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在浙江省只是一個中等大小的城市，與東鄰的嘉興、南邊的紹興、金華、溫州面積接近，比杭州和寧波要小得多。湖州不是工業重鎮，更非浙江省的政治經濟中心。在歷史上雖有過魚米之鄉、絲綢之府的美稱，但從來與“路”的多少、寬大，沒有關系。
湖州的織裏鎮，也歷來與路沒有會關系。在七、八十年代，織裏還只是湖州的一個小得不起眼的鄉村小鎮，無法與當時的菱湖、南潯、雙林三個大鎮相媲美。織裏的居民都是種田的農民，它與整個浙江省一樣，人多地少，單靠農業生活難以為繼，加上“黨的政策”農民只能做“泥腿子”，不能有“冒富”的非份之想，因此普遍的貧窮。直到八十年代後的所謂“改革開放”，織裏農民在自己家辦家庭縫紉工廠，將自己做的織物走街串巷到鄰近的城鎮去賣。筆者當時看到在上海擺地攤賣繡花枕套的人，幾乎都是織裏人。隨著時間的推移，織裏人生意越做越大，走南闖北也越來越多，才發展到今天當局稱之為：新興的“被國家體改委等11個部委批准列為全國小城鎮綜合改革試點單位”，又說它將成為 “全國一流的童裝市場”。這一切也與“路”的多少也沒有直接關連。
“改革開放”後似乎有一條“真理”，即“發展”、“富裕”與交通便利密不可分。於是第一件事就是修（造）路。湖州到織裏今天有十條大道，大概是這種思路下的產物。但湖州到織裏全程不過20公里，“改革開放”前，已經有上海至湖州的318國道（4車道），和一條與318國道平行的古老運河，這條運河的運量，少說可抵一條高速公路。說起318國道本人太熟悉了，整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每個月都要全程走一趟，從未見過車輛堵塞，因此說交通便利，足可應付織裏鎮大發展所帶來的人流、物流的需要。
可是，今天湖州到織裏的路：一、上海至蘇、浙、皖的高速公路，橫貫空中；二、吳興大道（6車道）專為織裏鎮的興起而建；三、湖、織公路（4車道）顧名思義就是為織裏而建的；四、還有：緯一、緯二、緯三、緯四、緯五這五條公路（2車道，每條均比318國道的前身—蘇嘉湖沙石路面公路強多了），總計多達十條路。哇！湖州市的頭頭們簡直成了“路癡”。 其實他們這樣做是利益集團的“醉翁之意不在路”，而是“醉翁之意全在地”、“醉翁之意全在利”，是通過國家公權力霸佔土地，獲取他們的私利。
造路必須佔用土地，記得2006年九、十月間的一個多月內織裏鎮連續發生兩起大火，驚動了高層，國務院副總理鐵娘子吳儀飛到湖州，說為了改造“三合一”（底層店鋪二樓工廠三樓住宿），吳儀大筆一揮，批准2000畝土地改造“三合一”。這下“路癡”們來勁了，為在這個總面積不過二、三平方公里的織裏鎮建成了那麼多路。這是我們看到的表面現象，其內幕實質是為貪腐大開了方便之門。你想想吳儀走下飛機時，沒有帶來一粒泥土,卻如此慷農民之慨，此舉會使多少農民失去土地？。
湖州地區土地資源奇缺，是舉世公認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洪朝暉教授，專程到湖州等地作過實地考察。經過對湖織公路建設的沿線鄉鎮，湖州市城市規劃區內42個行政村的調查，洪教授瞭解到，至2001年底湖州集體耕地比1992年初減少41%，人均減少0.41畝。同期因土地被徵用而需要安排就業的農村勞動力有1.12萬人，但通過政府協助安置的勞動力僅為806人，只占7.2%；除了失去土地後自謀職業者外，這42個行政村仍然有0.59萬人處於失業和半失業狀態，占53.1%”。洪教授認爲：“現在是農民不像農民、市民不像市民，出門是寬闊的馬路、抬眼是工業廠房，雖有路可走，但無地生存。”
筆者出生在湖州這塊土地上，青、壯年時在外謀生，但情系故里，一直沒有忘懷這塊土地，至今侄輩們至少有十來家住在這一帶。現在他們有一半以上在“建設新農村”的幌子下，都被“趕”進了新建的“生活小區”：清一色的洋樓，寬敞的馬路，表面上“一派繁榮”，骨子裏卻使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破壞了“門前屋後綠油油，四季飄香入畫樓”的田園風光景觀，“居民們”整天無所事事，老人們倚牆曬太陽，對著水泥石板路發呆；年青人一個個沉迷在“國粹”裏。成天在麻將桌上虛度光陰。
為什麼如此“熱心”造路？這幾年來貪官們的“司馬昭之心”早已被人識破。洪朝暉教授說：各級政府之所以熱衷於征地，是為了“低征高出”、“以地生財”。所謂“路癡”即是建路建到癡迷的程度，當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利益所驅動，即便是為了“政績”人們常說的“面子工程”，也是為了自己今後的升遷，從而能做更大的官，得到更大的利益。這將為他們的貪、腐“大展宏圖”創造極為有利的條件，真是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間全國建設佔用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每徵用一畝耕地，就要伴隨著1.5個農民失業，這就意味著中國“失地農民群體”，將從前些年4000萬人劇增至 2030年的1.1億人。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到今天，僅賣地款就高達2、30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農民只得了個零頭，潑天的暴利都叫各級官員們搶去了。農村破產，農民貧困，官員們個個腰纏萬貫，成了千萬、億萬富翁。
據織裏鎮河西社區38號農民陳樹春揭露:當地村幹部吳柏林、鬱根法和徐順慶在大眾面前大言不慚地說：“機會輪到吃、貪、拿都是我們的權力”，鬱還說：“跟文化大革命一樣，輪到我們“齊便帶”，你們只好忍了”。鬱在湖州市區陽光城一百多萬買了房屋，織裏府前大道有房屋三處，小兒子鬱建中購買了白色本田轎車，大兒子購買了紅色本田轎車。村幹部在織裏都有房屋，挪用了農民的土地補償費十多個億，建造了鎮政府大樓，政府幹部上午報到下午吃喝嫖賭，村幹部同樣如此。(載民生觀察) 以上只是一個小村, 整個織裏鎮的冰山一角， 更何況市府裏的大官。（中共大員吳官正在中紀委交班會上坦承官員財產申報制試點失敗，並披露上海省廳級幹部90%以上擁有1千萬以上資金，廣東省廳級以上幹部，則是99%擁有1千萬以上資產。千萬富翁，不過幾年十幾年工夫）。
一個小小的村官如此倡狂地貪贓枉法，現在是30個農民養活一個官，這一大群多如蝗蟲的貪官，無時無刻不在吞噬著農民利益，叫農民們如何生存？洪朝暉教授接著說：“湖州市區的一個鎮以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為名，用土地置換戶口的辦法把934畝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轉為鎮政府所有，而農戶竟然未得分文的土地補償費。 失地、失業、苛捐雜稅不僅導致農民的收入減少，而且逼使他們離鄉背井、流入城市，成為城市貧民的主力。農民失去土地財產權利的直接後果是失去土地，而失去土地意味著無家可歸，許多當年有地有業的農民現在不得不加入城鄉的貧民階層，一項統計表明，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農民只占總人口的11.5%.於是，大批失地失業的農民正持續不斷地加入底層貧民的行列，成為城市化進程中一個新的社會弱勢群”。
農民窮、農民苦，其根子是現行土地制度的不合理才是造成他們被掠奪的根源。而現在應醒悟到土地所有權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根”。 洪朝輝說中國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貧困, 事實證明，哪里有侵權，哪里就有貧困，權利貧困與生活貧困密切相關。農民貧困的根本原因是權利貧困，鑒於”富也權利、窮也權利”征地問題已經成為侵犯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重要”元兇”。土地的村社所有，變成了村幹部的事實佔有。村幹部利用土地所有權的‘管理者和分配者’的身份，往往監守自盜，和開發商和地方官員相勾結，瞞著農民處置、出賣土地以中飽私囊。……
現在許多地方的農民已經覺醒了,一場被稱為“土地保衛戰”的農民維權運動正在中國此起彼伏，其中規模浩大、人數眾多的有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7萬回遷農民要求收回土地所有權的抗爭，以及黑龍江省富錦市4萬農民要求收回自1994年以來被富錦市地方政府強行低價“徵購”的150萬畝耕地和荒原的所有權。天津市武清區上馬台鎮四個村子農民收回自己土地的事。幾個村子的男女老少持續到上馬台水庫工地，阻擋武清區政府對他們土地的非法侵佔。他們向政府官員宣佈：土地歸農民所有，這些土地曾歸我們的世代祖先所有，現在歸我們和我們將來的世代子孫所有。…
有專家學者鄭重指出: “土地所有權是重建鄉村社會的前提”。官員把農民逼到無法活下去的地步，全國農民們應該這次農民維權活動的機遇，應當將被這些蛀蟲從農民手中搶劫的財富，重新奪回來。在城市中，現在工人的工資比頭兒們少百倍是常見的，山東一石化企業高達四百倍。城市貧民也應該清算中共各級貪官盜竊國庫，掠奪人民財富的罪行。貪官事必後卷款潛逃首選地是城市或逃往他國，逃離中國的照樣可以引度回國受審。貪官們憑藉共黨利益集團做靠山， 勢無忌彈地掠奪，所以工人和農民應該想辦法收回被掠奪的財産。
已建成路的土地，再要改造成耕地代價太大，但可以向貪官權貴奪回他們竊取的贓款，用來充實社保基金，農民也可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等。我堅信湖州農民也很快會覺醒，並勇躍投入這場轟轟烈烈的“爭土地、求生存”維權活動，使自己和子孫後代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
范 子 良
西 曆 2008年 元 旦
農 曆 丁亥年十一月廿三
（鳴謝湖州小同鄉歸宇斌先生對本文潤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