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邓福全
时间：2020年6月17日
地点：四川成都
“被精神病”是指正常公民或无攻击性的精神病人，被违背本人意愿强制送进精神病院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
“该收治者不收治，不该收治者却被收治。”是目前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两大问题。相比之下，"不该收治被收治"比"该收治不收治"的问题更严重，因为后者只是部分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没得到保障，而前者则让每个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都遭受严重威胁。
“被精神病”的社会危害性：1、侵犯公民权利：人身自由、财产权、名誉权等；2、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家庭关系不美满，公民内心恐惧，怕“被精神病”故对不良现象不敢指出；3、恶化医患关系：医生误诊或谋取私利，恶意收治；4、影响政府形象（针对政府送治的情形）政府公信力下降。
为了克服“被精神病”的恶行，中国2013年生效的《精神卫生法》加入了很多针对性的条款，在那之后如果再发生“被精神病”案件，相关人员将会被追究法律责任。然而，现实非常残酷，一些地方政府及当事人的亲属，依然会利用权力与金钱打通各处关系，以貌似程序合法的方式，把他们认为的“麻烦”人士投入精神病院强制关押、整治。
2020年6月3日，民生网志愿者获悉四川维权人邓福全在2019年曾被精神病关押两个多月，就于6月17日对他被关精神病院的情况做了采访，全文如下：
志愿者：邓福全你好！请你介绍一下你关进精神病院的情况。首先，请你简介一下你为什么事情开始上访？是什么人把你关进精神病医院的？
邓福全：我是四川南充蓬安县人，今年50岁，曾于1986年入伍服役16年，由于我所在的炮兵部队在实弹训练和演习中缺少保护措施，导致我的双耳听力严重失聪，身体残疾。复员后，我多次向南充市民政局提出抚恤补助等正当要求，但都石沉大海，后被逼开始上访，之后就被南充市警方列为维稳对象。2019年8月12日，我去北京探访战友，很快被跟踪而至的蓬安县三名国保警察抓住，并遣返回南充市。回到南充后警察先把我行政拘留15天，期满后又被转为刑事拘留20余天，出了看守所又被送进了南充市第二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了两个多月。
志愿者：警方拘留你的理由是什么？行政拘留15天的罪名是什么？
邓福全：理由是“担心我在外面跑可能会惹事”。行政拘留我15天的罪名是“寻衅滋事”。事实上，这完全是凭空捏造，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在我离开南充到北京之前，曾主动向国保提出申请，后经他们同意我才出行的，如果没有他们同意，我购买火车票都会遭到拦截。
再说，我到北京后完全没有违法，只是探访老战友叙旧，北京警方就从来没说我违法，南充国保追踪到北京抓我，主要还是所谓的预防性维稳，将没有违法犯罪的我提前控制起来，以达到他们绝对安稳的不法目的。所谓的“寻衅滋事”，完全是子虚乌有，我从离开南充到北京的日子里，一路都没有扰乱社会秩序，全程都是平和处事，甚至连上访都没有去，纯粹是找战友叙旧，警方为了绝对的维稳，就以宽泛的口袋罪“寻衅滋事”为由，把我带回四川南充拘留稳控，如果我在北京违法了，那也应由北京警方处置，四川警方怎么会跑到北京抓我拘留呢？
志愿者：你被行政拘留15天后为什么没有获释，反而又被转为刑事拘留了呢？
邓福全：我听几名警员之间谈话说，2019年10月1日，北京要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庆，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活动，中共领导人要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所以全国的维稳任务非常重，要提前将各地的维稳对象控制起来，以防止他们跑到北京或重要地点制造“杂音”，给中共庆典添乱。所以，在我被行政拘留期满后，他们再次找借口把我转为刑事拘留，送进了看守所羁押稳控。
志愿者：你刑事拘留了多少天？
邓福全：刑事拘留了20天。
志愿者：为什么刑拘20天后又被转去精神病医院关押呢？
邓福全：因为刑事拘留一般不超过37天，此时北京的国庆大典仍没有办完，并且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还将在2019年10月18-27日在武汉举行，所以四川南充警方为了延长对我的稳控，就再次找借口把我转去了精神病医院控制，一直要等到这两个重大维稳期结束他们才会释放我。
志愿者：是谁把你送进精神病医院的？
邓福全：是南充市蓬安县警察把我从看守所接出来的，出了看守所就直接把我转送到精神病医院隔离关押了。为了完成表面上的合法性，他们还跑到我家里，游说我家人同意送我就医，警方告诉家人说，住院的费用不用我家出资，由警方全部承担，家人拗不过警察的纠缠，只好配合他们了。
志愿者：有媒体报道，长期以来我国精神病医疗有制度性弊端，绝大多数精神病人由家人负责看管和医疗，而且政府不断强化家庭责任，用"医疗看护"制度将这种责任推到极致。因此，当家人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进精神病院时，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而"医疗看护"制度完全没有防范错误和纠正错误的能力。其次，我国精神病医学把部分强制收治当做自愿治疗，如果当事人拒绝住院，就把送治人的意愿看作是当事人本人的意愿，实际上是把违背当事人意愿的"非自愿治疗"说成是"自愿治疗"。还有，我国卫生系统收治标准过低、范围过宽，在现实中，卫生机构的行业规则也没有对收治程序作出要求，乃至医院无须事先见过当事人，无须事先进行医学诊断，收治时无须听取本人的意见。仅凭送治人单方面提供的描述，医院就可以把人强行收治起来，这种收治方式与绑架无异。或者医生直接把持谁有精神病的特权，而一旦被送治，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监护人"宰割的对象，无疑加重了被关押公民的痛苦和伤害。你认为，你是否也遭遇了这种情况？
邓福全：是的，我就是这种被强制收治的被精神病者。我平日里没有暴力伤害他人和自残的情况，警方甚至我的家人都无权把我关进精神病院整治，这严重违背了我“自愿治疗”的意愿，也严重侵犯了我的人身自由权利。
志愿者：你在精神病医院被关了多久？期间是如何治疗的？
邓福全：我被关了2个月之久，所谓的治疗就是强制吃药，至于吃的什么药医生也不告诉我，只是每天逼迫我吃，不吃就会被捆绑灌药，严重时还会电击“治疗”。
捆绑灌药，就是把病人按倒在床上，再用绳索把病人四肢捆绑在床上，再用钳子或筷子撬开病人的嘴巴，然后把药物塞嘴里，再用水灌进去，最后再用手电筒照看，在确认完全吞下去以后医护人员才离开。有些倔强的病人嘴巴都被撬流血了。
电击“治疗”，就是用电疗仪电击病人的头部，电疗仪的电压是由医护人员掌控调节的，常被用来打击报复那些不听话的人。你如果不听话、不服从他们，他们就会调高电压，用高强电流把打的你投降为止，而且还不留下什么伤痕证据。
志愿者：你被关了2个月之久，是每天都关在病房里吗？能不能下楼散步、晒太阳？
邓福全：就是每天都被关在病房里，楼道里有大铁门锁着，根本就不让我们出门下楼，完全没让我们出去散步、晒太阳。关在病房里2个月时间，几乎与世隔绝，每天只能与精神病医患接触，时间久了，真的就变抑郁了，没有病也关出病来了。精神病医院比看守所还残酷，我被拘留期间，看守所还让我们放风、散步、晒晒太阳，还可以与正常人交流。但是，在精神病医院里，完全就是囚禁，周围都是精神病患者，他们疯疯癫癫，甚至时有暴力行为，这让我无法与他们正常交流，还导致我时常恐惧，致使我身心饱受摧残。
志愿者：据悉，很多药物都有毒副作用，服药前，医生应告知你注意事项，他们告诉你了吗？你服药后，身体有什么感觉？
邓福全：我问过医生给我服的什么药物，但他们一概不理。我也担心药物会有毒副作用，曾拒绝服药，但医护人员强迫我服药，如果不服，他们就会捆绑强行灌药。我被迫吞服了药物后，主要就是大脑昏昏沉沉，意识模糊，全身乏力，长时间的昏昏欲睡，也时有恶心呕吐的感觉。
志愿者：关押两个多月时间，你在精神病院里适应吗？想家吗？要求过出院吗？
邓福全：我被关在精神病院里非常难过，比关在看守所里还难受，每天被囚禁在病房里没有自由，每天被真正的精神病人包围着，时常看到病人被捆绑、被电击的痛苦哀嚎，我的精神压力很大。我被关在里面非常想家，非常想念外面的朋友，我曾多次要求出院，但是医院就是不放，医生说除非警方通知放人，医院才可能放行。
志愿者：你最后是怎么出院的？谁接你出院的？住院费用是谁付的？
邓福全：我是被关了2个多月后，直至“国庆大典”和“世界军运会”结束后，南充市蓬安县国保才通知医院放人。起初，警察让医院放人的时候，医院还不肯，院方为了延长收治时间，增加创收获利，找出各种借口拖延放人，最后，不得已，警察找熟人疏通关系才释放我出院的。住院费用是警方出资的，我自己和家人都没有出钱，是警察把我接出来的，警察不来，医院是不会放我的。
现在的医院都以盈利为目的，在利益的驱使下，将精神病医疗当作一大赚钱渠道，有的医院把非自愿收治视为普通消费，只要有人送上门，管他是否有精神病，只要有人出钱，就视为有病收治。而往往送病人进院的是维稳官方或者亲属，政府或亲属送来的“病者”入院，即使是“被”精神病了，也有政府或家属撑腰负责，医院只管收治赚钱，不管病情是否属实。不仅如此，有些医院甚至千方百计的延长关押收治时间，以赚取更多的不义之财。实际上，将没有暴力危害的人强行送到精神病医院隔离治疗，这属于剥夺他人自由权利的犯罪行为，无论是强行送医的警察或者亲属，还是强行收治的医院，他们都涉嫌严重违法犯罪。
志愿者：你出院后，想过依法起诉他们吗？
邓福全：想过，我被无缘无故的拘留、被关押精神病院近三个月时间，身心备受摧残，日常工作无法完成，给我造成了重大损失，我本想找律师控告警方和医院，但无奈拿不到住院证明、证据。我曾经找医院索要住院证明、病例记录、出院证明等手续，但医院说是警方送医并给付住院费的，所以住院证明只能交给警方，不会交给我的。最终，由于难以取证，加之中国的公检法是一家，我和朋友认为控告警方和医院的胜算不高，最后就不了了之。
志愿者：好的，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愿你早日维权成功！
邓福全：谢谢大家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