐惧是一种强大的胁迫力量。

    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对此有大量记载。接受本报告采访的律师以及媒体的引用也提出了中共持续使用株连的类似原因。当前身陷囹圄的律师覃永沛,曾说他相信对家庭成员采取株连手段是为了让维权律师不敢抗争。

    活动人士和作家温克坚说,当局阻止维权律师陈建刚的孩子上学是对其揭露其当事人受酷刑情况的报复。

    连坐法有两个深远影响的要害:任意绑架与不择手段。“意志绑架”除了强加于人的可恶之外,它利用可以毁灭了你最珍重的价值来要挟你,让你在二难选择中痛苦,做出违背自己根本原则的抉择。在漫长的连坐绑架历史中,造成了中国人渐渐放弃了做人公正和不伤害他人的原则,慢慢演化出卑鄙小人的心性。绑架是最快使人成为小人的途径,它违背了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使无辜者产生了冤屈的心理,必须报复。

    绑架还带来了不合法的任性行政之泛滥,让官员甚至执法者有了任意扩大权力与任意解释法治的权利,突破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法治原则,滥施恶法而没有限制,不讲证据,不严格限制和追究犯法的精确责任,却任由同情心绑架一大片,制造更多的无辜冤案,这就是史密斯说的执法者的“无限能力”。在现代社会,立法者竟然以非法思维去制定恶法,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其次,中国行政官员有一个习惯,为了事功,为了解决管治难题,可以不择手段,只要破案,只要平安维稳,只要行事的结果,不管程序公正,这是中国实用主义逻辑认定的:目的正确就是手段正确。但人类公义的逻辑却是:坏的手段它不可能合用于正确的目的。程序公正才能确保目的公正。

    六、“连坐”制违反的法律与公约

    中共认可的株连行为违反中国的宪法和国内法。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此外,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第9条的第35号一般性评论中指出:“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该评论特别将集体惩罚列为“极恶劣的任意拘留的例子”。第16段明确表示:“极恶劣的任意拘留的例子包括拘留被指控犯人的家属,而其家属并未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扣押人质和被捕者以索取贿赂或为其他犯罪目的。”

    禁止任意拘留的原则也在《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第9条中有所提及,其中指出:“人人有权享有身体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无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之自由。”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13条确立了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一权利在《儿童权利公约》第28条中也有所重申。该条表达了对平等教育机会的要求,而且两个公约都要求各国实现全面的免费义务小学教育,所有儿童均能享有和接受中学教育,并且同时提供免费教育或经济援助。

    《儿童权利公约》第16条强调,儿童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其荣誉和名誉不受非法攻击,第37条亦指出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这既表达了对儿童在任意拘留上的保护,也包括对任意限制言论自由或行动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保障。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11条确认了人人有权享受适当生活程度的权利,当中包括适当住房权。这一权利被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解释为“对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至关重要的”。该委员会解释,这一权利不仅仅意味着头上有一遮瓦的住处,适当住房权应被视为“安全、和平和尊严地居住某处的权利。”

    适当住房权的保障意味着所有人都应有最低限度的安全和法律保护,以免遭强迫驱逐、骚扰和其他威胁。同时在有国际法的基础下,有获得补救的权利。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12条所规定的居住选择权和自由迁移权亦与适当住房权有所关联。该委员会认为:“强迫驱逐的事例显然是与《公约》的要求格格不入的。只有按照国际法的有关原则,在某些特别例外的条件下才是允许的。”

    该委员会同时认为适当住房权与享受公民和政治权利相关,例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包括租户和其他社区基础的群组)、居住自由权、参与公共决策权是必不可少的。适当住房权亦与反歧视、个人私生活、家庭、寓所或信件不受到专横或非法的干涉的权利有关,这些权利都在《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中有所提及。其中第17条指出,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无理或非法侵扰。

    《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中确立了工作和自由就业权,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7条中亦同时详细阐述享受公平与良好之工作条件的权利。该项权利与人权捍卫者或他们的家人息息相关,特别是株连涉及到任意限制他们的就业权时。

    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第22以及23条所示,就业权与获得或维持收入和储蓄,或社会保障息息相关。这包括了在失业、工作场所生病、残疾、家庭成员死亡或其他意外事件等情况下,获得保障以及不受歧视的权利。这能确保事主免受生计丧失的影响,并支持其获得其他社会保障,包括充分的心理和身体健康等。

    株连所导致的任意解雇是对就业权的侵犯,因为该举剥夺了人们的收入以及社会保障权,而且还违反了禁止任意干涉个人隐私的规定。

    七、没有实质意义的“连坐”合宪性审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涉罪人员近亲属受限制规范进行合宪性审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23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指出:有的市辖区议事协调机构发布通告,对涉某类犯罪重点人员采取惩戒措施,其中对涉罪重点人员的配偶、子女、父母和其他近亲属在受教育、就业、社保等方面的权利进行限制。有公民对此提出审查建议,认为这样的限制措施实际上属于“连坐”性质,应予停止执行……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都应当由违法犯罪行为人本人承担,而不能株连或者及于他人,这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有关通告对涉罪人员近亲属多项权利进行限制,违背罪责自负原则,不符合宪法第二章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原则和精神,也不符合国家有关教育、就业、社保等法律法规的原则和精神。

    另据报道,2023年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接受采访时表示,一人犯罪受到刑事处罚,就影响其子女、亲属参军、考公、进入重要岗位的规定,应予以彻底摒弃,否则会对受影响人员极不公平。该观点一度引发舆论热议。

    再据澎湃新闻报道,继“连坐”做法被全国人大叫停后,最高法日前作出的一份调研报告建议,应规范犯罪附随后果在犯罪人入学、就业及社会活动中的限制,“特别是严格控制对犯罪人亲属的限制和影响,非必要不对犯罪人亲属作出上学、入伍、就业等方面的限制”。

    在中国,犯罪附随后果是指犯过罪的人及其亲属、特定社会关系人因其犯罪或刑罚处罚记录所产生的权利或资格限制、禁止或者剥夺等后果。

    在此特别耐人寻味的是“非必要不对犯罪人亲属作出上学、入伍、就业等方面的限制”,那么此处的“非必要”相应的就是“必要”,而这种“非必要”与“必要”完全就是主观意志的反应,就是统治者意志的任意发挥,根本不是从人权与法治角度来坚决予以取缔,这事实就是纵容连坐的存在。这也是中国今日连坐依旧泛滥,并且必将延续的症结。

    详情请参看:

    1、异议人士获释多年后中国当局仍在迫害其家人

    https://is.gd/H2AWaN

    2、余文生儿子再自杀,异议人士子女心理健康引关注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4/04/03/125499686.html

    3、维权评论:从王全璋之子被剥夺受教育权看当局的株连手段无人性

    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24/03/blog-post_88.html

    4、新”黑五类”改变中国
    https://p.dw.com/p/15idE

    5、惶恐不安的家人:21世纪中国株连现象

    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zh-hans/node/662

    6、全国人大叫停连坐,治安处罚法修订引热议,十大宪法事例出炉

    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40103896289.html

    7、新老访民受到严格限制

    https://p.dw.com/p/JSi1

    8、中国2021年宗教自由报告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2021-report-on-international-religious-freedom-china/

    9、中国当局一手打压良心犯一手株连家属骚扰迫害

    https://is.gd/uWxxH0

    10、连坐法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深刻影响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97627.html

    11、最高法调研“连坐”规定:非必要不对犯罪人亲属作出上学、入伍、就业等方面限制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4_01_11_722012.shtml

  • 王亮控诉留置期间遭受折磨和虐待

    【民生观察2024年2月23日消息】中新网副总裁王亮曾于2022年被云南纪委留置6个月,期间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和虐待。2024年2月21日,王亮写下了被留置的经过,并对云南省纪委刑讯逼供炮制冤案发起控告。

    2022年5月12日,王亮被云南省纪委控制并带到玉溪新平县留置处,后于2022年6月18日转移至玉溪市葛井苑留置中心,直到2022年11月11日转移到玉溪市红塔看守所,一共被玉溪纪委(云南省纪委)留置了整整6个月。

    在留置期间王亮身心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在心灵上留下了巨大的创伤,至今都不太愿意回忆起那些令人悲愤的日子,但一想到自己年迈多病的父母和岳母,想到身患癌症的妻子,想到自己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想到自己为之奋斗了十九年的工作最后却成了“罪犯”……王亮的悲愤就难以抑制,他要把自己遭受的折磨说出来,望组织能还他清白。

    2022年5月13日,云南省纪委滕处等二人来谈话,气势汹汹,谩骂不止,说王亮是社会主义的“害虫”、坏人……期间还骂了很多侮辱人格的脏话。从上午到晚上9、10点,几乎没有中止过。其后几天,皆如此。

    2022年5月13日晚上,云南省纪委13室的一位主任进来恶狠狠说:“你如果不说,就把你丢到元江看守所去,让里面的犯人搞死你,即便不搞死你,热也热死你。我不给你老婆买药,看你老婆能坚持多久?给你老婆判个2、3年刑,让你老婆死在监狱里!给你判个14年刑,让你的两个未成年(孩子)之前见不到爸爸……”

    期间,滕处还大声骂王亮并用力踩其右脚,致使王亮右脚第4根脚趾骨折。从2022年5月13日至5月20日(大概日期),滕处等人轮番审问王亮,几乎都是恐吓、谩骂、威胁等。部分话语有:“你再不说,我们就给你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是个罪犯,看看他们还有没有脸,活在世上?”“你不说,你老婆也回不去,你是不是想让你老婆死在里面?”“你的两个儿子无人照看,他们迟早流落街头,以后跟你一样成为罪犯。”“我们的目标是孙永泉,你说了你就没事了,咱们其实是一伙的。”“办你们这个案子,这是我们进军北京的机会,我们要把整个中新社搞掉”……

    这期间不让王亮起来活动,从早上7点一直坐到晚上11点30分。大概是2022年5月底某一天,滕处等二人说:“孙永良、那剑卿两个人都承认了,他们什么都说了,他们两个是情人,你的头上绿油油一片……”。

    2022年6月底到7月中旬,巴主任(玉溪新平纪委)前后4次告诉王亮:那剑卿腋下新发现了一个结节,第一次发现时有0.6CM,第二次长到0.7CM,第三次长到1.0CM,第四次长到1.7CM。王亮听后忧心如焚,这明显是癌症复发,来势凶猛,这样下去如何了得啊!他不得不写了一封书信《祈求组织救救我的孩子》,请巴主任转交给其领导,希望组织尽快放那剑卿回家,而所有的罪责由王亮来承担。

    2022年9月4日晚上8点过,巴主任带着李建雄气势汹汹提审我,大声吼叫到10点半左右,要王亮必须承认所有的款项都是贪污公款,其没有合法收入,也就是说王亮为国家工作了19年,最后还得倒补贴给国家钱。

    深夜,王亮听见看守他的警察说把他的看守升级为“一级看护”,第二天王亮就感受到了什么是“一级看护”:不给水喝,不允许靠在椅背上,两手平放在膝盖上不得有任何动作,不允许打瞌睡……

    2022年9月6日,云南纪委龙海带着李建雄提审王亮说:“我们把你从北京抓过来,说明是大案要案,什么是大案要案?金额要大才是大案,你若不承认,我就不放你老婆回去!”而且说这一切行为都是你一个人干的,孙永良不知情,他只是渎职罪,你得把牢底坐穿……“你承认了,我在结案报告里美言几句,你就可以被轻判。”

    2022年9月10日上午,巴主任和邓主任提审王亮,笔录已在其电脑里起草好,只是象征性问了他一些问题。到了9月13日下午,巴主任带着李建雄提审王亮,拿出改动后的笔录说必须以他改动后的笔录为准,逼迫王亮签字。所以2022年9月10日的笔录第1页后半部分不是王亮说的,是巴主任擅自修改的。

    2022年10月中下旬,由于长期坐着不活动,王亮于2019年3月做过的肛周脓肿手术复发了,疼痛难忍,他不得已告诉了纪委张主任。过了一日,张主任安排了玉溪市第三人民医院一个医生来检查,说得重新做手术,其后没有任何音讯,还好王亮自己用气功慢慢治好了。

    现在,王亮只能断断续续回忆起一些事情,期间受到的精神折磨实在太多,他的记忆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而拒绝回忆!


  • 母亲实名举报儿子在军队遭受霸凌

    【民生观察2023年10月18日消息】2023年10月16日,一名母亲在B站实名举报军队中存在霸凌现象,自己孩子大学毕业后参军期间遭遇军官长期的殴打和凌辱虐待,曾两次自杀两次住院,最后被逼疯住进了精神病院。

    据该名母亲录制的一段视频显示:我叫杨小勇(音),我实名举报77集团军合成40旅3营教导员和卫生科科长,黑白颠倒欺上瞒下,罔顾事实持强凌弱,满口谎话为所欲为目无法纪。

    我孩子大学毕业后参军报销祖国,然而在部队却遭受了殴打、谩骂、体罚等一系列不公待遇,被逼疯了住进了精神病医院。

    2021年10月,孩子在一次投坠手榴弹的过程中,没有达到标准,被班长打成右胸骨一二处骨折,还让孩子继续参加各种训练。孩子无数次反映胸口疼痛,要求就医却无人理会,还遭到了各种言语讥讽和侮辱。

    由于骨折的原因孩子跑不动,他们就对他进行了多次的所谓“飞机跑”的惩罚,孩子的训练服都被拖拽的破烂不堪,很难想象孩子是怎样忍受过来的,给我孩子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摧残。

    直到几个月后的体检中,才发现孩子的右胸一二处肋骨骨折,并且结痂错位自行愈合,给我的孩子造成了终生无法弥补的伤害。

    我的孩子被区别对待,在哨所值班2个月之久无人替换,由于长期屈辱和压抑,孩子患上了重度抑郁,在一次跳楼自杀的过程中被战友拉回,随后被班副踹倒在地狂扇耳光,言语刺激孩子。我想象不到班副竟然如此残忍对待一个患有重度抑郁的战士。

    孩子患重度抑郁,2次自杀2次住院,部队竟然隐瞒真相不通知父母。直到2023年7月7日,部队管孩子要住院伙食费,孩子没有,部队让家里人来送钱,我们才知道孩子这2年当兵的经历。

    2023年9月13日,三营教导员违反承诺,强行给我的孩子办理了出院,强行要其退伍。出院后孩子的病情很不稳定,在他们的言语刺激下,又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自杀了2次。

    他们还罔顾事实,极力污蔑孩子在入伍前就有精神疾病史来推脱责任,他们的行为简直是毫无人性毫无道德底线,无耻之极。他们的做法严重违背了二十大所指出的依法治军,加强军人军属荣誉纪律和权利保障,做好退役军人服务的保障工作。

    作为家长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健康阳光的孩子来部队当兵报效祖国,而领回去的是一个精神失常呆傻的孩子,我相信天下所有做父母的都不能接受。

    最后,我恳请各大媒体和网友关注转发,不能寒了青年报销祖国的心,还我们一个公道,还我们一个健康的孩子!


  • 谢阳律师再次遭受酷刑和虐待

    【民生观察2023年5月18日消息】2023年5月17日,律师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会见到谢阳律师,他十分激动,称有10个月没见到律师了!谢阳的亲属称,自2022年1月11日,谢阳被强迫失踪日算起,至今谢阳已经被非法关押了492天。他的亲人一直没有获得谢阳在看守所的真实消息,今天终于得知他再次被酷刑和虐待。

    谢阳称他是在2022年1月11号被抓捕,12号被关进看守所的,刚到时,系统里不写真名,写谢某,以匿名方式羁押,致使一直未能联系到律师,秘密羁押到2023年1月,看守所才将姓名录入系统。

    谢阳称一开始在603(6监区)与20名已决犯关押在一起,是由长沙市的特警看守,这些人不被允许和谢阳说话,孤立他。到1月25号,共13天的时间,侦查人员共提讯了5次,其中3次被殴打,这个侦查员名叫黄维佳,男的,是大队长。看守所所长蒋宏舟听到谢阳被殴打时发出的呼救声,便提谢阳到605监室,将监室作为讯问室,谢阳拒绝配合。管教梁杰用各种方式折磨谢阳,包括不让买东西,伙食差,不允许别人给他食物,即使是吃剩的,他人不要的,也不能给谢阳食用。

    谢阳称他的口供都是沉默。他们想让他认罪认罚,他不同意,2022年6月转监室到509后,情况有所改变,可以和其他人可以说话了,2022年8月23日案件到法院,2022年12月16日,谢阳要求联系律师,看守所说联系了,不来,谢阳就踢监室的门表示抗议,他们用猴子链,就是工字链,手脚拷上后,不能直立,来虐待他,被谢阳控告到驻所检察室。

    2023年3月从509转到现在的107(1监区)后,其待遇和其他在押人员一样了。谢阳对朋友们的关心表示感谢,谈话间几度哽咽,他此前曾于3月份将对《变更羁押期限通知书》异议的法律意见书交付看守所转交给法院,但石沉大海,本次,他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申请,要求按法律规定3日内答复。

  • 公民杨彩英叙述其家庭成员遭受迫害的细节

    2009年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政府征收了我们耕地和村建设用地,我们当时以为征收耕地行为是合法的,后来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和行政诉讼等,发现他们这个征收行为并没有经过有权部门审批。2022年年底,我们申请自然资源部对该违法征收耕地的行为进行查处、该部未作出处理。关于涉及的房屋征收问题,除了在2013年有十几个黑势力成员手拿棍棒到我家暴力逼迁外,负责征收补偿的当地土地主管部门至今都没有与我家就房屋补偿问题进行沟通过。虽然一次都没有进行过沟通,但不影响我们常州市人民政府在2013年对江苏省人民政府作出的情况说明里作假说我家因为我在日本、所以要按日本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我们有申请江苏省政府对该作假行为进行查处,江苏省政府未予处理。13年的暴力逼迁对我家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母亲因此心脏病发作被急救、住院。我患肾病的妹妹收到惊吓、我未成年的女儿遭到语言侮辱。

    2023年3月30日,我们西城街道的行政综合执法局局长孙志俊初次代表政府联系我、要求我对房屋拆迁提出补偿要求,我没有提要求、而是让他们提出补偿方案。同日,我父亲杨国良向该局长提供了关于杨丽的肾病诊断情况,和我母亲因遭到黑势力逼迁恐吓患上心脏病随时可能猝死的诊断说明。没想到的是,在提供诊断说明后还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对我妹和我母亲进行了第二次绑架,并变本加厉的进行了殴打和拘禁虐待。我认为他们说要解决拆迁纠纷完全是骗人的,于是告知他不谈拆迁了,并要求他告知是哪级政府规定不让我妹杨丽去北京看病的,因为他对我的提问不做回答、我也已删除了他的微信。

    我不明白当地政府出于什么目的不让我家人去北京看病的,我猜有可能是对我家维权进行的打击报复,也有可能是怕我们去北京反映他们违法征地拆迁的问题。我现在申请见驻名古屋总领事有几点诉求:1,将中国基层的现状转告给习近平,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有必要知道基层的治理现状。2,要求总领事将我们的求助信转交给习近平,以保障我们自由出行求医、自由去北京参加庭审以及自由去北京上访的权利。3,督促北京警方对绑架案依法立案侦查处理,该抓的抓、该判的要判。

    第一次绑架:2023年2月13日,我妹杨丽和我母亲许冬青在北京等待医院挂号期间向国家信访局提交了关于资源部对违法征收耕地行为不履行查处职责、公安部等不对勾结黑恶势力进行暴力逼迁行为进行调查处理、中央巡视组对我们举报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支行行长为首的团伙诈骗案件不予监督处理、检察部门违法办案等4份信访材料。同月15日晚上、我妹和我母亲在北京的旅馆被十多名不明身份人员闯进房间,报警后北京警方确认他们中有我们当地公安、街道、信访、村委等部门工作人员,随后两人被他们诱骗至黑车上遭到绑架并被带离北京。当时两人一直在车上报警要求解救、北京警方没有安排警力处警解救。

    第二次绑架:我妹在提前挂好号的情况下与我母亲在4月5日前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求诊,乘坐G32高铁到北京南站刚出检票口准备先找厕所解决生理需要时,被大概8到10名不明身份人员从背后袭击,然后被绑架到一辆黑车上,两人在车上被殴打,被抢手机和包、被不准上厕所。绑匪对两人实施殴打时曾说:都是你们当地政府让干的、被打伤打残,找你们当地政府帮你治疗。黑车行驶到河北沧州时有两女的上车和绑匪汇合,车下另有三个男的对我妹和我母亲拍照。绑匪曾提前告诉两人两个女的其中一人应该认识,后来确认她们两个是金坛区滨湖派出所的民警。一路上16个小时他们不给我妹和我母亲水和食物,不给上厕所,两人一直被黑车绑架到金坛区滨湖派出所。被黑车绑送到滨湖派出所后,两人一直要求该所对发生的绑架案件立案侦查,并安排验伤,该所全部拒绝。两人在滨湖派出所要求立案、验伤期间,所属村委工作人员和街道行政执法局局长到该所,让我们提出来回车费的经济补偿,我们坚持要求立案侦查。我们还无数次地向北京铁路公安局报案要求立案侦查,向北京督察投诉要求监督立案。现阶段、离案发至今已快有10天了,但北京警方依然没有立案。北京铁路公安局和督察有告知绑架时的监控视频已经找到并保存了。北京铁路公安局要求我妹和我母亲去北京南站进行指认和做笔录,因为两人一到北京即被绑架、而且两人都因为该绑架殴打致伤、导致病情加重,我们现在要求通过视频指认,要求北京铁路公安局到金坛来做调查笔录,当时和我妹电话沟通的北京警察说需要向上级请示,现在应该还在请示过程中。经过这次绑架殴打和虐待、我妹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接下来,我们还会坚持到北京去看病、我家还会去北京参加行政案件的庭审,我不知道下次去北京后我家人还有没有命回家。我希望大家能关注我家人的遭遇,看病求医是天赋人权,任何人不可侵犯,即使是去北京上访、参加庭审,也是中国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任何组织无权非法剥夺。

  • 律师提供法律咨询持续遭受打压

    【民生观察2022年12月7日消息】河南的王胜生律师因向和平抗议的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而受到各种打压,但是她没有放弃,依然坚持合法合规的向当事人提供咨询。

    王胜生律师因公开为和平抗争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被司法局等机构骚扰,前天她所在的司法局拿走了她所有的以前做过的案子卷宗,现在王胜生律师家的网络被屏蔽不能使用,微信号也被封!

    12月3日,王胜生律师发表了《让我们为自己而活——为失联/被带走的公共诉求表达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的情况汇报》一文。

    她在文中表示,因为公开向失联/被带走的公共诉求表达者,提供个人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她本人以及其他一样提供这个服务的人,这几天陆续被当地司法局和警方找,她居住地的警方还多方打探她的个人信息。

    王胜生律师说,“防疫中,不能正常上班的人太多,还能拿到正常工资的太少了。我迫切需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秩序。三年疫情防控,病毒早就变了又变,变成了类似流感,而防疫政策却始终是:清零、清零,坚决清零。”

    “坚决清零的决策者,像唐吉柯德一样,让全国人跟他/她一样疯狂地追逐奥米克戎或者其他变体,不惜国民个人和这个国家所付出的所有代价。在这个目标下,核酸造假,随意封控和隔离、方舱乱拉人填仓等乱象,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纠正一处还会出现另一处。”

    王胜生律师称,“我不愿意为某个决策者、某个领导的什么利益,而去继续做牺牲,继续遭受强制防疫的损失和伤害。我和我的孩子们、亲人们不是为了某个决策者或某个领导利益而活,我迫切需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秩序。”

    “网络上一些高校学生们在视频中展示自己的隔离状况和对即将被隔离的恐惧,很生气;一个短视频里大家集体喊着“不要核酸”“不要健康码”。视频中有人因为祭奠乌鲁木齐大火中的逝者被带走,有人因为举了一张白纸而被带走。有第一个在上海乌鲁木齐路上用花和蜡烛做祭奠而失联的人的陈述和求助,还有一些被带走的学生的法律求助。于是我就想在封控中提供一点电话法律咨询服务,就公开了自己的姓名和手机号。”

    最后,王胜生律师表示,她迫切要求回归正常的生活秩序:无核酸、无健康码。请领导们考虑她的诉求,帮忙传达她的诉求。否则,即便各地防疫政策时紧时松,都是一种可反复的不稳定状态,防疫利益既得者,不会放弃任何机会来重启紧张,那种不安全感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个时刻。她珍重每一位诉求表达者,让我们为自己而活。

    另外,成都的卢思位律师也因为和平抗争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而遭遇了类似情况。

    据卢律师发朋友圈说:前两天表态愿意为一些因言论自由而被传唤或者拘留的公民提供义务法律咨询,随后就遭到各种电话辱骂、质问和骚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17年2020年都经历过,所以,我现在比较淡定。

    请在电信和移动的朋友帮个忙,查查下面几个骚扰电话是谁的,用私信告诉我,谢谢!成都:19382207180保定:15630273218重庆:17382259162

    在这个无聊的时代,你们甚至都无法制造一个虚无的存在。

  • 妹妹因关注姐姐遭受迫害被传唤

    【民生观察2022年6月3日消息】2022年5月30号下午7:40多,聂丽娜的妹妹聂丽红被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茨沟派出所带走。

    第二天凌晨一点钟回来。后来说是传唤,但没有传唤证,事后又没有补给传唤证。“传唤人”是派出所所长张春来,副长辛知龙,理由是因寻衅滋事罪。据聂丽娜的丈夫张福英称,聂丽红被带走问话,是因为他在北京向中纪委,最高检,最高法,以及河南省相应的责任部门去信,反应聂丽娜之前被诬陷判刑三年,现在又遭受迫害,以及当地政府抢夺聂丽娜的土地涉及腐败问题。因张福英没有固定的地址和电话,便留下聂丽红的联系方式,因此聂丽红被传唤。

    在派出所正副所长张春来和辛知龙的要求下,聂丽红写了保证书,保证其不参与其姐姐的事,便让她回家。

    聂丽娜是因为自己的宅基地被当时在位的村党支书郭安祥亲属聂丫头看中,并被掠去。聂立娜不服,开始上访,接下来的是一连串对其打击和报复。

    聂丽娜,现在被关押于许昌市看守所,现因疫情不允许会见。2021年11月8日聂丽娜因去国家信访局,反应宅基地的事情,北京警察将其扣留。丈夫张福英有陪伴一同信访,丈夫问为什么不允许信访,警察不理其夫的问寻。

    当时抓捕聂丽娜是由茨沟派出所长张春来带领的七个人,抓捕地址是在信访局西边的小院。当时北京警察阻止夫妇两人外出,等截访来将其绑架回当地关押。当时张福英没有被抓回。茨沟派出所副所长辛知龙警告张福英,不要再参与聂丽娜的事情,聂丽娜是寻衅滋事,等疫情完事就判,会重判。警告说,张福英与本案没有关系,若是参与了就是寻衅滋事。张福英称,“聂丽娜是我的老婆,我能不管吗?她又没有做犯法的事情,就是去信访局。她的妹妹没有到过北京,是挂号信写了她的联系方式,就是寻衅滋事了。”

    聂丽娜与张福英有一个孩子,现上小学,由聂丽红帮助抚养。孩子没有上学的时候,跟着妈妈聂丽娜被关押过三次。派出所长要她妹妹不要管聂丽娜的孩子,不要管她们的母亲。

    张福英称:现在的信访制度钓鱼执法,上访就关监狱,用监狱来截访。腐败官员为了个人的利益,利用监狱来控制社会,不让说话,根本没有法。国家赋于公民上访的权利,聂丽娜的房子被霸占了来信访,就寻衅滋事了。只是将聂丽红的联系方式放在信访的信件上,聂丽红就涉嫌寻衅滋事了。在上访的道路上,死去了很多人,没有人管。冤死很多人,老百姓没有盼头。中国政府不但不帮反应问题的人,反而将信访人关到监狱里,他们看你不顺眼就往监狱里扔。老百姓反应的事情没有人管,虽然有苍蝇老虎被抓捕,但没有一个是老百姓举报的。都是狗咬狗,我没有听说过一个反腐案件,是老百姓举报的抓起来的。

  • 中国家庭教会遭受进一步镇压

    ——从郝志娓牧师被重判可见

    2022年2月11日,基督教湖北鄂州家庭教会传道人郝志娓牧师,在被羁押两年半后,遭湖北鄂州市鄂城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郝志娓牧师决定上诉。

    从本次郝志娓牧师被湖北当局拘押判刑所列出的理由是,在未经基督教两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传道,并收取奉献涉嫌诈骗,可以看到中共当局正在通过信众自动奉献这一资金来源途径寻求对家庭教会展开更加严酷的镇压。

    事实上,本次郝志娓牧师被重判的原因是,因她拒绝加入三自教会及不同意拆迁教会。

    郝志娓牧师今年51岁,山西人,2001年毕业于中南神学院,因为讲道讲得好,被鄂州三自教会——鄂钢桥教会请去做传道人。由于郝志娓牧师不认同宗教局对教会的管理,宗教局试图阻拦她讲道。2007年,她向官方申请牧师资格未获批准。这间三自教会后来被取缔,取缔后,以家庭教会的形式继续存在,郝志娓继续牧养这里的会众达18年。2013年,根据家庭教会传统,教会请来三个牧师为郝牧师施行了按立仪式。她还四处游说其他神学院的同学,劝他们离开三自教会。

    2018年年初,当地政府对鄂钢桥教会的教堂提出拆迁要求,被会众拒绝。当地民宗局曾发《告知书》要求郝牧师配合政府拆迁。郝志娓牧师因丈夫在2018年患肝癌去世而过度伤心,未能及时与民宗局沟通。2019年7月31日,郝志娓牧师被当局以诈骗罪拘捕,9月移送检察院。检方起诉理由是在未经基督教两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传道,并收取奉献涉嫌诈骗。进而以诈骗罪重判郝志娓8年重刑。

    由郝志娓牧师经历与整个案件情况可见,郝志娓被判刑不是因为什么诈骗,而是因为拒绝加入中共主导的三自教会,同时没有配合当地政府对教堂的强拆。也就是说,郝志娓牧师及其所带领的教会拒绝成为中共权力的依附,拒绝按照当局的意志行事,所以遭致当局的打压。

    值得特别警惕的是,郝志娓牧师被重判案可能是全国第一例家庭教会牧师传道而被认定的诈骗罪。郝志娓牧师之后,相继有不同城市的家庭教会牧师被以“诈骗罪”抓捕,如贵阳仁爱教会的张春雷长老以及德阳青草地教会的郝鸣长老和武见男长老。可以想见,接下来中共当局很可能会以所谓“诈骗罪”来对全国众多家庭教会传道人予以镇压。

    中共将传道人接受奉献而以诈骗治罪,这是严重违背基督教教义及其教会传统,并且也与尊重信仰自由的法规不符。

    《圣经》中申命记说:“你们要从每年的收成中拿十分之一出来,到上主——你们上帝所选定的住处,在他面前吃所献的那十分之一的五谷、酒、橄榄油,和头生的牛羊。你们要实行这条例,学习始终敬畏上主。如果你们的家离开上主选定的住处很远,不能把上主使你们丰收的十分之一捐运到那里,你们可以卖土产和牲畜,把钱带到上主所选定的敬拜场所去。”及玛3:10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中共当局以牧师接受奉献供养而定诈骗罪,诚如李英强牧师所言:“中国家庭教会从信徒收取奉献,并供应传道人(工人)的经济所需,既是按照圣经所命令的而行,也是普世教会的通常情形……基督徒的奉献和教会对传道人的供应,是与基督教会的本质身份和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自2018年2月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实施以来,当局对家庭教会的这一轮逼迫越发清楚的呈现为‘教会论’意义上的逼迫……教会论意义上的逼迫,其真正的着力方向乃是集中在教产、教义、教制(其中包括圣职)层面……推行‘基督教中国化’主要着眼教义层面,拆十架拆教堂、查封会堂主要着眼于教产层面。而近期频频发生的以‘诈骗罪’来定罪教会收取奉献,以此抓捕传道人,则既是针对教产的‘釜底抽薪’之计,又是直接针对圣职的‘撒手锏’式的逼迫。”

    从郝志娓牧师被重判,及中共接连以所谓诈骗罪拘押牧师可以看到,中共当局已经选定利用教会传统奉献方式来对全国家庭教会实施新一轮镇压。

    不管中共采取何种严重违背基督教教义与传统的方式来镇压教会,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宗教中国化,为了让教会成为中共统治的附庸,成为替中共宣传的工具。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中共当局肆意栽赃牧师“诈骗”,是公然无视教会教义与传统,肆意践踏宪法条款,侵犯公民信仰自由。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刻停止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打压,无罪释放郝志娓及一切因信仰与传道而被拘押判刑的人士,切实落实宪法承诺对公民信仰的尊重与保护。

    民生观察 2022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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