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个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大的威胁——哈维尔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索尔仁尼琴
2020年2月6日是李文亮医生的殉职日，次日（2月7日），人权律师刘书庆在微信公开倡议以他的殉职日作为“全民说真话日”（《南华早报》2021年1月26日），嗣后人权律师们联合发了倡议声明。这件事在我看来很值得说说。
不夸张地说，这一行为如同人权律师节的建构，都一定程度表征着公民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范式转换。
“全民真话日”是直接向民间喊话，而不再是惯常地向权力机关呼吁、吁请，这既体现出一种对权力的失望，也意味着一种自主性的生长。
当权力堵塞一切民间对良治社会建构的努力，权力体系成为一个完全僵化封闭的系统，再面向权力说话既是无意义的，也在折损自己的尊严，这时候背过身去面向民间，摆脱权力中心的既有范式，自我设置议题并主导议题的进程，意义重大。
在一个极权国家，民间力量非常孱弱，对国家走向的影响与权力相比，隔着几个量级，权力就像一条大河，而个体不过一洼浅水，这条大河汹涌澎湃泥沙俱下，裹挟着几乎所有的资源，而一个国民无论你亲近它还是疏远它，都会被它影响，那些亲近它的人借机汇入其中，扬其波而逐其流，成为弄潮儿，那些疏远它的人也会被河床的流沙所带动，因为没有另一条独立的河流可以选择，一洼浅水无论多么不情愿，最终要么干涸要么被裹挟进入这条大河。
但是如果民间意识到我们完全可以自主地汇聚成一条与大河并行的河流，哪怕它是一条又窄又浅甚至随时可能断流的小溪，我们都可以部分的逃脱被裹挟的命运，不被淹没在那条权力大河的洪流中，从而彰显出自己。
民间只有具备自我设置议题主导议题的能力，民间的努力也才能真正留下一点建构性的遗产，这是一种不关乎政治权力的社会性遗产，对一个良治社会的生成会起到独有的作用。
如果民间不能尝试自己设置议题主导议题，而只是采取一直以来的模式，围绕着权力的运行发声，发现权力违法作恶的热点，大家秉持良知，秉持悲天悯人的情怀围观批评见恶就上，舆论压制和反压制你来我往几个回合，然后批评的话语穷尽，话题开始沉寂，然后被下一个新闻热点转移掩盖，循环往复，看上去很热闹，从中也能管窥体制的僵化和丑陋，几乎每个良知者都怒火中烧，但权力完全不为所动，即便收敛改变也只是个案，没有任何制度性进步，如果回头审视来路，发现全是些碎片。民间良知者遍体鳞伤身心俱疲甚至不间断地折损却没有真正改变什么，甚至境况反而每况愈下，民间的批评非但没有给权力套上任何枷锁，反而让他们恼羞成怒，提醒他们弥补上极权制度的漏洞，进一步收紧民间的生存空间。
每念及此，直叫人心生悲凉。
这不是说以后就要放弃公民责任，放弃对权力的监督，而只是想说，民间应当对此进行反思，应当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转移到自我设置议题主导议题上来，一旦民间对此形成相当的共识，民间才算真正成熟。
一旦设置一个议题，就要持续耕耘跟进，假以时日，就会发现在权力之外，民间或许已经为良治社会的建设打了几个深桩，树立了几个里程碑。
一个不需要权力认可允仍的议题，民间完全可以自在自为的完成。它做它的鸿篇巨制，我们做我们的小成本，对改变他们不再心存执念。我们把主要精力用在讲好自己制作的小故事。
在我看来，“全民真话日”这个倡议就是这样一次尝试。它不需要调动多少资源来做，事实上民间也没有多少资源，民间只能是小成本制作，民间需要的就是坚持，就是用心培育。
这个倡议虽然没有进攻性，但体现了一种温和的决绝，体现了民间的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它所倡议的内容根本不需要权力的认可。
而且这个倡议的内容也并不会让参与者处于特别的危险中，多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担任公民记者的角色，有时只要随手一拍就足矣，看到各种灾难各种违法及时发出信息，只是发出一则信息，这个风险是可控的，即便存在一定风险，相比于无视灾难而可能引起的更大的灾难最终可能殃及自身，这种风险也是值得的。
倡议并没有向民众提出一种多高的道德要求，而且也没将倡议绝对化，它必然受传统、习俗、人情世故的制约，它把讲真话置于人性之下。从倡议文本来说，它没有从道德的角度去论述人应当讲真话，而是从功利的角度论述人应当有共同体意识，每个人都可以做吹哨人，不要等到雪崩的那天才意识到自己作为一片雪花也是有责任的，当然这种责任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责任，而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每个人都逃避这种社会责任，这个社会共同体就会危机四伏，个体也必然面临更深的奴役，但从法律意义上，人有逃避这种社会责任的自由，这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所以讲真话无论何时何地，也只能是一种倡议，它不能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否则它就是压迫性的，而压迫性远比不讲真话可怕的多。
他们倡议讲真话，但文本篇幅所限没有对何谓真话展开论述，那么什么才是真话？
对一个普通人而言，他没有能力占有很多信息，他掌握的信息可能仅仅是碎片，也很难期待他能有多深刻的思辨能力，对于眼见耳听的纷繁芜杂的信息，也难以指望他能去伪存真，所以一个普通人更可能处于盲人摸象的尴尬境地。
但这些人愿意传递信息很重要，哪怕其传递的仅是碎片甚至可能会被证伪。而且在我看来，这些人就是在说真话。我们倡导的真话有点类似于实话，它的真不体现在其内容与客观事实的契合，而是一种内心确信。当然对于非亲眼所见而是传来的二手信息，人们应当养成更审慎转发的习惯。
而且真话并不仅限于事实信息，它也涵盖表达真实的情绪，表达真实的好恶，表达真诚的批评与赞扬。因此，公民践行言论自由的权利，对政府进行批评也属于讲真话的范畴，可以作为讲真话的一个子集。
甚至，在相当大意义上，倡议讲真话重点不在于真话而是讲真话这个行为，与讲真话对应的一般不是讲假话、讲虚伪的话，而是沉默和冷漠。
从应然角度，一个具备基本法制的国家，更不用谈法治国家，对一个国民都应当容忍上述这种真话。不能对一个普通国民发布自以为真的信息（特别是亲眼所见的信息）课予很高的真伪性审查义务，只要不是故意编造，哪怕最终证明为假也应当容忍。当然，民间根本无法影响权力的恣意，说真话比曲意逢迎肯定多一份风险，但是如前所述，每个人都不是孤岛，发现堤坝出现管涌而不出声，整个堤坝都可能被摧毁，最终可能付出更惨的代价。
综上，“全民真话日”这个社会议题由民间设置，由民间主导，代表一种民间主体性意识的生长，是民间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范式转变，让孱弱的民间逃离权力的洪流裹挟，自为自在的培育成长，从而彰显出自己。
尤陆沉
2021年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