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口头上，在书本上，在政府的公文里，到底权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权，这已是一个不用争论的结论：法应该大于权。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却不是这样，在一些掌握着人的生杀大权者的眼中，往往权比法大得多。下面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他被县委以一纸便条判了五年刑
邓桃一，这个现年63岁的跛脚老人，头发已经花白，脸上一片苍桑，身穿一件脱了皮的黑色劣质皮衣，常年奔波在他那茫然无期的上访路上，不知道洒下了多少眼泪，受过多少冷眼，挨过多少斥责！
邓桃一，1945年出生，1974年曾任湖南省隆回县县革委常委，县总工会副主任，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党员。1977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关押于隆回县看守所。1980年2月9日县委集体讨论，以“破坏社会秩序罪”由当时县委主要领导杜景芳、刘国隆、雷崇旺三人签名，盖县委公章判刑四年。因已羁押接近四年，判四年就快出狱了，所以后又加一年，判处邓桃一有期徙刑五年。
1980年2月县委判邓桃一刑的便条内容是这样的：“经县委集体讨论，认为邓桃一防碍公务，非法拘禁他人，诽谤中央领导，已构成犯罪，应依法判刑四年，强迫劳动改造。”
我们看看时代背景，1977年是个特殊时期，邓桃一被当时的军管小组批准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关押，是当时历史时期特殊情况。而要真正落实处理，还是有法可依的。当时的县法院对处理邓桃一案件时，有10个法官参加集体研究。有位副院长说：“邓桃一当时是县革委常委，这些会议他可以主持，我看不够成犯罪，材料应退回检察院，建议检察院撤诉。”有位法官说：“邓桃一派性错误严重，可以作行政处分，不够判刑。”最后达成一致意见：整个事件不够成判刑。但是当时的县委压着法院一定要判刑，法院不敢违背县委意见，只好提出：那么县委应该写个条子，要不然没有根据。于是县委才出具了那个判邓桃一有期徙刑四年的便条。
1982年11月6日，县法院又做出复查意见：“邓桃一上述事实存在，原审法院不同意判刑，县委研究判刑四年。后又签意见判刑五年。”
所以从整个判刑过程看，当时的法院是不同意判刑的，而是县委非判邓桃一的刑不可。邓桃一的五年徙刑，完全是县委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手操办的。所以邓桃一说，他的判刑，既没有主审法官签名，也没有组成合议庭审判，既没有列出他触犯了法律哪一款哪一条，更没有履行判刑的各种手续。直至80年6把1日他在监狱里才同时接到起诉书和判决书，也就不奇怪了。
邓桃一在看守所关押了近四年，又到监狱服了一年多刑，精神受到严重摧残不说，妻子离了婚，家庭破碎了，真正一个妻离子散。天漏又遭连夜雨，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腿又受了伤，医治后留下残迹，一条腿跛了，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现在他年老体衰，生活无着，孤苦零仃。但是，他的意志还没有被摧毁，对被县委判他五年徙刑一直不服。他说我犯派性错误我承应，给我行政处分我也接受，但我没有犯罪，没有触犯刑律，为什么判我的刑？几十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他的申诉权力。他服满五年刑期后，一直向县法院和中院上访上诉，要求澄清他的错案，然而一次次的申诉，一次次的失败，谁也没有理他，大家都把他拒之门外。有人讥笑，有人歧视，他从没有恢心丧气，为争取自已的合法权利在苦苦奔波。
二、眼看见光明，突然阴了天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在市里当了一个不大也不算小的官，就找到了那位同学，谈了自己的遭遇，并请他帮忙。那位同学听了他的倾诉，平时也听到过他的一些情况，引起了他的同情，说只要案情如他所说的那样，重审应该有希望。于是邵阳市中院才受理了他的上诉书。
2005年3月，邵阳中院受理了邓桃一的案件以后，主审法官李××向隆回县法院调阅档案，只调阅到原县军管小组79年1 月5日立的36 号“邓桃一反革命”案卷8 宗。主审人认为有必要调审原一审法院的审判卷，数次电话催促，隆回县法院说该案卷已无法找到。事后得知，并不是案卷找不到，而是县法院某院长故意把案卷中的一审审判卷抽走，拒不上交。由此可以得知，县法院某些人的抵制态度是何等坚决。
邵阳市中院主审李法官根据他的调查和本人的申诉，于2005年10月14日写出了邵中立复字第48号“关于邓桃一扰乱社会秩序一案的审查报告”。报告的第六条做了如下“处理意见和理由”：
“主审人经复查认为，原判定申诉人邓桃一在文革期间参与派性斗争的行为事实成立，邓桃一亦未否认。但邓桃一认为是其履行职责的行为，不属扰乱社会秩序。这只能说明是在当时文革历史条件下，闹派性斗争的行为。其行为在当时是否构成犯罪，值得慎重研究。原判对邓桃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徙刑五年，在法律程序上也是存在问题的。按照当时的宪法和法院组织法规定，还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必须组成合议庭，公开审判，被告人有辩护权，法院判决书上应有合议庭成员签名，并应该引用法律条文。据反映，一审判决是由当时的县委常委研究决定的。中共中央1979年9 月9 日发布的中发（1979）64号文件，已明确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因此，建议对本案进行再审，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隆回县人民法院重审。”
拨开云雾见青天，看来邓桃一的案件有希望了。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隆回县无视法律的尊严，和公平正义对着干，非要把邓桃一的案子办成铁案不可。隆回法院申院长本来是邵阳中院的审判委员，要摆平这件事，那是太容易了。中院主审李法官的一腔正义，立即化为泡影。邵阳市中院领导强令李法官写出驳回书和终结书。邓桃一在中院的申诉成了死结。
三、接待过他的法官都说是错案，县里一出面，马上被驳回
邓桃一本来是个不服气的人，他不能就此罢休。为了争回自己的权利，他只好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访申诉。凡看到他的材料的人，看完就说：你这个案子并不复杂，一看就是个错案，完全可以重审。2005年11 月，邓桃一来到省高院，省高院信访第二接待室刘法官接待了他，对他的案情非常重视，并给邵阳中院写信说：“此案发生在文革期间，应按中央政策处理，请你们认真接谈，妥善处理。”话虽然是些原则话，但态度是诚恳的。11 月2 1 日，邓桃一回到邵阳，找到市委领导接待处，市中院一位姓晏的女副院长。这位姓晏的女院长对递过来的信看也不看就说：“你这案子告到哪里都没用，我们已报终结。”邓桃一说：“现在是法治社会，你是法院院长，更应该讲法。你们驳回申诉，维持原判，是依据法律哪一款哪一条，给我指出来，我也口服心服呀！”女院长横蛮无理地回答：“我们不要拿什么法律来跟你讲，就可以终结。”看，原来法院院长办案是不要用法律的！
受斥责，遭冷眼，他已经习惯了。他坚信正义一定能得到申张。邓桃一又来到省高院。高院的法官们认真研究了他的案子，并由唐法官负责复查。唐法官按照办案程序向隆回县法院调取原审判材料。首先拖着不送，后多次催促下仅发送抽出原审法院审判材料的原县军管小组79年1 月5日立的36 号“邓桃一反革命”案卷8 宗。省高院一再催要原审法院审判材料的。隆回县看到省高院重视并插手调查，立时慌了手脚，不但不上交案卷，而且马上派一个副县长和两个法院院长去长沙，找到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不知他们跟省高院的领导使了什么手法，耍了什么名堂，省高院立即翻了脸，命令主审法官停止办案，写出驳回书。主审的唐法官不愿意违背良心办事，不同意写驳回书。于是省高院的领导另外指派曾法官出面写出“湘高法刑153号”驳回书，和“湘高法104号”终结书。邓桃一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又碰了个硬钉子。
四、上京路上离奇事，层层阻扰失自由
开弓没有回头箭。邓桃一决心讨一个说法。同情他的法官也对他说：“现在虽然讲是法治社会，但法是由人来执行的。领导不讲法，我们也没办法。看来你只能去最高人民法院去试一试了。”邓桃一把自己收集的所有证据材料整理好，走上了去京城上访的道路。
2007年8月，在k2次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邓桃一闭目遐思：这是最后的希望了。他相信党中央，相信政府，一定能依法办事，排除阻力，给他一个合理的处理答案。这时，一个铁路乘警把他弄醒，专找他的岔子，查他的身份证，询问他到哪里去。他说是去北京告状的，乘警要他下车。邓桃一说：“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是我的权力，你凭什么要我下车？”两人争吵起来。他想，这个乘警怎么光查我的身份证？是我的样子长得像坏人么？事后他才得知，原来与他同去的人在另一车箱，看到县里特地派县法院姓朱的副院长暗地跟踪他。是这个跟踪的人向乘警打招呼，要他利用警察身份，把他赶下火车的。
这还不算。火车到北京站后，其他车箱的人都下了火车，唯独他乘坐的车箱不开门，把一车箱旅客关在车里。等了二十多分钟后，一辆小汽车开来，乘务员才打开车箱门。小车上下来的两人走上车，乘警指着邓桃一说：“就是他，就是他。”不由分说，邓桃一被两个人“请”上了小车，其他旅客才准许下车。原来是邵阳驻京办的人员为阻止他上访，如临大敌般把邓桃一截留下来。
在邵阳驻京办，邓桃一说明了自己上访的理由，驻京办工作人员用了各种手法阻止他上访，说有问题回去解决。邓桃一说：“在邵阳能够解决，我还来北京干什么。”驻京办把他送到由他们租来的房子里，并派两个牛高马大的北方人看守，不准他外出，限制他的人身自由。邓桃一跟驻京办的人又进行一翻理论，把自己的案情说了，递上了材料。说：“只要你们帮我解决了问题，我马上回去。”驻京办工作人员看了邓桃一的材料，觉得问题的确复不是他们所能解决得了的，才把他送到最高人民法院。
五、天天眺望北京城，只望云开天地睛
邓桃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呈递了他的全部材料。受理法官仔细研究了他的材料，也说：“你的案情说起来简单也不简单，说不复杂也复杂。无非就是文革后期，县委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了你五年刑。当时的法院是被动的。这个案子我们作为工作人员不好表态，我会向领导汇报。你们湖南的问题很多，领导要一起进行研究，有结果我马上答复你。”邓桃一在北京等了几个月，年底又去找那位法官。法官说：“领导现在很忙，你的案子还没有研究。现在快过年了，你先回去，有了意见，我会告诉你。你的电话号码我都能背出来了：13036719168。是不是？放心吧！”
邓桃一回到了他的家乡隆回县桃洪镇，已经过了一个春天，还在等待着北京传来的好消息。可是，在这么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在强大的权力磁场中，法制还没有深入到某些当权者心灵的时代里，他能够如愿吗？但愿法律能能真正挺起胸来。因为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民生观察工作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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