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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到老华去世的消息，过后的几天我一直一片茫然。我在开始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抬目窗外秋末冬初的残阳挥舞着最后的斑斓，金黄灿烂折射下不远处的白云山出奇的明媚，而愈发萧瑟的风钻了进来抚在脸上，不断地提醒我在这个世界再也见不到他温暖的笑了。

我想起每次见到老华几乎都是这个季节。原因很大程度上是10月底是他的生日，天性喜爱热闹的他，总是籍此时节吆喝上朋友们聚一聚。那时我们还年轻，气候即使肃杀但没有到如今窒息的地步，后来的悲欢离合还在比远方更远，所以我们重诺责，敦风义，越寥落关河只为沏一壶月色，跨山水迢迢但求一醉与君同，想不到接踵而来的是秋促西风，寒声隐地。

而今，还能说什么呢？还能说什么呢？？鲁迅曾这样写道：“青年时期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了。”

现在，我也懂了。

但还是要说点什么吧，向子期在难以明言的凛冽下尚有山阳邻笛，确无写处的树人君亦于延口残喘中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面对人生已不能再相见的最后时刻，即使再欲说还休，休又难止，也须酒浇块垒。

2.
年青的时候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想象，譬如友情，那时一直不理解文学、影视作品中的年少友情在汹涌世潮下纷纷割袍断义，自己总想着这肯定不是真正的朋友，如果是我，和我的朋友，友情不会随任何风云变幻而改变。后来才知道，毕竟是年轻啊，不知道生命的路途就是不停的告别，每一站都有人下车，同时亦有人上车，很难有人自始至终的陪着你走完，有的人，有的关系，走着走着就散了。

曾在多年前的一个春天，少年时代的朋友们在浮沉世事后相约重聚，聚会前一个正仕途春风的老朋友托人委婉地表达不希望我到场，大约是担心与我见面会影响他的前程。这个少年朋友在春夏之交曾与我一起哭过长夜，如今终于活成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

在一个急烈重构的大时代，总有人或许是大部分人把当年仅仅视为仅仅是青春期突如其来的荷尔蒙躁动，曾凝视深渊的屠龙少年，身上最终还是长上了恶龙的鳞片，毕竟坚持太痛苦了，不仅仅是让你成为这个国家的另类，而是当你成为自己这一代人的另类时，你的生活已然断裂并且隔绝于世俗，所以在这必然面对的岔路时，总是有各种选择，各种权衡，我完全理解，但不代表能接受，接受就是俯首于生命的平庸，也是对那些在深渊中仍然对爱与希望作含泪肯定的义人的否定。

老华就是这样的义人。相比在一个物质世界消费时代不能抗拒其洪流的绝大部分人来说，他的人生抉择是一场身份反叛，是一种冲破束缚，是一份责任担当。作为经济大省经济大市副市长的衙内，作为中年就成为保险公司副总经理的典型中产白领，作为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江阴模式”的主要创办者和管理实施细则的创立者，他完全可以过上优裕精致的生活，却选择了穿越死阴幽谷的荆棘路，在细雨中呼喊。

向子期在难以明言的凛冽下无写处，我也不能一一列举老华在破破烂烂的世界里缝补了什么。总有些人先于时代看到了江河劈开三峡浩浩荡荡东流入海的历史趋势，他们试图让这过程更容易一些、大地付出的代价更小一些，同样总有群山阻隔禁锢江河的追逐自由，万山不许一溪奔，它们阻止不了历史潮流百折千转仍突围而出成江成海，但它们终究可以让先行者遭受苦痛伤痕累累。

不用再描述老华承受了什么残酷的代价，他孤独地告别这个世界就是明证。他所有的朋友们竟然没有一人知道他何时、何地、何因逝去，那么喜爱热闹的他竟然就象这时节的落叶孤寂地枯萎零落，让老朋友们沉重得难以呼吸。

但想来已在天堂的他是毫不在乎的吧？这个世界，有一些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抱着枷锁，而是为了展开双翼，老华的灵魂生机勃勃在苍天最高处翱翔，而无视地上的谷粒，他活成了自由生命的美好样子，仿佛人性中那些被这个时代摒弃的美好品质都汇集到他的身上。他是黑暗中的一束光，不只是耀亮暗夜，也是在向随波逐流的世界说，人生而自由，完全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仿佛既定的命运。

3.
在网络时代的特点就是连接，我们知道了自己的不再孤独。很幸运因此我认识了生命中最爱的女人，也拥有了现在象老华这些最弥足珍贵的朋友们。我常常想起十年前，2014年的冬天，与老华伉俪在凌晨2点抵达扬州，车站前有20多个当地朋友在冬夜刺骨寒风中等候的场景。这全然陌生的、却因相同的信念而汇聚在寒夜里的笑容，就是坚持之意义所在，是在此站上车从此一起走下去的同道。

老华必定也是如此想的。第一次见老华是2014年秋天我到杭州，他立即从无锡来杭见面，在多年的网络交流以后，也在网络的资讯中知道对方做了什么，彼此都不陌生，而见面即倾盖如故。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19年秋天，同样是我到杭州，他同样从家乡过来见面，不辞路途只为赴一场友情的盛宴。

从没想到这冷落清秋节是最后一面。每一场盛宴终是曲终人散，每一个秋天都有结束的时候，这个温婉江南皮骨下宿着刚毅灵魂的汉子，没有低头于比罐头还严密的禁锢，唯独输给了时间。

2014年，老华陪我游历他家乡无锡，在惠山泉品茶时，聊起了阿炳华彦钧，老华说阿炳即是他族人。2015年冬夜，我与老华在成都牛市口，路边小店看上去已60多岁的老板坐在他打烊店铺门口石级上，拉着二胡奏起了《二泉映月》，曲调比我听过的众多版本更伤感怆然，不平与怨愤扑面而来，抑郁却又倔强。

我们久久静默不语。

2024年12月2日于广州

就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对郭飞雄案的起诉书，本人声明如下：
 
1.起诉书称“2013年1月5日17时许，被告人杨茂东组织同案人袁小华、袁兵（均另案起诉）等人在广州市天河区富华饭店及其附近咖啡馆聚会，商议至越秀区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周末报社门口举牌、演讲。”与事实严重不符，为典型的阴谋论手法。1月5日的晚宴目的是为招待从北京来广州的朱导演。后来之所以谈及当时已在网络沸沸扬扬的南周新年献辞事件，是因为我邀请了当天去南周门口举牌的老沈过去吃饭，而不是起诉书所称的郭飞雄组织聚会商议至南方周末报社门口举牌、演讲。
 
2.起诉书称郭飞雄等人在南方周末报社门口采取举牌、发表演说等方式吸引大批群众围观是典型的指鹿为马。事实上地球人都清楚南方周末新年献辞事件是当时网络的热点，在网络上网民自发呼吁去南方周末报社门口声援南周，表达对宪政和新闻自由的诉求，此乃民心所向，起诉书把此抹黑为是郭飞雄等人行为所致，是在侮辱公民的道德、智慧和判断能力。
 
3.起诉书称事实的证据其中包括来自本人的证言。本人在南周事件后，确被警方多次传唤，但本人从未做过证人证言，因此本人不认可起诉书任何称为我的“证言”的引用。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质证，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 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鉴于起诉书称我做了证人证言，所以本人就此声明要求法院应传召我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以便做出清晰的完整的意思表达。
 
5.鉴于一直以来发生的事实，如出现任何以软禁、“被旅游”等非法手段阻止我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本人声明将撰写完整的证人证言交给郭飞雄辩护律师，此乃本人真实完整的证言，除此外不认可任何证言。
 
 
野渡
 
2014年7月11日

社交媒体时代的抗争
 
传统的社会运动一般而言都是领袖-追随者模式，通过组织、动员和决策，建立联盟、协调资源、提出诉求、规划行动。从组织者到参与者的自上而下模式，是传统社会运动的特点。但中国的现行体制对一切有组织反对一直是零容忍打压，集权政府最愿意看到的是一盘散沙的社会。当公民运动的领袖被构罪时，由于缺乏运动网络和引导社会运动的核心，运动就陷入低潮之中，抗争总体上停留在弱组织状态。
 
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改变了传统社会运动的模式，以互联网和手机网络使用的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成为社会运动最主要的讯息传播和号召工具，被视为“虚拟革命”之开端。旧有的反抗极权的历史经验模式被彻底颠覆，它不需要领袖、不需要领导核心，不需要组织和政党，鼠标和键盘就是战斗的武器，只需要在网络虚拟世界点火、传播、串连，集结民众走上街头，在街道，在广场，发出沉默太久的声音。
 
人类历史每一个传播手段的变革，都会改变一个时代的文明。印刷术使西方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互联网时代是一切极权的天然克星，它使全民参与政治成为可能，每个人都是信息与语话发布的中心，极权的语话与信息垄断被彻底打破。而作为web2.0版的社交媒体时代打破了极权体制对人际交往的隔离和孤立的社会控制，扩大了交流的空间，减少了交流的成本，塑造了公民的认知框架和政治身份认同，形成了社会组织和动员的平台。
 
Facebook、Twitter、whatsapp、viber、kik、line、微博、微信、易信等社交网络媒体彻底改变了中国民众的生活。微博、Twitter等打破了官方对信息的垄断形成自媒体，而whatsapp、微信等成为自由结社的雏形，活跃在上面的各种讨论组成千上万，形成了事实上的网络虚拟结社。这种虚拟结社在中国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出现，是被体制严防死堵的，而社交媒体使“没有组织的组织”成为可能，打破了高压政治下有限的动员网络，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社交媒体上网络虚拟结社的雏形呈现出在威权国家下中国社会抗争成长的独特路径，以其无组织无中心策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体制打压的风险，成为社会抗争得以组织和动员的重要平台。
 
社交媒体的去组织化去中心化事实上造就了象南方街头行动者这样的崭新的公民运动阶层。每个人在互联网的节点上都是平等的，拥有自己的话语权，没有谁是真正的领导者，消解了传统运动领袖的权威；每个人的节点都是开放性的，所以人人都是组织者。于是个人化行动框架替代了集体性行动框架，成为运动的表现特征，而基于信念上的身份认同成为社交媒体运动的主要凝聚力。
 
南方街头运动的特点是无组织、无领袖、无纲领，行动者是基于信念认同的自愿合作行动，充分体现了社交媒体时代的特色。无组织，消除了参与者的政治风险担心；无领袖，意味着这是无层级制的平等，也避免了传统运动一旦领导人被捕则运动一蹶不振的状况；无纲领，有助于扩大运动对更多的群体的吸引力。南方街头行动者以个体的行动去表达社会议题以此为个人行动赋予公共性，然后通过社交网络媒体来构筑出可以作为公约数的公共符号，吸引潜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南方街头运动的抗争，是对旧有的反抗极权经验的颠覆，对社交网络媒体运动经验的运用，
这是一种全新形式的抵抗博弈，不同于在大陆出现过的任何公民运动。无组织、无领袖、无纲领将使其持续时间更长久，而不是因打压只是昙花一现。这种长时间的公民运动，在坚持过程中将会形成松散联盟，并且将越来越成熟。
 
现行体制缺乏成熟民主政治形态下的博弈与妥协，这种“僵滞”型政体有限的谈判能力使得其民主转型通常是一个危险的进程。促成社会转型的破局，只能靠各种公民运动持续壮大，持续抗争，才可能有比较根本性的发展和变化。南方街头运动无疑提供了社交网络媒体时代公民运动抗争的新思路。
 
只要坚持，街头抗争便具有了意义，终点远未到来，但必将到来，持之以恒的努力必将使涓涓细流汇聚成滚滚洪流，冲开未来的道路。正如图图大主教所说的：“我想一般人会认为，武力是独裁者和暴君最感到害怕的东西。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人民想要自由的决心才是对独裁者最可怕的威胁。人民一旦对此下定决心，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他们。”
 
——民生观察首发

照片：2013年1月9日南方街头行动者在南方周末报社门口打出“民主中国”标语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2-25按：在许志永、郭飞雄等国内维权人士纷纷被送上审判台之际，本工作室邀请身在广州的独立作家野渡撰写了2013年的南方街头运动一文，以供读者回顾、总结这场非暴力运动，并对许志永、郭飞雄们以示声援。该文将纳入《中国的非暴力抗争》系列。
 
近两年以来，在中国南方的广州、深圳等城市的闹市区和公园，经常能看到街头行动者就各种社会事件举牌抗议和呼吁民主自由的政治化行动，而今年元月的南方周末公民表达行动，随着官方秋后算账指控郭飞雄、刘远东二人参与组织抗议“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使南方街头行动者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彻底的政治反对
 
中国跛足改革的发展模式，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极权政治弊端日益凸现。就民间而言，市场化进程带来了社会空间的扩大，社会有了更多的自己的利益。社会利益分化促成的广义利益政治，新兴社会阶层尤其希望更多的权利与政治参与以体现自身的价值，政府在医疗、教育、环境、公正等社会问题的政治责任、在互联网平台上形成的自由思想启蒙和传播，这些因素使中国的公民运动得以兴起及成长。
 
就官方而言，集权国家的权力不受监督，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政府权力在利益驱动下更不断扩张，必然和社会利益冲突，不受制约的公权力滥用到极致。连封建王朝时代都懂得把“食禄者不得与民争利”视为官员基本的道德要求，而在这个极权时代，公权力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都去侵占社会的利益，国家与社会的持续冲突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特征。在此意义上，中国目前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是权贵利益集团维护既得利益和社会渴望摆脱国家专制的冲突。
 
集权国家与不断扩大的社会空间的矛盾，垄断资源的少数权贵与绝大部分社会利益阶层的矛盾，使得中国社会对政权的不满可说是达到了建政以来空前的程度，各种社会抗争运动此起彼伏。社会想要更多的权利和政治参与要求和国家继续企图控制社会的冲突，这就是亨廷顿的著名公式“高参与/低制度化＝政治不稳定”在中国的验证。面对危机的权贵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却没有任何改变的欲望，竭力维护现状继续其谋利行动，对民间的维护权利和政治参与诉求，采取零容忍的立场，建立起全面的网格化维稳体制打压。
 
警察国家、特务政治的维稳体制不断地激化政权与民间社会的矛盾，不但使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问题，而且也刺激民间走向完全的政治性反对。从民主墙运动始，到零八宪章为高潮，中国民间的政治反对运动前赴后继。官民几乎在所有领域对立，社会形成了鲜明的“我们”、“他们”两极对立话语体系。官方和民间越来越走向零和博弈的态势。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现行体制的“两个不走”和“三个自信”明确向社会发出信号：“我们就是不改，你们能怎么办!”。在现行体制丧失了任何自我改革实现民主转型可能性的现实下，民间不得不面对“他们就是不改，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民间的政治反对获得了越来越多人认可为促进体制转型的希望所在。南方街头运动就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民间彻底的政治反对运动。
 
南方街头运动指的是发源于中国南方城市以广州、深圳两地为主的民众在闹市区的抗议活动，最常见的形式是在闹市区和公园等公共场所举牌、示威、发传单，然后在网络发布和传播。南方街头运动与争取利益的维权活动不同，是完全的政治抗争行动。
 
南方街头运动是彻底的政治反对运动。南方街头运动者既有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抗议朝鲜核爆等社会议题表达，更有直接地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的政治反对诉求。南方街头运动参与者从来没奢望过现行体制能自我改革，指望极权统治者自动转变，无异于将思想、自由、良心毫无保留地放到监管我们的狱卒手中，幻想他们能够某一天大发慈悲拱手奉还。政治反对的兴起及其规模才是决定极权国家民主化进程及其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迄今为止一系列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的经验表明，街头运动作为主要的政治压力是民主转型必不可少的部分，与民主化的过程同步发展，某些时候甚至是抗争的关键的一跃。南方街头行动者以良知和勇气身体力行街头示范的方式唤醒民众的群体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激励民众走出沉默，学会主动表达，主动抗争，克服对游行示威这种自由制度下普遍的政治参与政治表达手段的恐惧心理。
 
在正常的宪政体制，不但认可、包容政治反对，而且还是以制度化的反对活动作为民主社会的存在条件，民主的关键就是反对的自由，没有政治反对，民主制度不复存在。只有在非民主体制才把政治反对视为洪水猛兽。对于当下中国而言，言论上的政治反对就要当心被构罪，而行动上的政治反对也毫无例外随时被投狱。南方街头行动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郭飞雄、刘远东、袁小华、袁奉初、黄文勋、孙德胜、杨霆剑被刑事拘留，贾榀、杨崇、王爱忠、徐琳、肖青山、张圣雨、欧龙贵、谢文飞、李小玲、陈剑雄、聂光、刘辉、杨林、黄敏鹏等人多次被拘押，行动者被逐、被驱赶、被搬家、失去工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更是家常便饭，但行动者依然义无反顾，继续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到来而抗争。道义、历史站在行动者这一边，没有任何强权能阻挡人性对公民权利和社会公义的追求，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可以持续、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
野渡
2013-12
（未完待续）

年初的声援南方周末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