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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起，厄瓜多尔政府暂停中国游客的免签入境，以打击这个中国人去美国“走线”路线的最热门入境点。厄瓜多尔是南美洲仅有的两个对中国公民免签入境的国家之一，因此成为中国人走线最热门的路线，这条线路通常从香港或泰国飞往土耳其，然后再从土耳其飞往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然后向北穿越中美洲抵达美墨边境，再“翻墙”偷渡进入美国自首，并在拘留所申请庇护，以换得在美国的居住及工作权。

“走线”是在疫情期间于中国冒起的新兴词汇，指通过特定路线偷渡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去年10月1日始至今年5月的2024财政年度，试图通过走线入境的中国人飙升到将近56,000人。而在去年9月底结束的2023财政年度全年，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人为52,700人。

作为走线最热门路线的厄瓜多尔，该国的官方数据称，2023年，中国公民进入厄瓜多尔总数为48381人次，但由正常途径离开该国的仅24240人次。这个24141次的差异是所有国籍中最高的。因此厄瓜多尔政府被迫暂停中国游客的免签入境。

选择“走线”的大多是中国的中下阶层群体，这是一条冒险之路，从厄瓜多尔经过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这些中南美洲国家，到达墨西哥，然后跨越美墨边境进入美国。中间不但要徒步穿过遍地危险的热带雨林，还可能随时被抢劫、勒索，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止这些中国人逃离“盛世”中国的决心。

走线润美，逃离盛世，是近几年间中国人对习近平统治的极权主义中国用脚投票的选择，这正在成为席卷中国的潮流。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有一段话流传甚广：“49年不润，是你爷爷的错。现在如果不润出来的话，你的子孙会说你现在犯了个大错，如果你还有子孙的话。”

“润”，是2022年始到现在席卷中国的网红字，是英文单词run的音译，和汉语拼音run完全一致，在网民的用法中，引申为跑路、移民、用脚投票之义。“润”与“卷（内卷）、躺（躺平）”被认为是中国人在看不到未来的习近平时代三种选择。作为时代的选择，逃离中国的“润”在大众文化中变成了一门显学，由此产生了研究如何离开中国并移民到发达国家的热门学问“润学”。

润学公开宣称其目的为：不是为了解决、掩盖或者逃避你现有的缺陷和不足，不是为了让你获得物质、金钱上的利益，是为了成为一个可以决定自己命运，而不是只是中共极权主义体系中的螺丝钉，永远只是遭到漠视甚至牺牲的人；是为了让自己，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伴侣，特别是自己的后代永远免受中共极权主义自以为是的正确而实则被戕害的人。

作为自由的灯塔国，美国是润学的最主要目的地，因此走线是润学的最有影响力的成果。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介绍走线的视频一直辗转流传，广受欢迎。这些视频展示了从中国到美国的走线“最佳路线”，还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路线上的住宿和交通工具，甚至解释了在不同国家贿赂警察的费用。在Telegram上，与“走线”有关的群组有上千中国网民加入。很大一部分“走线客”是从社媒上学习到有关“走线”的知识和方法，并且靠着社媒上获得的信息成功抵达了美国。

走线只是庞大的“润”群体的一个主要逃离中国的方式，它是中下阶层群体在没有其他更好出逃方式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对于拥有庞大人脉、资源的中国富豪以及有一技之长的中产阶级精英来说，他们可以选择投资移民、工作签证等合法离开这个国家。多项研究显示，中国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正加速从中国流出。英国投资移民公司Henley & Partners在6月18日发布“私人财富移民报告”显示，2024年将有创纪录数量的中国百万美元富豪和千万美元富豪从中国移民离开，人数达到15,200名，而去年实际离开中国的富豪人数为13,800人，连续两年位居母国流失“高净值人士”全球之冠。胡润研究院在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高净值人群品牌倾向报告》也显示，近四成的受访高净值家庭考虑移居境外。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0年间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25倍，超过8亿中国人走出贫困，占据了全球减贫总人口的70%以上。从一个贫穷国家到繁华遍地，以至于中共志得意满地提出了“中国模式”、“东升西降”的政治论断。在这种背景下，为什么从富豪到平民却争先恐后“润”，并且这已成为一个正在发生的历史大潮？原因很简单，有别于中共建政后五十年间主要是由于饥饿、贫穷而逃离中国，这一波“润”潮是中国民众寻求安全感的选择。

习近平政权在2012年上台后，把中国经济得以腾飞的三大要素全球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全面抛弃，认为这三者已经对中共的统治构成威胁，因而重新收紧了对社会的控制，在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领域全面复辟列宁主义旧体制，从而让中国社会急剧转向，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

政治上，出于对政权安全和自身政治地位安全的担忧和恐惧，习近平政权高度集权，废除了邓小平为中共续命的领导干部任期制、年龄限制、集体领导体制、干部任用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修改宪法企图终身执政，大搞个人崇拜，清洗政治异己，以讲究“政治忠诚”的党务官僚取代技术官僚，党天下变成习天下，使传统的权贵集团、精英阶层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经济上，用党代替市场，倡导国进民退，在政策导向、资源配置、市场环境歧视和刻意打压民营企业，以低效着称的国企在政府以各种强制性的手段扶持下纷纷侵蚀、抢占民企打开的市场，国企控制了所有最赚钱、利润最丰厚如能源、通信、银行、交通、房地产等产业。作为中国经济驱动力支柱民企的不断衰落，也让中国经济彻底失去活力，随之极大影响了国民的就业、收入，使民众生活陷入严重困境，导致人们对中共体制的不满、失望、怀疑。

外交上，中共积极推动金钱外交、战狼外交、大外宣，以美国及西方民主国家为假想敌，争夺国际事务发言权，强化中共的叙事影响力，腐蚀、摧毁自由民主价值观，直接挑战乃至意图颠覆西方民主体制，意图重新定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地缘政治的霸权外交导致西方加速与中国脱钩，使中国失去了西方的资金、技术、市场，也使国民在参与全球化体系而得以获得的财富、利益受到损害，越来越不满中共筑起的隔绝中外正常交往的新柏林墙。

社会上，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在高科技的加持下收紧到自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高度，通过大数据、人脸识别系统、社会信用体系、天网系统构建而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严密最极端的国家级高科技监视控制社会网络，把整个国家当作监狱一样来进行管理，把国民当作监狱里的“犯人”来进行统治，中共政权能够实时或近乎实时地对在中国的每一个国民进行跟踪、分析和控制。这个社会控制系统在疫情三年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国家机器渗透到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以粗暴干涉、控制，直接让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对中共体制的梦幻破灭，感受到了生活在极权主义社会下的痛苦。而徐州“铁链女”事件成为对普通中国人的最后一击，触及到了社会价值观、人伦观的最底线，从此以后到现在到未来，整个社会与民众情绪的心理情绪不断地趋向压抑与绝望。

习近平时代是中国人噩梦醒来的时代，反科学、反常识、反人性的列宁主义复辟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种种匪夷所思极端控制社会措施使普通中国人对美好未来完全幻灭，从而被迫重新定义了他们的国家认同，“润”、“卷”、“躺”成为时代流行病。社会的压抑与绝望与绝望氛围随着习近平要终身执政、经济加速下滑的残酷现实而越积越厚。

人心思变，中共强大的国家机器和个人反抗可能付出的极大代价使人们对寻求根本性的国家转变望而却步，既然不能改变社会，那就改变自己的生存空间，由此“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润”就成为被原子化的个体寻求安全感未来预期的最佳选择。

关注中国人权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发布的数据显示，习近平2012年掌权后，在国外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人持续增加，远超出胡锦涛执政时期。以2021年为例，这一年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人，已相当于胡锦涛执政最后8年的总和。总计自2012年习近平主政后到2021年，9年间超过73万中国人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而这个数字并未包括香港，而且只限于已经向各国移民局提出政治庇护者，也未包括以投资房地产换取“黄金护照”，或者持学生及工作签证移民海外的中国人。而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到2023年年中，寻求庇护的中国人将近12.1万人，而在习近平上台前的2010年，这个人数7,732人，12年间增长了15倍。

“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压迫自由的专制政权，“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句话，就不会过时。“润”是一场个人对国家的消极反抗，是对中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的拒不认同，戳穿了习近平时代“盛世中国”的虚假性。寻求自由、安全感，在正常社会做个正常人，是人的天性，专制本身就是一堵柏林墙，只要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不变，那么中国人用脚投票翻越“新柏林墙”这一趋势不会改变。

然而，自由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的。这个国家、这片土地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所在，我们不能让渡给中共这个黄俄鞑虏，而毕竟能“润”的个体是有限的，所以要根本改变中国人的命运，还要依赖于“这是我的祖国，我要让它自由”的勇气与决心。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做过这样的描述：“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我们民族要得到真正的自由，需要的不是翻越“新柏林墙”，而是推倒“新柏林墙”。

1996年10月2日，末任（第28任）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 Pang Ding-Hong）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称“我感到忧虑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权会被北京剥夺，而是这项权利会一点一滴地断送在香港某些人手里”，对香港回归中共后的命运极为悲观。不幸却又早已命定了的，彭定康的忧虑已经成为现实。

201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共二十周年之际，彭定康又以二十年前同样的忧虑公开表示中共对于“一国两制”已只是嘴上空喊，只是在香港回归后最初的几年实行“一国两制”，2012年后香港的“一国两制”越来越差。彭定康并称如果香港特区政府在2014年“占中”期间能够和香港民众有效对话，规模越来越大的民主派抗议局面也许可以避免，但他同时又认为是北京当局暗中阻止了港府与民众的对话。必须承认，彭定康是西方屈指可数的洞穿了中共嘴脸的政治家之一。

两年之后，2019年，香港发生了比2014年“占中”规模更大且更加激烈的“反送中”抗议。“一国两制”、香港的经济和金融、香港的法治和民心、香港的民主选举统统被中共玩死，以中共最拿手的击败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那种处心积虑、长线布局、精心渗透的方式。中共已全面改造、摧毁了香港。中共明面上采取的手段主要有：无限期恶意拖延普选（激起2014年的“占中”运动）和2019年的修订逃犯条例（激起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以及精心谋划、长期暗中运作的以中共对内地的统治方式培训、改造香港警察等公务员体系。

香港警方近期公然抓捕球迷事件验证了中共通过其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等官办、党办院校蓄意、精心对香港警察等公务员体系长期进行洗脑培训的成功，昭示着香港在短短十年内已被中共阉割得面目全非，香港政府尤其是其警察体系已全面内地化和中共化，香港的法治、自由已被中共全面摧毁，法治、自由、繁荣的香港已变成党治、人治、专制、萧条的香港，成为与内地一样的专制、独裁中共国的一个零部件。

2024年6月6日晚，2026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香港队与伊朗队的比赛在香港大球场举行，开赛前播放中共国歌时两男一女三位香港球迷或转身背对球场或未起立；上半场踢至约35分钟时，警员登上球迷区，凭影片及照片辨认，以涉嫌违反香港《国歌条例》和侮辱国歌为由，带走该三位球迷。警方声明称播放中共国歌时31岁成姓男子全程未站立、18岁刘姓中大男学生及30岁梁姓女子则转身背向球场。若罪名成立三人将面临最高3年监禁和50,000港元(6,400美元)罚金，警方并称“任何人公开及故意以任何方式侮辱国歌，即属犯罪。

香港球迷过去不时在中共国歌播放时发出嘘声，以表达对中共专制政治及港府媚共行径的不满。2020年6月11日，港府发布《国歌条例》，翌日即12日即行实施，企图以法律手段禁绝这种针对中共专制的消极抗议现象。

通过对中共国歌表达“不敬”来间接、消极地对中共专制和恶意拖延香港普选表达抗议，较多见于2014年的“占中”运动期间和之后，随着港人对中共专制和言而无信日益强烈的不满，在足球等赛事播放中共国歌时，屡屡出现港人发出嘘声的情形，这是中共及港府颁布《国歌条例》的直接动因。这一应对思路鲜明地带有中共式的迷信暴力和警察强权、嗜好以暴力手段解决国民思想问题的痕迹。

在此次三位球迷被抓之前，香港已发生众多类似案例。

2021年7月26日，香港击剑运动员张家朗在东京奥运中夺得花剑个人冠军，当晚香港市民在观塘APM商场观看赛事直播，播放中共国歌时，网络媒体“自由人快讯”42岁的义务记者梁恩宁高举英国统治香港时期的旗帜（港英旗），引起观众喝倒彩，有人呼喊"We are HongKong”(我们是香港），梁恩宁遂被逮捕。梁恩宁的辩护律师未从其行为乃和平行使宪法（基本法）自由表达权、并未侵害任何实质的和物质性的法益之实体角度加以辩护，而是从法律技术的角度辩称其挥旗并没有带动或鼓励他人，其他人喝倒采与其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又称其人自小患有自闭症、智商低，从小不被他人视作"正常人"，但署理主任法官陈慧敏不予采信，而以梁恩宁此举存在引起不同政见人士的冲突以致出现暴力的风险，对梁恩宁判刑3个月，此案成为《国歌条例》实施后首例入罪入刑案件。

类似案例还有1998年的吴恭劭和利建润案。1998年，吴恭劭与利建润在参加元旦游行时展示涂污及剪破中共国旗及香港区旗，在国旗上书写上“耻”字，被裁判法院（香港的轻微刑事案件初审法院）裁定罪成，二人各被判罚2000元，以及守行为（自签担保守行为）（bind over，相当于中共刑法的具结悔过）12个月，二人上诉，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认为二人游行时并未扰乱公共秩序，并认定国旗及区旗法限制市民表达意见的自由和权利，抵触了《基本法》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改判二人无罪；港府上诉至香港终审法院，终审法院首任首席法官李国能1999年11月22日对该案的判辞认定高等法院上诉庭裁判错误，予以撤销，终审改判回归原审的判罚。

2002年10月1日，“四五行动”成员、时任支联会常委伍国雄以个人身份参加游行时烧毁中共国旗，翌年3月被判侮辱国旗罪成立，判入狱3个月、缓刑2年。另一位 “四五行动”成员梁国雄（长矛）表示，伍国雄当日只是和平表达意见，政府却借机打压异己，要求政府废除国旗法。而梁国雄本人之前也曾三次因为涂污区旗被定罪，判处罚金五百至三千港元和守行为。 2010年4月，在港获发“行街纸”（临时居留许可）的墨西哥籍女子Maya La Lu Na在宝莲寺践踏、焚烧中共国旗、区旗，被裁定盗窃、侮辱国旗和侮辱区旗共3罪成立，被判入狱16天。

2011年，内地江西省农民朱荣昌在香港金紫荆广场焚烧中共国旗，被控侮辱国旗罪，判入狱3星期。

2012年4月1日，社民连成员古思尧、马云祺参加游行至中联办门前焚烧区旗，被裁判法院判定成立侮辱区旗罪，古思尧被判监禁4个月，缓刑2年，马云祺被判社会服务社230小时，上诉后古改判监禁两个月、缓刑一年，马改判110小时社会服务。马云祺凭着朴素的法律直觉辩称“我们烧旗，没有对人造成伤害，或者对社会造成破坏，用监禁或者这么高的社会服务令来判罚，我觉得不合理。”

2012年6月中旬及2013年元旦，古思尧又在游行示威时分别焚烧中共国旗及涂黑国旗、区旗，被香港东区裁判法院判定3项侮辱国旗及1项侮辱区旗罪，合并判刑9个月，古思尧上诉后获减刑至4个半月。

2015年7月1日，古思尧在湾仔万丽海景酒店外焚烧区旗，2016年3月被判侮辱区旗罪成立，港府指控他第4次干犯同类罪行，即时判刑6周。2017年7月15日及10月1日，古思尧公开涂污中共国旗，在区旗上书写“奠”字，展示中共国旗时上下倒转，被认定为侮辱国旗、区旗，被判罚金500元。

2016年10月19日，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在香港立法会议事厅内将桌上的小国旗及小区旗倒转，2017年9月29日被香港东区裁判法院判定侮辱国旗罪及侮辱区旗罪两罪成立，各判罚金2500港元。

2019年9月22日，21岁的冷气技工罗敏聪在沙田新城巿广场集会中践踏中共国旗，认罪后被裁判法院判处200小时社会服务，香港律政司不服判罚过轻，提起上诉，高等法院上诉庭改判为监禁20日，成为反送中抗议中首次被控侮辱国旗罪并被判监禁的示威者。上诉庭称罗敏聪侮辱国旗的行径恶劣，“严重贬损了国旗所代表的国家尊严”。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及另两名法官在上诉判决中引用了终审法院首任首席法官李国能1999年对吴恭劭、利建润案的判辞，称“国旗具有独有的象征意义”，“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她的尊严、统一及领土完整”，“时至今日，保护国旗免受侮辱的合法利益仍是极之重要”，而国旗及国徽条例旨在保护国旗免受侮辱，法庭必须考虑判以阻吓刑罚，斥责罗敏聪明显表达对国旗的轻藐和污蔑，把国旗放入垃圾车，并把垃圾车踢进水池，侮辱国旗的行径恶劣，“有弃绝国旗的意味，更是严重的侮辱”。

上述裁判，除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改判吴恭劭、利建润无罪这一被终审法院撤销的未生效裁判值得称道外，在法律、法理上的理由都荒谬不堪，完全不符合这些年为中国民间所推崇的英美普通法裁判所应有的论证详实、说理充分的水准，基本都属1997年开始中共对香港蓄意驯化后已完全中共化的政治性判决。如陈慧敏法官以以臆想的梁恩宁此举存在引起不同政见人士的冲突以致出现暴力的风险，而非仅以梁恩宁行为本事的事实和法律性质为依据，事实和法律以外的不相关考虑极其明显；在立法会议员郑松泰案中，对郑松泰将桌上小国旗及小区旗倒转的行为也强行入罪，不仅无视公民在宪法和法治之下和平行使表达权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这一实质、实体的事实和法律基础，而且还违反法律技术上“法不关微事”（de minimis non curat lex, the law does not concern itself with trifling matters）的原则；在吴恭劭、利建润案中，时任终身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一方面称“侮辱旗帜是一种非语言的言论或发表形式”，发表者通常表达的是“抗议的信息”，“可能是对一个国家的仇恨或反对，或是对当权政府的抗议”，“发表自由（表达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会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法院对其（发表、表达自由）宪法性的保障必须采纳宽松的解释”，另一方面却又称《条例》（《国旗及国徽条例》、《区旗及区徽条例》）对自由所限是有限度的，因为条例只是禁止了“侮辱国旗或区旗”這一种抗议形式，“并没有干预该名人士（吴恭劭、利建润）以其他形式去发表同样信息的自由”。李国能又从国旗和区旗象征什么、保护国旗和区旗免受侮辱或曰国旗和区旗本身是否社会的合法利益，如果是合法利益该合法利益能否包含在公共秩序之内，或曰国旗和区旗本身是否就是、就等同于公共秩序两个角度论证《条例》对吴恭劭、利建润之类行为定罪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李国能的判决意见得到烈显伦（Henry Denis Litton）、沈澄、包致金等時任终身法院常任法官和非常任法官梅师贤的一致认同。由于国歌与国旗、区旗一样具有相同的抽象国家象征之价值，因而李国能对吴恭劭、利建润的判决意见和逻辑完全能够适用于此次三位球迷之类“侮辱”国歌的案例。然而，尽管李国能貌似努力遵循对判决结果进行充分论证的普通法传统，但他的论证在法理、逻辑和法律思维上明显偏离普通法裁判的实证主义，存在着掩盖不住的政治化倾向。

李国能认定国旗代表中共国的“尊严、統一及领土完整”，宣称在“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区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社会”，“保护作为国家独有象征的国旗”就是“合法利益”，区旗则是“特区作为‘一国两制’方针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部分的独有象征”，因此，保护区旗也是（香港）社会的合法利益，直接把作为象征的国旗、区旗等同于其所象征的“尊严、统一及领土完整”以及“特区作为‘一国两制’方针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部分”这一实质、实体的事实及宏大国家利益本身，这一推论存在着明显却有不易被察觉的重大逻辑漏洞。因为，这一实质、实体的国家利益对于国家（的存续）和全体国民而言尽管是极其重大的，但它毕竟是一种集体利益，它与每个个体国民的关系终究带有抽象性，不如每个国民自己的私人利益与其自己的关系那么密切和具体，物质、物理价值很小的国旗、区旗终究只是这一实质、实体的宏大国家利益的象征，绝不能被直接等同于这一实质、实体的宏大国家利益本身，并且“尊严、统一及领土完整”之实质、实体的宏大国家利益根本不可能被吴恭劭、利建润这样涂抹、污损国旗、区旗的行为直接侵害。而李国能大法官的逻辑错误正在于有意、无意地把作为象征的国旗和区旗直接、间接等同于其所象征的这一实质、实体的宏大国家利益本身。象征的实质功能在于，国家和国民在心理、情感上把无法像具体的私人利益那样直接触摸和感知的宏大国家利益寄托在物质、物理价值低廉的具体物品如国旗、区旗之上，在心理想象和情感上把因其过于宏大而对个体国民显得过于抽象的国家利益予以具体化、具象化，即国旗、区旗对国家利益的象征是一种精神和国民情感上的拟制，除了微不足道的物质、物理价值以外，国旗、区旗以及同属国家象征的国歌只是一种精神和情感利益，绝不能被等同于其所象征的实质、实体的宏大国家利益本身。

李国能在吴恭劭、利建润案判词中确认“公共秩序”的概念（内涵）既不能精确界定亦难以表述，它包含为保障大众福祉或为（保护）集体利益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它会随时间、地点及环境的改变而变。李国能这里使用的是典型的中共式一揽子、大而无当、眉毛胡子一把乱抓的综合思维，完全缺乏欧美自然科学和英美普通法判决独具特色的具体的实证分析思维，并为自己预留了偷换概念、从司法和法律偷渡到政治、神不知鬼不觉地对司法进行中共式政治化操弄的空间。公共秩序当然具有李国能所说的难以精确界定和表述的抽象性，但也并非不可捉摸。无论何时何地，公共秩序一定能够具体化为与特定场景下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之物质利益的安全直接相关，在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未受直接侵害和威胁的时空场景，公共秩序就未受到侵害，反之，公共秩序才受到侵害，而法官的职责就是要在个案中把特定场景中的公共秩序及其是否受到侵害辨析、确定下来。从公共秩序必须事关具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这个原则出发，结合个案的具体事实，加上司法独立、法官从良智出发的自由心证，以及司法公开和舆论监督，完全能够在个案中准确认定公共秩序是否受到侵害，绝对不能像中共法院对访民和维权人士强加寻衅滋事罪和扰乱秩序罪那样不加论证，凭空一句话就强定访民和维权人士侵害了公共秩序。

李国能果然接着就对公共秩序实施从司法、法律到政治的偷换，这种偷换的诡秘和抽象、空洞的政治上的高大上很难被一般公众识破。李国能说“就现在我们所处的时间、地点及环境而言，香港已经处于新的宪制秩序”即从异族英国治下的不成文宪制、虽无成文宪法却有实质宪政的宪制转向了中共治下的以基本法和中共宪法为基础的有宪法却无宪政和不可能有宪政的宪制，“香港正处于一个新秩序的初期”，贯彻“一国两制”和维护国家统一（与保障个体自由）同样“极之重要”，保护国旗和区旗之“合法利益”就是大众福祉和整体利益即“公共秩序”的一部分，所以“保护这两面旗帜免受侮辱对达致上述目标”即贯彻“一国两制”和维护国家统一“也就起着重大作用”，“这些有限度的限制与施加这些限制所欲达致之目的相称，并没有超越彼此相称的范围”，“有非常充足的理由断定”《条例》对自由的限制进而对吴恭劭、利建润的定罪“是有充分理据支持的”。李国能这里隐密地把对吴恭劭、利建润对国旗、区旗的侮辱直接等同、认定为对公共秩序的侵害和对宏大而抽象的国家统一的危害，而无视吴恭劭、利建润侮辱国旗、区旗的行为并未对任何特定和不特定个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直接、现实的侵害，而是无端虚构、臆想触一个受到了侵害的公共秩序，并以玄幻穿越的手法，把司法个案应当认定的特定、具体、直接和相对封闭的时空环境中的公共秩序偷渡成宏大、抽象的“一国两制”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利益，对只应承担个案裁判职能的司法强加其不应承担更无力承担的维护“一国两制”和国家统一的政治职能，把司法政治化、工具化、刀把子化。一句话，作为终身法院首席法官即香港职位最高的法官，李国能在对吴恭劭、利建润一案作出判决时有意、无意地考虑了他作为法官不该考虑的法律之外的、与案件不相关的政治因素，受到了与个案无关的“一国两制”和国家统一之类高大、对个案裁判而言又大而无当和极其空洞的政治因素的影响。此外，果真要考虑“一国两制”这一政治因素，李国能法官理应肯定吴恭劭、利建润这样能体现香港人远比内地人更广泛、更大尺度同时又不直接侵害任何个人人身和财产的行为，而不是对这样的行为定罪，因为正是这样的行为才体现了香港不同于、优越于内地的另一制，才彰显了一国之下的两制。李国能的判决体现的并非什么“一国两制”，体现的只是一国或一治即中共在内地上演的那种专制高压、大脑统一的治理和统治，却实质背离了香港不同于、优越于内地的另一制，背离了“一国两制”。从善意角度推测，李国能法官或许是无心为之，若恶意推测，不排除李国能可能像后来被民间怀疑早就是中共秘密党员的梁振英和无底线媚共卖港的林郑月娥那样，早已被中共秘密统战了。

这种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思维偷渡，这种中共化的政治挂帅，这种司法的政治化和全社会的泛政治化，是中共政治和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固有的现象，而这种泛政治化思维竟在香港回归之初就已经存在于李国能这样的首任首席终审法院法官的头脑里。香港司法的败坏，香港的法治、自由和自由市场经济之被摧毁，香港民主之被恶意拖延和扼杀，早就在中共的长期布局、蓄意策划之中。李国能的这一判决为后来的类似案件树立了极其恶劣的先例！

李国能等香港的法官们在吴恭劭、利建润等国旗、区旗、国歌案中遇到的事实认定和裁判问题，美国的大法官和各级法官们在针对美国国旗、国歌进行侮辱、焚烧等等异见表达的很多案件中早就遇到并令人信服地解决了。当然，美国也有像李国能一样认知糊涂的法官，更有认知糊涂的民众。

在美国众多的国旗、国歌案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约翰逊案（Texas v. Gregory Lee Johnson，德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

1984年8月22日，“革命共产主义青年旅”（Revolutionary Communist Youth Brigade）成员格里高利.李.约翰逊（Gregory Lee Johnson）参加了一个“共和党人筹款行”（Republican War Chest Tour）的示威活动，抗议里根政府的内外政策，途中有人递给他一面美国国旗，当示威队伍行至达拉斯市政厅前，约翰逊展开了那面国旗，浇上汽油，付之一炬，同时高呼“呸！红、白、蓝”，没有人受到身体伤害或人身威胁。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县刑事法院（Dallas County Criminal Court）认定约翰逊违反德克萨斯州一项禁止“亵渎受崇敬物体”（desecration of a venerated object）的法律，判处约翰逊一年监禁并罚金两千美元。

约翰逊向得克萨斯州第五上诉法院上诉，1986年被驳回；他又向得克萨斯州刑事上诉法院（即德州最高法院的刑事上诉法庭）上诉，1988年胜诉，州刑事上诉法院认为其行为是一种象征性的言论（symbolic speech），受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撤销原判，宣告约翰逊无罪；当年德州政府又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1989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4判决支持德州刑事上诉法院的无罪判决。

以联邦最高法院布伦南大法官为代表的无罪判决意见明确宣布对约翰逊当众焚烧国旗的行为定罪违反保障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肯定了德州刑事上诉法院对约翰逊当众焚烧国旗的行为并未危及治安的认定，即“社会治安并未遭到破坏，也没有证据显示行为引发了潜在的严重问题。不能把‘严重冒犯’等同于煽动破坏治安”，德州有能力在无需对焚烧国旗的行为本身进行刑事惩罚的情况下维持治安。

布伦南大法官强调，最高法院曾在1942年的巴尼特案（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巴尼特反对学校和州教育部强制学生向国旗敬礼）、1974年的斯宾塞（Spence v. Washington）案（斯宾塞把用黑胶带制作的呼吁和平的符号粘贴在国旗两面并把国旗倒挂）等案件中认定利用国旗进行抗议或拒绝被强制向国旗敬礼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合宪、合法行为。在巴尼特中，联邦最高法院明确判决政府不得强令人们向国旗表示尊敬，应“允许人们使用国旗来公开表达……不敬的和轻蔑的观点”，“强迫（国民）向国旗致敬”妨碍了《权利法案》所保障的个人的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政府应该用劝服的方式来推进（国旗所象征的）国家团结”。在布兰登伯格诉俄亥俄州（Brandenburg v. Ohio（1969））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俄亥俄州等）政府那种认为所有（像布兰登伯格、约翰逊这样）的煽动性思想都将引发骚乱的观点，在判断（煽动性的表达是否危害治安的行为）时需要认定他是否“目的在于引发或者制造即刻的非法行为”并且其表达行为“可能引发或制造此种（进一步的非法）行为”，即仅仅煽动性的表达这样可能让部分民众反感的行为本身并不直接构成危害治安的行为，那种以无特定、明确、具体侵害对象的方式对政府的政策表达不满的行为并不是直接的个人攻击行为或制造混乱（危害治安）的行为，政府难以发现这样的煽动性行为到底妨碍了何种利益；在约翰逊案中，德州政府的利益并不在于保护一面个人拥有的国旗在物质上的完整性，德州政府“不是在保护国旗在物质上的完整或者其正当的使用方式，而是在惩罚……（被有些人认为）不可接受的思想”，即有些人所声称的损坏国旗的行为对他们的冒犯，这种对思想的“定罪必须被宣布为无效”。在斯崔特诉纽约（Street v New York, (1969)）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纽约州政府不能对激烈批评国旗的言论定罪判刑，以斯催特（Sidney Street）“缺乏为每个公民所需要的对于（国旗这样的）国家象征的尊重”为由对他定罪是错误的，应当对“思想上的……多样性甚至持反对立场的自由”以及“与既定秩序不一致的权利”给予宪法保护。同样的道理，（州）政府也不能禁止人们焚烧国旗、总统肖像复制件或者美国宪法文本。无论是在宪法条文还是对宪法的解释都不曾要求国民对美国国旗给以特殊的礼遇，政府不能用刑法来惩罚那些把焚烧国旗作为政治抗议手段的国民。约翰逊焚烧国旗的行为并未直接侵害他人，也未直接危害治安，不会危及国旗作为特殊象征的地位以及它所传达的情感，正如霍姆斯大法官所言“任何人都不能想象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士的一次表达行为会断然改变我们的人民对于国旗的态度”，维护国旗之特殊地位的合适方法，并非去惩罚那些对国家事务持有不同想法的人，而是说服他们。约翰逊焚烧国旗的行为本身并未直接扰乱治安，德州政府以保护国旗作为民族和国家的统一象征为由指控约翰逊构成犯罪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理由。

美国人民似乎对普通民众形形色色侮辱国旗的行为仍嫌不够刺激，于是就连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也被他妻子拉进侮辱国旗案的漩涡。2024月5月22日《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报道称，在民主党总统拜登2021年1月就职典礼的前几天，阿利托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家外悬挂了一面倒置的美国国旗。面对批评，阿利托称这面倒挂的国旗是由他妻子玛莎·安·阿利托（Martha Ann Alito）悬挂的，他当时曾要求妻子将其取下，被他妻子拒绝，之后才被取下。批评人士要求阿利托回避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2020年大选相关案件，但阿利托致信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党人，声称自己没有必要回避。

联邦最高法院对约翰逊焚烧国旗案及其他更早的有关国旗、国歌案件的判决一以贯之地坚持四个核心论点：针对国旗、国歌的言行包括焚烧国旗和拒绝对国旗敬礼属于言论和表达自由的范畴，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仅仅焚烧国旗本身而未对他人人身或财产造成直接侵害或威胁的行为并未危害治安，对危害的认定应坚持“明显而现实”（clear and present）即实证的法律原则而非不可实证的主观臆想的政治原则，情感、不被冒犯等精神性的因而也难以确定的利益一般不是刑法保护的利益，只在极少的情形下适用于对个人而非对集体利益的保护。

对比以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关国旗、国歌的众多判例及其裁判论证，不难洞察李国能法官对吴恭劭、利建润以及香港各级法院和法官对后来所有包括焚烧国旗在内的侮辱国旗、区旗案件判决之荒谬。首先，李国能等所有香港法院和法官要么仅仅蜻蜓点水地承认，要么基本避而不谈吴恭劭等人涉及国旗、区旗的行为是合宪（符合基本法）和受法律保护的的言论和表达自由行为；其次，李国能等所有香港法院和法官像大陆的中共法院和法官一样，直接并越来越武断地把并未危害他人人身或财产，仅对行为人自己所有的、物质和物理价值很低的国旗、区旗的损毁，等同于危害治安；再次，李国能等所有香港法院和法官未能恪守“明显而现实”（clear and present）的法律实证原则和独立、纯粹的法律思维，而是完全适用大陆中共法院和法官的那种不讲实证、不讲逻辑、主观臆想、漫无边际、无限上纲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思维，为吴恭劭等人并无直接危害后果的行为虚构出一个遥不可及、虚无缥缈的危害了国家统一和“一国两制”的宏大政治后果，把香港原本良好、独立的司法玩弄成了与大陆一样的党化司法和刀把子司法；最后，李国能等所有香港法院和法官违反现代刑法对法律利益（法益）的保护以物质利益为主体、只对国民个人的尊严和名誉等极少的精神利益加以保护、不涉及集体的精神利益的原则，把刑法的触角扩张到本属宪法（教育）或民事法律的领域。

与三位球迷被抓同时发生并内在相关的，是香港终审法院三位外籍法官的密集离职。两位是辞职的英籍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勋爵（Jonathan Philip Chadwick Sumption, Lord Sumption）和郝廉思勋爵（Lord Lawrence Collins），第三位是以年长为由表示任期届满不再续任的加拿大籍女性非常任法官麦嘉琳（Beverley McLachlin）。

岑耀信勋爵在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发文，详细阐述了他辞职的原因。他表示香港法院审理民主派初选47人案的判决“在法律上站不住脚”，这个判决“是香港司法系统日益萎靡的一个症状”，批评香港的政治气氛压抑，法官无法作出独立决定，称“香港法治处于严峻的危险之中”（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is in Grave Danger），香港法官身处由中共制造的不可能正常履职的政治环境中，《香港国安法》及有关煽动的条文严重限制了法官的空间，中共人大释法可以推翻法官的决定，香港政府的“过度偏执”导致民主派媒体关闭及编辑被控煽动、公民团体解散、公民领袖被捕；“我留在（香港的）法庭上，（本意）希望海外法官的存在有助于维持法治。我担心这不再现实。”郝廉思勋爵也称他辞职是因为香港的“政治状况”，但又称继续对香港终审法院及法官独立性有充分信心。

2022年3月，曾任英国最高法院正、副院长的韦彦德勋爵（Lord Robert Reed）及贺知义勋爵（Lord Patrick Hodge）宣布因为中共当局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他们已经无法发挥作用，因而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韦彦德并称无法以香港终审法院法官的身份替一个背弃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政权背书，而岑耀信勋爵彼时仍对香港的法治和自由抱有期待而未一同辞职，两年过去，岑耀信勋爵的这一期待终于破灭。

对于两位英籍非常任大法官辞职，警察出身的特首李家超以纯属大陆中共官僚的口气回应称香港的政治制度没变，市民依法得享人权和自由。

香港自1998年以来的对系列国旗、国歌案越来越重、越来越内地化和中共化的定罪判刑使人联想起中共“文革”时期对那些即便是无意对毛太祖肖像不敬的行为也强定反革命罪并处以重刑甚至死刑，使人联想起北韩金家王朝对“偷窃”了印有三胖金正恩名字的政治洗脑海报而被酷刑致死的美国大学生奥托·弗雷德里克·瓦姆比尔（Otto Frederick Warmbier），想起了汉武帝的腹诽罪和和罗马国王狄欧尼西乌斯的梦中割喉罪。

2016年2月29日瓦姆比尔被逼在北韩中央电视台认罪

香港受英国治理共156年，原本已建立了成熟、先进的实质法治和自由，在此基础上回归中共后再实现民主选举本是水到渠成、易如反掌之事。然而，铁心要固守共产红色万年江山的中共岂能容忍在它的专制卧榻之旁另有一个法治、自由、民主、高度自治、有似于国中之国的香港政治特区酣睡，岂能容忍中共专制统治之下的大陆人民眼睁睁地看着一河之隔的香港同胞独享法治、自由、民主并对之朝思暮想、心向往之，而不再甘于被中共愚弄和奴役，岂能容忍香港的法治、自由、民主潜移默化、潜滋暗长地浸润、诱变着内地的民心，从而动摇、瓦解中共在大陆的专制独裁统治。于是中共就采取长线布局、长期潜伏，采取收买、发展梁振英等为地下党员、高官厚禄诱惑林郑月娥、以中共公安模式对港警进行洗脑等等无耻手段，处心积虑摧毁香港的法治、自由和已经近在咫尺的民主，根除大陆人民对香港法治、自由、民主的向往。

果如彭定康所忧虑的，法治、自由且民主指日可待的香港，就这样在中共和梁振英、林郑月娥、李家超以及众多被中共蓝金黄手段收买、掌控的卖港、媚共官员的联合绞杀下，在李国能这样被中共的党化司法和刀把子司法洗脑而间接卖港的法官的拱手相送下，短短十余年间就被彻底葬送了！香港的自主权，香港独立、公正的司法，未能经受住中共蓄意、持续、得寸进尺的侵夺，就这样“一点一滴地断送在香港某些人手里”！

近日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名为“关于加强‘网约配送员’群体党建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文件，称“要做深做细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网约配送员群体“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推动成立网约配送行业党委，还要聘请一批网约配送员担任兼职“社会监督员”，鼓励他们通过“随手拍”“随手报”等方式参与基层治理。

作为被中共盘剥的社会底层群体，韭菜们被这个不公的政体收割得遍体鳞伤，割完后还要对镰刀三跪九叩谢主隆恩，只有在这东方专制社会才会发生这种咄咄怪事，难怪这一消息在舆论场上引发一片哗然，公众对官方这一举动纷纷冷嘲热讽。

正如网民一针见血指出的“只要群体规模足够大，就有人关心和惦记了”，中共出台这份要求“不懂得感党恩的韭菜不是好韭菜”的文件的背景是因为网约配送员群体数量惊人，到了中共不得不正视的地步，文件中就提到2023年中国主要平台企业年活跃网约配送员已超过1200万人。由于近两年中西脱钩，经济进入下行轨道，外资持续撤离，企业纷纷倒闭，失业潮席卷中国，民众在走投无路下把进入网约配送业从业当作最后救命稻草的人越来越多，实际人数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

被俗称“外卖骑手”“外卖小哥”的网约配送员是中国就业人员中最底层最辛苦的群体。他们没有工作保障，没有最低工资，没有固定工作时间，没有社会保险，没有诉求表达渠道，除了自己的劳力，他们什么都没有。为了生计奔波劳累，手停口停，所以不敢生病，不敢出意外。这个庞大的群体被社会推向了一个不安全的境地。

而当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一般人印象中从事网约配送员工作的都是受教育程度低、技能水平低的人群不同的是，一项调查显示，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水平的网约配送从业者占比近15%。简而言之就是，经济萧条下那些失业的中年人、那些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在这个社会只剩下一条活路了，就是去当外卖小哥。

2023年的中国网络，曾有一张图片在社交平台热爆传播，图片内容为一对北漂骑手父子钱灏和钱坤。50岁的北漂外卖骑手钱灏奋斗20年，供养儿子钱坤大学毕业，但工作难找，最后父子二人成了同事，一起做骑手送外卖。每天，父子俩一前一后，跨上摩托，在北京的大街上驰骋。

与此同时，和这个“两代外卖人”相对比的是，官媒几乎在同一时刻宣传河南濮阳一家三代都是烟草人的感人事迹，因此成为网络的典型翻车现象，因为，高垄断高收入的行业已经成为权贵的世袭领域，烟三代、油三代、电三代、铁三代……层出不穷，国企家族化、权力世袭化的现实深深地刺痛了网民，草根民众就因为投胎投得不好，就只能为生计而奔波。

穷人不得翻身，权贵享尽资源，这就是阶层固化。所谓“阶层固化”，是指一个社会的上升通道关闭，阶层流动停滞，社会上层凭借其先天的优势可以让后代居于上层，而处于社会下层的草根及其后代却无法通过后天的努力上升到社会上层。

阶层固化是当代中国的新极权主义社会典型现象。新极权主义下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加固，权力介入市场，权力操纵市场，不受制约的权力的贪婪和不受驾驭的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成为现实中国一切社会不公的渊薮。在社会不公下社会纵向流动的通道日渐狭窄，下层社会向上流动受阻，社会结构调整速度变慢，社会成员奋斗动力减弱。

根据斯坦福教授Khor和Pencavel的一项研究，1998年后，中国社会流动性在降低，所以才出现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官三代、富三代。现在这权贵阶层里面还分层，比如红二代看不起官二代，官二代看不起富二代。

极权制度下，权贵利益集团得以持续侵蚀社会公义，侵吞社会资源，信息、教育、就业、升迁等人生重要机遇被权贵阶层操控，普通平民向上发展的通道加速收窄。在2022年轰动中国的江西南昌周劼事件中，周公子创造性的发展了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改成“苟利国家生死以，家族传承吾辈责”，显示了阶层固化下中国权贵家国同构家天下的自觉意识，把持社会资源的权贵利益集团唯一动力和目标就是不惜牺牲国家、社会利益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现代社会正常的分配结构是橄榄型结构，表现为“中间大、两头小”，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最多，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均占少数，这种连续性的排列结构社会流动性显着增强，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从而得以维持社会稳定。而中国社会现在为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上层约占1%，中产阶级约占15%，下层（含边缘化群体）占80%以上，这是一个两极分化的高风险社会结构，社会流动性无限减弱，流动性下降造成不平等加剧，体制性的阶层固化使代际贫困陷阱日益加剧。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民众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水平确实有了改善，因此对阶层固化和不平等的容忍度尚处可控范围内，而在现在的经济进入下行轨道后，掠夺社会财富成性的中共加速度消灭中产，收割底层，社会重新返贫，而阶层固化使世袭贫穷成为中国民众不能承受之痛，因此对社会不公义不平等的容忍度急剧下降，人们对于不平等程度的忍耐力差异的“隧道效应”在中国正在走向负数。

作为受到盘剥的社会底层，网约配送行业在生存压力下罢工事件开始层出不穷。零星的报道表明，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有100多起有记录的网约配送行业罢工和抗议活动。近年来影响比较大的该行业罢工和抗议活动有2023年4月的汕尾美团外卖骑手集体罢工事件、今年4月份的上海市饿了么外卖骑手集体罢工事件。而在中共统治的核心城市北京，外卖骑手甚至组织成立了“外送江湖骑士联盟”这个事实上的自发行业工会，发起11个骑士联盟群，成员超过14000人，其发起人陈国江因此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被逮捕。

在这种广大社会成员的戾气加重的现实下，网约配送员这个1000多万从业的底层职业群体自然成为中共维稳的重灾区，政权不断出台各种措施打上修修补补的补丁，加强对此群体的控制防止出现“天街踏进公卿骨”的可能性。

在2022年6月，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就率先成立省外卖行业党委，把中共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扩展至网约配送业，接着河南等省市先后跟进。这次中共市场监管总局的引导网约配送员群体“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是在其组织建设后紧接的意识形态建设，体现了中共对其政权存亡的忧虑感。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中共的意欲是一回事，社会是不是要按照其步子走又是另一回事。极权主义任何举措都是从一家一党的利益置于国家、社会、国民的利益之上这个根本点出发，必须掠夺国民财富垄断社会资源以维持专政统治，而不是解决社会矛盾，不曾在收入分配、资源分配、社会不公、社会福利政策等领域作任何改善与让步，没有解决阶层固化社会不公问题，因此中共的控制与洗脑活动对为了生计而奔波的底层民众来说不可能凑效，注定是徒劳的。

对底层民众的政治控制和思想钳制显示了在深重的社会危机下，中共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最极端的极权主义体制的不安全感愈演愈烈，只能以铁腕统治把社会不断推向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而种种疯狂举措也在不断消弥中共的统治基础，瓦解其统治合法性。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无论其怎么折腾都无济于事，这是极权主义政体不可避免的命运。

5月28日，香港国安警察首次引用臭名昭著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基本法》二十三条，拘捕了仍在狱中的香港著名政治犯、前支联会副主席、大律师邹幸彤，以及她的母亲刘华珍、前支联会常委刘家仪及关振邦、社民连成员李盈姿、前荃湾区议员陈剑琴，在5月29日再拘捕关振邦妻子潘幼翠。

镇压香港民主运动的刽子手、保安局长邓炳强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拘捕邹幸彤及其亲人、团队的原因是因为她们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专页“小彤群抽会”上从今年四月开始持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帖文，挑起市民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及司法机构的憎恨，及意图煽动市民组织或参与非法活动。

邹幸彤在脸书的专页“小彤群抽会”，从4月30日开始发表以“六四X三五”为标题发文，并在第一则帖文表示今年是六四35周年，六四是5月35日，因此从当天开始的35天会每天更新35个邹幸彤与“六四”35相关的记忆和片段。迄今发表的贴文内容温和，基本都是邹幸彤个人参与“六四”悼念活动的经历、感想、有关新闻报道等，没有任何激烈的措辞，更没有任何呼吁、主张市民参加“六四集会”或其他抗议行动的内容。

这样的温和言辞却成为当局眼中的“仇视政府、挑起憎恨、煽动组织参与非法活动”，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罗织文字狱之恶莫过于此。这种指鹿为马的手法即使是这些香港鹰犬的主子—-中共在大陆亦不会如此露骨，顶多弄个含糊其词的“寻衅滋事罪”，不敢上升到“仇视、憎恨、煽动”的“高度”。这个个案充分显示了香港自2020年实施《国安法》以后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状况。

香港鹰犬之所以大张旗鼓地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一案对付邹幸彤，真正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解决党国的心腹大患。邹幸彤自从2021年被捕以后，面对恐惧成为香港红色恐怖下的常态，她以坚定无比的勇气，始终如一的坚持，决不妥协的硬骨头精神，成为香港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也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她已先后获得了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杰出民主人士奖，独立中文笔会的林昭纪念奖，韩国光州人权奖，欧洲律师协会委员会年度人权奖，以及法国和德国政府颁发的“人权和法治奖”。她亦连续两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今年3月，由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出品，英国人权组织29原则发行的纪录片《幸彤在监狱》先后于美国、加拿大、英国、马来西亚、台湾接力放映，引起极大轰动。虽被投入监狱，仍拒绝沉默屈服的邹幸彤成为香港民主运动的象征性人物，澳洲等地已安排在今年六四期间上映以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35周年。

决不低头的邹幸彤已经成为党国的心腹大患。中共恐惧香港、中国出现这样的民主运动旗手，他们清楚地知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追求自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此要以最严酷的手段扑灭邹幸彤这束照进黑暗的光。这一年时间以来，香港鹰犬秉奉中共主子的旨意，对狱中的邹幸彤进行了严厉的打压，包括超期押、拖延审迅时间以消耗其信念，断绝其与伴侣通信以让其消磨其意志，动辄关押进“水饭房”囚室以折磨其肉体（邹幸彤创下连续七个月被囚“水饭房”的香港监狱记录），再到这次的“狱中拘捕”，显示了中共不惜一切手段要解决此心腹大患的决心。

第二，恫吓香港市民。2020年国安法在香港实施后，经过滥抓滥捕、媒体关停、团体解散、维园烛光熄灭、公民社会瓦解的红色恐怖，香港民主运动已完全陷入低潮，香港成为中共镇压政治异见者最多最密集最频繁之地，整个社会鸦雀无声，然而对中共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在中共眼中，这颗东方之珠一百多年的自由魂已深入骨髓，成为极权主义的重要威胁，无论如何重视都不为过，必须要香港整个社会都屈服于高压统治才能放下心头大石。

今年三月，在中共的指使下，香港立法会傀儡迫不及待地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全面侵犯香港的人权，破坏与毁灭香港人民的各项自由与权利。《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无比宽泛模糊的罪名，超低的定罪门槛，把香港带入全面压迫的新时代。在六四35周年来临之际，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一案来拘捕邹幸彤，赤裸裸地恫吓香港市民，企图让所有人完全噤声。

中共对香港的高压统治给香港、香港人民带来无比深重的苦难，曾经闪耀世界的东方之珠暗淡无光，被糟蹋得面目全非，昔日自由、开放的国际大都会变成今天的国际金融遗址。然而，对中共来说，这一切都无足轻重，极权主义从来不在乎一座城市的兴衰，一座城市人民的生死，它只在乎自己权力的牢固，利益的得失。

在此万马齐喑之际，在这沉默与逃亡成为常态之际，邹幸彤、黎智英、何桂蓝等极少数坚决抵抗的抗争者就成为香港社会仅存的良心，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也就成为中共控制社会的威胁，成为中共眼中的刺头，成为必须打击的对象。而现在，邹幸彤所拥有的跨越国界的影响力更成为中共必须除之而后快的重点，所以，把她作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一案的整肃对象就成为中共的必然选择项。

然而，威胁与恫吓从来征服不了人心。邹幸彤的帖文没有挑起市民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的仇视、憎恨”，指鹿为马的鹰犬却激起了良心犹存的市民对极权主义中央、狗腿子特区的仇视、憎恨，中共完全陷入墨菲定律的泥潭：事情一定会朝其所想象的最糟糕结果发生，其所做的一切反人性反社会行为意图维持统治都是在加速度推动这个专制政权的崩塌。

前些日子，八年前发生的一起储户千万存款被第三方公司从中共建设银行划走的旧案突然又在网络世界热火了几天。一审法院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竟认定银行无过错、不需赔偿储户，显而易见地偏袒中共所谓的国有银行，中 广州中级法院二审撤销原判，改判建行赔偿445万，余款由诈骗犯赔偿，给了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修补。该案及其他涉及中共党企、央企的合同争端案件都追问着一个根本性的专制之下的诚信困境，公权力以及与公权力有天然血缘联系的中共党企、央企的诚信困境。

案件经过：2016年4月20日，在朋友要完成存款任务以及朋友私下的高利息回报蛊惑下，李越在建行广州利雅湾支行存入1000万元，朋友欺骗她不要开通短信通知功能。2016年8月29日，李越到银行取钱，发现1000万存款在4月29日至5月3日短短五天之内被全部转走。李越与建行员工一起报案，中共公安查明，犯罪人曾祖士、王微沂通过中间人联系李越及其他被害人，以私自许诺的高利息相诱惑，骗得李越等被害人将款项存入他们指定的银行，并取得被害人开户名称或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存款余额等信息，又伪造李越等被害人签名“同意”的《委托扣款授权书》，最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扣划李越等人的存款。

中共广州中级法院对李越一案作出的（2019）粤01民终21974号二审判决概括了中共广州市天河区法院的（2018）粤0106民初6638号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天河区法院对李越一案的一审判决体现的所谓政治就是必须罔顾事实、必须踢开法律以保护建行这家国有、党有银行的利益。

为使建行利雅湾支行逃脱对李越的赔偿责任，天河区法院使出浑身解数，只揪住所谓盖然性即大概率认定的李越泄漏了个人及账户信息，且未开通短信通知服务，却蓄意逃避利雅湾支行在接受犯罪人提交假冒李越签名的《委托扣款授权书》时是否充分、有效地履行了对《委托扣款授权书》及李越签名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的责任。依当时有效的中共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相关条款和《商业银行法》第6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之原则性条款，以及《小额支付系统管理办法》第31条付款银行应当“审核无误后……办理扣款”，第33条“小额支付系统参与者应当加强查询复查管理，对有疑问……的支付业务，应当……查询查复……，并在当日至迟下一个法定工作日上午发出查询”之规定，利雅湾支行必须绝对承担对犯罪人假冒李越签名的《委托扣款授权书》的真实性进行审核的责任。这一审查、核实责任有两个法定的强制性来源，一是银行对李越将来存款执行扣划业务的安全性的需要，二是犯罪人提交的假冒李越签名的《委托扣款授权书》已构成对李越与利雅湾支行之间既有存款合同的重大变更，这一重大变更的真实性也必须予以审核，而这两个强制性责任都必须要求李越本人亲自前往利雅湾支行办理，即向利雅湾支行提交《委托扣款授权书》的只能是李越本人，而绝不能是任何其他人，如本案中的犯罪人，而利雅湾支行却在李越并未到场的情形下接受、认可犯罪人假冒李越签名的《委托扣款授权书》，同时还接受、认可犯罪人留下的与李越开户时预留的手机号码不同的号码。利雅湾支行这些低级却又严重的违法、违规操作才是导致李越千万存款短短五天之内每天被扣划数十次、并全部盗走的终极根源，而面对每天数十次单笔5万元小额扣划的明显异常交易，利雅湾湾支行竟无动于衷，根本怠于履行法定的查询查复、及时停止扣款的责任。

总之，即便李越被犯罪人骗取了身份证信息和储蓄卡号码，也只是其存款被盗走的辅助性条件，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正是这份被利雅湾支行不加审核而信以为真的、功能等同于储蓄卡取款密码的《委托扣款授权书》。明确了这一点，就完全明白了一审判决公然颠倒是非、阉割法律、炮制错误判决的底层逻辑——中共天河区法院被利雅湾支行买通，成为所谓国有、党有银行利益的私家保镖。

从银行所吸收储户存款的性质看，在非因储户本身原因而导致存款被盗、被骗的情形下，被盗、被骗的存款应视为银行自己的资产损失，这一结论不仅能从《商业银行法》第6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之原则性规定可以推导出来，而且也被中外银行业利用储户资金发放贷款以获取利差的经营实践所证明。在银行-储户的存款合同关系中，存款是银行对储户的负债，但存款可不受客户制约而由银行自主放贷，在银行-借款人的借贷合同关系中，从储户那里吸收的存款转化为银行的贷款资产，储户存款在经营货币的银行手里具有负债和资产的双重性质，倘存款非因储户主观原因而被盗、被骗，于法于理都应视为银行自己的资产、财产损失，都应由银行承担责任，而不能视为储户的财产直接被盗、被骗，不应由储户承担损失。在李越一案中，存款被盗的刑事犯罪的受害人是利雅湾支行，而非李越，利雅湾支行对李越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本不受刑事盗窃的影响。

因此，天河区法院的一审判决认定利雅湾支行根本不对李越负民事赔偿责任，纯属厚颜无耻的袒护党有银行，是对公平、正义、诚实、信用等私法、民法和市场契约原则和精神的赤裸裸羞辱和践踏。这一判决实在太过荒谬，以致中共广州中院自己也实在脸面挂不住，不得不改判利雅湾支行赔偿李越445万元，虽较一审判决进步了五十步，却仍认定“李越对于本案损失也存在一定过错，……建行利雅湾支行与李越应按各自过错承担本案损失”，而不肯判决利雅湾支行对李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种对民事法律和市场经济诚信原则的虚情假意、半心半意而真心实意、十心十意的保护，是中共自毛泽东、刘少奇以来至今独有的那种为一事一人一案的眼前蝇头微利而随意踢开法律的短视机会主义策略，是导致中共虽已有比较完善的立法、却仍使得国内私有资本和国际资本缺乏安全感和稳定预期的根源，是律师代理案件却根本不敢预测案件结果的根源，是国内私有资本和国际资本争相出逃的根源，也正是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三十年前就忧虑、而中共必将陷入的制度性后发劣势的根源。

天河区一审判决对诚信原则的百分之百的践踏，广州市中院对诚信原则的百分之五十的践踏，如此短视的司法擅断和对市场经济釜底抽薪的破坏，怎能不令私营资本和国际资本以及全体中国人民细思极恐？钱，还敢存到中共的国有、党有银行吗？中共的国有、党有银行原来竟与河南省众多的村镇银行一样的缺乏诚信和不足信赖！

多年前，在中共中石化及其下属国勘公司与香港环球公司及其子公司UNI-TOP的佣金代理纠纷中，中石化及其国勘公司以及中共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就上演过比广州两级法院更加无耻N倍的活剧，索性连中石化及其国勘公司应付给环球公司及其子公司UNI-TOP的佣金分文不付。广州中院好歹还羞羞答答地残留了百分之五十的诚信原则，而中石化及其国勘公司，以及中共北京市第四中院则干脆完全不顾廉耻，百分之百地践踏、否定了诚信原则。

2002年，在香港注册的环球石油发展有限公司（环球公司）开始从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 （Petro Kazakhstan，PK公司）进口原油，出售给中共巨型央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石化 ）。2004年9月，环球公司获悉PK公司有意出售股权，便将此信息告知中石化。中石化即令下属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国勘公司）委托环球公司代为向PK公司转交意向书并协调收购PK公司股权，环球公司为该收购业务专门成立了项目公司UNI-TOP公司。

2005年3月，国勘公司与UNI-TOP公司正式签订《代理协议》，约定国勘公司委托UNI-TOP公司作为排他代理人，协助其直接或通过其关联公司间接收购PK公司股权，在按国勘公司确定的价格范围完成股权收购后，国勘公司将依协议约定向UNI-TOP公司支付酬金（佣金）。

岂料，原本仅由中石化与PK公司独家谈判的收购被半路杀出的另一家中共巨型央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搅局，最终由中共发改委协调，由中石油和中石化联合收购，事成之后中石油占所收购PK公司股权的60%、中石化占40%，后中石化放弃竞标；2005年8月-2006年7月中石油独自收购了PK公司67%的股权；2007年，又经中共发改委协调，中石油和中石化达成协议，中石油向中石化转让所持PK公司30%的资产，相当于向中石化转让PK公司20.1%的股权，但该部分股权始终未能过户给中石化，UNI-TOP公司屡屡与中石化交涉，索要佣金，中石化均以尚未获得股权为由拒绝支付佣金。2012年8月，在中石油成功收购PK公司七年之后，UNI-TOP公司被迫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委）申请仲裁，同年 12月，贸仲委认为酬金的支付条件尚未成熟，驳回了UNITOP公司的仲裁请求；2015年，UNI-TOP公司以中石化事实上怠于向中石油索要股权之新事实为由，再次向贸仲委提起仲裁，2017年6月30日，贸仲委第二次裁决国勘公司支付2138.01万美元酬金（佣金）等费用。然而，中石化竟以子虚乌有的所谓第二次仲裁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以及仲裁裁决将导致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等法律之外的高大上的政治理由向中共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而中共北京市四中院居然果真听信、认可中石化的胡言乱语，不惜以中共司法信誉为中石化背书，悍然撤销了仲裁裁决，帮助中石化赖掉了应付的佣金，保住了无耻却又冠冕堂皇的所谓国有资产和国家利益，尽管这笔2138.01万美元佣金根本不够中石化时任老总陈同海等人的几次挥霍！

2023年，一起草根储户起诉中共国有银行的存款纠纷案件同样暴露了中共及其国有、党有银行言而无信、缺乏诚信的本性。

1989年9月19日，“六四”大屠杀之后三个半月，工商银行吉林省延边自治州支行为庆祝工行成立五周年，经州人民银行批准，推出最优利率存款产品“智力投资定期储蓄存款”，承诺存款1000元，存期15年、21年、30年，按保值贴补率和同期最高储蓄利率计息，并每年主动将利息转入本金、计算复利，15年到期本息为19000元左右，21年到期本息为62000元左右，30年到期本息为360000元左右。1989年9月29日，杨先生（杨代清？）的父母以时年19岁的杨先生的名字在延边州下属敦化市存入2000元，定期30年，到期可本息共可取出73.2万元。

30年漫长等待之后，杨先生满怀期待，持存单到工行取出这笔巨款，岂料工行竟称当年推出这项存款之后不久就被中共人民银行总行叫停，不能按当年的承诺对杨先生还本付息，只能按活期存款计算利息，本息共计7000元。

被工行如此戏弄，杨先生及其父母愤而诉至法院，但中共法院跟中共的国有银行必须是一伙的，怎么可能支持杨先生索回73.2万元的主张？法院也仅仅判决工行返还杨先生2000元本金及相应利息，另按存款时19.26%的5年以上贷款利率予以赔偿，共计11，556元。

中共法院的这个判决荒谬透顶！即便不完全确认存单的法律效力，也应依公平原则，按正常利率或通胀率计算1989年的2000元在30年后的未来值，即30年前的2000元在购买力上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仅从工资水准从1989年到2019年增长100倍以上的常识考虑，法院至少应当判决工商银行归还杨先生20万元。

在上述三个荒诞案例中，我们都看到了中共国有、党有银行和巨无霸垄断央企的言而无信、缺乏诚信以及中共司法的不公和无信，还看到了中共国企、党企、央企决策并非真正遵循市场规律的自主决策，而是总夹杂着不可捉摸、飘忽不定、不可预期的高大上、反市场的政治操纵，中共的国企、党企、央企根本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而不过是戴着公司面纱的中共政权的附庸和衍生品。东西南北中全面领导的中共政权本身，恣意插手微观经济活动的中共政治强权本身，是市场经济及其诚信原则的天敌！

中共及其国企、党企、央企一向蔑视、鄙视信用和诚信，而信用和诚信恰恰正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尤其是金融业的命根子。与中共及其国企、党企、央企蔑视、鄙视信用和诚信相反，欧美发达的真正市场经济国家及其企业界，无不视信用和诚信为生命。

1648年5月15日，荷兰Lekdijk Bovendams（莱克河堤坝公司）的财务官约翰·范·胡根浩克（Johan van Hogenhouck）收到尼古拉斯·德·梅杰（Niclaes de Meijer）1 000荷兰盾的永续债投资款，并向尼古拉斯·德·梅杰签发了投资文件即永续债券，承诺每年两次、每次50荷兰盾向尼古拉斯·德·梅杰或任何持券人支付利息。历经近四百年，莱克河堤坝公司早已被Utrecht（乌特勒支）省的Hoogheemraadschap Stichtse Rijnlanden（莱茵河流域水务管理局）所继承，支付利息的货币也几经变化，但不变的是永续的信用和诚信，即便二战期间荷兰被纳粹德国占领而无法支付利息，二战甫一结束，乌特勒支省的莱茵河流域水务管理局就及时向债券持有人补付了利息。

莱克河堤坝公司1648年前后发行的永续债券现仅存四份，但利息支付和契约精神却绵绵永续，不仅在早期维护了前资本主义时代言必信的贵族荣誉，又始终不渝地信守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契约精神。除非乌特勒支省的莱茵河流域水务管理局破产清算并且再无既承人，或者地球本身果真天翻地覆，这份永续债券将会像其名称一样永续传承，直至地老天荒。

诚信传家久，中共及其国企、党企、央企它们显然是懂的，但它们更显然是不愿、不打算诚信的，只为它们自己妄想的那种万世一系的永久、永续特权利益！它们追逐的是永续的特权，而不是莱克河堤坝公司所追求的永续的公司责任和永续的诚信。中共及其国企、党企、央企心知肚明，它们的特权私利与真正的市场经济及其所要求的信用和诚信水火不容，它们深知真正的市场经济及其信用和诚信一定会动摇、排斥它们的特权私利，因而它们总是要在它们自认需要的时候踢开信用和诚信。中共及其国企、党企、央企在经济领域的这种言而无信、轻诺寡信、背信弃义，与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波尔布特、“六四”屠夫邓小平等共酋在政治领域争权夺利、铲除对手时的毫无信义、杀人如麻，乃是同一路径、同一逻辑。

近几个月来，中国公用事业费用涨声一片。水费、电费、燃气费纷纷涨价，作为中国主要的交通方式，高铁也开始上调价格。这波涨价潮甚至包括了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四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切迹象显示，一直以来以财大气粗到处“大撒币”的暴发户中共，没钱了。

电费涨价事实上在去年就静悄悄地开始，据《中国城市报》报导，2023年有北京、山东、湖北、辽宁、宁夏、新疆、甘肃、福建、河北、安徽、云南、青海等11个省份出台了关于分时段电价的新政策。而在本年，上海、广东、江苏、四川等经济大省也步入涨价行列，最高涨幅高达30%。

5月9日，广州市举办的中心城区自来水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纯粹是走过场，一致同意官方的上调水费，涨幅高达31%。广州市1800多万人每天的用水问题，就这样被17个“代表”决定了，而没法表达意见的市民只能纷纷在网络上发泄不满。目前，广州、上海、咸阳、芜湖、南充和曲靖等城市最新宣布的水价同比涨幅达10%～50%。煤气价格方面，过去半年，广东、四川、江苏、湖北、安徽等地有125个市县发布了涨价方案，成都、莆田、镇江和深圳等城市的涨幅达5%～20%。

公用事业的大幅涨价，使中国居民消费价格连续上涨。澳新银行的评估数据显示，在中国居民的消费通胀中，公用事业成本占比为7.7%，其中电力和供暖4.2%、煤气1.0%、水0.2%、交通费2.3%。

由于公用事业涨价造成的成本上升，使生活用品都在涨价。在5月16日，康师傅方便面涨价的消息冲上社交平台热搜榜。康师傅方便面涨价的消息之所以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原因是中国经济已陷入一个通胀和通缩并存的诡异局面，一方面普通民众日常消费刚需品支出食品、饮料、水、电、生活用品都在上涨，一方面房子、汽车、高档烟酒、高档手表等高消费物品价格却在下跌，用网民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买不起的都在降价，我们买得起的都在涨价”。

这种通胀和通缩并存的中国特色诡异局面，万能的中国网民发明了一个新词来形容：通杀。通胀和通缩并存，就成为通杀。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跌了的依然买不起，涨了的还得必须得买，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工资通缩、物价通胀。

通杀还有一层含义，就是掠夺社会财富成性的中共消灭中产，收割底层。代表中产阶级精致生活象征的房子、汽车、高档烟酒、高档手表价格不断下跌，脆弱的中国“中产阶层”正在大规模消失，不是他们变富升级了，而是返贫了。中国的“中产阶层”不但人数有限，财力也有限，在中共的扭曲政治经济政策下，“中产阶层”数量不断缩小、收入不断下降，曾经的精致生活象征让他们背上沉重的房贷、车贷，“中产”成为习近平中国梦时代的“中惨”。

“中惨”消费通缩，所以高端消费品价格只能下跌。与之相应的是，底层必需品消费却在通胀。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下行轨道，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让畸形依靠土地出让收入的地方政府收入暴跌，还有巨额的地方债务沉重压力，使中共政府陷入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相互交织加深的境地，已经无力对公共服务继续大额补贴，于是提高水、电、燃气、交通等公用事业费用就成为中共政府的不二之选，让民众承担财政压力，这进一步挤压中国居民的家庭消费，加剧通货紧缩。

5月11日，央行发布的中国4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M2)余额301.19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为有统计以来最低增速；狭义货币(M1)余额66.01万亿元，同比下降1.4%，为有统计以来第二次出现负增长。

广义货币M2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流动的现金、定期储蓄以及其他存款等各种货币资产的总和，简单解释即它是社会上所有的钱，包括有形的、无形的。M2增速则被业内称之为印钞速度。如果企业、个人不愿意贷款，M2即出现萎缩，造成现在的有统计以来最低增速这种现象。

M1所反映的是企业活期存款的多寡，增速好，说明活期存款多，企业扩张欲望加强，反之扩张收缩，活期存款都转为定期。现在的M1下降成为有统计以来第二次出现负增长，说明市场对经济前景悲观，企业、个人贷款意愿不强，消费不振。

这份由官方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从侧面证实了中国经济的萎靡不振，更重要的是，中国国民在经济腾飞的黄金期仍然有庞大的人口被排斥在官家盛世之外，在经济下行期他们是受到最严重影响的人群。中国前总理李克强曾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这句大实话引起习近平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对他一手指导的“中国梦”的抹黑。

而在中国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与北京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在去年12月26日的研究报告却印证了李克强所述数字的真实性。该报告指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5.47亿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总人口为6亿人，占总人口的42.85%。中金公司的统计也显示，2022年中国月收入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

9.64亿的低收入人口，在这样一个通杀的时代，中国政府的提高公用事业费用就可能成为压跨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绝望的前景笼罩着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头上，彷徨、挣扎，乃至自杀轻生，就成为这个悲伤时代的流行病。

近一个星期以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传播的山西省太原市发生多起民众跳河自尽事件，震撼了中国网民。太原有15座跨越汾河大桥，自5月起，不断传出有人跳桥消息，据当地网民统计，仅5月10日至22日，便发生了12宗跳桥事件，至24日凌晨又发生一宗。官方为此日夜驻守大桥，加装防护栏，甚至封桥整修，试图阻止这波轻生潮。讽刺的是，太原去年才获选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

网民在知乎的留言显示，目前在太原已经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所谓像样的工作就是月薪3500元，而且企业不替员工支付“五险一金”，从早干到晚的薪水才4000元。而4000元只能勉强保证一个社会人维持最起码的温饱和体面，这样看不到尽头的日子让人绝望

通杀时代普通民众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谁各种恐怖的自杀事件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集，绝不止于太原一地。在重庆市和宜宾市的多座大桥，近期跳桥事件频发。近日有抖音账号发布的视频显示，广西南宁市邕江大桥一个月内就有六七个人跳江。5月14日，根据一位钓鱼民众所发的抖音，半小时内就跳了两个。还有一段视频显示，近日四川阆中市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半夜跳桥。

中国的极权主义性质决定了其一定会把危机转嫁到普通国民头上，可以预见，中国政府未来出台的各种挤压国民的手段、措施、政策将会越来越频繁和致命，通杀时代，没有哪一个人能逃脱于极权的天罗地网之外。中国国民以为追求财富就能保证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安全感的美梦，该清醒了。

不改变中国的极权主义体制，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通杀时代时代的牺牲品。毕竟，“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是不变的定律。

自中共及毛泽东1949年僭政以来，中共国一直持续上演着人性阉割、道德扭曲、人妖颠倒、乾坤倒错的荒诞剧，从1957年的反右、对知识分子精神的阉割，1958年血魔附体般的洪秀全、义和团式砸锅卖铁土法大炼钢铁和亩产30万斤，1959-1962年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举国癫狂、互相杀戮的十年“文革”，到1989年动用数十万军队屠杀学生和市民，到1990年代洪秀全、义和团加红卫兵式的血腥计划生育，直至最近十余年来的抓访民、抓维权人士、抓人权律师、抓独立宗教人士，寻衅滋事罪、颠覆中共政权罪泛滥成灾，撒泼打滚、逞强斗狠、色厉内荏的战狼外交，司马南、胡锡进、金灿荣、张维为、陈平等等妖孽和虾兵蟹将纷纷出洞、招摇过市，中共国在末世和垃圾时间段的种种怪现状，持续不断并且加速度地上演着。

最近数月中共国接二连三上演着没有最怪、只有更怪的怪现状：

2024年5月13日，河南省新乡一商户李先生称其商铺燃气费显示欠费近5亿元，而其商铺已停业有时，停业时账户内尚有余额九十多元，燃气公司答曰此乃后台系统出错所致。后台计算机系统出现此等令人惊掉下巴的错误，本身即暴露了燃气公司等中共党企根深蒂固的敷衍塞责、嬉戏懈怠、恶意欺诈等恶习。不是不允许犯错误，而是不能允许犯此等低劣和荒唐的错误，尤其是在重庆、成都等地刚刚曝出燃气收费丑闻之后！

2024年5月12日，一百年前美国人民创建的母亲节，成都一位65岁姓罗女车主抽打触摸了其吉普车的41岁张姓男子耳光，仅因怀疑张男划伤了其吉普车的挡泥板，现场有网友称罗女叫嚣其子是（副）市长、强逼张男赔偿一万元。中共成都公安只是简单宣称罗女、张男相互指责、发生抓扯，并刻意强调张男喝了酒，有意暗示张男酒后滋事，却回避谁先动手、罗女是否打了张男耳光、是否蔑称事发地围观民众是穷鬼等关键问题，并认定罗女叫嚣其子是（副）市长、强要张男赔偿一万元是现场张某、饶某某编造的谣言，已将二人行政拘留，并拿出中共的老套路，要求“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然而，中共公安自己一向掩盖真相，一次次利用臭名昭著的央视、新华社等党媒发布虚假信息，如对“709”律师和公民恶意丑化、构陷颠覆政权罪，在武汉中共肺炎疫情初期虚构所谓“八名散布不实信息者”之假新闻，打压、迫害李文亮医生和艾芬医生，强逼李文亮医生认罪服法。中共编造这些弥天大谎和谣言，强求人民相信，却又总是奢求人民不要相信人民自己现场报道、事后基本都被证明属实，却总被中共及其公安提前污蔑为谣言的真相。这就是中共特有的只许它自己造谣、不许人民说真话的强盗逻辑！

65岁高龄的罗女查验吉普车是否受损，查不出车身有任何损伤，竟能查到不起眼、不值钱的橡胶挡泥板上的划痕，可谓人老眼不花，火眼金睛堪比孙悟空，不提灯即能定损。莫非这位饮了酒的张男果真闲极无聊，不站立身板划伤车身，而必须蹲下身来、猫腰划伤罗女吉普车的挡泥板才觉过瘾？

相较于已是老太婆的罗女那般航天员等级的好视力，一个多月前，在曾发生胡鑫宇不明死亡案的江西上饶对出租房提灯定损的房东夫妻加女儿三人，眼力实在有待提高。

罗女全无其女性、母性应有的善良和谦让，而竟以65岁末班车红卫兵之高龄抽打壮年男人耳光，这种为富不仁者和中共强权及特权官僚阶层欺凌小民的弱肉强食暴虐习气，这种由毛泽东和中共从“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红卫兵暴戾之气，正是这些年中共国各地校园霸凌之怪现状的根源。

2024年5月11日，中共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法院公开审理12人涉嫌寻衅滋事发回重审一案，辩护律师赫然发现该案原二审审判长、海西州中级法院刑庭庭长哈斯朝鲁和天峻县法院院长樊旭华非法通过微信群实时遥控、操纵庭审，赤裸裸违反宪法、法律关于合议庭独立审判和审级制度的规定，已构成滥职权、妨害司法犯罪。然而，海西州中级法院秉承中共死不认错、绝不认错、永远正确的劣根性，拒不认罪悔罪，在13日发布的所谓《情况通报》中猪八戒下山倒打一耙，反诬“辩护人……不遵守法庭纪律……拍摄合议庭成员电脑屏幕登录的个人微信界面……严重扰乱……法院正常工作秩序”，“辩护人拍摄照片后……被告人家属将……照片并配文字发布在个人新浪微博上，……引发舆情，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本案属重点监管的‘四类案件’，海西州中级……法院派员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符合规定”，一通中共独有的战狼式胡搅蛮缠、死缠乱打，不解释审判长庭审之际为何要登陆个人微信，只管厚颜无耻地狡辩“我院……始终……自觉接受监督……希望社会各界不传谣、不信谣，……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和公平正义法治环境”，已经做了娼妓还要强立牌坊，好像中共的司法天下第一公正似的，好像一心二用、边庭审边进行微信群聊是中共法院对人类司法的最新贡献似的。

这真个是中共独有的泼皮无赖，一定使正在中共国窜访、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又高票连任第三任总统的普大帝望尘莫及。海西州中院竟能把铁证如山的滥用职权、妨害司法的事实狡赖为谣言，其恬不知耻丝毫不亚于炮制“709”大案的傅政华、孙力军之流以及迫害李文亮、艾芬的中共武汉公安。

2024年5月1日凌晨，中共国经济最发达的广东，梅大（梅州-大埔）高速塌方。2日，中共党媒披露已致48人死亡，之后再无消息。事发当时，后方多辆来车不听前方车辆乘客黄建度老人的劝停而冲进塌陷、断裂处，导致本可避免的灾难，暴露出国民内心深处隐藏的信任缺失的幽暗潜意识，令人痛心和无语！这种互不信任、互相提防的内心幽暗无疑来源于毛泽东及中共的反右、“文革”、“八九.六四”大屠杀、直至今日一直蓄意为之的对大众恶意分化、分而治之的专制恶政和暴政。

2024年4月19日，中共重庆市政府就燃气乱收费问题发布调查报告，用户反映的天然气表转速飞快、不用气而气表自传、燃气费用暴涨2-3倍，以及重庆燃气集团2023年第四季度业绩暴增824%而同期气量消费仅增长0.69%等等怪异问题统统被淡化为不曾发生。

2024年3月22日，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的提灯定损事件曝光，不仅涉事的房东夫妻加女儿无耻、凶恶、毫无诚信，而且中共公安警员素质低劣，拉偏架、地方保护，包庇、纵容，为房东一家的恶行保驾护航，暴露出中共公安普遍存在的恣意践踏公平正义和黑帮化、痞子化、匪徒化之怪现状。

这个玉山县与2022年发生胡鑫宇不明原因死亡的铅山县同属上饶市。前年胡鑫宇年仅15岁而不明原因死于铅山，今年敲诈勒索、涉黑恶提灯定损上演于玉山，上饶接连发生怪异和荒诞闹剧，是要形成某种上饶现象吗？

房东夫妻加女儿对租客吹毛求疵、无事生非、鸡蛋里面挑骨头的逻辑，与中共对访民、维权人士、异见人士、人权律师强加寻衅滋事罪、扰乱秩序罪、颠覆政权罪的逻辑，是何等的如出一辙——都是没事找事，都是寻衅滋事，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房东夫妻加女儿的私人、私力提灯定损的任性撒野，与中共对公民强加寻衅滋事、颠覆政权罪的强权恣意，与重庆燃气等中共党企毫无市场底线道德、不择手段地搞钱，充斥着共同的无赖、流氓、无耻秉性！中共及其党企凭强权和垄断地位不择手段捞钱，而玉山房东夫妻及女儿则以地头蛇的雁过拔毛、敲诈勒索手段搞钱，二者实乃蛇鼠一窝、一丘之貉！

再往前推，让人目瞪口呆、惊诧不已的怪现状还有：2022年的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和唐山烧烤店打女事件，三年“大跃进”式的反科学、反常识、反文明、所谓算政治账的野蛮疫情封控，2019年针对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常玮平律师、李翘楚女士等人的“厦门大抓捕”……

各种此起彼伏、令人眼花缭乱和目不暇给的怪异、荒诞现状与《封神演义》描述的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九尾狐狸精等各路妖孽粉墨登场、淆乱乾坤是何等的相像！与大明皇朝末年阉党、朝臣、皇亲国戚竞相卖官鬻爵、搜刮民财、有今朝无明日的醉生梦死、恬不知耻是何等的相像！

在如今的中共国，中共以其强权普遍地、日常化地上演国家级别的荒诞闹剧，而玉山房东加女儿这样的底层痞子则凭耍混蛋上演着具体而微的江湖情节剧。从民间到中共的庙堂，呈现给世人的是一场巨大的末世和退场前的怪异现状。

这不由得使人联想起满清覆灭前的讽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不用追溯太远，只说近十余年来，中国人耳闻目睹、亲身体验的怪现状恐怕十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难以尽书！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描写的是满清覆灭篇二十余年间官场、商场等等三教九流的怪现状，如盗贼偷盗发财后，竟突发奇想，谋求政治进步，用赃款捐了个知县，却难改贼性，白天做官，夜里贼瘾发作，依旧做贼，再以赃款贿买上司，获上司保荐升任安徽臬台，相当于今之副省部级的中共省委政法委书记，奈何贼性太深，夜间照样去偷，又用赃款给两个儿子捐了道员、知府，仍不餍足，继续偷盗，企图再给三子也捐个道员，索性屡次三番到藩台即省财政厅库房偷得三千两白银，终被擒获；某候补道为获得实职而打发妻子为制台即总督按摩；有个叫黎景翼的为抢夺亲生弟弟的财产，竟威逼弟弟喝鸦片汤而死，再强逼弟媳卖笑、进入娼门；吏部主事符弥轩“开口便讲仁义道德，闭口便讲孝弟忠信”，却虐待、殴打含辛茹苦把他养大的祖父；安徽银元局总办苟才大肆贪贿而被查办，为保乌纱，夫妻二人竟跪求新寡的儿媳给总督做妾，以致新任总督也对苟才的无耻震惊不已……

这些满清覆灭前的种种怪现状，今天看来是何等的眼熟。中共的大小官员无论地方、军队，有几个不是明码标价私相授受？有几个不是台上满嘴马列、台下男盗女娼？正国级的中共常委周永康和中共两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贪贿均达千亿元，傅政华贪贿1.17亿，甚至小小的自来水公司经理都能贪贿过亿；江苏省盐城市美女护士携女儿共侍市长（后任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周永康与叶迎春百盛地下车库车震、与沈冰明目张胆偷情，正国级的张高丽诱奸彭帅，共军中将谷俊山把亲生女儿送给徐才厚副主席享用并彻夜垂手恭立门外伺候，宋祖英的多年绯闻，汤灿是中共军中公妓，难道仅仅是中共所称“不信、不传”的谣言吗？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描写的种种怪现状在同时代的《官场现形记》里几乎完全复制，这两部小说刊行十年左右，满清覆灭。同样的怪现状在明末二三十年间也是一幕幕徐徐展开，满朝文武争相拜认阉竖魏忠贤为干爹、干爷，丝毫不以为耻，反倒竞相夸耀。放眼当下的中共国，同样并且让明清末年远远难望项背的怪现状和全面无耻早已是推陈出新、遍地开花、蔓草难除。除中共官场病入膏肓、深入骨髓的无耻外，司马南、张维为、金灿荣、胡锡进、陈平之类臭鱼烂虾一般的鼠辈文痞之无耻恐怕连魏忠贤的白须儿顾秉谦也在阴间自叹弗如！

明清和苏东共产阵营末年的历史表明，统治者、强权者、强权与富豪狼狈为奸而结成的特权利益集团的无耻，一定引起全社会和民间的道德溃烂和无耻，一定导致是非颠倒、乾坤倒转、恶人得势、好人受欺，一定促使怪现状层出不穷、无有穷尽，并且一定不需太久就会发生政治和社会的根本变局。

这个变局，李鸿章称之为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其本质是由前资本主义的家天下和皇权专制向现代的宪政、法治、民主的根本变局，一百二十多年来中国在这个变局过程中一直反反复复、一轮又一轮地进行着量的积累，远未取得质的突变；而今，中共为了显现自己比满清皇朝和李鸿章高明，为了勉力维持几近于无的合法性，强行把它正在面临的必须向宪政、法治、民主转型的变局与李鸿章及满清皇朝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割裂开来，喋喋不休地呱噪什么“百年未有之变局”，企图把眼下这个变局妆扮成一个新型和小型的变局，而非根本政治制度的变局，并妄图逃过这个根本变局。然而，中共今天所面临却又竭力抗拒的变局不过是又延续了一百二十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因为中共的专制统治不仅与满清皇朝的专制统治毫无二致，而且更是以完整的马列意识形态体系加持着的、对人民长期进行洗脑和奴化教育的加强版的皇权专制统治，中共的各级书记就是皇帝、王爷和公侯伯子男，就是各级土皇帝，而无穷无尽、泛滥成灾的荒诞、怪异、反常、反智之怪现状，根本上正是中共难以为继的专制统治收盘前的“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最后的狂欢。

各种超越人类想象力的怪现状纷至沓来甚至精彩纷呈的时刻，是黎明前的混沌和至暗时刻，是新老专制彻底终局的时刻，随之而来的，就是宪政、法治、民主的破晓和黎明！

4月19日，中共宣布新组建信息支持部队，成为4个战略性兵种之一。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全新打造的战略性兵种，是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的关键支撑力量。它的成立，为解放军构建多领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党魁习近平称信息支援部队要“坚持信息主导、联合制胜，畅通信息链路，融合信息资源，加强信息防护，深度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精准高效实施信息支援”，换言之信息部队的职能就是统筹情报获取、技术侦察、电子对抗、信息对抗、舆论战、心理战、认知战等领域，以实现抗衡西方、武统台湾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组建信息支持部队，显示了中共把其一直信奉的“制脑权”扩大为国家战略级别的力量。特别是俄乌战争中双方在信息战的冲突对抗远远超越了传统的战争范畴，显示了数据信息已成为当代战争的重要作战资源，中共把此以网络、数据、算法为现代战争基本支撑的信息作战能量称为信息力，以传统的火力、机动力和防护力等军队要素并称。

中共的军事系统上相当重视信息力的研究与实战应用，把信息力分为认知信息、虚拟信息、时间信息与实体信息等作战领域，把信息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定位为体系建设的关键支撑。中共的信息战是一种高度综合的作战样式，一切能够破坏和削弱敌方信息控制能力的作战行动都可以纳入信息战的范畴。中共的军事用语辞典《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信息化战争”被定义为“依托网络化信息系统，使用信息化武器装备及相应作战方法，在陆、海、空、天和网络电磁等空间及认知领域进行的以体系对抗为主要形式的战争”。“信息战”的定义比“信息化战争”更加宽泛，指敌对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文化、军事等领域，利用信息和信息技术手段争夺主导权的斗争。

中共对信息战的认知源于1991年海湾战争，美军自海湾战争到“13年战争”所展示的信息化联合作战的威力，使中共受到强烈冲击，让其看到党卫军实力的落后，由此开始研究、模仿美国的强军方略，正式着手研究以信息化为基础的联合作战，将信息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定位为体系建设的关键支撑。自2000年代起，胡锦涛体制提出了“一体化联合作战”和“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习近平上台后，在2014年正式提出构建全军网络信息体系，旨在实现以网络为中心，将探测装备、指挥系统、信息化武器等各类作战资源联为一体，以信息为主导，进行相互融合、全网共享，撑起全军体系的”信息伞”，形成全军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能力。2017年的中共19大，习近平提出“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和“全域作战能力”，以重新实施精确化、隐身化和无人化作战，夺取制信息权为核心，攻击对象也不仅包括物理对象，还包括网络和认知等无形空间。

到现在的组建信息支持部队，是中共在军事上抗美统台的重要一步，中共深信以后势必会与美国打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同时也深信美国将会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台海冲突，就把继陆、海、空及太空的第五个作战空间网络空间作为谋求以小搏大、以弱胜强的绝佳战场，以对美军实现“弯道超车”，发展适合中共的信息战理论和具体战法。

随着中共在经济上的崛起，攫取了大量社会资源应用于军事上，巨大的国家财政能力和综合国力正在迅速转化为军事力量，服务于其扩张野心。即使是近两年经济下行，但是中共投入军费不降反增，在2024年两会上公开通过的今年国防支出预算达16,655.4亿元人民币，增长7.2%，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军费支出国，军费在20年内增长近5倍。在中共眼中，社会上越是存在不稳定因素，越需要掌握军队来维稳。狂增的军费除了应用在武器的升级换代、人员支出外，终于就是在信息战的研发、应用、人员招募上。

信息战的人才培养、招募上，信息支持部队管辖信息工程大学，与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6所高校，以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等3家军工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展专项培养培训，招募优秀人才。另外，在中国最高的两大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毕业于其计算机专业的资优生，就有超过数百人服役于军队的信息战系统。

2017年美国陆军亚洲研究小组一份报告指出，指挥中共间谍、网军、电信作战等非传统作战的“战略支持部队”（信息支持部队的前身）麾下用于信息战人员有十万常规黑客、十三万监听部队。上海61398与61486部队是中国网军基地；网军61419部队则位于山东青岛。不仅娴熟电脑资讯科技技术，亦精通日语。

除军队正式编制信息战网军外，由于中共的“人民战争体系”，还有大量非军方人员受其指挥，最主要的是人民武装部构建的预备役信息战团，譬如湖北省宜昌市由电力、电视、电信等20个市政部门的技术人员组成的预备役信息战团，拥有网络战营、电子战营、情报心理战营及35个技术分队，其预备役信息战训练基地能容纳500人。由此潜伏在机关、学校或民营企业的信息战“网军”预估高达超过800万人。这些都是信息支持部队的庞大支持力量，显示了中共在信息战的恐怖动员能力，以及未来对世界的恐怖破坏能力。

中共的信息战不只是为了准备发动物理战争，还包括网络攻击、搜集情报和认知作战等无形空间。中共的网军经常针对西方的重要基础设施企业和防卫产业，以技术侦察和掌握漏洞为目标，经常实施网络侦察等低烈度网络攻击。去年6月日本政府相关网站及气象厅网站，受到疑似来自与中共政权相关网军组织的攻击；去年7月名古屋港口的集装箱管理系统受到网络攻击，导致集装箱两天无法搬运。此外，中共的网军还试图在2022年日本参议院选举中窃取情报。在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中，中共的网军发动认知作战，建立“香港解密”网站，以“乱港头目”、“黄丝老师”、“无良记者”和“乱港暴徒”等不同的分类，公开2800名香港泛民人士、示威者、记者和普通市民，包括手机号和住址等资料。而所公开资料的详细程度，不可能是在公共领域拿到的资料，只能是国家机器在操作。

今年2月16日，577份文件和聊天记录在在线开发者平台GitHub上外泄。这些文件揭示了位于上海的、效力于中共政府的安洵公司八年来侵入英国、法国和亚洲（包括台湾、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系统，并获取数据的行为。多家英国政府机构、智库、企业和慈善机构以及印度国防部、北约和英国国家犯罪局等也出现在泄露的安洵数据中。其它文件显示亚洲和欧洲的公共机构和企业已遭到其成功入侵，还有人权组织也是目标。

安洵公司为中国军方、警方和国安单位提供提供多种情报收集服务，显示了中共信息战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危害。习近平政权极力推进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把军事与经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力求既强军又兴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由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这一强有力的组织负责实施推动，推进新安全领域相关重点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在军事上积极利用民营企业研发的先进信息技术，民营企业发展窃取国家、军队不方便出面获得的国外先进技术和情报，以及进行认知作战，如散布大量虚假新闻，妨碍敌对势力的活动和选举的信息战。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字节跳动公司所拥有的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产品抖音，我们将在另外的专文剖析。

现在，中共新组建信息支持部队是实施信息战抗衡西方、武统台湾的急先锋。一切显示，极权主义中国正在成为未来世界战争的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