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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大多数国民都不会缺少两种私人医疗服务，一是牙科医生，二就是心理健康服务。心理健康服务对于他们就是生活的必需品。在美国，甚至于大多数人一遇到生活中各种大大小小的心理困境时，首先想到的是向自己的心理医生求助。

与之相反，在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没有重视，我们遇到问题一般总是先想到找家人或朋友倾诉，但是他们没有专门的心理知识，无法正确地去排解心理障碍。再加上像郑民生一样内向的人，也无法敞开心扉。

当心理治疗在国外已是一个比较发达的产业，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心理治疗培训机构。更重要的差距在于整个社会的精神卫生意识：国外看心理医生很正常，中国却很少有人会这样做。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郑日昌教授介绍说，国外不管是学校、企业，还是军队、社区，甚至监狱，可以这样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咨询机构，不管是官办的还是私人的。

一些大的公司和企业会在自己内部设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心理咨询机构，也可采取被称为EAP(员工援助)的形式，作为一项福利，像买保险一样，委托某一心理咨询机构，按员工人头，每年将一定款项划拨到该机构去。在此过程中，员工遇到心理问题可随时去咨询，由企业买单，不用员工自掏腰包。这说明在西方发达国家，为员工建立必要的心理干预机制，是很普遍的现象。

郑教授强调，解决心理问题，一定要用专业的科学的方法，还要有专业的心理咨询队伍。因为它既不是身体疾病，也非思想品德问题，而是一种心理困扰、心理障碍、心理疾病。它牵扯到社会各色人等，涉及婚姻、家庭、子女、事业等方方面面问题，一定得由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专业人员来做，这样才更有利于社会安定。（来源：中顾网http://news.9ask.cn/xsbh/xsdt/201004/4789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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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东方网报道，在中国首部《精神卫生法》正在酝酿出台的背景下，上海市卫生局新颁布了《精神疾病防治服务规范（2012版）》，重点突出了社区卫生机构对各类精神病人的服务功能。在诸多卫生机构功利化色彩严重、 精神疾病成为社会之痛的当下，赋予基层卫生机构承担更多关注精神疾病患者的服务责任，从宏观角度而言，有助于这一庞大弱势群体的权利呵护和利益保障，也是政府主动承担公共责任的一种体现。

如果仅仅从笼统的政策层面看待，上海卫生局的这一公共政策，无可厚非。但是，任何公共政策因为往往事关公共利益，与很多人的权利、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好的政策更要经得起逻辑的推敲、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得起法理的考验。从这些微观的角度来看，上海的这部关于精神疾病防治的政策，又不免露出破绽，长期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当一个政策一旦出现漏洞和破绽，很像高空中的飞机裂了一条缝，会有大量的“恶”乘虚而入。

该政策的一条短板在于“调查问题清单”，相当于一个问卷调查，其间的诸多问题设计，令人惊愕，比如问询身边的人有没有“对人过分冷淡，寡言少语、动作慢、什么事情都不做”，有没有“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如果选择“有”，对不起，这个人很可能就是“疑似精神病人”，将上报上级卫生机构备案入库。普通人看到这些选项往往感到不可思议，其实所谓“过分冷淡、寡言少语、动作慢、无故不上班不上学”的情况，在很多人身上或多或少出现过。尤其伴随着社会多元，人们的生活方式多元，用这种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来衡量别人的生活，甚至将这些现象和精神病调查联系起来，岂不是“人人自危”？而进一步的疑问就会接踵而来：会不会有人因此“被精神病”？调查会不会过于草率而误伤正常人？会不会基层非专业人士“乱点鸳鸯谱”？这些疑问不只是涉及误判问题，更涉及公民权利能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和尊重。

而另外的短板就更令人忧心。规范规定“病情不稳定患者，或精神病症状明显、自制力缺乏、有严重药物不良反应或严重躯体疾病者，必要时报告当地公安部门，协助送院治疗”，这里面明显地暴露出几条程序缺位：一、谁来对病情状况进行认定？谁被赋予决定病人入院治疗的强制权力？显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不能认定，公安机关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也无权强制病人入院。模糊的规定恰恰给实践中权力的僭越和失序以空间，因为在过去的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和机构出于种种目的，将一些公民“认定”为“精神病患者”，他们正是利用制度的空白和模糊背离了公共利益、满足着局部利益。

精神病人也是人，也有正当的公民权利，宪法并未将公民分为三六九等，所以，任何剥夺和限制公民自由的政策、公权行为，都必须于法有据，否则后患无穷。因此，包括上海《精神疾病防治服务规范》在内的任何政策文件，在对公民（包括精神病人）进行某种认定和自由限制的时候，必须明确几个原则：专业的机构进行专业的认定；公共服务必须征求本人和监护人的同意；以服务为名进行的自由限制，必须有完备的权力授权和执行程序；必须设置权利救济制度，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错误纠错。

再微不足道的公共政策，仅有宏大叙事方面的正义还远远不够，必须要在微观层面的逻辑、法理、程序方面经得起检验，否则很容易“好心办坏事”。（消息来源：《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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