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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披露，前八九反腐爱国民主运动学生领袖周勇军先生，日前在广西区东兴看守所中得到律师会见。随后有律师披露，中共当局正图谋以周勇军在推特上发文为据，来指控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据法律人士查看周勇军推特上的文字，发现并无所谓煽动颠覆中共政权言论。而从本次周勇军先生先被东兴警方以涉嫌“利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拘押，到后来变更成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提起公诉来看，中共当局并没有依据法律程序在发现周勇军犯罪证据后才予以拘押，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相像与需要肆意构陷迫害周勇军，以先拘押再罗织罪名的形式意欲达到持续镇压八九一代的目的。民生观察对中共当局如此无视法制，践踏人权，残害八九一代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媒体报道，2月20日律师前往广西东兴看守所会见周勇军，看到他健康状况在进一步恶化，腰椎疾病很严重，令行动不便，晚上没法睡觉。看守所有医生，皮肤病可应付，很难治疗腰椎病。律师曾向国保及检察院提交报告，要求让周勇军到医院治病，但距离最近的看守所系统医院也在南宁，当局没有回覆。周勇军腰椎庝痛，根本没法劳动，看守所每个月的生活费要一千五百元，家属没法负担，可以想见周勇军在看守所中的艰难。另外，上个月，周勇军父亲去世，律师没告知他此事，以免他在看守所情绪失控。当然中共当局更不可能考虑基本的人道主义而让周勇军送父亲最后一程。

本次周勇军先生被拘押，是2018年8月19日到广西东兴巿旅游，过边检时被抓至派出所，被当地警方以涉嫌“利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刑拘，9月26日以同一罪名逮捕，检察院后来又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审查起诉，而证据居然就是几条推特文字。由这种变动不定的罪名与极度缺乏无力的证据可见，拘押周勇军是典型的以言治罪，并且也是典型的先拘捕后搜集证据的政治构陷。

周勇军1967年9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蓬溪县东宁乡。1985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1989年4月，参与北京反腐爱国民主运动，4月21日，与郭海峰、张智勇跪于人民大会堂门前，试图递交请愿书。4月28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周勇军任首任主席。后与韩东方、赵品潞组织工人参与运动。6月中旬被捕。1991年1月获释。1992年7月偷渡至香港。1993年2月，前往美国。1998年12月，闯关返回中国，后被捕，被以偷越国境罪劳教三年。2001年获释。2002年6月，前往美国。2008年9月，周勇军持马来西亚假护照经澳门抵达香港（有报道称周勇军为探视在大陆的父母，先前向中国领事馆申请护照及旅行证件未果），被香港警方扣留，后被移交至深圳警方。2009年5月，转送四川遂宁。2010年1月15日，四川遂宁射洪县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9年，并罚款8万元。2015年12月获释。

周勇军先生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正因参与1989年爱国民主运动，而30年来持续遭受多次被捕入狱。这力证着中共当局对八九一代持续残酷的政治迫害的现实。

自从1989年6月4日前后中共当局对八九爱国民主运动采取血腥屠杀，制造骇人听闻的“六四屠城惨案”后，中共当局为了掩盖罪恶，也为了灭绝一切历史的罪证，铲除中国走向现代民主宪政文明的任何希望与可能，而持续残酷镇压迫害八九一代，30年来不断反复将八九反腐爱国民主运动的参与者投入监狱，至今仍陷身于牢笼的八九一代，如四川的刘贤斌、陈卫、符海陆、陈兵、张隽勇、罗富誉，贵州的陈西，广东的郭飞雄，浙江的吕耿松、北京的胡石根，等等等等，还有被迫害致死的八九一代如杨天水、李旺阳、力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等。显然，30年来，中国大地有不计其数的八九一代身心遭受着无尽摧残，有的殁死大狱，众多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中共当局30年来持续残酷镇压迫害八九一代，本质上是为了维系罪恶的极权统治，维系权贵掳掠奴役人民的特权，仇视抗拒代表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八九一代所诉求的人权、民主、法治、宪政等等普世价值，阻止中国迈向现代文明轨道。

中共当局这种与人类文明为敌，与历史发展方向反动，践踏人权，无视法制，颠覆人道，挑衅人类底线的行径，严重背弃自己颁布的《宪法》，公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权捍卫者宣言》等等各项国际人权法制类公约。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周勇军及所有被羁押于监狱的反腐爱国人士、异议人士、人权捍卫者等等良心犯，立刻停止对八九一代的迫害，切实落实中国《宪法》与中国政府业已签署的各项国际公约，启动旨在保障人权的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华民族回归人类文明的正道。

民生观察 2019年2月26日

2月20日，是中共体制内自由派元老李锐先生最后送别的日子，中共当局不顾李锐先生生前一再声言的“三不”（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不盖党旗）的遗愿，公然将他最后绑架进入八宝山及铺盖共党旗帜，并且对一些李锐生前精神领域相通的自由主义异议友人予以严控，不许他们依照人情与法理参加最后送别会。中共当局这种无视逝者遗愿，背弃人情天理，本质上是对人缺乏起码的人格尊严尊重，公然践踏法制人权，民生观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据推特及一些媒体报道，中国独立记者高瑜与维权律师浦志强在李锐送别会前几天便都接到北京国保部门的通知，被明确告知不准去李家吊唁，也不能参加丧礼。据悉，北京受到相同警告通知与限制的人还有不少人权律师、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等等。

李锐先生的女儿李南央女士通过媒体公开声明：“我不是从家人和“组织”，而是从一位朋友那里知道了张玉珍和中组部在北京时间16日晚间商定,将于下周三早晨8:30在八宝山按正部级待遇为李锐举行告别仪式。我又看到了一位朋友转来的在微信圈中传的一段文字：‘有消息说李南央已经先后得到李锐老病危和病故的消息，但她表示不想回来。不知此消息是否属实？李锐老人身后一定会有一场隆重的告别仪式。坊间盛传：李南央以祖父李积芳和父亲李锐的精神传人自诩，身为李锐长女的李南央若不回来尽孝，不出席此仪式，世人会怎样看呢？’我将凭借记忆找出的父亲在日记中有关后事的记述录在这里（并附原件照片）

1996年3月14日（星期四）晴
早晨醒来睡不着，打油四句：
今生只缺一挥手，告别无须八宝山。
请问骨灰何处撒？楼前树底作肥源。
收到杨达告别通知而引起的。
2011年7月9日（星期六）晴
可见李锐先生不愿意死后仍被中共当局绑架安放于中共高官骨灰聚集的八宝山中。

李锐（1917年4月13日－2019年2月16日），生于北京，祖籍湖南平江。著名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以及毛泽东兼职秘书。

1934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参加“一二九运动”，为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分别在湖南、延安和中国东北从事青年和新闻工作。1945年后到东北，先后任中共领导人高岗、陈云的秘书。

1949年至1952年任《新湖南报》主编、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在土改期间力主保护曾国藩故居。1952年调北京，主管水电。1958年任水利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工业秘书。

1959年庐山会议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一切职务，1960年3月被开除党籍，5月和右派份子们一道下放北大荒劳动。“文革”期间因得罪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1967年11月11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关单监，仍坚持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信揭发陈伯达。1975年5月30日释放。

1979年获平反，出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82年－1984年依中共元老陈云的推荐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青年干部局局长。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离职后主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长年呼吁民主宪政，被视为中共党内自由派人物。

李锐作为曾经主管中国水利的领导人，是国内主要的三峡工程反对派代表人物，1980年代初著有《论三峡工程》一书，并多次上书高层指出，将来三峡工程完工，库尾洪水位剧升，必然要为重庆“准备后事”。并引用水利工程专家黄万里的话说，今后恐怕会在白帝城立三个铁人，分别为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前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和中国水电专家张光斗。

李锐是中共元老习仲勋好友，也曾是习近平上司。他对习仲勋作出了正面的评价。李锐在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掌管人事时，曾推荐习近平升任厦门市副市长。晚年却公开批评习近平的文化水平，实际只有小学程度，当上总书记后又刚愎自用，不听他人劝告。李锐又指出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为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直言不讳指出其过错，又批评习近平推倒邓小平提出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大搞个人崇拜。

2019年2月16日上午8点32分，李锐在北京医院逝世。他的女儿李南央发表声明说不能接受把她父亲作为共产党干部及不能接受“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党旗盖在父亲遗体上，她强调父亲意愿是死后“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和不盖党旗”及他始终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精神。2月20日，李锐遗体告别仪式按正部级规格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朱镕基、陈希等致送花圈。

由李锐先生经历及生前著书可见，其一生追求“宪政民主”，敢于说真话，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晚年看透中共极权统治本质，希望自己死后能与中共统治集团出离开来。然而，在中共极权统治管控生者也还要管控与消费死者的铁幕下，李锐遗愿也不能得到就有尊重，最后还是被绑架进入八宝山中，并且还不让他生前的精神友人前往送别。中共当局这种行径严重违背李锐先生生前遗愿，构成对逝者尊严的冒犯，也事实是对人格尊严的践踏，直接侵犯了人权，而对李锐先生生前精神友人的禁止祭奠，则直接侵犯了公民祭奠权、人身自由权，违背天理人伦与公序良俗。因此是对《宪法》的违背，是对各种国际人权公约的蔑视，是对文明的反动。

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放弃极权主义邪路，停止绑架生者与“消费”死者，回到人类文明的正道上来，顺应宪政民主人权法治的历史潮流，真正尊重人权，不忘老革命延安时期追求宪政民主人权法治的初心，切实开启旨在保障人权的政治体制改革！

民生观察 2019年2月26日

本网获悉，四川成都秋雨之福牧师王怡的母亲，于2月25日早上，到银行取款时，拒斥尾随跟踪的警察偷窥自己帐号密码，招致气急败坏警察的暴力殴打，致使老太外伤甚大并出现胸闷、呕吐等症状。成都警察公然如此对老人施暴，属于典型的违法侵权滥旗酷刑，民生观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据民生观察报道，王怡牧师年近八旬的母亲，今日（2月25日）早晨外出被成都汪家拐派出所警察张俊虎（警号075557）等人打伤。老人家在银行取款时，张俊虎上前偷看密码被拒绝后气急败坏地恶毒辱骂，用手扯老人家头发，殴打老人时银行保安制止，张俊虎大声喝斥银行保安“我在执法”，仍用脚踢已经打倒在地的老人，与张俊虎同行的其他警察则恐吓不准还手。老人家头发被抓脱落，被打倒在地仍受到张俊虎等人脚踢、踩踏。外伤甚大并出现胸闷、呕吐等症状。

无独有偶，四川民主维权人士、“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的母亲，年过85岁，因黄琦被当局严重超期羁押，在看守所中病重，而前往北京为黄琦喊冤陈情上访，结果于2018年12月7日在北京遭到中共维稳截访人员的围阻，被推倒于地，暴力殴打，并遭到绑架失踪近两月，直到黄琦案开庭后，才被放回家，但仍被严密监控与限制自由，随时都会被带走软禁。

王怡与黄琦两先生的高龄母亲之所以遭到中共当局警方暴力对待，是因王怡坚定基督教信仰的传道与黄琦致力于公民维权。这种因儿子的信仰与维权而受牵连，以致母亲遭受暴力虐待，是赤裸裸的封建株连制度。

王怡，1973年6月出生于四川省，笔名“王书亚”，青年学者、自由撰稿人、宪政论衡网站主编、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加尔文派中国家庭教会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长老和牧师。任职于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在自由主义与中国宪政转型方面研究、写作。2018年12月9日傍晚6点起，四川省成都秋雨圣约归正教会长老会被警察执行大规模逮捕行动，包括王怡牧师、教会多位长老等超过100位教会弟兄姊妹被警察逮捕，后王怡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至今被秘密关押。

黄琦，1963年4月7日出生于四川，网名难博，“六四天网”网站创办人，为推进中国人权法治多次被拘押判刑入狱，本次被拘押是2016年11月28日，黄琦在家中被警方带走。12月7日，有访民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黄琦已被刑事拘留，正被羁押于绵阳看守所，12月16日黄琦的母亲得到官方通知称黄琦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而被正式逮捕。2019年1月14日，四川绵阳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黄琦被控涉嫌“泄露国家秘密”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的案。美国等西方国家外交官前往绵阳法院试图参加旁听，但均遭阻拦。多名赶去围观的黄琦支持者被限制自由。

由王怡与黄琦两先生因信仰与维权遭受拘押迫害，因此高龄的母亲惨遭暴力虐待的事实，可以看出中共当局丧失基本人伦底线，挑衅人类良知，践踏法制与人权，对高龄老太肆意株连施暴，属于典型的滥施酷刑。

根据联合国有关酷刑的规定，“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於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

由中共当局对王怡与黄琦的高龄母亲的滥施酷刑，可以看出中共当局对信仰者、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亲人普遍实施株连的残酷本性。中共当局这种行径，严重违反《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UNCAT）》中的“每一缔约国应采取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出现酷刑的行为。任何特殊情况，不论为战争状态、战争威胁、国内政局动荡或任何其他社会紧急状态，均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上级官员或政府当局的命令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也严重违反中国《宪法》承诺的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

民生观察强烈要求：
1、中共当局立刻追究对王怡的母亲滥施酷刑的警察及其背后主使人的法律责任；
2、立刻停止一切株连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信教人士的亲人的违法侵权行径，切实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
3、立刻开启旨在保障人权的政治体制改革。

民生观察 2019年2月25日

一、前言：改革开放年代的终结

2018年3月的“两会”，中共以修宪名义不但正式取消了防止个人崇拜重现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更复辟了文革时期的1975年宪法，堂而皇之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载入宪法正文，公然把“主权在党”取代了以往“主权在民”的遮羞布。如果说结束任期制使未来中国的政治前途更具高风险的不确定性，那么把中共的领导地位写入宪法正文则是未来中国民间社会将面临更残酷更血腥打压的信号。

个人崇拜重现使中共体制完全沦丧为人身依附关系为主要特征的奴化利益集团，复辟中共领导入宪用法律来强制要求国民必须拥护中共，使民众权利、民间反对消失，中共专政统治更有底气严厉地监控社会、侵犯人权。这种斯大林式的强调效忠、上面对下面完全控制和服从的法西斯体制，正式标志着1979年以降邓小平改革开放年代的终结。

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基本因素是中共部分放弃了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承认市场的作用，使社会获得了有限度的政治松绑，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出现多元化，新兴社会阶层的产生，民主、自由、宪政等启蒙话语的传播，使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提高，随之公民权利运动得以兴起。公民权利运动的经济权利诉求和政治权利诉求都对官方的列宁主义政党一元化体制造成了冲击，这对中共力图千秋万代一党专政的意图是挑战性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后，以提高政治控制持续严厉压制社会为解决政权安全问题的办法。在此思路下，终结改革开放，精细严密控制社会，监控人民，侵犯人权的新型法西斯极权体制得以正式确立。

2018年度，以更无形丶但更无孔不入的人工智能和广泛的监视系统为主要手段，巨细靡遗、无远弗届地全面控制社会监控国民的“云极权”在中国迅速建立和发展，中共的社会控制能力和技术前所未有地冷酷无情监控国民，侵犯人权，远远超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的国家。

中共社会控制的其核心价值是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地位，目的是对可能挑战政权的社会抗争事件、人物达到预防或是先发制人的效果，“将一切不稳定消灭在萌芽状态”，维持政权稳定。中共的社会控制手段包括意识形态控制与国家暴力对社会行为控制两类。

二、意识形态社会控制：让人窒息的恐怖时代

1.严控新闻传媒

习近平上台后，公共言论空间的审查日益严苛，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生活，中国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均被严控。新闻传媒一直被中共所垄断，没有任何新闻自由可言，只能作为党的“喉舌”而存在，成为党的声音，党的工具。习近平在视察《人民日报》、新华社及中央电视台三大官媒总部时，要求记者对党要绝对效忠，“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均要紧跟党的领导。在“用党的意志和主张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严苛管制媒体环境下，以禁令系统、把关体系层层设防，媒体的言论空间被禁锢，新闻传媒无论是舆论影响力还是经济收益都大幅度下滑，中国新闻传媒业弥漫浓重的严冬气氛和悲观情绪。

9月10号，香港的端媒体发布深度报道《全面审查时代：中国媒体人正在经历什么？》，用9位媒体人的口述，展现了在全面审查时代，媒体人所经历的越来越不自由的从业状态。报道指出，从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开始，中国新闻媒体事业面临一个越来越苛刻的审查，从网络规范到立法，从娱乐到时政，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中国媒体人无一例外经历了一个越来越不自由的从业环境。端采访了20多位新闻传媒从业人员，从“从禁令到法律，不断进化的审查”、“内容审查：从时政到娱乐，一套全方位的审查体制”、“把新媒体全面管起来”三个方面，讲述了习近平时代的新闻传媒被严厉控制景像。
（全文见端媒体：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910-mainland-censorship-journalist-in-china/
）

中共政权对媒体的控制一步步收紧。先是敏感政治议题全面封杀，随后探讨社会热点问题的报道被限制，接着娱乐八卦新闻也被套上种种紧箍咒，最后扩展到财经领域这一原本相对宽松的“灰色地带”。

9月11日，网易发出公告称，由于“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即日起停止财经频道的更新。
9月26日，中共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称，凤凰网部分频道、“凤凰新闻”客户端及WAP网站存在“传播违法不良信息、歪曲篡改新闻标题原意、违规转载新闻信息等问题”，责令全面整改。

9月28日，中宣部向新闻传媒下发指令，提出6个需要“管控”的经济选题，分别是：经济数据不及预期，经济面临较为明显的下行压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隐患；中美经贸摩擦影响逐渐显现；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滞胀预期升温；借社会热点事件渲染民众生活艰难。

2.强化控制互联网信息流通

中国是世界各国在控制互联网信息流通方面投入最多的国家。研究显示，在全球所有国家，中国的网络控制政策是最严的，中国的互联网自由度甚至比伊朗和叙利亚这些国家还低。

4月20日至21日，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身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的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强调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以确保稳定。习近平的发言凸显出中国当局对互联网内容的态度更加硬化，众所周知党国所谓的“稳定”意思是中共政权的稳固，中共对中国社会的控制稳固。

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与日俱增。习近平强调强化控制互联网信息当月，中国政府开始进行更严厉的整治网络自媒体行动。

4月9日，暂停今日头条、凤凰新闻、网易新闻和天天快报四个新闻资讯类自媒体移动应用程序的下载服务；

4月10日，中国广电总局以“导向不正、格调低俗”，为名，永久查封有两亿多注册用户，日活跃用户超过2000万的娱乐性平台“内涵段子”客户端及公众号；

4月11日，新浪微博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清理行动，内容包括色情、暴力和同性恋题材的漫画和短视频，打击“传播涉及未成年人的低俗及其他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

7月国家版权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展开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2018”专项行动，将网络转载版权作为整治重点；

9月29日，国家版权局约谈百度、新浪、腾讯及微信等13个网络平台，要求提高版权保护意识，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实际是以保护版权为名，加强对网络的管控及审查；

11月1日，公安部施行《公安机关互联网安全监督检查规定》，加强了中国当局获取公司信息技术及专有信息的审查权；

11月15日，中国互联网最高审查机构网信办发布了《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进一步加强网络舆论监管。所谓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包括“开办论坛、博客、聊天室、通讯群组、公众账号、短视频、网络直播、信息分享、小程序等信息服务或者附设相应功能”，基本上包含了目前流行的网站和服务；

中共越来越不满足于仅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审查国民言论，现已把其审查范围扩展到海外，向谷歌（Google）、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等外国网络公司施压，要求撤下某些中共不愿意让中国民众看到的内容。脸书为了能够在中国立足，甚至悄悄开发了一款没被启用的审查工具，还在中国发布了一款不带自己公司名字的应用。苹果公司则直接把针对中国客户的云端数据存储业务转移给受中共管控的中国公司运营，把可以避开中共互联网防火墙的翻墙软件从其中国应用商店下架。

9月开始，当局加强对推特（Twitter）中国用户的管控，掀起“推特强拆”风暴，至少上千使用推特的大陆网民被有关部门约谈，被要求删除涉及政治、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问题、社会公共事件的敏感推文，或要求注销推号，甚至有人因发送推文而遭到拘留、逮捕。

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8年、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人权活动家吴淦其推特账号中3万多条涉及公民行动和政治批评的推文悉数被清空。

厦门网友潘细细因拒绝配合删帖删号，被厦门警方拘留15天，其推号遭删除；重庆的刘继春遭抓捕；另一位来自安徽的网友吴怀云被以“在推特上发表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拘留10日；消失多日的推友“陈年老酒“（许乐群）公开他11月7日被深圳公安传讯的记录，记录显示警察围绕和新疆有关的推文，要求其注销推特，不久后警方称监测到他还没有注销推号，许乐群仍在上级下发的通报名单中。该消息证实当局握有“推特黑名单”。

知名段子手、独立时评人士王亚军因发送推特被拘留10日。10月31日，王亚军在推特发出了一条推文：“别了，推特！”并附上一张“解除拘留证明书”，他刚刚被以“寻衅滋事”拘留了10天。

《改变中国》发表了野渡、王译等42名异见人士、知识分子和记者的证词，他们被警方传唤并删除他们的推文，甚至删除他们的账号。

图片为数十位网友公开遭国保警察约谈的推文

3.强化高校意识形态控制

中共吸取了“六四”事件的教训，对高校的意识形态是其社会控制的重心，意图防止大学成为“西方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传播地。

11月，广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全面清查在校师生手机、电脑、移动硬盘等内容。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向全校师生通告，称近期境内外敌对势力通过网络、手机等途径，传播违禁、违法影像视频，为抵制和打击涉暴、涉恐、反动、淫秽等有害思想的传播，全校从11月7到23日必须对全体师生的手机、电脑、移动硬盘、U盘等存储介质进行全面清查，做到全覆盖，不遗漏一人。

该通知文件立即引起社会哗然，对公民物品进行检查，需因法定事宜并由执法人员实施，否则即为非法，校方此举完全严重侵犯个人隐私，侵害师生权益。校方辩称检查行动是“上面有要求”。事实上官方如此行动只不过是加强对大学生思想钳控的一部分。

无独有偶，同样在11月，重庆和福建先后公布了将在2019年高考中对考生恢复文革的政治审查，政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道德品质恶劣，违法犯罪，这些行为都可以被列为“政审不合格”。福建教育考试院11月9日直接发布公告，明令“反对宪法言行者不得参加高考”。消息在网络舆论中引起轩然大波，被解读为中国全面向左转，引发文革已卷土重来的忧虑。因为文革的惨痛教训，中共前任领导人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废除了高考政审制度，现在高考政审的重新恢复，显示了习近平政权对社会实行政治审查和社会控制的严厉高压政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桔红因在课堂上，批评全国人大修改宪法，而遭到校方严厉处罚。校方文件称：4月25日，翟桔红教授，在行政管理本科1701班的大一学生讲授“政治学原理”课时，“偏离教材、教学大纲及课件，错误解释我国宪法修改情况”，“错误介绍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妄议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片面介绍其他国家或地区政治制度，在学生中产生了负面影响”。该校党委决定开除翟桔红的党籍，并记过处分，同时调离教学科研岗位，并提报发证机关取消翟桔红的教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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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国福建省厦门大学71岁的国贸/世界经济学教授尤盛东，因为坚持在课堂上讲真话，却被学生认为是“言论偏激”“不当政治言论”，向校方举报，尤盛东遭到厦门大学解聘。厦门大学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了严控“教学事故”措施，禁止教职员发表被认为是违反宪法或党的政策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言论。

8月15日，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绍政遭校方开除。贵州大学校长办公室发出的文件称杨绍政经常在课堂上讲与课程无关内容，长期在网络上发表和传播政治性错误言论，编撰大量政治性有害文稿，在学校和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虽然校方多次与他谈话，但他不思悔改。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运教授，因在开学迎新致辞《道义担当不能成为稀缺精神》中，谈论公民和公共知识份子的社会责任，10月12日被学院党委发文，处以党内严重警告。

此外，山东工商学院政治系主任李默海、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青等都因课堂或网上言论遭到不同的开除、停课、解聘、开除党籍等处罚。越来越多的事件表明，中共在高校急剧收紧意识形态控制，监控课堂言论和校园文化，进一步扼杀大学原本所剩不多的言论和思想自由。

4.对宗教信仰全方位打压

2月1日起，中国实施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在2005版的条例，赋予宗教事务部门“管理宗教事务”的权限，虽然是非法的自我授权，但仍有一个明确的范围限制，即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根据2005年版条例，宗教局也无权管理一切宗教事务。而在新条例中，对公民宪法权利进行限制的“重大而迫切的公共利益”的借口被突破。新条例试图赤裸裸地建立一个由“各级人民政府”主导的庞大而普遍的宗教控制体系，并且增加了一系列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新的控制目标，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在宗教上遏制极端等。这不是一部保护宗教自由的行政立法，而是一部反宗教自由的行政立法，为镇压不受中共控制的家庭教会以及加强宗教管控铺平了道路。

三月，国家宗教事务局管理宗教事务的职责移交给中共统战部，显示中共把宗教变成了意识形态斗争，将宗教信仰者放在“党”的对立面。与宗教事务局不同，统战部更深入社会，直至当地城镇和村庄层面，显示中共对宗教群体将实行比以前更大的管控和打压。

从3月30日开始，基督教经典《圣经》和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在中国的网上书店被下架。京东不但将《圣经》下架，而且也将书名中含有“圣经”二字的其他书下架，如《音乐圣经》、《圣经的故事》、《怀孕圣经》《鸟类圣经》等等。

在西藏，西藏人被禁止供奉或佩带他们爱戴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画像。在穆斯林聚聚的新疆，中共当局强迫穆斯林在斋月期间违反教规在白天进食进水。

8月下旬，中共出台的新党内纪律条例要求严格处理影响国家团结的宗教活动。根据规定，政府部门或主要企业的党委书记还被要求，须“加强对宗教成员的思想教育”。

自新《宗教事务条例》正式实施号，中共加大了对宗教信仰的逼迫、镇压力度，各地不断爆出教堂被查封、拆毁、神职人员被捕等事件，其中河南省遭受当局打击较为严重。4月1日早上7点，河南省郑州市回郭镇公安分局出动一辆警车，到当地南罗村11队的天主教堂门口，六名穿制服的警察突袭该教堂抓捕教堂的神父。因听到消息，该教堂的神父和修女等人提前离开。抓捕未遂后，于当日上午9点又派几十名警察冲进该教堂，搜出6、7大捆宗教书籍分别装到5、6辆警车上强行掳走。4月2日至3日警察连续来教堂搜捕该堂神父，无果后，在教堂的外墙上贴上一条很长的横幅，上面写着“积极举报假冒宗教的教职人员”的字样，煽动群众举报。期间，一些虔诚的宗教信徒仍在坚持聚会，被警方轰出教堂，并警告信徒：“以后都不许再来这聚会，也不许外地的人住在这里。”随即教堂被警察断电、查封上锁。除了郑州教区，其他受打压的教区还包括安阳、濮阳、新乡、洛阳等。4月17日，安阳教区辛村教堂受到村、乡、公安搜查，圣物被带走，十字架遭强拆；4月18日，政府要求新乡教区的北西尚教堂拆十字架，将教堂中的儿童圣经和书籍收走，并要接管教堂的财务；4月24日早上，驻马店市上蔡县党店镇的干部，派人查封教区内的格大张天主堂。到4月25日，河南省十个教区中，已有8个遭到官方严厉打击。

在全方位打压风暴下，即使是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也难逃一劫。8月，河南省永城市公安局、统战部、宗教局、司法局四个政府部门召集全市各个教堂的负责人开会。四个政府部门宣布根据中共当局最新政策，永城市全市180座三自教堂之中，要强制关闭100多座。该项查封行动实施后，永城市三天之内就有21座教堂被强行查封。8月13日，永城市陈集镇三自教堂被当地政府强行查封。教堂内桌椅等设施全被拆毁，教堂墙壁上十字架也被水泥涂抹

图：中国河南警方与当局2018年9月5日凌晨突袭一所基督教教会造成破坏

6月初，西藏的佛教僧侣和尼姑被要求到拉萨完成三天的培训，学习北京有关宗教的政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加强他们的政治信念”。在新疆，已经有超过100万穆斯林被关进了“再教育营”。

浙江兰溪一聚会点被当局查抄

9月9号，北京最大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北京锡安教会，被当局取缔，原因是这个教会未经登记，“扰乱了社会组织管理秩序”。北京锡安教会是拥有约1500名信徒的独立家庭教会。锡安教会则在声明中说，教会几年来一直争取向民政局登记但都不获允许。

2018年12月9日主日傍晚开始，成都市公安局部署大量警察，“秋雨教会”遭受警方地毯式的清洗行动，包括教会创办人王怡牧师夫妇在内的逾百人遭拘传。当局宣布正式取缔该教会、教会学堂和神学院。秋雨教案共有23名基督徒被刑事拘留或强迫失踪，十余名基督徒被行政拘留，多名基督徒的居所遭到查抄，100余名基督徒被带走调查，700余名基督徒受到威胁骚扰，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神学院、人文学院及教堂等场所被查封，教会的书籍等财产被抄没。目前仍有14人遭刑拘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羁押，另有1人被强迫失踪，5人仍被行政拘留。其中王怡牧师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处于秘密关押状态，王怡牧师妻子蒋蓉同样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抓捕翌日即被强制措施“监视居住”，李英强、苏炳森、李子虎等长老与同工及教友则被控以“寻衅滋事”及“非法经营”等罪名刑事拘留，期间有人被取保候审，但到目前为止“秋雨教案”仍被羁押的15人无一被获准会见律师。

“秋雨之福”教会是2005年由王怡与太太蒋蓉开办的基督徒家庭聚会，2008年“秋雨之福”教会正式成立，到2017年，“秋雨之福”教会已经发展出两间独立堂会，信徒超过500人，由于积极关注社会和参与维权，使“秋雨之福”教会的影响力辐射国内外，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庭教会，成为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也是其受到当局迫害的重要原因。

根据不完全统计，自2月份新宗教事务条例实施后，每月有数十乃至上百家教堂遭当局责令整顿，甚至查封，显示了中共对宗教信仰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的敌意。

三．社会行为控制：监控全体国民的专制统治

1.社会信用体系：让国民臣服

根据官方公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20年将全面建成强制性的社会信用体系，
对每个公民实行个人行为审查，每一位公民在工作单位、公共场所和个人财务方面的表现都将会被强制评分和排名，评分将根据公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来计算，公民的个人信用得分被与工作、住房、融资等挂钩，包括在网络上发布反政府言论以及罢工丶抗议丶上访丶反抗逼迁等都和信用没有任何关系的行为都被当局视为失信行为，所以公民的政治立场表态影响到了就业、求学和出境等社会活动，从而量化全体中国公民的政治倾向。

截至到2018年底，全国已有至少22个省市自治区出台了《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将加强包括政治表达、金融服务、电子商务等领域的个人诚信记录建设。如上海当局从近100个政府部门收集3000条信息来计算个人的信用度。被政府认定为守信的人可以更快捷地获得银行贷款丶入住宾馆时不需要付押金丶可以走快速通道通过机场安检丶入学和就医时享有优先权；而失信的人在就业丶出行丶贷款等各个方面都会受到限制。社会信用体系涉及到公民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其实成为前所未有的庞大监控公民的专制统治工具。

社会信用系统使当局对社会的控制被空前强化，发表公共言论、维权、上访等行为都面临信用积分被扣的风险，社会抗争者面临“寸步难行”的处境。随着当局控制社会力度的空前增强，民众被臣服被压迫的程度也将越大。

2. 天网工程：监控十四亿人

中国已完成世界上最庞大的视频监控网工程“中国天网”。所谓天网工程，其专业术语称为“公安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利用GIS地图、图像采集、传输、控制、显示等设备和控制软件组成，对固定区域进行实时监控和信息记录的视频监控系统。

2015年，中国公安部等部门以公共安全为由，开始建立“全局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全国性视频监控网络。目前中国全境已安装约1亿7600万监控器，预计在2020年将扩增至6亿2600万个监控器。按照中国的人口数据来计算，几乎是每两个人就被一个监控器监控。官方宣称天网工程目的是为了打击犯罪改善社会治安，但实质上已成为当局的维稳工具，让官方随时辨识13亿公民，以保持政权稳定，对中国民众进行监控和打压。

天网工程的第一步是部署摄像头，这些节点被分为一类监控点和二类监控点。一类点主要覆盖道路、广场、地铁公交等人流密集区域，二类点多为医院、学校、公园等重要公共空间。

以广州市为例，2013年发布的一份广州市视频系统建设规划中，要求全市一类点达到5.8万个，二类点达到17.3万个。到目前广州已完成建设摄像头近60万个，组建1300多人的专职视频监控员队伍，实现主要道路、重点部位、重点区域、重点场所等公共区域全覆盖。

2005-2015年，中国视频监控市场翻了14倍。“天网工程”背后存在的协助监控国民的“两大功臣”是海康威视与华为。位于杭州的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设备制造商，2001年在中国公安部扶植下成立，其存在的目的是专为公安部提供监控设备，政府更持有海康威视42%的股份，公安背景让其在安防行业如鱼得水，2016年，海康威视实现了近320亿营收。

目前人脸识别和智能分析成为视频监控的标配。而华为为“天网”提供相关软件和芯片，据4月底网络流出的一份“华为内部机密文件”中写到，华为和金盾工程、天网系统“有着密切合作，甚至助纣为虐，监控人民。”海康威视的新技术甚至可在监控视频中识别少数民族，该公司近期公布的一段宣传视频显示，该公司的分析系统中有“少数民族”这一识别项目。海康威视作为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家能够提供族裔分析功能实现监控的供应商，在新疆有着巨额的政府订单。

3.雪亮工程：视频监控入户到人

当局不但对城市中的居民布下监控“天网”，对乡村居民也没放过，在乡镇、农村推广所谓的“雪亮工程”。1月2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即所谓的2018年中共一号文件里，明确提出推进农村“雪亮工程”建设。

所谓的“雪亮工程”，是以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为指挥平台、以综治信息化为支撑、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为重点的“群众性治安防控工程”。“雪亮工程”是天网工程的延展，被中共冠以“平安乡村”的名义，在农村搞实时视屏监控，将监控摄像头的信号接到每家的电视机或手机上，让每户居民都参与监控。

“雪亮工程”2016年在山东与四川部分城市开始试点，2017年在全国29个省市展开，2018年进入建设高峰。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2018年6月在“雪亮工程”建设工作会上称，雪亮工程2020年要基本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目标。

图为2018雪亮工程监控中标项目，获得了官方大量预算资金的支持

“雪亮工程”由地区综治办牵头组织公安、广电、电信、移动、城建等部门安装。对重要部位、复杂场所和农村薄弱地区建设公共视频监控系统，区域内主要走道、公共区域安装高清网络枪机，以实现对人员流动走向有效监控；在广场、密集楼宇拐角处安装高清网络球机，以实现对人员密集区灵活有效监控防范，进一步清除了监控盲区、缩小点位间距，视频监控全覆盖、无缝隙，确保人过留像、车过留牌。在农民家的电视机机顶盒安装了一个程序，有多种功能，既可以看电视，也可以一键报警。

“雪亮工程”建立了县级指挥中心——街道指挥中心——派出所平台——村级工作站——农户终端五级平台的响应机制。一个街道一般安装200万像素高清摄像头76个，实现重要路口24小时360度全景监控，实现一键报警、信息值守、禁区抓拍等9大功能。一个村大概共装有高清视频监控摄像头19个，配置有手动报警器、村村响和应急大广播等。

只要是当地获得官方审核为“网格员”，即在中共网格维稳体系里负责采集讯息监控公民的维稳人员，还有村书记等政府官员，皆可登入雪亮工程App，从手机上查看村里每一个监视器的画面。

广东企业美电贝尔的雪亮工程App

雪亮工程显示了中共对社会的监控体系到了何等细密的程度，据台湾媒体报导，“雪亮工程”的惊人之处，在于同时提供了农村民众透过家中电视与手机连结监看，既发挥“老大哥”式的全民监控效果，还让所有农民当上“眼睛雪亮”的“抓耙子”，而警察可通过该系统监控公民其家庭成员在室内的一举一动，个人隐私荡然无存。

四、2018年的中国社会控制之恶

中共日益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把中国打造成为一个密不透风的囚笼，以对中国社会更加严厉的控制来维持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稳定。

在这个囚笼里，抗争者、人权捍卫者、异议人士乃至普通国民的权利被侵犯，尊严被践踏，生命被漠视。民生观察工作室自2012年起每月发布《中国维稳与人权动态》，专业性地纪录和关注中国当局社会控制造成的人权灾难。在2018年全年，根据民生观察工作室不完全统计，综合全年共1666个社会控制案例，其中至少有10567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相比2017年不完全统计的数字7996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明显大幅度上升，显示了在中共的高科技社会监控系统下，其精细严密控制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高效频繁地侵犯人权，由此造成人权灾难案例大幅上升。

【一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13个社会控制案例，其中至少有436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上海维权人士孙洪琴被拘留等21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陕西范宝琳在云南旅游时失联等16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西安马晓明家中电话遭严重干扰破坏等34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8/0315/17176.html

【二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11个社会控制案例，其中至少有318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武汉市民丁文婷因微博言论被拘留等25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中国人权律师李柏光博士离奇死亡等10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浙江杭州民主人士黄伟东被国保约谈等37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8/0327/17248.html

【三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93个社会控制案例，其中至少有598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吉林维权人士郭宏英被刑事拘留等21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浙江台州维权人士牟怀阳在京失联等6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福州唐兆星被不明身份人员打伤等35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8/0423/17379.html

【四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70个社会控制案例，其中至少有1296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湖南攸县尘肺病患者因维权被拘留等52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陕西洛川王会珍被劫持失联等16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江西宜春维权人士孙任秀被殴打昏迷等55个案例。
详情见：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7/0512/15829.html

【五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77个社会控制案例，其中至少有765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重庆刘刚第七次被关精神病院等42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河北助理主教崔泰被带走后下落不明等13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北京维权人士李美青被限制自由等68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8/0709/17694.html

【六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43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912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江苏兴化媒体人徐祥被警察抓走等31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河北访民孔作菊被暴力截访致死等12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福建厦门大学教授尤盛东被解聘等51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8/0718/17766.html

【七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36个社会控制案例，其中至少有1289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湖南时事评论家陈杰人被带走刑拘等33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维族学生古丽给娜·塔什麦麦提回国后失踪等8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湖北襄樊访民王艳从北京被截访等56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8/1016/18048.html

【八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27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569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深圳林生亮被派出所警察抓走等25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陕西访民刘顺荣被带到派出所后死亡等12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湖北潜江独立参选人彭峰遭警方传唤等55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8/1023/18070.html

【九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37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1064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雅安谭孝华夫妇因进京上访被关黑监狱等36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河南失地农民贺立顺在看守所内死亡等8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被停发工资等38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8/1103/18093.html

【十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27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523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四川成都斯毅因上访被关精神病院等45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上海疫苗受害者谭华被强迫失踪至今等7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黑龙江访民马志文在京被截遣返等36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8/1126/18141.html

【十一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24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458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广州圣经归正教会黄小宁牧师被拘留等27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中国知名摄影师卢广在新疆失踪等8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北京学者贺江兵被警察约谈等53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9/0105/18239.html

【十二月】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08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2339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各种非法拘禁的情况
深圳信徒在河南传福音被拘等18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黄琦母亲蒲文清进京被截失踪等8个案例。
3、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的情况
广州刘正清被吊销律师证等49个案例。
详情见：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9/0117/18273.html

五、结语

在我们撰写本年度中国社会控制年终报告时，民生观察工作室创办人刘飞跃先生在被当局严重超期羁押2年多后，于2019年1月29日被随州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中共湖北当局对刘飞跃的重判的其中一个“罪状”就是指控其每年撰写发表《中国维稳与人权年终报告》（即本社会控制年终报告前名），造谣、诽谤党和政府“严重践踏人权”，攻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的政治体制”。

我们对刘飞跃被当局重判深感震惊和愤怒，中共对刘飞跃实施的政治迫害，恰恰证明了他的工作的重要意义，证明了中国社会控制年终报告揭穿了中共专制统治的画皮，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是中国人民向中共独裁者发出的愤怒呐喊。

极权统治可以重判刘飞跃，可以制造铁笼控制社会，但是决然囚禁不了国民的思想。在这监视、控制国民最严厉最黑暗的年代，刘飞跃及无数的良心犯以他们的毅力、勇气显示了日益觉醒的中国公民对自由的追求，对正义的坚守，对光明的执着。

坚冰一定会被打破，牢笼必然会被冲开。我们相信，一个免除恐惧的自由中国终将来临。

据云南省高院的微信公号在2月13日发表题为《我国进入一人受刑全家受影响》的文章，指出从刑法第九修正案开始，将对判刑人士出狱后的职业采取限制，并且强调大人犯法、小孩受罪，获刑人士的子女在公务员考试、军警招考都面临审查无法通过。其中，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其子女的不得从警。被刑事处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对党和政府有不满言行的、或正被调查对象的子女，亦不能加入。此外，官方禁止被刑事处罚的人从事21种职业；除禁止担任公务员和司法人员外，还禁止他们从事特定的金融、保险、证券、企业高管、国企管理人员、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甚至是特定的食品从业人员。中共当局如此株连入刑人员亲属，剥夺服刑后人员职业发展的行径，是重祭封建专制株连制度，严重违反现代法治原则，肆意践踏公民人权，民生观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由《刑法修正案九》可见对服刑后人员职业的限制：在刑法第三十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七条之一：“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

同时，修正案九还公然祭出大人犯法，小孩受罪的株连条款。即在公务员政审中，有一项是审查考生的直系亲属是否有刑事犯罪记录，如果直系亲属有刑事犯罪记录的，则孩子公务员政审不通过。如一、老赖，老赖指的是有能力还账，但是却耍赖拒不还款的人。二、直系亲属如果有判处死刑的情况，亦或者正在服刑（不管是什么刑罚）、曾有危害国家安全罪、正在被立案审查的，都会影响到考生的“仕途”。三、父母有醉驾前科，影响孩子的公务员政审。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株连中居然规定“曾有危害国家安全罪、正在被立案审查的，都会影响到考生‘仕途’”的政审通过。这种将审查对象即嫌疑人也定为直接影响政审的规定，不仅从字面就可见其荒谬，如果结合中国公安部推出的《重点人口管理工作规定》，就会发现整个社会众多人群事实上长期来被公安系统列入了重点监控侦察管治的名单，被肆意剥夺了公民的正当权利，成为当局认定的所谓犯罪嫌疑人，因此他们的亲属随时就遭遇政审不通过，被剥夺掉常人理应享有的学习与工作权利。

据公安部发布的《重点人口管理工作规定》第三条：有下列行为嫌疑的人员应当列为重点人口：
（一）有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嫌疑的：
1、有从事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投敌叛变、叛逃等活动嫌疑的；
2、有参与动乱、骚乱、暴乱或者其他破坏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嫌疑的；
3、有组织、参加敌对组织嫌疑，或者有组织、参加其他危害国家安全和稳定的组织活动嫌疑，或者与这些组织有联系嫌疑的；
4、有参加邪教、会道门活动或者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嫌疑的；
5、有故意破坏民族团结，抗拒国家法律实施等宣传煽动活动嫌疑的；
6、有从事间谍或者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嫌疑的；
7、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嫌疑的。

从这种完全没有犯罪判决，而只凭臆测的所谓嫌疑人，就被定义成公安监控对象的重点人口，进而成为株连亲属的政审依据，这种任意性、主观性、广泛性显示着中共极权统治完全无视法制，肆意践踏人权，仇视一切不甘于奴役者，敌视人类普世文明的反法治、反人权、反历史的本性。

将《重点人口管理工作规定》中所列出的重点人口与《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株连与限制规定结合起来，就会让人恐怖的发现中国众多依法践行公民宪法权利的人员，事实已经被列入了中共管控的重点人口，成为被划定的嫌疑人，进而成为了亲属们遭受株连的对象。如此看来，今日中国在网络上敢于表达自己独立见解的网民，敢于伸张维护自己权利的访民，敢于出来指出批评当局各种害民政策的异议人士，敢于出来坚守法制原则的律师与维权人士，等等，可以保守估计有数亿的人士，已经被中共当局列入了嫌疑人，成为了当局株连亲属的由头。

这些被划入重点人口及其他们的亲属在全国应该达到了几亿人，也就是说中共当局已经将几亿国民划进了嫌疑人范围，成为了重点控制与株连对象。不要觉得这个几亿人被列为嫌疑人的重点人口数字有些危言耸听，只要翻看一下中共极权专政的历史，从中共夺取大陆政权的镇反、反右、四清、文革、清污、六四屠杀、镇压维权等等，将国民分成“黑五类”、阶级敌人、自由化分子等等成分，哪一次专政打压的对象不是数以千万计，侵害的群体不是数以亿计，而今天的所谓重点人口，事实就是将中共极权历史上所有遭到侵害的群体都囊括其中，将历史上的“黑五类”等等专制对象变换成了今天的“重点人口”，所以人数上加上公然规定的株连，自然达到了几亿之巨。

中共将如此庞大的人口划归到嫌疑人的重点人口中，进而通过刑法修正案九的明文规定来株连，可见中共统治集团对国民的普遍仇视、恐惧心理，也充分显露出中共统治集团与民为敌的本性。

中共如此划分重点人口与株连亲属的行径，是严重违反《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等等所有有关公民权利的条款。也完全违背《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权捍卫者宣言》等等国际人权公约。与人类历史发展的人权、民主、法治方向背道而驰。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刻废止株连亲属的违法侵权的《刑法修正案九》与《重点人口管理工作规定》；切实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真正开启旨在保障人权的政治体制改革。

民生观察 2019年2月17日

据“维权网”报道，2月10日（中国传统春节假期中的大年初六），流落在京城的全国访民代表吴继新、吴玉芬、王文卿、王金兰、王心玲、韩富英、石新红、沈立秀、张翠磊、张宝珠、徐新民等，在北京南站拉横幅，强烈要求官员公开私人财产！这是多年来中国公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以推进反腐，促进法治，保障人权的持续努力。民生观察对公民这种践行宪法权利，承担社会责任，推进社会进步的行为表示强烈呼应与坚决支持！

应该看到，中国多年来就一直有公民奋起要求官员公开个人财产，尤其在中共十八大新的权力集团上台后，从2013年春开始，全国持续涌现了大批上街呼吁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勇士，极大地从民间舆论上支持与推进着中国反腐，然而，中共当局对此最后却采取了断然抓捕与判刑，将全国数十名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公民拘押判刑，使公民反腐热情遭遇冰封。尽管如此，中国公民依然顽强抗争，每年都会在全国各地涌现一些呼吁官员公开财产者。今年在春节期间，也是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与政协会议前夕，一批滞留于京的上访维权人士再度公开上街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显示着中国公民反腐与推进法治的决心。

人类社会对权力腐败法理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一个社会官员的廉洁程度与该国社会制度紧密相关，而决定官员廉洁的重要制度保障之一，就是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当今世界，那些厉行财产公示的国家，官员普遍廉洁，民众普遍幸福，社会发展普遍平稳健康，而那些不推行官员公示财产的国家，官员普遍贪污，民众普遍遭殃，社会普遍动荡。在一定程度上，官员财产公示与否，直接决定着国家制度的先进与落后，决定着一个社会制度的民主与专制，决定着一个政府反腐的真假。

任何真正的反腐，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就成为一种必然与基础性工作。从世界各国反腐成效来看，官员公示财产是最直接而有效的反腐，也是能够对腐败有治标与治本双效的机制。任何真心反对腐败的国家，必然会祭出财产公示的大刀。而相反，任何不愿推行官员公示财产的国家，反腐必然难以深入与持续，反腐就只能是婊子的牌坊，是欺世盗名的幌子，是权力斗争的借口，是假反腐，是真反动，是以新腐代替旧腐。

中共权力集团从2012年底十八大权力交接后，表面祭起了反腐大旗，先后缉拿了数百部级官僚，但对中国民间践行宪法权利而奋起的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大肆镇压，就暴露出了反腐的虚伪与欺骗，就决定了这场所谓的反腐只是权力斗争的掩护，是假反腐之名而行权斗之实，如此必然带来旧腐未除而新腐又生，社会只是变换着腐败的形式与腐败的团队，而社会在法治与人权上毫无进步，甚至出现更大倒退。

中国自从1989年镇压反腐爱国民主运动的“六四屠杀”后，社会急速进入权力与资本通奸的权贵资本主义时代，权力的极度堕落与腐化，吞食着社会一切资源与公民权利，使社会深陷入贫富两极、资源枯竭、环境毁弃、矛盾激化、危机四起之中，产生出数以千万计权利被侵害的上访维权群体。可以说，中国公民每个权利被侵害的后面，都潜藏着权力腐败的鬼影。而要想扼阻权力的危害，就必须扼制权力的腐败，而要想扼制权力腐败，官员公示财产就是必然而有效的途径。所以，大批觉醒的公民奋起要求官员公示财产。

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是公民的宪法权利，符合《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同时也是公民践行监督权、参与权。而中共当局对公民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打压，却是严重违反宪法与法律，也违反中国业已签署的《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权捍卫者宣言》等等国际公约。所以，中共当局如果真心反腐，就应该听取公民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呼声，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两会上，通过立法开启官员公示财产的监督机制，从而切实推进中国的反腐进程。

民生观察 2019年2月12日

2019年中国传统农历大年初一，也就是中国最隆重的春节，《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披露出，"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静注人免疫球蛋白（批号：20180610z）艾滋病抗体阳性。"并且，据悉由于货源一直紧张，该批号产品一万二千瓶，目前绝大部分已经使用。业内人士指今次重大事故的背后，不仅是管理和技术存在缺陷，亦因政府为了战略目的而无视民众的用药安全。

在中国大陆，已经无法计算清楚如此导致国民生命安全遭受危害的重大公共事故发生了多少次，仅仅就药品疫苗事件而言，从媒体持续不断披露结果看，自2010年山西疫苗重大事件至今近10年来就没有间断过。就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的署期，还爆出重大疫苗事件，今天事件仍然没有处理完毕，现在大年初一又爆出了上海具有央企及军方背景的大型药企产品出现问题。

由此可见，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长期来持续遭受着何等严重的危害？而导致中国公民生命安全长期遭受危害正是中共权力丧失了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最根本职责，而沦陷成权贵掠夺奴役民众的工具所致。中共权力集团如此枉顾公民生命安全，肆意践踏基本人权，蔑视法制，致使中国持续不断发生重大危及公民生命的公共事件。民生观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据媒体披露，一份要求暂停使用上海新兴医药一批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的国家卫健委通知曝光，显示该医药公司生产的经脉注射用免疫球蛋白，被江西方面检测出艾滋病抗体呈阳性。通知还要求立即对已经使用问题批号产品的患者作出监测，配合药品监管机构做好相关处理工作。

据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一位医疗行业的从业者刘女士透露，血液制品被验出艾滋病抗体阳性，说明原料血中已被艾滋病毒污染。她指因为生产免疫球蛋白的工序可以分解活艾滋病毒，但如果仅仅是抗体阳性，而不是制品中含有病毒，并不会导致传染，但带有艾滋病毒的原血如果加工成凝血因子等其他产品，就可能传播艾滋病。刘女士表示，虽然官方还没有公布原因，但导致这个结果，可能是生产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流程操作。她透露，因为生物制品是国家严管的垄断行业，其中国企管理的业馀和混乱，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但政府为了保护国产生物制品，一般不允许进口国外的高质量制品。

对于在中国一再发生危及公民生命的疫苗药品事件，学者张雪忠先生对此进行过精辟的分析："虽然这样的危机曾一再发生，高层官员也曾就此一再批示，但疫苗安全并没有因此得到更好的保障，倒是揭露疫苗问题的记者和总编被去职，维权的受害家长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指控。在民愤特别强烈的情况下，或许会有个别的厂商受到处罚，但过不了多久，同样的危机又将因同样的原由而发生。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政治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约束，政府官员得不到严格的问责。"

"一般的现代政治观念认为，保障国民的安全，是人们组建政府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政府的根本职责之一。这种安全保障，不只是使人们免受他人的暴力侵害，还包括保障药品、食品、交通、环境等各方面的生活安全。公正而合理的法律，则为政府履行职责提供了规范，政府既不能滥用职权去打击无辜者，也不能徇私枉法去纵容作恶者。但政府的职责都是通过公务人员（主要是政府官员）来完成的，如果国民缺乏及时和有效问责公务人员的途径，后者就不会有依法履职的持续动力，甚至还会为一己私利而成为作奸犯科者的后台，政府官员及公共机构的失职，就会成为必然而普遍的现象。为了掩盖自身的贪腐与渎职，各级官员们又一定会极力迫害那些揭露真相和伸张民权的公义人士。"

"若要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问责，就必须要有现代的政治运作机制，包括自由的媒体、竞争的政党、定期的选举和独立的司法，等等。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之所以很少出现广泛而严重的食品、药品安全危机，不是因为它们的官员和商人都是不求私利的天使，而是因为现代政治体制下的问责机制，使得依法履职和合法经营，成为最合乎官员和商人自身利益的行事方式。当然，长时间良性的制度运作，也会在全社会形成较为牢固的诚信意识，以及较为稳定的遵纪守法的行为模式，从而使得疫苗造假之类的行径成为不可思议之事。但如果国民缺乏对公务人员进行问责的有效途径，人们的生活安全在各方面都无法得到保障。并且，这样的状况持续的时间越长久，政府的腐败和治理的溃烂就越彻底。"

由中国持续不断出现药品疫苗重大危害公民生命安全事故，以及张雪忠教授对此的深入分析，可以看到，极权专制是制造危害公民生命安全的祸根，专制不死，则必然民难不止！要想在中国根本消除疫苗药品重大事故祸害，必然开启监督权力制衡权力的政治改革，使公民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公共权力得到有效监管，惟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危及民众生命安全的重大事故循环反复。所以，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本着对公民生命安全负责的精神，立刻放开媒体监督，落实公民宪法权利，开启走向现代民主宪政的政治改革。

民生观察 2019年2月7日

今天（2019年2月4日）是中国传统最隆重的佳节——大年三十，除夕，2019春节。当此除旧布新，万物迎春，万家团聚之际，那些因践行宪法赋予的权利，争取作一个享有现代权利的公民，而遭到中共当局拘押判刑，因此与亲人不能团聚者，必然承受着“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煎熬。为此，民生观察强烈呼吁中共当局立刻释放所有因践行宪法权利，争取公民人权而被关押判刑的政治犯，并立刻开启旨在保障人权的政治体制改革。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且不算中共为了夺取政权在中华大地所实施的争战杀戮。仅仅从1949年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后，致力于维护稳固奴役广大民众的特权，开启 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极权统治，持续不断掀起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反自由化、清理精神污染、六四屠杀、镇压法轮功、镇压维权、镇压信教人士等等各种政治运动，所犯下的累累罪恶，真可谓罄竹难书。下面仅就查找到的镇反、反右与文革的有限资料，就可见罪恶之一斑。

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据1954年1月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一份报告中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逮捕2620000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经占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了。又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如今已经不可能统计了。

反右运动：1957年掀起“反右”运动将一大批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到1958年又以“补课”再定一批“右派”。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共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根据上面的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右派分子”神秘消失。（信力建：《1945年以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有多少人受到迫害？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中央经过两年七个月的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745万人受迫害，420万人被关押审查，1728000人自杀，其中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跳楼、上吊、投河、服毒等方式自杀者就达20万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从重从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就有135000余人，武斗死亡237000人， 703万人伤残 71200个家庭彻底被毁，非正常死亡者至少773万人。

文革后中共并没有本质上告别阶级斗争思绪，仍接连掀起各种不同的运动，直至1989年将反腐爱国民主运动镇压，将大量学生市民屠杀。随后又持续开展各种对维权、信仰、公民社会、网络大V等等的镇压。到今年春节前的几天，还将人权律师王全璋重判4年半，将人权捍卫者、“民生观察”创办人刘飞跃重判5年，将“六四天网”包办人黄琦羁押开庭待判，还继续羁押着大量维权人士。这些罪恶行径，生生将大量为推进中国人权与法治进步人士投入监狱，使他们与亲人骨肉分离。

从中共几十年来统治的历史来看，践踏人权，毁弃法治，敌视文明是其本性。然而，随着网络技术与世界一体的经济发展，人类日益看清中共的邪恶，一场以美国贸易战为契机的世界性奋起阻止中共极权毒害的努力正在形成。相信这种文明对野蛮的决战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一场革命。当此时刻，我们强烈要求中共认清历史，认清文明发展的主流，放弃罪恶的极权主义意识，主动转向文明，释放一切被拘押判刑的政治犯，立刻开启旨在保障人权的政治改革。使中华民族付出较小代价，实现现代民主宪政的政治文明转型！

民生观察 2019年2月4日

本网获悉，湖北人权捍卫者、“民生观察网”创办人刘飞跃先生，在被当局严重超期羁押2年多后，于今天（2019年元月29日上午，被随州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1万元；没收电脑主机两台，手机一部。中共湖北当局对刘飞跃的重判再次创造了中国司法史人权史上最耻辱的一天。民生观察对湖北司法当局蔑视法制，践踏人权，仇视文明，肆意迫害人权捍卫者刘飞跃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刘飞跃先生于1970年中国传统的农历二月初五出生于湖北省随州市，学校毕业后曾任曾都区东关学校教师。从求学期间起，刘飞跃先生就很关注中国社会问题，努力探讨推进中国人权、民主之路。工作后，身体力行地投身到促进中国人权改善的大潮中。

1996年，曾因撰写《中南海是中国腐败的根源》而被随州市警方行政拘留15天；1998年，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而成为当时与秦永敏先生一道的湖北组党的重要发起人之一；1999年—2003年，曾因致力于非暴力理论研究而发表多篇有关非暴力文章，并于2003年始投身于中国大陆的非暴力运动，发表了《关于我本人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致全国人大的一封公开信》；2003年6月16日，曾联合其他5名民主人士发起呼吁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的“文化衫运动”，同时发表《无声的呐喊──大陆六位公民穿上文化衫要求启动政治体制变革》；2004年1月26日，曾为呼吁降低中国药价、维护生命健康权等社会问题而积极走上街头征集签名，同时发表《五百四十三位群众签名上书要求降低药价维护生命健康权》，引起社会热议；2005年10月创建了维权类网站——“民生观察”，专门记录、发布各种政府侵权事件，维权抗争事件，异议人士被打压事件，国家法制事件，广泛关注中国社会民生、民权、法治等等问题，可以说他所关注的对象几乎囊括了自2006年以来中国社会弱势群体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涉及到访民、各类职业病患者、被精神病群体、各类异议人士、法轮功信仰群体等，而且对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中国的强力维稳机制均有比较深入地调查和研究，自2014年起，刘飞跃每年都要发布《中国维稳与人权年终报告》和《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年终报告》。由于他坚持长年关注弱势群体，为他们呐喊和呼吁，以致遭到当局的系列报复，首先他失去了教师的工作，后来又被常年监视，被国保约谈、传唤成为家常便饭，每逢敏感日期，要么被严密监视，要么会被短暂控制；2011年8月2日，曾因参与当年温州7•23动车追尾死难者“头七”纪念就餐活动，而被当局指派的维稳人员毒打致伤，报警后警方竟不立案，也不予出具验伤单；2016年11月17日，其在家中突然被湖北省随州市警方带走，自此与外界失联；次日，其家被抄，其家属被口头告知，刘飞跃已因“收受境外资助，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刑事拘留；2016年12月23日，被随州市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2017年5月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在被退回补充侦查后，2017年又新增罪名“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2017年12月12日由湖北随州市中级法院正式立案；2018年7月10日，召开庭前会议；直到8月7日正式开庭。原传出将开庭两天，最后只庭审一天。

从检方起诉书来看，中共当局指控刘飞跃先生：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逐渐形成了“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宪政政体”的反动思想。自2005年10月刘飞跃非法成立“民生观察工作室”。租赁境外服务器开办《民生观察》网站，招募工作人员，与境外机构、组织勾结，申请接受资金资助，专门搜集片面信息，歪曲、捏造事实，炒作敏感事件，通过互联网和境外媒体，散布煽动性言论、文章，诋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形象，攻击现行政治体制，鼓动社会公众对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不满。

《起诉书》中罗列了刘飞跃先生“六大罪状”：一、撰写发表“非暴力”系列文章，诽谤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的政权和制度，传播颠覆国家政权的思想，提出颠覆国家政权的方式方法。二、撰写发表《中国维稳与人权》、《被精神病与人权》等年度报告（总结），造谣、诽谤党和政府“严重践踏人权”，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的政治体制”。三、利用谣言和敏感事件发表评论文章，造谣、诽谤中国政府坚持“专制体制”，“粗暴践踏人权”，传播有损于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四、组织策划发表漫画、海报，诽谤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侵犯公民人权，攻击国家司法机关，呼吁释放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五、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诽谤、诋毁国家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攻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六、开办《民生观察》网站，与境外机构、组织勾结，申请接受境外资金资助，供其长期从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活动。

从刘飞跃先生多年来所行以及中共司法当局起诉刘飞跃的书中可见：刘飞跃是完全担当一个现代公民的社会责任而践行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为促进中国的人权民主与法治而不懈努力，因此是一个典型人权捍卫者。而中共当局对刘飞跃的重判，则是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第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也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还违反中国政府签署的《人权捍卫者宣言》“各国负有首要责任和义务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a)和平聚会或集会；(c)同非政府组织或政府间机构进行联系”；第6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a)了解、索取、获得、接受并保存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资料，包括取得有关国内立法、司法或行政系统如何实施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资料；(b)根据人权和其他适用的国际文书，自由向他人发表、传授或传播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观点、资料和知识；(c)就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法律和实践中是否得到遵守进行研究、讨论、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借此和通过其他适当手段，促请公众注意这些问题”；“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不受阻挠地同具有一般的或特殊的权限受理和审议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来文的国际机构联系和通信”；“1.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参加反对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和平活动。2.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主管当局保护每一个人，无论单独地或与他人一起，不因其合法行使本宣言中所指权利而遭受任何暴力、威胁、报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恶意歧视、压力或任何其他任意行为的侵犯”；“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根据本宣言第3条的规定，以和平手段纯粹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目的征集、接受和使用资源；同时，也与中共当局一再宣称的依法治国与保障人权相背离。

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刘飞跃，对给其造成的伤害给予国家赔偿；结束一切针对人权捍卫者的迫害，切实落实宪法保障人权的承诺；立刻启动旨在保护人权的政治体制改革。

民生观察 2019年元月29日

本网获悉，1月28日上午，天津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人权律师王全璋有期徒刑4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王全璋律师秉持良心，依据法律，为弱势群体申讨权利，替蒙冤民众呐喊奔走，为推进中国法治建设与人权改善而不辞辛劳、不畏艰险，结果招致中共当局抓捕镇压，在严重超期羁押3年多后，于2018年12月26日开庭，到一个月后重判。民生观察对中共当局枉顾法律，无视事实，践踏人权，枉法判决王全璋重刑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王全璋律师，1976年2月15日出生于山东五莲县，2015年7月“709大抓捕”中被中共当局绑架失踪，经过几个月后，才得知被关押于天津看守所，随后被严重超期羁押达3年半，才开庭审理。期间律师委托、会见、通信、家属探视等等所有司法程序全部被中国司法当局废弃，没有任何一点遵守法律的痕迹，成就了中国司法史上蔑视践踏法制的典型案例，必将载入法治的耻辱史册。

王全璋200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院，1999年就开始关注法轮功事件，当时中共开动全国机器集中打压法轮功，还就读大学的王全璋就为受迫害的学员提供法律帮助，因此被中共有关部门警告。

大学毕业后，王全璋曾任职山东省图书馆，2003通过司法考试，2007年开始律师执业。王全璋曾在山东济南尹家林小区学校，为底层农民村民辅导，农民土地权益课程、学习用法律维护权利。后来与北京人权机构合作，为维权者提供法律服务，后来当局施压律师事务所，王律师辞去律所工作。王全璋还协助外国电视台对敏感案件的采访。王曾以笔名“高峰”在网上发表数十篇时政评论。2008年被当局国安人员抄家。王后来离开山东，在“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工作，参与写作有关互联网与公民运动、中国律师在自由民权运动中的角色的观察报告。

王律师长期来关注参与了中国大陆重大人权案件的辩护与维权工作。2013年4月3日在江苏靖江市法院，王全璋在为68岁的法轮功学员朱亚年作无罪辩护时，因庭上递交材料时用手机拍照备查，手机被当庭没收。法官粗暴对待，庭审结束后王全璋被法官下令带走，之后失踪。4月4日，法院公告称，王全璋因“违反法庭秩序”被拘留10天。事件引发各地近50名律师及公民，4月5日到靖江市法院外举牌要求释放王全璋，并在拘留所外举牌表达诉求。中国23个省市的近140名律师向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北京市律师协会和江苏省靖江市法院发出公开信，要求法院公开所谓“王全璋违反法庭秩序”录像带、立即放人，并追究相关法官和院长的责任。公开信指出，经与旁听了当天法庭审理的多名公民核实，法院的行为“完全是滥用司法权力，涉嫌打击报复”“如果法院没有立即改正，“将会在国内、国际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严重损害中国司法形象，并将极大地打击、甚至摧毁人们建设法治国家的信心。”在外界压力下，2013年4月6日，被拘留3天后，王全璋律师被提前解除拘留获释。

据王全璋的个人博客透露，他所代理的当事人，即法轮功学员朱亚年在公安执法、司法过程中遭遇诸多非法对待。王全璋本人在被法院“留置”期间亦遭法警粗暴对待。此外，王还表示，在代理法轮功辩护案时，已多次遭“离奇对待”。例如：2012年8月31日因代理黑龙江省东宁县法轮功学员苗福案遭东宁县法官王传发殴打和谩骂；亦曾遭上海法官徐敏芳当庭驱逐；甚至遭遇河北省唐山公安警察的汽车夹击，威胁到人身安全。

2014年3月28日，王全璋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建三江农垦局七星拘留所为2014年建三江事件被迫害的律师维权，之前多位律师因为调查建三江黑监狱、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当事人，多位律师被警察打断肋骨、威胁摘取器官。拘留所警察为逼迫王全璋在保证书上签字，对其实施抓他的头发撞墙，用拳头猛击其后脑等酷刑。

2015年7月9日，中共当局疯狂掀起镇压中国人权律师的“709大抓捕”，7月10日王全璋被当局绑架而强迫失踪。妻子李文足致信当局公安部长郭声琨，希其坚持“依法治国”、力保律师的合法权益之下，尽早公布王全璋的人身安全消息。

2016年1月8日天津市公安局才对外宣布对王全璋实行“逮捕”，当局指控王全璋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羁押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

2016年2月5日，程海律师寄信给天津公安局长要求会见王全璋，但未获允许。

2016年8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书面声明，批评中共当局正在破坏本身发展中的“法制”，敦促当局释放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中已遭判刑及正关押待审的律师和维权人士，立即停止对他们作出起诉及解除活动限制。

2017年1月30日，29位国际司法界知名律师联合致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严重关切”当局持续关押和虐待人权律师及活动人士、骚扰家属、不让律师会见，点名王全璋等人可能遭遇酷刑，呼吁释放。签署人包括前美国律师基金会主席戴维?科林斯（David Collins）、前联合国酷刑问题报告员曼弗雷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前法国司法部长罗伯特?巴丹泰（Robert Badinter ）。原中国福建宁德中级法院经济庭审判长、前法官李建峰表示，本案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办案的法官、检察官公然藐视法律，严重超期羁押，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是严重犯罪。

2017年2月14日，王全璋遭天津市检察院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然而，家属和代理律师仍无法会见王全璋。

2017年7月9日，“709大抓捕”两周年之际，王全璋家属及代理律师发表共同声明，谴责天津看守所多次拒绝律师会见，官员口头以王全璋名义解除家属委托的律师并违法指派其他辩护律师，以及天津、北京律协及全国律协、北京市司法局和司法部未履责维护律师权益，甚至律师在办案过程中遭跟踪，查车牌、身份证，家属被断水断电、租房遭到驱赶等“黑社会化”办案方式。

2017年11月，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等团体发起“王全璋不见不散行动”，立法院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也出席支持。

王全璋被抓捕后，当局疯狂施压家属与代理律师。李文足说，当局国保人员，到亲戚家乡散布谣言抹黑王全璋。王全璋家属依法委任的律师，长时间见不到王全璋；一开始由李仲伟、袭祥栋律师代理，当局司法局施压不许他们继续代理，威胁抓人，两律师被迫退出。后来，余文生律师、王秋实律师接任，余文生律师被当局抓捕后，程海律师主动为王全璋代理，后来再变更到刘卫国律师。

王全璋被抓后，李文足为了救夫，遭遇了警察的各种威胁、骚扰、跟踪、脱衣“检查”、逼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也遭遇死亡威胁，她几十次到天津公安局、看守所、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呼吁并控告，送出300多封控告信，但至今都没有获得立案。2018年4月，李从北京徒步往天津“千里寻夫”，被当局阻挠绑架，送回北京软禁；一名男子堵在李家门口恐吓：“只要你们敢出来就弄死你们，你信不信？”李文足回说：“信，太信了，因为你们就是一群流氓无赖知道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果，我们娘儿失踪了，被弄死了，请广大朋友们帮我们把这段悲剧写在历史上。”

经过漫长的严重违法超期羁押，中共当局终于采取惯用的伎俩，借用西方人过圣诞节与新年之际于12月26日开庭审理王全璋案。

从王全璋上学就本着公义关注中国弱势群体，替民众维权，捍卫社会正义，出来工作后投身到人权捍卫者行列，长期坚持以法律为武器，抗击强权，努力推进中国的人权法治与民主进步，可见王全璋是个典型的人权捍卫者，是个极具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现代优秀公民，但结果却招致中共当局的打压，最终被违法关押三年半，现在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4年6个月。

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对王全璋律师的迫害，是赤裸裸的践踏中国《宪法》与《律师法》，公然违背《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权捍卫者宣言》等等，也食言自己“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国家”，因此是完全与人权为敌，与人类文明为敌。

王全璋律师被重判案是中共当局疯狂镇压律师而掀起的“709大抓捕”直接受害人中最后一个被判者，但从中共当局镇压人权捍卫者的角度，这绝不会是最后者。因为人权捍卫者刘飞跃、黄琦等等都将面临被判刑。所以，只要中国一日没有走上切实保障人权的宪政民主，人权捍卫者被迫害的灾难就一日不会停歇。

民生观察 2019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