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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医生提醒:春天精神疾病高发需警惕

    俗话说“菜花黄,痴子忙”,最近因为精神疾病患者,温岭的警察叔叔有点忙。前几日,一个妇女跳进化粪池,死活不肯上来,警察费了好大劲才给弄上来。还有一个女子,突然狂殴丈夫,丈夫无奈报警求助。好几个人出马,才把她送到了当地精神病医院。

    医生提醒,春天是精神疾病高发期,患者要在医生指导下调整药物,家属需高度警惕,发现情况要及时就医。

    她跳进化粪池死活不肯上来

    “有人掉进粪坑了!”4月5日上午,温岭大溪河头村村委会附近的公共厕所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

    大家围观的焦点,是一个四十开外的妇女。她站在化粪池内,两手趴在池沿上,虽然冻得脸色发青,但神情很是淡定,还不时哼着小歌。

    “怎么会掉到这里面去?”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有村民出来解释,不是掉下去的,是她自己跳下去的。当时正在附近聊天的几个阿公是目击者。他们说,眼见着这妇女慢悠悠地走到了化粪池边上,探头往里面看了一眼,然后脱下鞋子,跳了进去,把他们都看呆了。

    “这是化粪池,你也往里跳,臭不臭的,快点上来!”但不管大家怎么劝,妇女置若罔闻,死活不肯上来。“这样下去,不冻死,也得臭死!”好心村民报了警。

    温岭市公安局大溪派出所值班民警吴梅玲、协警罗波、叶佳宇,很快赶到了现场。大家商量了一下,感觉这人精神应该不正常,劝说没用,只能直接“动手”。罗波、叶佳宇走上前去,顾不得化粪池刺鼻的恶臭,分别抓住妇女的左右手,将她往上拉。

    无奈妇女不配合,人家往上用劲,她往下使劲。罗波、叶佳宇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人拉出了化粪池。上来时,妇女身上好多粪便,外面的长裤也不见了。叶佳宇脱下身上的雨衣,给她穿上。

    吴梅玲上前询问情况,妇女表情痴呆,一言不发。吴梅玲带着她走访附近群众,经过半个多小时打听,才确定人是附近村的,姓谢。

    几经周折,民警联系上了谢某父亲,并将人送回到家里。谢父说,谢某今年43岁,小时候因高烧引发脑膜炎,长大后情况更糟糕,常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接下来他准备带女儿到精神病医院去看看。

    文静的她晚上突然狂殴丈夫

    这个谢某虽然做的事情,让人瞠目结舌,但没伤人也没闹事。老家河北的小侯却被文文静静的妻子突然狂殴了一顿。

    小侯和妻子小雅(化名),都是1991年出生的,老家在河北,去年来到温岭新河。小侯修理电动车,小雅在家带两个孩子。

    小雅有精神疾病的事,小侯是知道的,但这几年小雅没发作过,平时说话干活跟正常人无异,小侯也没当一回事。

    但几天前,小雅突然“爆发”了。当天晚上,已经10点多了,小侯准备睡觉了,看小雅还呆呆地坐在那里,就上去拍了拍她的肩膀:“老婆,睡觉了!”

    让小侯心惊肉跳的事发生了,小雅突然发疯似地扑上来,对着他又抓又挠,之后,痛打狂殴。

    小侯被打得嗷嗷直叫,不忍心还手,怕出更大的事,于是报警求助。

    温岭市公安局新河派出所值班民警张鹏带领协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此时小雅已经安静了下来,坐在床上不停念叨着。小侯躲在旁边看着妻子。

    “我从小到大,没被人这样打过。她是往死里打啊,我怎么求饶都没用。”握着张鹏的手,小侯眼泪都快下来了,“现在倒是不打人了,我怕接下去她又暴躁起来。”小侯请民警帮忙,将妻子送到医院救治。

    “你和我一起靠近她,我们先引她到门口,然后让协警们控制住她。”和小侯商量好细节后,两人慢慢接近小雅,轻声细语地和她说着话。等她不抵触了,张鹏又让小侯牵着她往外走,到了空旷处,协警们一起将小雅控制住。随后,众人将她送到了温岭南方精神疾病专科医院进行治疗。

    据了解,就在昨天,因市民求助,新河派出所民警又出手帮忙将两个精神病人送到了精神病医院。

    医生:春季是精神疾病的高发季节

    每年3—5月是精神疾病的高发期,特别是在油菜花盛开的4月,此类疾病发作达到顶峰。记者从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了解到,最近送到医院来的此类病人特别多。

    该医院精神(心理)科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齐钢桥说,从大数据看,春季是精神疾病的高发季节。

    “当然跟油菜花没关系”,齐钢桥说春季精神病高发原因,不能完全确定,不过有学者认为这跟春季人的情绪容易不稳定等是相关的。

    “愿他们都能平安度过这个时期”,齐钢桥建议原来病情相对稳定的患者,在医生指导下调整药物,做些必要的运动,适度参加社交活动,千万不能饮酒,作息时间要有规律,要晚上10点前就寝。

    齐钢桥还叮嘱家属们,这个时间段,要高度警惕,观察患者精神状态、睡眠情况及仪表举止是否如常,有无正常服药等,避免他们受到不良刺激,避免过度劳累,发现异常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来源:台州晚报 http://www.taizhou.com.cn/news/2018-04/11/content_3977903.htm 2018-04-11)

  • 铁通赶客 的士司机判入小榄

    走路需倚赖步行架辅助的女子,今年8月偕丈夫在元朗仁乐坊截到一辆市区的士,登车欲赴区内屋苑雍翠豪园,但司机称不熟路,即使夫妇肯指示路线仍坚拒接载,爆粗及挥舞铁通指吓两人,赶他们落车。司机早前承认刑事恐吓及拒载两罪后,还押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昨求情拒认有精神病。专家认为他有被迫害妄想症及关系妄想症,法庭认为他对自己的病情缺乏认知,判他入住小榄3个月治疗。

    曾确诊迫害妄想症

    无律师代表的被告林峻梁(55岁)昨称明白案件令游客及市民震惊,严重损害的士业界声誉,反省后明白自己问题,现感受到失去自由的痛苦,承诺不再犯。裁判官批评他没履行的士司机责任,对行动不便乘客破口大骂及用铁通驱赶,行为不能接受。精神科报告透露他于2014年确诊迫害妄想症,但没覆诊,今次则归咎的士车主把铁通放在车尾箱,设局陷害他,令他可以威吓乘客,亦认为拍摄途人乃预先安排。

    (来源:苹果日报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71206/20236263 2017年12月06日)

  • 张皖菏、刘星被要求写保证书出门需请示

    【民生观察2017年9月12日消息】本网获悉,张皖菏、刘星在向邢台警方要求归还早前分两次被抢走扣押的三部手机时,被要求写保证书,保证在十月底前不离开邢台。

    据公开消息显示,张皖菏和刘星二人从七月初在刘星老家河北邢台租住房屋生活以来,屡屡遭到所在地桥东公安分局和辖区西门里派出所以及社区人员的盘查和骚扰以及驱赶,已先后于8月9日及8月22日被警方暴力抢走手机三部,其中刘星两部,张皖菏一部,至今未归还。张刘二人曾多次找到派出所以及桥东分局索要,但对方拒不归还。

    今日早上,张刘二人再次去到桥东分局向国保大队要求归还自己的手机,经办人尚姓国保提出要求称,(只要)张皖菏和刘星写下保证书,保证在十月底前不离开邢台地区,如真有要事需要离开邢台的话,则必须向国保请示批准。在被追问警方为何无故抢走手机时,该国保回答称,是由于张刘二人在网上发表攻击党和国家的言论,才被迫扣押当事人手机。

    张皖菏告诉本网,上午和国保理论时,对方还说起七八两月其与刘星曾前往天津和长沙围观的事。国保强调,不管去干什么,只要离开邢台(在他们眼里)都是(犯)事儿。张皖菏表示,其与刘星是刑满释放人员,又不是取保候审人员,邢台警方这种做法无赖又无耻,但在强权暴政面前,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显得渺小且微弱。张皖菏强调,要求归还手机是维护自己权利,离开邢台是天赋的出行自由,接下来还会继续向警方索要自己的手机。

    有关张皖菏和刘星的情况本网将会继续关注和报道。

    相关报道:张皖菏、刘星遭口头传唤后获释但手机被扣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7/0810/16235.html
    刘星又一部手机在派出所被暴力抢走 并遭逼迁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7/0824/16321.html



  • 精神病患者需要的不只是药物和治疗

    早前大热的港产片《一念无明》在社会掀起一阵热话,除了因为影片拿下多个奖项,亦因为它真实地展现了香港的社会问题,包括精神病患者和他们的照顾者缺乏支持,还有精神病康复者所面对的歧视。

    精神病患愈趋普及

    《一念无明》无疑唤起了大众对精神病的关注。香港生活节奏急促,事事讲求效率与回报,工时又长,造成生活压力大,容易诱发情绪病及其他精神障碍。根据「2016精神健康月」筹备委员会研究工作小组公布的「全港精神健康指数调查2016」,有近三分之一(31.6%)的香港人「精神健康指数」不及格。

    近年香港社会出现了不少关乎精神健康的问题,唤起社会高度关注,包括青少年自杀日益严重、自闭症及患有其他学习障碍的学生和家长们缺乏适切支持、患有思觉失调的病人未能及早得到识别和治疗,还有社会人口老化,导致认知障碍症服务的需求增加等等。

    精神障碍影响个人和社会发展

    精神病患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不单损害个人健康,更直接影响我们社会的发展。世界卫生组织(世卫)便指出,因精神不健康而引起的心理疾病,是引发生理疾病和早逝的主要原因。

    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的调查(注1),成员国约有20%的工作人口受精神问题困扰,除了为社会带来沉重的医疗和经济负担外,更影响国民生产力,导致失业、家庭破裂以至其他社会问题。以英国为例,精神健康问题令该国每年损失700亿英镑,即4.5%的国内生产总值(注2)。经济学人智库于2016年公布的「亚太精神健康融入指数」报告亦指出,精神病令澳洲和新西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减少了3.5%和5%。

    今年世卫将每年4月7日的「世界卫生日」之主题定为抑郁症,并展开长达一年的宣传教育运动。现时全球约有6.15亿人患有抑郁或/和焦虑症,占全球人口约10%。世卫估计,到了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然而,即使在高收入的国家,有近50%的抑郁症患者得不到治疗,原因是政府投放在精神卫生的预算不足。

    香港精神卫生资源不足

    香港方面,政府在2016/17年度给予医管局精神科服务的拨款为47亿元(注3),占该局同年的整体拨款(534亿元)近9%,并占整体公共医疗卫生开支(约700亿元)大概6%。

    一直以来,社福及卫生界团体均批评政府投放在精神健康上的资源不足,亦欠缺全面政策。经济学人智库于2016年的「亚太精神健康融入指数」报告便指出,香港的精神健康指数在1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行第七,得分65.8。报告认为,香港缺乏一套正规而全面的精神健康政策,医疗和社会服务之间的协调亦不足。

    现时本港有约24万名精神健康有问题的人士透过医管局接受治疗及支持服务,较2012/13年度增加21%,其中儿童及青少年组别的求诊人数更增加逾五成,但同期在医管局工作的精神科医生只增加了7%至356名。事实上,目前香港在精神卫生的医护人手极度短缺,世卫建议每1万人应有1名精神科专科医生,但香港的比例却是2.5万至3万人才有1名医生。不少团体及人士便批评人手短缺导致医管局精神专科的新症轮候时间太长。以儿童及青少年精神专科门诊为例,2016/17年度新界东的非紧急新症轮候时间为136周,即2年7个月,其他地区的轮候时间亦介乎49至95周。

    明显地,公共医疗体系的精神科服务并不能满足需求。至于私营服务方面,私家医生收费昂贵,据知收费由每次1000元至1万元不等,绝非一般市民或「打工仔」可应付。另一方面,雇主及保险公司一般不愿支付相关医疗开支,以致患者往往因为不能负担而延误诊治,令病情恶化。

    能否得适切支持 直接影响参与社会权利

    一直以来,平等机会委员会(平机会)十分关注本港精神健康问题。根据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残疾人士包括精神病患者,应在独立生活、融入小区、医疗卫生与康复,以及工作就业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自由和尊严。精神病患者能否得到适切治疗及支持,可谓直接影响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

    平机会透过执行《残疾歧视条例》,致力消除精神病患者面对的歧视。从2011至2016年,平机会收到共444宗基于精神病而作出的残疾歧视投诉,占这6年间根据残疾歧视条例作出的投诉的20%。这些投诉当中,66%属于雇佣范畴,当中牵涉不获招聘、无理解雇和不公平待遇等,反映了社会对精神病患者及康复人士以至他们的家人,仍是抱有偏见、负面和抗拒态度。

    针对本港的精神健康问题,以及如何协助病患者融入小区、康复者重投社会,平机会一直积极作出政策倡议,又进行有关研究,包括2016年公布的《香港精神健康综合小区中心及其他社福设施选址所遇困难的研究》。过去4年,平机会并参与了精神健康检讨委员会的工作,就本港精神健康服务和政策以及未来路向,给予意见。

    今年4月18日政府终于发表了《精神健康检讨报告》,当中提出40项建议,涉及20个范畴。报告除了指出不同年龄层,包括儿童及青少年、成人,还有长者的精神健康服务不足之处和改善空间之外,亦包含了不少提升服务能力的建议,这与平机会建议当局处理特定年龄的精神问题可谓方向一致。

    然而,报告并未有就长远精神病人数目以及医护人手需求作出具体估算,对于长远精神健康政策规划和蓝图亦着墨不多。平机会过往便曾表示,政府应规划全面而长远的精神健康政策,又应拟定长远人力计划,培训精神健康专业人士,以促进和改善整体香港市民的精神健康。

    至于报告内建议设立常设咨询委员会,还有制订长远心理健康推广策略,以增加公众对精神障碍的认知,平机会表示支持。归根究柢,我们的小区需改变对精神病患的态度,增加对精神病患的关注、认识和接纳,从而减少偏见与歧视,建造共融社会。尤其是雇主,应该摒弃对患病雇员的偏见,给予他们更多的谅解、关怀和合理适切的协助。

    结语

    《一念无明》的编剧陈楚珩表示,希望观众在看完电影后可把电影带进生活,多思考别人背后的故事,适当地给予关怀和爱,也希望正经历痛苦的人感到有人同行。对于早年曾作为精神科护士的我来说,可谓感受特别深。在我服务期间,我曾见到不少受精神障碍困扰的人遭到家人、朋友、雇主甚至社会离弃,孤独面对病患,郁结解不开,痛苦万分。对于他们来说,需要的不只是药物和治疗,而是支持、谅解和鼓励,令他们觉得人间有情、希望仍在,并可有伴同行,不再孤单。

    注1:"Sick on the Job? Myths and Realities about Mental Health and Work", OECD, Jan 2012
    注2:"Mental Health and Work: United Kingdom", OECD, 2014
    注3:根据食物及卫生局于2017年4月25日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

    (编者按:文章标题为编辑所拟;来稿原题为「从《一念无明》到剖析香港的精神健康政策与服务」)
    作者是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

    (来源:明报 https://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70526/s00022/1495760016725 2017/5/26)

  • 现今焦虑、忧郁症需积极治疗的程度,已和盲肠炎、肺炎相当

    精神科这一门医学专科起源于19世纪的精神病院,1844年,13位开设小型精神病院的医师聚集在费城,创立了美国精神病患机构院长协会(Association of Medical Superintendents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for the Insane)。
    当时的精神病院提供的是一种环境照护,叫作「人道疗法」,这种照护方式是由贵格会教徒引进美国,在那时候的成效颇佳。
    大部分精神病院50%以上的初次住院患者都能在一年内出院,而且其中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出院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医院。19世纪曾有一个针对乌斯特州立精神病院所作的长期研究,发现该院984位出院患者中,有58%的患者终身情况良好。
    然而到了19世纪后半,精神病院的规模迅速扩大,小区内的老年人和梅毒患者等神经症状患者都被扔到精神病院,这类病人根本不可能痊愈,人道疗法因而被看成一种失败的照护方式。
    设想一种新颖的精神医学
    在1892年的聚会中,这些精神病院院长立誓抛开人道疗法,转而采用物理治疗。
    精神医学新时代的曙光乍现,他们很快就开始传扬许许多多物理治疗的好处。他们说各式各样的水疗,包括高压淋浴、长时间泡澡,是有帮助的。其中一间精神病院报告提出,为患者注射绵羊甲状腺萃取物能带来50%的治愈率;还有医师宣称,注射金属盐、马血清,甚至直接注射砷,可以让疯狂的心智恢复清明。
    特伦顿州立医院院长亨利·柯顿(Henry Cotton)在1916年报告中说到,他治疗神经失常的方法是拔掉病人的牙齿。有人说发烧治疗有用,也有人说深度睡眠疗法有用,只是这些身体治疗的报告虽然在一开始看起来大为成功,但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精神病院的医师们热烈拥抱一种直接作用于脑部的三合一治疗,被大众媒体称为「奇迹般」的治疗—至少最初如此。
    首先是胰岛素昏迷疗法。医师先为病患注射高剂量胰岛素,让他们因血糖过低而陷入昏迷状态,再帮他们注射葡萄糖,让他们活过来。
    《纽约时报》如此解释,这时候「脑中的短路消失了,正常的电路重新开始作用,他们因而能恢复理智、认识现实。」接着是痉挛疗法,也就是利用四氮五甲烷(Metrazol)这种毒性物质,或电击的方式,引发病患的痉挛;等到病患清醒之后,就不会再有病态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精神上的幸福感;至少精神病院的医师是这么说的。
    最后一种「划时代」的疗法是额叶切除术(lobotomy),用外科手术摧毁大脑额叶(frontal lobes),立即就能显示成效。《纽约时报》说,此一「灵魂的手术」,能够「在数小时内,让野兽化作温驯的动物」。
    《哈泼》、《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周六晚报》等知名报章杂志经常注销此类文章,社会大众便有理由相信精神医学对于治疗精神疾病已有重大进展,与其他医学领域一样突飞猛进。
    但二战才刚结束,社会大众就被迫面对一项与这种进步讯息截然不同的事实,除了感到震惊,也让人无法置信。当时有42万5千人被锁在美国国内的精神病院,一开始是《生活》杂志,再来有记者雅柏·德伊琦(Albert Deutsch)出了《国耻》(The Shame of the States)一书,以照片带美国民众深入这些老旧设施的内部。
    一丝不挂的男人在空荡荡的房间内缩成一团,在自个儿的粪便里打滚。穿着粗布罩衫的女人,光着脚被拴在木条凳上。病患睡在破洞的帆布床上,寝室严重爆满,病患得爬过床脚才有办法走出房门。一系列影像呈现出管理的疏失,以及病患遭受的痛苦,教人难以置信。书末,德伊琦用一个你一定能想象的例子描绘了这里的景象:
    走过巴百瑞(Byberry,精神科医院)的病房,我想起纳粹在贝尔森(Belsen)和布亨瓦德(Buchenwald)的集中营。建筑物里密密麻麻都是赤身裸体的人类,像牛群般被放养着,但受到的关注却还不如牛群;恶臭弥漫,气味如此鲜明、恶心,这股臭味简直要生出实体的存在了。我看见屋顶漏水,四壁破败发霉,几百个病人住在里面,他们在腐朽的地板上或坐或卧,因为座椅不够。
    显然我们的国家必须重新规画精神疾病住院患者的照护方案,而在研拟此项需求的同时,亦有另一项证据显示一般大众的精神健康状况堪忧。
    战时,精神科医师负责筛检役男的精神疾病,他们认为有175万名美国男性在精神方面不适于服役。虽然其中可能有许多人是为了逃避兵役而装病,但这个数字仍然呈现出某种社会问题。
    另外,许多从欧陆返国的退伍军人开始产生情绪困扰,1945年9月,兵役局局长路易斯·赫雪将军(General Lewis Hershey)向国会提出,此一问题已被掩盖许久,迫切需要国家出面处理。战时「效率低落与人员折损的最大原因就是精神疾病。」他说。
    现在,精神疾病是美国国内首要关注的议题,而这时抗生素四处攻克细菌,每个人都能轻易想到该往哪找长期解决的办法。我们信赖科学的力量。我们认为现行「医学」疗法(胰岛素昏迷、电击、额叶切除术)对精神病患极有帮助,可以让更多病患采用。
    既然已经有一套方法在对抗传染病方面成效卓著,我们也可以用同一套程序制造出治疗精神疾病的长期方案。我们只要研究精神疾病的生理成因,就能发展出更好的治疗方式,既可以提供给病况严重的患者,也可以应用在中等程度的病人身上。
    「我可以想见将来有一天,精神医学界的人会彻底遗忘我们的来路,忘记我们的起始之处是收容所,是济贫院,是监狱。」此言出自康州哈特福医院安生机构(Institute of the Living in Hartford)主任查尔斯·浦林根(Charles Burlingame)。
    「我可以想见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变成医师,用医师的方法思考,精神病院的运作、院里的医病关系,和最好的内外科医院差不了多少。」
    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精神卫生法(National Mental HealthAct),以联邦政府雄厚的经济实力推动此一革新。联邦政府出资赞助精神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的相关研究,补助州政府、市政府设置诊所与治疗中心。三年后,国会成立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以监管改革。
    「我们要体认到精神疾病跟生理疾病一样是真实存在的,焦虑症、忧郁症需要积极治疗的程度,不下于盲肠炎或肺炎。」纽约大学教授霍华·珞斯柯(Howard Rusk)在《纽约时报》为他开设的每周专栏中如此写道。「这些疾病都是健康问题,都需要药物治疗。」
    舞台准备就绪,精神疾病及其治疗即将变身。社会大众信奉科学奇迹,政府注意到精神疾病的照护方式亟需改善,而精神卫生研究院已经准备好要来实现此一目标。
    大家都预料有些了不起的事情就要发生,且多亏了抗生素的销售佳绩,制药产业迅速成长,足以把握良机。将上述推力全部结合起来,治疗严重的和不太严重的精神疾病(思觉失调、忧郁、焦虑)的仙丹妙药,如此快速地出现,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左岸文化出版《精神病大流行:历史、统计数字,用药与患者》
    (来源:风传媒http://www.storm.mg/lifestyle/184580 2016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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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垃圾焚烧需谨慎 武力镇压不可取

    ——民生观察关于西安市高陵区民众反垃圾污染事件的呼吁

    民生观察工作室获悉,自10月11日起,陕西西安市高陵区上万民众到区政府门前示威,他们高举国旗,撑起标语,反对在当地将要兴建的一个垃圾焚烧厂项目。在这场抗议活动持续6天之后,10月17日当局调动上千警力对抗议民众进行武力镇压。据当地居民透露,有上百人被捕,许多抗议者遭到警察殴打,其中甚至包括妇女和未成年的儿童。

    我们注意到,尽管在这次大规模的群体抗议事件里,暴力镇压已出现数十伤者,但大陆及当地媒体却集体“失声”,目前尚未对这一事件的详细信息做出报道,其原因不得而知。关于这一话题的内容,在大陆社交媒体上也遭到大面积的屏蔽和封杀。

    根据部分海外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西安高陵区政府计划建立焚烧厂的消息一出,几乎马上引起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因为高陵区地处关中平原地区,总面积为294平方公里,人口达33.35万之多,属于人口稠密的地区。而此次拟建的垃圾焚烧厂选址在位于西安市东北部高陵区2.3公里处,附近有多所学校和住宅小区,居民担心垃圾场大规模焚烧垃圾,所产生大量致癌物,危及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由此才发起大规模游行抵制抗议行动。

    面对民众要求放弃建造垃圾焚烧厂的声音,高陵区政府日前发布《告广大市民书》,表示垃圾焚烧厂项目已经过多重谘询,请市民“相信”区政府。又指民众集会抗议影响交通,干扰社会秩序,以及有人造谣传谣,可能已触犯法律。不过,当地居民的担忧和反对并非毫无根据——两年前当地政府已在高陵县城以西,建造了一座医疗废弃物处置厂,而且确实已对周边的环境、水源和农作物造成了污染,甚至还有附近居民因此患上癌症。

    了解整个事件的西安维权人士马晓明认为,拟建的垃圾焚烧厂选址在当地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旁边,所以这一焚烧厂建成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网上曾有一段当地政府开会的录音流出,录音内容指政府现在决定撤销这个项目,但是这段录音的真实性未能得到证实,政府现在也没有明确答复。

    在17日的镇压之后,大批警察在街上巡逻,加之网络也被当局严密监控,当地居民已不敢上街抗议,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地居民对此事的关注并没有停止。世界卫生组织在上月底发布的研究报告称,空气污染越来越成为损害身体健康的重要原因,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肺癌等相关疾病,尤其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这一现象最为严重。

    由此可见,环境与健康得到有效的保障,乃是广大民众所关注的核心利益所在。武力只能一时压制民众的不满情绪,但垃圾焚烧厂选址不当的问题却始终客观存在。我们呼吁当地政府立即放弃镇压,暂缓垃圾焚烧厂的建造,积极征求意见,主动展开对话——与民众和平理性的沟通协商,才是解决分歧的唯一方法。

    2016年10月18日

  • 精神病强制治疗需社会通力合作

      精神病伤人事件屡见报端:4月初,西安接连发生三起精神病伤人事件,严重的竟致一死三伤;5月13日,广东东莞一男子在湖边拍照,被一精神病人当头一棍,致多处重伤;5月21日,山东济南一精神病男子,28刀捅死邻居后“淡定”离开现场;5月24日,湖南永州11岁女孩被一精神病人连砍两刀,脸部伤口缝合达20余针……
         各地频发的精神病伤人、杀人事件,近年来引发公众普遍担忧。这些可能危害他人或公共安全的精神病人,多属重症精神病人。据国家卫生部《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2-2015年)》数据、以及英国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文章显示,中国精神疾病患者已超过1亿人——抑郁症已取代精神分裂症,成为第二大精神疾病——且绝大部分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其中,重症精神病人超过1600万,住院治疗的不超过12万。而这些重症病人中,10%左右存在潜在暴力倾向。目前大陆公共卫生系统对这其中的大多数病人,缺乏具体的防范和治疗措施。一旦有病人发病,不仅可能给他人带来严重伤害,对精神病患的家庭也是一种伤害,还可能出现医疗赔付等经济负担。
        精神病高发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2012年美国滥用药物和精神健康服务局最新报告就显示,美国每5人中便有一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约5%的美国人患有重度精神疾病,影响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种种迹象表明,对精神疾病的重视和防治正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日益成为检测各国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2013年中国即开始实施《精神卫生法》,要求对重症精神病人进行筛查,对有暴力行为的可强制医疗。《刑法》也规定,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必要时可由政府强制医疗。但由于政府对这类精神病人如何收治、费用如何承担,一直无明确的说法,加上各地普遍存在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除非发生严重伤害事件,很少地方能真正按照规划执行。精神病院即使收治了病人,也多由病人家庭支付高昂费用。这使大量家庭尤其是乡村贫困家庭,只能对精神病人放任自流。
        2016年6月8日,国务院法制办向社会推出了公开征求意见的《强制医疗所条例(送审稿)》。这个条例的一大亮点是第十一条:“强制医疗所经费开支单立账户,其修缮、工作人员费用、被强制医疗人员治疗、生活等所需经费开支,纳入本级政府财政保障。强制医疗所新建、扩建和迁建应当列入基本建设项目”——首次明确对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经费,由地方财政承担,从而解除执法机关及病人家庭的后顾之忧。
        第二十五条也是亮点:“被强制医疗半年以上、经诊断病情明显缓解,本人申请临时请假回家,其监护人、近亲属书面担保能够履行看护、治疗、安全、按期送回责任的,强制医疗所可以批准其临时请假回家”——这种人性化的临时请假回家制度的设立,将有助于培养精神病人与社会、家人相处的能力。强制治疗的目的,是帮助这些病人在病情得到缓解后,最终回到社会、回归家庭,人性化措施显然利于患者重新融入世界,而不是就此与世隔绝。
        此外,该条例对强制医疗所的设置、管理及医疗、诊断评估、解除等程序方面也都做了具体规定;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设置强制医疗所。而这些强制医疗所,不再是单纯的医疗机构,还是执法机关,收治病人需有法院的强制医疗决定书和执行通知书。医疗成为强制医疗的手段,执法管理人员按警察编制配置和管理,有效扩充了精神病的治疗资源——这就将从根本上杜绝那种精神病患者伤人又无主管部门强制收治的现象,一旦实施,将对各地频发的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产生有力的制约。它的推出,显然是社会一大进步,社会各界要重视国务院的这个送审稿,多建言多参与,以求条例的周密化。这不是“某个群体”的事,而是一件事关每个人切身利益的事,务求《强制医疗所条例》正式推出,能为民众提供实实在在的安全保障以及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总之,如何对重症精神病人进行治疗与救助,已成为需要迫切面对的一个社会问题。从家庭到社区、从民间组织到政府,通力合作才能减少相关的安全隐患,这事关每个人、每个家庭的福祉,民众要从相关性上进行考虑。
    (来源:凤凰周刊http://www.ifengweekly.com/detil.php?id=2857    2016-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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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家:《精神卫生法》需完善“被精神病”漏洞

    《精神卫生法》从2013年5月1日起开始实行,3年来,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也给司法实践带来难题,如对精神病人的送医必须尊重患者本人及其家属的意见,在尚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时,派出所不能采取强制措施。《精神卫生法》立法本意是防止“被精神病”。然而这个保障精神病患者权益的法规,一方面成为精神病患者拒绝治疗借口,也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亲属留下了“被精神病”的法律漏洞,亟待修改。
    今年3月28日上午11时许,64岁的老太太刘玉栈向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联盟派出所求助,称儿子刘某峰扬言要绑送她去精神病院,希望警方能介入。派出所工作人员劝她先回家去,有事可打110报警,但是刚出派出所刘玉栈就被儿子强拉进面包车以其患精神病为由将其送进精神病院,老人被关50个小时后才因女儿报警被接出去,刘玉栈说儿子因征地补偿款问题想阻止她出庭。
    有专家指出,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病患者送医有两种渠道:或直系亲属,或地方政府司法部门。且不说地方政府司法部门,直系亲属送医,就是一个法律漏洞,应该修法完善。
    案例
    法律为何不能终结“被精神病”?
    不久前,陕西省咸阳市刘某峰为了阻止母亲上庭应诉,独吞80万元拆迁款,孙子开车,儿子绳捆老妈,胶带封嘴,送200公里外精神病院。对自己的至亲之人采取限制自由、捆绑伤害等危险行为,侵害了他人的健康权生命权,如此儿孙,为什么丝毫不把法律放在眼里?
    我国第一部《精神卫生法》填补了我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精神卫生法》确定了精神障碍住院治疗自愿原则,当时普遍认为将终结“被精神病”事件发生。《精神卫生法》明确指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但是,该法二十八条又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同时,也强调了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 当时很多医学界和法律界人士都普遍评价极高,认为这部《精神卫生法》得以出台,并且确立“自愿住院原则”,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进步,“被精神病”现象亦有望终结,对二十八条的担心被冲淡了。主流法律专家寄希望于《精神卫生法》防止公权力以及近亲属的“被精神病”现象,有专家认为,该法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追究精神病诊断和收治机构的违法行为;二是细化程序,填补漏洞,约束精神病非自愿治疗的部门权力。
    链接
    “直系亲属”送医:须查有无家暴史
    陕西咸阳发生的直系亲属将自己母亲送精神病院案令人震惊,按理说,法制社会不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如此荒谬之事。然而,2015年以来,咸阳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就曾为刘玉栈和儿子刘某峰之间的家庭矛盾做过两次调解,说明其矛盾由来已久。3月28日事发当日和次日,老太太刘玉栈本人、女儿、加油站员工多次报警,情况紧急,可是警方依然没有立案。
    因为涉及家庭纠纷,被捆绑者和实施捆绑者又是母子关系,这是警方不立案的理由。然而,《反家庭暴力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均属家庭暴力,为家暴行为划出了法律红线。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实施捆绑、打骂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警察作为执法人员,岂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可以说,正是因为当地警方的严重不作为,致使施暴者肆无忌惮,行动步步升级。
    因此,对于发现可能存在家庭暴力的直系亲属送医,相关部门和基层组织要严格调查是否存在,并及时反映和纠正,特别是公安机关应明晰精神病人收治的责任范围和法律边界,用法制来约束那些企图用“精神病”来伤害他人和侵犯他人人身权利、合法权益的行为,对“被精神病”事件各个环节责任人进行法律追究。同时强化道德教育,提升法律意识,从源头上杜绝“被精神病”,各方合力,杜绝“被精神病”的悲剧再次发生。
    观点
    须填补“被精神病”法律漏洞
    我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七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而第二十八条又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早在《精神卫生法(草案)》审议之时,有专家担忧,公权力强制收治条款被删除,近亲属仍有权送诊,并且存在医生、医院与亲属串通的风险。好在刘老太太还有个女儿,闻讯将母亲救了出来,没有更多近亲属的“被精神病人”怎么办?
    重症精神病患者,只能是他人送诊,法律规定近亲属送诊权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如何为“被精神病”留出有效的救助渠道,应成为立法层面和监管部门的一个课题。现行法律,并不缺少追究精神病陷害的条款。有法律专家认为,刘老太太的儿子已涉嫌非法拘禁罪;卫生院精神科医生在送诊人员已拿出母子间财产纠纷矛盾的证据后,仍对送诊人员继续进行封闭“治疗”,涉嫌非法拘禁,如何能堵住正常人进入精神病院的路径,迫切需要立法与监管上拿出有效办法。
    除了近亲属陷害,咸阳市高新公安分局联盟派出所,明知道刘老太太母子之间存在财产纠纷,却对刘老太太“被精神病”的求助置之不理,这提醒立法机构:法律应明确当警方面对“被精神病”报警时的责任与义务,比如及时在被送诊者、家属和医院之间沟通、记录,代替疑似精神病患者向有关方面申诉等,法律还应该明确规定,每一位精神疾病送诊者的信息都应与监管机构联网共享,每位精神病入院患者享有“申诉”“复议”权利——就可以避免进了精神病院就“被失踪”。
    (来源:四川法制报http://www.scfzbs.com/llqy/201605/54517844.html 2016-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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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医治“失控的灵魂”需“三方”合力

    11月23日9时30分左右,广州鹤山广场人人乐出口处发生砍人事件,据悉疑似一名精神病男子拿着火油引火不成,然后再持玻璃利器斩伤4人,1小孩伤到颈部情况较严重,无生命危险,鹤山出动公安消防120前往处置,凶手已被控制。
        虽然此事件官方还没给出定论,但精神病人施暴现象足以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国家这几年加大了对精神病人群体的保护和管理,去年还颁布实施了《精神卫生法》,但精神病人肇事还是频频发生。今年1月20日,福建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一名精神病人病情突然发作后,挥舞菜刀接连砍伤7人。5月9日,家住肇东松辽小区3号楼的刘艳出门去上班时,在楼道内被楼上患有精神疾病的男子用手指生生挖出了双眼。9月11日,泰兴市珊瑚镇焦土港河边,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梅某病情突然发作,用菜刀将父亲砍伤,并将当地派出所所长丁海波砍成了“血人”,等等。
        这屡屡发生的雷同案件折射出政府投入不足、家庭监管无力、社会认知缺失等更深层次问题,使精神病人变成一颗社会上不定时引爆的“炸弹”。生命是无法“亡羊补牢”的,那些因此受伤甚至失去生命的无辜百姓又该向谁诉说?这类案件让人揪心又纠结,他不是社会上的恩怨报复,也不是对特定人群进行的计划性伤害,受害人都是毫无防备的无辜者,案件发生的不定时性、不确定性和受害人群的广泛性让人揪心。但是,与一般案件不同的是这种案件的作案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同样的无辜可怜,这类案件显得更为荒诞,一时间竟找不出众矢之的,对于如何处理着实令人纠结。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精神病人伤人有罪”的法律条款也许更加有利于社会发展,伤人就是有罪,有罪就应当受到处罚,可是这里的“处罚”有着不同的含义,对于精神病人来说,给于他们最合适的“处罚”应该是将他们送到医院进行强制性的免费治疗和监管,若坐视不管,无疑是放“虎”归山。然而,具体操作起来困难重重,精神病人是弱势群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们需要更多的关爱与理解。也只有政府、社会与家庭共同联手,真正建立起网格化、全覆盖的管理模式,才能让患者在正常的轨道上走向康复之路。
        家人,是这些精神病人的最直接照料人与责任人,然而在现实中,有些病人家属,不愿意面对现实,采取关押、锁链等隐瞒措施,不尽早给患者就医,结果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间;也有的病人症状刚刚有所好转,家人出于种种考虑,擅自停药,导致病人病情再次发作,一旦几次复发下来,再治疗就有了一定的难度。家有精神病人不是一般的苦,入院治疗需要昂贵的费用,一般家庭难以长期负担,把精神病人安置在家中又必须时时有人看管,不仅如此,患者家人还要承受邻里的疏远和异样的眼光,就像被锁进了牢笼,可谓身心俱疲。
        政府,应该在精神病人管理上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也是众望所归。给精神病人政策上的倾斜,提供更好的救治与照顾,不仅是国家精神文明的发展,社会关爱的体现,也是在为社会大众排除潜在的危险因素。要给予精神病人更好的照料和经济帮扶,建立设施更加完善的医院来接纳这些患者,让患者家人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条件好的地方可以建立精神病人康复站,让精神病人修养的同时,做一些工艺简单的手工活,如此一来,不仅可以给康复站带来一些收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同时,也让康复者通过自己的劳动,慢慢自食其力,能成为一个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
    社会,要对精神病人有正确的认识。专业人士认为“精神病是很容易复发的一种病,需要长期规范的服药治疗,如果能做到早期治疗、维持服药,一般不会复发”。精神病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它只是一种病,对全社会来说,目前,迫切需要做的是拿出关心和关爱,消除各种偏见,能理性地认识精神疾病,而不必讳疾忌医,更不必谈病色变,因为按照目前的治疗水平,只要能早期发现,及时治疗,并且在后期能规范用药调理,最起码一半以上的病人能正常回归社会。
    (来源: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n/2014/1125/c241220-26091904.html 2014年11月25日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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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精神病扮精神病都需严防

    精神病人犯罪不负刑责,如何处置精神病人暴力犯罪一直争议不断。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规定。新法实施近3个月来,全国多个省份均已出现首例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案。
    “在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免受精神病人侵害的同时,让精神病人也得到妥善处置,是强制医疗的核心价值。”多名司法实务界人士今天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充分肯定了该程序的重大意义,并表示这一措施涉及对人身自由的剥夺和限制,司法机关将审慎办案,既要防止再度出现“被精神病”事件,也要严防有行为能力人借此逃避刑责。
    减少继续危害社会可能
    今年1月2日凌晨,55岁的贵州籍男子潘某,因幻想其妻与他人有奸情并意图谋害自己,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暂住地,持铁棍、砖块猛砸妻子头部致妻子死亡。经鉴定,潘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最终被强制医疗。这是江苏省首例强制医疗案。
    本案审判长、武进区人民法院刑庭庭长朱云妹说,新刑诉法实施前,因我国没有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规定,尽管有明显暴力倾向的“武疯子”刘亚林已经连杀3人,但公安机关只能要求其家人严加看管,这对社会无异于一颗“不定时炸弹”。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副处长张仁杰办理了北京市首起强制医疗案件。据他介绍,检察机关审查时,主要对管辖范围、涉案精神病人身份情况及其所实施的暴力行为事实、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是否合法等内容进行审查。
    “仔细审查是为了实现立法精神所指向的3个确保,即确保有人身危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不致再次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确保精神障碍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确保无须住院治疗的公民不被强制收治。”办理了广东首宗强制医疗案的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籍新生解释说。
    朱云妹告诉记者,法官是否作出强制医疗决定主要考虑是否满足3个条件:被申请人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经法定程序鉴定其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
    强化监督避免逃避刑罚
    在刑诉法修改以前,对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实践中强制医疗措施难以落实,即使能落实也存在不少问题,最典型的莫过于引起社会热议的“被精神病”问题。如江苏朱金红案、广州何锦荣案、深圳邹宜均案,均是为了争夺财产,不惜将精神正常的亲人送到精神病院医治,严重侵犯他人人身自由。
    “新刑诉法把强制医疗纳入与追究刑事犯罪相同的司法诉讼程序中,明确了公、检、法机关的责任,在程序设计上把保障人权落到实处,能够有效防止被精神病再度发生。”朱云妹说。
    籍新生表示,对于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的嫌疑人,或者即使已进入司法程序但嫌疑人并未实施暴力行为,以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等为由,随意动用警力抓捕、羁押有关人员,都是违法行为。
    除了防止出现“被精神病”事件,如何防止实施暴力犯罪的有行为能力人伪造精神病史借以逃避刑责,是另一个不得不警惕的问题。
    “新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张仁杰表示,检察机关要强化全程跟踪监督,在强制医疗案中认真审查证据材料,查明被申请人的暴力行为事实有无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撑,精神鉴定的相关程序是否合法。相关责任人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有关机关、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从根源上杜绝“被精神病”或借精神病逃避刑罚。
    籍新生建议,可参照实施多年的检察机关派驻监狱、看守所检察室监督工作,在有关强制医疗执行机构设置派驻检察官或派驻检察室。如确实发生“被精神病”、有行为能力借精神病逃避刑罚等现象,即使在申请、决定环节有疏漏,但在执行环节也会露出马脚。
    细化操作程序及权责
    去年11月24日,北京大兴区黄村镇一小区内的侯某将自家衣服堆在客厅,浇上酒精后点燃引发火灾,造成侯某家及多家邻居房屋受损,经济损失3000余元。经鉴定,侯某为伴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无刑事责任能力。大兴区检察院认定侯某应当强制医疗,向大兴区人民法院提出检察意见。
    “我们认真听取了侯某的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他们认为依据现有家庭状况,足以保证被申请人在家中接受较好的治疗,且可以保证其不再危害社会。在此情况下,如果仅仅考虑被申请人是否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进而作出是否强制医疗的申请或者决定,是否适当?”张仁杰坦言,办理此案时,深感强制医疗还存在许多有待细化的地方,进一步明晰操作程序和各方权责才是解决难题的关键。
    朱云妹也表示,司法鉴定异议程序、受害人权益保护、强制医疗执行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如受害人在强制医疗程序中是否有权参与强制医疗程序,是否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对法院作出的决定有复议权等需要予以明确。
    一直关注“强制医疗执行机构尚无资质要求”问题的籍新生建议,可以由省级公检法机关提出强制医疗执行机构(主要是医院)资质条件,在硬件建设、看护人员配置、安全防范等方面明确规定,然后根据各地情况,在每个市指定若干强制医疗执行机构,进行规范管理和执行,也能有效防止在执行中出现强制医疗人员伤残死以及致他人伤残死等问题。
    (来源:法制日报http://www.cssn.cn/news/7008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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