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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健硕、一腔热诚与正义感的年轻人嘉曦，每星期会拿着一大袋面包、杯面、饮品探望露宿者，在露宿者被食环署职员洒水、扫走家当时，他会在示威请愿行动中挺身而出，雄辩滔滔地为他们发声，许多人误以为他是一名社工。其实，他也是露宿群体一份子，在深水埗区断断续续露宿6年，对露宿者的处境有着切肤之痛，加上口才了得，偶尔会被小区组织协会（简称社协，或SOCO）邀请为露宿者在立法会或示威行动上「代言」。
「我不知道困难的日子会有多漫长，可能过埋听日就上楼，也可能要等到我离开人世，但我相信只要一个人不贬低自己，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你会有翻身的一日。」
嘉曦渴望「翻身」，更立志要做一名真正的社工，帮助弱势社群，但几年前患上精神病，却让他饱受社会的白眼，难以找到一份长工，几次租到棺材房、劏房后又因租金上涨、工作不稳而流落街头。尽管命运弄人，他直言最难受的，还是政府对露宿者赶尽杀绝的态度，「你（政府）要赶走我唔紧要，但你连听我们说话的机会也不允许，会否太绝情了？」
今天，他决定站出来，就是要换取一个被聆听的机会，向我们剖白自己的际遇、露宿者的辛酸，以及政府如何无理对待这班位处社会最底层的人，希望香港的露宿者问题能得到更多的关注。
「露宿不是我的个人选择」
「无人会想瞓街，很多人只是迫于无奈。」嘉曦斩钉截铁地说。
在2013年的立法会会议上，社会福利署助理署署长曾形容露宿街头是很多露宿者的「个人选择」，理由是「节省金钱」、「瞓街较为方便」、「不愿与他人同住」，一度惹来多间小区组织的反弹，指责这种说法等同推卸责任给露宿者，彷佛意味着不需要太多政策或援助的介入，露宿只是一已的喜好或是失败。
对于社署的说法，嘉曦感到被误解，因为他的半生命途坎坷——父母双亡、恶疾缠身，露宿绝不是由自己一手造成。而且，有别于上一个年代较常见的吸毒、酗酒、赌博型无家者，他属于新一代的经济型无家者，露宿的主因多数是失业、应付不了暴涨的租金，背后是一连串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如房屋短缺、经济不景、楼宇租金不断上升等。
「16岁时，父母突然过了身，房屋署便收回当时的公屋，因为当时未够18岁，政府便派福利署上门，问我想入住保良局，还是找一位亲戚作监护人同住，我选择了后者，与外婆同住。过了两年，外婆亦离开人世，房屋署又再次收番间公屋。」
「没办法，那时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怎样去加番个名在阿婆的公屋上，房屋署按『规则』要收番。」面对房屋署的无情，以及亲人的逐一离世，年纪尚轻的他伤痛之余，更感无助和孤独，在身无分文之下，他读完中三便辍学，省下升学的钱，出来打工养活自己，好让自己「有瓦遮头」。
学历低微的他，起初靠一把口搵饭食，当上了手表推销员，收入不错时还能租一房一厅的单位居住——直至他患上重病，失去工作能力。「大概是2010年中吧，肾脏、腰骨等问题涌现，每隔几天就要请病假，请不到假便变做part-time，但后来病到连freelance也应付不到，便沦落至失业、交不起租，要露宿街头。」他这辈子也不会忘记，人生第一次尝到被业主赶出街的苦头，是在2011年的农历新年前夕，那天家家户户都窝在家中吃团年饭，他却在冰冷的深水埗的街道上蹓跶至天亮，要到避寒中心「过大年」。
露宿诱发精神病　没有地址难找工作
16岁失去双亲、18岁失学、20岁失业，嘉曦无家可归，无依无靠，在漫长的孤独日子中，他患上了精神病，首次病发是在露宿后的两年，「当日我上社协找阿东（社协干事吴卫东），坐在大厅的椅子上，突然不断撞头埋墙，又拿剪刀自残，幸好阿东及时制止我，送我进医院急症室。」急症室将他的个案转介至精神科，被医生确诊为「思觉失调」，认为成长背景、露宿、失业都是病发原因。
然而，一日未摆脱露宿的困境，嘉曦的病情只会恶化下去——几个月后，他试过割脉自杀，再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及后在2015年年头，又曾失去控制及知觉，整晚在街上大叫大嚷、胡言乱语，演变成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至今仍要服用大量药物才能保持清醒。
沙田医院精神科医生严始立表示，露宿者精神病发的机率比平常人高，亦有精神分裂者因出现妄想、被害的症状而不敢回家，沦为露宿者，根据她在2015年做的香港无家者精神状况抽样研究，高达56%的露宿者都患有精神病，惟大部分没有「识病感」而延误诊治，嘉曦算是比较「自救」的一群，愿意自己求医。
嘉曦直言，最令他困扰的，不是病患本身，而是社会对精神病的歧视和不解。「找一百份工也没有回音！不知道是我诚实还是愚蠢，每次我都会向雇主坦言我有精神病，因为有时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便要覆诊一次，我点都要向他请假。不少雇主听罢都说：精神分裂会斩人喎！然后便叫我等消息。」「又有一次，我住在仁爱之家（露宿者临时收容中心），半夜大吵大闹，被宿友举报，修女误以为我吸毒，便将我赶出宿舍，说我会影响其他人，我不断跟她解释这是精神病，她也不相信。一个月的宿期，本来已经很短，但旁人的不信任，却令我连宿舍也住不到。」
他认为，精神病、露宿者是双重标签，让他们成为边缘中的边缘人，是求职的一大挑战，更难单靠自己力量脱贫。「求职申请表上地址一栏，我们又应该写什么呢？通洲街公园？深水埗某隧道？明爱医院急症室？你不能这样写吧，就唯有漏空，但雇主一定会追问，最后还是如实招来，份工便石沉大海。」他又表示，有些露宿者连手机号码也没有，或弄丢了身分证却没钱补领，根本无可能成功求职，但若他们要申请综援，每月都要参与强制性的自力更生计划，每两个星期应征两份工作，通常都会失败而回，原因不外乎上述几点，他希望雇主能更寛容地看待他们的难处，给他们一个起点去以工作摆脱露宿生活。
多次上楼仍不敌贵租    陷入「再露宿」循环
有些人以为露宿者意志消沉，甘愿一世瞓街，没有向上流的动力，但根据城市大学联同四个小区组织、其他四家大学合办的《2015年全港无家者人口统计行动》显示，在全港1614名露宿者中，有近六成（58%）露宿者曾在露宿期间成功重新「上楼」居住，但达五成（52%) 人最终仍是敌不过租金无止境上升，无钱交租，又或交了租就无钱生活，惟有弃租、瞓街，露宿的恶梦犹如「永劫回归」——平均每人「再露宿」的次数为4.18次，情况令人哗然。
以嘉曦为例，在露宿期间，即使周身病痛仍坚持自力更生，精神状况较稳定时，便到处找一些散工做，如搬运、建筑、清洁等，以负担日常的基本生活开支，「只要是能力做到，及不犯法，我都会照做。但只会选择在深水埗区工作，连交通费也省下。」每个月数千元的微薄薪金，让他由2011年年头至今，上过五、六次楼，睡过三十呎的木板隔间房，也睡过只容下一个身位的棺材房，但还是摆脱不了交不起租的宿命，一间木板隔间房今个月2500元，下个月可跃升至3000元，他宁愿省下租金，换来一日两餐。
嘉曦表示，这是香港欠缺租务管制的荒谬。「在尚有租务管制的年代，业主不能胡乱加租（每两年一次的加租，幅度亦不得超过三成），或随意踢人走（若租客愿意缴交市值租金，业主必须同意续租），较能够保障租客的权益，但1998年政府取消管制后，私楼租金疯狂飙升，业主见到有新客比你更付得起钱，就可踢走你。」
他说，本来租客可以透过地产代理商找业主签订具法律效力的《标准租约》，在一年「生约」内可不被加租，但实际上，他身边的露宿或基层朋友连代理费也没能力缴付，只在街边招贴、报纸广告上找单位，这些不受《租约》保障的租客只能「睇业主眼色做人」，既没有议价能力，也承受随时被新客取代的压力。
针对租金暴升的情况，小区组织协会干事吴卫东建议政府恢复租务管制，减低基层市民因交不起租而露宿的机率。在2016年2月社协提交立法会扶贫委员会的意见书中，社协建议政府若能重订管制，应限制租金升幅在两年内不能超过18%，并指出1998年撤销租金管制是缘于金融风暴，当年是为了减少市场干预，刺激经济增长，但今天本港经济已回复炽热，物业炒卖令楼价及租金屡创巅峰，受罪的只是基层市民。
「拿了综援也要照旧露宿」   四成露宿者拒领综援      
即使租金、物价如此高昂，嘉曦坚持如非「死到临头」也不领取综援，在长达6年的露宿生涯中，他只领过两次，每次只维持数个月。「我有想过拿综援，但每次入到门口，白眼太多，还是却步了。我这么年轻，实在不好意思与老弱妇孺去争福利。」「但有两次，我病到任何工作也做不来，身上一蚊都无，惟有硬着头皮去领取，然而一找到工作，我便会放弃份福利。」说穿了，露宿者也是人，不想伸手向政府讨钱，也是为了面子和骨气。
社协干事吴卫东说，本港约有四成露宿者如嘉曦一样，他们没有申领综援，只靠低收入工作、拾荒维生，宁可自食其力。「其余的六成人即使领取了综援，也不代表交到租，因为现时单人的租金津贴只有1700多元，但一间无窗棺材房的平均价格也要1800-2000元，额外金钱补贴不了，还是要露宿。」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政策研究及倡议主任黄慧贤就表示，这种「超租津」（租金超过津贴金额）的情况在香港十分普遍，占所有一人综援户的54%，主因是香港的房屋租金不断上升，出现劏房「豪宅化」的现象，加上旧区重建，新楼落成或修缉过后租金亦会提高，基层市民成为最终受害者，即使有拿综援补贴生计，也宁愿睡在货柜车内、天桥底，省下租金及家具费用。
家庭破裂碍申请公屋　轮候及申请过程「非人化」
综援不够租、私楼租不起，这些都是私人租务市场的「死症」，因此嘉曦认为政府能协助露宿者彻底摆脱街头生活的唯一正途，还是让他们早日入住公屋，但对他来说，这竟然又是一条死胡同。「刚开始露宿时，我有尝试申请公屋，但等了几个月，都等不到一张蓝卡，即排公屋的编号筹。」没想到，房屋署最终否决了他的申请，他连一张公屋的入场劵也拿不到。
直至房屋署通知，嘉曦才发现，原来小时候与父母同住的沙田公屋单位名册上有他的名字，因此房屋署以「享用过政府的房屋福利」的理由拒绝他的申请，但当他要求进行除名手续时，结果又是失败而回。「由于父母死后没有留下房屋证，当年外婆也没有为他们申请死亡证，加上年代久远，难以追溯10几年前的事情，房屋署表示无法为我进行除名手续，终身都不能再入住公屋。」
「我不断跟他（房屋署专员）说，不是啊！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只有16岁，根本无法继承该单位，又不懂什么除名的手续，更莫说申请死亡证，我外婆执汽水罐、执纸皮，对这些也一晓不通。但房屋署的人却表示，我一日交不出相关文件证明他们的死，一日都无法申请公屋。」
嘉曦无奈地表示，很多无家者的背景都是家庭破裂，引起一连串的「技术性」问题，例如有些人尚未与分开已久的配偶办离婚手续，有些人与父母分居、离家出走多年未曾除名，都窒碍了公屋的申请进度及机会——家庭、婚姻的问题，突然变成各种申请过程中的限制，他质疑为何政府不能更「人性化」地处理社福事宜。
社协干事吴卫东补充说，处理这些特别情况涉及繁复程序，包括申请法援、上庭、见律师、社工转介，动辄花费经年，某些露宿的长者有机会等不到公屋就过身。他又指，大部分露宿者是单身人士，排在公屋大军的队尾，而每年单身人士编配单位只有约2000个，但总轮候人数达14万人，无数人等了十年廿载也未上到楼，「假设一个人今年30年岁，根据非长者单身人士计分制，由146分开始排到58岁才能排到standard入屋的400多分，要等足28年。」
政府四处驱赶成游牧民族    宿舍起在垃圾站上面感侮辱      
除了公屋以外，其实香港有四间免费临时收容中心，能够暂缓露宿者的住屋需求，包括救济会自负盈亏的湾仔、油麻地、深水埗区的露宿者之家，以及天主教仁爱传教修女会自资的仁爱之家，但吴卫东批评，这些宿舍的住宿期过短，为期1至3个月，许多露宿者尚未找到工作维生就要退宿，变相要「再露宿」。
嘉曦曾住在露宿者之家及仁爱之家，他表示宿位严重不足，以露宿者之家为例，深水埗区的露宿者达几百人，但该区床位只有70个，晚上经常爆满。另外，夏天时露宿者之家的环境较恶劣，木虱为患，且没有冷气，70多个人聚居在一起，感觉局促亦易生争执。然而，他认为有宿舍住「起码叫有瓦遮头，较瞓街有安全感」，故建议政府应资助这些机构扩建宿位。
最令他不满的，是三间露宿者之家兴建在垃圾站、公厕上面，卫生环境恶劣，令他感到侮辱，「我不介意闻臭味，但如果政府当我们是人，为何把我们摆在垃圾一堆？」事实上，在2013年，政府曾为了扩建油麻地戏院二期，而提出重置上海街的露宿者之家，却没有借重置契机纾缓宿位的紧张，而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提案仍然是把垃圾站与宿舍放在一起。
嘉曦说，某些露宿者不介意没有宿位，但最基本的需求是以隐蔽的方式生存，例如住在天桥底、隧道等，以不影响到街坊为主，又可以收埋自己。但随着近年食环署的驱赶、洒水行动愈来愈多，他们惨被「愈赶愈出」，赶到一些比较「明目张胆」的地方，如街道旁、店铺门前，容易惹来街坊投诉环境及卫生问题，令食环署又有更多的理由驱赶。
更甚的是，这只会令街头上的「游牧民族」愈来愈多。「露宿者分成两种，一种是居住在固定地点，周围有配套设施如公厕、凉亭等，这些人通常用木板搭屋，并形成一角部落群居；另一种是游牧民族，他们通常独来独往，身上只有少量的行李，去到边就瞓到边。前一种露宿者能维持仅有的人际网络，遇事如财物被偷时能互相照应，但随着政府的驱赶次数增加，愈来愈多露宿者成为游牧民族，变相社工较难接触到他们，生活更形动荡及孤立无援。」
他认为，政府根本无心解决露宿者的社会问题，不是以协助他们脱离街头生活为目标，而是把他们赶出大众的视线范围，本来无家可归已经够悲凉，但现时在街道上的最后生存空间也被扼杀。「政府从来没有专责部门处理露宿者问题，只是把一切责任外判给NGO，而社署的登记露宿者人数只有800多人，远低于民间调查的1600多人，连人数也掌握得不准确，针对性的援助又何从谈起？还有，政府平日的行动只有三招：清洁、行政手段驱赶及落铁马，有不少露宿朋友都感到很委屈，在他们眼中，我们好像与老鼠、蟑螂同等地位。」
（来源：关键评论https://hk.thenewslens.com/article/60075  2017/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