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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香港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上法庭就支联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初级侦讯进行答辩。邹幸彤掷地有声的证词被香港本地媒体明报、东方日报以及独立传媒等网络媒体以及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等广为传播，赞者誉为她无愧为梅艳芳后被大众认可的又一个“香港女儿”。

现年37岁的邹幸彤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回到香港投身人权事业，先后担任支联会副主席、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部理事、独立中文笔会理事等职务，并作为大律师参与了郭永健港铁示威案件、冯敬恩围堵港大校委会案等众多人权案子。在2020年7月1日国安法在香港实施后，面对滥抓滥捕、媒体关停、团体解散、公民社会瓦解的白色恐怖，民主运动陷入低潮之际，她挺身而出，决不妥协，因而成为抗争者的代表人物，也遭到了决心消灭香港一切抗争力量的中共当局的忌恨，在2021年12月和2022年1月先后两次判刑共1年10个月，同时还指控煽颠罪以及拒交资料罪正在审讯中。

2021年邹幸彤在被捕前接受英国BBC中文访问的时候被问到，知不知道自己的做法和立场可能令她承受更多刑责，她回应指知道，但“为争取民主付出代价，我愿意”，“这就是香港现在的状态，你要在专政之下争取民主，被捕是不可避免的，要来就来吧。”

邹幸彤已成为香港民主运动的象征性人物，先后在2021年12月4日获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第35届杰出民主人士奖以及12月10日获独立中文笔会林昭纪念奖。她的“你们的恐吓到我们为止。我们不会帮你们散播这种恐惧”成为香港民间社会广为流传的名言。

在9月2日被控煽颠罪的初级侦讯法庭上，邹幸彤回顾了她从小学开始跟随母亲参与维园烛光集会，反映了支联会对香港这座城市的影响，维园内的气氛最触动童年的邹幸彤，她在庭上形容：“我第一次感受到那么多人共同的悲伤、共同的愤怒，很想去明白到底是什么能让那么多的人连成一体。”她进而指出，“在维园亦见到香港人最美好的一面”，集体付出和不计私利的烛光晚会，“是对年幼的我最深刻的一堂公民教育课”。广场上为民主付出的学生、天安门母亲、维园里的参加者和行动者成为她的榜样，“示范给我看如何做一个大写的人”。

维园悼念六四活动是邹幸彤公民意识的起点，也成为她与支联会的缘分，与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缘分的联结。她在支联会负责大陆事务，多年来奔走中港两地，接触到了中国的异见人士、人权律师、维权公民，见识到了不为外界所知的中国民主运动的牺牲与坚持，这些不一样的经验，从而使她有了与一般香港人不同的视野，也让她在香港民主运动退潮时作出与众不同的判断与行动策略。

署理主任裁判官向邹幸彤读出控罪并问她的答辩意向，邹幸彤答道：“无可能认罪，追求民主无罪，不认罪。”黑暗時代，如果所有人都在沉默，都在随波逐流，那么不会有光明到来的可能性。邹幸彤认为：“如果我们没有人准备为自由而死，那我们所有人都会在暴政中灭亡。反抗，是不得已而为之，更是唯一的生路。”当恐惧成为香港黑暗時代的常态时，勇气才是唯一的答案，邹幸彤这样的抗争者给社会带来了温暖的希望，从而被人们昵称为“香港女儿”。

庭审尾声，邹幸彤如此作结：“要结束一党专政，就是要挺直腰骨做人，打破思想牢笼和恐惧，提供选项，自由地说话，捍卫重要价值和原则。而这些，就是支联会一直以来所做的，亦是我在这个法庭要做的事。”

对邹幸彤、支联会的审判是香港的美丽岛版审讯，他们抗争的勇气，冲破专制的牢笼，将会载入香港、中国的民主运动历史。

民生观察 2022年9月5日

【民生观察2022年8月10日消息】8月8日，湖北省巴东县访民向贤玲实名举报湖北省巴东县司法黑暗、腐败、涉黑涉恶。

向贤玲通过微博举报反映：“湖北巴东县司法腐败乱象极其严重，特大涉黑涉恶，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造成我家父子俩命，2015年4月4日我孩子单江山15岁在巴东县官渡口镇初级中学遭他人有组织有计划的谋杀死亡，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带领百多特警，协警暴力执法打伤我们家属共六人，七天之内，2015年4月11日我老公单大贝37岁遭到刑讯逼供，使承认单江山是病死活活逼下长江致人身亡。天啊！特大命案，他们趁我精神崩溃思维混乱极度悲伤不能表示正确意思时，在我喝的白开水里投迷幻药，之后逼迫我在大白纸和他们事先准备好的材料签字按纹。我的冤屈之大，进京维权又遭到多方的打击报复，给我强加罪名违法判刑三年，请求上级领导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主持公道，体现依法治国理政，还受害人公道。”

向贤玲说，2016年后自己开始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6月初，当她再次前往信访部门上访时，突遭巴东截访人员非法抓捕，其后截访人员强行把她押送回了巴东县。

到达巴东县后，维稳部门派出四名保安把向贤玲死死围困在家中，不许出门。翌日，向贤玲强烈要求出门购物，但保安不准，随后向贤玲拨打了110报警，但出警警察不但不阻止保安的非法围困，反而有一民警斥责她“不听话”，并威胁要打她。

6月7日，向贤玲再次要求出门办事之时，被看守她的保安拳打脚踢。暴打的过程中，向贤玲的腹部被猛烈踢打，她的腿部被野蛮的踢打了5脚，导致她身上多处青紫红肿。

向贤玲说：“我一个柔弱妇女，他们也下得了手，我只是依法上访维权，又没有什么罪大恶极的罪行，值得他们这么残暴的殴打吗？他们还有一点人性吗？”

被打后，向贤玲再次报警，但出警警察并没有抓捕行凶者，而是任由他们继续围困在她家门口，警察只对她说“这种事我们也没有办法”，而后就扬长而去。

时至今日，向贤玲仍伤痕累累，也是时常非法拘禁在家，禁止其出门就医办事。向贤玲说“这些打人的保安是受维稳干部指使的，他们每天花费着纳税人的钱，却为非作歹的非法拘禁、殴打纳税人，这真是无法无天啊！”

7月26日，当局对陕西知名人权律师常玮平进行秘密庭审。常玮平律师的妻子陈紫娟驾车带着母亲和孩子，欲前往凤县准备旁听常玮平的庭审，途中遭到特警、公安人员强行围堵长达20小时。

在受到当局强行阻拦而不能到庭旁听后，陈紫娟在警察环伺的高速公路出口的简短讲话说道：“今天审判的不是你，今天是他们的犯罪现场。”确实如此，常玮平的遭遇是今天中国黑暗现实的一个缩影。

常玮平律师以从事就业歧视和性别歧视案件的维权工作而知名。2017年，他帮助因为艾滋病被茅台公司拒绝录取的青年刘元赢回了工作和5万元精神损失费。这是在民事案件案由增加了“平等就业纠纷”之后的中国“平等就业第一案”。Metoo运动在中国兴起后，他又是少数公开支持、参与运动本身并代理相关案件的男律师。

在当今的中国，随着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加剧，社会自由空间日益收缩，公民权利的维护和倡导也被党国视为不利统治的危害因素而受到打压，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维权律师也因此而举步维艰。常玮平律师也毫无例外地成为当局打击的对象，2018年10月，他被停业3个月；同年11月22日，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被注销，当局还想方设法阻止他转往其他律所。

2020年1月，常玮平因参加12.26厦门聚会而被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2天，期间受到严重酷刑。被取保候审后，在10月16日常玮平上传到名为Danny Crane的个人YouTube频道里，披露了自己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到酷刑的经过：“我被锁在宝钛宾馆招待所的房间的老虎凳上，每天24小时，10天的时间，这是一种极端的酷刑。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到现在依然是麻木的、没有知觉或者知觉不正常。”

由于当局高度重视厦门12.26案，并籍此罗织罪名对许志永、丁家喜这两位民间活动领袖进行打击，常玮平披露的受刑经历无疑撕开了12.26案的非法性，当局老羞成怒下，立刻对常玮平进行了报复。10月22日，常玮平失联，当晚常玮平的妻子接到宝鸡市张姓警察的电话，称“由于常玮平违法犯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1月3日，常玮平家属收到宝鸡警方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涉嫌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2021年4月7日，常玮平被宝鸡市检察院批准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执行逮捕。

由于常玮平律师从事人权工作和披露受到酷刑的勇气，他受到越来越多的舆论和民间关注。2021年7月9日的第5届中国人权律师节，将年度“中国人权律师奖”颁发给了常玮平。在这次当局对他进行秘密庭审时，法国、瑞士等多国外交使团发表声明关注。德国驻华大使馆的声明说：“对于中国的人权而言，这是一个悲伤的日子……我们与他的妻子、家人、朋友和同事站在一起，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他。”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声明说：“常玮平因提出中国的极端刑罚与中国人权问题（包括他自己受到的虐待）于2020年被捕，他今天将面临不公开审理。英国呼吁释放所有目前因促进基本权利和自由而被拘留的人。”

不但常玮平的遭遇是今天中国黑暗现实的一个缩影，他的妻子陈紫娟开庭当天被强行阻拦的经历同样是中国当前良心犯家属受到磨难的一个缩影。由于709家属在争取家人自由和表达诉求上以鲜明的行动符号吸引了媒体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作为“与时俱进”的极权主义政党，中共吸取了其中的教训，此后对良心犯的家属的维稳和控制工作明显加强。

在成都的秋雨教会案中，王怡牧师获刑九年。他的妻子蒋蓉被指定监狱居住6个月，结束监居后到现在，蒋蓉仍处于当局控制的状态中，与教会和外界人不能有任何的联系，他们的儿子每天由警车接送上学，禁止其与同辈人之间交流，禁止王怡的母亲有公开的言论。当局把家属的声音切断后，使王怡的近况无法被舆论报道，无法被公众知晓，从而无法形成广泛的舆论效应。

在云南的王藏案中，王藏的妻子王丽在网上呼吁释放被捕的丈夫，受到派出所传唤后也被拘留，成为同案的“煽颠罪”嫌疑人。王藏和妻子王丽被捕后，家里留下四个未成年孩子，其中一对孪生兄妹只有不到四岁，目前由王藏年近七旬的母亲照看。

劳工问题研究者李翘楚因为其男朋友许志永呐喊而在被北京国保约谈后，被山东省临沂市警方带走，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拘押。

由此可见，近几年来对良心犯的家属进行控制甚至同时抓捕已成为习近平时代的“新常态”，当局籍此对家属进行消声，阻止舆论关注，避免更多的置当局于不义之地。所以，陈紫娟的遭遇便是必然会发生的了。

常玮平一案见证了当今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而此局面的糟糕还看不见尽头，每一天、每一个案都在刷新人们三观、底线的下限。如何挑战、结束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血腥而恐怖的极权主义政体将成为探索的课题。

民生观察 2022年8月5日

我叫杨树华，我曾是被告北京市医疗器械设备厂的一名职工，因被告触犯十余法律。我将被告北京市医疗器械设备厂法人代表卢金国诉至法院，所以被告于2000年12月报复我，导致我失业。                               
     1997年12月10日平安大街拆迁，我的户口户籍与被告库房同属西城区育教胡同70号院内。我依法属于被安置对象。
     1998年11月3日平安大街拆迁办，把我的安置房及补偿款给了被告，房、款到了被告手里，我就从一个被安置对象变成了买房欺诈对象。
      我的现住房北京市西城区旧鼓楼大街前马厂胡同6号，属什刹海房管所所有，并非被告所有。被告没有主题资格与原告签订买房协议书，更无权支配其不属于被告所有房管所的公房。买房协议书签订后，我到房管所办理房本才知道没有买房的事实发生。被告根本没有履行协议，更无法履行。实属欺诈协议！
     1999年9月12日我把被告诉至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张君良诱导原告撤诉。2000年5月23日我再次起诉被告，法官田应敏对我提出的公房不允许买卖，且没有任何买卖手续。并提供完整的房本复印件。被告违反民法通则、合同法，法官根本不理踩。愣判欺诈协议有效，把一个没有事实发生的买卖欺诈协议说成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按协议约定履行了各自义务”。实属荒唐！
     我在阅卷时发现完整的房本复印件，没有重要的一页。后我让无数位律师看过判决书，他们都说：“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律师工作，从没见过这么荒唐的判决”。
     我申诉十三年以至三级法院、两级检察院竟然无一处依法公断，不知中国的司法如此黑暗到何时！
     我的合法权益无处维护，被告触犯刑法、违反宪法、民法通则、合同法、金融法、侵权责任法、少数民族保障法、建设部34号令、42号令、房本第十二条，却无一处司法机构依法追究，被告却依然逍遥法外。
 
                                                 杨树华
                                                 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