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声明与报告

2024年2月20日，中国大陆知名人权律师唐吉田的女儿唐正琪在日本东京病逝，年仅27岁。此时此刻，唐吉田律师仍被中共吉林延吉公安政保非法软禁和控制。

2021年4月中、下旬，唐正琪在东京突发脑结核病，很快就处于持续失意状态。唐吉田律师深知自己长期被中共非法禁止出境，多方努力，要求中共公安解除出境禁令而未果，被迫于2021年6月2日尝试出境，一如意料地，被福州机场边检部门阻拦，被告知中共北京公安以他“出境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出境。由此，自唐正琪发病至病逝的近三年期间，唐吉田始终未能见到女儿，加上发病时唐正琪已到日本留学两年，在唐正琪27年短暂生命中的最后五年，这对父女都未能见上一面，对唐吉田而言，这该是怎样的遗憾！

这个悲剧原本能稍可减轻的，尽管唐正琪持续处于失意状态，但至少唐吉田律师是能够在女儿弥留之际单方面见上女儿一面，如果他能够出境的话。

这个“如果”在正常、民主、法治国家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在这样的国家任何无违法行为的公民都享有国内、国际旅行的充分自由，任何政府部门也绝不能、绝不敢以毫无事实根据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借口限制、禁止公民出境。同样，这个“如果”在中共国这样邪恶、非正常的专制国家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以专制特有的另一种逻辑而存在，因为中共之类专制政权的本质就是强权任性、罪刑擅断、恣意妄为，对唐吉田律师这样被视为政权敌人的人，中共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限制出境，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强迫失踪，如高智晟律师，甚至可以肉体消灭，如俄国的纳瓦尔尼律师。

与唐吉田律师同一期间、同样方式被中共对待的还有第三次被投进大牢的著名人权活动家郭飞雄（杨茂东）先生。

以危害国家安全及其前身反革命之名对不驯服者进行清洗、迫害是信奉暴力的中共先天的底色和权力逻辑，这一暴力治国模式原本在中共改开之后稍有收敛，但在“八九”学运及1989年开始的苏东共产专制阵营整体崩盘之后，残存的中共固守专制、执迷暴力的神经又被彻底激活，在继续有限经改的同时越来越收紧政治控制、强化和固化一党专制，特别是最近十余年来，西方先进的宪政、法治、民主、人权理念因中国的入市而涌入并被民众普遍接受，中共自认其一党专制受到了宪政、法治、民主、人权理念的全面冲击，于是拼尽死力加以抗拒，“七不讲”、“反西方宪政和三权鼎立”、“绝不搞西方那一套”等等妖孽般的叫嚣纷纷出洞，而在司法和行政管理上则表现为大量炮制荒诞不经、贻笑天下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以及大量像唐吉田律师、郭飞雄先生这样以莫须有的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被禁止出境的案例。

危害国家安全大棒之当空乱舞，鲜明地暴露了中共政权的皇权、反人民、反民主之专制本质，暴露出中共统治的陈腐、僵死、反现代本质，暴露出中共政体不仅反中国人民，而且铁心与代表人类政治文明最高水平的整个宪政、民主世界为敌的本质。由这些本质所决定，衍生出中共反人道、反人性、以亲情为把柄对唐吉田、郭飞雄实施要挟和精神酷刑的权力流氓伎俩。

暴力和谎言是古今中外一切专制统的共性，而将暴力和谎言运用得登峰造极、无所不用其极的则非中共莫属。互联网时代，中共的谎言体系即中共的宣传体系及党媒体系已基本被解构，效用已是明日黄花，于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共只好简单粗暴、顾头不顾尾地诉诸赤裸裸的暴力，中共不仅越来越痴迷于直接的暴力，而且也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暴力带来的间接效应，即恐惧效应，或曰暴力的次生灾害。对那些被中共认定为具有民间影响力的异见人士、人权律师、网络大V、维权人士和访民，中共简单粗暴直接暴力相向，并幻想通过这些暴力演示，对更广大的底层大众产生杀一儆百的恐惧效应。对唐吉田律师和郭飞雄先生无端禁止出境，正是这种直接暴力和间接恐惧相结合的典型中共法家帝王之术。

中共企图经由这种新型法家帝王之术达成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全面恐惧效应，进而企图彻底消弭民众追求宪政和民主、反抗中共专制的动因，最终达到长期永久独裁的邪恶目的。然而，宪政、民主乃普世潮流，中国人民追求和实现宪政、民主的进程或许会比世界各国艰难、曲折许多，倒行逆施的中共或许能比苏东共产专制政权能更长地阻挡宪政、民主，但毫无疑问的，它绝不可能无限期地阻挡下去。林肯总统有言“最高明的骗子，可能在某个时刻欺骗所有的人，也可能在所有的时刻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的人”，我们则要说，即便最强横如中共这样的专制者，可能在某个时刻使所有的人恐惧，也可能在所有的时刻使某些人恐惧，但绝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刻使所有的人恐惧。就像中共的谎言体系一样，中共的暴力和恐惧体系也必将被中国人民和世界民主阵营所解构。

唐吉田律师已56岁，在传统中国这已是儿孙满堂的年纪，在今天的中国这也是含饴弄孙做祖父的年龄。然而，受制于中共暴力、铁血的计划生育国策，唐吉田律师只有唐正琪一个独生女儿。毫无疑问，冷酷、反人性的独生子女政策同样源于中共的专制本质。近些年来，失独的60后、70后父母越来越成为中共国一个严峻的社会现象，唐吉田律师、唐正琪的母亲刘风岚女士也加入了失独父母的行列，怎不令人唏嘘、涕泣和悲悯！中共之邪恶和冷血又怎能用一个“罄竹难书”来描述？

民生观察 2023年2月24日

2月4日，美职联足球队迈阿密国际与香港联赛选手队在香港大球场进行了一场表演赛，由于迈阿密国际队的世界著名球星梅西缺阵，引发成为一场令世界目瞪口呆的闹剧，让全球看到了香港的全面崩坏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疯狂。

自香港实施国安法以后，中共曾向世界承诺的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完全荡然无存，香港的法治、自由、公民社会这些过去赖以成功的基础纷纷土崩瓦解，人权状况急剧下滑，营商环境持续恶化，从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完全沦落为无足轻重黯淡无光的国际金融遗址。

中共政权的极权主义本质决定了香港的全面崩坏状况。对中共来说，曾经对世界承诺的所谓“一国两制”不过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摆脱内政外交困境的产物，为了利用香港的资金、资源与西方的技术，而做出的权宜之计。中共从一开始对香港的态度就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也就是说香港从来只是中共的利用对象，而绝不会是为了什么香港的繁荣与香港人的幸福。

在中共的极权主义崛起成为自由世界威胁的当下，在中共党魁习近平踌躇满志作出“东升西降”论的现在，香港曾有的作用与地位在中共的战略布局里已大为降低，而随着在2014、2019年香港持续的两场争取自由的民主运动兴起，香港的自由社会对中共统治的威胁已超过其对中共经济贡献，为了防止香港的民主运动对中国大陆的民众形成效仿效应，进而威胁到中共的一党专制统治，中共悍然在香港全面出击，以国安法为手段，让香港从曾经的万马奔腾变成现在的鸦雀无声。

中共对香港的强力控制对香港声誉和国际商业形象造成前所未有的损害，这座昔日享有自治、开放的国际都会正逐渐转为“中国城市”。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外资持续外流，累积流出港股已高达1.05万亿港币，新加坡取代香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而根据香港入境处统计，过去三年从香港离开却没有返回的人数高达53万，严重的是，离开的人很大比例是学历高、有专业技术的香港各行业的精英人才。在英国统治下经历一百多年港人筚路蓝缕栉风沐雨才绽放出来的东方之珠，在中共统治下仅仅20多年就衰落如此，极权主义的危害可见一斑。

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笼罩香港让其经济日渐衰退，俯首听命为虎作伥的香港各级大小奴才官僚挖空心思以“说好香港故事”为名，大张旗鼓做政治宣传宣扬太平香港是“亚洲盛事之都”，粉饰香港“由乱到治”，不断推出“你好，香港！”、“开心香港”、“夜缤纷”及“盛事经济”的表面文章以图增强香港的吸引力，却依然门庭院冷落，一个与中国大陆并无二致的石屎森林完全丧失了曾经的魅力。

在此背景下，香港奴才官僚把世界球王梅西之行视为摆脱困境的绝佳机会，迫不及待地高度政治化这场普通的商业活动。在迈阿密国际队比赛前一天的2月3日，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文汇报》发表社论《放大梅西效应壮大盛事经济》，宣称“特区政府要和各界一起，共同放大梅西效应……为香港带来更多国际关注和美誉，更加稳固香港国际盛世之都的地位”，充分显示了极权主义政体企图用定型化、程序化的“重大盛事”包装其陈腐统治的政治意图。

然而，由于赛事承办商并未与梅西签订合同，梅西因而缺阵后，引起了不明真相一心一意为球王而来的球迷的不满，同时梅西于球队赛后颁奖仪式时，绕过了香港傀儡特首李家超等港府官员的握手队伍，使急于政治化赛事脸上贴金夸耀管治成果的官僚的意图落空。已然烂到透顶成为极权看家走狗的香港官僚阶层在舆论压力下，转嫁矛盾把商业活动上纲上线操作为“辱华事件”，指责梅西不尊重香港、不尊重中国，煽动民族情绪，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以极其愚蠢的操作在公众面前上演了一场闹剧，显示了一个曾经开放、自由的香港今天之全面崩坏。

梅西事件被推波助澜炒作为“辱华事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投靠中共成为既得利益者的香港权贵的横行无耻。操作梅西之行为“香港盛事经济”粉饰太平的主要操盘手是香港足总主席霍启山，是香港红色权贵霍氏家族的核心成员，其爷爷霍英东于朝鲜战争时向中共走私军火而发家，与中共建立密切的关系。霍启山其弟弟、霍氏家族第三代的霍启刚是全国人大代表、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霍氏家族已把培养、操作霍启刚成为未来香港特首视为首要目标。

霍氏家族一直通过体育而进入香港政坛，梅西香港之行是霍氏家族“壮大盛事经济”为霍启刚积累政治资本的重要工具手段。在梅西抵达香港之前，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突然冒出无数吹鼓手，肉麻地吹拉弹唱霍启刚的“政治情怀”、“家教”、“朴素”，操作舆论为霍启刚争取政治筹码。在梅西缺阵把事情办砸了后，恼羞成怒的霍启刚为转嫁矛盾，先后在Facebook和微博发表长文批评梅西和迈阿密国际，“不能就此事作罢”，煽动民众煽动舆论裹挟民意，成为针对梅西个人网暴的最主要推手。

在官僚与权贵的双重加持下，一个只不过是买票入场观众与表演赛主办方的消费权益之争的商业活动急剧上升至“辱华”政治事件，《人民日报》旗下的民族主义标杆《环球时报》更上纲上线为“有政治动机，香港有意打造盛事经济，有外部势力故意要借此让香港难堪”，人民日报旗下杂志《环球人物》还以“梅西老板和中情局有关”为题，声称“梅西个人故意得罪香港观众和中国人的可能性不大，执行老板旨意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中国官方正式宣布取消阿根廷足球队3月份在中国的足球比赛，疯狂的中国民族主义向全世界展现了其丑陋不堪的面目。

梅西事件向公众展现了真实的香港与真实的中国。极权主义政治摧毁了真正的社会公共生活，其僵化堕落的体系必然把公共领域沦为闹剧或滑稽戏。梅西事件正是这样一出在极权主义中国、极权主义香港上演的不折不扣的滑稽戏。

2023年12月22日，中共公安部宣布2024年是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年，几乎同时，网上流出中共公安在北京多地检查行人手机的视频和图片。

网络谣言构成违法或犯罪的当然应该打击，然而漫无目的、好无违法证据时随意检查公民手机、把公民的言论自由与合法监督污蔑为违法，却完全超越了打击网络谣言的需要和范围，已经构成警权滥用和乱用，不仅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更可构成侵犯通信自由罪。

历史案例表明，打击网络谣言一定会被中共及其公安用作滥权乱法的借口。2020年1月1日，中共武汉公安借打击网络谣言之名，非法传唤、处置至今不知其姓名的八名“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者，臭名昭著、配合傅政华和孙力军炮制“709”大案的中共央视迅速跟进，连续两天滚动播出“八名传播不实信息者”的“新闻”；2020年1月3日，李文亮医生被中共武汉中南路街派出所非法传唤、恐吓、逼迫认罪。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整整三年野蛮封控期间，中共各地公安，特别市中共上海公安，假借防疫之名，肆无忌惮地大规模强闯民宅、强查手机。

2023年下半年直至临近2024年春节，中共及其各地公安对新疆模式的使用大有变本加厉之势。如2023年9月中共福州公安党保警员打死具有硕士学位的维权人士和访民叶钟，11月中共南京公安党保警员强闯资深维权人士孙林（孑木）住处，在孙林住处当场殴打孙林，当日下午孙林惨死于医院。这两起中共公安犯下的命案至今被两地中共当局包庇，无人担责，中共事实上宣告此类为所谓维稳而打死维权人士和访民的血案无需担责、打死白打。

2023年岁尾，北京资深维权人士野靖环女士多次在地铁站、公交站被中共北京公安非法拦截或检查身份证，视频显示，当野靖环女士据理力争，斥责中共警员检查身份证纯属非法和滥用警权时，明知自己违法因而心存胆怯的中共警员却恬不知耻地声称“领导的命令，你说我们怎么办？”

2024年1月30日，中共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区分局金湖路派出所三个警员非法到人权律师蔺其磊、隋牧青入住的宾馆房间，妄言要传唤蔺其磊律师，因蔺其磊律师不在，警员竟随心所欲地当即改称要传唤隋牧青律师，理由是只有中共公安才能编造出来的扰乱了不知哪个鸟单位的秩序，经隋牧青律师抗争，中共警员只得稍后拿来非法的书面传唤证，隋牧青律师称“我只好接受传唤”，中共警员得寸进尺，竟又厚颜无耻地要求隋牧青律师交出随身物品，被隋牧青律师拒绝。

隋牧青律师拒绝交出随身物品是完全正确的，但“只好接受传唤”则值得商榷，他理当像拒绝交出随身物品一样拒绝接受传唤，如果中共警员胆敢动武强制非法传唤，隋牧青律师可以、应当对中共警员实施正当防卫，即便现场不实施正当防卫，事后对中共公安非法暴力传唤的曝光效果也会更好。

原定的传唤对象不在，竟可以当场恣意地随便把另一个出现在眼前的人替补为传唤对象。此等罪刑擅断、恣意妄为、强权撒野，放眼当今世界，只有中共及其公安以及另两三个流氓政府才胆敢妄为。

几乎同时，也是这个金湖路派出的三个中警员流窜到山东晓临律师事务所对该律所主任于凯律师寻衅滋事，问律所其他律师“于凯在不在？是不是律所负责人？”并索要了于凯律师的手机号码。

同一天，中共北京公安警号032576的警员和一个保安即中共公安自称的没有法律地位、也无设置根据的辅警，非法闯入北京律师李国蓓的律师事务所，妄称“了解情况”，问律所哪年成立、是否经营等等根本不属中共公安职能的问题，被李国蓓律师质疑，警员慌不择路，竟然只得当场百度起所谓的“执法”依据，查到一个《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警员称就是这个条例，并且是他临来时分局告诉他的，警员显然也是内心虚弱，对自己的这个荒诞的“执法”没有底气，只得又手机打给分局，称李律师不配合，请示下一步行动，并让分局派人增援，电话另一端的分局沉默良久，说“撤吧”，警员如释重负，落荒而逃。

2024年1月30日，北京实习律师赵孔亮入住山东菏泽某宾馆，被当地中共公安非法破门而入、强查身份证，被野蛮加戴手铐，强押到派出所接受非法的讯问。

近日，网上又热传一位青年男子和一位妙龄女士被中共公安非法强行入室检查手机、非法暴力传唤的视频，两个视频中中共公安都猖狂叫嚣“手机发什么东西了？”

可以确信，未来不确定的时期内中共公安会更加普遍、频繁、疯狂地滥用强查手机和身份证之类暴力手段，这是中共越来越焦虑的保政权执念的内在需要。在民间难以形成对中共的暴力高压进行有组织抗争的现实下，如何反制中共公安的滥权乱法，是所有公民尤其是维权人士面临的迫切问题。

据理力争、决不配合、增加中共公安的执行成本、提升对中共反法治恶行的曝光效果，像马丁.路德.金的填满监狱运动那样，增加中共公安执行和羁押的代价和难度，消耗中共及其公安的人力、财力，无疑是一条无奈但可行的路径。当然，这必然会在短期增加公民和维权人士被羁押、主要是被行政拘留的人次，公民和维权人士短期内会比较集中地付出较高代价，但整体上和长远看，能相对有效地狙击中共及其公安的暴力恐吓，迫使中共自己正视其暴力恐吓的效应递减。

中共及其公安的强权和强盗逻辑是，眼里只有上司、权力而压根没有法律和公民权利的强权逻辑，只讲暴力、不讲道理的强盗逻辑，只讲荒谬和自欺欺人的虚假稳定之政治、不讲公民权利保障这一社会稳定的基石之党天下逻辑！

其实，中共公安警员完全有其他办法，那就是辞职不干、不再为困兽犹斗、苟延残喘的中共卖命，像无数底层草根一样自谋生路、在市场中摸爬滚打，从而一劳永逸地不再执行中共非法的命令。

然而，这一选择只是纯粹理论上、逻辑上的抽象选项，具体到中共国的现实中基本上不可能成为中共公职人员的实际选项，只有凤毛麟角的极少数公职人员才有胆量和见识主动退出中共的权力场，如2003年辞官从商的时任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2016年受上司中共恩施州委书记多次羞辱后被迫“主动”辞职的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等极少数中共官场的另类。对非法检查野靖环身份证的中共北京小警察之类还长着一颗考公、痴迷体制铁饭碗、醉心皇权官本位脑壳的绝大多数中共官员而言，除了当官、混官、欺压人民，实在就是百无一能，完全没有第二个活命的技能，哪里能奢望他们做到洁身自好、辞官不做以躲避上司随时随地可能下达的非法命令？更哪里能奢望他们能依中共公务员法“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而抵制上司的非法命令？

微观上和具体行政行为上不可能抵制上司的非法命令，与中共最高层宏观上、最高决策上不可能真正实行法治，花样翻新地玩弄“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抵制西方三权鼎立那一套”等辞藻，顽固抗拒现代法治、宪政、民主，在根本逻辑和底层政治理念上完全一致。一叶而知秋，见微而知著，通过中共街头小警察非法检查身份证的具体而微的行为，能够洞悉中共整个体制和最高层痴迷暴力、实行强权统治、蔑视人权保障的法西斯本质。底层草根小民长期善良而愚昧地误以为“上层是好的，都是基层坏”之幻觉，实在是天真烂漫得离谱！

2016年，陈全国主政新疆，全面开启暴力维稳模式，通过武警的轻型坦克和武警士兵手持冲锋枪日常化的街头巡逻，以及公安随意路上查验身份证、随意进入维族居民住所等手段，赤裸裸地展示红色暴力恐怖。这一模式因中共特有的不惜一切代价、超高投入和超高强度的暴力压制，即中共历来虚张声势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取得了表面光鲜和急功近利，却又是饮鸩止渴、后患无穷的短期维稳效果，得到好大喜功的中共最高层的认可。鉴于访民等被中共视为敌对势力的新黑五类遍布中共国各地，网络世界和民间各界及异见人士群体一直忧虑中共会将陈全国的新疆模式推向整个中共国。

事实是，陈全国开启的新疆模式不存在是否会推向全国的问题，而是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上推向全国的问题。新疆模式不过是“文革”模式的沉渣泛起，不过是把“文革”模式用于解决中共所谓的民族问题；把新疆模式归结为“文革”模式，就能够理解中共随时可以把这一模式用于解决任何问题。网络信息显示，十多年来，中共早已在各地访民汇集的北京不时使用新疆模式的部分手段，如在每年中共无聊的两会期间，以及中共五年一次的代表大会期间，中共北京公安都会在主要地铁枢纽站进站、主要地铁线路上、中共国家信访局附近、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等所谓敏感地带随意检查乘客、行人的身份证，并与各地驻京办和地方公安、截访人员联手，跟踪、抓捕、遣返访民，甚至非法、野蛮强闯访民在北京周边的租住地实施抓捕。

尽管中共一定有在全国实施新疆模式的动机，甚至存在网络和民间猜测的“沉船计划”，但中共的财力、公安警力、武警警力显然都不足以支持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法西斯化，国内、国际环境也不允许中共实行这样的全面法西斯化，在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广大地区，中共自己大概率短期内也不认为有推行新疆模式的必要。中共法西斯化的新疆模式与民间的分散抗争之间的拉锯战将会如何发展，在未来五年左右或许会有答案。

2024年1月25日晚，中国政法大学王涌教授在微博发布打油诗《禁止炒作》：
禁止炒作

听说
你禁止炒作
只因为你的兄弟被炒死很多

我困惑很久
终于破解你的暗语
你是在禁止监督
法律赠送给人民的礼物
却被你偷走

请收起你的庇护
你的兄弟在肆无忌惮地裸奔
而你却捂住
人民的嘴

请做一点正事
别再处心积虑
玩弄词儿
悄悄地涂改法律

如果法律即将死去
我将为他唱一首挽歌
那一天，只有哀乐
再也没有炒作

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王涌教授这首打油诗是对前一日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以及傀儡全国律协所谓的四方会商会议上2023年新上位的中共司法部女部长贺荣所谓“坚决整治（律师）恶意炒作等违法违规行为”之谰言的讽刺。作为官办专业法律院校的教授，公开在微博上发布这首与中共强权争锋相对的打油诗，王涌教授那一刹那显然是豁出去了，显然是对女部长的谰言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然而，意料之中的，这首打油诗很快就从王涌教授的微博上消失了，原因你懂的，王涌教授毕竟还要吃官办大学教授这碗饭，否则，今朝神彩飞扬的教授明日就可能被开除公职，沦为衣食无着的穷书生。

2024年1月24日，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傀儡全国律协首次召开所谓的工作交流会商会。会上，曾短暂担任中共司法部长的现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张军声称，法院的工作离不开广大律师的监督、支持，依法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就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尊重、保护律师参与诉讼活动的权利，畅通律师维权渠道，支持律师依法行使权利，促进律师在“抓前端，治未病”中发挥更大作用。

不同于张军的四平八稳、不疼不痒，当然也是隔靴搔痒，中共最高检察长应勇则露出法盲底色，罔顾律师业的自由职业性质以及所有行业协会的行业内部服务性而非实质的权利主体之属性，妄称律师协会与中共的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一样，都是党领导下的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尽管也冠冕堂皇地宣称最高检将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保障和促进律师依法执业。

与应勇相比，法律科班、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在职博士毕业、担任中共法官三十多年的新晋司法部女部长贺荣却宣称要强抓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坚决整治恶意炒作等违法、违规行为。尽管她也惺惺作态地宣称律师是所谓全面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要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律师职业的良好氛围，要持续推进律师执业权利保障落实，为律师依法执业创造良好条件和环境之类大而无当、不知所云、不能落实的空话、废话，尽是中共特有的“要……要……”之类虚与委蛇的套话、官话，全无“怎样要”以及“如未能要该当如何”的实话，而“要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律师职业的良好氛围”更是无聊和无耻的政治正确鬼话，“营造尊重律师职业的良好氛围”哪里是你司法部的职责？“尊重律师职业的良好氛围”又岂是你司法部一家所能“营造”起来的？在公检法遍地腐败、司法举国黑暗、司法不能独立的政治背景下，公检法和整个公权力普遍被人民唾弃、法律被中共及其公检法玩残，律师代理的案件该赢的被中共法院判输、该输的被中共法院判赢、无罪的被中共公检法乱抓乱捕乱判有罪、有罪的却又被中共公检法拒不立案和拒不定罪，律师职业又焉能独善而得到公众的尊重？试看今日中共治下，腐败已深入所有行业的所有层级，还有哪一个行业、哪一个职位，教师、医生、官员，能得到民众的尊重？

在一大通虚与委蛇的假大空之后，贺荣女部长出于其侥幸爬升其中的特权集团的政治正确本能，立即就抛出了上述“坚决整治恶意炒作等违法、违规行为”之胡言乱语。

贺荣这番中共特色的政治正确胡言乱语，其本质仍是“文革”时代的政治挂帅，仍是法律虚无主义，仍是列宁和毛太祖所喊叫的无法无天，仍是以中共的保权力、保特权的所谓政治对法律、法治的釜底抽薪式瓦解。这位有着三十多年中共法官经历和在职诉讼法学博士学位的女部长的脑瓜子，与她的已被清洗、在秦城安享残年的前二任傅政华的强权脑瓜子毫无实质差别，她和他都在律师唯一只需服从的法律之上和之外，再拼凑出一个强求律师必须无条件服从的保中共权力和特权的所谓政治。2018年，傅政华凭借“709”大案的“神功”上位中共司法部长后，立即效仿薄熙来重庆唱红歌的笨拙手法，企图靠突出中共所谓的政治来标新立异，彰显自己的“忠诚”，在本属私营行业的律师业大举强推空虚、无聊、自欺欺人的党建，提出律师行业党建工作全覆盖、全规范、全统领三年目标；2019年6月30日,傅政华在山东青岛大张旗鼓地召开全国律师行业党建工作先进典型表彰暨经验交流会，凶神恶煞般地叫嚷称，律师业从来不是什么完全市场化的，律师从来就是担负着政治任务的,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律师工作全面领导,全力实现律师业党建工作全规范等等。

这个自娱自乐的三年目标并未达成，在中共信誉彻底破产的今天也根本不可能达成，而这个目标的主人傅部长在第三年，2021年10月，已开始向秦城报道了。

贪腐、冷血的酷吏傅政华被他虚假效忠的体制清洗了，但他为实现自己爬升更高官位的野心而奉行政治挂帅的脑瓜子却被今天仍看似清廉的新上位女部长贺荣所继承。显然，无论已露馅的贪官污吏或表面貌似暂仍清廉的当权者，高举政治挂帅“文革”旗幡、在法律之上另行叠加和凌驾一个死保中共权力和特权的政治，不仅是保官、升官的法宝，而且更是契合了中共体制的皇权专制本性。 贺荣女部长誓言“坚决整治（律师的）恶意炒作等违法、违规行为”，是因为她认定所有的“恶意炒作”都是脱离了中共领导之正确轨道的异端、敌对言行，并且凡是被她认定为炒作的言论和行为无不是恶意的、根本没有善意的，并且律师对中共公检法司或任何其他官权的所有批评、揭露、控告无不都是炒作，无不都是恶意的炒作。

今天的新上位女部长贺荣是这么想的，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她的前二任傅政华同样是这么想的。何以然？王涌教授答曰“只因为你的兄弟被炒死很多”。傅政华完蛋了，可他的强权、特权、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以及迫使只应信守法律的律师必须首先屈服于中共保党救党之政治的脑瓜子却正是中共所需要的，于是新上位的贺荣女部长就顺理成章全盘复制傅前部长的僵死脑壳，或许她自己早就形成了与傅前部长一个模子的僵死脑壳。无论是已暴露的傅政华之类的贪官污吏，还是贺荣之类暂未暴露的潜在贪官，在强求民众屈服于中共的保党救党的僵死强权政治这一点上，从来就是绝对统一的，傅政华倒了，傅政华的僵死衣钵还活着。正如2012年中共政法皇帝周永康猖狂叫嚣“维稳就是保卫政权，保卫党，……保卫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和后代”，“全党在维护党的基本利益上是高度团结、高度一致的，党的各级干部可以在任何方面犯错误，决不允许在这个问题上动摇出错，”在维稳也即保政权、保党救党问题上“不要缩手缩脚，不要畏前顾后，不要怕西方说三道四，要有危机感，要有你死我活的思想意识，责任由中央来负。指望我们拱手相让政权是痴心妄想。保住枪杆子，保住政权，我们就是胜利者，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康师傅先傅政华八年走进秦城，但被中共明面上批判的周永康路线不仅仍被傅政华全盘继承，而且也被中共高层暗中认可和推广，因为康师傅对访民等草根的全面镇压深合中共保党救党的急迫需要。

既然贺荣女部长像其前二任傅政华一样抛出了“恶意炒作”的谬论，则依普世逻辑，自应存在另一种善意炒作即民众的合法监督。然而，这另一种合法炒作在贺荣女部长、在傅政华前部长、在周永康前书记、以及在整个中共那里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就是不同于普世逻辑的中共特有的非人类逻辑。在“中共整体-周永康-傅政华-贺荣”这个一以贯之的中共强权逻辑链条里，判断炒作是恶意还是善意、是炒作还是合法监督的根据，不是炒作是否客观、真实，不是人民是否有权炒作，而是炒作是否曝光了中共及其贪官污吏的丑行、恶行和罪行，是否让中共及其贪官污吏感觉打了他的脸、现了他的丑、丢了他的人，凡是让中共自感打脸、现丑、丢人的炒作统统都是恶意炒作，而所有的炒作无论恶意或善意无不必然使中共及其贪官污吏自感打脸、现丑、丢人，于是炒作就只剩下恶意炒作一种，于是当家作主的人民的正当、合法的监督和批评，即善意的炒作，也一定是恶意炒作，于是贺荣女部长就一定要像傅政华、周永康一样，彻底封锁所有的炒作。贺荣女部长的这个中共强权逻辑，完全源自1957年毛太祖的阳谋反右、把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善意批评和建议污蔑为对中共的猖狂进攻的权力意志。近七十年过去了，中共及其周永康、傅政华、贺荣这样的党官顶着的仍是那颗花岗岩般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和斯大林的脑壳，毫无长进，并且先天即被其僵死的意识形态注定着略不可能有实质长进，除非这个僵死的意识形态被彻底打破。

仅就片面、有限经改以来的四十多年而言，这个“中共整体-周永康-傅政华-贺荣”的逻辑链条还要增加邓小平这个环节，变成“中共整体-邓小平-周永康-傅政华-贺荣”链条，因为第一个强迫法律和律师屈服、听命于中共救党保党之政治的正是邓小平，是邓小平迫使代表着法律的人大委员长万里迫降上海、不对学生运动公开表态不得返京，是邓小平踢开宪法程序、悍然动用几十万大军血洗天安门广场。胡耀邦的三子胡德华对于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区别曾有精当的论述：邓小平是要救党，我父亲是要救国。毫无疑问，如果邓小平改开之初即能预见到改开必然导致宪政、民主思想涌进中国并冲击中共一党专制，预见到因吸取他自己的“文革”受害教训而开启的全面立法必然最终制约中共自身，邓小平一定既不会实行有限经改也不会大举立法，还不会公开宣称“可以当律师的，当法官的，学过法律、懂得法律，而且执法公正”的法律专业人员“起码缺一百万”。

恰如王涌教授所言，贺荣女部长根本不是要整治什么恶意炒作，而仅仅是、不过是要对律师和蒙冤公民彻底禁言，而是要虚构出一个并不存在的所谓“恶意炒作”来对律师、公民的正当、合法监督加以丑化和污名；贺荣女部长的真正目的与傅政华、周永康以及所有暂未暴露的中共贪官污吏一样，就是要掩盖中共及其所有贪官污吏的丑行、恶行和罪行，不仅掩盖反右、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文革”、“六四”大屠杀、“709大抓捕”、武汉疫情以及恐吓李文亮医生、聂树斌和呼格吉勒图冤案等等历史罪行，而且掩盖所有正在发生的新的罪行，如徐州铁链女事件、非法刁难实习律师张文鹏取得律师执业证、无耻构陷罪名以非法传唤人权律师隋牧青、野蛮而非法传唤实习律师赵孔亮并给他加带手铐、强行指派占坑法援律师并非法排挤家人自行委托的律师张庆方……，所有这些丑行、恶行、兽行、罪行所涉及的中共贪官污吏、恶吏、酷吏、鹰犬都是贺荣、傅政华、周永康的异父异母兄弟，对所有这些恶行、丑行、兽行、罪行的“恶意炒作”都是一记记响亮的耳光，打在贺荣女部长及其所属的中共权贵集团的脸上，都让贺荣女部长及其所属的中共体制倍感现丑、丢人，贺荣女部长以及中共权贵阶层怎能不恼羞成怒？

因此，贺荣女部长，休扯什么“恶意炒作”，你不过是企图把律师和公民困死在你的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囚笼中，以便尔等权贵们可以尽情地无恶不作、可以恣意地炮制冤假错案而已！你以及你所属的中共强权政治当然只会整治被你视为敌对势力的律师，而绝不会整治你们自己以打压、迫害、刁难律师和侵害律师执业权利为能事的公检法。

在这首打油诗之前，2016年，王涌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辞有以下两段对毕业生的寄语：

在法大校友中，也有一种人，在社会染缸和国家机器中，随波逐流，迅速堕落。权力在手，肆意滥用，不问法律底线，践踏人权，制造雷洋案式的悲剧，他们是公民的公敌，是母校的耻辱，是你们的对手。
如果有一天，你无力抵御沉沦，沦为鹰犬，逆行在法治的道路上，母校将会喊你回家——去“抄宪法”。

贺荣女部长是简称为“法大”的中国政大学的本科生和在职博士，何以竟胆敢把宪法确认的律师和其他所有公民的监督权利污蔑为恶意炒作？按王涌教授的评判，贺荣女部长该算法大的哪类校友？她是否该回家抄写宪法，像当年刘少奇手持宪法文本乞求红卫兵对他手下留情那样？莫非贺荣女部长因是在职读博、精力不济而读书敷衍、学艺不精，博士学位水分太大？莫非中国政法大学的简称应由“法大”改为“权大”、“党大”或“政治大”？

2024年开年，中共涉法机构，即中共自称的政法机关，接二连三地召开会议，这种花里胡哨、毫无新意和实效的会议，中共每年这个时候都要来上一遍。

先是1月13-14日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一如既往地啰嗦往年哆嗦了N遍的“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14日，中共最高公检法又同时打开分会场，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全国检察长会议、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同时召开；公安厅局长会议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并像“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李鸿忠书记那样，发明新的官场献忠警句“高站位落实党的绝对领导的制度机制”，不知这个“高站位”是如何之高、要高到何处，像林副统帅的四个伟大那样要高到无以复加吗？更称“突出政治领导，坚持从政治上建设和掌握公安机关，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检察长会议上，在武汉封控中立下“首功”的新任中共最高检察长应勇宣称要“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讲政治与讲法治有机统一”；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张军训话称“要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

最高检察长应勇格外卖力，早在召开会议之前，1月8日就在中共曾头版头条吹嘘亩产36000斤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夸张堪比李鸿忠警句的文章《一体学思践悟XXX法治思想和XXX文化思想，以高质效检察履职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声称“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检察制度自信”，叫嚣“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西方所谓‘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错误观点”，重复前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的陈词滥调，并法盲似地妄称“检察机关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政治机关”，要“旗帜鲜明……坚持讲政治与讲法治有机统一”；会议结束十天之后，1月24日，中共《检察日报》继续发文《加快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仍然妄称“要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强化检察工作现代化的政治保障，推进党的检察事业行稳致远。……要坚持讲政治与讲法治有机统一，所有检察工作都要从政治上着眼、从法治上着力”，国家和纳税人的检察机关就如此这般被应勇轻飘飘地变成了“党的检察事业”，明明一个法律和法治问题，硬生生地被应勇之辈割裂成中共的政治与人民的法律和法治这两个对立的问题，这哪里是什么“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分明只是加快检察工作的党化，分明只是检察工作的退化和皇权化。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啰嗦什么中共对政法的绝对领导，就像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样，是因为骨子里一直自视自己的权力就是受之于天的皇权，是当然地凌驾于法律之上、当然地不受法律管控和约束，即便这法律是它中共自己制定的。归根结底，年复一年地啰嗦什么党对政法的领导不过是为了对民众强行洗脑、向民众灌输中共大于法律的强盗理念，是为了掩盖党与法谁大这一根本问题。

最经典的案例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二号人物和准一号人物刘少奇的作法自毙。

1955年1月，刘少奇对时任中共最高检察长张鼎丞说“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同年7月，刘少奇再次指示向张鼎丞、时任中共北京委书记彭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梁国斌“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宪法已经规定了，逮捕和起诉都要经过检察院。如果不经过检察院批准，捕人是违法的。所以检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诉全部担负起来。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这样做也可能有错，这在党内可以讲清楚，但对外，都要由检察院出面担起来。……如果检察院不做党的挡箭牌，民主人士就会利用这点来反对党，结果可以说等于是检察院反党”，“必须告诉检察院的同志不准闹自由主义，不能因为你们闭着眼睛盖章，有了错案就说‘这个案子不是我批的，我不负责’。如果有人这样讲，就是泄露了党的机密，就是和党闹独立性。检察院要做党的挡箭牌，在党内可以讲清楚，对外，就要讲这些案子都是经过检察院批的，都由我负责。这样才对。不然，就是违犯了党的纪律，要受党纪的制裁”，“检察院必须掌握在党的手里，这个机关同公安机关一样，同样是党和人民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锐利武器，必须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必须保证检察机关在组织上绝对纯洁。”

这满嘴荒诞不经的的强盗、黑帮逻辑，就出自日后被称为含冤而死的刘少奇之口！

1955年9月19日，时任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全国21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叫嚣“公安、检察、法院都是党的工具，是党的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镇压敌人的工具，这点必须明确。但是在宪法上又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所以，关于检察院和法院在对内和对外的讲法上要分开。当然，如果有些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以法律上的规定来对抗党的领导，那就错了。凡是对这点认识上有偏差的，必须纠正。”

这种阴阳两手、明规则假仁假义和口惠而实不至、明规则背后暗藏真实专制潜规则、潜规则暗中废止明规则的强盗和黑帮逻辑，与刘少奇毫无二致。这位无端抨击司法独立的中共法盲武夫大将1966年被他所属的无法无天的中共体制逼得跳楼，侥幸未死。

1957年10月8日，彭真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在“关于政法工作问题”的第二部分中宣称“在司法行政和法院系统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一部分人想借口‘司法独立’来摆脱党特别是地方党委的领导，同党分庭抗礼。”这位彭真，因1966年的彭罗陆杨事件而在十年“文革”中被关押九年。

1958年6月，中共最高检察院党组就第四次全国检察会议致中共中央的报告称会议批判了（检察院）片面强调垂直领导，忽视党的领导或者把党的领导抽象化的错误路线，“宣称检察机关必须完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做党的驯服工具。必须听党的话，党叫做什么就坚决做什么；党不允许做的事情，就一定不要做。会议认为党的领导的问题，是检察机关最根本的问题。”

1958年6月至8月，中共召开了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批判“司法部党组所犯的严重错误”，把司法部党组全体成员6人及正司级党员干部3人共9人打成“反党集团”，会议文件认为“司法战线近几年曾犯过违反党的方针的严重的原则性错误，主要是右倾的错误，而思想受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主张审判独立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是以法抗党，是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借尸还魂。”

这次会议后，中共最高法院党组致中共中央《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称“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法院工作服从党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

看好了，党大还是法大、党对所谓政法的绝对领导，不是中共今天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其来有自，而是中共与生俱来、一以贯之的本性。

对党大还是法大这一根本问题，完全缺乏现代法治理念的中共整体上根本不想解决，甚至强横否认存在这一问题，并狡称这一问题是个伪问题，是个政治陷阱。对这一根本问题，如果说中共内部曾有屈指可数的几人如胡耀邦、赵紫阳、温家宝试图解决，却又仅因停留在肤浅的直觉层次，并不具备系统的法治理念而无力解决，并且受制于中共天然的专制本性和专制体制而根本不可能解决。而中共的御用文痞加官痞如徐显明之辈则更恬不知耻、破痈溃痤，抛出拙劣的“党在法上，也在法中，还在法下”之歪理邪说，企图愚弄缺乏深刻思考能力的普通民众。

讲政治与讲法治有机统一，如何统一呢？是万世一系地由中共红色家天下的专制、人治、党治、特权政治统一独立、公正、公开、平等的法律和法治，还是由法律和法治统一政治？中共想要的、中共公检法会议喊叫的显然是由他们的专制特权政治统一独立、公正、民主的法律和法治，而不是由法律和法治统一他们的特权政治，正如中共所喊叫的两岸统一是由它的一党专制统一民主的台湾、而不是由台湾的民主来统一它的专制。时至二十一世纪，中共仍然企图把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把政治与法律和法治对立起来，仍然企图永久实行不受法律制约的专制皇权政治，何以如此？无他，固守中共核心红色家族的特权私利耳！

当今，普世价值之下的政治只应是法律、法治、民主、选举的政治，即民主的、人民的政治，只有这样的政治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如台湾的政治。其他任何形式的政治，无论外观如何花里胡哨、乱花迷眼、粉饰涂抹，统统都是非法的。

任凭中共及其御用文人扯的天花乱坠，政治或曰中共党与法律谁大这一根本问题都是绕不过去的。这一根本问题可以具体化为中共党章与宪法、法律谁大，中共党委、常委会、政治局与（全国）人大、政府谁大，书记与人大主任（委员长）或总理及省市县长谁大，中共党校与教育局、教育部谁大等等问题，可以具体化为唐山马树山事件、周强非法干预千亿矿案、七不讲、反宪政逆流、疫情封控算政治账、清华中共党委办公室与校长办公室宁汉合流为党政办、1980年代曾短暂高喊的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悄悄熄火、无解的访民诉求及冤假错案之怪现状……

透过这个根本问题，人们分明看到了一幅高清的明末和清末景象。这是一幅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其中有万千无助、无奈的小民，有无数悲苦的访民，这幅景象一定会来，届时草根大众将要经历何等的阵痛啊！

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开的，并非蓬佩奥等美国政治人物，而是中共自己。年关又至，中共信访局门前依旧人头攒动。带着欺骗面具的信访局及其专司截访的中共驻京办同伙，更有凶恶的公安党保，就是冰冷的中共及其政治，而访民们凄惶迷离的泪眼十数年如一日图自期盼却不可得的，就是被中共及其政治踩在脚下的法律和法治。

2023年12月22日，被投放铊毒的原清华大学女生朱令含恨而逝，年仅50岁。

朱令本名朱令令，因省去一个“令”字更上口而被昵称为朱令。

在近三十年的时段内，特别是2000年互联网普及后的二十三年，朱令案多次被传统媒体和网络空间重新提起，所以如此，是因为该案至今仍悬而未决，因为朱令悲催而令人同情的命运，因为该案发生在清华大学这样在中国数一数二的名校，因为该案采用的铊投毒的专业、隐蔽而阴险的作案方式，因为该案在侦查以及朱令在协和医院治疗过程中存在的多个诡异环节。

第一个诡异：报案后竟不封锁和保护现场

1994年10月，朱令的眼睛两次突发暂时性失明及持续数日的视力模糊，先后在清华大学校医院及清华大学指定的北医三院接受眼科检查，但未能查出病因。1994年11月24日起，朱令开始出现中毒症状：先是腹疼，吃不下饭，12月8日头发开始脱落，几天内掉光。

1995年3月，朱令第二次住院治疗，入住中国医院排名第一的著名北京协和医院，其父母得知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的陈震阳教授可做铊中毒鉴定，在协和医院一位良心医生的暗中帮助下，取得朱令的尿液、脑脊液、血液、指甲和头发，于1995年4月28日请陈震阳教授检验。检验显示“所有标本中均有很高的含铊量，高于健康人千百倍”，尿铊275ug/L，血铊31ug/L，毛发含铊531ug/kg，指甲含铊22,824ug/kg，脑脊液263ug/L，确诊朱令是铊中毒。当天，陈震阳教授出具检验报告，认为朱令为两次铊中毒，第二次中毒是致死的大剂量，判定是有人蓄意投毒，同时建议服用普鲁士蓝解毒。

必须指出的是，傲慢的北京协和医院自身不具备进行铊检测的能力，却又多次主观、武断地排除朱令铊中毒的可能，而由于朱令正在协和医院住院，朱令父母无法通过公开、正常的途径取得朱令的上述标本，若非协和医院那位良心医生的帮助，朱令病因的确诊仍将继续被协和医院贻误。

1995年4月28日当晚，朱令父母及朱令在清华大学工作的舅妈立即向清华大学时任化学系副系主任、主管学生工作的薛芳渝教授提出报案的要求，薛芳渝当即请示时任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贺美英和校长王大中，之后薛芳渝立即电话向清华大学保卫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派出所副所长报案，保卫部部长兼派出所副所长虽答应报案却很推诿；次日早晨，朱令的舅妈又与薛芳渝教授联系，要求立即迁出同宿舍的其他学生以保护现场，查封朱令在宿舍的物品，以备进一步化验之用，薛芳渝却声称迁出宿舍其他学生有困难。一个堂堂清华大学的化学教授，竟是如此的毫无现场保护意识！薛芳渝尽管并非专业刑侦人员，然而经朱令舅妈提醒之后，作为清华的教授，竟依然低劣到缺乏一般市井都具备的常识之境地，腐儒书生之气以及视学生利益为儿戏的低劣师德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并未在4月28日当晚或29日向中共公安报案，而是迟至一周之后的1995年5月5日才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如此的懈怠嬉戏，如此的漠视学生的生家性命，这就是中共国数一数二的高校！就是这般拙劣的所谓中国名校至今仍每年让无数天才中国学生趋之若鹜！这样的拙劣名校，读它干鸟甚！

1995年4月28日是星期五，29日是星期六、30日是星期日。当时中共国正值大周末休息两天、小周末休息一天制度即将终止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从5月1日开始将实行双休日制；而无论4月的最后一周是最后一个大周末还是最后一个小周末，无论4月29日这个4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是否工作，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不仅没在4月28日、周五当晚立即向中共北京市公安局报案，而且也没在29日报案；随后又是“五一”假期，所以直到5月5日、五月的第一个周五，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才向中共北京公安报案！

报案这种十万火急、必须争分夺秒与罪犯争抢时间的事情，必须要等到工作日的白天吗？夜间不能报案吗？节假日的白天或夜间不能报案吗？依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的这一混账逻辑，莫非发生命案也必须等到工作日的白天才能报案吗？

清华大学，你实在可耻之极！你枉为中国名校！就你这奔拙的管理水平和对学生毫无责任心的低劣职业道德，焉敢觊觎世界名校宝座？焉敢狂妄叫嚣已经建成世界名校？

就在这被清华大学化学系和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懈怠嬉戏而贻误的一周内，朱令宿舍发生一起离奇的“盗窃”安，朱令的隐形眼镜小盒、口红、洗发液、浴液和水杯等私人用品丢失，并且只有朱令一人的物品失窃！入室、室内“盗窃”这些毫无经济价值的私人用品，分明是毁损证据，哪里是什么盗窃！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化学系、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必须对其懈怠嬉戏而导致的现场被破坏、物证丧失、朱令案未能及时侦破而承担责任！必须承担朱令的全部医疗费用！必须对朱令本人及其父母给予上不封顶的精神损害赔偿！

直到1997年6月26日，清华大学时任中共党委副书记张再兴约见朱令父母时仍厚颜无耻地狡赖，妄称什么学校的有毒物品管理是按规定进行的，学校事发后及时报案，凡是公安局要求的都做了，朱令宿舍被盗不能简单说谁有责任。

清华大学，你TM的像你的主子中共一样的无耻！朱令案最大嫌疑人孙维的的哥哥、非清华学生能够大摇大摆地进出孙维所在的实验室取走有毒物品，这是按规定进行？保卫部部长兼派出所副所长态度推诿，白白贻误一周的报案时间，是及时报案？尔清华大学保卫部同时也是中共的公安派出所，也是中共的基层公安机构，却不及时查封现场、保全物证，这是公安局要求的都做了？朱令宿舍被盗不能简单说谁有责任，那就复杂地说，你清华大学及清华大学化学系、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有责任吗？

真你TM的扯！

1998年12月，朱令的母亲朱明新为朱令办理退学手续时，发现朱令的相机、蜂蜜、咖啡等物遗失，而中共北京公安早在1995年就将这些物品封箱后存放在清华大学化学系办公室，并给朱家一份物品清单。朱令父母质疑：两次失窃丢的都是朱令的生活用品，有人要掩盖什么？贵重的相机在1995年“五一”期间的第一次室内“盗窃”并未被盗，还不能证明第一次“盗窃”并非盗窃、而是毁灭证据，还不能证明第一次“盗窃”罪犯正是投毒罪犯吗？还不能充分证明无论是窃贼还是投毒罪犯都是彻底熟悉朱令的身边人、内部人、同宿舍人吗？

第二个诡异：协和医院的误诊和清华大学的管理混乱

协和医院的懈怠嬉戏和玩忽职守

1995年3月9日，朱令父母带朱令到协和医院神经内科请李舜伟教授诊断，李舜伟教授明确告诉朱令的母亲朱明新“太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李舜伟教授在当天的病历中记录朱令的病情“神清语利，明显脱发，四肢不能被人触碰，指尖和足底红，不肿，温度较高，指尖和膝以下触刺觉减退，膝反射对称，踝反射低。高度怀疑轻金属类中毒，如铊铍等，清劳卫所张寿林所长、丁茂柏等教授会诊。”入住协和医院时，朱令“两手指甲有明显的Mees纹，被怀疑有铊中毒的可能”。为了进一步明确诊断，李舜伟教授当即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研究所张寿林教授联系，请其为朱令诊断。当天，朱明新陪同朱令到张寿林处检查，张寿林教授怀疑朱令是急性铊或砷中毒，但是该所也不具备进行铊或砷检测的能力。由于朱令及其父母和清华大学否认患者有铊盐接触史]，并且协和医院同样也不具备进行铊或砷检测的能力，协和医院也就顺水推舟一直没有设法委托外单位进行铊中毒检测，朱令铊中毒确诊的黄金时机就这么在中国医学水准第一的协和医院相关人员的轻慢和嬉戏中白白错过！无论就医学水准还是职业道德而言，协和医院此等轻率嬉戏、漫不经心都是不能原谅、不能饶恕和绝不应发生的，特别是在协和医院自己的首诊专家李舜伟教授已经明确怀疑朱令病情与19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高度相似之情形下！

1995年3月15日，朱令住进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经各种治疗均无效果，病情继续发展，3月20日陷入昏迷；4月3日，神经内科大会诊，专家来自协和医院、中共军队301医院、北京医院、博爱医院（1988年成立，隶属中国残联）等多家顶级医院，但因其他各家医院的专家已得知协和医院排除了铊中毒，故均未再考虑铊中毒之可能，致使这次汇集多家顶级医院顶级专家的会诊徒自流于形式，再次错失确诊铊中毒的机会，朱令陷入长达五个月的昏迷状态，直到8月31日苏醒。

离奇的是，这次会诊中未见到1995年3月9日首次明确怀疑铊中毒的李舜伟教授的意见，或者说李舜伟教授的首诊意见根本没有得到起码的重视，或者说李舜伟教授自己未再坚持自己的首诊判断！这是以协和医院为首要责任人的专家们的严重失职失责！朱令及其父母的运气也实在是出奇的差！呜呼，命运竟是如此的捉弄人！

在这段住院期间，协和医院对朱令进行艾滋病病毒、腰椎穿刺、核磁共振、免疫系统、化学物质中毒、抗核抗体、核抗原抗体、莱姆病、尿砷等多项检测，但除了莱姆病以外，其它项目的化验结果皆为阴性，唯独没有设法委托有能力进行铊检测的其他单位进行铊检测！而在未进行铊检测的情形下，协和医院居然明确告知朱令父母可以“排除铊中毒”，完全无视其自己的首诊专家李舜伟教授高度怀疑铊中毒的最初判断！

协和医院，你搞什么名堂？你这不是轻慢嬉戏、玩忽职守、草菅人命，还能是什么？你一家中国最牛的医院和医学机构，何以竟像中的官僚机构希望，如此的嬉戏、携带、轻率和漫不经心？

1995年4月10日，朱令的高中同学贝志城、蔡全清等人以求救电子邮件的形式将朱令的所有病情资料通过北京大学的互联网发往Usenet的sci.med及其他有关新闻组和Bitnet。

由于当时中国的互联网运用刚刚起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中国留学生李新博士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医生约翰·W·奥尔迪斯博士（Dr. JohnW Aldis）一起帮助创建UCLA朱令铊中毒远程诊断网。UCLA医学院服务器上备份的朱令诊断治疗日志记载，在4月10日贝志城等人发出电子邮件的当天，就有医生回复诊断为铊中毒。美国神经外科医生芬克博士认为重金属中毒的可能性很大。然而，傲慢、轻慢嬉戏的协和医院当时竟公然撒谎，回复谎称已经做过所有的重金属中毒检测；然而，随着进一步的沟通，美国医生们发现协和医院仅仅对朱令做过金属砷的检测！越来越多的医学专家认为铊中毒不可排除，认为协和医院必须尽快做关于金属铊的筛查。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的医生在回信中指出“疑似铊中毒，……根据头发脱落、胃肠道问题和神经问题等症状几乎可以确诊”是铊中毒。芬克博士回忆，随着朱令病情的恶化，为了尽快明确诊断，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催促协和医院做铊中毒的筛查；当时除了动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人脉，直接传真相关的学术文章给协和医院，奥尔迪斯博士还和协和医院的旧友们亲自沟通。

在贝志城和蔡全清等在发出求救电子邮件后的18天里，有84位国际医学专家提出“铊中毒”的诊断，一说约30％的回复认为这是典型的铊中毒现象。

1995年4月18日，贝志城拿着翻译好的电子邮件来到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区门口给医生参考，但协和医院的医生并未对他积极回应，很少有医生参看，更未采纳电子邮件中的铊中毒判断和建议的铊检测办法，使得当时极其难得的网上国际远程诊断的结果无法及时发挥作用，第三次错失及早确诊铊中毒的良机。

令人愤慨的是，当朱令父母请求医生考虑电子邮件提出的意见时，协和医生继续傲慢无礼地声称“我们有能力查阅国际医学数据库。”贝志诚对协和医院医生的傲慢无礼一直仍愤愤不平，2005年他在网上与第一嫌疑人孙维激辩时说是“协和当年的ICU主任（本文作者注：当为陈德昌，也可能是刘大为），……拒绝进行进一步的重金属中毒检查，甚至在发现协和误诊之后，毫无内疚之感，居然在医院会议上说‘这件事是西方反华势力企图利用此事搞臭中国医疗界’”。

协和医院，协和医院ICU主任陈德昌或刘大为，真你TM的扯淡！

美国驻华使馆医生奥尔迪斯博士对当时海外医生和协和医院之间交流渠道的狭窄以及因此导致有关朱令诊疗的信息和建议不被协和医院及时采纳感到十分遗憾。

正是由于互联网上国际良心医生的较为一致和确定的铊中毒结论，这才有了朱令父母在一位协和医生的暗中帮助下，求助于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的陈震阳教授，最终确诊了朱令的铊中毒。然而，由于一再贻误最佳治疗时机，朱令的厄运已无法挽回！

1998年8月《中华医学杂志》第78卷第8期发表北京协和医院黄觉斌、魏镜、李舜伟、刘大为、杜斌、陈德昌六人的论文《铊中毒五例临床分析》，对自1961年至1995年收治的5例铊中毒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朱令就是该5例患者中的“例1”，例2～5都没有使用特效药普鲁士蓝，而是“以二巯丙醇（BAL）、硫代硫酸钠、Mithiolium等络合剂治疗为主”，整体上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该论文表明，如非协和医院至少三次武断、轻率态度排除铊中毒，朱令完全能够治愈！而在朱令之前已有五例铊中毒病例的基础上，协和医院居然屡次三番武断地排除铊中毒，致使朱令的病情不可逆转，实在是罪无可赦！

该论文前三位作者是当时协和医院神经科医生，后三位作者是当时ICU科医生。

朱令去世后，从2000年初到朱令去世前几个月曾参与朱令治疗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医师陈志刚教授发文哀悼，明确指出朱令“因诊断的延误而失去了宝贵的救治时间”，实际对协和医院在朱令诊治上的懈怠嬉戏和玩忽职守提出了明确批评，陈志刚教授又称“铊作为国家管控物品普通人一般很难有渠道获取和接触”，间接对清华大学在铊管理上的重大玩忽职守导致朱令悲剧予以批评，实际也间接批评了中共公安侦查方向的人为偏差和侦查不力。

协和医院至今未能向朱令父母和律师提供朱令病历

清华大学的重大玩忽职守和故意掩盖

朱令铊中毒确诊后，清华大学校方尤其是化学系拒不认错和反省，反倒一直铁嘴钢牙，宣称清华大学的化学有毒物品管理十分严格，本科生不可能接触铊盐。

至1997年，清华大学被迫改变此前一直坚称的上述说辞，转而承认与朱令同宿舍的孙维因参与老师课题能接触到铊，但1997年4月28日，清华大学总务处杜姓处长与其他部门头目共同会见朱令父母时仍拒不认错，无耻狡称清华大学对化学药品管理很好。2006年，朱令所在的原物化2班的一位同学回忆此事时说“至少在朱令病因确诊后，化学系不应该隐瞒分析中心有铊的事实。”

1997年4月，为摆脱自己的嫌疑，反驳清华大学对警方所称其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盐的学生，第一嫌疑人孙维让其哥哥（并非清华大学学生）多次独自赴化学系实验楼，拍摄他随意拿取桌上的有毒试剂进出实验楼而无人制止的过程。1997年5月5日，孙维到清华大学党委办公室，将该录像放给党委办公室人员观看，并称“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由学校自己向公安反映真实情况，说明我真的不是唯一能够接触到铊的学生。”1997年5月6日清晨，清华大学各实验室突然进行大规模整改，停止工作，将全部药品严格分类管理，有毒试剂上锁保管。

然而，1997年6月26日，清华大学中共党委副书记张再兴约见朱令父母时仍无耻狡称学校毒品管理是依规进行的。

孙维这个类似模拟侦查实验的自拍录像的确能够证明清华大学实验室尤其是有毒物品管理的混乱，但并不排除孙维自己的铊投毒嫌疑，反而加重她的嫌疑，反而更加证明实验室的铊被私自取走并用于投毒一定有内部人参与、是内部人所为。因为，无论清华大学实验室和有毒物品管理是多么混乱，也只是对内部人的混乱，也是只有内部人才知悉和可以利用的混乱，不是专业的内部人或至少有专业的内部人参与，外部人不可能知悉并利用这种混乱，更不可能熟知铊的毒性，不可能产生进行铊投毒的犯罪意图。总之，对朱令实施铊投毒的犯罪人一定是、只能是与朱令熟识并且有机会投毒的专业人员即特殊犯罪主体，而不可能是无关、陌生、非专业的一般犯罪主体。

1997年7月28日，中共国家教委办公厅下发教备厅〔1997〕13号文件《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学校实验室化学危险品管理工作的通知》，对清华大学铊盐管理混乱问题进行定性：“1995年5月、1997年5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事实上确认了清华大学及其化学系因对铊盐管理混乱而致朱令被投铊毒的重大过错，也否认了清华大学时任中共党委副书记张再兴等清华校方所称学校毒品管理是依规进行的之无耻狡赖。

第三个诡异：中共敷衍塞责的侦查

2013年5月7日，在无锡电视台经济频道的《观点制胜》节目中，朱令父亲吴承之先生首次公开指控孙维是最大嫌疑人。吴承之说1997年4月初，已退休的原北京市公安局科研处处长王补曾专门面见他们夫妇，提醒他们作案人应具备的条件：一、在1995年2月20日至3月3日间，能够接触到朱令的饮食起居；二、熟知朱令活动规律，生活习惯，掌握投毒的时机和场合；三、懂得铊盐毒性、毒理；四、可接触到铊盐；五、有作案动机；六、有异常表现。王补推断，“嫌疑人的范围是很小的”，并根据清华大学女生宿舍的严格管理，进一步推断“朱令身边就有凶手”。

吴承之在节目中称，孙维是最大嫌疑人。他认为主要有三点根据：第一，当年清华大学曾经向他证实孙维是校内唯一有机会接触铊的学生；第二，检验结果表明，朱令先后2次铊中毒，而第二次中毒地点就在宿舍内；第三，他们向警方报案后没几天，朱令的宿舍就发生一起离奇的“盗窃”案，唯一丢失的就是朱令曾经用过的一些洗漱用品，这是在销毁投毒证据。几天之后，这期《观点制胜》的视频在国内网站上被删除。

1995年5月5日，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在坐失整整一周搜集证据、破获铊投毒案的黄金时段之后，向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即十四处）报案，7日市公安局（十四处）立案，之后直至1997年4月2日十四处才以“简单了解情况，只是换个地方”为由将孙维从实验室带走讯问，整整两年期间侦破工作似乎毫无实质进展。考虑到朱令所在的清华92级物化专业学生即将毕业离校、人证更将难获得，朱令父母分别在1997年3月25日和5月20日给时任北京公安局局长张良基和中共国家领导人写信要求破案，而1997年4月2日十四处将孙维带走讯问显然是朱令父母1997年3月25日致信张良基的结果，而十四处这次在朱令父母催促之下对孙维的传唤本身也反证了北京警方在朱令案上长达两年的玩忽职守、消极不作为，这次对孙维的传唤不过是一场敷衍塞责、应付差事的作秀。这次讯问是中共北京公安对孙维的唯一一次讯问，孙维是否供认是其投毒外界不得而知，尽管有传言称孙维已经供认。

而让朱令父母—当然也让所有正常智力者—大为怀疑的是，朱令父母致信张良基和中共国家领导人之事居然被外泄，第一嫌疑人孙维及其家人居然一清二楚！于是孙维家人也于1998年1月致信中共高层头目，尽管此时孙维以及清华化学系92级物化专业已经毕业离校。朱令父亲吴承之质疑：“我们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上书’的具体时间，孙维是如何得知的？这让我觉得她的‘背景’非同一般。”后来中共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狡称一直依法办案、未受干预，实属自欺欺人！

1995年底，时任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就告知朱令父母“有对象”即有明确的嫌疑人，“上面批准后，开始短兵相接，只剩一层窗户纸”；然而，1996年2月，十四处头目对朱令父母表示案件难度很大，仍在努力之中；1997年2月，清华大学化学系薛芳渝教授告知朱令家人，校方将配合警方作一次有效的侦破行动，但却一直没有下文。

朱令母亲朱明新1997年11月18日发表在UCLA朱令铊中毒远程诊断网上的一封英文信称“警方迄今一直怀疑身为朱令同宿舍兼同班同学的一位女生是真凶，但他们说……过硬证据尚属缺乏，比如指纹之类的东西，因为犯罪嫌疑人趁中毒的临床报告出来得太迟，破坏朱令宿舍的物品。尽管如此，警方仍表示不会放弃并有自信在公开的法庭上给嫌疑人定罪。”

1998年8月25日，朱令被投铊毒一案被中共北京公安无果结案，北京公安未向社会公告这一广受关注的离奇案件结案的消息。

2006年，已经退休的原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向媒体表示“这件事是市公安局十四处刑警队李树森主办的”，而李树森同年则对媒体称“这件事在调查工作中已有一定结论，从个人来讲，我不愿意回答；从公安民警的纪律来说，我不宜发表意见。领导要求我怎么向媒体说一些事情，我只有照办”，并称“这件事情很敏感”，由于公安机关内部纪律的要求，不能回答记者的问题。

2007年9月17日，中共公安部公办查〔2007〕040014号《关于政协十届五次会议陈章立委员来信反映问题调查情况的复函》称，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已于1998年8月25日结办此案，并妥善答复当事人家属。该复函还详细说明该案的许多内情，首次披露当年“朱令令的家长多次致信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中共公安部该复函并未向社会公布，直到2013年4月20日才由《新京报》披露部分情况，而2013年朱令父亲表示公安并未告知他们朱令案已结案即终止侦查，因此中共公安部该复函的妥善答复当事人家属之说根本回避案件侦破的实质内容，纯属无病呻吟、装腔作势、隔靴搔痒的官样文章！

网传“‘由于事发两个月后才报案，直接证据已被灭失，案件继续侦查难度大’，经中央领导批示，北京市公安局于1998年8月25日结案”之说，大概也是出自中共公安部的该复函。而所谓“事发两个月后才报案，直接证据已被灭失，案件继续侦查难度大”，则纯属无耻地推卸责任，企图掩盖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恶意延误长达一周才报案、拒不及时严格保护现场之重大过错，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十四处）玩忽职守、消极怠工和低劣而非专业的侦查过错。

2013年5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通过其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发布长微博，回应公众对朱令案的质疑，称北京市公安局“组成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根据朱令令的日常活动情况，深入调查走访了130余名相关人员，并对北京市经营、使用铊盐的全部100余家单位开展工作。因从朱令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专案组始终坚持依法公正办案，未受到任何干扰”，“确有一些案件受侦办条件限制，碍于证据灭失等客观因素，最终无法侦破。对此，也希望社会公众能够理性客观看待，尊重侦查工作规律，理解支持公安机关依法办案。”

这个回应貌似客观、理性，实则竭力掩盖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清华大学派出所恶意拖延一周才报案、导致朱令宿舍现场被“盗”并且仅以朱令个人物品为“盗窃”对象、坐失获取原始物证绝佳时机之重大玩忽职守行径，同时也逃避提及是否以及如何对1995年“五一”期间朱令存放于宿舍的个人物品被“盗”这一起独立的案中案进行侦查这一关键环节！这一节外生枝的诡异“盗窃”案中案显系为了破坏、毁灭对朱令投放铊毒的原始物证，侦破这起“盗窃”案完全等同于侦破了对朱令的铊投毒案，即使狡辩铊投毒行为距案发即朱令发病时间太久，那北京公安为何不趁热打铁侦破这起新近发生的蹊跷“盗窃”案？更况，朱令被盗个人物品并无经济价值，这起貌似“盗窃”的案件根本就不是盗窃，而根本就是毁灭铊投毒物证！北京市公安局在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清华大学派出所玩忽职守、延迟一周才报案之后继续玩忽职守、拒不查获这起诡异的貌似“盗窃”实为毁灭罪证的案件！清华大学保卫部与清华大学派出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保卫部既是清华大学的内设机构，同时也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基层派出所，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清华大学派出所玩忽职守的过错和行径同时也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过错和行径！

至于所谓“朱令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更是无耻而别有用心地误导公众！多数刑事案件都是发生很久后才被发现和立案，岂止是朱令案一案如此？在中共公安广泛非法假设监控设施之前，所有的刑事案件都一律存在不被事前监控的问题，岂止是朱令案一案如此？难道将近半年前发生的刑事案件就理所当然地可以不侦破？难道没有事前监控视频，刑事案件就可以天经地义地不予侦破？更况，立案之际，陈震阳教授的检测报告已确凿地证明朱令至少被两次投毒，即便朱令第一次被投毒、第一次发生中毒症状并住院是报案时的近半年前即1994年10月，第二次被投毒和发病则仅仅是报案时的两个月前即1995年2月27日的发病日及稍早但日期不确定的投毒日。中共北京公安这个微博回应为了掩盖自己懈怠嬉戏、玩忽职守、拒不及时保护宿舍现场而致罪证被盗和毁灭、拒不查获旨在毁灭罪证的宿舍“盗窃”的重大渎职行径，蓄意且恶意地把两次投毒的不同时间混为一谈，笼统地狡称什么“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企图掩盖朱令第二次出现中毒症状和住院距报案仅仅两个月的事实，实在是煞费苦心、阴险而卑劣！

北京市公安局该微博声称组成了朱令案专案组，而2006年已退休的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却称朱令案“是市公安局十四处刑警队李树森主办的”，而李树森同一年则对媒体称朱令案“在调查工作中已有一定结论”，但其个人却又“不愿意回答”，并称“这件事情”即朱令案“很敏感”。

按中共公安的职能分工，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即文化保卫处是内部保卫部门，并非专门的刑事侦查部门。微博回应所称专案组到底是由十四处内设的刑警队及其警员李树森为主组成，还是由北京市公安局专门的刑事案件侦查处即刑警总队为主、由十四处内设的刑警队及其警员李树森为辅组成？显而易见，十四处及其内设刑警队这样的内保部门刑事侦查能力很低，甚至不具备刑事侦查能力，而按清华大学派出所时任所长李慕成的陈述，朱令被投铊毒这等重大刑事案件却被交由非专业的十四处而非专业的刑事侦查处即刑警总队侦办。北京市公安局，你这是什么神操作？你这到底是想破案还是压根不想破案？

朱令作为在校学生，人际交往十分单纯，朱令被投铊毒，分明是身边熟人作案，所谓的专案组不集中力量对朱令身边人员重点进行侦查，却大动干戈、漫天撒网，“对北京市经营、使用铊盐的全部100余家单位开展工作”，看似认真投入，实则全无重点、毫无效率、偏离侦查主线，不仅徒劳无功，更加故意给第一嫌疑人孙维加强心理防范、从容应对两年后才姗姗来迟的审讯预留时机、大开便利！北京市公安局，你这又是什么神操作？你这到底是想破案还是压根不想破案？

北京市公安局，你扯什么“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扯什么“办案人员尽最大努力”，扯什么“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你连朱令宿舍这个第一现场都不及时查封、勘查，分明就是放任、听任“犯罪痕迹物证……灭失”，分明就是任由投毒人精准“盗窃”留有铊毒痕迹的朱令个人物品！尔等如此神操作，“犯罪痕迹物证”当然要灭失！你对旨在毁灭痕迹、物证的精准“盗窃”朱令个人物品这一故意横生枝节的案中案拒不及时侦破，你还扯什么“办案人员尽最大努力”？你的“最大努力”之力为何不用在及时查封宿舍现场、及时侦破毁灭证据的“盗窃”案件这个刀刃上？

最要害部的是，你为何不在第一时间、在孙维尚无充分准备的情形下突击审讯、询问孙维及另两位同室女生？及时的审讯、询问，结合各种审讯、询问技巧和手段，加上囚徒困境下不到20岁的女生较为脆弱的心理，原本完全能够获得可信的言词证据！

朱令一案的侦破，非不能也，实不为也！非不能也，实乃玩忽职守、懈怠嬉戏、坐失机会也！可以确信，仅凭孙维当时刚由北京市副市长转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堂伯父孙孚凌就足以干预、干扰朱令案！

毫无疑问，即便孙维不是清华大学及其化学系唯一能够接触铊盐的人，她也是最有机会、最有动机对朱令投放铊毒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刑诉法教授陈卫东表示，朱令令案与复旦大学投毒案不同，复旦大学投毒案从行为到案发时间较短，嫌疑人很快就到案并且供认。

陈卫东教授认为朱令案投毒时间距案发时间较长、且第一嫌疑人孙维拒不供认因而难以侦破，而复旦投毒时间距案发时间较短、嫌疑人很快到案并供认因而很容易就被侦破，这一类比虽有些许逻辑合理性，但同样有意回避中共公北京安局和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懈怠嬉戏、玩忽职守、拒不及时查封、勘查宿舍现场而致罪证被投毒人毁灭，以及拒不及时侦破所谓入室、室内“盗窃”案，坐失破案良机之基本事实。事实证明，并非投毒时间距案发时间较长而导致朱令案未被侦破，投毒时间距案发时间较绝非朱令案不能侦破的充分、必要原因，而是中共公北京安局和清华大学保卫部暨派出所懈怠嬉戏、玩忽职守才导致导致朱令案未被侦破，才是朱令案至今不能侦破的充分、必要原因！

陈卫东教授又称，在嫌疑人不承认、定罪证据又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警方不能限制孙维的人身自由，并以张高平、张辉叔侄案和佘祥林案进行类比。然而，陈教授的这一类比除了继续帮助中共北京公安掩盖懈怠嬉戏、玩忽职守、拒不作为而致罪证灭失外，更是机械和迂腐地解释疑罪从无原则，完全无视朱令案投毒人身份的特殊性、专业性与张高平、张辉叔侄案和佘祥林案中犯罪人身份的非特殊性、非专业性的本质差别，朱令案的犯罪主体一定是特殊主体，即便朱令的水杯、隐形眼镜护理液等直接证据已被投毒人毁灭，第二次投毒能够确定是宿舍内投毒能之事实——1998年8月25日结案当天北京市公安局约见朱令父母时也确认朱令是在学校内中毒——也足以确凿地证明投毒人是朱令宿舍内的特殊主体，而张高平、张辉叔侄案和佘祥林案的犯罪人则可以是任何不特定的个人，不是特殊主体，而是一般主体，疑罪从无原则的适用在朱令案与在张高平、张辉叔侄案和佘祥林案中完全不同！现有的间接证据基本足以认定孙维就是投毒人，如果在第一时间对孙维同宿舍另二女生进行突击审讯、询问，更能突破言词证据难关，更能确凿无疑地侦破朱令案！

第四个诡异：为什么投毒？何种仇恨竟至要下此毒手？

2013年9月26日，有网友在微博发布“一封奇怪的来信”，直指朱令铊中毒案是朱令室友集体投毒。这封信的由来是，当年6月底，朱令家人收到一封写自美国洛杉矶、寄自拉斯维加斯的信件，落款时间是5月31日，寄出日期是6月4日。这个署名为“冬冬”的写信人在信中称，当年是因为朱令每天排练到深夜才回宿舍，严重影响到了其他人的休息，长达两年且毫无改变之意，同宿舍的人都处于半崩溃状态，忍无可忍，只想将她逐出宿舍，于是集体下药想要让她生病留级，至于后来将她毒残，纯属剂量出现意外所致，并称朱令做人失败。朱令父母聘请的李春光律师亦在微博晒出此信的信封照片，这封信的真实性可以确认。

如果信中内容属实，写信人“冬冬”当是朱令92级物化专业赴美留学的同学。即便朱令确因排练太晚而影响同舍同学休息，难道这个问题没有其他办法解决，如向班主任或主管学生工作的化学系副主任薛芳渝教授反映、要求解决，而竟至于必须采取投放铊毒这种专业而阴毒的手段？影响休息的仇恨竟如此之大吗？

第五：必须立即重启侦查

陈卫东教授除了发表前述两个机械、迂腐的书生之见外，还提出了对朱令案重启侦查的建议，这个建议则是完全可行的。

有细心的医学专业网友检索出美国马里兰大学的Richard Ash博士与Min He（何敏？或为华人学者）在权威法医期刊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2018年11月第292卷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英文题目是Details of a thallium poisoning case revealed by single hair analysis using laser ablation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意为“使用激光消融感应耦合血浆质谱法，进行单根头发分析，揭示了一起铊中毒病例的详细信息”。

在论文中，Richard博士及Min He开创了一种创新型技术，用激光把朱令的两根头发击碎成无数微小颗粒，然后再检测这些颗粒中的铊含量。

这一技术的原理是，重金属毒物在被身体吸收后会进入头发，而头发又一直在生长，就像树木的年轮一样，头发会记录下不同时间段人体所摄入的重金属含量。因为短期内头发的生长速度是基本一定的，所以还能根据头发的生长进程推断出中毒的时间，精确到每周甚至每天。对于那些慢性中毒或者多次中毒的案件来说，一旦能够找出下毒的剂量和时间，就能更进一步缩小投毒嫌疑人的范围。

这篇论文虽未点明朱令的名字，但明确表示是一位来自中国北京的二十一岁年轻女病人，在1994年到1995年间至少两次铊中毒，无疑就是朱令本人。论文发表的次月，即2018年12月，马里兰大学网站上的另一篇介绍性文章更明确指出这个样本的主人名叫Zhu Ling，一起二十多年前投毒案的受害人，提供头发的是朱令的父母，Richard博士及Min He的检测材料主要是朱令的两根头发，一根长约7厘米，是她在1994年12月出现大量脱发时掉落的，另一根只有0.5厘米，是她在经过第一次住院治疗后，身体好转，又重新长出的新发，但是在1995年3月入住协和医院时候再度脱落。根据这两根头发里铊的含量，论文作者用电脑制作了一个波形图。波形图中铊含量的最高峰值突破了铊中毒的致死量，但又迅速回落，论文作者认为，朱令1994年10月中旬的那次突发失明么极大可能就是这次高剂量的摄入引起的急性铊中毒。

以朱令头发铊含量这个高峰值为时间节点进行前推和后退，并且再加上身体对铊的吸收时间以及铊中毒的潜伏时间，Richard博士及Min He把朱令中毒的过程划分成：在家期、周中上学周日在家期、第一次入院并在家调养期、返校期、第二次入院期等各个阶段，并且相对应地输入朱令头发中的铊含量数据。

结果令人震惊：朱令从1994年8月中就开始陆续被人下毒，因为少量多次，所以10月份才因为铊在体内的积累而出现不适，在那次大剂量下毒引发失明之后，凶手似乎对朱令去医院检查这个事情有所顾忌，消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开始持续对她下毒，强度和力度还较两个月前略有加强，直到朱令再次入院治疗并且回家休养。随后，那根7厘米长的头发脱落在家中地板上，所以它的铊含量记录使命宣告结束。

而那根短发的检测结果更加恐怖，朱令在短短两周内，就高强度大剂量的摄入了七倍于致死量的铊，并且另一根橙色曲线还显示，她体内还一并摄入了同样超大剂量的铅，二毒齐下，对方明显是要致她于死地！

面对这样的数据结果，Richard博士都不得不感慨，这样的剂量，如果换了别人，估计早就被毒死了。而朱令不仅能够挺过四个多月的慢性下毒、两周的高强度毒杀，还能在医生误诊耽搁近两个月后，依然顽强地活了下来，并且带着严重后遗症以及输入血浆不幸感染的丙型肝炎，一直存活。这可能跟她之前作为业余运动员的优秀体质有关，也离不开她顽强的求生意志，也许是为了父母，也许是要活下去，看到凶手伏法。

至于下毒的手法和时段，论文作者通过朱令体内铊摄取的浓度，推测在8月到12月，很可能是通过皮肤接触吸收，那次超高剂量以及引发短暂失明的铊毒则大概率是投入了朱令的隐形眼镜护理液中，因为相对于皮肤这一天然屏障的保护作用，眼角膜对铊的吸收更快、更强，但是由于面积小，代谢相对也更快。

Richard博士的这些推测，也能解释为什么1995年4月28日-5月5日期间朱令宿舍失窃，被盗的只是她的一些日常洗漱用品以及隐形眼镜护理夜，而那次高强度的铊和铅中毒，根据剂量和吸收程度来看，极可能是下在了朱令的食物和饮水中。

朱令母亲回忆，朱令返校时，她一直叮嘱每朱令每天喝中药调理身体，所以凶手可能会将熬好的中药作为铊毒的首选载体，因为尽管高纯度的铊无色无味，但是作为实验材料的铊盐类化合物，多少都会有些化学品的味道，而中药刚好就能盖住这些引人怀疑的怪味。

隐形眼镜护理液，中药，这些都是她身边亲密的人才能接触到的东西，尤其是前者，几乎只会出现在宿舍里，而对照她体内铊含量和日常生活的时间线，完全能够排除在家中或者校外中毒的可能性，投毒只能是在朱令宿舍内。

让Richard博士困惑的一点是，根据这个曲线图，朱令在第一次入院治疗期间体内的铊含量依然在升高，直到一段时间之后才慢慢下降，难道说有人胆大包天到能在医院下毒？

Richard博士猜测说可能是因为这个阶段，朱令的身体出现了吸收和代谢问题，所以才会在没有接触毒物的前提下，体内铊毒依然上涨。

但是，博士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太天真，他还是低估了人性的丑恶。如果投毒人到医院“陪护”朱令，不是仍然能够继续投毒吗？ Richard博士及Min He这篇论文完全能够直接用作朱令案的司法鉴定结论，结合前述署名“冬冬”的那封寄给朱令父母的信，以及被网友人肉出来、据信是孙维本人注册的名为“空心菜没有心”的“小红书账号2023年12月23日23:50从澳大利亚发布的“又不是孙一个人干的”跟贴，足以支持中共北京公安重启对朱令案的侦查，特别是“冬冬”及其信中内容以及据信就是孙维本人的“空心菜没有心”账号主人如能查证落实，加之继续查明孙维等朱令同宿舍女生是否在朱令第一次住院时曾到医院“陪护”，则朱令案的真相定水落石出。当然，这要求北京公安必须立即行动。

期待全球清华校友特别是海外校友能像2016年人民大学海外校友声援雷洋那样，立即集体发声，对中共公安施压，要求中共公安立即采信 Richard博士及Min He的这篇论文，并立即启动中美、中澳刑事司法协助，对“冬冬”的身份及其信件内容以及“小红书”账号“空心菜没有心”主人的真实身份查证落实，不失时机，最终侦破朱令案，将真凶绳之以法！

2024年1月13日，台湾的中华民国第十六任总统、副总统选举落幕，几无意外的，民进党赖清德、肖美琴当选。

从1996年（民国85年）台湾的中华民国有四组候选人参选但并未完成政党轮替的第一次直选（大选）算起，2024年的这次大选已是中华民国、也是华人世界第八次总统、副总统直选。在这八次直选中，于2000年、2008年、2016年实现了三次政党轮替，除2000年3月19日，投票日的前一日，发生至今仍无、大概将永无真相的奇异枪击事件外，竞选、投票、计票过程越来越公开、成熟和可信，短短二十八年时间，台湾人民已经把欧美人代表整个人类率先发展、建立的民主政治玩得纯熟，无可争议地证明了华人、中国人绝不是民主政治的低能儿。

毫无疑问，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就像香港的法治、自由一样，其每一次、每一届实操，都是对海峡对岸的专制中共的一次打脸，都会让中共及其最高头领如坐针毡、寝食难安。这不，除了中共各路党媒、军方、无耻御用文人以及被中共收买的那几个台湾的卖台、媚共教授的轮番文攻武吓外，中共总头目、总加速师2023年12月26日所谓纪念毛魔太祖生日的当天亲自下场，像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三年中共肺炎封控一样，叫喊中共将坚决防止台湾被从中国分裂出去，“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坚决防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坚决防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怎么防止？把新“黑五类”列为你中共敌人的，把底层大陆人民逼得与你中共离心离德、形同水火的，把香港搞乱、把港人逼为你中共的敌人的，把台湾人民推往越来越弃你而去方向的，让台湾人民喊出“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的，难道不正是你固守一党专制、顽固抗拒民主的中共吗？台湾弃你中共而去，台湾人的独立倾向，台湾的中华民国实质独立、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可能性，其终极根源不是任何别人，而正是你中共自己！

别忘了，曾几何时，即便被你中共诬蔑为“台独教父”的前总统李登辉先生也一直不主张台独，并多次公开喊话“大陆民主了，什么都好谈！”。二度回炉的战狼外长王毅在出访埃及途中仍不忘喊话““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就现实治权的不完整而论，如果说台湾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那么中共治下的大陆同样不是完整的国家，大陆中共与台湾的中华民国之争不是国家之争，而是政府及其合法性之争。

中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也于2023年12月21日公告称，因台湾对大陆出口实施歧视性措施，因此中止对台湾12项石化产品的关税减让，同时却又恢复从台湾7家养殖业进口石斑鱼，被台湾方面指为是以“胡萝卜与大棒”的阴阳两手影响台湾选举；随后，中共的台办及其国务院的台办两个台办临近台湾大选前又无端猛批赖清德，并无赖般地威胁如果民进党“继续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中止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之部分产品关税减让的范围有可能扩大。

针对此次民进党历史性地连续三届执政，香港籍中共前政协委员刘梦熊盛赞台湾大选的民主风范，提醒习总加速师和整个中共：不要在根本价值观上站在世界的对立面。刘梦熊先生另称，中共违背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承诺，也成为民进党胜选的“助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13日书面赞扬台湾人民再次显示强劲的民主体制和选举的力量，台湾将继续成为所有为自由、民主与繁荣而奋斗者的榜样。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道，“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无论台湾岛内局势怎么变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并称相信国际社会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诚然，迄今为止，包括大陆人民、台湾人民、海外华人在内的多数中国人民还是期待两岸统一的，两岸关系问题的关键其实并非是否统一，而是前总统李登辉所说的“大陆民主了，什么都好谈”，而是如何统一和谁统一谁，是台湾及其民主、法治、宪政统一中共的专制、党治、权治、人治、党章大于宪法，是台湾的免费医疗统一中共的党官特权医疗，还是中共一直自命当然地由它来反向统一台湾？

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只可能理解和支持由台湾及其民主来统一专制、党治的大陆！国际社会也只可能理解并支持中国大陆人民对宪政、法治、民主、人权、自由的追求和对中共专制的反抗！

民进党连续三届执政，首次打破台湾从2000年以来执政两任即败选的“八年魔咒”，鲜明地展现了台湾人民坚守宪政、民主、自由，抗击中共专制的主流民意，尤其是年轻选民的主流民意。

台湾每一次平稳、顺利、成功的公开选举都是对中共一党专制的一记响亮耳光，都是一次对中共专制腐朽、丑恶嘴脸的揭露，都会增加大陆中国人民对中共的厌恶，都是对中共专制的进一步瓦解。在民主与专制的隔海较量和对照中，台湾虽小，但其民主将越来越被大陆人民心向往之，越来越显示出对于中共专制的优势，主动权越来越掌握在台湾及台湾人民以及向往台湾民主的大陆人民手中；大陆虽大，但中共的专制越来越被大陆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所鄙弃，越来越呈衰朽、败亡和被动之势，中共越来越丧失维持其专制的机会和手段。

两岸是否统一、如何统一，两岸关系乃至中共与主流国际社会的关系，何去何从，责任不在台湾，不在民进党，不在美国，而在中共自己。

从人类民主与专制终极对决的宏观视角出发，我们期待赖清德和民进党以及全体台湾人民能够展现更高远的政治境界，回应袁弓夷先生的呼吁，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出击，向大陆人民喊出以台湾的民主、法治、自由统一大陆的主张。这一主张定能赢得全体大陆人民的响应和支持，并能在国际社会和华人社会陷中共于彻底的被动，而使台湾赢得完全的主动！

2023-2024的岁末年初，两起大规模群体冲突事件挑战中共权威的抗争事件昭示着中共的分崩离析已经悄然开始。

一起是2024年1月9日，贵州省安龙县石灰窑村的冬瓜岭苗寨村民奋起抗争，一举俘虏数百名由中共特警、官吏组成的镇压部队，肇因是中共禁止苗民把逝者葬于本村的免费墓地，强逼苗民购买数万元的所谓政府公墓，苗民不服，于是中共地方当局本能地强权撒野，痴迷暴力的贼性发作，拼凑起这支武装，企图抢夺逝者骨灰，孰料平素凶神恶煞、对小民吆五喝六的中共所谓特警居然外强中干，根本不是彪悍苗民的对手，全数投降，盾牌、钢叉等武器俱被苗民缴获，哀求讨饶、抱头鼠窜、铩羽而逃。

自1949年僭政后至今，各地中共当局时不时地拿底层草根、主要是农民的丧葬和墓地大作专制、极权的形式主义文章，然而无论怎么大费周章，最终无不败北，如2012年主政一方时，野蛮强行平坟、分别被民间戏称为“平坟书记”、“平坟市长”的原中共河南省周口市委书记徐光、市长岳文海先后折戟沉沙，“平坟书记”书记徐光2017年升任中共河南省副省长，2019年8月被查，2021年1月以受贿罪被判刑十一年，他强行平坟的落后地区周口市正是他大肆敛财之地；而“平坟市长”岳文海则在喧嚣的民怨声中于2013年黯然辞职，转任中共民族证券公司董事长，然而，十年之后，2023年2月，岳“平坟市长”涉嫌严重违法而被中共河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目前尚未见其被判刑的报道。

另一起是，2023年12月23-24日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十四岁的初二学生杨刘杨在校内死亡，当地中共政府傲慢而粗暴，对民众的正当要求拒不回应，引发民众连续多日大规模抗议，民众一度推倒中共县委大院的大门，占领县委大院，另有民众冲进学校，捉住并痛打（副）校长；除本地民众积极抗议外，更有邻近的山东民众自发前来抗议，规模最大的一天抗议者多达万人；12月29日中共宁陵县城实施戒严，31日中共对宁陵县断网，商丘市境内高速全部封锁，中共武警、公安遍布。家人称杨刘杨身上有多处伤痕，不认可中共关于杨刘杨跳楼自杀的结论。

再往前推，有2023年11月南京维权人士孙林（孑木）被中共党保警员破门而入打死，9月有福州维权人士叶钟被中共党保警员打死之恶性事件。这两起中共警察暴力杀人事件均已被当地省级中共当局强力包庇、维稳。在这两起中共警察打死维权人士事件之间，10月26日，中共刚卸任的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中共官媒宣称是突发心脏病，但其抢救过程颇多诡异，民间无人相信李是正常死亡。

2023年6月下旬，由习近平亲自火箭式拔擢的中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上任仅半年突遭整肃；8月下旬，上任仅五个月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也同遭整肃；7月开始，中共火箭军高层大面积被清洗。

从岁末年初的两起民间大规模抗争事件和两起维权人士被中共警察打死事件看，在官民、党民关系上，中共已彻底失去常规、合法、和平的治理能力和耐心，唯有赤裸裸仰赖暴力一途，中共的日常统治已是黔驴技穷、穷途末路；从秦刚、李尚福被整肃及火箭军高层被大面积清洗看，中共高层内部已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各怀鬼胎，整个中共已是病入膏肓、腐败透顶、无药可救，习近平十二年来以反腐为手段抢救中共不仅事与愿违、毫无疗效，反而越来越反噬中共整体和习近平个人，全凭蛮横和权斗堆砌的虚假权威因秦刚、李尚福及火箭军高层等用人失当而被根本动摇，中层以下中共官员对习近平的质疑已渐成半公开之势。

岁末年初，中共新任总理李强仍声称2023年中共经济增长率高达5.2%，高于预期的5%，但房地产暴雷、股市极度萎靡、地方财政枯竭，多地公务员工资无法及时发放，湖南、广西等地教育拨款无法到位，都已是公开的秘密和铁的现实，5.2%的增长率令人怀疑。有网友总结的段子极具说服力：税收在降、股票在降、工作机会在降、PPI在降、外部投资在降、店铺数量在降、收入在降，但是GDP在升！更有网友模拟提问中共外交部战狼发言人“请问有中国股民2023年挣到钱的吗？”发言人环顾四周，答曰“有，在台湾。”

其实，在中共一直、特别是二十多年的房地产狂飙中把人民逼为敌人，人民与中共早已离心离德之现实下，中共内部整体上早已人心涣散，无人不知中共的灭亡早已是命中注定，早已是人人袖手旁观、坐等中共末日沉船。

习近平他公开喊出的“要守住共产党的这点家业”。要守住他的这点共产红色私家家业，他当然只能像托克维尔笔下的查理十世那样，从共产专制的故纸堆里，从他初中肄业的鄙陋、肤浅知识里寻找老办法。2012年，他对某位中共长老放言“我不当亡国之君”，他所畏惧的其实是当亡党之君，他恐惧的只是亡党，而非亡国，因为中共党之亡、即亡于中国人民之手是现实而火烧眉毛的，而今日中国则根本不存在亡国、即亡于外族和外国的风险。习近平亲手任用又亲手清洗秦刚、李尚福和火箭军高层，完全是崇祯亲手重用又亲手逼死杨嗣昌以及杀掉陈新甲、袁崇焕的翻版。

2023-2024年显现出的中共败亡征兆和习近平的麦城之路迹象，其实在习近平2020年顽固推行视人民为刍狗的铁血封控政策时就已经注定。始则掩盖疫情真相，继则三年的严苛、冷酷封控，从反面让曾被习近平欺骗、曾对他报以幻想的底层大众终于认清了他专制暴君的嘴脸，使得不仅中共整体而且习近平本人都陷入信誉丧尽的塔西陀陷阱，铁桶一般的中共专制统治终于明显地开始松动，这或许是三年铁血封控的唯一价值。

2024年第一天，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法悄无声息地生效、施行了。悄无声息，是因为这样一部自称为法律的玩意与人民大众的饮食起居毫无瓜葛，中共党媒和宣传机器也没对它起劲推介，休说一般公众，甚至中共权力体系和专业的政治、法律人士也未必知道还有这么一部崭新的劣质法律在新年伊始现世。

这样一部所谓的法律，通篇大而无当、空空如也，尽是中共特有的似是而非的政治宣言和自娱自乐的枯燥说教，完全缺乏法律必备的具体行为规范和可操作性，因而也就注定了它纯属摆设、根本不可能落地生根，中共拼凑这部蹩脚法律的最初企图铁定落空。

这部蹩脚法律的背景是中共深陷塔西陀陷阱，中共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受到全体国民的普遍质疑，已完全破产，视人民如蝼蚁的三年疫情冷血封控使几乎所有底层草根丢掉了对中共的最后一丝幻想。因此，中共仓皇拼凑出这么一部非驴非马的蹩脚玩意，继续愚弄民众、整合民心，企图收拾它自己已经支离破碎的统治力。

这部蹩脚法律开篇第一条宣称“为了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凝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纯属中共特色的大而无当、华而不实的高大上空话、套话，竟然使用“磅礴力量”之类浪漫、诗化文学语言，奠定了这部蹩脚法律的党八股官腔而非法言法语的调门。显然，这部蹩脚法律是中共宣传部而不是法学专家起草的。

第三条宣称“爱国主义教育应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第四条宣称“爱国主义教育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满着棺材里的腐尸气息。这两条赤裸裸地把爱国偷换成“爱党”，暴露出中共拼凑这部蹩脚法律的真实企图：假借爱国的幌子，欺骗、强迫民众无脑热爱中共这个腐败透顶、腐朽已极的专制、独裁的党。所谓爱国主义教育法实乃欺骗人民爱党法！

在第三条已经罗列了中共自马列以来的六代僵死教条意识形态之后，这部蹩脚法律意犹未尽，犹显不足，第六条“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第（一）项又一字不差啰嗦一遍，强奸民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中共僵死意识形态教条列为爱党教育的首要内容。这些把中国和中国人民引向旁门左道、禁锢中国制度进步达七十多年、剥夺数千万生命、戕害和毒化全体中国人心智的专制、独裁歪理邪说，与爱国和爱国主义何干？灌输此等专制、独裁歪理邪说，目的仅仅是为了加固业已松动的共产专制土壤，仅仅是企图把中共一党专制传之万代。这种贻笑天下的所谓教育分明是党化教育、奴化教育，哪里是什么爱国主义教育？这根本不是什么教育，而分明仅仅是无耻的灌输和奴化洗脑！

第（一）项啰嗦之后，中共仍不满足，继续喋喋不休，第（二）项又把“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第（三）项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生动实践”列为所谓教育内容。所谓中共党史、所谓“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所谓“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什么样的历史？是用马列暴力邪说蛊惑痞子和流氓无产者滥杀无辜的历史，是假抗日、真内战、为夺取政权而勾结日寇的历史，是秘密出卖国土的历史，是反右和“文革”残害知识分子、阉割人心、毒化民风的历史，是“大跃进”共产风、束缚人民手脚的统购统销之僵死计划经济、三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草民的历史，是罔顾国人饥肠辘辘、食不果腹也要穷装阔气援助北韩、越南、柬埔寨、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共产专制、独裁穷兄弟的历史，是“89.64”屠杀热血学子的历史，是冥顽不化抗拒欧美先进民主、法治文明而与北韩、俄国、伊朗、叙利亚等各色反文明、反进步的专制、独裁、落后、失败、流氓政体为伍的历史，是1980年以前完全无法可依、全凭最高头目个人喜好对人民生杀予夺的历史……

至于“改革开放史”及其“生动实践”以及所谓中共“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重大成就”，根本只是勤劳的中国人民自己拯救自己的奋斗史，与尔中共何干？老子有云“以无事取天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老子的主张分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小岗村十八农户冒死分田到户，就是中共停止1958年“大跃进”和近十年来倒行逆施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国进民退，停止乱插手、瞎指挥、穷折腾，就是只要把经济自由还给人民，人民自能富足、自能发展经济；而“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所指正是毛泽东的五年赶英、十年超美的“大跃进”以及习近平的反市场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国进民退和荒腔走板的“雄安新区千年大计”。中共越插手、越穷折腾、越瞎指挥，经济就越下滑、人民就越贫穷。

中共自知僭政七十四年其专制、暴力统治除了累累血债，乏善可陈，唯一亮点就是由小岗村十八农户冒死开启的反计划经济、反虚幻和虚假的共产公有，并由邓小平追认的所谓改革开放及其“生动实践。历史真相是，改革开放及其“生动实践”以及“重大成就”是底层草根民众自己的成果和实践，中共不过是稍稍给人民松动了一下手脚而已，中共所做的并且是应当作的就是还经济权利于人民，就是给人民松绑，就是解除强加给人民的思想和行动枷锁，就是当一只守夜的看门狗、为人民和社会提供秩序和安全保障。改革开放及其“生动实践”是十八农户这样的底层草根大众自己的功绩，干卿何事？中共焉敢掠人民之功？

所谓“社会主义发展史”更是既企图拿空洞的社会主义旗幡愚弄小民，又妄图掩盖1980年改开以前停滞不前、毫无发展甚至比1949年以前更加绝对贫穷的历史罪恶。邓小平、赵紫阳都公开承认没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共今天还有何资格空喊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吗？看看中共那些权力垄断的石油、电力、电信、四大银行、高速公路、烟草等等行业和巨型央企，吸干民脂民膏，毫无经营压力，坐享暴利，却年年巨亏，其中共高管甚至中层管理人员以天文数字的高薪“合法”转移暴利、掏空国企，权力垄断的央企焉能不巨额亏损？更有甚者，央企和大型地方国企的垄断利润更完全可能直接被中共各级组织和官员以党的需要之名劫掠而去。

这样的公有制还能叫社会主义吗？所谓改开四十年来，底层草根大众从未享受到央企和地方大型国企一丝一毫的红利，所有央企和地方大型国企无不成为中共各级组织和党官的小金库，此等挂着虚幻和虚伪的社会主义旗幡，而底层草根大众完全无缘分沾其利润，其天量利润年复一年被中共掏空的所谓公有制，实乃无可争议的中共权贵私有制。中共焉敢还以什么虚无的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愚弄中国人民？

第六条罗列了九项爱党教育内容，唯独不提能使国民摆脱矇昧和被中共奴役，并能使人民成为国家主人的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平等、国家主人和主体意识等等教育。对国民进行这些教育，国民实打实地成了国家主人，用陈云的话，不是掘中共的祖坟吗？

第七条宣称“国家……增进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进一步暴露这部所谓“爱国主义教育法”的本质就是在爱国及国家的旗幡下“诱骗和强迫人民爱中共法”。认同中共？怎么认同？从1949年僭政以来，特别是1957年反右以来，历经三年大饥荒、十年“文革”、“89.64”屠杀、血腥计划生育、制造了数千万访民的强占强拆，中共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罪孽深重、罪行累累，对这样的中共，如何能够认同？如何爱得起来？至于虚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前所述，被中共标榜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国企实质上一直是中共及其核心权贵集团的私有制，利益归底层小民的公有制和社会主义从不曾真实存在，而所谓的中国特色并非中共屡屡诡辩的什么人口多、底子薄之外在形式，而是中共通过一党专制独占政治权力、通过垄断国企独占经济实利，进而对底层小民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奴役。中国特色的这个终极真相，中共是绝不会告诉思考能力不足的中国底层草根小民的，不仅不告诉，而且挖空心思掩盖，而且绞尽脑汁虚构中国太大、中国离不了中共、离了中共中还有就会天下大乱的鬼话，以麻痹中国底层小民，阻止小民认清中共的嘴脸，以子虚乌有的的天下大乱对渴望太平生活的底层小民施加PUA精神操控和阉割，以期小民们成为精神太监、绝不产生反抗中共专制之心，确保中共共产皇家血脉永续不断。

在不厌其烦啰嗦、渲染中共，并诱骗小民热爱使其成为韭菜和人矿的中共之外，这部蹩脚的所谓法律还通篇充斥全面极权、全面控制、全面统战之中共独门绝技。该法规定，要在中共最高层和地方都要设立爱国主义教育主管部门，中央各部委、地方的网信办等部门，中共军队和武警，共、青、妇、工商联、文联、作协、科协、侨联、台联、残联、青联和其他群团组织等等中共附庸马仔和虚耗公帑的赘疣组织，统统都要承担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之责。为了诱骗人民爱上自己，这个腐败和衰朽已极的中共真个是血拼了！

不仅如此，中共更贪心不足地要“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强令所有学校承担爱党教育责任、“办好、讲好”令学生们呕吐难止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天真的学生进行心灵阉割；中共更把强权触角伸进公民私宅，强求“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并荒谬地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列入本单位教育计划”。我勒个去！

中共是玩弄阴阳两手的全球唯一高手，中共的两面手段连其祖师爷苏俄也自叹弗如。中嘴上空喊法治，骨子里却不肯实行真正的法治，于是把法治偷换成荒谬而不知所云的“社会主义法治”，进一步又偷换成商、韩法家的束缚人民的“依法治国”，即运用严苛、周密的法律制裁人民。于是，中共这些年厚颜无耻地打着法治的幌子，频频、快速地出台或修改荒唐、空洞、缺乏操作性的扩张权力的蹩脚法律，如反分裂国家法、反外国制裁法、反间谍法等等限制、打击人民的恶法，而像真正约束公权、体现法治精髓的公职人员财产公示法、政党法、结社法、新闻法等等保障公民权、制约中共腐败的法律，则像陈云所言“新闻法不要搞，国民党就是搞了新闻法才被我们钻了空子”，中共是绝不肯制定的。中的所谓法治就是打着法治旗号反法治、与代表着真正法治的欧美法治背道而驰的伪法治、假法治，是对人民磨刀霍霍的法家和共产专制的刀把子法制，而绝不是现代法治。

尽管中共苦心孤诣、机关算尽，妄图全面操控国人的大脑，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中共摇摇欲坠之际，在中共已全面堕入塔西陀陷阱的当今，如此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的蹩脚玩意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实际效果，根本无助于挽回中共即将崩盘的必然命运。

民生观察 2024年1月5日

继许家印的恒大帝国以及众多大小房地产公司烂尾、房地产行业繁华落尽之后，中共最高法院的裁判文书网眼看着也呈烂尾之势，如果法律界及社会各界不持续强力阻击，裁判文书网连同庭审公开直播完全可能像立案登记制一样最终烂尾或近乎烂尾。

2009年3月，中共最高法院在《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中首次提出“研究建立裁判文书网上发布制度”；2009年12月，中共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六项规定），提出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审务公开共六项公开，首次提出“法院的裁判文书可以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2010年11月，中共最高法院首次发布《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10规定），提出“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可以在互联网公布”；六项规定和10规定只称“可以”公布，而非必须公布。2013年11月，中共最高法院发布第二版《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13规定），首次提出“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应当在互联网公布”，公布裁判文书成为中共各级法院的强制性职责，因此，2013年被视为中共法院裁判文书公开的元年；2016年10月，中共最高法院发布第三版《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16规定），列举了十类“应当在互联网公布”的“裁判文书”，包括“刑事、民事、行政判决书”，“刑事、民事、行政、执行裁定书”，“刑事、民事、行政、执行驳回申诉通知书”，“国家赔偿决定书”等文书，16规定至今有效。

有研究者根据中共《最高法院公报》的统计数据与裁判文书网的上网文书数据，得出结论：从2018年到2022年的五年，中共各级法院一审行政案件裁判文书的上网率分别是74.41%、73.67%、65.94%、8.65%、0.06%，一审刑事案件裁判文书的上网率分别是75.87%、75.14%、75.96%、33.45%、8.32%，一审民事案件裁判文书的上网率分别是84.03%、87.56%、86.74%、51.57%、27.18%。

2022年全年，中共各级法院上网公布的各审级行政裁判文书仅区区852件，而各级法院仅一审审结即作出了一审裁判文书的行政案件就约有28.5万件。毫无疑问，中共各级法院赤裸裸地抗拒上传裁判文书，尤其是抗拒上传直接揭露中共腐败的行政裁判文书。面对如此恶劣的抗拒上传裁判文书的行径，以及公然撤回已上传裁判文书的行径，中共最高法院坐视不管，听之任之，中共最高法院相关人员近日回应各界对裁判文书网以及最高法院决定另行建立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关切时称“从未‘叫停’过文书上网”，纯属自欺欺人的无耻谎言！有传闻称，地方法院早就接到最高法院停止向裁判文书网上传裁判文书的内部通知。诚然，中共最高法院未敢明目张胆地发文叫停裁判文书上网，然而却在事实上公开地默许且实质地赞同拒不上传或撤回已上传裁判文书的行径，并鬼鬼祟祟地暗中通知下级法院停止上传裁判文书，阴阳两手，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此等两面派的帝王之术手法是中共所有强权部门的拿手好戏，毛太祖1957年反右时的引蛇出洞阳谋是此种帝王之术的最大手笔，三年中共肺炎野蛮封控期间嘴上高喊接种疫苗自愿、事实上却又挖空心思使出百般伎俩逼迫小民接种，如在健康码上标注“适宜接种而未接种”，对自愿拒绝接种者施加压力，诱逼其接种。中共最高层一向擅长抽向肯定、好话说尽、空洞许诺、为草民画下诱人的大饼，如习近平忽悠底层愚氓时宣称“共产党员就是有一条被子也要分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而事实上却吃里扒外，只对北韩、俄国、伊朗、非洲和南美众多失败政府大把撒币，对病不起、住不起、学不起、死不起的中国人民却一毛不拔，地方各级中共政府以强拆强占、非法抓捕、强迫失踪、强迫死亡等等黑帮手段，釜底抽薪，对底层生存权利等等权利实施具体否定，中共不仅不给人民分出半条被子，反而还强拆强占人民的房屋和土地，以冠冕堂皇的发展的名义！中共最高层和最基层就是如此一个唱红脸，谎言骗取草民信任，一个唱白脸，暴力欺凌草民。中共最高法院此次暗渡陈仓，企图把公开的裁判文书网偷渡为中共四级法院内部特供的案例库专网，把对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开放的外循环网络偷换成中共法院内循环的局域网，抢在经济内循环之前率先实现裁判文书的内循环，在贯彻习近平的内循环宇宙战略上可算抢得了头功！

所以，裁判文书网的叫停、至少是半叫停和半瘫痪早已端倪可见，自2021年开始已经持续三年。在2023年12月22日中共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征集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的公告》之前半年，法律界已有消息灵通人士在微信上发布消息“局座快多下载点裁判文书”，“今天开会讲了”，“逐步把裁判文书网内部化，作为内部数据库使用，对外只发布普法案例”。信息发布者其心可嘉，然而司法实践、司法案例和裁判文书都是运动变化的，理当是有源头的活水，不能是一潭死水，倘若开放的裁判文书网果真被封闭的法院特供专网所取代，裁判文书网沦为不再更新、续建的恒大烂尾楼，过时、过气的裁判文书无论下载多少，又有多大和多少可持续的价值？

此次裁判文书网风波绝非仅仅是司法领域一隅的问题，而是中共专制政体和党化司法、刀把子司法即政法的必然危机。裁判文书网的建立尽管或许是出于司法公开和监督司法的高大上动机，但由于它存在着以下几个先天不足，注定了它的命运多舛、有悖初衷甚至烂尾：

其一，它是司法权行政化、司法权异化出某些行政权特质却又不具备行政权的强制力的产物。法院的司法权是消极、被动、事后的判断是非并决定处罚的权力，根本不同于积极、主动、事前的行政权，各级法院之间只存在对案件管辖的层级、审级差别关系，并不存在行政权那样的上下级领导和隶属关系。然而，中共各级法院自始就是仿照行政权的上下级关系而建立的，因而也就一直存在把审级关系、上诉审关系歪曲为事实上非法的两审合一，一审法院暗中向二审法院汇报一审案件并等待二审法院决定，二审法院暗中非法向一审法院下达一审决定之司法奇葩现象。中共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审级的法院，并非各级法院的行政上司，却发布适用于各级法院的行政化的《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却以行政上司的姿态要求各级法院遵行，根本违背上级法院仅仅是审级的上级、并非行政上级之司法权本质和司法制度的规律。

其二，裁判文书上网制度应由立法机关以专项法律建立，不应由最高法院把司法权异化为行政权，发布不伦不类、既非典型司法性更非正宗行政性的规定来建立，而中共的立法机关至今仍完全没有意识到它应该主动立法，建立由法律强制的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尽管中共最高法院通过发布行政色彩的《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初步建立了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但由于最高法院拥有的核心权力终究只是最后的裁判权，原本无权发布这样的行政性规定，原本无权建立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也缺乏强大的行政执行权力，面对地方法院对裁判文书上网的抵制，最高法院根本不拥有合法的处罚权力，更遑论对那些所谓敏感案件的裁判文书，最高法院甚至会禁止上网。

其三，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与中共的一党专制以及服务于一党专制的党化司法根本对立，注定为一党专制和党化司法所不容，注定要么烂尾、夭折，要么有名无实。一党专制注定了司法一定党化，一定首先为中共一党专制效命，一定要成为中共的刀把子即成为政法，一定不是首先保障人民的权利，一定不是全民的司法和独立的司法，一定要为了确保中共的一党专制而对人民炮制反革命罪即颠覆政权罪、敲诈政府罪、对中共寻衅滋事罪等等荒诞罪名和冤案，所有这些暴露中共专制嘴脸，被中共视为打脸、揭丑、敏感案件的裁判文书统统不可能上网公开，如刘晓波博士、许志永等新公民人士、秦永敏先生、“709”案所有人士等等颠覆罪政治冤案的裁判文书，以及访民和维权人士被构陷敲诈中共政府罪和对中共寻衅滋事罪的裁判文书，统统拿不上台面，无论中共及其法院是多么无耻，也绝不敢、绝不肯上网公开。

不敢、不肯彻底公开，才是中共最高法院办公厅2023年11月21日发布《关于建立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通知》、企图在裁判文书网之外另行建立不对公众开放、仅供“全国法院干警在四级法院专网查询检索裁判文书”的“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以及事实上叫停2013年已经建立的裁判文书网的唯一原因。所谓裁判文书网在保护涉案当事人权利上存在漏洞，裁判文书网被从境外登陆和下载且用途不明，裁判文书可被境外势力用作分析中共经济、社会状况的情报等等借口，无不是高大上的扯淡，不过是为了逃避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掩盖中共的司法腐败和司法专制而已！

有专业人士已检索出多起裁判文书莫名其妙不上网公开的案例，如（2020）苏0803刑再2号邵霖受贿、徇私枉法案，（2021）豫0325刑初193号宋专民盗窃案，（2021）冀1025刑初52号赵殿军、王红领、刘玉柏赌博罪，不公开的理由都是含糊其辞的“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网公开的其他情形”；邵霖受贿、徇私枉法案显然是暴露中共及其司法腐败、让中自感打脸、丢丑的案件，其裁判文书中共当然不肯公开；宋专民盗窃案裁判文书也不公开，莫非宋专民盗窃的是中共贪官污吏的贪贿所得、中共及其法院自感丢脸而不肯将裁判文书上网？赵殿军等三人赌博罪判决书也不公开，莫非赵殿军三人乃中共贪官污吏或中共的公安而同样使中共脸面难堪？

2023年12月7日，知名律师张庆方博士在四川省内江市中级法院为一起被控受贿罪的案件出庭辩护，审判长是内江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应江，张庆方律师当庭出示一份内江中院原党组书记、院长熊晓平犯受贿罪被判刑的裁定书，裁定书显示2014年底熊犯利用院长和职务便利，为时任内江中院刑一庭庭长刘应江晋升威远县法院院长一职提供帮助，收受刘应江贿赂5万元。行贿犯坐堂审判“受贿犯”，这是一幅怎样的让人笑掉满嘴大牙的滑稽场面！

此类打中共脸、丢中共丑的裁判文书，此类让中国人民看清中共腐败透顶之专制嘴脸的裁判文书，中共及其最高法院怎肯、怎敢上网公开？在雷打不动的中共专制政体下，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之类局部的改革显然不能顺利进行。在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中共专制政体下，裁判文书上网这样的小修小补连李鸿章对摇摇欲坠的满清皇朝的裱糊都不如！

依中共刑事诉讼法，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的裁判文书必须向其家人送达，中共山东临沂中级法院不仅公然非法拒不送达，更非法恐吓辩护律师不得向二人的家人转送复印件。要求中共司法公开？与虎谋皮耳！

民生观察 2023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