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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20日，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作者项栋梁买下广州地铁体育西路站21日的广告广告牌时段，刊登“传统医学是文化，现代医学是科技”、“消费也会缴税，我就是光荣纳税人”、“谴责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等字样。

21日，项栋梁这个广告广告牌存在不足一天，就被广州地铁传媒单方面毁约提前撤下付费投放的合法商业广告，原因应该是由于这个广告广告牌的内容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所以予以提前撤除。

意外的是，广告广告牌内容在中国社交媒体迅速走红，无数网民自发为其配上各种特效表达对内容的认同，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借此表达对中国当下逼仄恶劣的言论环境的不满，对民生日艰的愤怒，对现状的焦虑以及必须予以改变的期许。

广告广告牌所刊内容确实只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常识，放在20年前、乃至10年前的中国，绝对不会激起一星半点儿浪花，那时候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平面媒体上，对社会公共生活、公共议题甚至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现在已绝对成为“雷区”的议题都有公开讨论，民间氛围空前活跃，对社会发展前景充满了美好的期许。

如此生机勃勃的状况，是由于官方加入WTO发展经济及举办北京奥运的需要，民间获得了有限度的政治松绑。上承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余波，得益于互联网的传播，公共言说的空间被重新激活，使普世价值观念在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出现前所未有的普及，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出现，使观念实现了付诸于行动的可能性，其对民众的传播、动员效应得到放大，很多社会公共事件都由社交媒体引发成为社会舆论热点，或者在社交媒体介入后出现重要转变。”我爸是李刚”，江西宜黄强拆自焚等公共事件，社交媒体无不显示了强大的传播力量，成为中国公共舆论场上最具影响力的平台。

然而对党国一体的中共极权主义政体来说，社会的自由化必然会危及政权对社会的压榨能力，甚至危及到极权主义政体的生存。所以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绳子再度收紧，强化了控制社会的手段，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姿态回应社会自由化进程，从冒头才打的维稳模式走向全面打击的国安模式，持续打击、消耗民间社会。经过十多年对民间的“围剿”，整个社会陷入一片肃杀的环境。作为公共舆论场的社交媒体平台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空间，是被党天下的中共随时控制的，大环境变了一直处于社会舆论中心的角色的存在感也就被剥夺，社交媒体平台走向鸦雀无声，成为娱乐八卦之地。

随着中国繁华年代终结，经济进入漫长的衰退阶段，近两年来中国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迷惘、焦虑状态，经济上的沉重压力、社会上的死气沉沉、政治上的僵化倒退，编织成严密的天罗地网，所有社会阶层无一可逃，悉数成为习近平定于一尊的祭品。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对习近平、中共的质疑声音在暗地里象野草一样不停地滋生蔓延，社会心理、社会氛围发生明显变化。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目前中国经济的困境、个人生活的困窘归咎为是习近平定于一尊导致的，是中共一党专政导致的。在2023年9月10日，电商网红李佳琦在直播中质疑网民“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引来了中国民众的愤怒，在如潮的“谁不想涨工资？但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如愿吗”的质疑声中，李佳琦一天掉粉100万。在同一年，一项由美国与中国学界长期合作进行的大型调查显示，认为“努力总会有回报”的中国受访者只剩下28.3%。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富有的人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和关系所提供的特权。而在十年前，受访者将财富归因于能力、才华、良好的教育和努力工作。

在这两年间，中国社交媒体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抖音、快手、B站等平台的崛起。这些平台固然以其算法根据用户喜好来推荐内容，形成“娱乐至死”的沉迷效应，但也不经意地把同温层的人聚合在一起，把关注同议题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如果有社会热点突破审查就很容易形成网啸。

社会心理、社会氛围的明显变化，同样明显在社媒新平台上反映出来。在这些平台上，对中共的质疑声浪因为审查的关系并不能以直接的内容表现出来，民众都采取了曲线抗争的手法。于是对民国的赞美，对前苏联的揭露，对民主国家的讴歌，对历史的重新解读等等都成为潮流。如果说这些内容还是含而不露，委婉地表达出对中共体制的不满，那么在这些内容下网民的评论就直接得多了，排山倒海一面倒地抨击独裁、怒责黑暗、要求自由。这就是民意。

这种民意全是来自于普通人对当下社会的认知，与早期社交媒体由知识精英的引导风潮截然不同。正是这来自于普通人的真切感受以及诉求，确切地反映了中国民众的真实社会心理。正是在此变动的背景下，才使“传统医学是文化，现代医学是科技”、“消费也会缴税，我就是光荣纳税人”、“谴责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这些基本常识的走红传播成为可能，不是因为这些基本常识有多震撼人心，是人心在传递改变极权体制的渴望。中国越来越可能发生被称为“托克维尔悖论”的一个版本：当不断提高的期望因突然恶化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而受挫时，革命就会发生。

共产党正在失去民心，中国正在迫近大变革的前夜。

1980年前后，面对自己的衰朽和垂危，中共被迫对内实行局部改革、对外实行有限开放，同时依旧拒不承认自己制度性的错误和失败，死硬固守共产专制极权，绞尽脑汁生造了一茬接一茬的无数新鲜词语，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新时代社会主义理论、正能量，新质生产力等等。所有这些生造且花里胡哨的词语根本不携带任何具体的信息，而只是每隔几年更新一套的《1984》话术，用来粉饰中共江河日下、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虚伪合法性，竭力掩盖中共欲盖弥彰、破绽百出的特权、极权和专制本质。

十余年来“依法治国”也被中共经营成了这样一个诡秘、迷幻的潮词。

法治的根本问题是法大还是权大，法治的根本要义就是法大于和高于权力，法大于和高于皇帝、国王、总统、元首、主席、总书记，大于和高于所有的省长、市长、郡（县、处）长、镇长、村长和各级书记，即1215年英国《大宪章》开始确立的王在法下。王在法下是法治的根本原则，既然作为最高统治者（执政者）的国王（皇帝、天皇等等）都在法下，那么国王、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员，共产党的各级书记自然也都在法下，而法（法律）也就只能是类议会的机构如1215年监督第一部《大宪章》执行的25人贵族委员会，以及日后议员来源多元化的的常设议会制定的法律，不是国王、皇帝或各级官员任性撒野、信口开河的个人说法。

自苏俄、苏共以来的所有共产专制、独裁、极权国家，以及苟且、残存至今的寥寥几个自绝于宪政、法治世界之外的共产专制国家的历史表明，在所有的共产专制国家，共产党及其各级书记取代了旧式国王和皇帝，成为新的共产国王和皇帝，各级书记都是大大小小的国王，总书记就是总国王、就是皇帝、天子和党王；在共产专制国家，党王们根本不会像英王约翰那样被迫使处于法下，也不存在由来源多元、代表各阶层人民的议员组成的议会及其制定的法律，相反，有的只是党在国上、党在法上、各级共产党书记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的权力，有的只是由共产党一党制定的、由议员几乎清一色都是共产党员组成的橡皮图章一般的虚假议会及其制定的法律；即便这种由共产党自己制定的法律，共产党及其书记们也总觉得碍手碍脚因而总是凌驾于其上，也总是把它轻蔑地踩在脚下。斯大林一脚踢开法律、完全蔑视法律的残酷大清洗，确立了共产专制阵营无法无天反法治的范例；二战结束后至1970年代，欧洲、亚洲共产党（统一社会党、劳动党、工人党，人民社会党等）趁乱上台，复制苏俄斯大林专制模式，其中不乏效仿斯大林清洗、杀戮者，但能够在折腾、杀戮本国人民方面比肩、超越苏共和斯大林的，仅有中共太祖毛泽东、柬共波尔布特、北韩金家王朝等少数几家，唯有在藐视法律、以党乱国、党及其各级书记凌驾于国家、政府和国家机关之上则是绝对的一致，尤以中共国最为荒唐至极、荒谬绝伦——人口第一的泱泱大国中共国从中共1949年僭政开始，直到1979年的整整三十年间不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却大模大样、堂而皇之地对人民强加反革命罪等各种罪名、判处死刑等各种刑罚，如被中共强加现行反革命罪、被强判死刑并向其母强索5分钱子弹费的林昭，以及同样被中共强加现行反革命罪、被强判死刑、临刑前更被中共残忍割喉的张志新。

中共和毛太祖不仅无法无天，而且比他们批判的公开实施等级特权法律的家天下皇帝们更加狠毒、阴毒N倍，索性釜底抽薪，长达三十年压根儿不制定攸关生杀予夺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从而可以随心所欲地罪行擅断，可以彻头彻尾、名副其实地无法无天；中共不仅不制定法律，而且还把自己已颁行的孤苦伶仃、粗制滥造的1954年宪法也束之高阁、扔进垃圾桶，宪法被中共和毛太祖玩成了闲法，正如日后的国家赔偿法被中共玩成了国家死不认错法、国王不（可）能为非法、国家不赔法、国家拒赔法，以及颠覆中共政权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中共政府罪被中共玩成了修理、迫害维权人士、访民以及人权律师、异见人士的专用恶法条款。

十余年来网络盛传的太祖毛泽东的两次内部训话最能反映中共对待宪法和法律的心迹，也经典地刻画出中共僭政七十五年来法律和法治的厄运。

第一次是1954年在宪法讨论会上的训话，太祖豪横地说“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毛太祖的这番“豪言壮语”，与中共第一阴坏陈云遗训之一“《新闻法》不能搞。蒋介石那个时代搞新闻法，而且搞得挺像样，被我们抓到了漏洞，结果还不是被赶到了台湾？我们党要管新闻才好”，言语、口气、逻辑何其相似乃尔！与网传朱镕基在中共国务院内部讲话放言“如今答应（美方的条件）是为了入世。入世之后，遵不遵守，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任何规则都有可以利用的空子，大家要多研究研究”，言语、口气、逻辑何其相似乃尔！与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中共一次次承诺购买美国农产品却一次次出尔反尔，言语、口气、逻辑何其相似乃尔！一年年过去，一代代过去，中共及其头目们对待宪法和法律、对待具体体现法律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承诺的恣意践踏、言而无信的盗贼基因一脉相承、庚续不绝。这，是由中共空前绝后的集古今中外专制、独裁、极权之大成的本性决定的，正如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是由狼和狗各自的天性决定的一样！

第二次是1961年在秦皇岛召开的一次座谈会（或为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训话，毛太祖再次豪言“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的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当然啦，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公安机关不是汇报说国民党很难抓吗？我看，到了一定时候，他们会自己跳出来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如果没有我们党的领导，谁会执行现在这部宪法呢？有人不是说，敌对势力最尊重宪法吗？敌对势力如果把党赶下台，头一件事肯定就是废除这部宪法，这你们能否认吗？如果党不领导宪法，党就得下台；党下了台，宪法也就完蛋了。同志们，你们说，党不领导宪法能行吗？……我们的党，好比诸葛亮，对于‘宪法’这个阿斗，是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啊！不公开承认阿斗的领导地位是不好的，是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当摆设，也是不好的，是无法让党随意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也是迟早要被司马懿抓去砍头的。所以，我考虑再三，决定在全国所有学校取消宪法课，开设政治课，让全国人民明白，第一，阿斗还是有的，诸葛亮也受他的领导，不会胡作非为的，放心好啦；第二，诸葛亮是最厉害的，是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不听他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的，严重到比地球爆炸还可怕！”“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

这番话充分暴露出毛太祖和整个中共像洪秀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一般愚昧无知以及对近现代宪政、法治、民主一无所知的那种无知无畏，对近现代宪政、法治、民主与中国传统皇权专制政治的本质区别毫无认知的狂妄和狭隘。

这两个训话的真伪存在争议，只能有待未来民主转型成功后中共秘密档案解封时才能有定论，第二个训话大段重复第一个训话的内容并大幅扩充。无论毛太祖是否果真大放过这两段厥词，或者即便毛太祖确有这两段厥词但并未被如实记录下来，或者曾如实记录但因其太过无耻而已被中共畏罪销毁，中共僭政七十五年来的统治实践本身已经确凿、完美地证明了这两段训话的内容绝对是毛太祖本人及中共高层核心权贵集团的真实心声，因此，这两段训话内容的真实性完全不用怀疑。毛太祖是否果真在这两次会议上有这两段训话是无关紧要的，这两段训话一定是毛太祖及中共高层绵续不绝的所思所想、一定是中共专制、独裁、极权意识形态的顽念，毛太祖及中共七十五年来实打实地果真就是这么干的，才是最重要的。

关于1954年训话的真实性，值得信赖的严肃学者何清涟女士在《无法变形成民主伟人的毛泽东》一文中说“其中1954年版本，文革时流传一本《毛主席内部文稿》中载有，我小时读过。而同一内容的话讲两次（指1961年会议重复1954年训话的部分），或者出于某目的将当年的旧文旧信翻出来下发，这也是毛的习惯性做法。……最重要的是，毛藐视资产阶级法律的看法早在1949年2月就已经以中共中央委员会文件的形式昭告天下，也完全符合他一贯的做法。”何清涟女士所称文革时期的《毛主席内部文稿》民间一定有人收藏，期待尽快有藏家展出该内部文稿中1954年训话的全文。

何清涟女士所提及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委员会文件当指1949年2月中共《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二月指示），该指示以法盲和农民军特有的愚蠢和野蛮，以对近现代法治浑然不知的狂妄，不加区分地对包括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在内的六法全书狂轰滥炸、全盘否定，而民法和民事诉讼法规范的纯技术性、形式性、通用性极强，绝大多数基本民法规范都为各国民法共同采行，无论宣称自己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而中共所谓改开后的民事立法也不得不重拾被其批倒批臭的六法全书中的民法、民事诉讼法的几乎所有基本规范。

二月指示第（三）条不得不承认“任何反动法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也是一样──不能不多少包括某些所谓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条款，……反动统治阶级为保障其基本的阶级利益（财产与政权）的安全起见，不能不在其法律的某些条文中，一方面，照顾一下它的同盟者或它试图争取的同盟者的某些部分利益。企图以此来巩固其阶级统治；另一方面，不能不敷衍一下它的根本敌人──劳动人民，企图以此来缓和反对它的阶级斗争。”第（四）条恬不知耻地说“我们在抗日时期……曾经个别地利用过国民党法律中有利于人民的条文来保护或实现人民的利益，……也常常利用反动法律中个别有利于群众的条文来保护与争取群众的利益，……但不能把我们这种一时的策略上的行动，解释为我们在基本上承认国民党的反动法律”。

请中共国巨量的访民、维权人士和蒙冤下狱者细细品味，二月指示的这两条难道不正是今日中共国法律和司法现状的真实写照吗？有关信访、上诉、申诉、控告、监督、罢免、游行、示威、集会、结社（当然包括组党）、选举、宗教信仰、新闻和言论自由等等权利的字面上“敷衍一下它的根本敌人──劳动人民，企图以此来缓和反对它的阶级斗争”的宪法和法律条款，中共的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等看似要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法律、法规，不都已被中共搁置、架空，扭曲、玩弄得面目全非吗？这不正是网传毛太祖训话所称“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吗？不正足以证明毛太祖训话的真实性吗？

二月指示第（五）条宣称“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然而，除了1950年婚姻法、粗糙的1954年宪法以及一个政务院制定、勉强可算法律的1951年惩治反革命条例，整整三十年，二月指示宣称的“人民的新的法律”竟一直是飘渺如水月镜花，不见踪影，直到“文革”之后，鉴于刘少奇以及日后的“六四”屠夫邓小平等中共高层切身品尝到了毛太祖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苦头，中共才开始在1980年前后出台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几部基本法律。

无独有偶，日后被毛太祖整死的政敌刘少奇等人同一时期也抱持与毛太祖如出一辙的法律观和司法观，这也事实上证实了毛太祖训话的真实性。1955年1月间，刘少奇对时任中共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说“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同年7月，刘少奇又向张鼎丞、时任中共北京委书记彭真、时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梁国斌下达指示称“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宪法已经规定了，逮捕和起诉都要经过检察院。如果不经过检察院批准，捕人是违法的。……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这样做也可能有错，这在党内可以讲清楚，但对外，都要由检察院出面担起来。……如果检察院不做党的挡箭牌，民主人士就会利用这点来反对党，结果可以说等于是检察院反党”，“必须告诉检察院的同志不准闹自由主义，不能因为你们闭着眼睛盖章，有了错案就说‘这个案子不是我批的，我不负责’。如果有人这样讲，就是泄露了党的机密，就是和党闹独立性。检察院要做党的挡箭牌，在党内可以讲清楚，对外，就要讲这些案子都是经过检察院批的，都由我负责。这样才对。不然，就是违犯了党的纪律”。这是卑劣无耻到了登峰造极的法家皇权专制和发扬光大了的苏俄共产专制集权的阴阳两手流氓手法！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共二把手、首任接班人刘少奇成为毛太祖“文革”精确制导锁定和打击的首要目标、在“文革”初期即被毛太祖一个小指头扳倒，早被毛太祖在阴暗至极的内心深处判处了死刑却还像李斯那样咸阳市中叹黄犬而长吟，“出上蔡东门逐狡兔”，以向毛太祖哀求辞官来表达无意与毛太祖相争锋，幻想着被毛太祖手下留情、恩准回湖南老家种地苟全性命，其可得乎？1967年刘少奇手持宪法单行本，无助地哀嚎“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忍受着红卫兵暴民批斗、毒打，1969年刘少奇惨死开封，岂非正是死于他自己的与毛太祖毫无二致的法家和共产专制宪法观、法律观？刘少奇惨死，不亦作法自毙、咎由自取乎？冰冷而吊诡的历史和现实是，破坏宪法和法律的人未必都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与毛太祖持有相同法家和共产专制、独裁、极权宪法观和法律观的刘少奇却受到了毛太祖法家和共产权术以及被毛太祖煽动和利用的红卫兵暴徒们的残酷打击、无情斗争！

青年历史学者袁腾飞说，唤醒底层小民不能用谭嗣同的鲜血，而要用小民们自己的鲜血；同理，能够让中共头目们明白无法无天苦头的，必须是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彭真、罗荣桓、邓朴方等等中共头目及红二代们自己的性命、身体和鲜血，而不只是小民们的性命和鲜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十余年来中共国法治大倒退的冷酷现实表明，由于中共专制、独裁、极权是集古今中外专制、独裁、极权之大成的空前绝后的专制、独裁和极权，由于中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死守其共产专制、独裁和极权，哪怕中共头目及红二代们自己切身品尝了无法无天的“美味”，中共也不肯实行宪政、法治，因为实行宪政、法治，中共就不能继续奉行专制、独裁、极权了，中共虽然颟顸、顽劣，但对这一点还是心底透亮的，正如满清皇族明明白白地知道宪政利于民而不利于官。十余年来中共屡次公开叫嚣绝不搞西方宪政那一套、坚决抵制西方三权鼎立、“七不讲”、“五不搞”即中共所宣称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之类，正暴露了中共深知并认定宪政、法治是其专制、独裁、极权的天敌，暴露出中共铁心要在专制、独裁、极权的穷途末路上狂奔至死、不作不死、至死方休的满清皇朝式末世顽固。

1955年9月，时任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在21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讲话称“宪法上……规定了‘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所以，关于检察院和法院在对内和对外的讲法上要分开。当然，如果有些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以法律上的规定来对抗党的领导，那就错了。”

1957年10月8日，彭真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称“在司法行政和法院系统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一部分人想借口‘司法独立’来摆脱党特别是地方党委的领导，同党分庭抗礼。”1958年6月，中共最高法院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特别强调“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法院工作服从党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

瞧好了，顽固抗拒司法独立这一司法审判的固有规律和专业规律，绝非最近十余年来中共维稳沙皇周永康，跳梁小丑、科班出身的法律小人、前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以及“七不讲”和“五不搞”逆流的突发奇想，而是从第一代中共最高层开始，代代相传至今，从毛太祖、刘少奇、罗瑞卿、彭真直至今日历代中共高层娘胎里带来的根深蒂固的顽劣基因。是这种先天顽劣基因决定了中共必须抗拒宪政、法治、民主，必须死守一党专制、独裁、极权。什么叫本性难改？这就叫本性难改！这就叫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

除了网传的这两段训话外，另有信史资料能够揭露毛太祖和刘少奇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农民军和商韩法家法律观以及苏俄共产专制工具主义、机会主义和刀把子法律观。

1957年3月17日，毛太祖提出要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取消宪法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于一夫先生《“以党治国”面面观》一文（《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称“1958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发表谈话，提出：‘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刘少奇也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毛太祖这次北戴河谈话不久，彭真掌控的中央政法小组就在当年提交《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谄媚地说“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然而，长达三十年期间，没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共却大摇大摆地罪照定、刑照判、人照杀。天平天国、义和团农民泥腿子，就是这么粗暴、野蛮、蒙古大夫、汪达尔人蛮族统治的！

最高头目群体都明火执仗地抱持如此荒诞和邪恶的法律观和司法观，又有如此不堪的检察院和法院，刘少奇、罗瑞卿、彭真等高层头目或被毛太祖一个小指头碾为齑粉、或被毛太祖逼的跳楼自残、或被毛太祖下狱九年，不亦因果循环、自作自受乎？中共高层头目们都抱持一模一样的法律观和司法观，但被碾为齑粉的之所以是刘少奇而非毛太祖，显然仅仅只是由于毛太祖是手握最高权柄的一把手，刘少奇虽然贵为二把手和接班人，但距离毛太祖的一把手之位却相隔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臣与君的本质身份差别的鸿沟，是李斯与秦始皇之间的鸿沟，是魏忠贤与崇祯皇帝之间的鸿沟，是布哈林、托洛茨基、叶若夫与斯大林之间的鸿沟。如果把毛太祖与刘少奇位置互换，被碾为齑粉的一定不是刘少奇，而一定是毛太祖，如果刘少奇也有毛太祖那番阴险、毒辣的手段。

毛太祖、刘少奇、罗瑞卿、彭真等等中共第一代头目们早已赤裸裸不加掩饰地挑明了中共延续至今的心声：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就是颠覆中共的一党专制、独裁、极权，所以中共绝不受宪法的约束，绝不允许宪法在自己之上；相反，宪法必须在中共之下，必须被中共踩在脚下。既然作为母法、总法和根本法的宪法必须被中共踩在脚下，作为子法的所有其他法律就不仅要被踩在脚下，而且压根就用不着制定，省得中共强权任性、罪刑擅断时，省得毛太祖整死刘少奇时碍手碍脚。这样的统治休说跟蕴含着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法治八杆子打不着，甚至根本不如商鞅、韩非严刑峻法的法家统治或曰法制，因为两千年来皇帝们的法家之治或法制至少还保证了有法可依，而毛太祖、刘少奇、罗瑞卿、彭真等中共第一代头目们的统治却压根无法可依，不仅是无法可依，而且更是无恶法可以，中共第一代头目们连皇帝们那种明确保障特权的恶法也不耐烦颁布！中共第一代头目们的统治是十足的任性撒野、随心所欲、随时随地因事立法的共产党及其大小书记们的皇权、党权专制统治，而毛太祖一人又处心积虑地把共产皇权专制玩弄成他一人的共产皇帝专制、独裁、极权。然而，中共总还是要在国际上混一混的，并且当时中共在共产专制阵营的那些大哥小弟们如苏俄大哥就搞出了一个苏共专制的宪法，所以为方便在共产专制阵营，在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等穷棒子王国群和真真假假冒牌的所谓社会主义世界混圈子，加上还需要向欧美发达民主国家吹嘘，中共还是要搞出一个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反平等、反各种普世价值和宪政价值观的水货宪法，以便在国际社会粉饰门面、招摇撞骗。在1980年有限、带着紧箍咒的半拉子改开之前，中共第一代头目们的统治就是彻头彻尾的和尚打伞、无法（几乎没有任何必备的立法）无天（权力随意撒野、不受任何限制），就是以对内、对外不同嘴脸的无耻两面派手段确保中共独揽大权、一党专制。

1980年前后，为自我抢救和续命，中共被迫进行有限改开，以日后的“六四”屠夫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头目们从自己被毛太祖无情碾压的切肤之痛中认识到了无法无天固然便利中共的强权任性和专制独裁，却也会因权力如脱缰的烈马、毫无制约而反噬他们自身，于是他们心急火燎地开始恶补立法，短期内密集出台多部必须的基本立法。然而，就像他们第一代头目对无法无天的迷信一样，第二代头目们同样是土包子泥腿子和刘姥姥出身，孤陋寡闻，视野狭隘，对真正的现代法治一无所知，他们最初只是粗浅、感性地认识到国家稳定离不开法律，而全然没有意识到完善的法律尤其是有关人权保障的法律会有力约束中共自己的强权任性，会根本反制中共的一党专制，或者说他们仅仅因为自身吃过毛太祖无法无天的大苦头而一时竟忘了毛太祖的“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这一卑劣的高论，一时竟全然没有认识到中共一党专制的道场与人权保障和现代法治根本水火不容，接二连三制定了几部至今虽被中共玩得基本残废但其存在本身已让中共悔不当初的法律和法规：1989年“六四”屠杀前夕制定的行政诉讼法、1994年制定的国家赔偿法、2007年制定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几部法律法规越来越像紧箍咒似的勒在中共官员和政府的头上，越来越让中共各级各类官员、越来越让更高层级的中共政府以致中共最高层嗅到了法律、法治终将危及中共一党专制的气息，于是大致从2007年“维稳沙皇”周永康执掌中共政法委开始，中共从最高层到基层的各级政权开始系统性地公开破坏法治，公开恶意扭曲法律，公然大规模制造寻衅滋事、敲诈中共政府以及（煽动）颠覆中共政权罪等等冤假错案。

2012年开始，中共索性撕破伪装，连遮遮掩掩、装点粉饰已不屑一顾，立法、司法、执法全面公开大倒退。这一年，中共把其长期在法外对其党员实行的“双规”乔装打扮后引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扩充为完备且可“合法”对任何个人适用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从此纯属酷刑、不受任何监督、完全由中共私家打手公安一手操纵、黑箱运作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中共恣意滥用、泛滥成灾，最臭名昭著的案例就是2015年“709”大抓捕对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2016年“苏州大抓捕”和“福州大抓捕”对维权人士和公民、2019年“12.26”厦门大抓捕对许志永博士和丁家喜律师等异见人士大规模非法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三年中共武汉肺炎野蛮封控期间中共更把行政滥权推向“文革”一般的疯狂巅峰。

“六四”屠夫邓小平以后的第二代和第N代中共头目们的统治看起来似乎在立法的数量和质量上比以毛太祖为首的第一代头目大有进展。然而，法律数量的多寡，具体法律条款和法律规范体系的细节改善，完全不能代表中共统治在法治上有根本的、质的提升。在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中共的领导，就是颠覆中共的一党专制，中共绝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中共一定要高于国家、法律和政府，中共铁了心要死守一党专制、独裁、极权这个根本上，第一代、第二代、第N代中共头目们完全一致、毫无改变，其间虽有胡、赵昙花一现的改良，但完全不能撼动中共的专制根本。因此，在中共一党专制这个根本前提之下，无论立法数量多么庞大，无论具体法律条款和纸上的规范如何精致甚至达到欧美法治国家的水准，都不过是李鸿章对濒临覆灭的满清皇朝的裱糊。只要慈禧老妖婆的“四个不能变”横立眼前，满清的预备立宪也就只能漫漫无期地预备着，直到满清把自己作死；“六四”屠夫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当道下寨，中国就绝不可能建成宪政、法治，中国就注定只能是中共国和中共党国，而绝不可能是人民主权、主权在民、政府权力和执政党在法律之下的法治国和共和国。质言之，中共专制政体与满清靼子皇权专制政体一样，与现代法治根本水火不容，有中共专制即无法治，欲行法治必先扫除中共专供制，正如有满清靼子皇权专制即绝不可们立宪、欲立宪必先剪除满清皇帝。

这一点，中共自己与中国民间人士一样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所以中共才一定要弃现成的“法治”一词不用，或不甘心、不愿乖乖地和痛痛快快地使用，而非要另行起用“依法治国”一词，背后逻辑与中共不肯心甘情愿使用“市场经济”一词，而非要生造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相同。缘于此，真正体现现代法治实质的限制公权力的法律无论是制定还是实施无不步履艰难。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大概也是世界共产专制历史上民告官的先河，中共颁布此法之际显非完全虚情假意、粉饰门面，而更是由于对法治约束公权力、束缚中共自己手脚之功能缺乏基本认识。行政诉讼法甫一实施即遭到中共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强烈抵制，尤其是遭到中共刀把子和唯一具有直接暴力职能的中共公安的极端抵制和藐视，民告官立案难、回复难、胜诉难、执行难事实上把行政诉讼法限制行政权的立法意图消解于无形，行政诉讼法的制度功能被地方各级甚至中共最高行政机关及其部门化为乌有。

1994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五年之后，中共又颁布了国家赔偿法，在限制国家权力的法治之路上更进一步，限权范围从行政权扩大到司法权。悲催的是，原本旨在限制行政滥权特别是限制强横成性的中共公安滥施暴力，促使中共公检法公正执法和司法、防止罪刑擅断和恶意炮制冤假错案的国家赔偿法，竟被中共从基层到最高层所有行政机关和检察院、法院生生玩成了国家不赔法，促进和倒逼执法和司法公正、防止冤假错案的立法目的生生被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异化成明知是冤假错案而为了逃避国家赔偿和个人追责竟至绝不认错、死不认错，如真凶现身的聂树斌被冤杀一案，中共最高法院及河北省高级法院恶意推诿长达十六年、直至推无可推方才纠错，更有巨量的案件在办理过程中明知是冤假错案却仍一意孤行、草菅人命、强加罪名、强判刑罚。立法意图上可谓用心良苦的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在实践中悲惨地走向立法意图的反面，恰似中共顽固死守的马列邪教所谓经典著作千万遍重复的人民利益、人民至上、代表人民，而实践中所有共产国家无不压榨、蹂躏、屠戮人民一样，原因究竟何在？显然不在法律本身，而在法律之外和之上的专制政治。

2007年，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后十三年，中共国务院颁布了行政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试图打破中共行政权长期黑箱、神秘运作的怪圈。然而，这个条例的命运如同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一样，被不甘受到约束、不肯被关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的各类行政衙门玩得半身不遂甚至彻底报废，中共所有的行政衙门无不绞尽脑汁拒绝公开行政信息。

上述两部法律加一部行政法规构成中共国公民制约公权力、监督行政权的初步规范体系，但自始就受到中共整个行政、司法权力体系的顽固抗拒，立法意图基本落空，并且随着日益增多的个体公民运用这三部法律对中共进行个案制约，最迟在2007年维稳沙皇周永康执掌中共政法委开始，中共已明确感知到了其自己制定的这三部法律对自己的束缚，越来越后悔自己竟愚蠢地颁布了这三部自我设限的法律，越来越杯弓蛇影一般把中国人民特别是巨量的访民运用这三部法律对中共进行监督、制约的行为视为对中共政权潜移默化的和平演变和颠覆，越来越企图退守和内卷回毛太祖、刘少奇当年宣称的中共党不受法律约束的共产原教旨专制、独裁、极权状态，越来越明白了陈云老朽“新闻法不要搞”的个中三昧——既然新闻法不要搞，那么与新闻法具有相同的制约公权力和中共党强权任性效能的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信息公开条例当然也都不应搞、不要搞。中共居然稀里糊涂搞出了这三部法律，中共简直有一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后悔！

此外，更应该颁布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更是遭到中共全党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一致抵制，早年还有一两位“不识相”、不迎合中共的人大代表提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议案，而近十年来全体中共人大代表、全体中共官员都心照不宣地明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已成为中共的莫大禁忌，提不得、碰不得、言说不得。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度直指专制、独裁、极权、腐败、衰朽中共的死穴，提出公职人员财产公示议案简直是要直取已经奄奄一息、垂死挣扎的中共的老命，提出这样的议案才是货真价实地颠覆中共政权，而二十多年来中共也以其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抗拒暴露了其假反腐、真贪腐和假法治、真专制的本来面目。

无论是行政诉讼法，还是国家赔偿法，还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无不以民主、宪政、法治为前提，无不是民主、宪政即法治之下的政治制度的具体机制。专制之下岂有法治？独裁之下，何来民主？极权之下，焉能自由？没有民主、宪政、法治即党在法下的宏观政治制度，行政诉讼、国家赔偿、信息公开统统必然沦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共一方面妄图确保其一党专制、独裁、极权之根本政治制度固若金汤、传至万代，一方面又摆出架势装模作样实行行政诉讼、国家赔偿、信息公开即政务公开，纯属既做婊子又立牌坊，实乃自欺欺人、欺世盗名的无耻把戏，完全是重演满清靼子妄图不触动皇权而立宪的骗局。

现代法治的真谛是限制公权力和保障民权、人权和私权利，即抑制公权、弘扬私权，把权力关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为权利提供有效和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中共却恰恰相反，中共念兹在兹的是要把私权即公民权利关进中共恶意讨薪罪、寻衅滋事罪、颠覆中共罪、谋财害命的信访等等恶法和邪恶制度的笼子里，却从不打算把自己的强权关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即便这法律和制度是它中共自己制定和建立的，因为正如毛太祖、刘少奇、朱镕基等等中共历代头目所说所做的，法律和条约实际执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看中共的意志和任性。中共这样的法律和制度，中共这样的法律观念，根本与近现代的法治风马牛不相及，而仍然只是两千多年来的商鞅、韩非和嬴政的法家之治和暴政，是法家严刑峻法治民之治，是移花接木、改头换面、偷梁换柱的伪法治，即中共生造词语、别出心裁所称“依法治国”，是以严苛的恶法和罪刑擅断管制、禁锢、压制人民的法家和共产专制之治。不肯老老实实使用现成的“法治”一词，非要生造一个“依法治国”，暴露出的正是中共这种抗拒法治的卑鄙、阴毒小心思。

既然法治的真谛是限制公权和保障私权，那么法律的首要锋芒就不应是指向人民，就不应是什么依法治国即动用法律治理、统治人民，而应指向公权力、公职人员和执政党，而应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力、依法治中共及其书记等等冗赘党官。然而，在中共一党专制、独裁、极权、特权的政治之下，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力、依法治中共及其党官纯属天方夜谭般的臆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限制公权和保障私权之法治真谛在政治价值观上等同于平等和自由，而一党专制、独裁、极权的中共政治的终极、核心利益就是固守其永久执政的特权，因而中共绝不可能与任何其他群体和中国人民平等的，而为了固守永久执政、万世一系的特权，中共就总是像家天下的皇帝们那样视全体国民为潜在敌人，对人民进行防范、监控、盯梢，因而中共绝不允许人民享有自由。这就是中共的一党专制、独裁、极权、特权政治与真正的现代法治之间的死结，在中共的专制、独裁、极权之下只可能有与两千多年前商鞅、韩非、嬴政的严刑峻法同根同源、依法治民的法家之治，只可能延续斯大林、毛太祖那样的共产专制暴政，而绝无一丝一毫的现代法治的存身空间，这已被十余年来中共立法、司法公开大倒退的铁血事实所证明。

从中共对律师的控制、打压及中共律师制度的虚伪能更清楚地洞穿中共假法治、真专制以及中共所谓依法治国的商鞅、韩非、赢政严刑峻法法家之治的本质。在现代法治之下，律师凭借法律、法学专业知识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独立于警察、司法机关和执政党之外，只服从法律，如此才能为委托人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才能仅凭法律知识即能有效制约警察、行政、司法、执政党的强权擅断，才能切实维护委托人的利益，才能成为委托人和现代法治社会所需要的合格、优秀律师，成为法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这样的律师和律师制度却并不符合专制、独裁、极权中共的胃口，中共需要的是能够增进其专制、独裁、极权的驯服、顺从、乖巧的律师，而不是独立、不受中共操纵、只服从法律——当然是体现现代法治价值观的良法而非颠覆中共政权罪、寻衅滋事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留置之类的恶法——的律师。这，正是中共僭政后长达三十年既几乎没有法律也没有律师（制度）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共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709”大抓捕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共对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出身的张庆方律师寻衅滋事、罗织罪名、吊销其律师执业证的原因，还是中共法院对女律师高丙芳野蛮强加虚假诉讼罪并被强判四年刑罚的根本原因。

在经济上，中共绝不肯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对应的，在政治上，中共也绝不肯实行宪政、法治，这是由中共的专制本性决定的。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真正的宪政、法治，都会要了中共的专制老命，这是一定的，中共也看准了这一点，于是，中共才煞费苦心地推出一个伪装成法治的依法治国，企图愚弄底层小民和国际社会。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必须洞穿中共所谓依法治国的伪法治、真法家严刑峻法治民和共产专制驭民的嘴脸，切不可被中共带偏了方向。

2024年，世界和中共国都处在撕裂、而且是加剧的撕裂中。

撕裂，更多的是指政治制度、政治价值观之精神、信念的撕裂，而非纯粹经济利益的撕裂。

世界的撕裂集中体现在美国总统大选、沙俄入侵乌克兰战事焦灼、哈以战争以及孟加拉巨变和叙利亚巨变等世界级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战争中。

特朗普连续三次竞选美国总统，后两次竞选触发了美国选民之间以及世界范围内关注美国民主制度的人士之间长期积累的撕裂，几达白热化的程度，而2024年大选的撕裂程度又更甚于2020年；从1788年第一次总统大选算起，美国总统选举已经运行了236年，早已臻于成熟，可2024年大选期间竟然发生了两次针对川普的暗杀事件，重伤美国大选应有的公平、理性、程序正义精神，足见川普率性、不羁、商人作风等明显的性格缺陷和行事风格在选民中间引发的撕裂，长期积累的左右之争、自由与过度追求结果平等而非机会平等之争，以及一元普世价值与偏离普世价值的过度多元之争，在美国国内达到了何种激烈的程度。至于沙俄入侵乌克兰、哈以战争以及孟加拉巨变和叙利亚巨变，则更是宪政、民主、人权、自由等现代文明政治及其价值观与过时、僵死、反人性的专制、独裁政治及其价值观的生死对决，再次验证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先见之明。

当然，为了在落后、失败、专制国家圈子中树立虚伪的公正、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同文化一律平等等伪善政治正确的形象，更为了掩盖自己反人性共产专制的真实面目，中共是绝不承认文明冲突论的，文明冲突理论自面世以来就受到中共的抨击，尽管中共自己内心死硬地认定自己的共产专制政治制度和文化与欧美的宪政、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根本势不两立，并处心积虑地拉拢、收买沙俄、北韩、伊朗、委内瑞拉、阿萨德的叙利亚等专制失败政权，自不量力地妄图颠覆欧美的民主政治制度、改变主流的文明国际秩序。

二战以后，美苏两大集团尖锐对立，欧美宪政、民主阵营与苏东党治、共产专制阵营冷战近五十年，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撕裂，是双方形式上各以武力威慑对方、实质上则是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的撕裂和对峙。冷战之前一战、二战的机枪、大炮、坦克的大规模使用，以及1870年普法战争中大炮的开始使用，尽管伤亡、破坏远超冷兵器战争，但仍是传统的攻城略地、开疆拓土的物质、资源之争，尚未涉及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之争，是二战的结束和美苏对垒、欧美自由世界与以苏俄为首的共产专制世界之间的冷战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大规模地开启了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意义上的精神和观念的撕裂和对决。

第一次，是说在冷战之前人类的政治、军事之争以及人类对政治的认识和人类的政治理论从未上升到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之争的高度，只有冷战才是阵营分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的争斗和撕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就是关于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争斗和撕裂的集大成者；最后一次，是说既然冷战已将宪政、民主这个最不坏因而也就是人类为自己的群体生活所能设想和设计出的最好的、天下为公的政治制度，与盛行了数千年的邪恶家天下专制政治制度的争斗、撕裂公开摊牌，那么就必须、也一定会分出个高低上下、谁输谁赢。

1959年，苏共和苏俄一把手赫鲁晓夫与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厨房辩论”（KitchenDebate）中就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生活方式）与苏俄共产主义年专制制度孰优孰劣上演了一场唇枪舌剑，尼克松对赫鲁晓夫说“必须要允许思想的自由交换”，“如果我们两国人民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期望在你们计划超越我们的那场竞争中获利的话，必须允许自由的思想交流”，“谁更好并不是由物质上的因素决定的”，“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究竟两家超级大国中的哪一家更有优势，是由非物质的因素决定的”，而这位一年后（1960年）用自己的臭鞋在联合国大会上粗鲁地敲打桌面的赫鲁晓夫则大言不惭地回应“当我们赶上你们，超过你们的时候，我们会向你们挥手致意。……我们还可以停下来然后说：请跟上。”1989年至1992年的苏东剧变和苏共的垮台、苏俄的解体宣告了“厨房辩论”的孰胜孰负，苏俄和整个苏东共产阵营完败，美国和整个美欧宪政、民主世界完胜，更能直接证明谁胜谁败的是斯大林的女儿和赫鲁晓夫的儿子适彼乐土、抛弃苏俄，移居其父辈的敌国民主、法治的美国，相反，至今没有一位美国总统的子女奔向赫鲁晓夫曾经臆想的超过美国的苏俄或沙俄。尼克松的“谁更好并不是由物质上的因素决定的”之论断提前65年为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制度影响经济繁荣并决定国家成败的理论预作了铺垫。

苏东共产专制阵营的集体脆断是二战后欧美自由、民主世界与以苏俄为首的苏东共产集团冷战、撕裂的必然结果，而在柏林墙尚未倒塌的1989年初直至苏东巨变完结的1992年三年间，亨廷顿的高足弗朗西斯.福山又提出了与乃师理论逻辑一脉相承却又别具创意的历史终结理论，坚信人类的政治制度、政治进程必将终结于民主制度，对苏东剧变前后苏东的政治走势及其后的新一波民主化浪潮很有解释力。如果说是欧美的自由、民主政治以及两位杰出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领导人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现实和物理上完胜了了苏东共产专制政权，那么，亨廷顿、福山师徒则在理论、精神和理念上提前预见、论证并见证了苏东共产阵营命中注定的失败。

就像不接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一样，中共出于其专制、极权的本性也本能地排斥历史终结理论，因为文明冲突理论和历史终结理论都直接、间接地否定中共这样的党治、专制政体。人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进程终结于、归结于自由、民主政治当然不是一个时点、一个瞬间、某一天甚至某一年即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历史进程，苏东剧变只是这个进程的标志性起点，不能仅仅因为从1989年开始至今已过去35年、残存的几家邪恶轴心专制政权仍僵而未死，而否定历史终结理论的前瞻性、远见性和正确性。35年对于人类政治进程的演化不过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从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二战至今民主国家数量激增的历史来看，历史终结、人类政治归结于自由民主的进程并不缓慢，仍在负隅顽抗的中俄朝伊等残存的专制邪恶轴心败退出人类政治舞台的日子已近在眼前。孟加拉哈西娜独裁政权、叙利亚阿萨德家族独裁政权的闪崩，也正是哈西娜的专制、独裁、特权与孟加拉学生、人民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价值观的搏杀和撕裂，是阿萨德的家族专制、独裁、特权与叙利亚人民反专制、独裁、特权的搏杀和撕裂，叙利亚新政府已展现出实行自由民主政治的姿态，叙利亚政治的自由民主化值得期待。孟加拉、叙利亚的快速转型是自由、民主、文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对野蛮和反人性的独裁、专制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的胜利，最新一次验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理论。

毋庸赘言，以色列对哈马斯、真主党的近乎全胜，乌克兰对侵略成性的普京沙俄近三年的英勇抗击，同样是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与野蛮的独裁、专制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的撕裂，是亨廷顿所界定的典型的不同文明、不同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因地缘接触而引起的断层线的撕裂和对决。

无疑，中共（国）与欧美等自由、民主国家的撕裂更是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的根本撕裂。
至于十多年来欧美成熟民主国家内部的撕裂，则暴露出的是这样两大问题：一是欧美民主政治需要从二战后至今的已臻成熟的第一阶段民主进一步提升到普世的政治价值观先行、坚守普世的政治价值观绝不动摇和让步的第二阶段；二是自2000年前后全球化加速以来异质文化、异质宗教和其他族群移民大规模涌入欧美，欧美率先实践的普世价值观受到急速且过度的多元化、异质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本应成为一元价值观的欧美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受到异质价值观和部分新移民群体的拒绝和挑战。

针对第一个问题，政治人物必须坚守自己的政治价值观，不为选票而松动自己的政治价值观，不为利益集团的游说而动摇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而国民、选民需要认识到终生关注政治是自己作为国民的义务，必须终生学习并持续提升自己对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的领悟和认知，抛弃感性和民粹色彩的政治判断，增强政治分辨力，坚持自由优先并平衡自由、平等两大价值，扬弃鄙俗、廉价的伪政治正确。

2020年、2024年两次美国总统选举的近乎极化的左右撕裂暴露出的正是某些政治人物和相当部分选民的政治价值观的劣质化、民粹化、鄙俗化，颠倒了自由、平等这两大基本价值的顺序和权重，而劣质化、民粹化、鄙俗化的一大原因就是欧美民主国家二战后近八十年的高度发达、特别是苏东巨变后失去来自外部敌手的压力，导致政治人物政治品行退化、进取心丧失，以及国民沉迷于安逸的生活，潜意识中以为搭便车享受神仙一般的自由民主制度乃理所当然，既不关注政治也不持续提升自己的民主素养和政治价值观，幼稚地把结果平等置于自由之上，以致廉价、鄙俗的伪政治正确横行无忌，民主和法治被公然破坏。

对于第二个问题，对异质文化、异质宗教和新移民的接纳应渐进、有序、适度，应正确处理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观与外来文化和外来价值观的关系，必须坚持普世价值的一元性、基础性，在一元价值观的基础上接受、容纳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必须明确立法要求新移民接受、认可自由、平等（包括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等）、民主、法治、政教分离等普世、基础价值观，明确禁止外来文化、宗教、价值观挑战这些一元的普世价值观。

总之，欧美自由民主世界的撕裂是本土长期积累的自由与假平等之名的极端结果平等之间的撕裂，以及二十多年来与快速全球化伴生的外来多元价值观对欧美本土一元普世价值观的撕裂。这两个撕裂提出的是如何提升民主政治品质、如何正确处理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坚持一元普世价值观的基础上容纳多元价值观的问题，而不是中共国这样并不存在宪政意义上的真正民主的国家中的共产专制及固守专制的中共与自由、民主、平等、宪政以及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的中国人民之间的撕裂。借用一度备受争议的新生代作家韩寒的名言，中共国内部的这种撕裂就是“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

与欧美各民主国家内部的撕裂一样，中共国内部的这种撕裂也是长期而且是更长时期积累的恶果，而在最近几年、在2024年集中爆发，以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的形式：

一面是因失业、房贷而绝望跳河、跳楼的底层小民，一面是贪污受贿以十亿、百亿、千亿计的中共市长、部长、书记、上将们；
一面虚张声势，吹嘘中国最安全，一面是因中共的种种压迫和不公而铤而走险、无差别报复社会的献忠事件；
一面是看不起病、被迫放弃治疗的白血病儿童，和同时上吊自尽的罹患肺癌的71岁母亲和她刚刚失业的儿子，一面是住了四年ICU、糟蹋底层纳税人7300万元血汗、曾任中共上海高级法院党组书记非法职务的范祖祥；
一面是7亿草民低于2000元的月收入，一面是大把撒向沙俄、北韩、叙利亚、伊朗、非洲各国的不知多少亿的美元；
一面是交不起学费的寒门学子，一面是几乎不设门槛、拿着巨额奖学金的非洲、东南亚、中亚、南美洲的留学生；
一面是为侵略乌克兰的沙俄百般狡辩的中共及其男女战狼发言人，一面是声援乌克兰、臭骂沙俄和普京的底层中国人民；
一面是中共信口雌黄、谎称实行法治，一面是数千万访民被中共剥夺财产，高智晟律师被中共绑架失踪近八年，郭飞雄（杨茂东）先生、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被罗织罪名、强加重刑，律师夫妇王宇、包龙军在高铁上被中共公安非法强行检查钱包；
一面是抢夺孙大午先生和大午集团78亿资产，一面是装模作样和谎称促进私营企业；
一面死守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把最应该改革的东西划入改革禁区，并叫嚷“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一面又几十年一贯空喊“深化改革”；
一面在2024年年末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给各级官员加薪，一面却绝不给底层草民一丁点福利，却又谎言随时脱口而出“有一条被子也要分给人民半条”；
一面是吃着特供的安全食品的中共特权官僚，一面是吃着掺进无数有名、无名致癌添加剂和混合了煤油的杀人食品的草民；
一面是武装到牙齿、随时准备持枪抢税的警税合成作战中心，以及跨省远洋捕捞的中共公安，一面是无处可逃只能束手待毙、任中共宰杀的私营企业；
一面是被中共恶意洗脑一生、满脑子污秽、身穿丑陋军装、12月26日流窜韶山朝拜太祖的老少红蛆，一面是被中共迫害、终年在中共信访局门前排队、仍对中共抱有幻想的无数苦主，以及越来越多摆脱了中共的洗脑、不再对中共抱一丝幻想的觉醒者；
一面是劫持和绑架了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却腆着屁脸、大言不惭自称为了人民的中共及其专制体系，一面是被中共压榨得失去了尊严、丢弃了理想、毕业即失业，在死亡线上苟延残喘、压根没有国家感觉的人矿；
……

所有这些形式各异、看似并不相关的异常、怪诞现象，归根结底，无不与中共的专制有关，无不与中国人民追求宪政、民主却被中共堵死了宪政、民主之路有关，无不与中共核心特权圈子对草民、人矿残酷压榨和严重的分配不公有关。一言以蔽之，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异象无不起因于专制中共特别是其高层核心特权圈子与向往宪政、民主、自由、平等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对立和撕裂。

这种对立和撕裂终有破局的一天，中共及其专制注定会像其苏东同伙一样被中国人民和自由、民主世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自2022年“白纸运动”开始，中国人民每一年都能感知到破局的更加临近，草民们一年比一年更加觉醒，中共越来越公开地被人矿们甚至体制内人士诅咒。许章润教授说，愤怒的人们已不再恐惧！

2024年孟加拉、叙利亚先行一步，2025年会轮到中国吗？易中天教授说，一切皆有可能！

临近2024年底在中国接二连三发生的几个事件，把中国女性在这个极权主义社会所遭受到的不公对待、歧视、苦难再次暴露在公众视野，凸显了习近平时代专制社会加剧恶化中国的性别环境，女性的普遍人权、尊严以及自由被践踏的现实。

12月初，在山西发生的女硕士被人口拐卖事件被警方轻描淡写定调为“收留”，掩盖了事件背后的强奸、拐卖、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性质，饱受公众批评的此案显示出的官民相护的包庇网络，与徐州铁链女事件如出一辙，弱化犯罪、标签化受害者，纵容虐待、侵犯、伤害女性。

12月中旬，曾任中共外交官员如今摇身一变为“学者”的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的王宪举在与哈萨克官员的交流活动上，，抛出了一个令人无比震撼的提问：“如何能让女大学生服服帖帖生孩子”，显示以王宪举为代表的中共官员、学者，根本没有把女性当人来看待，需要的是民众“服服帖帖”听话服从，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在他们眼中也无非是生育机器罢了。

而在11月份开始持续延烧至今全网强烈关注的卫生巾产品质量问题，更显示了社会对女性权益长期忽视的严重问题，体现了女性的健康、安全等需求长期被漠视乃至歧视，所以卫生巾的问题从来不止是卫生巾的问题，女性的声音从来在这个国家被缺席，在消费时代新女性看上去可能比以往的女性更加光鲜亮丽，但她们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是在被权力剥削之外再加上被资本的剥削而已。

这些并不是孤立的事件。正如一句民间谚语所言：“当你在阳光下发现一只蟑螂时，那意味阴暗处蟑螂多得挤不下了。”由于中共的信息审查控制，对各种官方认为“有害”的消息进行过滤严控，能被社会知悉关注的事件已是凤毛麟角，女性权利和其他基本人权一样在中国是属于被限制传播的对象，所以偶尔能突破信息封锁而曝光成为公众热议的事件无不透露了其背后女性群体受到不公对待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极权主义中国对女性的伤害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从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人权迫害到控制女性的子宫，子宫姓党，不想要你生，就不能生；想要你生，就得生。自1979年开始实行的长达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强迫妇女节育和堕胎，不但杀害了无数婴儿，更对妇女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身体健康终身受损。到了现在由中共一手制造的人口危机造成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当局又开始以“国家需要”的名义强制女性生育，不少地方政府荒谬到打电话关心女性的月经周期，被民众讥讽为中共恨不得拿女性当母猪一样去“配种”。这就是王宪举之流大放厥词的底气，是铁链女层出不穷的真正原因。

极权主义体制的社会控制不但包括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也包括私人生活，通过家庭关系进行控制是其基本逻辑，所以子宫姓党是极权主义的重要特征。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中，在基列国这个极权社会，统治者不但禁止手机、计算机、电视、书籍、音乐、艺术等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女性更只是男性的附庸，分为四个等级，被驯化为传宗接代的工具，称为“行动的子宫”，专责生育。玛格丽特写道：“一群专制主义的男人掌握政权，试图重新建立一种极端的父系社会……任何独裁的政权都会采取这一措施。”

这部写于1985年的小说的洞见是对的。极权主义体制与父权（男权）社会是高度重构的，专制体制不管怎么演变，都脱离不了“家天下”——“家国一体”为特征，君权就是扩大的父权，专制集权某种意义上为“父权型权威”的治理模式。中共的政治就是男性的舞台，从中共建党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一个女性，有实权而非花瓶的女性领导更是少之又少，习近平时代更是连把一两个女性放在政治局作为“花瓶”的官样文章都懒得做了。习近平宣称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正是要把女性重新恢复到传统的角色“养儿育女、照顾老人”，无不呈现出这个独裁者的传统父权思维。所以中国的新生代反对者旗帜鲜明地打出“父权不死，极权不止”的口号，是有其道理的。

如果说在江湖统治时代，社会还有一定的空间，因而女性的权利意识觉醒与成长也曾在公共空间能发出声音，那么在寸草不生的习近平时代，女性议题完全消失在公共视野，自2021年开始，社交平台上众多女权账号、自媒体被当局封杀，微博等平台甚至新增了“挑唆性别对立”作为举报原因，官方媒体把女权主义者定义为“境外势力”等等举动，都显示了女性主义被中共视为对其政权的威胁。

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极权主义下中国每一个民众固然都是受害者，但男性的受害程度和女性所遭受到的苦难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铁链高挂在中国女性的脖子上，争取女性权利的抗争也就是反对极权主义的抗争。

2024年，中国接二连三发生无差别针对公众的血腥报复社会事件，造成惨重人员伤亡，特别是在11月11日发生在广东珠海体育中心的撞人酿35死43伤，震惊中国社会，由于这些事件中行凶者无差别杀戮更造成大面积的社会恐慌。有网友将中国今年的报复社会事件详细列出，数量多达25起，当中最少6例涉及驾车撞人，7例是持刀伤人，当中3例是针对幼童，事件的密度以及无底线烈度，显示中国社会戾气弥漫，病入膏肓。

面对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报复社会暴力事件，中国媒体噤若寒蝉，不敢有一言半语，社交媒体上网民的相关言论均遭当局快速删除屏蔽，只有警方惯例“一切以通稿为准”的一纸蓝底白字情况通报，事件的真相、伤亡人数是否属实等等，公众完全无从得知，使社会根本无法追根溯源，反思吸取教训。

报复社会暴力事件频发极大地动摇了中共的社会管治能力，党魁习近平批示称必须要从“源头防控”，随后当局定调为“三失一偏”人群为严控目标群体，在全国进行排查维稳。所谓“三失一偏”，即当局认为涉及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性格偏执的四类人员是进行报复社会行为的高风险人群。

当下中国经济萎靡不振，民众不但收入急剧减少，更严重的是，经济萧条下企业不是倒闭就是大幅裁员，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即使是官方也被迫承认问题的严重性，在9月25日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称“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作为底线，显示目前民众的高失业率已对中国的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冲击。

除了经济问题外，成为中共社会治理的不稳定因素还有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环境等民生问题，贪污腐败司法不公渎职侵权政府失信等政治问题，贫富分化阶层固化歧视等社会问题，加剧了社会矛盾，造成中国民众的被剥夺感日深，对未来完全看不到希望，缺乏救济渠道、无力改变自身困境下，一部分人在被推向社会边缘且觉得没办法让人听取自己声音下，萌生极端的反社会心理，把问题归咎于社会，铤而走险制造极端事件拿社会泄愤让社会陪葬就成为其选项。

所以说到底，中国的血腥报复社会事件是中共社会治理失败的结果，是极权主义这种完全以榨取民众为特征的极端不公体制必然出现的危机，根源在于政治，而不在于什么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性格偏执“高风险”人群。

中共当然回避且绝对不会承认恶在于己，而以一贯的高压手段“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各级维稳机构目前实行对“三失一偏”人群的严控手段，包括盘查目标人群的家庭现状、经济、就业情况、心理状态、思想动态，展开“专项教育”，督促“遵纪守法”，筑起思想“防火墙”等诸多手段，都以基层压制运动式排查而不是解决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为目标，当然不可能有效果，与之相反的是，这些专制政权特有的维稳手段更多的是激发矛盾触发逆反心理，更可能加剧了人群的反社会情绪，从而制造极端事件向社会“复仇”。

固然报复社会事件是极权主义制造的恶果，但这种向社会“复仇”归根到底是弱者对强权怯懦而挥刀向更弱者的反社会反人类行为。事实上在专制制度下整个社会都是强权的牺牲品，中国人活得无比劳累活得没有任何尊严，生存焦虑、经济焦虑、政治焦虑、安全焦虑、信仰焦虑等犹如重重大山层层积压在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头上。严酷专制社会下多重压力积累，很容易导致人的行为偏激，从而产生社会的戾气，戾气弥漫的社会同样很容易导致人以极端暴力方式宣泄个人不满，这种戾气极具传染性，最后很容易出现社会的整体全面溃败。

接二连三的无差别血腥报复社会事件是社会的整体全面溃败的先兆。同样一个比较明显的社会整体全面溃败的信号就是近几年在中国网络流行有关“张献忠”的梗。张献忠是明末民变首领，在统治末期对四川民众进行了疯狂屠杀，现在在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的有关“张献忠”的梗，指代那些对社会不满，进行无差别攻击的人，“张献忠”被逐渐符号化，报复社会事件被称为“献忠”事件。“张献忠”梗的流行，显示社会戾气弥漫下，一部分绝望的人的心态倾向于既然这个社会已无可指望，不如砸了再说，出一口恶气。

因而接连发生的无差别报复社会血案绝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极权主义体制造成的社会个体走投无路与社会整体日益暴戾的综合效应，总根源仍在中共这头丑恶怪物身上。中共的统治体系一天不崩塌，中国社会的衰败不可避免，中国民众的苦难不可止竭，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潜在的受害者。

火爆一时且盛况空前的河南郑州十几万人大学生使用共享单车“夜骑开封”自发活动，触动当局脆弱而敏感的神经而紧急禁止。该活动源于4名女学生为了品尝开封的灌汤包而进行的一次骑行，将“夜骑开封”经历分享至视频分享网站后，在郑州的大学生中迅速走红，并掀起模仿风潮。一场来自青春的无厘头冲动，却引起当局对此的警惕严控，背后隐藏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这场活动的主角大学生属于被称为“Z世代”的群体。一般把1990年代中后期作为开始出生年份，到2010年代初作为结束出生年份，在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人称为Z世代，约有2.8亿人。长江商学院张晓萌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自2021年起对Z世代进行调研分析，报告显示，相较于其他年龄组，18—25岁的Z世代群体是中国所有年龄段中最悲观的。

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调研报告只能显示结果，却不能也不敢分析、指出Z世代悲观的真正原因。造成Z世代的社会困境以及由此而来的切身感受，原因只有一个，中国正处危机爆发的前夜，整个社会陷入普遍苦闷彷徨中，在这个不断下滑坠落的时代，Z世代受到影响最大，受伤最深，对未来的希望正在消逝。

12月3日在深圳举办的投资研讨会上，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高善文形容中国民众当前的状况时用“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三句话予以概括。高善文指出，那些有退休金的老年人不但收入稳定而且逐年增长，可以继续搞夕阳红，跳广场舞。然而年轻人却恰恰相反，处境艰难，“对年轻人而言，收入预期大幅下修，收入增长确定性大幅下修，找不到工作，找到的工作与预期有显著落差，年轻人纷纷节衣缩食关灯吃面”。

死气沉沉的年轻人，这是前景黯淡下的集体疲倦、沮丧、迷茫。在Z世代流行的描述现状的“亚文化”词语成为社会高频热词充分展现了这个群体普遍的苦闷彷徨情绪，2018年“佛系”，2020年“内卷”，2021年“躺平”，2022年“小镇做题家”，2023年“人矿”，今年则是“烂尾娃”。“烂尾娃”是中国经济不景气下不断攀升下，年青世代受到影响最大，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催生出的新世代阶级的自况，借用中国房地产崩盘时代停摆的“烂尾楼”现象，形容年青人虽有大学学历却找不到工作，人生就像“烂尾楼”一样被迫停摆。

毕业即失业，即使侥幸找到一份低薪工作，还得接受“996福报”（996是福报，来源于马云的谈话，指从早9点工作到晚9点每周工作6天的996工作制加班文化是修来的福），这样的未来有什么值得期待？与此同时，随着社交媒体资讯的传播，极权主义体制下严峻的社会不平等不公平赤裸裸地曝光在Z世代面前，会做题的永远战胜不了会投胎的，穷人不得翻身，权贵享尽资源，国企家族化、权力世袭化的现实使Z世代彻底绝望，改变不了现实，那就改变自己的态度，于是躺平、摆烂就以其对社会现状的另类反抗而成为Z世代的普遍生活方式。

一项由美国与中国学界长期合作进行的大型调查显示，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任初期的2014年，有73%的受访中国民众认为未来5年会更好；但到2023年，认为未来5年会更好的受访者只剩47%，对未来感到悲观的比例，也从2004年的2.3%，上升到2023年的16%。此外，2004、2009和2014年的调查中，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在中国“努力总会有回报”，仅有约15%不同意；但到2023年，认为“努力总会有回报”的受访者只剩下28.3%。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人们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和关系所提供的特权。而在十年前，受访者将财富归因于能力、才华、良好的教育和努力工作。

不再相信努力总会有回报，不再相信未来会更好，这种悲观情绪已是Z世代对这个时代的标准叙事。然而，人不是机器，越不正常的时代，年青人越是要发泄，所以这两年Z世代特有的“发疯文学”火遍整个群体，长期成为Z世代间交流的流行密码。“发疯文学”是一种情绪激昂、极度夸张且原创性极高的文体，指的是一些疯言疯语搭在一起令人发疯抓狂的文字句式，通过这些逻辑混乱但情感饱满的文字，自由地表达内心难以言喻的情绪，尽情释放压抑已久的压力。因此所谓“发疯文学”，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发疯，而是现实让人发疯，“发疯文学”就是Z世代以胡说八道来维持某一种“正常”的解药。

理解了作为Z世代流行密码的“发疯文学”，才能理解为什么“夜骑开封”的无厘头冲动为什么会成为火爆的青春标志。那就是一个是用疯癫的语言解构一个疯癫的世界，一个是用荒诞的行动对抗一个荒诞的世界。“夜骑开封”的荒诞行动其实并非没有先例，仅仅就在两年前的2022年10月，休止的“清零政策”让学生们原本最美好的大学时光在封锁隔离和核酸检测中度过，在习近平登上一尊大位的同时，中国各地的大学中出现“集体爬行”的热潮，在黑夜中，学生们聚集在操场上绕圈“满地乱爬”，在看似荒诞的行为中，爬行就像一种集体的仪式，用最卑鄙和低贱的姿态释放着年轻人那些被压抑的感受，对不自由的消极抵抗。

换言之，不管是“发疯文学”，还是“夜骑开封”，都是这个社会病了，年青人不得已用另类的方式反叛这个操蛋的现实世界，以集体的狂欢宣泄情绪，放肆挥霍苦闷青春的最后余光。这是对这个日益禁锢的社会的不满与质疑。如同这个世代自嘲为“烂尾娃”一样，这一切的一切，是整整一个世代对这个社会发出的不平呐喊与诅咒。

Z世代的苦闷彷徨同样是整个社会的普遍苦闷彷徨。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感受到了这种社会情绪，不满现实、渴望出路却又找不到方向，整个社会处于不知何去何从的彷徨状态，因此五花八门的各式社会事件轮番上演，既有诅咒、呐喊的宣泄情感，亦有夜骑、发疯的消极抵抗，更有弱者对强权怯懦却挥刀向更弱者的无差别报复社会。

这些热点事件的每一次鸣响，都是对社会人心的震荡，使社会可作选择的余地不断缩小，而变局，就是在这样眼花缭乱的事件中一步步走近。

2024年11月初的夜骑开封风潮急速被中共通过其大学辅导员这一半政治特务情治系统轻轻化解，就像它的无厘头骤然兴起一样。这种在具体的动机、动因和目的上均属无厘头的心血来潮、激情宣泄活动本身就内在注定了它的雷阵雨性质。郑州到开封的五十公里路途，用质量低劣的共享单车骑完全程，是相当消耗体力和精神耐性的，偶一为之尚可，不可持续是一定的，除非它在性质、目的上发生中共内心最深处时时为之心惊肉跳的那种转化。

尽管夜骑开封整体上是无厘头的，但结合中共武汉肺炎疫情以来中共国的社会现状，不难解析出这波夜骑开封风潮丰富的集体潜意识和社会心理内涵。

首当其冲的，夜骑开封无疑是大学生青春活力的展现。由于它是夜骑，带有大白天骑行所没有的探险、冒险和超越常规的刺激，因而带给大学生经年累月的“宿舍—食堂—教室”或“学生—老师”这一循规蹈矩的单调校园生活所缺失的个性张扬、汪洋恣肆的飘逸感、畅快感，以及大规模群体的归属感、力量感和成就感，如一名大学生说“一个人我不敢，但是一群人我真行。”骑行大军连绵数十公里，令平素吆五喝六、牛皮烘烘的中共警察和警车都望而却步、不敢阻挡，这，就是力量感。这种感觉，对于祖祖辈辈受尽两千年皇权专制加七十五年苏俄、中共专制碾压而个性猥琐、血性尽失，而自己也仍然被共产专制和应试、洗脑教育驯化的青年学子而言，实在是妙不可言和酣畅淋漓。可以断言，对所有参与了这波率性而为、自我放飞风潮的郑州大学生，以及少部分受大学生感染而激情与豪情并发、零星参与夜骑开封的其他群体，如率性水准本就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退伍军人群体，这次夜骑开封的体验会在他们未来的人生中留下深深的记忆，会成为令他们引以为豪的人生经历，会沉淀为他们美好的回忆和谈资，就像参与了1989年学潮的学生和市民等“八九”一代对“89.64”的永恒记忆、回忆和自豪，就像二十年来一差接一茬投身于各种维权抗争运动而备受中共迫害的维权人士、维权（人权）律师对自己参与的每一起维权事件、每一个维权和人权案件的记忆、回忆和自豪。

夜骑开封与“八九”学潮、与维权和人权抗争的共性是，参与者都展现出敢想、敢做的青春激情、活力、性情和对自由的追求。与后二者具有明确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变革和人权等诉求所不同的是，夜骑开封更主要是生活性和娱乐性的，也明显带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恶搞性、发泄性。尽管如此，夜骑开封的壮举隐约泄漏出郑州大学生集体潜意识里对这个时代、对专制中共从小学到大学对学生完整洗脑教育的叛逆和反抗，对中共大学强加给他们的无聊和扼杀人性的政治课的抵制。鉴于中共为使其不得人心的专制独裁苟延残喘而越来越赤裸裸地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全面实行暴力压制，郑州大学生们的这种叛逆、反抗、抵制不得不采取盲目、无厘头、恶搞、嘻哈、嬉皮士、远离政治的隐喻方式。

即便如此拉开与政治的距离，由于参与夜骑的大学生数量众多，还是有人公开打出“自由！我踏马来辣！”的白色大旗。打旗的学生当然纯属嘻哈和恶搞，但“自由”一词就像“宪政”、“法治”、“民主”、“人权”、“真普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等词语一样，都是让中共看着极其扎眼、听着极其刺耳、感觉上就是要颠覆中共专制政权的敏感政治语汇；中共自己可以拿它们来愚弄小民、欺世盗名，如中共自己早就把“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写进其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这纯属中共的自我装点、粉饰，它绝不允许人民自己实际喊出并实践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否则就会被中共视为挑战、煽动颠覆或颠覆中共的一党专制。

正是由于夜骑开封的大学生群体里出现了尽管是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被中共视为包含敏感政治信号的蛛丝马迹，中共才仍神经过敏地立即叫停夜骑开封活动，因为中共自己起家搞的就是四处点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套，因为中共早已被1989年开始的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苏俄等苏东剧变吓得如惊弓之鸟，所以靠“六四”屠杀挺过“八九”学潮的中共从那时起就一直对所有的星星之火严防死守。中共从苏东各共产专制政权垮台中吸取的所谓教训不是还政于民、善待人民，不是实行民主、宪政和法治，而是像欧阳锋练反了九阴真经那样，铁心要在专制极权的路径上死命内卷，务必把其所认定的所有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

中共心急火燎地叫停夜骑开封活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共视结社、组党、建立组织为它自己的独家垄断特权，它决不允许人民结社、组党、建群，因而，哪怕是夜骑开封的大学生这样的临时、离散性、无中心、去时成群归时即自动散伙的偶发聚集和一次性群体，也会让中共如芒刺背、夜不能寐。加之最近十几年来中共为死守其反人性、陈腐僵死、不合时宜的专制独裁，倒行逆施，认定1980年代中共为自我抢救而被迫实行的有限市场经济已导致民间私营经济坐大，已开始危及中共的一党独裁和红色专制，中共事实上已公开、半公开地把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家内定为它的敌人，公然强推宁可经济倒退也不能让中共丢掉专制政权的反人民、反普世价值，与欧美民主世界为敌的政治策略；彰显中共一党专制的所谓制度“优势”、只有在中共这样的专制极权体制才能实行的三年中共肺炎铁血封控，逼走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外资私有经济，搞死了夹缝中野蛮生长、艰难求生的民间私有经济，硬生生得把处于长期上升趋势的国内经济折腾成得气息奄奄、陷入漫漫无期的下行和萧条，失业率飞涨，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在校大学生深感前途无望，最终分配严重不公、底层草根收入长期停滞不前，阶层固化、草根小民的上升通道被中共阻断。所有这一切都被在校大学生尤其是生于草根家庭的大学生看在眼里、积怨在心里，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的认知从之前对中共的邪恶洗脑教育懵懂不知跃升到逐渐认清中共政治课强行灌输、精神阉割的洗脑本质，对专制中共越来越厌恶、反感。然而，鉴于眼前中共暂时看来仍貌似强悍无比的数字极权监控、思想束缚、大脑阉割和赤裸裸暴力恐吓，郑州的大学生，以及全中国各地的大学生们都在自己的深层潜意识中暗藏着重重彷徨、迷茫、苦闷和压抑，才只得以夜骑开封这种政治脱敏的无厘头甚至百无聊赖、离经叛道的集体潜意识形式发泄着对现状、现实和造成这种社会现实的中共的不满，发泄着对自己渺茫前途的愤懑、不安和无奈，发泄着内心空虚、茫然无措、找不到方向的虚空感。同时，在无厘头和无方向宣泄的表象下面，夜骑开封何尝不也是大学生们不甘沉沦、不甘被中共操控而对个人和国家前路的初步探索？有似于1950年代美国所谓失落的、在路上的一代，2022年的“白纸运动”已经向世人展示，不用担心中国00后会成为颓废的一代；此次夜骑开封风潮也以隐喻的形式表明，江山代有才人出，00大学生们已经走在探索个人前途和国家未来的路上，并将承接中国转型的接力棒。

如果说2024年以来底层互害的恶性暴力杀戮事件从正面戳穿了中共天朝上国全面脱贫、全世界最安全的画皮，郑州大学生夜骑开封的嬉皮士风潮则从侧面间接、含蓄地表现出00后大学生对中共官方权威和意识形态的柔性挑战和藐视。中共急切压制住这种无需压制也会自动消散的风潮本身即足以证明当下由中共专制一手造成的中共国社会的千疮百孔、危机四伏，足以暴露出中共对其高压专制之下的中国社会现实一目了然却又一筹莫展、无计可施的焦灼心态，以及中共专制政体的完全失灵，中共已无力维持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而只能神经高度紧绷、四下扑火，中共全体官员都已悲哀地沦为李鸿章式的裱糊匠，都已陷入崇祯皇帝及其臣子们那样一筹莫展、破罐破摔、坐以待毙、苟延一时算一时的绝境。中共如临大敌一般应对郑州大学生夜骑开封这样一场无厘头风潮，深深恐惧它像1989年北京大学生对胡耀邦的悼念演变成“八九”学潮那样，发展成2024年的学生运动乃至社会和政治运动，中共的惶惶不可终日、疲于应付及色厉内荏实在让人对它深深地同情！

窥一斑而知全豹，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整个中国社会已是阴云密布、黑云压城、乱相和妖相纷呈，民间各界和体制内部的有识之士无不深知三千年变局的收官就在眼前，像丛日云教授那样的明眼人早就准备好了一个“要出事”的心态。网传李嘉诚先生某年看到中共国某机场裸体雕塑被移走，就断定中共要回归极“左”路线，于是断然从中共国撤走全部投资；张爱玲女士看到所有与会者不论男女皆穿灰色革命中山装，只有自己身着旗袍并受到丁玲质问，遂果断离开中共国。透过郑州大学生夜骑开封之一斑，以及一起接一起的暴力和戾气滥杀之一叶，中共专制之全豹和中共岁之将暮、日暮途穷、大限已至是完全能够预见的。

老子有“大音希（稀）声，大象无形”之说，但值此中国社会转型临门一脚之际，稀声之大音、无形之大象终须变成有声的巨响和有形的力量，如2022年先是彭立发（彭载舟）先生在北京四通桥上发出孤勇的呐喊，随后无声的“白纸运动”从南京传播至多地，并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和北京亮马桥等地发出了群体的响应。夜骑开封以及今后必将还会发生的各种类似无声行动铁定会触发震天的巨响，像布加勒斯特集会上罗马尼亚人民发出的嘘声，由稀到有，从无形到大象现形！

今天是白纸运动两周年。两年前的11月26日，首先从南京传媒学院校园爆发，然后蔓延至中国的上海、北京、广州、福州、厦门、沈阳、哈尔滨、长春、重庆、成都、兰州、杭州、西安、武汉、郑州、大理、长沙、济南、太原、乌鲁木齐、拉萨、佛山、珠海等地共21个省39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反对清零政策的示威潮。

这场运动，从学生到市民，走上街头、手持空白的A4纸，表达对“清零”政策的抗议。举起一张白纸，就是一场革命。这是1989年八九民运以来中国大陆爆发最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示威运动。在经历了非人道的、难以想象的中共极端荒谬防疫措施导致种种匪夷所思的人为灾难，特别是1124乌鲁木齐大火中消防车因为封控政策无法进入小区救援死难者导致10人罹难后引发国民对中共防控措施的强烈不满，从而成为白纸运动的导火索。

白纸运动最震撼人心的一幕发生在上海，成千上万青年聚集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上，高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是1989年后33年来，首次在中国大陆的集体抗议事件里呐喊出直接改变政权的最勇敢政治诉求。从要求放宽防疫政策，到高喊共产党下台，凸显了中国人对“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的苦难现实的忍无可忍。

举起一张白纸，就是一场革命。白纸运动是当代中国人对禁锢的反抗、对自由的渴求的反映，显示了中国社会绝不是“一沟绝望的死水”，就如白纸运动中浙江万里学院的口号“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以自身抗争的光亮点燃这暗夜希望的篝火，时间有重量，石头会开花，自由依然顽强地挣扎着成长，最终刺穿黑暗的高墙。

举起一张白纸，就是一场革命。来自人民的呐喊迫使中共仓惶结束了长达三年反人性反科学的疫控清零政策，体现了行动锻造公民，抗争改变社会的历史逻辑。改变中共的极权统治不可能一蹴而就，争取自由的征途无比漫长，但是行动、抗争是改变的第一步，白纸运动是中国人为自由而战的新征途的先声。

举起一张白纸，就是一场革命。如果说白纸运动是中国社会对忍无可忍的极端疫控政策的反抗，那么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相互交织而成制造出来的种种人间悲歌，已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社会的选项，社会的不安骚动情绪正在加剧，从无差别报复社会事件的频发悲剧，到上海万圣节的叛逆表达、夜骑开封的群体肆意，预示了新一轮忍无可忍的社会情感性聚集反抗行动的即将到来。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地相信：改变时刻的时间窗口越来越近了。

白纸运动仅仅是彻底结束中共极权统治的开始。中国人自己的命运最终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生而自由！我们必将自由！

民生观察 2024年11月26日

万圣节成为中共眼中迫在眉睫的威胁，这在过去数十年里中国人的经验是无论如何也是想象不到的，然而，自从在去年的上海万圣节引爆了中国网络，把万圣节成功改造成万梗节此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批判狂欢，直接触及了当局的敏感区以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可能性，当时就有网民在知乎上发问“你觉得2023年上海万圣节会是最后一届吗？”

在2024年万圣节到来的时候，中共以其一贯的尿性向社会给出了答案。上海一片风声鹤唳，警方严控、逮捕、清查“奇装异服者”的行为处处可见。万圣节在现代的西方更多是人类以鬼怪、荒诞和狂欢为名的世俗欢聚，在极权主义中国，万圣节成为政权的威胁，为那些荒谬至极的传说、故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真实cosplay（角色扮演）：一个反人类的政权比鬼怪更恐怖。

万圣节成为中共的禁忌，原因一是2023年的上海万圣节大大拓展了此节日的边界与意涵，使其成为一场中国特色的反抗艺术，在不断压缩自由空间严控民间声音表达的当下是当局所不能容忍接受的；一是城市年青人大规模的人群聚集，是不安全感日增的中共严重忌讳的。

万圣节作为西方国家来历悠久的传统节日，在现代已几乎仅仅是为节日的娱乐性而以鬼魂为名制造的一个噱头，它展现的已不是对鬼怪的恐惧，而是对人生的热爱和追寻。而在中国，传统的节日不是与家庭伦理身份认同有关如春节、中秋等，就是与宏大叙事有关如三八、五一、十一等，唯独缺少彰显个性、表达自我的快乐节日，同时由于中共严控社会而造成的民众公共参与公共表达渠道缺乏，所以万圣节这样的舶来节日完全迎合了新一代年轻人精神生活的诉求，迅速成为很多中国城市年轻人的新流行时尚。

一切变化发生在三年疫情时期。中国年轻世代经历了一个他们从来想象不到的漫长噩梦，他们从小被塑造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党国一体的价值观以及在消费主义社会成长起来的观念在这三年里被摧枯拉朽，从而重新定义了他们的社会认知与国家认同。以前所憧憬的所喜爱的在那以后一切都不同了，如果说在以前欢渡万圣节只是小众的年青人“亚文化”，从中寻求自我、表达自我和创造自我，那么现在他们需要的是对把不确定不稳定的未来带给他们的这个操蛋的时代操蛋的社会的失望和愤怒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和接受。这就是在2023年疫情结束后的第一个万圣节中出现的以年青人的审美表达出他们的态度的原因。

固然万圣节中他们向公众展现出来的绝大部分还是希望在安全线内的态度，以自嘲的艺术宣泄这个苦闷时代年青人的伤痛、逃离，然而其中对现实的戏谑、冒犯已是对习天下的戏谑、冒犯，是对“新时代”所刻意构建的“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主流叙事的戏谑、冒犯，更不用说不少年轻人把现实政治、社会议题联系起来的勇敢表达，所以它成为了中共绝对不能容忍的充满中国特色的反抗艺术，视之为对政权的重大威胁因素。

另外一个对中共政权来说不能容忍的重要因素就是年轻人群的聚集。公众聚集活动一直是中共的维稳对象，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江河日下的今天，年轻世代受到影响最大，受伤最深，就业、生存陷入困境成为常态，“躺平”、“内卷”、“佛系”、“社畜”、“摆烂”、“韭菜”、“人矿”等高频热词在年轻世代的热传无不显示着他们对这个彷徨时代的压抑挣扎情绪，在中共政权眼中是构成重大风险的，而群体聚集活动就极有可能成为对政权的不满和抗议场所。尤其是在2022年的白纸运动发生后，为了防止再度出现类似的群体政治抗议，按照中共维稳体制的一贯逻辑，必须要把任何“不稳定”因素扼杀于萌芽阶段，所以万圣节必须成为中共的禁忌。

如果专制政权的预防、控制、扼杀社会有效的话，那么专制政权确实可以江山永固了。事实上正相反，中共的应对恰恰暴露了专制政权越维越不稳的弱点，陷入危机不断和应付危机的恶性循环，就如在这次的政权扼杀上海万圣节活动，当把年轻人在安全线内的对社会意见表达加以禁止时，事实上是在更加刺激这个世代的不满情绪把他们完全推向政权的对立面，重新定义他们对政权的认知与集体经验，孕育出年轻世代的新反抗选项，从而成为中共政权崩溃的导火索。

这就是万圣节成为中共禁忌的最重要意义。中国人习惯敬鬼神而远之，都是借鬼来说人间事，譬如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借鬼怪情讽人间事，最荒诞的故事反映的都是现实，当一个政权比鬼怪更恐怖时，这个政权运行的逻辑已然是荒谬的，在美学上亦然是审丑的，是被戏谑和嘲弄的，根基全然腐烂，只有等待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命运。

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4年有期徒刑的中国公民运动代表人物许志永，因为在狱中争取尊严和通信权利的基本人权而绝食的消息引起广泛的关注。此前就已传出许志永在鲁南监狱遭受酷刑，除被强迫劳动外，他还被狱方安排的3名“包夹”人员全天候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

所谓“包夹”，是中共监狱的中普遍存在一种违反法律、侵犯人权的“制度化酷刑”，通过安排利用犯人去干狱警不能公开干的事，被包夹者经常受到恶意羞辱、威胁和体罚，被禁止与别人交谈和接触，目的就是在于完全剥夺被包夹者的隐私、自由和尊严，摧毁他们的意志，这是一种明显的酷刑手段。如果说中共监狱剥夺了正常的人身自由，那么“包夹”就是在没有正常的人身自由的地方彻底剥夺连普通犯人都享有的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与安全，是中共监狱系统一种隐蔽狡猾的肉体与精神酷刑。

许志永遭受重判且在监狱受到酷刑、被剥夺基本人权，显示了中共对这位勇敢的抗争者的顾忌，通过酷刑和封锁孤立，试图摧毁他的精神意志，让他的声音被公众遗忘。许志永的同道战友丁家喜曾在法庭上激情洋溢地宣告：“我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习近平定于一尊这十年，是许志永践行公民理想而受难的十年，从“偷税罪”到“妨害公共安全罪”，从“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到“颠覆国家政权罪”，再到在狱中被酷刑，对许志永这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到从精神、肉体的折磨，目的只有一个，折断蝴蝶的翅膀，避免自由的飓风摧垮中共的极权主义大厦。

许志永从2012年起倡导以“堂堂正正做公民”为主旨的新公民运动，践行自由、公义、爱，推动民主法治，呼吁中国人实现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追求自由公正，公民行动，宪政中国。许志永在他的文章《新公民精神——自由、公义、爱》中详细阐述了新公民精神的理念。他认为：“新公民精神是现代公民应有的信念和气质，它来自普遍人性的纯真渴望，以及对他人、社会、国家和全人类的责任，是值得每一个中国公民和中华民族永远珍惜的美好价值，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这就是自由、公义、爱。”

新公民运动的产生带有鲜明的维权运动特色，背景是中国加入WTO以及北京奥运的需要而迫使中共在社会控制上作了一定程度的松动，给社会带来了一些可以操作的空间，而有限市场化和有限开放必然带来新的利益格局和更多的权利诉求，促进了维权活动的勃兴，在新兴社会阶层迫切的公共生活表达、参与以维护生命、财产等安全需要的历史大势下，形成了维权运动这时代产物。

虽然新公民运动在论述上表明“是一场政治运动”，“包含公民权利运动、公民不合作运动和民主运动”（见2012年5月许志永发表的纲领性文章《中国新公民运动》），但是主张相对温和，在思路上、实践上的具体行动包括教育平权、财产公示、公民同城聚餐等仍是维权运动的内容但整体上提高了维权运动的层次，与同时期的网络社交新媒体蓬勃兴起成为民众主要的公共生活参与方式同步。新公民运动鼓励公民公共参与，践行公民理念，跳出了专制体制的逻辑和话语系统，丰富了民间生态促进了民间社会各阶层的联合，形成强烈的动员效应。

与维权运动以法律和社会行动推动中国进步的期待相反的是，通过有限市场化，权贵与资本的相互依存、相互勾结，中共获得了庞大资源强化、固化了极权主义本身，保守现状而不是使社会更具开放性才更符合专制体制的利益。中共的专制体制在“江湖时代”在社会控制上一定程度的松动只是专制统治的压力调适，其一党专政的内核与本质从没有变化。

维权运动在姿态上论述上对中共再三表述“我不是反贼”，刻意回避“房间里的大象”以争取生存、发育的空间。但是激进与温和只是民间自我的标签，专制体制从来无意分辨谁激进谁温和，社会的自我发育、组织、行动必然对专制体制固化社会意图造成冲击，所以从不能容忍到断然打击才是中共的必然逻辑，无论是哪一种维度的维权运动，只要还是去政治化的，企图在政治社会之外通过社会发育以壮大公民社会，进而推动渐进转型，建设一个并不存在的“中间社会”，都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只有一个泯然于时代的结局。

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决定了中国维权运动必然失败，然而，与维权运动被时代淘汰相不同的是，许志永在2013年被当局逮捕并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为名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17年他获释刑满出狱后，直面房间里的大象，“2003到2013十年间，我们是改良主义者，通过个案援助、调查报告、围观参与推动社会进步。我是后知后觉者，成为革命者，是2016年了。总是怀着最大的善意，希望看到主动改变，后来实在看不到希望了”，“革命不是打江山坐江山，革命不意味着暴力，改良到革命，只是放弃对体制的幻想”（许志永：《这是我的祖国》）。“中国需要革命。中国必将爆发革命。惟革命才能灭专制，惟革命才能救中国，惟革命才有民主自由，惟革命才有公平正义，惟革命才有人的尊严，惟革命才有中华重生。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中国向何处去？——许志永上诉书）。

因此，有别于相当大一部分脱胎于维权运动却在新时代思维模式已然固化的维权人物，许志永跟上并重新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他对维权运动的隐晦、间接、扭曲的方式进行公共参与作了深刻的反思，把“新公民运动”更名为“中国公民运动”，重新阐释了理念与倡议，聚合社会力量，彻底走向了政治反对运动。他知行合一，勇于担当，以非凡的道义勇气直面房间里的大象，对中共暴政、习近平开历史倒车的黑暗现实投以最明亮的光芒，对“皇帝的新装”高声地喊出了大象的存在。

自从道义和合法性资源在习天下时代挥霍殆尽后，中共挥舞专政的铁拳全方位出击，以严厉手段全面管控社会，持续压制社会争取空间的诉求，整肃挑战政权的反对群体，孤立抗争者的连结网络。因此，作为中国公民运动的代表人物，许志永再次入狱遭受残酷打压对中共体制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了。

许志永道义感召来自他始终如一的勇气。丘吉尔曾经说过，在所有人类品质中，勇气是最受尊敬的，因为它保证了所有其他品质。他是对的，如同许志永在他的上诉书《中国向何处去？》所指出的：“最可贵的是勇气。说真话的勇气，捍卫自由的勇气，不怕坐牢的勇气，走上街头的勇气”，要成为公民，最可贵的品质是勇气，当恐惧成为专制时代的常态时，勇气才是唯一的答案。

这勇气，来自为反对中共极权，冲破专制牢笼，争取自由从不曾止息的洪流，来自刘晓波，杨天水，力虹，李旺阳等众多殉道者的鲜血，来自许志永，丁家喜，王炳章，高智晟，秦永敏，郭飞雄，彭立发等脊梁骨铸就的自由灵魂。

对“房间里的大象”假装不在场、不知道、不在意，是专制制度维系的助推器；成为公民，意味着正视大象的存在，以勇气为自由、民主、公正和尊严而抗争，中共这头怪物必然被驱离房间，铸就至暗时刻人类以勇气争取自由弥足珍贵的历史丰碑。

An Open Letter Seeking the Sup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uman Rights Organisations, and Chinese Diaspora Groups Regarding the Hunger Strike of Xu Zhiyong

Dear Sir/Madam,

As of 12 November 2024, Xu Zhiyong, a leading figure in China’s civil rights movement, has been on hunger strike for 40 days. The confirmed details of his case are as follows:

1. Xu’s sole demand is to resume communication rights with his fiancée, Li Qiaochu, and this right has been repeatedly denied by the authorities at Lunan Prison, where Xu is serving a 14-year sentence.
2. Chinese officials have obstructed Xu’s access to his lawyer, effectively severing any means of conveying his physical condition or communicating his autonomous wishes regarding his hunger strike.
3. Although Xu recently managed to meet with family members, they were subjected to intimidation, coercion, and severe warnings by prison officials and relevant authorities to prevent attention being drawn to Xu’s protest.

On 23 October, it was revealed that Xu Zhiyong began his hunger strike on 4 October to protest Lunan Prison’s illegal denial of his right to correspond with Li Qiaochu. He had been permitted to communicate with her since August. Learning of Li’s struggles with depression has weighed heavily on Xu’s mind; additionally, since Xu’s detention in 2020, Li has campaigned tirelessly for his freedom and, as a result, was unjustly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and eight months in prison. Li’s sacrifice and dedication are deeply moving to Xu, and corresponding with her is the only channel for him to maintain contact with her. However, since September, their communication has been obstructed, with Xu’s repeated attempts to restore it being blocked by the prison’s arbitrary censorship. When a prison officer recently tore up Li Qiaochu’s letter to him before his eyes, this act of deliberate humiliation and degradation drove Xu to escalate his protest to a hunger strike — a decision not made lightly but compelled by his firm desire to reclaim his dignity an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denied to him.

As a matter of fact, reports emerged as early as July this year detailing Lunan Prison’s illegal restrictions on Xu’s basic human rights,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abuse such as placing him under constant surveillance by assigned monitors known as “bao jia”, which severely restrict his movements and isolate him.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Lunan Prison has intensified these oppressive measures. Despite grueling conditions, Xu has persisted in his resistance, though the extent of his struggle has remained hidden from public knowledge.

Now, 40 days into his hunger strike, Xu’s health has undoubtedly reached a critical juncture. There are urgent questions regarding his physical condition: whether he has been subjected to forced feeding or other inhumane treatment, and if Lunan Prison has punished, coerced, or continued to abuse him. Such vit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Xu Zhiyong’s safety and well-being remains hidden behind Lunan’s prison walls due to deplorable and unlawful obstructions.
In defense of his fundamental rights, Xu Zhiyong has exhausted every lawful means of protest available to him within the prison system. External support has been continuous, with statements of concern issued by various governments, human rights organisations, and civil society group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hus far remained silent in the face of these criticisms and demands for accountability. Meanwhile, Lunan Prison—effectively acting as an instrument of repression—has denied the hunger strike, misled the public, pressured Xu’s family, and is intent on forcing this situation to fade into obscurity. At the same time, they continue to disregard their own legal violations, ignoring Xu Zhiyong’s rights and any possibility of improving his conditions of detention.

For this reason, Xu’s hunger strike urgently requires the attention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s, heads of stat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rganisations, and all who advocate for justice and human dignity.

Based on available information, Xu’s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e is now in a life-threatening condition. Through this open letter, we urgently call up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uman rights organisations, and Chinese diaspora groups to stay attentive to his case and to continue pressur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Lunan Prison through vocal support and effective, timely actions. Our specific appeals are as follows:

1. Ensure that Xu Zhiyong receives appropriate medical care at Lunan Prison to prevent further deterioration of his health due to the hunger strike;
2. Ensure that Xu is not subjected to torture or inhumane treatment, and that his detention conditions meet both Chinese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3. Respect and protect Xu Zhiyong’s right to communicate with his fiancée, Li Qiaochu, and prohibit any deliberate restrictions or acts of degradation by prison officials infringing on this right;
4. Uphold Xu Zhiyong’s right to meet with his lawyer so he may directly communicate his condition and intentions;
5. Urge democratic governments and human rights bodies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whether through issuing public statements or encouraging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s in China to visit Xu Zhiyong directly to verify his health and safety.

Finally, we express our heartfelt gratitud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its enduring support and assistance to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Xu Zhiyong, who holds a PhD in law from Peking University, has dedicated his professional talent, energy, and leadership to advanci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values in China. In 2013, he was arrested for his vigorous activism and sentenced to four years in prison. Upon release, he continued to uphold his ideals and beliefs. At the end of 2019, Xu was forced into hiding in his own country after organizing a civil gathering for political reform. During this period, Xu issued an open letter urging the Communist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o step down. In February 2020, Chinese authorities detained him. Despite the torture and mistreatment, he endured in custody, Xu has never compromised his principles. In 2023, he was handed a new 14-year sentence.

Xu Zhiyong has made immense sacrifices in his fight for a better China, demonstrating tremendous courage in the face of a long prison term and relentless abuse. Humanity’s struggle for justice and freedom is unceasing, and we believe that your attention and support for Xu Zhiyong will not only stand as a defence of what is just, but also inspire change that transcends borders, religions, and political ideologies.

Xiamen Gathering Case Support Group
12 November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