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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共假选举恐惧真选举

    (编者按:中共面对美国大选草木皆兵,严控异议人士参加大使馆选举观看,禁止异议人士公开谈论美国大选,这充分暴露了中共几十年来在大陆实施欺世盗名的假选举,而惧怕国民了解追求真选举的实质。中共面对选举的恐惧心里就如妖怪面对照妖镜,恨与怕使它必欲毁之而后安,这就是中共毁灭香港,并不失一切代价要毁灭台湾的根本原因。看看中共对台湾选举的痛恨及将香港选举中共虚假化,结合中共在大陆选举中的种种丑行,便不难看清中共虚假选举的极权本性。)


    一、美国大选,中共草木皆兵

    据新庸人报道,2024年11月07日,美国大选之日,美驻华使馆邀请中国民众观看选举情况,而中共当局却草木皆兵,多地异议人士被监控威胁,禁止他们公开谈论美国大选。

    美国驻华使馆微信公众号发出通知,邀请中国民众11月6日早上8:30–12:00在北京美国中心观看大选选举情况。

    这则通知令中共当局十分紧张,对全国各地的异议人士进行监控和威胁。大陆知名异议人士高瑜11月5日在海外X平台发帖文说,「因为美国大使馆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帖子,北京不少人今天下午至明天上午,被限制自由。」

    武汉一位异议人士向新唐人证实,当地国保警察和社区人员两次打电话询问他是否在家,并上门警告他不要在网上或者线下公开讨论美国大选。

    另一位中国民主人士也证实,官方禁止他谈论美国大选。

    旅美时事评论人士王赫表示,中共害怕民众谈论美国大选主要有两个因素。

    旅美时事评论人士王赫:「第一中共是非常心虚,它知道什么事情都怕对比,美国人可以自由的选举总统,中国人连个乡长、村长都不能选,这么大的悬殊。美国大使馆要求中国人到美国大使馆去看那个什么大选,所以中共就觉得自己颜面扫地,所以内心的虚弱感就非常的强烈。」

    王赫认为,第二个原因是中共政权摇摇欲坠,所以它对什么事情都严防死守,这是一个政权在崩溃之前的必然表现。

    王赫:「像美国大选这个全球关注的事情,中共一方面在国内散布大量的言论,说美国大选什么虚假、怎么丑陋,但是又不准老百姓去评论,只能天天看它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导,对民众进行误导。那个美国大选就是使中共那种草木皆兵的心态,充分暴露出来。」

    虽然中共严厉禁止,但未能阻止中国人对美国大选的关注。化名李智的湖北民众告诉新唐人:「谁当美国总统都行,哪个总统支持灭土匪(共匪)我个人都支持,现在二党不论谁上灭土匪(共匪)都是必须的。」


    二、中共惧怕台湾选举

    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已经结束,中共反对的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胜选。

    赖清德胜选后,美国、日本、菲律宾、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新加坡、捷克、澳大利亚等超过50个国家的政要纷纷表示祝贺。

    中共则气急败坏,又是“严正交涉”,又是“强烈反对”,其恐惧心理有目共睹。

    中共为何惧怕台湾选举可能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台湾民主选举,中共成最大输家。

    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中共进行了全方位干预,包括:习近平与国台办隔空喊话,中共火箭飞越台湾上空,在东海搞军事演习,军机、军舰、气球持续扰台,力促蓝(国民党)白(民众党)合作,动用国安调查富士康逼退郭台铭,邀请台湾政客访问中国大陆,加大经济胁迫力度,为台湾政客提供竞选资金,利用网络实施认知战等。
    但是,中共的所有干预,最后以失败告终。

    2020年,台湾进行了四场民主投票:总统选举、立法会选举、罢免高雄市长、选举高雄新市长。

    中共也是全方位干预,全都以失败告终。中共反对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以817万的破历史纪录的高票连任。

    2016年、2020年、2024年,中共反对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已连续三届当选,中共则三连输。

    第二,台湾能搞民主选举,但中共不能搞民主选举。

    自从1996年台湾实行总统直选以来,已进行八次总统直选。台湾的民主选举制度日趋成熟。

    台湾的民主选举制度的成熟表现在:总统候选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者三个;候选人有竞选,必须想方设法得到选民的支持;选民有选择的自由;选举过程有严格的监督。

    以投票开票为例。2024年的台湾大选,共设立1万7795个“投开票所”,每个“投开票所”设有1位主任管理员、1位主任监察员、最少8位的管理员、2~3位监察员。

    管理员由公教人员担任,监察员由各政党推荐,各“投开票所”的监察员不得全属同一政党。各个政党、各个媒体都可派人至“投开票所”,自行回报开票及统计结果,均可验证中选会的计票结果。

    平均每个“投开票所”处理大约850个选民的选票。每个台湾籍的选民,必须带本人身份证、印章和选票,到“投开票所”投票。

    在工作人员查验完选民身份后,投票、点票、唱票、监票、计票,全部公开。在投票当天傍晚的4小时内,工作人员可完成计票。

    台湾大选采用的是纸质选票、手工计票、当天开票。大约19万工作人员为1900万选民计票。

    台湾没有缺席投票、提前投票、代理投票、电子投票等,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选举舞弊。

    由于台湾的民主选举制度的设计公开、公平、公正,选举结束后,胜选者堂堂正正宣布胜选;败选者明明白白承认败选,并向胜选者表示祝贺;台湾岛内民众普遍接受选举结果;认同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国家普遍接受选举结果。

    台湾为什么能搞民主选举呢?因为台湾是认同普世价值的,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等,也包括认真、诚信、自律、利他等,具备这些价值观,就能够搞民主选举,就能不断完善民主选举。

    中共当政75年,搞的是一党极权,党垄断权力,垄断经济,垄断“真理”。

    中共的极权靠什么维持呢?靠“枪杆子”(军队)、“刀把子”(专政机器)的高压和笔杆子(宣传机器)的欺骗来维持。

    极权与民主是水火不相容的。中共搞极权统治,就不可能搞民主选举。

    第三,台湾人能搞民主选举,大陆人也能搞民主选举,果真这样,中共将垮台。

    因为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中共只代表极少数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权贵家族。

    一旦中国人民像台湾人民一样搞公开、公平、公正的民主选举,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中共老爷们,全部都将被选下去,中共政权肯定会迅速解体。

    台湾自由民主的好与中共专制极权的坏,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

    这一比,中共确实受不了,只好对台湾以文攻武吓折腾之,并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满世界“严正交涉”与“强烈反对”了。

    三、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

    选举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正象熊彼特对于民主的经典定义所说的,“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亨廷敦进一步认为,在所谓的“第三波”民主浪潮中,判断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唯一标准就是,看那里是否“公正、诚实、周期性”以及竞争性地通过全民选举而产生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同样,达尔在列举多元民主的七项制度要件时,首先囊括的四项都是有关选举和选举权的要素,而且,事实上他所讨论的其他三项即表达自由、信息多元与结社自主,也可被看作是保障选举制度有效运作的条件。一句话,没有选举则没有民主。

    这种有选举而不民主的现象,即“假选举而无民主”的情况主要出现在共产主义国家。这些国家表面上普遍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利,也周期性地实行多种选举,但这些选举却事实上并不具备“由选民选择政治领导人”的意义。毛时代的中国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那里,从字面上的选举到真实的选举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政治鸿沟。

    中共通过所谓的“规定选举方针”、“戴帽”、“酝酿”、预选、“做工作”、等额选举、禁止竞选等一系列程序设计,形成了其独特的选举制度和运作方式。其要意就是,在原则上承认有选举的必要,而同时在实践中则设法削弱直至消灭选举的实际功能,从而把选举空洞化、虚假化。中共的许多其他措施也会使选举虚假化,如上级随意调动经地方选举产生的领导人,限制选举本身的适用范围等,受篇幅所限,这里只好略而不述。

    总而言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共的选举实质就是,一方面,选举在原则上对中共而言已经成为相当负面的制度;另一方面,虽然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有一定覆盖面的选举,但这些选举已形同虚设、名存实亡,几乎毫无其本来的意义了。需要强调的是,毛时代在选举方面遗留的传统,并不仅仅是一般地无视选举;更要害的是,通过种种相当精致的程序设计,形成了一套颇为独特的选举制度,即把政治参与变成了政治动员,把用来让选举人自下而上地表达意愿的制度设计,变成了自上而下地、让选举人为领导意图背书的形式,从而阉割了选举的民主灵魂。


    三、台湾与大陆真假选举一目了然

    2020年1月11日,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大选中以59%的极优票数成功连任总统,创下了台湾史上的历史新高。反观大陆最近一次领导人选举,习近平的支持率竟高达100%。这就意味着从法理层面上来说,全国14亿人民没有一个不是习近平的支持者,习近平在14亿人民中“全票通过”。而在这个荒诞的数字背后,很显然,其合理性和客观性存在着大量人为操作的成分。但究其整个流程,其选举又是在法理的基础下完成的。是什么导致了选举过程中的人大代表放弃自己的真实思想?又是什么导致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普遍失声?这就需要从共党是如何操纵“选举”的来分析。


    四、香港的假选举

    真正的民主选举,投票前夕必可看到候选人把握最后一分钟游街造势、告急拉票,投票当天则不缺排队投票的选民。但昨天的香港什么也没有,选举结果早已预定,选举人由大陆上的中国政府挑选,市民只能一边凉快。

    2017年民调显示,公务员出身的林郑月娥不受香港市民欢迎,却被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为特首,显见北京有能力影响选委会,并决意扶持効忠中央者上位。在过去15个月当中,北京迫使香港法院剥夺两名主张港独的立法会议员当选资格,并有出版禁书的香港书商和知名富豪疑遭大陆特务绑回内地,令人对香港自治地位更加忧心。

    主权移交20年后,北京仍未履行开放特区普选的承诺。此次北京再度赏来耳光,早已不抱幻想的香港市民只能无奈嘲讽。一群艺术家直播市民溜狗,搭公车、吃点心──就是没人在投票。另一群则拿卷筒厠纸──林郑曾说不知何处买厠纸──掷向代表中央政府的中联办。


    五、北京的假选举

    中共在中国实行独裁统治,妇孺皆知,可其却非要伪装成民主的样子,搞假选举。

    中共所谓选举均乃“赵家”掌控,目的就是维护“赵家”的统治。2016年9月爆出辽宁人大贿选案,即使是“赵家”操纵的选举,也还是被“不争气”的官员们给腐败了。此案说明,独裁就是独裁,假选举就是假选举;唯有假选举,才能出这样的丑闻。

    2015年德媒报道11月15号,在中国政府的组织安排下,一些西方媒体参观了在北京举行的五年一次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据中国官方媒体宣称,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层选举。

    这些记者乘坐一辆小面包车,到东城区参观一个基层的选举。这个选区的负责人王慧(Wang Hui)介绍了选区的情况。选区大约有三千六百选民,四个候选人中选三个。报道特别指出,这四个候选人都是共产党政府指定的。他们在选站看到的是记者多于投票人,投票人几乎都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在票上匆匆打了叉就走。一位老年妇女对记者说,她画了三个人,但是并不认识他们是谁,一位老年男子则说,对中国现在的形势来说,这样的的民主形式很适合。

    报道说,如果你想采访不是政府指定的、独立的候选人,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为此报道具体介绍了西城区的一位独立候选人叶静欢(Ye Jinghuan)。她试图上到候选人名单,根据法律规定有十个人提名就可以,但是,如果有人敢于不经过政府同意而签署提名她,就要面临巨大的被迫害的恐惧;其二,她得到了十个人的支持,但是依然无法上到名单。叶静欢说,基本上所有的独立候选人都受到严密的监视。从十月底以来,他们所有的活动都被监视控制,根本不可能向选民介绍自己的想法。报道同时也介绍了另外一位独立候选人刘慧珍受到的严密监控。为此,该报道说,一个独立候选人在一党统治下中国参与选举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法律对此规定很清楚,他们有权,但是在独裁专制的制度下,没有一条法律是可以运用到实践中去。

    为此,德国媒体在报道中总结说:这个中国所说的所谓自由选举就是这么运转的。绝对的监视控制一直到最基层,政府害怕有不一样想法的人,甚至到每一个角落。这是一个事先就决定好结果的选举。


    六、中共操纵选举

    共党操控选举的思路不过于两条。其一在于架空宪法,全面垄断对法律的解释与改造权;其二通过压抑民主的职能,以任命代替实质上的选举。人民在其中只起到了一个名义的作用,使共党得以假托人民的名义来实施其自身的专制。故而,在民主生态如此恶劣的独裁政体中,习奥塞斯库取得全票便也在情理之中了。

    现世的中国,正处于事实上的大独裁时代。选举只是一个缩影,真正的问题在制度本身。一棵树如果其根基已经腐朽,纵其林冠再茂盛,也终究会轰然倒塌。

    一、指令化选举和选民排挤计划

    “党介入人大工作的各个环节,从而实现对人大的有效领导”“人大代表的选举程序一般都包括若干环节,在每个环节我们都会看到党的身影”

    开篇就指出了共党的工作对民主选举的渗透和定向作用,而非民众自发的“真普选”。当一个党派全程干预民众选举的时候,其结果已经可想而知。作为一本内部政治学教材,可见这本书确实很有勇气。自2019年甘肃焚书事件发生后,笔者就认为此书应该会在再版的时候限制销售,加之此书瞎说了太多大实话(本书对宣传系统、网络控评、新闻煽动方面的介绍是最大的亮点,深刻的介绍了目前习禁评同志对舆论的管控规范),想要购买的同学可以抓紧时间了。

    “候选人的提名方式有两种:一是由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二是由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为了确保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提名的候选人能够顺利当选,各地采取过各种办法。例如,以工作方便为由大量采用组织提名的方式,或者采用所谓的‘带帽’代表的做法,即由选举委员会将这些代表候选人的名单分配到某一选区。如果这名候选人能够顺利当选为代表,则选举工作顺利完成。如果这名候选人不能顺利当选为代表,则该候选人的名额由选举委员会收回,并不能由其他候选人占用这个名额,这实际上将差额选举变成了等额选举。”

    事实上,在共党的干预下,真正的基层百姓几乎不能当选代表,从提名到选举处处受到共党的挤压。即使有人侥幸当选,在后续选举中也会受到政党指定人选的排挤。通过等级森严的五级选举,共党基本上可以将普通民众完全排除在体制之外。因此,越高等级的选举,其共党钦点的成分就越纯粹,以至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有代表都是共党指定的了。这就使选举变成了一个幌子,真正从源头上杜绝了民主选举的发生,从而让一个独裁政党能在“选举”的形式下存在将近百年。

    “很多候选人看似选民或代表联名提名,实质上是组织提名”

    在选民提名的人数中,共党又安插了一些实质上是政党钦点的“选民代表”,从而更加削弱了选举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有时共党甚至故意会放所谓“选民代表”当选,从而体现其代表结构的“多元性”。

    二、以任命为核心的官员选举

    “按照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有人事任免权。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在党管干部原则的指导下,这些职位都是由同级党委进行考察并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人选。‘推荐的人选确定之后,人大党组应该努力做好工作,使党的决定得到实现,并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本段的最后一句话引自《江泽民文选》。不得不说,江泽民在控场和愚民方面真的别有一番天赋。原书在这个地方是有一张图的,鉴于贴图不便,笔者在这里简单总结一下选举的流程。首先,党委组织部对官员进行推荐,并在党内讨论。在吸收党内意见、形成最终人选后,实现将结果通知给人大,然后交付人大操作选举过程,最终使选定的官员得以上任。整个过程中,民众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参与,名义上的选举最终成为了实质上的任命。


    七、共党是如何削弱民主监督的?

    “按照宪法,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和法律的执行情况。但实际上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往往受到制度上的约束,因为党委事实上是大多数政策的制定者。”“人大常委会很难对同级党委的决策进行监督,最多只能监督决策的执行情况。即便是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往往也会遇到障碍。因为行政首长很容易将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分歧提交到党委层面上来解决,并利用自己在党内的优势地位弱化来自人大常委会的监督。”

    对于监督,共党一向是比较避讳将自己的问题交付给政府审议的。就算抛开政治问题不谈,历史证明,作为极权国家的红色中国,其中的贪腐问题也完全不亚于民主国家,这也是中共最早实现超英赶美的一大“政绩”。然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油水差”观念和官官相护的风气,未被发现的贪腐要远远多于已被查办的先例,致使人民的财产大量流失。即使前些年所谓的“打虎拍蝇”运动,也多是以政治斗争为主。在这个过程中,共党内部的审查几乎占据了政治监督的全部,真正由人民参与的监督实质上已名存实亡。


    八、中共无效立法:两个步骤与一个授权

    “第一,审定立法规划。立法权属于人大,但立法的规划是以党在不同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指导的……人大的立法规划只有由人大常委会党组报送同级或上一级党组审查批准后才能执行”

    该手段提供了共党对法律的绝对否决权,架空了人大对立法的主导地位。故而在中国大陆范围内,法律完全起不到对共党的制衡和约束作用。历史证明,相当一部分通过多数人认可的法案(譬如1997年的《监督法》),都在共产党的直接干预下化成了一张废纸。

    “第二,将党的政策以立法建议的形式提出来,形成法律或法规的草案”

    该手段提供了共党对法律的自主制定权,实质上垄断了各级政府对法律的控制,使法律真正沦为了共党的一家之言。至此,共党完全将“民主立法”变成了“党内立法”,人大的立法权形同虚设。

    “全国人大对国务院的授权没有解决好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授权的条件和限制是什么?二是如何对已授权的权力进行监控。根据国外的经验,授权立法必须有明确的授权范围,只可单向性授权,不得实行综合性授权。以此观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几次对国务院和地方的授权都问题颇多”

    在人大向国务院授权时,其内容和条目往往是模糊的、不确切的。很多越权行为都没有明确的定义。这就导致共党在国务院内大权独揽,使授权过程趋于形式化。最终将使人民的权力一削再削,直至在政府中彻底消除。

    中共通过立法由党定,剥夺人民的一切权利,使监督完全缺失,进而用虚假选举来欺骗世界,愚弄民众,从而达成极权统治奴役人民以至千秋稳固的目的。

    详情请参看:

    1、美國大選中共草木皆兵禁止民眾談論

    https://is.gd/TD12Jv

    2、美国大选:中国低调严控舆论,避免表露任何倾向性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4/11/04/125854884.html

    3、中国如何严格控管美国大选信息?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meiti/jt-11022020104958.html

    4、聿文视界:中共对美制度战:把美国选举塑造成“美式民主的失败”

    https://is.gd/3v23hw

    5、中共为何惧怕台湾的民主选举?

    https://is.gd/4Qoqkl

    6、美国大选中国“假”选

    https://p.dw.com/p/16e5s

    7、两点心:“赵家”的伪选举

    https://minzhuzhongguo.org/default.php?id=69042

    8、中国“伪选举”:没有搅局者,只有庄严的投票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61116/beijing-china-local-elections/

    9、中国大陆的选举制度及其变革

    https://is.gd/ApKM7T

    10、中共假民主選舉制度淪擺設

    https://ynews.page.link/EHHE

    11、德媒,中国在一党统治下的选举是伪选举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gr-11302016100103.html

    12、习近平投票选代表独立候选人遭打压

    https://www.voachinese.com/a/xijinping-indepedence-voters-20161115/3597412.html

    13、中国基层人大选举独立候选人屡遭打压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politic-20161116/3598062.html

    14、中共自制选举闹剧镇压不能摆平社会危机

    https://chinaworker.info/zh-hans/2021/12/17/31292/

    15、中國大陸選舉體制面面觀

    https://is.gd/BNmyhU

    16、绝对傀儡:共党是如何操纵选举的?(读书笔记)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12369

    17、香港的假选举

    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17/03/27/301669

  •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疑似精神病人?

     如果精神病人继续在正常人的人际社会里搅和,将会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
       日前,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陈仲伟主任被一名疑似精神病人袭击,不幸遇难。据报道,陈医生此前曾多次受到这位疑似病人的骚扰并报警,但惨剧仍然发生。为何这样的病人得不到收治?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疑似精神病人?
      精神病送医难、收治难
      陈仲伟医生的死,缘于一颗几十年前的烤瓷牙变色——这比那些单纯的“病人伤医”事件更令人震惊。如果是跟具有正常思维的患者发生矛盾,悲剧似乎还有可能避免。大不了,“孩子学医打断腿”也算个出路。但这次的凶手显然已经不正常。今天他可以对医生下手,明天就可能是老师、同事、邻居、陌生人,谁能躲得过?这种人似乎完全无法用理智沟通,无法预测,自然也无从防范。我们很难有办法将他们彻底隔离到外太空。也许有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怪人”找上门,认定跟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你毫无头绪,但他不依不饶,就是缠上你了。你怎么办?
      现实生活中,当你给医生打电话说有一位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时候,精神科医生不会像在电影中那样抬着担架跑过来,一拥而上把“病人”按倒,注射一针安定,再把他扛上担架抬走,此后就让他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这是劫匪,不是医生。何况人家还搞不清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病人”——总得诊断之后才能确定。
      另外,作为病人家属很可能也不情愿带“病人”就医。一方面,看病还要排队花钱,另一方面,讳疾忌医是人类的天性。万一真的被诊断出“精神病”,不好听不说,现在精神医学也没那么发达,诊断出来了也不一定能治好,往往就是隔离。万一医生要把他长期“关”在医院里,作为亲人又于心何忍?现在在外面过得也挺好,就让他在外面吧。大不了就是多去派出所赔礼说说好话。
      很多针对疑似病人的这种投诉,就这样不了了之。
    尴尬的现状
      事实上,精神病性障碍作为一类诊断,有一点其它疾病都不具备的特殊性,叫做 “自知力障碍”,是说精神病患者缺乏对自身精神病态的认识和批判能力,否认自己有病,拒绝治疗,这也往往被看作病情严重的标志。
      这个特点导致了这样一个怪圈,“我越不认为自己有病,说明我病得越重”。这不仅仅是一个精神病人接受“精神病”时的障碍,也是一个非精神病人拒绝“被精神病”的障碍,因为否认就等于承认。“我没有病!”的呼声越大,对你的怀疑反而越确凿。因此从一开始就需要小心鉴别,让没病的人不至于被当成有病,避免那些本不该接受的治疗,这件事和“让有病的人接受治疗”同样重要,甚至也许是更重要。国外有研究,实验者冒充精神分裂症患者住院,尽管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了解如何“自证清白”,但他们最后几乎还是难以逃脱。
      精神病性障碍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 谁也说不清他们会做出怎样的事。因此,病人可能成为公共安全的巨大隐患——假如真的做了什么倒还好,因为《精神卫生法》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这说明,如果他的行为真的越过边界,证明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公安机关可以强制送医。只可惜, 我们常常不能提前证明这种危险。
      最怕的不是贼偷,而是贼惦记。
      就像陈仲伟医生的悲剧。如果疑似精神病人对他先动了手,或者威胁“我要杀了你”,警察不可能无动于衷,否则就是他们的失职。但如果对方只是说你没把我的牙治好,我要索赔,难道能以“危害安全”为由逼他去住院?
      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就没有绝对安全的净土。
    有病,到底要怎么“治”?
      每当讨论到“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疑似精神病人”时,一种常见的思路就是 寄希望于精神病院,期待医院成为收容精神病人的机构——或者干脆把“收容”换成“关押”也好。只要是精神病人,最好就一辈子锁在医院里,不要出院危害正常社会秩序,仿佛是一座为他们量身定做的终身监狱。但如果真的那么做, 且不说医院会不会爆满,且不说算不算反人类,首先那不是医院应该做的事。医院只是医院,是一个治病的机构。
      “病人”的意思,据说就是“痛苦的人”。一个人得了感冒,没有人会强制他看医生,如果他承受不了痛苦,他就会主动去医院交钱,挂号,诊断,开药。精神病的特殊性,在于他们自己往往不自知痛苦,而别人痛苦。在别人想要“请”他治病的时候,就很难与传统观念里“治病”的概念发生呼应。
      同样说“病”,我们却在混淆两种不同的认知。每当被疑似病人伤害的人对医院说:“他有病”。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在于: 我的人身安全被这个人威胁了,我希望你们对他的行为进行限制——这是在公共安全管理的层面说话。而疑似病人(或家属)则是在医学的层面说话,他们说:“我没病”,这样就可以拒绝就医。背后的意思是: 我们并不痛苦,不需要医学的帮助。
      统一这两种认知的前提是,疑似病人(或家属)认同“病”是一种“痛苦”,只要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只有这种情况——他们就会主动寻求医学的帮助。在精神病的领域,有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就是司法精神病鉴定。因为精神病人不用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
      不管这方面理论和实践有多少争议,一旦犯下罪行,犯罪嫌疑人(或家属)会想方设法地求一张“精神病性障碍”的标签,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时候他们面临着真实的痛苦,并非生理或精神上的切肤之痛,而是由人际互动的规则导致的惩罚:他的行为伤害了别人,他(或家属)必须为这种(疑似病理性的)行为付出代价。
      此种痛苦,某种意义上可以被医学——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救助,也就是说,免除一部分的责任,这种情况他们自然会翘首以盼。
      我们唯一发动病人(或家属)接受治疗的途径就在于此。让他们理解:如果他继续在正常人的人际社会里搅和,将会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惟其如此,他们才会认识到医院并非限制人身自由的囹圄,反倒是当前唯一宜居的福地。“此病不愈,寸步难行”。换句话说,限制其自由不应依赖于医院或医生,而在于正常社会中,每一个人,每一次互动,每一条规则对其言行的反馈。
    尊重规则,保护自己
      在接受为“病人”提供的诊疗之前, 任何人都需要活在准则之下。这些准则有时会写在纸上,更多时候则落实在我们的言行中。简言之,就是做这件事,有这件事的反馈:做错事要道歉,造成损失要补偿,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愿赌服输。无论情愿与否,必须为自己的一言一行买单。
      这是所有人都能放心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基石。一个人总是破坏别人财物,就算他不自知,他的家人总要赔钱。赔得多了,自然就会需要医生治病。但如果苦主们都是高风亮节的君子,笑一笑:“算了,他可能就是有病嘛”, 这种看似宽广的胸怀,恐怕耽误病人自己。
      我有点担心,陈仲伟医生的悲剧,最终留给这个社会的影响,就是“正常人”在给予正当反馈时更加畏畏缩缩,为“病人”预留出更大的特权。人们也许会更倾向于逃避:“精神病人太危险,看见就要躲着走”,打不得,骂不得,惹不起,躲得起…… 因为可能是“病人”,一小部分人的言行失范,会让大部分人都选择视而不见,姑息纵容(同时不切实际地许愿,期望警察或医院把这些人管好)。某种意义上,这是在为这部分人制造一片横行无忌的真空。受到了这样的鼓励,无论这些人是否真的“有病”,他们的行为常常会不断恶化升级。
      对于一般人来说,保障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遵照正常人的行为规则,保证每个人对我做的事都会得到应有的结果。哪怕他投诉几十年前的牙变了色,只要是一份投诉,我就认真受理这个投诉,一份投诉就应该得到投诉应有的结果。而在投诉之外,如果我的名誉被诋毁,或者我的权利被妨碍,我也必须追责到底。
      一个人为其言行承担了后果,才能约束言行的边界。无论“病人”与否,只要活在医院外的世界,这一点都是一样的。
    (来源:果壳网http://www.bkweek.com/a/lanmu/xinlikafei/2016/0525/4960.html 2016-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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