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观察2021年2月23日消息】2021年2月19日17时许，上海维权人士顾国平在18日成功脱逃守在家楼下的社区人员监控后，本已成功到达北京，却因糖尿病发作不得不赶回上海家中。没想到辖区警察立马追上门来，欲送其去度假村软禁一个月，顾国平夫妇与警察一番理论，要警察负责其糖尿病发作的后果，警察暂时撤离，说明天再来。
第二天下午13时零5分，顾国平在家附近被一辆警车带走。顾国平被带走前讲：“它们四五个警察和两个保安来的……刑拘是刑拘，单子已经开出了，它们把我两部手机都收去了，说要找证据，让它们找好了，我没有什么的，它们抓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这是顾国平最后在警车上的情景，说正在去派出所的路上。随后电话就再也没人接听了。不知道他这次会被刑拘多久？他现在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大概半个月前刚出的院，之前被上海警察打折的三根肋骨还在作痛，现在又要被失去自由，带病关押？
2018年2月14日下午，佛罗里达州的道格拉斯高中发生了震惊全美的校园枪击案，造成17名师生死亡，14人受伤。事发隔天，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对此演说，强调要「处理心理健康的困难问题」。
事实上，将心理健康议题与枪击事件连结起来，在美国已经算不上是新闻。2012年发生了美国史上死亡人数第二多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枪手先行凶而后自杀，包括《今日心理学》与《纽约时报》等媒体都推断凶手兰萨（Adam Lanza）可能有未获诊断的思觉失调症。然而，诸多实证研究发现，直接将精神疾病与枪击事件画上等号，此等宣称其实过于简化，也无益于减少枪械暴力问题。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McGinty等学者的研究（注1），从1997年至2012年的研究期间，同时包含严重精神疾病与枪械暴力的新闻媒体报导，有51％发生于大规模枪击案的三年间（2007年维珍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2011年图森枪击案、2012年奥罗拉枪击案与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
更有甚者，其实此类报导有35％是发生于这四件枪击案后的两周内，代表社会大众会在非常特定的时间点内接收到上述讯息。大规模枪击案后的媒体报导，谈到枪械暴力的原因，多数聚焦于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危险人士」，而非「危险武器」本身。在这样的脉络下，无怪乎类似的论调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而范德比大学的Metzl与MacLeish，则透过大量的文献回顾，统整出美国社会对大规模枪击案常见的四种假设（注2），并进行批判性的检验：
1.精神疾病造成枪械暴力；
2.精神疾病的诊断能预测枪械犯罪；
3.美国的大规模枪击案代表独来独往的精神疾病患者所做的疯狂行为；
4.枪械管制无法避免下一次大规模枪击案的发生。
尽管这些假设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是正确的，但这些假设的背后反映出的，则是更深层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层次的结构问题。
首先，美国社会认为精神疾病造成枪械暴力的假设由来已久。
自1960年代起，精神医学文献便有针对精神疾病患者是否应该拥有枪械的讨论。法界也有类似见解；美国最高法院也曾基于重刑犯与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倾向而支持禁止其拥枪权。然而，实际上很少有群体层次的证据显示，精神疾病患者比其他人更容易犯下枪械犯罪。只有约5％的暴力事件能归因于精神疾病患者。（注3）
研究者也已经找出真正与枪械暴力相关的风险因子，举例而言，已有明确的证据指出，酒精与药物使用会增加七倍的暴力犯罪风险。（注4）此外，有论者声称拥枪能减少犯罪，但研究反而指出，家庭拥枪率较高的地区有更多的杀人案件。（注5）因此，误把枪械犯罪连结至精神疾病，或许其实才是阻碍了解决根本问题的可能性。
其次，美国普遍认为精神疾病的诊断能预测枪械犯罪的假设，也是历史的产物。（注6）
1960年代后，在精神医学期刊、联邦调查局，以及荷里活电影等的推波助澜下，思觉失调症与犯罪及暴力行为开始产生关联，「思觉失调症杀手」（schizophrenic killers）一词也逐渐大行其道，然而在1920至1950年代之间，思觉失调症则仅被认定为是影响人们「思考与感觉」能力的精神疾病。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也有类似的状况，社会大众常有「发疯的退伍军人」的印象，但实际上却没有证据可以证实PTSD与暴力及犯罪之间的关联。有关精神疾病诊断及其印象的演变，是造成这类假设的主因。
再者，有论者认为，美国大规模枪击案代表的是独来独往的精神疾病患者所做的疯狂行为，背后同样历经了一番转变。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包括麦尔坎·X（Malcolm X）以及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等民权人士及团体，才是被联邦调查局、精神医学期刊，以及报章杂志等认为是有妄想或精神病的主要对象。
包括1960至1970年代，在医学期刊《一般精神医学档案》上头营销抗精神病药物「好度」（Haldol）的广告，画的内容是一名「具有攻击性且好战」的黑人男性，并强调「配合通常由『好度』开始──开始治疗的第一选择。」（注7）
Metzl与MacLeish指出，当年黑人团体被贴上的精神疾病标签，导致政治上对于枪械管控的强力要求；如今由白人男性单独犯下的几次枪击案，却导致社会上放宽多数人拥枪权的呼声，并聚焦于个人层次的脑部疾病问题，或者仅要求限制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拥枪权。美国社会对枪击案反应的流变，其实更映照出复杂难解的种族议题。
至于美国社会的第四种假设，则是认为枪械管制无法避免下一次大规模枪击案的发生。
其立论在于，当凶手是精神疾病患者，枪械管制与拥枪者的背景检查终将徒劳无功。然而，能有效遏止大规模枪击案的关键因子，目前研究者仍无法有效提出。与其把焦点放在个人的犯罪或枪手本身的心理状态，不如着重于社群层次的日常暴力行为，以及枪械泛滥所造成的恐惧与伤害。研究显示，诸如奥克兰或芝加哥等枪械犯罪频繁的城市，许多低收入的群体并无法获得充足的心理健康照护，这意味着这些地方社会及经济上基础建设不足，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疯狂之处。
话虽如此，也并非全然没有改变的希望存在。在佛州枪击案的半个多月后，相关新闻仍占据美国媒体版面。层次甚至上升到检验个别政治人物的承诺及金钱流向。有许多因素可能扮演了关键角色，包括今年11月的美国期中选举，或是特朗普当家造成政治上的反作用力，但最重要的推手，正是悲剧的幸存者，道格拉斯高中的高中生们。
他／她们挺身而出、侃侃而谈，直面媒体镜头，没有人能质疑他／她们动机的真诚与纯粹。既然前述的错误假设与误解有其脉络可循，或许当枪械管制取得重大成果的那一刻，我们便能期待，精神疾病患者能够不再成为枪击案的头号检讨对象。
（来源：关键评论 https://hk.thenewslens.com/article/91261 2018/03/09）
2013年七月一日晚上六时五分，维权人士尹旭安在北京市房山区长阳地铁站遭遇到编号052333警察（以下简称警察）查验身份证。尹旭安当即表示自己是上访人员，身份证被自己户籍所在地大冶市保安镇政法委书记柯光明抢去一年多，去保安派出所办身份证时，一直不办理。拿出在火车站制证点办理的临时证件，警察照身份证号码输入后，马上向110中心汇报：在长阳地铁站发现一名重点上访人员，并且将尹旭安扣押。
尹旭安当即质问警察自己有没有违法犯罪，及任何过激行为，当得到否定答复后，又接着问查验完后，为什么不让离开，限制人身自由。而且，这种做法是违法的。警察答复是现在非常时期（七一和新疆七五事件期间），属于敏感时间，再加上尹旭安又是重点信访人员，上面交待必须扣押，不然不好向上面交待。
尹旭安马上将自己境遇及时向关注人权的律师王宇、唐吉田、谢燕益及著名维权人士胡佳和林明洁，诗人王藏发出，请求关注及呼吁。
接着，警察请示准备把尹旭安交给属地长阳派出所，但尹旭安认为此种做法违反政府依法行政，不能仅由一重点上访人员，在没有违法犯罪的情况下就可以剥夺公民出行的权利，并且限制人身自由。不能乱用公权力伤害守法公民，北京警察作为平安北京的守卫者，更应做出表率依法行政。在尹旭安的交涉下，警察现次请示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随后，把尹旭安带到警务室，打开公安网仔细核对。尹旭安发现自己被政府公安网络上列为五六种重点人员：信访、治安、违法犯罪、政治核心区及其它等等。
尹旭安再次提出抗议，要求马上恢复人身自由。警察见此情况，第三次向上级汇报，得到指示后，说马上来位所长想和尹旭安本人谈下，并且认为尹旭安居无定所，没有身份证，从安全角度来说，准备把尹旭安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让地方接回去。
大约三十分后，来了一位警察自称所长，询问尹旭安上访情况后，说可以让尹旭安离开，但要检查尹旭安随身携带的包，特别是一相机。尹旭安当即表示如需检查必须出示搜查证，要不然就有权拒绝。而且就此事向律师咨询，得到一样答复后，更加坚定决心。并且声明，如没有搜查证，拒绝违法检查，就是不放尹旭安离开，也不会向违法行为低头。坚持了十几分钟后，在没有检查的情况下，但在对方请求不要在地铁站坐地铁的情形下，离开了长阳地铁站，完全恢复了人身自由。
尹旭安
2013-7
《民生观察》义工李其刚报道：鉴于《国家人权报告》的诸多不实与不完善，人权活动人士：崔丽荣（电话：13693244761）曹顺利（电话：13683542027）李丽荣（电话：13718220515）葛志慧（电话：13261499836）宁津霞（电话：18622706035）王浩颖（电话：15910934197）等与2013年4月10日在北京向相应法院递交了要求《国家人权报告》信息公开的行政诉状。
在法定的期限法院既不立案也不驳回。4月17号他们来到法院要求既然不立案，就请书面驳回！法院以不理不睬作为回应。
行政诉状的申请内容如下：
1、参加人权报告的编写，国家人权应定期公开。
2、外交部编写的《国家人权报告》的工作应与公安部、司法部等直接涉及人权的部门沟通。
3、编写《国家人权报告》应与上访、维稳、腐败等联系起来。
4、要求公开是哪些部门的哪些人员参与了《国家人权报告》的编写工作。
在未能得到法院的任何音讯的情况下，人权活动人士来到国家外交部直接提交相关诉求，外交部国际司人权处在上周五（6月21号）承诺本周一（24号）接待大家。为避免“日理万机”的相关工作人员接见时错过时间，人权活动人士只能日夜坚守外交部门口，直到今天（6月27日）上午，外交部办公厅人权处的两位工作人员才出面接待，但是要求在只能容纳四五人的信访室接待，短暂的接待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人权活动人士要求在一个大的会议室接待，因为在此坚守的人权活动人士有100多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有各自的案由与诉求，只有跟所有的人交流，才能丰富人权报告的内容。如果外交部没有足够大的会议室，可以在外租用相应的会议室，费用由人权活动人士支付，只要费用不是太高。
外交部工作人员答复：如果嫌地方小，可以分批谈。
但是人权活动人士要求一起谈，双方未能达成共识。
致截稿时，在外交部门口还有几十人在递交信息公开申请。
外交部国际司：010-65963100.
外交部人权处：010-64964136.
目前，坚守外交部的这一批为了改善中国人权而甘愿受苦的群体，急需要包括饮用水、防潮垫、雨伞、咸菜等基本生存物质的支援。
《民生观察》将继续跟踪报道该事件的进展.
以下是现场图片：
近期，民生观察工作室收到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闵集乡一份稳控方案。这份方案是该乡2010年3月全国“两会”稳控方案。
方案称，为了全力做好“两会”期间的信访稳定，努力实现信访工作目标，该乡2010年3月8日召开了党政联席及信访专班人员工作会议，专题重点研究了“两会”期间重点信访人的包保稳控工作。
该方案指，闵集乡目前存在的重点上访案件有5起，这五起案件分别是余甘林被打案、李守利被卖牛案、祝梅芳等退养老师待遇案、余洪桥民师妻子被辞退案和沈启明法院执行难案。
在对重点人员实行包保稳控的措施及包保责任情况中，这份稳控方案除介绍采取了成立包保稳控专班、做亲属思想工作、采取人盯人等措施外，该方案还显示，
余甘林当时已在孝感市康复医院进行了精神病鉴定。
李守利当时已在孝感市康复医院进行了精神病鉴定。
沈启明当时也做了精神病鉴定，当局并与孝感市康复医院签定了长期供养协议，沈启明当时正“稳控”在孝感市康复医院内。
也就是说，2010年3月孝感市孝南区闵集乡的五个信访重点，有三个被精神病了。
事实是，2009年余甘林真的进了精神病院，李守利也在同一时期进了精神病院，沈启明现在还在精神病院内。
撰稿：冬原
2012-8
附稳控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