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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1月份开始，卫生巾产品的质量问题持续成为中国互联网上最高关注的焦点之一，延烧至今仍未停止。在微博、小红书等平台上，“卫生巾长度”、“卫生巾测评”成为热门话题。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关于卫生巾尺寸和质量的讨论越来越激烈。从女性消费者的关注点来看，除了就事论事讨论卫生巾安全外，还有不少声音反映出女性消费者对长久以来女性在卫生巾及其他女性消费品中遭受歧视的不满。炮火源自卫生巾，但远不止是卫生巾。

这场风波始于11月初，几位博主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由“为什么卫生巾总是不够长”发问，并直接对卫生棉长度、厚度进行测量，发现这些产品比厂商所宣传的尺寸小的多。这样的测量视频在大陆网路上迅速走红，许多社媒用户纷纷效仿，自发测量买到的卫生巾，结果大家发现这样的短斤少两非常常见，由此，名为“卫生巾长度造假”的话题出现在微博热搜榜单上。

面对大量卫生巾尺寸不合格的情况，有不少网民担忧：“是否没有卫生巾可用？”更有女性网民指出，作为几亿女性日常消耗品的卫生巾，可以出现这样大规模的“缺斤少两”情况，是否意味着“商家完全没有把女性当一回事？”有中国网友将国产卫生巾与宠物尿垫相比较，官方对宠物尿垫的相关标准要求竟高于女性生活必需品卫生巾。对此，微博网友评论说：“我真的破防了，我很爱我的狗狗，但是我真没想到我不如狗。”“卫生巾市场都管理成这样，你们还指望我们三胎！”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卫生巾集体“塌房”引发了全网的强烈关注，微博“卫生巾塌房”话题登上热搜，超过1.7亿阅读量。诸如“卫生巾C类”“卫生巾PH值”“黑心卫生巾”等数十个话题冲上了热搜。网民发现不单单是长度问题，还有甲醛、荧光剂、增塑剂、虫卵、致癌物等一系列质量问题。事件发酵至今，已经引发小范围恐慌。很多女性网友在网络上发问，到底该买哪个品牌的卫生巾，医疗用卫生巾或是男士用卫生巾的搜寻量飙升，甚至有人放弃买任何市面上的卫生巾，开始自制卫生巾。有网民则慨叹，“卫生巾过敏多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不能接受清凉款，原来不管哪款都是细菌款”、“毒卫生巾、毒洗发水、毒奶茶、毒外卖……到底还有甚么是能信的！”

事件愈演愈烈，多个社交平台有网民分享到港抢购卫生巾，到香港买卫生巾成网络热话。社交平台亦出现“到香港买卫生巾”、“今天去香港囤卫生巾，做女人真难”、“从香港甚么没买，背了一箱卫生巾回来”等贴文。“以前是去香港买奶粉，现在变成买卫生巾，悲哀啊。”“我要打飞的去香港买卫生巾”“谁可以代港澳卫生巾的”；甚至有网民询问：“如果我买半个行李箱的量应该不至于收税吧？”而不少民众看见商机，开始宣传代购卫生巾的生意，包括到台湾、澳门甚至英国代购。中国多个品牌卫生巾爆出质量问题后，大量中国人前往日本当地商店抢购卫生巾。部分日本商店已经对卫生巾开启限购，但仍有部分商店出现断货问题。

制造商最初在回应消费者时，态度傲慢。在中国卫生巾市场上占据领导地位的知名卫生巾品牌ABC对一名投诉的女性说，如果对产品不满意，没必要非买它们。这种傲慢的态度更是加剧了女性消费者们的愤怒。其中，一家名叫“ABC”的卫生巾品牌客服在回应顾客的疑问时回应，“不用你操心，你想买就买，不买别来”，酿成公关灾难，恶劣的态度不仅招致网民讨伐声不断，也为卫生巾热点再添一把柴火，导致ABC在一群翻车品牌里成为翻得最彻底者，也逼得品牌创办人被迫出面道歉，承诺改善产品质量。

除了质量有问题之外，有的品牌则是在广告宣传上出现厌女的言论，像是“喜得男票”、“比男友还会吸”，或是说经血恶心、在广告中让男性将卫生巾拿来当作鞋垫或抹布。提供给女性消费者的产品，却出现不尊重的女性的言论和表述，部分网民更是列出广告中涉及“侮辱女性”的商家，并试图发起抵制活动。女性呼吁抵制她们认为质量低劣的品牌，并分享了在家里制作可重复使用的卫生巾的指南。网上关于这个话题的数十个标签，例如“黑心卫生巾”、“卫生巾们正视女性需求很难吗？”等标签被广泛传播。

在不断升高的声讨声中，甚至官方媒体也下场质疑卫生产品质量和厂家态度。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多家中国官方媒体陆续发文批驳卫生巾品控问题，多家中国媒体还就卫生巾的定价、添加物是否健康展开讨论，关于卫生巾的争议范围进一步扩大。由全国妇联主管的《中国妇女报》在11月21日刊文表示，“卫生巾的质量问题，直接关系到女性的身体健康，不容疏忽大意”。《北京日报》旗下的《北京商报》则指“舆论不断发酵背后是卫生巾行业面临标准落后的问题”、“此次卫生巾舆论事件可以看出，女性卫生用品市场在过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产品创新、安全性研究等方面”。

此次卫生巾质量问题获得广泛关注，并且被多家官媒报导、讨论，或许是近年来中国较少有的舆情现象。部分女权议题再次随着消费者运动的型态进入公众视野。不少女性消费者开始仔细审视自己每个月都在使用的卫生巾，这才发现原本习以为常的日常消费中隐藏着没有被满足的尊重。卫生巾话题如同一股强劲的风暴，不仅撕开了产品本身质量问题的遮羞布，更触动了社会对女性权益长期忽视的敏感神经。

女性意识抬头推动更多人站出来捍卫自身权益，是本次事件的重要特点。越来越多的女性群体开始意识到，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她们正在付出比男性更多的金钱，同时承受着更多的不便。这恐怕才是此次卫生巾话题不断冲上热搜的根源：当女性消费者讨论卫生巾缩水、卫生巾国标、卫生巾价格、卫生巾购买渠道的时候，其实是在讨论自身的需求是否被看到，自己的权益是否被满足。这一呼声已在近几周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延伸到在其它事务上更多地将女性纳入考虑这一更广泛的要求。对卫生巾长度的批评迅速扩大到对其质量和价格的审视。而且，有关的讨论已扩展到学校不提供足够的性教育、身体羞辱，以及缺乏女性企业领导人等话题上。

目前网络上所表达的对卫生巾的愤怒有了非常政治化的转向。2022年10月中共20大中央委员会的24名委员中没有女性，这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是这样。一位女性网民11月22日在社交网微博上写道，“女性群体虽然很大，但我们缺少为女性说话的声音。”一位北京女人回答说，“因为失血的不是男人，没人在乎。”还有一位女性说，“他们之所以忽视我们的需求并降低应该有的质量，是因为我们太不团结了。”一位广东女士则写道，“女性总是被要求去无私地贡献。但是，如果我们女性保持沉默的话，我们的权益是只会减少的。”

作者BT财经在其同名网易号发表文章《雷军救不了卫生巾？》，文章说，一场网络玩梗闹剧之下，既是消费者觉醒争取自身权益的真实写照，也写满了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对健康、便利、安全等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无奈。标准滞后、监管不全、厂商自驱意愿低、消费者感知力度不强等种种因素堆叠，导致了今天的乱象。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女性消费者需求始终没有得到准确调研、定向满足的必然结果。

BT财经的文章说，“找小米造卫生巾”是事件表象，本源在于女性消费者想要更安全、舒适、高性价比的经期用品，她们想要让业界乃至世界正视她们的诉求，没有雷军，也会有张军、李军。2022年，互联网上也曾经掀起过“高铁上能不能卖卫生巾”的讨论。从“能不能卖”到“怎么卖”，变化的是消费者心境，是基础的“买到”到进阶后的“买好”，不变的是这50%的消费需求，从来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作者冰川思想库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喊话雷军整顿卫生巾荒诞的背后是悲凉》，文章说，一部分网友戏谑雷军“能不能生产卫生巾”，甚至自发设计了一张逼真的、带有小米logo的卫生巾宣传图。这是调侃，也是讽刺。一个以做手机、做车而闻名的科技公司老板，却被网友喊去“整顿”女性用品卫生巾市场，这样的“地狱笑话”暴露的正是当下卫生巾行业的普遍心态：厂家将“达标”视为产品质量的上限，而不是竞争起点。“厂厂都糊弄”，网友迫不得已，才喊一个“外行”来整顿卫生巾行业。

冰川思想库的文章说，任谁也想不到，都2024年了，一个曾在舆论场严肃讨论“女性月经贫困”“高铁该不该提供卫生巾”的时代，眼下的厂商连生产一片让消费者安心的、满意的卫生巾都如此艰难。卫生巾看似小小一片，它承载的不仅是女性的日常基本需求，更折射出了当下社会对品质、标准与女性权益的关注。“喊话雷军生产卫生巾”的调侃虽显荒诞，却是一个提醒，提醒企业关注女性的基本需求和基本权益。卫生巾的质量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态度问题，只有当行业回归本心，把消费者利益放在首位，才能真正推动市场的健康和长远发展。

作者刘天在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发表文章《做一片安全、好用的卫生巾，很难吗？》，文章说，女性作为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她们每个月、十几年都需要用到卫生巾。因为生理差异，每个女性每个月不仅要承受身体的不便、不适，还要付出额外的花费。当女生们习惯了醒来和起身时突如其来的侧漏、后漏，习惯了卫生巾磨腿闷痘，忍受了卫生巾奇怪的香味和设计却丝毫不解决任何问题，到头来却发现连卫生巾的质量都岌岌可危，甚至是最基本的长度都无法满足。但也希望大家的目光不要只停留在卫生巾，因为和社会上很多事一样，它被忽略、被污名、不被重视，只因为我们是女性。忍耐并不会让事情有转机，争取才会。

刘天的文章说，月经是刻意被忽视的，就如女性总是被迫隐身的。女性也想要大大的衣服口袋，出门不想背包；汽车的安全气囊都是按照成年男性的身体标准制定的，车祸中女性受伤往往更严重；安全带都是按照男性身高设计的，所以女人开车的时候总觉得勒脖子；女性如厕的时间是男性的两倍多，每增加1-2个厕位，女性的平均等待时间能减少三分之一……为什么女厕所有婴儿座椅，男厕所就没有？人们天然地认为带孩子是女人的事；女性承担了75%的无偿照护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和社会支持；女性的隐形也体现在语言里，就如社会把人类默认为男性（man），“他们”亦可指代包括女性和男性在内的所有人……世界对女性的漠视无处不在。我可以沉默，但我不说，谁来说呢？纵然面临万千困难，但我们不该停止呐喊。

（编者按：在中国发现毒食品不是新闻，发现无毒食品才是新闻。生活在如此毒食品浸泡下的国人奢谈幸福指数显得滑稽，而考察痛苦指数才正当及时。导致中国如此长达数十年毒食品泛滥的根由显然是制度问题，这由众多揭黑记者遭遇不幸可得见证，一个完全漠视民众生命，只注重特权永固的极权政体，不会、不诚自然不就可能真正解决毒食品的问题。中国民众要想最终摆脱毒食品的不幸，就必须将权力行使真正落实到自己的选票上。）

一、罐车混装有毒液体与食用油事件

7月2日《新京报》刊登长篇罐车混装食用油调查报告说，5月21日上午十点，一辆罐车缓缓驶入河北燕郊一家粮油公司。一个小时后，这辆罐车满载三十多吨大豆油驶出厂区。

鲜为人知的是，这辆满载食用大豆油的罐车，三天前刚将一车煤制油从宁夏运到河北秦皇岛，卸完后并未清洗储存罐，就直接来装上食用大豆油继续运输。

煤制油，那是一种由煤炭加工而来的化工液体，如液蜡、白油等。有罐车司机向新京报记者透露，食品类液体和化工液体运输混用且不清洗，已是罐车运输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今年五月份，新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追踪调查，发现国内许多普货罐车运输的液体并不固定，既承接糖浆、大豆油等可食用液体，也运送煤制油等化工类液体。为了节省开支，不少罐车在换货运输过程中不清洗罐体，有些食用油厂家也没有严格把关，不按规定去检查罐体是否洁净，造成食用油被残留的化工液体污染。

事实上，目前我国在食用油运输方面，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只有一部推荐性的《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其中提到运输散装食用植物油应使用专用车辆。由于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这意味着对厂家约束力有限。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王兴国教授告诉记者，目前推行的运输规范虽然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但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他指出，“它也是一项国家标准，相关企业在制订企业标准时，要以这个为依据，企业标准可以比这个标准更严格，一般来说不能低于这个标准。”

“混用又不清洗，残留物势必会对食用油造成一定的污染，运输食用油应该专车专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告诉新京报记者，煤制油主要是碳氢化合物，其中含有的不饱和烃、芳香族烃、硫化物等成分影响人体健康，可能导致中毒。

二、水运混装有毒物与食用油

在新京报日前揭露中国油罐车混装食用油后，财新报道又揭露不仅是公路货运，食用油经水路运输也存在混运现象，并且假的洗舱证明更易取得，因此即使已实施专货专运政策，仍难以遏止。

中央社13日的报道援引财新指出，长期以来，无论海运还是内河运输，食用油都没有专门的运输船，和其他油品混装现象十分普遍。

据一名食用油专用运输船船长对一名接洽中的客户表示，“以前混运没人管，你装好白油（化工合成油）运食用油，只要能提供洗舱证明就可以了，而洗舱也不用很严格，自己随便搞一下，再开一个假的洗舱证明，粮油企业也不会细看”。

一名船舶洗舱公司负责人告诉财新，运完其他油再运食用油在行业里很普遍，中间需要洗舱。“但你只要给个1、2000块钱（人民币）我们就可以给你直接开具洗舱证明油气消除证明和换品种证明。”该负责人表示他们公司已从事洗舱业务20余年，客户遍及长江流域。

不过自从新京报2日揭露食用油混运一事之后，所有粮油企业都在整改严查。据这名船长介绍，以前假的洗舱证明最多3000元就能弄到，现在要上万元，所以现在很多食用油船都不想接其他货的单子。

三、网友对混装有毒食用油评议

针对混装有毒食用油事件国内新浪网友的评论：

新浪热点北京：特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在漫长的几十年时间里，卖油和买油的公司厂家对承运罐车如此操作都熟视无睹、不闻不问，同样需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硬核大脑北京：特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在这起案件中又能明显看到国家监管的严重缺位。

用户7824291595：不是监管的缺失，是法制的缺失！无法无天！

赤道财经北京：早在2005年就已有同类新闻曝出，却并未引发公众和监管部门的足够重视。

暗黑系悬崖上的金鱼姬重庆：毒奶粉是孩子吃，油罐车混装是所有人吃，那么多人得癌症是有原因的

用户7698759227山西太原：我们每天都在吃有毒食品。应该怎么管理呢？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

幸福明白山西太原：我们知道煤气罐氨气罐氧气罐氮气罐都用专用的颜色来区分罐内成分。哪为什么煤油罐车和食用油罐车不用简单的颜色区分。是怕消费者辨认吗？

用户7427541736广东东莞：这件油罐混用案，除了追究相关生产企业、销售和运输企单位负责人及个人责任外，强烈要求追究国家食品监督总局负责人长达20年监管严重失职的法律责任！

春天咖民浙江宁波：如果我们总是不抓少杀、惩治以宽，监管缺位、失职懒政，食品安全问题怎么能得到遏制？

用户7903153708山东潍坊：监管部门、供货、销售使用部门＇司机都应承担刑事责任！严查严惩给人民一个交代！

IN话题指南北京：特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只是追究承运者的刑事责任，追回目前被曝光的油罐车所运输的食用油，对于此类事件的解决远远不够。

你能不能多见见世面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这种刑事责任不仅应覆盖承运者个人，同样要覆盖单位。

新浪看点北京：特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该事件反映的是其对公众健康乃至人之为人的尊严的极端漠视，这种行为当然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中国毒食品泛滥的严重状况

中国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近年来日新月异，极大地挑战了人们的想象力。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甲醇制酒事件、福尔马林浸泡海产品问题、阜阳奶粉问题、苏丹红事件、三聚氰胺事件、地沟油问题、食用明胶问题等等，层出不穷。到现在连缓释药物的胶囊也查出有毒。从儿童奶粉到食用油，整个社会无法保证任何一种食品药品是安全的；从小作坊到国有大企业，整个社会也不能保证任何一个企业不去制造有问题的食品药品。而对消费者来说，从最初看到这些新闻的“触目惊心”到今天变成了“基本麻木”，中国人似乎不得不习惯于这种“相互投毒”的生活。

近20年来中国大陆食品安全事件列表

事件发生或曝光时间	黑心食品名称	简介
2003年－2004年	大头奶粉	因为食用劣质奶粉导致婴幼儿致病、致死相关事件。生产劣质奶粉的首犯王文官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详见“阜阳劣质奶粉事件”。
2004年	头发酱油	2004年1月5日，湖北省荆州市一家调味品工厂用“氨基酸液”加氢氧化钠、盐酸、红糖、色素等原料勾兑酱油。而湖北省另一家专门生产“氨基酸液”的公司所采用的原料是各种富含蛋白质的废物，主要有人的毛发，医用棉等。原料不经任何处理直接进行酸解，还原成氨基酸。而毛发水酱油大肆流行于河南、安徽、湖北等地。详见“头发酱油”。
2005年8月－2006年7月	“工业盐”假冒“食用盐”	2005年8月至2006年7月间，徐建国将780吨工业盐，重新包装成假食盐，以低于食用盐的市价六成的价格销售，非法牟取暴利。工业盐多含亚硝酸盐类，食用后会出现慢性中毒症状；如果长期食用，可致人肝中毒以至于发生肝癌导致死亡。徐建国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2006年	苏丹红鸭蛋或鸡蛋	部分蛋商为了生产高价红心蛋，违法在鸡蛋或鸭蛋中掺入致癌物质苏丹红。详见“苏丹红事件”。
2006年	毒比目鱼	上海检验发现，俗称欧洲比目鱼其多宝鱼的样本中含有致癌的抗生素硝基呋喃，含量最高达每公斤一毫克（1ppm）。使用硝基呋喃类代谢物、氯霉素、环丙沙星、孔雀石绿、红霉素和雌激素，以催生鱼苗长大。
2007年	有毒宠物食品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检验发现，中国所生产的宠物食品主原料小麦筋蛋白里含有有毒工业化学物质三聚氰胺及三聚氰酸，以作为冒牌蛋白质之用，造成美国、加拿大数万只宠物死亡。详见“2007年美国宠物食品污染事件”。
2007年	大便臭豆腐	将豆腐以粪水、馊水以及有毒化工染料硫酸亚铁泡制，以加速臭豆腐之发酵变臭及上色。
2008年	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	河北石家庄三鹿集团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被验出含有三聚氰胺，导致在甘肃、江苏等多个省市出现多名婴儿得肾结石的事件。稍后，包括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及雅士利在内的22个厂家69批次产品中都检出三聚氰胺，最后事件扩散开来，不止是奶粉，中国所有奶制品和面粉制品普遍也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其严重程度超过了2007年的出口美国的宠物食品。三鹿集团董事长获判无期徒刑，直接生产毒牛奶的两名主犯被判处死刑并执行。详见“2008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
2008年	黑心碳酸氢铵膨化剂	中国制造碳酸氢铵膨化剂（俗称铵粉）被检出含有超量300ppm的三聚氰胺，台湾及马来西亚宣布，即日起全面禁止进口中国制碳酸氢铵，后检查出中国产小苏打、发泡剂、柠檬酸钠、靛蓝中均有三聚氰胺。
2008年	黑心面粉	部分制造面粉被查出违法添加大量滑石粉，长期食用将产生高血镁症，造成肝、肾及神经方面伤害、口腔溃疡和牙龈出血，后又查出山东面粉不但含滑石粉，还含有洗衣粉、氢氧化钠等化学原料用来漂白。
2008年	毒水饺	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天洋食品厂出口到日本的水饺被检验出含有农药甲胺磷及DDT成分，造成二百多人中毒，中国政府原先坚称该批水饺是在日本被下毒，但河北省公安于2010年3月27日逮捕下毒工人吕月庭，证实毒药来源的确源自于中国[11][12]。投毒犯吕月庭被判处无期徒刑。详见：“2008年中国制冷冻饺子中毒事件”。
2008年	假酒	以工业用甲醇制造，可引致失明、肝病、甚至死亡。详见广州假酒中毒事件。首犯程才明一、二审皆被判处死刑。而实际上中国大陆假酒已经泛滥到政府都无从下手查处的地步，如贵州茅台酒，全国有一年产量仅60吨，然而一年交易量超过12000吨，也就是说95%以上都是假酒。
2009年	注水肉	部分肉贩为增加肉品（主要为猪肉和牛肉）重量以牟利，于屠宰前给动物强行灌水，或者屠宰后向肉内注水制成，注水可达净重量的15-20%<，和其他的事件不同，注水肉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几乎无法查处和整治的难题。详见“注水肉”。
2009年	农药馒头	部分馒头业者为提高馒头的筋度及口感，将农药二氯松（俗称敌敌畏）等有毒物质加入其中，并使用硫磺熏蒸漂白以增加卖相，网上曝光后，亦有从业者称上述方法已被淘汰，现在亦有用洗衣粉和漂白粉提色，用碳酸氢钠和氨水增加口感的工艺取代之。
2009年－2010年	羊尿鸭肉	青岛四方工商分局查获羊肉商贩以羊尿浸泡鸭肉，使鸭肉带有羊膻味，冒充羊肉贩卖，同时显露出大陆城管大肆非法捕杀城市中的流浪猫、狗等宠物，然后转卖至商贩用于制作这些肉串。另于2010年还爆发了羊尿猫肉事件。
2009年	人造猪血	湖北省武汉市工商局查获，市面上生产的猪血大都是仅以少量猪血，混合甲醛、工业用盐、玉米粉、染色剂凝固而成的人造猪血，其中甲醛为高毒性物质，食用后，会致癌和畸型。而工业用盐中的亚硝酸盐，大量摄取会导致体内缺氧，转变为强烈致癌物质亚硝胺。
2009年	药水豆芽	使用消炎药、抗生素、生长激素将原本10天生长期的豆芽，加速到只要3天即可出货。使用无根剂抑制根部生长，提高豆芽的茎部生长，提高产量30%以上，使1斤的黄豆或绿豆发出近20斤的豆芽。使用消毒水防腐，以延长豆芽可贩卖的天数。使用漂白水美白，增加豆芽的卖相。
2010年	膨风水果	部分农民为使水果生长周期缩短、增大果实体积而喷洒遭禁止使用的膨大剂，用膨大剂栽培而成的水果虽然体积特别大，但里面却是空心的，且尝起来淡而无味，长期食用将对肾脏造成危害。
2010年	地沟油	不法商人将餐厅排放至水沟中的膏状废油捞取后，经过滤、加热、沉淀、分离等程序，提炼成为“食用油”，再以低价转卖给餐馆。地沟油内含致癌物质、细菌、病毒、重金属，毒性是砒霜的100倍，甚至在重庆市区，地沟油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市民甚至可以和餐馆老板交谈这些事情毫不避讳。目前已审判的生产地沟油的不法企业主有一人获死缓，三人获无期徒刑。详见：“地沟油”。
2010年	染色青豆	中国湖南公安查获不肖商人，将黄豆浸泡在有毒化学液体、色素和防腐剂中，加以增重并染色伪装成高价的青豆贩卖。
2010年	假黄油	在中国大陆到处买得到的四川麻辣火锅锅底包装，理应加黄油的锅底食材，经大陆媒体批露却是加了包装材料用的石蜡。
2010年	泥巴海马	广州部分干货商所贩卖的干海马肚中被填充大量泥巴及淀粉藉以增加重量。
2010年11月	有毒白桃水果罐头	山东白桃去皮，为了节省时间，竟然加入了俗称火碱，也就是工业用化学原料氢氧化钠，最后工人徒手将冒牌的黄桃，直接装入未经消毒的玻璃罐，准备装箱运往各地贩售。
2011年4月	黑心染色馒头	上海盛禄食品的“染色馒头”事件，超过保存期限的馒头，回收绞碎后再当成原料进行制造。并且使用大量的食品添加剂（食用色素、蜜糖精、防腐剂），伪装成玉米馒头、杂粮馒头。事件曝光后，上海市质量技监局已经吊销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分公司的食品生产许可证。
2011年4月	毒生姜	湖北省宜昌市工商所执法人员在一座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内查获近1吨“毒生姜”,专家称等于在食用慢性毒药。
2011年5月	污水馒头	广东省深圳市发现了一些污水馒头，使用过期变质的面粉、膨松剂、乳化剂、氧化剂、增白剂等有毒用料制作“又白又大”的馒头。
2011年5月	毒海参	上海、沈阳拘捕两人，以利用甲醛、火碱、双氧水、硼砂等化学原料浸泡海参，改变劣质海参色泽及体积，变上等货牟取暴利。食用有毒海参会令中枢神经受损。
2011年12月	霉变食品	中国大陆国家质检总局抽查发现蒙牛集团、长富纯2种产品黄曲霉毒素M1项目不符合标准的规定。其中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的一批次产品被检出黄曲霉素M1含量超标140%。详见“2011年中国奶制品致癌物超标事件”。
2013年5月	毒生姜	在生姜的种植使用不得用于生姜的剧毒农药“神农丹”。
2014年7月	过期肉类	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向麦当劳和肯德基提供过期原料。
2016年9月	罂粟调料	发生于上海市的曹琳米线食物添加毒品案。在调料中添加罂粟，是食品业界吸引顾客、提高销售的潜规则。
2018年10月	霉变食品	上海中芯学校 ，给学校的供餐食材被发现问题。
2019年3月	霉变食品	成都校园食品安全事件，给学校的供餐食材被发现问题。
2019年11月	病死猪肉	广东佛山一家正规肉联厂将病死猪屠宰后，盖上检疫合格章，流入广州、佛山等地的市场，每天流入的病死达数千斤。
2020年9月	硫磺熏八角	在全国八角主产区广西南宁，用硫磺熏八角保鲜是“公开的秘密”。经检测，市面上的八角二氧化硫残留量超原国标16倍。
2022年3月	假牛肉	江苏省淮安市一对夫妇以猪肉为原料，通过亚硝酸钠浸泡，胭脂红上色加工卤肉半成品，并以牛肉的名义销售，获利80余万。其销售的猪肉中亚硝酸盐含量超国家标准7倍。
2022年3月	黑心酸菜	2022年315晚会曝光湖南插旗菜业将黑心土坑酸菜提供给康师傅生产老坛酸菜牛肉面，其生产土坑酸菜菌落数超标，工人赤脚踩在菜上，还混有烟头等杂质。事后康师傅主动下架涉事方便面。
2023年6月1日	鼠头鸭脖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学生在该校由中快餐饮的子公司经营的食堂用餐时吃到老鼠头，事后学校发布情况通报称确认“异物”为鸭脖，为正常食物，当事学生对此做出书面澄清。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亦判定涉事之异物为鸭脖。舆情发酵后，江西省教育厅、公安厅、国资委、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调查认定异物确系鼠头。
2023年6月27日	老鼠头	一名网友于该日上传一段影片指出，他在重庆市秀山县中医院餐厅贩售的“魔芋烧鸭”便当中，疑似发现老鼠头，上面还有啮齿动物的胡须。影片在网络上疯传后，该县市场监管局于当天介入调查，随后发声明证实便当中的异物为老鼠头，而鼠头为何会进入便当中的详细情况，则在进一步调查中。该间中医院强调餐厅并非该医院经营，而是由第三方承包。事件发生后，餐厅已对外关闭。当天，“重庆一医院食堂盒饭中疑吃出老鼠头”冲上百度热搜榜。
2023年7月17日	避孕套	有学生反映在广州市华世外语艺术职业学校食堂饭菜中吃出胶制异物（疑似为避孕套）。7月19日，广州市增城区有关方面发布通报，称“胶制异物高度可能为鸭眼球巩膜结构”。
2024年5月	煤制油罐车装入食用油	详见“2024年中国大陆食用油罐车混运曝光事件”。

五、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是指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食品卫生管理法规，故意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

本罪是选择性罪名，不仅指行为方式（生产、销售）选择，也包括犯罪对象（有毒、有害食品）选择。司法实践中，根据行为的特征具体确定犯罪罪名，如生产有毒食品罪、生产有害食品罪、销售有害食品罪等。

《刑法》第140条就明确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并且司法解释第18条还明确，“实施本解释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六、中国揭黑记者的不幸遭遇

中国毒食品如此泛滥的根由与揭黑记者的不幸遭遇直接相关。

1989年，《郑州晚报》记者殷新生，因揭披郑州市检察院越权事件，被诬陷入狱。
1998年，《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因揭露山西运城渗灌工程造假，被判刑12年。
2002年，《京华时报》记者杨威，因采访物业纠纷问题而遭遇殴打，导致耳鼓膜穿孔。
2003年，《南方都市报》因报道孙志刚案与非典事件，影响高层仕途，主编程益中被捕。
2005年，《河南商报》记者范友峰，因调查报道聂树斌案，被迫辞职，淡出新闻界。
2006年，冰点周刊因刊登《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被停刊整顿，主编副主编均被免职。
2008年，《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因采写辽宁西丰拆迁案，被警方拘传。
2008年，《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锋，因报道山西公安包庇黑恶势力，被判刑1年。
2009年，《河北青年报》副总编辑乐倩，遭遇歹徒报复行凶，歹徒边打边喊“叫你报！”
2010年，《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凯恩股份交易内幕，被当地公安局网上通缉。
2012年，《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三鹿奶粉首位报道人，发表“新闻已死”，离开新闻行业。
2013年，《新快报》记者刘虎，因实名举报工商总局副局长，被关押346天。
2013年，《南岛晚报》记者杨琼文，因曝光海南万宁校长开房案，被迫离职。
2013年，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王克勤，因《北京暴雨失踪者》一文，《经济观察报》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本人被迫离职。
2016年，《兰州晨报》《兰州晚报》《西部商报》三名驻武威记者，因被当地部门视为发布“负面报道”而遭遇逮捕。
2024年，调查罐车混装事件的新京报记者目前据传已失联，他的微博已经被清空注销。

七、中国毒食品泛滥原因探究

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中国的食品药品安全不仅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行政监管问题，更是政治法律体制问题。如果缺乏全局性的制度改革，只是盲目加大执行力量是没有用的。

唐昊教授分析：中国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之所以蔓延到今天这样，形成在全行业、全领域广泛存在、难以收拾的局面，首先是因为问题本身的特性——中国的食品安全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所谓结构性问题，即其形成过程是由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合谋、问题本身也受到制度性鼓励。这样的问题不能指望通过一个事件的刺激，针对某一个环节就可以解决。

首先，从食品安全问题的经济源头来看，我们必须要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企业会生产和使用有毒食品药品？即使是那些经正规注册的、甚至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企业也是如此？这实际上关系到整个经济结构的问题。在中国，象能源、重工、化工、通讯等产业一般都是高利润行业，这些行业存在着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以保证国有垄断企业的利益。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能够留给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进入的领域并不多。而过多的企业进入有限的领域，也导致这些领域达到过度竞争的状态。对食品医药等行业来说，由于进入的资金技术门槛低，企业多呈现小、散、低的结构性缺陷，创新能力不足，就只能在歪门邪道上想办法。在因过度竞争而导致的“比坏”竞争格局已经形成的情况下，通过假冒伪劣来降低成本就成为常态，而那些关注食品安全的企业反而会失去竞争力甚至被劣质企业淘汰出局。

不仅市场过度竞争会带来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食品药品企业还面临着国家税收等巨大压力。各种各样的税费，包括正常但比其他国家更重的税收、路桥费、工商管理费等仅在中国才大规模存在的额外费用等，也将食品经济链条的利润压缩到最低。在某种食品药品最终能够被消费者使用之前，从原料运输、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都产生了极大的附加成本，使得生产和销售企业的税收负担极重，无法做大做强。在食品药品市场生产供应链日趋复杂，市场开放性日趋增强的情况下，这些环节的负担最终都会以正常（涨价）或者违法（制造价低但有毒的产品）的形式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所以，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安全都着重于在农场、工厂的源头监控，而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则可能发生在各个环节。

其次，从政府监管层面来看，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保持对市场的介入，中国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不断增强，但管治能力却在下降。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管理在立法层面成就显著，《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相继出台，一系列国家标准也大部分跟国际接轨。但这些越来越细致的法律却并没有改善国内食品安全日益恶化的现状。根子出在执行环节。内地负责食品安全的部门很多，权责过于分散：卫生部起综合协调作用并进行风险评估；农业部负责农产品；质检总局负责进出口以及监管生产加工环节；药监局管药品；流通的食品主要是工商局监管。多头监管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在没有出问题时交叉管理，增加企业成本；二是在出了问题时互相推卸责任，谁都不管，即有人捞钱、无人负责。而两者都造成食品药品质量安全风险加大，安全难以保证。十几年前朱镕基访问美国期间，重点视察的一个单位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个机构在享有食品药品监管上的超级权力，在美国存在了100年以上。朱总理回国后成立了一个类似的食品药品安全统一监管机构，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无法发挥作用而被迫撤并。

在顶层设计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况下，基层执法环节的问题更加严重。已经出台的法律和国家标准一般都得不到严格的执行。执法第一线的基层人员不但缺乏严格执法的动力，甚至在监管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双向代理”的潜规则。即基层执法人员不但代理国家法律，而且也代理不良商家的利益。国家法律成为基层官员向不良商家索取利益的依据，而对这些利益的回报就是放松或根本不执行国家法律。这些利益索取对商家当然是额外的负担，但商家会把这多出来的负担通过假冒伪劣商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在这种“双向代理”的过程中，基层官员实际上成了整个劣质食品产业链中间的一环，分享其中的利益。自然不可能采取消灭劣质食品这种自杀式行为。类似的情况不仅出现在食品药品行业，在南方某些城市如北海南宁的传销行业、珠三角的色情行业总是禁而不绝，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地方基层管理人员有利益掺杂其中有很大关系。在这些“双向代理”盛行的领域里，政府宗旨和目标并未被基层官员所执行，由此形成了治理失效。而更加恶劣的情况是：在“双向代理”已经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单独加强某个领域的行政管制，实际上是加强了这个领域内的官员向商家勒索的能力，形成了反治理的效果。即财政投入越多，行政管制越强力，治理就越失败。

最后，从消费者和社会监督的层面来看，由于中国特有的政策法律环境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公民政治的需要，以至于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媒体监督与公众参与受到限制、民间监管组织难以行动、行业协会的自律机制不发达、公众对食品药品企业的诉讼遭遇司法瓶颈等等，使得食品药品行业缺乏来自社会监督的压力，丧失了最后、最直接的一道防线，由此导致安全问题愈演愈烈。

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食品药品安全不仅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也是一个行政监管问题，同时更是一个政治法律体制问题。在此种结构性问题的治理过程中，如果缺乏全局性的制度改革，只是盲目加大执行力量是没有用的。而如何通过经济、行政、社会、法律的渠道改变这种不良的制度结构，则需要直接受害者——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对这个问题更深入更持久的参与，并且必须要将这种参与扩大到加强食品药品监管执法之外的其他所有的环节中去，如要求经济公平、打击垄断、扩大市场准入；启动责令停产、追究刑责、索求惩罚性巨额赔偿举措；追求司法独立、完善法律法规、扩大司法诉讼、推动法治进步；开展公民运动、建设民间组织、推动政治改革等等。只有全面的参与、全局的改革才能指望问题的全面解决。这当然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对于一个结构性问题来说，没有捷径可走。

时评人士凌沧洲分析：制度监管乏力

观察人士都看到，每逢食品安全丑闻曝光，一旦酿成舆论风潮，当局倒也不敢怠慢。调查组也会迅即出台，然后有些官员的“顶戴花翎”也会一时扯下，一些企业的当事人会锒铛入狱。我们也不否认当局在预防和阻止食品安全出问题方面下了功夫，成立了高层机构监管食品安全，也有一定形式的问责；但是几年看下来，食品安全状况依然严峻，丑闻依然迭出，就不能不让人们从体制层面反思和检讨食品安全的监管问题。

“七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但为什么要七八个部门去管一头猪，而不管好官员呢？
制度从源头就没有堵塞住产生食品安全问题的可能。在真正市场国家，生产有害猪肉的企业一定会被索赔，被追究，仅索赔额可能就会让企业倒闭，难道就像双汇这样道歉了事？

司法独立和票选民选，是防止官员在食品监管渎职的有效良方。司法独立，则能保证受害者的权益不会被和谐，保证绝大多数卷入食品丑闻的人不能逃脱司法惩罚；票选民选，则能保证当地官员不敢怠慢民意，你让我吃瘦肉精健美猪，我就让你吃混毛猪——赶紧把尊臀从官位上挪开，让能人贤人来试试成不成？

“顶戴花翎”摘下又戴上，问题官员的异地或异职复出，只能让问责制像作秀和儿戏；你问题官员都能卷土重来了，那些掺假下毒的黑心商人有一万个攀比的理由：我就不能卷土重来？

真相和正义缺位

有害食品屡禁不止的第二大社会原因，是因为真相和正义长期缺位。毒奶粉事件在2008年爆发后，中国的媒体披露：牛奶掺假其实已经搞了三十年。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三十年来，真相如何被蒸发，被屏蔽，被消音的？

当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不能有效保障，当一个记者要报道一个企业的丑闻，尽管他掌握的新闻材料属实，写作报道也客观公正，仍然面临权力和金钱的双重挤压，面临职业生涯的逼迫，甚至面临打手和黑社会式的报复，他如何坚持自己的良知？即使他良心未泯，还未被完全太监化，还余勇尚存，他又通过何种媒介方式把真相告诉公民们？

我们可以观察此次瘦肉精事件后的媒体报道，不能不说中国新闻人在进步，但距离开放社会的新闻报道还有一段路。为什么是财经类的媒体、南方的都市报之类媒体更踊跃报道呢，报道也仅仅停留在利益链的追溯上；难道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一个时政问题，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值得许多综合类媒体全方位纵深报道吗？

没有真相就不可能实现正义；当我们去观察真相的曝光可能性时，我们或许看到有害食品屡禁不止的原因。

道德和信仰迷失

终极的原因，我认为还要从文化、风俗、道德、信仰层面上来找。

当这个古老的民族史书记载的人吃人事件不绝如缕，吃个把人在历史上都不认为算丢脸，吃个把瘦肉精猪肉，难道要被认为是一件极为可耻的事么？

道德伦理资源已经山穷水尽，需要文革中被陪绑、被踏上一只脚的孔老二先生咸鱼翻身，立在天安门旁伴君如伴虎。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此道德水准还能阻止人们为了金钱往牛奶和猪肉里面下毒吗？！

信仰上更无法阻止有害食品。因为这里的人们不相信有神的惩罚和审判，不相信有天堂和地狱，既然一切神灵在这些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看来都是荒谬的，他们还能像古人一样有所敬畏，有所恐惧，有所不为吗？

结论是，一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局面必然到来，无论表面上说辞如何冠冕堂皇，有毒食品总会像魔鬼撒旦一样不时浮出地狱的水面。

读者反馈：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共从上到下不讲诚信、欺上瞒下、鲜廉寡耻。毁灭了中国这个几千年文明古国。茉莉花开，浙江

只是那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是进行时。不信仰神的民族，却信仰强人，崇拜强权，迷信暴力与谎言。即使历史也大多数虚假的，至少是唯一解释的。机会主义是普遍价值观。也部分造就统治者的自我信仰，不可救药的自我迷信。是口口称民主，实际却迷恋无责任的精英主义，并在精英和民粹间循环，当然民粹离不开暴君。一个经常被疯子统治的精神分裂的，上帝遗弃所的群体。当今的民族性源于中共的极权统治，也说明科学是中性的，不但可以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同样能给人带来前所未有的邪恶。

详情请参看：

1、罐车运输乱象调查：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719878490168127.html

2、油罐车混装，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毒奶粉？
https://k.sina.com.cn/article_6723451236_190bfb964027016e5m.html

3、洗舱证易造假中国再爆水路混装食用油
https://www.rfa.org/mandarin/Xinwen/my5-china-cooking-oil-07132024155249.html

4、中国大陆食品安全事件列表
https://is.gd/nb1tWO

5、世纪之毒：食品领域的安全风险警示
https://news.sina.com.cn/zx/gj/2023-12-20/doc-imzysqvr1358960.shtml

6、“毒食品”危害猛于黑恶势力
https://zqb.cyol.com/html/2011-03/11/nw.D110000zgqnb_20110311_5-01.htm

7、央视315晚会系列分析：食品安全类话题的曝光内容演变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675300

8、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https://is.gd/gMYGyJ

9、黑心食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5%BF%83%E9%A3%9F%E5%93%81

10、调查记者李翔：他揭露了地沟油黑幕，自己却身中十几刀惨死
https://lingbaxianzhang.blogspot.com/2024/07/blog-post_959.html

11、唐昊：中国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根源何在？
https://dialogue.earth/zh/5/41524/

12、点评中国：有害食品为什么屡禁不止
https://is.gd/sAC9Ju

13、中共极权之恶毒是酿造中国有毒食品的酵母！
https://www.chinaaid.net/2024/07/blog-post_79.html

14、特供食品的存在，才是导致毒食品泛滥的最大根源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9436736609741155

（编者按：中共近年来在穷尽经济手段意图稳住断崖式下滑的经济失败后，终于祭出了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招数，设计20年、30年、50年的期限世所罕见，让许多经济专家感觉这是不打算还的节奏。虽说发行国债是现代世界众多国家治理经济的手段，然而如中国极权体制根本不存在自由市场经济情况下发行国债，从指定购买、到上市交易，到归还本息等等流程，不会根据市场而是依据权力，而在依靠恐惧与谎言维系统治的极权下，一切都取决于稳固统治的需要，而不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其中风险与灾难可想而知。）

一、一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是个刚刚的开始

中共财政部5月13日称，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人民币（约1,385亿美元）。官媒报导称，除专项用途外，其资金还将用于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

中共公布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安排是，5月17日发行3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5月24日发行20年期，6月14日发行50年期。其中，2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有两批，分别分3、4次发行；3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有三批，每批分4次发行；5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有一批，分3次发行。

值得注意的是，6,000亿元3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从5月17日开始发行，到11月15日结束，历时约半年，发行次数共12次。

早在今年3月的中共“两会”期间，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已在报告中称，从今年开始将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其中，“连续几年”及“超长期”成为国债发行的关注点，其中，长达50年的还债期限引发各种议论。

二、何谓超长期特别国债？

据中共官方解释，“超长期”指的是期限。在债券市场上，一般认为发行期限在10年以上的利率债为“超长期债券”，和普通国债相比，超长期债券能够缓解中短期偿债压力，以时间换空间。

“特别”说的是资金用途。它是为特定目标发行的、具有明确用途的国债，资金需要专款专用。根据政府工作报告，这次提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目标是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国债”是国家为了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具有最高的信用度，被公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工具。

三、中共由自己掌控的银行来购买国债

据了解，在发行方式上，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均采用市场化方式，全部面向记账式国债承销团成员公开招标发行。个人投资者不能通过发行系统直接参与招标购买，但可以在交易所市场或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开通账户购买和交易。

专家提示，个人“出手”需谨慎。考虑到超长期特别国债期限较长、收益率波动等因素，建议投资者最好具备一定的投资经验和市场分析能力。

就这种近年少见的超长期国债，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郑政秉对自由亚洲台分析说：“这对中国政府有很多好处，比如不用还本金，可以20年、30年、50年之后再还，把现在手上没有现金的部份拖到很后面。现在利率很低，发行国债成本低，又可以取得资金，对解决经济需求面、供给面的刺激都会有很多的好处。”

但这种超长期国债市场前景如何，外界保持了质疑。出于安全原因，上海一位要求匿名的某银行员工对自由亚洲台记者表示，老百姓不太会直接去买这种国债。他有些无奈地笑笑，说：“反正我不会买，五十年后人还在不在都不好说了，钱肯定没能力花了。”他分析说，虽然国债是可以转让的，但并不如想象的那样方便，“那是对于银行之间同业可以流通，但个人买家交易未必方便。”

这位银行职员透露，从他的经验看，中国的银行会买这种国债，“主要是卖给银行的，就是对冲一下国内太高的存款比例；（这些银行）就是太多款放不出去，才会去买这种长期国债。”他提到了一个背景，中国民众目前普遍不消费，钱都存银行。而最近，很多银行都取消了大额存单的业务。

这次特别国债的发行总额为一万亿元，与去年的增发国债数额持平。但外界认为，这个发债量并不特别巨大。

前述那位银行职员分析说，这个数额以目前中国的体量来说不多，他以美国的情况做比较，“比如美国发个2000亿美元国债，算多大事？算，但是不算大事。而且中国的广义货币量（M2）比美国多一倍。”

根据中国官媒人民网财经板块的解释，广义货币供应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钞加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等构成的货币供给。言下之意，中国的广义货币量足以吸收这部分超长期国债。

另据《中国证券报》报道，从多方面释放的信号看，在超长期特别国债启动的同时，专项债发行使用进度也将加快。有专家认为，各路资金配合有助于重大项目资金的保障，促进经济的回升。

但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市场比较关注中国央行在此次债券发售中扮演何种角色。去年十月，习近平在一篇有关金融工作的讲话中呼吁中国央行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但根据中国有关的法律规定，央行不得直接在一级市场上交易政府债券。央行在过去二十年来，一般也不在二级市场上交易。外界猜测，习近平的讲话可能促使央行利用债券交易来积极增加流动性。

但经济学者程晓农认为，让央行认购以中央财政部名义发下的国债，等于释放相应数量的货币补贴财政部，这会给央行带来危机。他指出，中国现在财政缺口大，各个商业银行因承担地方政府的债券已经被搞得精疲力尽，商业银行的资产已无法承受；现在由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来承受，相当于要大量增加货币发行，这早晚有一天会变成通货膨胀。

四、中共无法掩盖发行本次国债的困境

中国官方不得不承认政府财政压力与特别国债作用

1.中国政府财政压力与日俱增

2022年以来，随着房地产销售面积步入负增长，房企拿地积极性转弱，使得土地市场遇冷。今年前10个月，土地成交价款累计同比回落46.9%。而相关税收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也随之下滑。一方面，在第一本账，契税、土地增值税累计增速分别降至-25.4%、-8.3%。另一方面，在第二本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增速-22.7%，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5.9%。这也意味着地方财政面临较大压力。

2.特别国债去向

超长期特别国债对于缓解中国政府当前财政压力有重要意义，这比资金的去向如何呢？

从今年1万亿元特别国债主要投向看，按照问题导向、精准突破、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原则，聚焦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大事难事。初步考虑，将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粮食能源安全、人口高质量发展等领域建设，这些领域潜在建设需求巨大、投入周期长，现有资金渠道难以充分满足要求，亟需加大支持力度。根据今年预算报告，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474.52亿元，加上上年结转收入391.87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收入10000亿元，收入总量为14866.39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4866.39亿元，其中本级支出8712.91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6153.48亿元。

截至3月19日，2024年地方政府债已发行13080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发行额4556亿元，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1982亿元，再融资债券发行额为6542.58亿元。从2024年一季度发行计划与实际情况对比来看，多数省市实际发行规模不及计划。地方债仅三地实际发行规模高于计划、两地实际发行比例100%，新增专项债仅北京实际发行规模不低于计划，发行节奏比往年的一季度稍微慢背后或主要有万亿元特别国债、特殊再融资债的影响。截至3月20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已完成发行全年额度的11.6%，发行规模相较于2023年同比下降51.73%，发行进度较去年下降53.28%。

3.优化债务结构，从地方转为中央，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当前缓解政府债务的主要思路是“优化债务结构，从地方转为中央”。

《关于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35，以下简称“国办35号文”）。该文件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严格的要求和措施，以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35号文的约束对象主要为地方国有企业，将地方国有企业分为三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参照地方政府平台管理的国有企业（针对新设平台）、普通国有企业。为了严控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融资平台严禁新增融资，只能借新还旧；为了严控债务规模，12个高风险省份的参照平台管理的地方国企严禁新增融资，只能借新还旧；12个高风险省份以外的参照平台管理的地方国企以及市场化运作的普通国有企业可以新增融资。

《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国办发[2023]47号），办法要求自2024年1月1日起，12个重点省份在地方债务风险降低至中低水平之前需控制新建政府投资项目，清理规范在建项目。47号文约束对象为地方政府以及政府投资项目，明确界定了12个债务高风险重点省份：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重点省份的共同特点就是政府债务率水平较高或者债务余额或增长率与GDP、社融增速偏离程度较大，存在较大兑付风险。

五、中共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历史

据中共官媒自己披露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历史：

第一次是1998年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加入国际清算银行，这需要银行满足《巴塞尔协议》中关于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的规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资本充足率较低，为提升商业银行风险处置能力，补充四大行资本金，1998年2月，中国决定发行特别国债。3月，央行将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调至8%，释放资金约2400亿元。8月，财政部面向四大行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四大行用降准释放的资金和超额准备金共计2700亿元认购特别国债，最后财政部将发债所得资金向四大行进行股权注资。从对银行的影响看，此次特别国债发行使得四大行达到了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改善了资产质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提升了风险处置能力，此后M1和M2在短期内获得了双双提振。从对流动性的影响看，这次特别国债为定向发行，四大行主要用央行降准释放的资金进行认购，财政部将发债收到的2700亿元向四大行进行注资，四大行将收到的资金存放在央行作为准备金。对央行来讲，仅通过“临时账户”进行了资金流转，对流动性影响不大。

第二次是2007年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注资中投公司。中国加入WTO后，出口增长迅速，国际收支处于双顺差，外汇储备快速上升。外汇占款持续上升带来基础货币迅速增加，出现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严重等问题。为回收流动性、有效经营管理外汇储备，2007年我国分8期发行特别国债，共计1.55万亿元。其中第1期和第7期规模分别为6000亿元和7500亿元，向当时尚未上市的农业银行定向发行，然后央行从农行购买特别国债，其余6期向市场公开发行，规模合计2002.28亿元。财政部将发债所筹资金从央行购买等值外汇，注资成立中投公司，央行为实际出资人。由于发行方式不同，2007年特别国债发行对流动性的影响可以分为两方面：定向发行部分对流动性不产生影响；公开发行部分吸收了2000亿元的流动性，理论上应造成资金面的收紧，然而特别国债是在9月至11月分批发行的，每期发行规模在300-400亿元左右，对流动性的影响有限。

第三次是2017年发行特别国债，这次特别国债是2007年国债的续发。2007年发行的10年期特别国债在2017年到期，其中8月29日到期6000亿元，为定向发行的部分，之后陆续到期963.78亿元特别国债，是向市场公开发行的部分。考虑到如果到期偿还特别国债会增加财政压力，为稳定市场流动性，中国决定对到期的特别国债进行续作，发行方式与2007年保持一致。8月29日，财政部向农行定向滚动发行两期国债共6000亿元，当日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从有关商业银行买入全部特别国债。之后，财政部在9月、10月、11月3次公开发行共964亿元特别国债。当时市场对是否续、如何续的问题展开讨论，债券收益率出现了小幅上行，随着续发方式的确定，收益率也立即回落。8月续作的6000亿元特别国债为定向发行，当日央行从相关商业银行买入全部特别国债，因此对流动性和债市几乎没有影响。之后9月、10月和11月陆续公开发行的964亿元特别国债，单期规模与普通国债相当，且属于老债到期续接，对债市的冲击不大。

第四次是2020年发行抗疫特别国债。2020年为对冲疫情影响，4月17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指出将发行抗疫特别国债。5月22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6月15日，财政部确定特别国债发行计划：（1）全部采用市场化方式发行；（2）期限上以10年期为主，其中10年期7000亿元，5年期2000亿元，7年期1000亿元；（3）在利率水平上，抗疫特别国债利率通过国债承销团成员招投标确定，随行就市；（4）发行节奏上，从6月18日开始发行，到7月30日前全部发行完毕。与一般记账式国债相同，抗疫特别国债不仅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流通，还在交易所和柜台跨市场上市流通，个人投资者也可以购买。从对流动性的影响看，此次特别国债发行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市场流动性。为平抑资金面的波动，一方面财政部在此期间减少了一般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量；另一方面央行通过逆回购操作配合特别国债的发行。然而2020年特别国债发行期间资金面整体呈现偏紧局面，主要因为随着经济的稳定复苏，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化，特别国债的发行加剧了资金面的紧张程度。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周期仅1个半月，其中6月发行2900亿元、7月发行7100亿元，发行量大、发行时间紧。同时特别国债的供给挤占了商业银行的配置额度，对一般国债和政金债产生了挤出效应，助推其收益率上行。从6月15日至7月30日，10年期国债和国开债收益率分别上行15bp和33bp，这其间债市的主导因素是央行货币政策边际收敛，特别国债发行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六、特别国债存在显而易见的中共也不得不承认的风险

如果允许自由流通，特别国债的价格大概率会大幅下跌，将给投资者带来购买力的损失。

中共官方的御用文士也不得不承认，在当前低利率环境下，如果特别国债允许自由流通，其价格确实可能面临下跌压力，给投资者带来购买力损失。主要原因如下：

利率风险：特别国债的票面利率相对较低，如果市场利率上升，投资者会倾向于购买收益率更高的资产，导致特别国债价格下跌。

通胀风险：如果通胀水平高于特别国债的票面利率，投资者的实际收益将受到侵蚀，购买力下降。

流动性风险：特别国债的期限较长，流动性相对较差。如果投资者急需资金，可能不得不以较低的价格出售，造成损失。

市场情绪：投资者对经济前景、政策变化等因素的预期也会影响特别国债的价格。如果市场情绪悲观，特别国债价格可能面临下跌压力。

七、对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各界看法与专家分析

有民众抱怨说，五十年的国债要孙辈才能支取，有何意义？也有人产生了疑虑，中国政府在经济面临挑战之际发行超长期国债，背后的政策逻辑是什么？

一位在中国南方城市生活的投资经理人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政府的一万亿特别国债从去年就开始造势，地方上早有准备。这位出于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金融人士表示，“我们的客户会接到地方政府的通知，让他们填写申请国债资金的表格。这些资金涉及的领域比较广，包括一些公共项目和尖端技术的企业等等。”他暗示，在他看到的项目中，还包括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内容；但这笔国债资金具体投入的方向和企业，政府不会公开。

这位经理人还指出，中国国债的资金形式也多样化，“很多是给的低息、无息贷款，也有以补助的形式出现。”

虽然这些特别国债是投向具体项目和企业，但外界多认为，这次国债的发行和中国经济遇困有直接的关系。

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曾发行三次特别国债，包括1998年特别国债2700亿，2007年1.55万亿，以及2020年1万亿。曾任中国某商业银行支行行长的张杰对本台记者分析说，从以往三次特别国债看，分别对应着三次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以及2020年的新冠疫情。

分析人士张杰认为，当局这次发行特别国债同样是为了给经济疏困，因为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看来已经有两架失灵，“现在唯一能采取的方式也就是投资。”他指出，其他两架马车问题很多，消费有通缩迹象，出口又遇到美国、欧洲的警惕，拜登政府正采取措施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

张杰强调，中国在去年才发行了一万亿国债，今年又开始发行特别国债，说明这个特别国债并不特别。但他认为，即使发行这么多国债，对提振经济也未必有显著效果，“主要还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现在出现这么多过剩产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旅美经济学者、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程晓农则分析说，发行特别国债的一个重要目的还是解决财政困难，“中国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已愈来愈严重，中央政府靠税收的财政收入赤字非常大。”他指出，如果中国政府在形式上依靠扩张财政赤字来解决财政困难，会遇到一些障碍，“扩大财政赤字会违反中国的财政法关于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5%的比例，突破这点对中共的形象会非常难看”；在这种情况下，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就成为了中央政府新的统筹来源。

按照惯例，中国的特别国债不计入财政赤字，其收支列入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国媒体澎湃新闻网引述金融分析人士测算，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约相当于2023年126万亿的名义GDP规模的0.8%，这意味着，中国今年实际目标赤字率会在3.8%（3%+0.8%）左右，基本与去年计入1万亿增发国债后的目标赤字率持平。

但张杰认为，即使是这样，外界也很难知道计入国债之后的赤字到底占名义GDP的多少比例，“中国的经济数据都是有水分的，表现出来的数据可能都是不实的。”

有分析指，1万亿元对目前的经济困境犹如杯水车薪，其主要目的是维持地方政府的基本运营，未来数年，恐成常态化。此外，在当前政治与经济的乱局之下，发行20、30年，甚至50年的超长期国债，中共根本没有还本的打算。

旅美华裔经济学者李恒青对大纪元表示，1万亿人民币对目前糟糕的中国经济根本起不到实质作用，发债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地方政府的基本运营。

“现在中国经济垮塌的速度惊人，过去两三年各种手段都用了，就是不见好转，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中共政府的财政收入的来源基本面临枯竭，特别是对地方政府来说，土地财政占据其财政收入的30%、40%，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1万亿的国债对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犹如杯水车薪，发国债的主要用途是给地方政府发工资。”李恒青说。

北美投资顾问Mike Sun也质疑中共声称的发国债刺激经济的说法，他对大纪元表示，“20年、30年、甚至50年的超长期国债，可谓开了先河，今后数年这样发债将成为维持地方政府运营的经济支撑，同时发行超长期国债将成为常态。”

Mike Sun解释，“1999年开始实施房改政策后，在过去二十多年，地方政府主要财政收入来源是出卖土地的收入，即所谓的土地财政，但是房地产爆雷后，宣告土地财政走到了尽头，现在地方政府无其它财政收入填补这一巨大空白，只有靠发债来维持地方政府的运营，而且未来数年基本都需要依靠。”

针对发行超长期国债，中共国务院旗下的《经济日报》5月13日发表文章，一方面称，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特别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等，强调要把政策工具用足、用好，特别是及早发行并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进度。

另一方面，文章又承认不少地方收支矛盾还较为突出，声称为了确保基层（地方）“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按时足额支出，中共中央将把超长期国债的资金向地方政府转移支付。

中共这次超长期国债的最长还债期限长达50年，引起专家的关注。美国经济学者黄大伟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的地方政府债务巨大，财政面临空前困境，中共政府试图借助超长期国债，“以时间换空间”的手段让老百姓买单，化解地方政府天文数字级的债务。

中共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具体有多少债务，是中共的一个秘密。黄大伟说，高盛估算中共地方政府债务高达90多万亿元人民币（超过12.5万亿美元），美国财长耶伦估计有60多万亿（超过8.3万亿美元），而中共宣称是30～40万亿（约4.2～5.5万亿美元）。 “这样巨额的债务，显然中共政府是无力偿还的，目前应该有十几、二十万亿（约1.4万亿美元以上至2.8万亿美元）的债务需要偿还。如何还债？我曾推测中共政府会以发债的形式偿还，估计它趁现在利率低，大概一年发12万亿元（约1.7万亿美元）、用五年时间偿还60万亿的巨债。”黄大伟说。

黄大伟表示，中共现在发行超长期国债，二三十年的已经非常夸张了，还有50年的，相当罕见，相当于“以时间换空间”来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但是这类超长期国债投资价值并不大，因为通货膨胀的风险巨大。回顾一下50年前的人民币、或者美元的购买力与现在的相比，其差异是数量级的。

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极权体制下发行国债显然不能以文明世界自由市场经济标准来评判，那种维护经济与维护政权的目的差异是天壤之别。

详情请参看：

1、北京发超长期国债分析：中共没打算还本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5/17/n14252515.htm

2、中国的特别国债：强征还是忽悠
https://blog.creaders.net/u/3000/202405/488580.html

3、五十年超长期国债孙辈支取意义何在？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ngmao/wy-05142024112248.html

4、一点灵犀/做大国债市场的现实意义李灵修
https://www.takungpao.com/finance/236135/2024/0525/974772.html

5、400亿元！2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正式首发
https://jingji.cctv.com/2024/05/25/ARTIkqT7lCmkMkNNnJ8pziD3240525.shtml

6、金融学术前沿：解读超长期特别国债
https://fddi.fudan.edu.cn/2e/75/c18985a667253/page.htm

7、回眸国债恢复发行四十年中的三次特别国债
https://finance.sina.com.cn/money/bond/2022-01-11/doc-ikyamrmz4493582.shtml

8、一文读懂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特别在哪？投向哪？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4-03-06/doc-inamkyrh9850248.shtml

9、一万亿超长期国债，对于普通人而言意味着啥？
https://www.sohu.com/a/780254336_121171705

10、王炸组合：超长期特别国债与房地产
https://new.qq.com/rain/a/20240517A0A1EL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