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2022

2022年第一次会见——常玮平依然便血；他说，如果开庭，他希望能穿西装出庭

2022年6月22日上午，常玮平的辩护律师在凤县法院视频会见了他。他精神状态良好，请律师代为转达对关心他的朋友们的问候，他说他已经读了一百多本书了，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再给他寄书，他还让我给他买地图册。

身体方面最大的问题是他依然便血，他说去年12月16日，刘渭检察官和其助理张yu带他去做了体检，但只是做了肛门指检。这让我非常忧心。这么长时间的便血，一定需要排除消化道肿瘤，他需要做的是胃镜和肠镜，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指检。而且肿瘤的早发现和晚发现治疗结局完全不同。

他还提到，如果开庭，他希望他能够穿西装出席。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禁泪流满面，他内心当然认为他是无罪的，他要体面的来面对它们对他的审判！如同一个人临终，他要有尊严的和这个世界道别！其实，我想他应该更想念的是他的律师袍！

会见前一日，常玮平的辩护律师到宝鸡中院阅卷，在阅卷之前法官杨瀚黎称此案特殊要求律师签订保密协议。虽无法律依据但律师只好被迫签订。所谓保密协议即是律师不可将案卷内容公开，包括不能告诉家属。至此，常玮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完全做到了“一捂到底”，从公安侦查阶段到检察院审查起诉再到法院审判，做到了全过程不公开不透明。打个比方，就是通知我常玮平杀人了，至于杀了谁，在哪杀的，什么时候什么方式啥的，都***的是国家秘密。

因此，我对接下来的开庭不抱任何希望，甚至认为开庭都没有必要，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直接给我一个判决书，通知我判了几年就完了，费这劲叫律师去阅卷，必须所有演员到位，把你们的剧本演完就会显得你们代表正义消灭了常玮平吗？

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谁在犯罪？

陈紫娟
2022.6.28

2022年6月22日和24日，许志永和丁家喜被官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山东临沂被“不公开审理”。这是他们两人在2013年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为名受到牢狱之灾后，又一次被捕受审。当局尽最大可能封锁有关许志永与丁家喜案的信息，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都发表声明呼吁当局立即释放许丁二人。

许志永和丁家喜是因为在2019年12月7到8号参与到在福建省厦门市的一次私人聚会而受难。这次在厦门的公民群体线下见面交流，许志永称之为是“聚会者讨论时政和中国未来，分享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经验”，但在中共大幅度收紧社会空间的现实下，当局指定所谓专案组迅速在各地展开抓捕行动，许志永和丁家喜因此被捕。

厦门聚会在当前中国压抑沉闷的政治氛围下，无疑足以引起当局忌讳和警觉。近几年来，中国极权主义调门迅速升温，力图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自觉地自外并且抗衡世界民主共同体。

在中共眼里，应对人民挑战一党专政统治，就必须重新构建政权与社会个体的直接控制方式，才能防患于未然保证其政权安全。在极权体系对人力、财力的无限制支配能力下，中共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对国民监控网络，通过精细严密、无孔不入的数字极权，使当局的社会控制能力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极权政体，通过对国民资讯的侵入性搜集，通过大数据汇总分析，这个体系具备迅速的事件发现和反应能力，从而及时打击民间的对抗体制活动。

2020年7月，美国参院出台了一份报告，题为《新的老大哥：中国和数字威权主义》（The New Big Brother – China and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该报告详述了中国政府如何花大力气，创造数字威权管理模式，来进行大规模的监视和信息控制，以此持续强化境内的威权统治模式，并向数字极权主义过渡。

中共的监控网络对其掌握、跟踪、抓捕包括许志永和丁家喜在内的厦门聚会参与者起到重要作用，显示了当局倾尽资源打造起来的以数字极权作支撑的对社会控制体系的恐怖性。根据参与厦门聚会被抓捕者的透露，聚会点已经被当局事前布控了，安装了摄像头和录音器，掌握了发言顺序、座位排序等。但对民间很多人来说，还是忽视了现有的数字极权下当局的社会控制能力的提高和因此民间风险的增加，如在厦门聚会中尽管组织者再三强调安全性问题，但还是有参与者无视警告在现场玩手机。

而即使在现场的安全性受到了重视，但官方的数字极权仍然在AI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支撑下可以做出快速定位追踪目标，如对地铁、巴士、飞机等交通枢纽的视频监控，对外来车牌的监测，对街头、商场等公共空间的摄像自动人脸识别等，用大数据模式挖掘、收集、分析、排查社会抗争积极分子、人权活动人士等“高危人士”并以预警、跟踪、控制。可以说，《1984》的“老大哥在看着你”在中国确确实实成为现实，无所逃监控之下。

中国数字极权主义这种全新形态的社会控制的崛起，无疑使中国的社会运动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和挑战。几乎所有在社交媒体兴起时使公民得予进行身份识别、交往、行动的经验和方法都迅速在高风险下被淘汰，如何在数字极权主义下探索出新的公民组织、动员、抗争方式成为中国社会运动的首要课题。

民生观察 2022年6月28日

2022年2月10日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称，经部、省、市公安机关对杨某侠、花某英（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与普某玛（已去世，小花梅母亲）生前遗物进行DNA检验比对，认定杨某侠即是小花梅。

对话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花某英。以下是对话实录（对话时间2022年2月12日16点）：

问：徐州方面是怎么找到你的，是电话还是现场？
答：人找来的，大概一个礼拜前，来了三个人。晚上11点到我家门口给我打电话，我都睡着了。他们说是派出所的，有点事想了解一下，就带我到了镇上派出所。他们问我是不是有一个姐姐失踪了，姐姐叫什么名字，刚开始还问了我有什么亲戚，我就把我的小姨小舅的信息给了他们。
问：他们当时有给你看视频吗？
答：没有。就说那个可能是你姐，就这样说的。
问：后来警方告诉你DNA鉴定结果了吗？
答：没有，他们没有告诉我。
问：你姐姐是哪一年出生的，有印象吗？
答：我不知道她是哪一年出生的，但是我妈和我说过，我姐比我大9岁。
问：你是哪一年的？
答：我是1988年出生的。
问：那你应该对你姐姐有印象啊。
答：没有什么印象，我大概7岁的时候她就嫁过去保山了，我都不记得她的样子，后来她第二次回来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妈跟我说的有一个姐比我大9岁，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她用的雨伞不是烂了吗？她就用那个布给我做过一个花裙子，然后其他的都不记得了。
问：做裙子是什么时候？
答：应该是还没出嫁的时候。
问：你读书到几年级？
答：我读到5年级。
问：你姐姐去江苏的时候，你在家吗？
答：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妈说是我妈的亲戚带走的，然后是带到什么地方去，她也不是很清楚。
问：她有没有往家里写过信？
答：在我的印象里面是没有。走了就走了，我妈就是说找不到了现在失联了这事也不知道咋办。
问：没有尝试过寻找吗？
答：反正她就说想找带走她的那个人（桑某妞），她听别人说是那个人回来过，但是她一次都没见过，所以就问不到。
问：徐州警方说提取了你的DNA，是怎么提取的？
答：他们也没说要拿去做比较，就直接就说需要抽弄点我的血，在我的手指上扎了一下。
问：还提取了你母亲生前的遗物，是什么？
答：我妈给我留的一件衣服他们拿走了。
问：是一件什么样的衣服？
答：就是我们那里的民族服装，用汉语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基本上都是我妈礼拜天去教堂时候穿的。
问：你出去打工，还带着妈妈的衣服。
答：我妈去世后我拿回来的，我就她那一件衣服，她没走之前给我的，所以我就留个念想。
问：***妈最后的情况怎么样？
答：2019年4月份到10月份，我妈病重，我就回来照顾她了。她得的是食道癌，很痛苦，吃东西是吃不下去，食道那里给堵住了，吃一点吐一点，后来连水都喝不下去了，打针连血管都找不到了，等于活活饿死了。
问：你后来看到那个视频了吗？
答：看到了。
问：你感觉是你的姐姐吗？
答：我感觉不出来，让我用肉眼去看的话，我绝对没办法。
问：听口音呢？
答：她口音不是很清楚，也听不出来。
问：如果徐州警方已经认定她就是你姐姐了，你有什么想法？
答：如果确定是我姐的话，我肯定想去看一下。
问：他们（徐州警方）现在和你联系了吗？
答：没跟我联系。
问：你们现在在周口靠什么为生?
答：我现在没有上班，我老公赚钱，他是跑外卖的。
最后，光某英问了一个问题——

“如果他们江苏那边的人说是确认了我姐的话，我能跟他们要求看DNA吗？”

被遗忘又被想起的小花梅

小花梅是谁？
如果不是这份徐州官方通报，在小花梅出生的村落，在跟随改嫁的母亲生活过的另一个村落，她的邻居、儿时玩伴、老支书、她的舅舅、堂弟、表弟，都遗忘了她的模样。现在，他们仔细看着视频中被铁链拴身的“八孩女子”，耐心辨识她说话的口音，比对她的五官、眼神，却无法确认，视频中的杨某侠就是小花梅。
他们能回想起来的小花梅的模样只是她小时候有一张白白胖胖的脸。他们努力想起的过去，却呈现出小花梅、她的母亲、她的生父及其三个继父，曾经在怒江边碧落雪山深处的悲苦人生。

在子里甲乡亚古村
怒江州福贡县子里甲乡亚古村，位于怒江边，是一个傈僳族村落，村里现有469户人家，部分人口是近年从附近村落搬迁来的。2020年1月通车的“美丽公路”就从村边通过。依靠便捷的公路和近年实施的扶贫措施，亚古村民的生活已明显得到改善。
2022年2月7日，徐州发布通告称，警方通过查阅户籍底册，组织亚古村村干部及村民比对照片、口音，确定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
木娜是土生土长的亚古村人，她现在的家在亚古村主街的中段，之前她家在亚古小学旁边，离小花梅家很近，“我们差不多就是邻居”，木娜说，“小花梅是随母亲从匹河乡改嫁到亚古村的，她来这里后还上过小学，经常从我们家门前经过，我们没有过多交往，但那时候，她是正常的，后来听说她从保山回来就有点不正常了”。
木娜看了两遍铁链女的视频，又把手机凑近耳边仔细听，“这个说话的口音听不出是我们这边的，长相也认不出来”。
木娜也是傈僳族，平常讲傈僳语。
南安建村村干部刘秀珍也不能确定铁链女是本地口音，我们离开后，她又反复听了很多遍，然后发来微信说“有点像彝族口音。”
今年68岁的于罗四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任亚古村村长，小花梅母亲普桑玛的第三任丈夫是他老婆的弟弟，也就是他的小舅子。有这层关系，他一直叫小花梅为“阿花”。
“阿花小时候脑子没病，后来嫁去保山那边，回来后有点不正常了”。老村长于罗四说。“她洗被子，就把整个被子放进盆子里洗，不把里面的棉花拿出来。应该是在保山那边受了什么刺激。”
小花梅从保山返回后的反常举动也得到亚古村木匠桑开益的证实，2022年2月10日，他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建新房，他已得知铁链女和小花梅的事，看视频的时候说铁链女和小花梅的脸型有点相似。但他旁边的女人并没附和这一说法，“太多年过去了，我们认不出来了。”她转头对桑开益说：“你喝了酒，就别乱说啊！”
小花梅曾经的家在山坡上，一个名为三玛付的女子带我们走过杂草丛生的泥泞小路，指着一片废墟说，她的家是这里。
在靠近南安建村美丽公路边的山坡上，曾经因拐卖妇女被判刑的娜某言如今寄居在一间借来的简易房里，向我们抱怨没有依靠的生活。她“认不得”铁链女，也对“小花梅”毫无印象。当有人提及她拐卖妇女的过往时，就再也不愿交谈，除了说“记不得”，然后在警惕中沉默。

匹河县普洛村
小花梅出生地是云南怒江州福贡县匹河乡普洛村麻子一窝村民小组，这个村落位于海拔1900余米的高寒之地，一条水泥路与外界相连。沿着曲折狭窄的山道蜿蜒而上，内心充满恐高感。
“普桑玛已经死了三年多了，她是得了食道癌死的”。普洛村一位村干部说。
普桑玛是小花梅的母亲，这个女人的一生充满坎坷与悲苦。
她跟麻子一窝村民小组的思罗子结婚后生下小花梅。思罗子是一位在铁房干活的打铁人，虽然收入很低，但还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人们已无法记得关于思罗子这个人的更多详情，只是说他是个好人，后来掉进怒江淹死了。有人说他是见义勇为救落水儿童时淹死的，也有人说他打鱼时失足落水的。桑普玛的弟弟、小花梅的舅舅李永元说，“思罗子就是淹死在怒江，具体怎么淹死的，谁也不知道。”
思罗子落水而亡的悲剧，也造就了普桑玛和小花梅的人生悲剧。因生活所迫，普桑玛带着年幼的小花梅，搬到亚古村，嫁给比她年长许多的亚古村村民恒益占，生下了小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花某英。
普桑玛嫁过四个男人，这四个男人都相继死去。小花梅失踪后，她经常哭诉：我女儿不见了，找不到了。
在普桑玛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她搬回老家普洛村麻子一窝村民小组独自居住，她每天都喝很多酒，然后在酒后哭泣。
在她离世的前，她的另一个女儿花某英从河南周口回来照顾她，2019年，母亲死后她便离开了。
普桑玛的弟弟李永元说，他姐姐死的很难受，食道癌让她无法进食，“也肯定惦念再也没见到的另一个女儿”，他说。今年58岁的李永元至今独身，他确认不了视频中的铁链女就是自己的外甥女，他也无法准确说出小花梅是哪年出生的。
桑碧生是小花梅的堂弟，他之前已看过被铁链拴身的女子的视频，他说那是徐州过来的警察发给他的，他们在2022年2月6日晚上22点52分当面互相加了微信。“无论被铁链拴着、生8个孩子的女人是谁，干这个事的不是人”，他说。
我们离开的时候，徐州警方还在怒江走村进户继续工作。

手记：跟所有人一样，我们也想得到真相。

一、缘起

2月7日徐州警方发布信息说“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以下简称八孩母）是云南怒江福贡县人，我立即把消息转给了怒江的朋友H，并请他帮忙核实。
然后马萨留言说，这事儿值得咱们去一趟。我立即赞同。
我对怒江有感情，从2005年第一次徒步“最后的马帮茶道”进入独龙江，到后来怒江建坝的联署，到2007年9月一个月内三进怒江，其中还在独龙江被困了一个星期，再到后来政府搞“三区三州”深度扶贫，都有深度的参与和探访。
在我眼里，怒江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穷，穷到没朋友的那种穷，在精准扶贫之前，如果说云南其他地方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改观，但是怒江却见不到明显的痕迹，囿于交通和地形地貌，这里的很多东西都出不去，城镇化需要巨量的资金，更难；一个是美，美到无法言说的那种美，原始的高山峡谷，三江并流，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民族民俗文化。
对于外人，领略怒江之美的人更多，体悟怒江之穷的人很少。
由于感冒，我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只能自驾车，沿途出了一点小状况，耽搁了大约一个小时，到大理收费站接上了马萨和TM。
车上我们再一次明确了此行的目的，第一，福贡县亚古村到底有没有一个小花梅；第二，如果有，小花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至于小花梅是不是八孩母，实话说，这超出我们的调查能力范围，是无法做出判断的。
此前网上舆情汹涌，我们虽然愤怒，但也没有逞情绪的口舌之快。徐州警方被放在火上煎烤，现在突然指向云南，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地的事实核查。
这是一次老媒体人自愿自发自费的事实核查行动，内心深处，大概还有一点点对行业旧时光的救赎。

二、初探

2月8日，正月初八，晚7点，我们抵达六库。
朋友H安排了晚饭，烤羊排，喝一种38度的石斛酒。席间话题围绕“小花梅”展开，另一作陪的小朋友是个90后傈僳族，他说他的四个姐姐，都嫁到了山东。在很多年前，这里的女子外嫁现象，非常普遍。
这一日早晨，当地福贡警方也派员去亚古村做了调查，并邀请了当地融媒体全程拍摄。但是直到晚上，并未有任何信息露出。
我从县政府的朋友得到的消息是：小花梅确实是亚古村人，小花梅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目前徐州警方调取了八孩母和小花梅的妹妹的DNA进行检测对比。
所以到这里，还不能确定八孩母就是小花梅。
地图上看了一下，亚古村就在219国道边，距离六库100多公里，车程2小时。
下半场，朋友H喊来另一位朋友，说明早安排他的弟兄带我们直奔亚古村委会，找村主任了解情况，然后再上山找其他线索。
感觉这个调查轻而易举。是夜，大家既痛心又开心，四个人喝了6瓶半石斛酒，都醉了。
次日早，H告知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当地政府已经下了舆情管控的命令，昨晚的朋友不能带我们前行；一个是进入福贡县必须持48小时核酸报告，否则无法进入。
无奈，我们临时去了怒江州人民医院做检测。
这对我个人意义重大，因为自疫情以来，我尚未做过任何一次核酸，自诩是“一个完整的人”。马萨记录了这一重要的时刻，说为了寻找小花梅而破防，值了。
午饭后马萨说有北京的自媒体朋友也正赶过来，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李良华同学。良华算是供职于一家医疗媒体，出的是公差。
良华曾于多家媒体从事深度报道，非常健谈，甫一见面，既将共识的调查报道江湖上的兄弟姐妹们梳理了一个遍。
有他的加入，我想是有力地充实了我们队伍。
我们沿着219国道向福贡县出发，途径唯一的防疫站匹河乡防疫站，检查人员仅仅看了健康码和行程码，并未过问核酸检测情况，我有点小失落。
219国道是目前中国最长，并且唯一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的国道。起点是新疆阿勒泰，终点是广西东兴，经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号称“海拔最高、道路最险、环境最恶劣”。
从州府六库到最里面的贡山县丙中洛，仅长286公里，是219国道中紧沿着怒江行走的一部分，左边是高黎贡山，右边是碧罗雪山，这是目前大峡谷唯一的对外通道。在过去的20年里，我听闻了这条路上无数的事故，落石、泥石流、塌方，每一次都有人因此丧生，但是峡谷里的人要出来别无选择。
2019年年底，云南的一家大型国企投入近69亿元，将原来的老路扩建成为二级公路标准，成为现在的“美丽公路”，将原来8小时的车程缩短一半。
9日下午3时，我们抵达亚古村。亚古村村口就是一间教堂，大门紧闭，非常显眼。此前曾有在当地常年从事社区工作的花花叮嘱我，进入傈僳族和怒族的这些村寨，一定要遵守当地的一些习俗，比如双手握手，吃饭前等主人的祷告等等。
我们吃过午饭，随即前往村委会。村委会设在一片异地搬迁的新楼里，和全怒江州异地搬迁的楼房相似，这些楼外表呈明黄色，饰以傈僳族怒族等特色棕色纹饰，并都立有大标语“感恩共产党，感谢总书记”。
对于怒江这种98%的国土面积都是高山峡谷的地方来说，异地搬迁应该是最好的脱贫方法。于是从扶贫攻坚以来，整个怒江州先后有10万余人从山上搬进了楼房，占全州人口的五分之一。
亚谷村委会只有两个工作人员，询问得知村主任和支书都不在，打电话也不接，估计是这两天被各种电话询问，一看是外地号码，已经有防备之心。
本来预料中极其简单的求证，变得有些复杂起来。
是夜宿福贡。旧年的气氛未去，夜空里烟花绚烂。如果小花梅没有离开福贡，还应该沉浸在这年味之中。

三、再探

10日早，我翻出小花梅的视频，仔细看了几遍，其中语言模糊部分，我觉得和怒江本地人的口音相似。此前有网友说让她说一段傈僳语，不就立即破案了吗？
我把视频发给了一些傈僳族朋友，请他们辨认视频中女子的语言是否是傈僳语。
小花梅持续发酵，期间不断有朋友传信息来。其中一个比较有价值，就是2001年新华网转载了《滇池晨报》的一篇报道，里面提到亚古村支书报警本村有两人走失，后警方出动在保山市的芒宽镇解救了二人，同时将南安建村的娜某，子里甲村的娜某，以及亚古村的车某三个人贩子抓获。
我们决定从外围先入手，了解一下当年这个地区的妇女被拐卖情况。此时，“先生制造”专访陈业强的文章已经刷屏，里面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有兴趣了解这些的朋友，可自行搜索。
如果没有小花梅这件事儿，陈业强的那本《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估计都没什么人关注。
看来，人类学家和调查记者才是近亲。另，小花梅事件发酵到现在，也就是这个“先生制造”出了这么一篇相对严肃的文章。媒体境况，大概也就这样了。
还是花花帮助了我们，找到了南安建村宗教科的刘老师。我把视频拿给她看，她辨认女子的口音，不是傈僳语，也不是怒族语。
她简单地介绍了20年前当地的女子外嫁情况，和陈业强说的差不多。不过因为在当地获取不到尊严，很多女子后来也陆续返乡，有的甚至带着孩子跑回来，在这边找个人继续嫁了，大部分也不用领结婚证。
拐卖的事情也挺多，她们村子就有个人贩子娜某，前述新华网的新闻里的人物。刘帮我们找到了电话，我们辗转找过去，在219国道旁边半山的板房里，我们见到了她，如今已经60多岁，一心想着让政府补贴建她的新房子，欲聊当年往事，她立即缄口不言。
想一想时过境迁这么多年，放在眼下的场景，谁还会提这种往事，也就释然。
听说我到了南安建村，H给我发来几个字，“中国的南安建，世界的俄科罗”，说这是怒江州脱贫攻坚最为坚硬艰苦的两个村子。村民都是“住着木楞房，窝在穷山坡。挣钱无门路，两眼无光芒”，工作组穷尽了办法和手段，才将一部分搬下山，一部分人盖上新房。
下午一些朋友陆续传来消息，说无法辨认视频中女子的语言，但是肯定不是傈僳语和怒族语。刘老师后来给我发信息，说可能是彝族话。
其实这个环节是我一个耿耿于怀的，如果徐州方面怀疑八孩母就是福贡的小花梅，在她神志清醒（假设她真的有精神障碍）的时候，找个当地人用傈僳语通个电话，从语言上不是很容易鉴定吗？

四、证实

我们决定采取最笨的办法，就是回到亚古村一家一家去走访。
亚古村虽然是一个村，但是因为紧邻219国道，往来商客频繁，主街上还有酒店和KTV。
现在回头看徐州方面的第三次发布，有一句是“以亚古村为重点，扩大多个乡镇调查走访，并发布协查通告”，“还组织干部比照照片、口音”，事实上亚古村就一条主街，人流也都集中在这里，我们先从商店和饭店的老板开始，打探情况，无人知晓视频中女子，也都否认有人来调查过。
徐州发布里的这个说法，既草率又官僚。
久寻无果，正绝望想要再去村委会硬闯时，路边一削姜片的大姐引起我们注意，马萨说再问问这个吧。
我把视频拿给她看，她说不认识，我说知道小花梅不，她立即打开了话匣子。
早年她就借住在现在的亚谷完小旁边，小花梅经常到她那里玩，印象中“胖乎乎”的。我们蹲在门口聊天的时候，两名身穿夹克带手包的男子转过了街角，显然他们是从徐州来的，也正和我们一样在做调查。
这位木大姐对小花梅的家世颇为了解，说她的妈妈名字叫做普桑玛，80年代从匹河乡普洛村带着小花梅改嫁过来，前夫系溺水而死，在亚谷和改嫁的丈夫又生了一个妹妹，第二任丈夫去世后又改嫁了两次，送走四任丈夫后，三年前她也孤独死去。
随后我们探访了小花梅曾经的房子旧址，现在已经荒草丛生。在旧址下面道路旁的一处正在施工的民房里，又遇到了普桑玛生前的邻居。
这哥们显然是喝多了，指着视频里的女子说，就是她就是她。他媳妇在旁边则不停打断他，你一个喝多了的人胡说什么。
这是在我们所有走访中（包括后来她的舅舅等）唯一指认小花梅即是铁链女之人，但显然无法采信。
至此，我终于发了一条朋友圈，亚古村确实有个小花梅。
很多人留言，是不是就是八孩母，我说不能确定。
终于找到了小花梅，心情转好，走回街上准备去老支书家拜访，孰料一辆警车正好停在街心，三位民警一看我们是陌生人，上前例行盘问登记，我们积极配合，倒也无大碍。但是良华兄弟看到民警，凭借多年调查记者的经验，转头连夜开车跑回了保山。
中国的调查记者多年来形成的与公权力的“猫鼠游戏”的思维，已经根深蒂固甚至杯弓蛇影，我深表理解。
老支书的印象里，没有什么小花梅，大家都喊她阿花，是个圆滚滚的小姑娘，小时候未见智力有什么障碍。但是流传甚广的是，小花梅94年嫁到了保山，据说遭到了前夫的殴打，回来后精神有些失常，洗衣服的时候把棉被带着棉花一起洗了。
这是目前唯一被多人证实小花梅可能有精神障碍的说法。
老支书回忆的另一个细节是，普桑玛嗜酒如命。自从小花梅走失后，夫妻二人经常念叨女儿死了，女儿死了，整日借酒浇愁。为了喝酒，把田地抵押了出去，最后，把房子拆掉木材卖了换酒。
当日晚，徐州警方发布了第四份通报，说经过DNA对比，小花梅确系八孩母。
但是网络上依旧舆情汹涌，更多人和我说，到底该不该相信徐州方面的话，并表述徐州这个场面陷入了塔西佗陷阱。

五、亲人

确定了小花梅是真实存在的，徐州方面说DNA能对得上，小花梅就是八孩母。那除了那个妹妹，小花梅在世间还有没有其他亲人？
11日早，我们奔赴小花梅的出生地——匹河乡普洛村，寻找小花梅还在世的亲人。
到村委会说明来意，他们派了一个年轻的武装干事陪我们去小花梅的姨妈家走访，也就是普桑玛的姐姐家。
路上小干事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徐州调查组打来的，请他陪他们去一趟麻子一窝村。小干事说正陪另一拨人去探访，对方询问我们的身份，我通过免提告诉他们，是来救援的。对方无话。
我心里其实很想和他们聊聊，他们的工作的进度，以及这件事情的各种。
小花梅的姨妈家无人，我们在山下找到了正在帮邻居修葺房屋的表弟。
对于小花梅，表弟几乎没有任何印象，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她比他大2、3岁。表弟是1980年生。这是目前所有走访中唯二能够明确给出小花梅的年龄范围的表述（另一个是她的妹妹的表述，小花梅比她大9岁，而她是1988年生）。

小花梅舅舅李永元

她的舅舅李永元58岁，读书到初中，会写字，至今单身，他说这村子周边有50多个光棍，讨不到老婆。他介绍说家中有5姐弟，小花梅的妈妈排行老二。小花梅的的亲生父亲思罗子就住在麻子一窝村，是打铁厂的临时工人，在某一年的6月份，下河游泳溺水而亡。随后妈妈带领小花梅改嫁到亚古村。
由于亚古村与普洛村相隔10多公里，道路难行，此后交往很少。
据他们了解，小花梅走失后，也曾尝试报警，无果。而此次抓到的人贩子桑某妞，也正是普洛村人。至于桑某妞是如何与小花梅沟通并未经父母同意就带走的，无人知晓。
桑碧生是李永元的侄子，在他的手机上，我看到2月6日晚上10时52分，江苏一名卢姓警官加了他的微信。而此前一天，江苏警方走访了李永元，并请他辨认视频中的女子。
事实上，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能辨认出来那个带着铁链的女子，是不是他们的亲人小花梅。
我把徐州方面最新的发布消息转给了桑碧生，他才知道，那就是他的姐姐。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yOchXZ-os3ly_eeRMCLmNA

【民生观察2022年2月8日消息】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徐州丰县8孩母亲杨某侠，有网友将其与98年登记在“宝贝回家”上的12岁失踪女孩李莹的照片进行比对，结果相似度极高，怀疑杨某侠可能就是当年失踪的李莹。

目前李莹的父亲已因思女成疾去世，母亲已经改嫁，李莹父亲李大忠的弟弟、李莹亲叔叔李大成手写申请书：确认徐州丰县被锁虐、被拐卖、强奸的女性与其失踪多年的侄女李莹极其相像。要求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调查此案，要求对杨某侠与李莹的亲属现在重新采集样本进行DNA亲子亲缘鉴定，并要求第三方机构对鉴定进行监督。以下为申请书全文：

申请书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

本人李大成，身份证号：512921196705201815，现向贵办提出申请如下：

近日，广受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欢口镇董集村被锁精神病妇女杨某侠，经本人通过视频、照片再三辨认，认为其与本人于1996年12月在四川南充失踪的侄女高度相似，本人是李莹的亲叔叔，李莹的父亲李大忠（已去世）是本人亲哥哥，本人在李莹失踪前多次见过其本人，对其印象深刻，经过再三比对，本人可以肯定该“杨某侠”极有可能就是本人失踪多年的侄女李莹。

李莹的父亲（即本人兄长）李大忠是中共党员、援藏干部、专业军人，李莹是兄长的独生女，李莹的失踪对我们家庭的打击是极其巨大的。二十多年来，我们作为亲人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但哥哥已因思女成疾英年早逝，嫂子也已改嫁他人。

鉴于上述情形，本人恳请上级部门重视此案，希望能在贵办主持下，重新采集李莹亲属及其杨某侠的DNA样本，并由有公信力的机构进行比对，及时宣布比对结果，本人作为李莹的亲属，愿全力配合贵办的一切调查活动。

特此申请

申请人：李大成
2022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