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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留学的山东龙口市民李宁坚持每天到中共驻日本使馆控诉杀害她母亲李淑莲的中共山东龙口匪官和维稳匪徒。

2009年10月2日，中共僭政日的次日，农历中秋节的前一日，李宁的母亲被中共龙口匪帮杀害，算日子李宁当时刚从中共国著名的人民大学毕业三个月，年龄应是22岁。甫一毕业就遭遇母亲惨死于中共之手，刚离开校门就被中共逼上为母喊冤、注定难有结果的坎坷维权之路，名校出身，却被中共残酷剥夺了本该一帆风顺的事业和人生。她本可成为白领、金领，可以成为高知女性，她原本应该与母亲亲昵、对母亲尽孝，并继续得到母亲的疼爱。李宁不无伤感地在微博和Twitter上发文称她从22岁开始为母喊冤，而今已36岁了，没有享受到青春的美好，整个青春花季体验到的尽是中共及其恶警的抓捕、殴打、驱赶……天下为人父母者，谁能不为李宁的这种凄惨遭遇而垂涕？

十四年的艰难控告，就这样夺走了一个美丽女孩的青春韶华，换得的不过是中共抛出几个底层喽啰作为替罪羊，而作为杀戮决策者和下令者的中共龙口政法委书记等中共官匪却安然无恙！令人唏嘘、痛惜，痛惜于底层草根小民被中共恣意蹂躏的悲惨命运！令人怒火中烧、义愤填膺，义愤于中共深入骨髓、举世无二的无耻和邪恶！

李宁是一个聪明、善良、美丽、开朗的女孩，在法治成熟的正常国家如欧美及台湾，她绝不会有如此遭遇。看李宁每日到中共驻日使馆前抗议的视频，虽仍不失天然的端庄、美丽、大方，却已不可避免地面带苍桑，毕竟，岁月不饶人啊！时间，并不会对李宁以及所有蒙冤含恨的善良者格外垂怜而使她青春永驻，也不会使邪恶的中共及其无数邪恶的中共匪官及时遭受惩罚。中国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之古谚一直被中国正不压邪的铁血历史所证伪。

李淑莲惨死于中共之手不仅早已不是个案，而且早已不乏先例，并且越来越呈公开和普遍之势，信手拈来，二十多年来重大而典型的案例就有：

2003年被广州公安殴打致死的湖北籍大学生、草根打工青年孙志刚；
2006-2007年被上海公安光天化日下绑架并被酷刑、殴打、最终致死的维权人士陈小明；
2012年被湖南邵阳公安迫害致死的知名维权人士李旺阳；
2014年被北京公安在朝阳区看守所内迫害致死的维权人士曹顺利；
2019年被湖南衡阳公安在看守所内迫害致死的维权人士王美余；
2021年被中共吉林当局在监狱内迫害致死的维权人士郭宏伟；
2022年传出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或已被中共迫害而死，但其家人被中共公安恐吓，未予公开证实。
2023年9月，福州维权人士叶钟在刑警大队被殴打致死；
2023年11月，南京维权人士孙林被当地政保警察殴打致死。
……
被分散迫害致死的访民和维权人士难以准确统计，但总数无疑惊人！中共及其公安之所以肆无忌惮对特定访民和维权人士实施定点清除，在于访民群体和维权人士虽如恒河沙数，但终究是一盘散沙，缺乏令中共及其公安胆寒的集体力量。

中共国的访民群体大致于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前中共总理朱镕基无视底层生存利益的激进国企改革及荒谬的房地产支柱产业政策而出现，并随着2000年开始的房地产业狂飙及各地中共政府的暴力强占强拆而数量急增。访民群体有多个来源，因暴力强占强拆而失地失房的农民和市民是主要来源，被中共公检法等强权机构构陷冤案的蒙冤者及其家人是第二个来源，这一来源数量也相当庞大，合法经营和其他合法权利被中共地方政府和官员非法侵害的私营业主是第三个来源，李宁的母亲李淑莲、河南南阳的私营企业家杨金德、湖北襄阳的何斌和徐彩虹夫妇都属此类，李淑莲和何斌、吴彩虹夫妇被迫成为访民还与地方政府部门和法院非法出租公房、谋取本单位小金库租金收入的腐败行径有关。

访民之所以成为访民，一个直接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中共国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和草根层，在于他们家人或近亲中缺乏可资仰赖的中共权力资源，这不仅是他们成为访民的原因，也是他们无论奔赴中共帝都上访多少年和多少次其合法诉求也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原因——中共国家信访局局长曾公开坦承访民群体70%的诉求都是合法、正当、应予解决的，甚至还是数量不可详考的访民被中共各地政府以各种无耻下三滥流氓手段迫害、殴打致死的原因，如李宁的母亲李淑莲。

中共的洋始祖和总教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英国的圈地运动“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是所谓的Clearing of Estates（清扫领地，实际上是把人从领地上清扫出去）”，“‘清扫’是……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马克思倘能从他的共产主义天堂俯望一眼这个他拥有最多徒子徒孙的中共国，他一定会哀叹英国当年的“清扫”之暴恐程度根本不能望今日中共之项背，他一定会在他的共产主义天堂修改他的《资本论》，以中共国现实的铁血强拆强占案例取代小儿科的英国圈地运动的例子，尽管他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歪理邪说已被历史无情地否定而毫无修改价值！

数千万访民苦主二十多年来苦苦挣扎在上访的绝路上，痴心不改，像期盼彩票中奖一样，梦求中共开恩解决自己的卑微诉求。然而，中共却早在2012年就公开宣称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是危害其政权安全的新黑五类，而弱势群体所指正是数千万访民苦主。访民群体仍一厢情愿地把中共臆想为救世主，而中共却并不讳言访民是其敌人之一类。访民问题之无解，在中共既定的体制之下难道不是命中注定的吗？

受传播便捷的互联网信息和知识的熏染，访民群体已基本越过了法治、民主理念的初级启蒙阶段，但根深蒂固的皇民意识和清官情结绝非一代人之内能够根除，绝大多数访民仍远远不能超越个人诉求的局限，远远不能或不愿正视自己与中共的关系就是压迫和被压迫的敌对关系，不能直面专制中共本身才是访民之所以成为访民的总根源，不能放弃对中共最后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人数巨大的访民群体无法摆脱各自为战的沙化和原子状态，二十多年来一直难以成为推动中国制度变革的有效力量，而数量如此巨大的群体如能形成合力原本能够成为中国民间一支最为巨大的变革力量！同时，中共无所不在的手机窃听和定位监控也使得访民群体基本无法形成密切的自组织化的联系，难以形成群体化的力量。

尽管如此，访民群体仍能一以贯之地以麻雀战、游击战、持久战的形式消耗着中共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残存的信用，以自己的悲惨命运换得中共各地、各级党、政、警、法的疲惫不堪。毫无疑问，如此巨大而长期的维稳负担一定是中共无法承受的，正如当年苏共自不量力、强行与美国军备竞赛而最终脆断一样，中共一定会在这场其对中国人民发起的对内冷战中因持久的消耗而突然崩溃。

最近几年，中共尤其是其高层红色邪恶轴心已越发公开地纵容、默许其基层爪牙滥开杀戒、滥杀无辜，已经公开地把杀戮对象从访民、维权人士扩展到无辜的大众、特别是天真烂漫的大中学生。大约从2015年至今，仅武汉一地就约有百名左右大学生莫名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2022年，年仅15岁的江西高一学生胡鑫宇莫名消失，中共公安竟厚颜无耻，无视种种不攻自破的漏洞，强行宣布胡鑫宇因厌学而上吊自杀。中共强权体系为高层权贵搜寻活体器官之网上传闻恐非虚言！

2023年9月以来中共又至少制造了两起肉体消灭的案例。具有建筑学硕士学位和高级工程师职称的福州维权人士叶钟2023年9学12日被中福州公安非法抓捕，9月20日就被中共公安打死于派出所；11月17日，南京资深异见人士孙林在家中被非法闯入的中共南京党保公安殴打，送医院后不治而亡。

无论是胡鑫宇的被上吊自杀，还是叶钟、孙林被中共公安打死，中共的第一反应都无一例外的是掩盖真相、封锁消息、恐吓关注者和质疑者，关注孙林被打死事件的安徽异见人士、前中共检察官沈良庆就被中共公安非法恐吓。2012年李旺阳被迫害而死之际，毅然自美国“自投罗网”回到中共国的著名异见人士张林先生仅因在网上悼念李旺阳即遭中共公安恐吓“少去关注李旺阳，否则后果不可预料！”无锡异见人士华春辉也被中共公安当面恐吓“看到李旺阳之死（你要）受到启发，已经给你设计了几种比李旺阳更奇特的死法！”

所有上述肉体清除的案例无一例外都沦为无头案，无人担责，凶手逍遥法外，更高层的中共公然庇护。中共的暴力恐怖已从人身骚扰和控制演化为明目张胆、无所顾忌地杀人，发展为赤裸裸地视底层草根如蝼蚁。甚至，中共自己的总理都可以不明不白、稀里糊涂地被死亡！中共为了确保红色共产皇家血统万年永固，已经凶相毕露，顾不得什么底线公理、顾不得虚与委蛇的假斯文了！之所以如此，盖因作为中共专制另一支柱的谎言体系已经彻底失效。中共压根不曾料到，它自视高明的算政治账的三年野蛮封控和清零竟反过来促成了大量原本矇昧并愚信中共的底层草根的觉醒，开始质疑并认清中共的专制嘴脸，中共的谎言已几无市场，于是除了诉诸赤裸裸的暴力，中共真个是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了！中共已完全不具备实行和平、稳定、理性、可预期和法治化治理的选择和能力，战狼外交、强制抓捕、强迫失宗、暴力杀戮等等都是这种暴力依赖和统治困窘的必然显现。

对被杀者而言，杀戮是终极的毁灭，而对杀戮者而言，杀戮也是最后的选择，暴露出杀戮者别无选择、垂死挣扎、濒临疯狂的绝境。一百年前，中共的第二代祖师爷列宁放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妄断就像第一代始祖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大厦一样，已被历史无情地嘲讽和抛弃。然而，我们不妨借用列宁的逻辑，下一个这样的论断：肉体清除和杀戮是中共维系其摇摇欲坠的专制大厦之最后阶段。中国古谚曰“天欲其亡，必令其狂”，西谚亦曰“天欲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近日，Politico杂志载文直指习近平实行完全斯大林式的清洗、完全依赖暴力维持其个人独裁。暴力、肉体清除、杀戮并非中共基层强权的专利，而是中共所有层级的底色。滑稽的是，习近平曾公开宣称“举头三尺有神明”，似乎只有他所警告的中共贪官污吏头上才有神明，而他本人就是那个神明，似乎他自己头上没有也不需要神明，似乎他的汪达尔式的暴力统治和野蛮封控就可以免受神明的惩罚。

既然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既然中共除了杀戮和暴力已无计可施，它也就已是穷途末路、末路狂奔、败亡在即了。中国人民，特别是数千万访民苦主切不可悲观绝望，而应坚定必胜的信念，既然已被中共制造为敌人，那就坦然做中共的掘墓人吧！访民群体所急切需要改进的，就是继续启蒙，放弃对中共不切实际的幻想，参与推动中国社会的根本转型！中国只有转型为彻底的宪政、法治、民主国家，一直落空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之道德理想才能化为道德的现实！

民生观察 2023年12月21日

12月10日，中国著名艾滋病防治活动家、被称为“中国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医生于纽约寓所逝世，享年95岁。我们在此向这位不惧中国当局压力以极大勇气揭露艾滋病“血祸”真相而付出艰辛努力并取得显着成就的伟大女性致予最崇高的敬意，深切哀悼这位胸怀大爱以医者仁心坚持调查艾滋病疫情、救助艾滋病受难者和艾滋孤儿的伟大人道主义者。

高耀洁医生1927年12月19日出生于山东，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后长期在河南省工作，是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科肿瘤病专家。自1996年在郑州一家医院会诊遇到第一例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后，高耀洁开始了相关调查工作。为了调查艾滋病疫情，救助艾滋病受难者与艾滋孤儿，揭发这场灾难后面的重重黑幕，她不仅耗尽上百万家产，自费进行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

自1996年至2009年流亡之前，高耀洁医生走进一百多个“艾滋村”，1000多个患者家庭，足迹遍布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共16个省市，坚持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摸清艾滋病患者群体的情况。她记录下所有接触到的病患信息，保存下同病人及他们亲属之间的通信往来信件1.5万封，这些都成为了官方艾滋病数字之外的宝贵数据。

高耀洁医生通过调查发现河南乃至中国的艾滋病，主要并不是通过性行为、吸毒传播开来的，祸根在于当局推行“血浆经济”，在农村穷困地区推动卖血，而采血供血又没有严格按照操作过程，导致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血到处蔓延，许多因其它病输血的患者，也因输入了艾滋病毒感染的血浆而受害，是典型的人为制造的“血祸”。

高耀洁医生散尽个人积蓄百万家财，全身心地投入防艾、治艾、救助艾滋病患者遗属，揭露“血祸”真相的工作中，她的揭露使“血浆经济”给中国农民带来的悲剧公之于众，令长期被中国当局刻意隐瞒、掩盖、忽视、淡化的“血祸”真相为世人所知晓。高耀洁医生为中国乃至世界防止、防治艾滋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人类良心、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高耀洁医生的无私奉献为她在中国赢得声望，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2001年，她获得了全球卫生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2002年，她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同年7月，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位“亚洲之星”之一。2003年，她获得了由菲律宾政府颁发的“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马尼拉市市长赠送了她金钥匙，并授予她荣誉市民称号。2004年，她被评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十大年度人物”之一。《南方人物周刊》将她列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之一。2007年，她获得由美国援助发展中国家妇女组织“生命之音”颁发的“妇女领导者奖”。

2007年4月，国际天文联合会将38980号小行星永久命名“高耀洁星”，显示了世界对她杰出贡献的尊敬。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署长PeterPilot表示：“艾滋病的历史和抗击艾滋病的历史是由那些无名英雄们、那些与社会主流抗争的人、以及那些真正敲响警钟的人用自己的行动谱写的。高耀洁医生就是其中一位。”

然而，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高耀洁医生可以感动世界，却感动不了地球上最大最顽固的专制中国。高耀洁医生揭露“血祸”真相使当局的失误和丑行暴露在世人面前，从而招来了官僚体制的打击与报复。她成为官方的重点监控对象，领奖被阻挠，电话被监听，出门被跟梢，人身自由受到控制，以致于她在暮年被迫远走他乡，在2009年已近83岁高龄的高耀洁只身出走到了美国，“因为我要把真相告诉全世界”。

2010年3月，高耀洁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深居简出继续她的艾滋病事业，坚持要在剩下的岁月继续向外界传递中国爱滋病的真实情况，认为这是她对历史的一个责任。她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写下7本有关艾滋病疫情的书。

现在，高耀洁医生在异国他乡孤独离世，她的去世让世界为之悲痛，但在她所眷恋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祖国却一片沉默，十亿国人欠她一句道歉。她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去世本身就是一个象征，隐喻着她与她的祖国的命运：中国人因为缺乏基本的人权而蒙难。

高耀洁医生逝世了，而38980号“高耀洁星”永远高悬在太空中注视着地球，注视着中国，注视着未来中国人的命运抉择。

高风亮节，耀洁华夏，高医生千古！

民生观察 2023年12月14日

十五年的今天，2008年12月9日，由张祖桦、刘晓波等人起草并由303位各界人士首批签署的《零八宪章》宣言公开发布。《零八宪章》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在自由、平等、人权等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下，在中国践行民主、共和、宪政等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

《零八宪章》甫一出世便遭当局重压打击，在最早签署该宪章的303位各界人士中，至少70人遭警方传唤及审问，，而国内媒体也不得采访任何签署零八宪章的人，主要起草人刘晓波更是遭到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参有期徒刑11年。

与当局的重压打击相反的是，《零八宪章》作为民间为主体构建宪政共和的集体发声，其主张的普世价值理念、为中国的民主转型提出系统的蓝图及路径，受到中国民间的普遍认同，迄今为止已有四十三批、一万多中国公民参加了签名联署，是1949年中共建政后最大规模、影响力最大的公民签名运动。《零八宪章》同样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2010年，刘晓波因“为中国基本人权所进行的长期、非暴力的斗争”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与《零八宪章》期望的变革正好相反，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共一意孤行，与人心所向背道而驰，逆历史潮流而动，更加专制集权，更加践踏人权，更加敌视人类文明，更加仇恨普世价值，中国国民的苦难日益深重，而作为《零八宪章》象征、中国人权象征的刘晓波更被中共残忍虐杀被病死，死无葬身之地，显示了其极权统治的底色，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是人类历史上继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后又一个对人类有巨大破坏力的极权政权，这个政体完全就是人类的毒瘤。

十五年了，在习家王朝的铁腕统治下，《零八宪章》期望的“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民主中国梦前景更加黯淡，“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络绎不绝，整个中国社会已陷入沉重的迷茫与焦虑中，丧失了对未来的任何期待，中国再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十五年了，中国的黑暗现实表明，《零八宪章》的梦想与追求并没有过时，如同《零八宪章》的前言所指出的，“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只有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统治，才有中国的光明未来，才有中国人自由、安全、尊严地生活。

十五年了，《零八宪章》的努力地把各自为战、分裂的泛自由派阵营团结成广泛联盟，整合成有前景蓝图、目标框架的凝聚共同体，代表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方向。希望在于民间的协力，改变始于民间的抗争，我们在白纸运动看到了中国民主运动的突破口。自由中国在民间。

十五年了，《零八宪章》和中国民主转型运动的道义巨人刘晓波标志着中国人为自由而不懈奋斗的丰碑。战士倒下，浩气长存，旗帜屹立，自由必至。历史告诉我们，最黑暗的时候，是光明与希望的火种孕育积蓄的前夜；历史告诉我们，最黑暗的时候，人类绝不缺少丹柯式以自己的心熊熊燃烧照亮前行道路的殉道者；历史告诉我们，最黑暗的时候，是人类彰显人性尊严、拒绝奴役的力量源泉。历史告诉我们，最黑暗的时候，表明天就要亮了。

让我们相信历史，让我们相信未来。

民生观察
晓波助澜会
2023年12月9日

2023年11月6日，曾任三届中共全国人大代表的知名律师迟夙生女士在中共云南省县级的宣威市法院为一起所谓涉黑刑事案件辩护，下午庭审结束后迟夙生律师到法院的物品暂存柜取回手机时发现手机被盗，询问看管手机柜的法警，法警避而不答，再询问该案审判长、宣威法院副院长丁敏，丁敏女法官恬不知耻地痴笑称“手机失踪你报警啊！”丁女话音未落，大批法警及公安特警蜂拥而至，强行将年近七旬的迟夙生律师扣留在法庭内，关闭法庭大门，多名法警再强行将迟夙生律师拖进另一个房间，并禁止其他律师同行探视。法警和公安特警的野蛮暴力行径导致患糖尿病多年的迟夙生律师突发心脏疾病，中共法院眼看要闹出人命，才仓皇把迟夙生律师送往宣威市第一医院急救。

手机存放在堂堂中共法院的物品暂存柜里，旁边更有半武装的中共法警把守，光天化日之下，除了中共法院自己监守自盗外，还可能有第三方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敢在中共的眼皮子底下，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公然行窃吗？

迟夙生律师曾连担任中共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一经历在一直对律师实行控制、防范、收编的中共国律师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迟夙生律师担任中共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提案修改刑事诉讼法并获采纳，却又因对刑事诉讼法修改力度不满而投下反对票，并连续多年坚持提案实行性工作合法化，在橡皮图章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上表现出罕见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广受《南方周末》等知名媒体报道。迟夙生律师曾代理贵阳小河案（黎庆洪等所谓涉黑案）、李庄案等中共恶意构陷的重大冤假错案。然而，即便有如此响亮的名头，迟夙生律师在职业生涯中仍屡屡被中共法院刁难、侵害，此次手机在中共宣威法院被盗、人身自由被中共法警和公安特警非法限制又是一例。

名声显赫的迟夙生律师受到中共宣威法院和公安特警如此野蛮的对待，自然被媒体及民间各界高度关注。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共宣威法院院长陈永福11月7日归还了迟夙生律师手机，并向迟夙生律师道歉。果然，迟夙生律师的手机是中共宣威法院监守自盗的。堂堂中共宣威法院就这么干起了溜门撬锁、钻地打洞的盗贼勾当！显然，是身为副院长的丁敏女“人民”法官与法警联手，趁迟夙生律师庭审辩护之机，溜门撬锁，共同实施了偷盗手机的勾当。

其实，干出如此下作、鼠媚之窃贼勾当的又岂止限于小小的宣威法院这样的基层法院？2019年，为非法干预千亿矿案，中共最高法院周强院长不也指使手下在最高法院的办公大楼里，从候补员外郎王林清博士的办公桌里，盗走了全部案卷吗？

中共宣威法院偷盗迟夙生律师的手机，起因于7日上午开庭前迟夙生律师拍摄了两张摆放着铁制束缚椅即俗称老虎凳的法庭室内照片。上午休庭时法警就将迟夙生律师扣留在法庭内，逼其交出手机、删除手机里的照片，被迟夙生律师拒绝。下午休庭时，法官及法警再次威逼迟夙生律师交出手机，副院长兼审判长丁敏无耻狡赖，叫嚣“通知你开一个月的庭，这一个月就都属于审判活动。”

听丁敏女人民法官这猖狂咆哮的口气，在这一个月内迟夙生律师无论何时何地都全天候地不得使用手机！以丁敏这虎狼般的强权逻辑，在这预估的一个月开庭期内，她这个审判长也必须一直高坐在公堂之上，不得如厕，不得与回家老公同房！

公开资料显示，丁敏，女，1985年11月生，汉族，湖南湘潭毛泽东故里人，2007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2009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获诉讼法学硕士学位，2010年经公开招考入职云南省曲靖市中级法院，2013年开始在职攻读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201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从2009年硕士毕业到2010年考入曲靖中院，有一年的空档期不知丁敏女士做何贵干。按世俗常理，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硕士科班毕业，通常是不屑于屈就到曲靖这样的偏远山区的，除非她有已被打入中共冷宫的胡春华当年扎根西藏、效力边疆之高远之志。以世俗观念，我们不妨恶猜丁敏女士在这一年的空档期内是谋求心仪职位而不得，不得已而俯下身段供职曲靖的。

有两个细节可以窥见丁敏女士之汲汲于名利，一是她借贬抑同班同学不能按时毕业以抬高自己，曲靖中院的公开宣传信息称丁敏“2016年6月，面对‘同班同学有一半都延期毕业’的事实，作为在职博士生的她如期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这虽是曲靖中院的官宣口吻，但原始信息显系出自丁女本人之口；二是曲靖中院官宣信息夸称丁敏参与两部书的编写，在“《青少年犯罪问题》、《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等国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二十余篇”，《民事执行中的话语分析——基于动态和静态的语境》入选《第五届法律、语言和话语国际会议论文集》（美国学者出版社）。然而，不仅这些文章和刊物都是在学术界不入流的凑数文章和刊物，而且仅凭一篇无法核实、毫无影响和价值的垃圾国际会议文章，就胆敢厚颜吹嘘为在“国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二十余篇”！一个本该温良、谦和的女法学博士法官，却是如此的虚荣、浅薄和贪图名利！

一个法官，一个女法官，一个女法学博士法官，面对迟夙生律师的质问竟然丝毫不以其盗贼行径为耻，竟能恬不知耻地叫嚣“手机失踪你报警啊”，“通知你开一个月的庭，这一个月就都属于审判活动”，实在令人不齿，人之为人的廉耻何在？作为法官必备的职业廉耻何在？丁敏女法学博士法官的无耻，也是中共官场整体上的朝生暮死、不论是非、只图一时快活、但求苟且于眼前实利的精致利己主义无耻！这种无耻，薄熙来、王立军重庆黑打时投靠薄、王以求爬升却沦为弃子的前女检察官、现女博士律师幺宁已曾表演过；这种无耻，中共官场上无数追逐权力的大小贪官污吏一直、仍在争相上演着；这种无耻，已经让贻笑后世的白须儿顾秉谦自愧弗如了！

女法学博士法官丁敏的无耻，鲜活地证明了中共的官场是一个把好人变成魔鬼、把善良变成邪恶的污秽之地。有理由相信，丁敏，以及幺宁，作为女大学生、女硕士、女博士之际，是清纯的、正直的，不乏法律人矢志追求正义的品性。然而，一旦踏进中共污秽的官场，任你当初是多么的清纯和正直，不消几年，一定把你消磨得面目全非，污染得平庸苟且、无所作为、贪暴邪恶、人性尽失。

要逃脱被中共官场污染的命运，只有一条明路可走，就是要远离中共，要么绝不踏入中共官场，要么误入中共官场后迅速、坚决出逃，切勿学胡春华那样误入中共官场却碌碌无为、虚度一生、最终被弃为废子而自取其辱，更勿学幺宁那样投机不成，既被中共体制冷酷抛弃，更被人民大众深深唾弃。我们已经看见，女法学博士法官丁敏的行事风格分明带有前女检察官幺宁的痕迹；我们不得不替丁敏的父母担心，如不及时悬崖勒马，等待丁敏的极可能就是幺宁的命运。

此次庭审中丁敏女法学博士法官更公然违反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无罪推定的刑事诉讼原则，非法诱劝、诱骗两名被告人承认原一审判决中已经否决的涉黑罪名，并非法承诺“只要认了，刑期还可以减轻点”。刑诉法硕士、刑法博士出身的丁敏加入中共法院十三年间，已把中国政法大学传授给她的法治原则和法治信仰抛到九霄云外，已被中共的邪恶政治和政法污染得一身腐臭。在中共的专制之下，法治及法治信仰是没有生存空间的，法学教育必然是整体失败的，法官只能是听命于中共并丧失人格的太监和小妾，只能是中共政法机器上一枚枚消极、被动的螺丝钉，这就是丁敏、幺宁之流投靠中共、汲汲于中共权贵赏赐些微残羹冷炙之名利者的宿命。

丁敏女法学博士法官滥用副院长职权偷盗迟夙生律师的手机之卑劣行径，连她的前同行和前辈、担任中共法官二十多年、曾任中共湖北汉江中级法院院长的郭卫华博士都不忍直视。郭卫华博士如此怒怼丁敏：还没有开庭，不是在庭审进行中！没有任何违法和违规之处！宣威法院凭什么强行扣了人家手机？司法机关成了违法机关，情何以堪？……司法行为要合理合规，不可任性而为，随性而为！谁说法庭不可以拍照？公然违法蛮横查扣律师手机，是严重侵权行为，必须对行为者予以严肃处理！……法院的权威不需要靠蛮横来维护！

郭卫华博士义正辞严，然而，在中共现有的权力格局下，丁敏之流及其盗贼行径是完全享有豁免权的，中共的法院体系，无论是丁敏本来所属的曲靖中级法院，还是她挂职任副院长的宣威法院，都必然对她包庇、袒护，甚至更要对她不惜违法也要誓死捍卫中共法院“正面”形象的坚定政治立场褒奖有加。更况，迟夙生作为资深律师，深知中共的所为中国国情，她必须显示出宽容、大度的姿态，她已公开表示不再追究，像所有端着律师饭碗的律师一样，她还要在中共的司法权力场、在中共全国各地的法院行走，她需要以此次的宽容、大度换得中共各地法院今后可能给予她的尊重或曰面子。

宣威法院回应媒体时竟厚颜无耻地反问“没开庭，法庭内就可以任意地拍照吗？这种案子本身就敏感，为什么总是喜欢老是拍个照，发个抖音什么呀。律师也是要有你们的行为规范”，一副中共特有的强权无赖嘴脸，压根没有对公民个人而言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的法治理念！人们不禁要质问，没开庭，法庭内为何就不能任意地拍照？凡不属的确涉及国家秘密——中共法院这些年非法以虚假的所谓国家秘密拒不公开审理的案件除外——和个人隐私的案件，统统都应公开审理。在现代审判公开的法治原则下，只有公开审理或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哪里有什么敏感案件？这些年来，凡是中共公检法院所诡称的敏感案件，无不是中共已经炮制和构陷却死不肯认错和纠正、更不敢公开改判的冤假错案，如聂树斌冤案和呼格吉勒图冤案，无不是中共正在恶毒炮制和构陷因而做贼心虚、不敢公开审判、不敢被人民监督的重大冤假错案如“709”案和“12.26厦门大抓捕”案。畏惧律师拍照，害怕人民发抖音，正是中共及其公检法作恶多端、残害人民、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表现。中共的宪法、诉讼法都冠冕堂皇地宣称审判公开，然而，时时防范人民、处处以人民为敌、把法律和司法阉割为政法和刀把子的中共总是要在密室里对人民构陷冤假错案，岂敢、岂肯实行彻底的审判公开！

中共最高法院2016年修改后的《法院法庭规则》第十七条规定，除经许可的媒体记者外，出席法庭的人员，主要是旁听人员，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或提使用移动通信工具等传播庭审活动”，暂不论这一规定是否符合中共自己宪法和诉讼法所确立的审判公开原则，这一规定也显然并不禁止迟夙生律师开庭之前的拍照行为。更况，依审判公开原则及宪政、法治之法理，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禁止旁听人员以安静、不影响庭审的方式录音、录像、拍照或传播庭审活动，除非中共及其法院、法庭、法官企图炮制冤假错案，像炮制“709”等政治冤案那样！归根结底，无论是《法院法庭规则》的禁止录音、录像、拍照或传播庭审活动，还是丁敏女法学博士法官偷盗迟夙生律师的手机，都是企图抗拒彻底的公开审判，都是竭力抵制人民的监督，都是中共特有的强权撒野和任性。中共及其政法化的司法权力是绝不肯接受人民的规训的！

丁敏女法学博士法官偷盗迟夙生律师的手机，也中共及其强权毫无诚信、毫无契约精神之一贯本性的表现。手机暂时存放于中共宣威法院，就是宣威法院与迟夙生律师及所有存放物品人达成了保管合同，宣威法院无条件承诺手机的安全，无条件保证它作为保管方不得接触手机，迟夙生律师及所有存放人因而无条件相信手机的安全。然而，如此基础、基本的契约诚信，中共宣威法院及其女法学博士法官和副院长丁敏，都胆敢蔑视和践踏，中共及其法院还有什么诚信可言？中共及其所有的强权，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还有什么契约不敢践踏？宪法、法律是中共与国民签订的公共契约，中共自1949年至今，不是一直恣意践踏着吗？中共与世界各国签订的世贸组织条约，中共也轻蔑地践踏，又有何妨？

宣威，这一次实打实地向迟夙生大律师宣扬了中共的强权之威，其逻辑与中共2015年以“709”大案向中国律师宣扬中共践踏法治、蔑视人权的暴力之威如出一辙。律师，以其专业法律知识的软力量制约着习惯于强权任性的中共，总是会让中共的公检法强权部门颇为不爽，中共的公检法强权部门总要神经质和周期性地对中国律师宣扬暴力之威的，绝不会仅因王立军、傅政华、孙力军的完蛋而罢手。品尝中共暴力之威的，迟夙生律师不会是最后一位！

民生观察 2023年11月12日

10月17日至20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作为官方号称的“中国2023年最重要主场外交”，以及作为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新时代外交思想”的最重要象征倡议十周年，中共竭尽人力物力制造“万邦来朝”的“盛世”景象，自导自演，自嗨自乐，清空万巷，如临大敌，安保规格全球之最，排场之阔世界第一，光是在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设宴款待出席论坛的多国领导人，餐桌就长逾40米，极尽奢华。

习近平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宣称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然而，和亡国之君隋炀帝一样花钱买场面铺张奢侈的会议，除了来了个被国际社会以战争罪制裁犹如丧家之犬的普京，和同样声名狼藉的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代表外，其它的来客都是在国际社会上以侵犯人权而臭名昭著的中共小弟如叙利亚、塞尔维亚、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之流，以及一众穷得叮当响急需在中共处打秋风的亚非拉小兄弟，出席的没有任何西方主要国家的现任领导人，这使急欲彰显大国地位的中共大扫面子。

根据统计，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有29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其中欧洲国家领导人超过三分之一，2019年第二届则增至36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而这次的第三届则急转直下。有好事者制作的三届出席者合成图片，显示出中共大张旗鼓实际应者寥寥的窘境。

中共“一带一路”面临窘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习近平多次公开宣称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共存（2012年2月，还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前首次提出，十年来表述过无数次），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如果中国还不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老大，也至少应该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导世界。所以，打造出一个自己的经济圈和势力范围来抗衡西方，实现习近平大力宣扬的“东升西降”取代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地位的战略野心，让中国将处于游戏的中心，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习近平念兹在兹的野望，实现此野望的最重要手段就是“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在2013年9月提出，到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一带一路”升级为国家战略，计划到2049年形成一个由70多个国家组成的联合体，总金额达1万亿美元。它已成为习近平“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核心诉求是改变国际地缘政治走向和世界现行秩序体系，重新定义乃至规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因而，在表面上看来，“一带一路”项目是资本输出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为了输出中国过剩的产能，解决中国内部的劳动力过剩和资源过剩的问题，实质上它是中国推进地缘政治野心的核心工具，包括了政治军事的扩张和意识形态的输出，传播中国的政治价值观，特别是专制模式的输出。

所以，“一带一路”从根子上就是一个陷阱和骗局，“一带一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无法承受的债务负担，使现在的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主权债务国。研究指出，“一带一路”项目给沿途国家带去7大类风险，包括侵蚀国家主权、缺乏透明度、不可持续的财务负担，脱离当地经济需求、地缘政治风险、负面环境影响和腐败等。

最典型的例子是位于东非的肯尼亚的遭遇。2022年，肯尼亚政府公布了其在2014年与中国签署的耗资高达47亿美元的“标准轨距铁路”(SGR)合同中的三份文件，合约显示，从兴建到融资都在中方掌控中，文件规定，执行协议时出现的任何争议，必须通过具有约束力的中国仲裁解决，这甚至已不是不平等条约，而是附庸条约。而让这个国家成为附庸而修建的这条480公里铁路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是当时的肯尼亚总统在大选时宣扬政绩。这条铁路现在被当地舆论称为花大钱却无实用之物的“疯狂铁路”。

还有斯里兰卡的亲中权贵拍板兴建“一带一路”项目汉班托塔深水港，因此深陷债务陷阱导致政府破产，中国一笔勾销斯里兰卡11亿美元债务的代价是将具有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港口出租99年给中国抵债，也冲击到周边60万农渔民的生计，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吉尔吉斯则被要求交出铁路经营权，以换取中方提供兴建铁路的资金，以产权换基建。

不同于西方的注重可持续发展、注重环境与安全等评估这些较高的援助标准，中共的“一带一路”除了输出专制模式外没有没有任何标准，特别是小国、岛国、经济落后国家、具有战略利用价值的国家等，都是中共眼里的香饽饽。

在非洲威权国家埃塞俄比亚，在“一带一路”项目资源的支撑下，埃塞俄比亚的权贵紧密拥抱中国，对内严密控制国民，其互联网审查、封锁、政治专制、媒体被管控等等与中国如出一辙。在犯下达尔富尔种族灭绝罪的苏丹，中共的“一带一路”投资帮助了巴希尔极端伊斯兰主义政府在自由世界的围堵中苟延残喘。

中共的“一带一路”深受中东、中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各类大小威权政体的欢迎，这些国家的既得利益阶级与中共一样共享“一带一路”的红利。在吉尔吉斯，中国贷款3亿美元，直接汇入前总统在维京群岛注册的公司账户。在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领导的前政府跟中共签订价值23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国安排了高达6.28亿美元转入纳吉个人账户作感谢。因此，美国著名商业杂志《福布斯》曾撰文讥刺说：“一带一路，贿赂满途（One belt, one road, many bribes）”。

在中国与西方全面交恶的今天，中国甚至已被认为是世界邪恶政权的领头羊，而作为输出极权意识形态工具的“一带一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强烈警惕和杯葛，因此这次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自然不可能再出现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前来捧场。

而对中国国内来说，“一带一路”被网民深恶痛绝，把其戏称为“大撒币”。中国国民创造的财富被中共攫取拿来给独裁者的“老朋友们”大撒币，而中国国民却在沉重的负担下彷徨挣扎，这是“宁予外邦，不予家奴”的现代版。大撒币完全透支了中国国力，加剧了国民的痛苦感，也因此成为目前中国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中重要的致命因素。

“一带一路”的衰败是必然的，它就是独裁者在暗夜中自娱自乐的一把烟花，短暂的闪耀过后，逃避不了成为历史笑柄的命运。

九月底，民谣乐队瓦依那和任素汐合唱的《大梦》一夜之间爆红，无数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疯狂转发刷屏，引起社会广泛共鸣。从《大梦》的爆红，可以窥见当今中国社会群体情绪基调以及其中蕴含的时代走向。

《大梦》长达九分钟，从六岁到八十八岁描述了普通中国人的一生，唱尽了普通中国人的苦难，看似浅吟低唱的叹息，实质全是挣扎与绝望。贯穿歌曲始终的那句“该怎么办”，无疑是最能触及人们脆弱情感的追问。十八个“该怎么办”，是苦难的中国人向整个社会、整个时代发出的不解与追问。

“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大梦》直戳人的心窝，触及人的心中痛楚，完全击垮了普通人的脆弱情感。当今中国从没有一首歌像《大梦》一样，把中国人所有年龄段的焦虑、烦恼、无奈、压抑、迷惘、悲伤、彷徨、挣扎、绝望，以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引发社会的集体共鸣。

一首歌若是引起社会的广泛共鸣，一定是反映了某种社会普遍心理。在中国社会处于全面焦虑期的当下，《大梦》的爆红可以说是完全在情理之中。

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不分年龄、身份、阶层，都处于丧失安全感的共同迷茫与焦虑中。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至今，整个社会陷入普遍的苦闷彷徨中，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找不到任何方向与出路，生存焦虑、经济焦虑、政治焦虑、安全焦虑、信仰焦虑等犹如重重大山层层积压在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头上。

丧失安全感导致的生存焦虑、经济焦虑、政治焦虑、安全焦虑、信仰焦虑等其实真正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外新冷战，对内新极权，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抗，内强化对社会的控制，使中国结束了所谓“改革开放”的繁荣时期，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向深渊滑落，整个社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身处此沉重现实中，没有哪一个阶层能例外。“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官员们担心站队问题被政治清洗；知识分子除了做“歌德派（歌功颂德）”，再没有任何在公共舆论场挥斥方遒的场合；教师整天提心吊胆防备被学生举报；企业家担心被“养肥了就宰”；中产阶级担心财富被“清零”；普通城市打工族成为“996”的“社畜”；大学生毕业就是失业，情愿“躺平”……社会充斥蔓延沮丧与无力感中。

在《大梦》激起社会的普遍共鸣前，社会已通过各种流行的“亚文化”展现了普遍的苦闷彷徨情绪。“躺平”、“内卷”、“佛系”、“社畜”、“摆烂”、“韭菜”、“人矿”等高频热词的热传无不显示着时代越积越厚的悲观压抑情绪。

2022年中共的二十大使习近平正式建立了习家王朝，彻底让曾渴望中共通过改变党魁而改变现实的人们期待落空，这种心理上的巨大落差给社会心理带来了更巨大的痛苦感，渴望改变现实而又无能为力，现实既然无法改变就只能随波逐流彷徨挣扎，“该怎么办”就成为每一个人向整个社会、整个时代发出的不解与追问。

这种在歧路上没有任何性质的彷徨究其因当然是中国社会犬儒主义的结果。中共长达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确使中国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状态，民众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2008年中共实施四万亿救市刺激计划后，通过政府主导的“铁公基”（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投资性建设，既成为挽救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同时确实改变了中国的整体面貌，而民众以政治上的犬儒妥协和容忍社会的不公换取了经济上的财富积累，从而使中共获得了相当庞大的政治红利，成为中共执政的主要合法性支柱。

然而，中共的“铁公基”手段终究只是偏门手段，并不具有长久实施的可能性，相反的是，“铁公基”换不来社会公平，只能吹大资产泡沫和而扩大社会不公平，既纵容了既得利益集团攫取了绝大部分国民财富，更制造了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泡沫这两大危害要素，成为今日中国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主要推手，政治上的犬儒主义让社会丧失了面对和改变社会不公的勇气，最终全体国民为此埋单。

在目前来看，中共“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政治红利并没有消失殆尽，现阶段中国社会还将不得不继续持续这种不知何去何从的彷徨状态，社会只能停留在追问“该怎么办”的层次上，看不到国家与个人的出路。

然而，习家王朝的刚性铁腕统治使中国社会丧失了对未来的任何期待，这个国家正处于几十年来最黯淡的明斯基时刻。正如《大梦》所隐喻的习近平的“中国梦”只是一场大梦，是中国国民的噩梦一样，习家王朝每一天都在消耗中共的政治红利，社会与民众情绪的心理情绪不断地趋向临界点。

人类历史上，“该怎么办”的迷惘时刻最终必然要过渡到“就这样干吧”的决断时刻，全社会共同强烈渴望改变的意愿时刻并不会太久远，一触即燃的社会公共情感便是导致红朝“脆断”的时候。

民生观察 2023年10月21日

（李文足与警察论理）

（李文足逼迁日记）

“逼迁”就是逼迫迁徙，即迫使人离开所居之地，这在中国大陆已成为当局打压维权人士的常规手段，而且近来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认真审视“逼迁”现象，厘清其演化脉络，透析其本质特征，知晓其违法侵权，预测其未来演进，对迎应“逼迁”有现实助益。

一、逼迁上演频繁针对人群不分男女老幼直攻软肋

9月7日，著名维权人士、社会活动参与者叶海燕女士通过网络向外发出了《叶海燕给全社会的一封求助信》，陈述自己遭遇的逼迁：

“10年前，我在网络上比较活跃。因为从小就喜欢文学，总爱写些文章，发表下观点，再加上成为一个公益人士，社会责任感特别强烈，喜欢多管闲事。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可在2014年，我就退出公益圈了。我已经十年，不出现在公共平台了。

我想过点平静的小日子。因为我结婚了，有家庭了，必须对家人负责。

为了过平静的小日子，我渐渐自觉淡出公众视野。不参加公共活动，不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也不像以前那样，随意批判了。在网络上，只发些广告，和一些风花雪月，不涉及敏感话题的文字。

尽管这样，对我的管制，打压并没有停止过。十年了，我被驱逐了很多次。最近，我在江西做瓷器，我丈夫在草原打理我们居住了多年的院子。从8月6号开始，房东就要求我们退租。我老公并没有想到会是有关部门的干涉。他以为是房东自己的意思。只好借钱租了另一间院子。正当他准备与新房东签合同的时候。有关部门说，因为他老婆是名人，所以他不能住在希拉穆仁草原。随后就开始给房东施压。——”

一个淡出公益维权圈10年的女士，竟然仍一直被中共当局苦苦追逼得无处安身，屡屡被逼迁“驱逐”，而在10年的忍气吞声后，这次不得已向外发出公开求助，可见现在面临的逼迁更甚于以往，也由此可以想见那些正奔走在维权一线的人士所面临的艰危情境，让人更能理解，今年4月以来在北京的维权人士王峭岭、李文足女士的逼迁遭遇。

人权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4月底在推特分享视频，表示房东找供电局的人来拔除租屋处电表，并即刻切断燃气供应，以逼迫他们搬离租屋。

与此同时，同样在“709大抓捕”期间被中国当局逮捕关押的维权律师李和平一家人，自4月底起，便陆续遭房东带“彪形大汉”上门，要求他们2週内立即搬走。5月14日，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在推特发布视频表示，房东带10多人闯入他们租屋处的小院，威胁若李和平一家若不搬走，房东便会“弄死”他。

王峭岭写道，虽然房屋租约仍有5年，他们一家也已缴交房租至8月17日，房东仍执意要求他们立即搬走。在李和平表达不同意后，王峭岭说房东把卧室玻璃窗砸了一个大洞。他们打电话报警，警察到场仅说“房东有权力卸自家房子的窗户”。

王全璋接受DW（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维权律师或异议人士在中国被逼迁的状况一直存在，过去因他们一家住在朋友的房子，所以房东还有一定程度的抗压能力，但近年来，由于他们与房东没有私人关系，所以当警察要求房东逼迫维权人士搬迁时，房东会如“领了圣旨一般”，非常积极地迎合与执行，这也使王全璋一家的租屋处境变得非常艰难。

他说：“中国当局为何要这么做，根据我的理解，当地辖区的警察有稳控的压力，也就是说他们辖区有一个敏感人士，他们就要在重大敏感时间去稳控这些人。例如外交使馆人员或有重要国际人士访华，或中国两会跟其他重大活动，警察都会安排人手管控辖区内的敏感人士，这会影响他们（房东）的正常工作，他们也会承受稳控的压力，所以产生不想让我们在当地居住的心理，这才出现后来我们被逼迁的现象。”

王峭岭则告诉DW，虽然他们自2004年起便不定时面臨被逼迁的情况，但手段恶劣的程度是至今年4月底才更严重。她说：“过去房东逼迁，我们会强调租房合同还没到期，若房东反復上门催，我们会坚持至合同履行完毕。但这次房东自己承认毁约，当我们要求把合同履行完毕时，房东很生气，采取暴力手段。”

5月28日王峭岭在推特发布视频表示，房东带人上门用板手跟钳子把住处的大铁门卸走，而警察直到铁门被搬走后才抵达。当李和平带著警察至房东家理论时，警察仅说：“房东拆自己家的门，没事！去法院起诉吧。”

王峭岭告诉DW，虽然民事合同纠纷应当透过协商解决，但在房东一再采取暴力而警察又置之不理的情况下，他们一家面臨的处境非常艰难。她说：“这种官方做后台的逼迁，对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抵抗的力量。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情况如实发出来，告诉大家事实真相为何。”

据悉自2015年709大抓捕至2021年6年期间，王全璋、李文足一家就至少已被逼迁4次。在2023年4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两个月，李和平、王全璋两家更同时遭受中共北京公安的频频逼迁，李和平、王峭岭一家被逼迁8次，王全璋、李文足一家被逼迁13次。

由王峭岭、李文足两家遭受逼迁情况来看，今年4月以来，北京当局对在京维权人士的逼迁出现如下明显特点：

逼迁频率大大提高：短短两个月就逼迁10余次，可见李文足、王峭岭她们，每搬一新居，几天便被迫再搬，甚至出现一天就被逼搬迁情况。

逼迁手段日益暴烈：由原来的当局给房东施压，让房东毁约拒租，进一步演变到让房东堵锁、换锁、堵门、换门，进而让房东暴力威胁，采取砸窗卸门激烈手段，现在演进到调动黑恶势力上门，并声言要“弄死”租住的维权人士。

二、逼迁的决策和实施者是中共政府

众所周知，一切对维权人士的逼迁均来自公权力维稳部门，而直接承办的应该就是各地警方，但是警方常常却隐藏于幕后，通过施压、唆使房东出面逼迫租房的维权人士搬迁，进而推卸自己主使逼迁的罪责。

然而，李文足被逼迁后前往宾馆及朋友处住宿，而遭到退房与上门查房，赤裸裸地暴露着警方在逼迁中的角色。

据DW报道：（李文足在遭遇被断电逼迁）事后一週，王全璋一家试过多家民宿或酒店，但都遭到刁难或驱离。5月2日，李文足在推特发布视频表示，他们一家住进北京一家酒店仅10分钟，就被服务人员敲门要求离开。5月3日王全璋返回北京后，发现原本的租屋处依旧处于断电的状况，所以让妻儿暂留外地。

在被房东强迫搬离租屋处后，王全璋一家仍持续受到警察的各种骚扰。李文足5月25日在推特上发布视频指出，她与儿子暂居维权人士野靖环家中，但警察半夜突然上门，声称有人举报屋内的人涉嫌吸毒，所以要进屋检查。李文足写道：“孩子吓得紧紧抱著我浑身颤抖，边哭边喊害怕，问他们闯进来了怎么办？5位广安门派出所警察再次来敲门喊话，要进屋检查。”

后来警察持续敲门，并声称若李文足不开门，他们“可能要破门进来”。隔日，李文足在推特发文分享，儿子询问警察是否今夜还会上门来“检查”。她写道：“昨夜广外派出所警察3次要破门检查吸毒，把我和孩子都吓坏了。709事件导致我们一家被分开4年8个多月，团聚没几年，又对我们赶尽杀绝。逼迁变聚众吸毒，难道要把我们母子逼死才罢休吗？”

由李文足被逼迁后到民宿或酒店仍遭刁难或驱离，显见是警察指使，而到朋友家住，遭警察半夜敲门查毒，更撕下了警方在逼迁中拒绝承认担任主使角色的一切掩藏与伪装。

三、逼迁手段充满暴力和歧视

从李文足被逼迁后遭遇，昭示着警察不仅仅是不让李文足她们在京租房居住，而是根本就不允许她们在京驻足，就是想要将她们成无定所。

据王全璋分析，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会在短时间内，租了房子后又很快被赶走，是因为各地派出所不想面对上级要求对维权人士进行“稳控”的压力，所以才会想办法把他们彻底赶出辖区。他向DW表示：“过去也曾出现过，他们把人权活动人士赶到某处，然后另一个地方辖区派出所拒绝接收。现在各辖区有一个交接的过程，那就是若我们被一个辖区赶走，当我们到另一区租房时，他们会跟当地辖区派出所汇报，而收到汇报的派出所会想尽办法阻止我们在当地住下来。”

警察基于“稳控”压力而逼迁驱赶维权人士，那么他们究竟要将这些维权人士逼到何处？从警察指使逼迁的人向李文足他们叫喊“滚回山东”来看，他们意在要将王全璋、李文足逼回山东原籍，因为王全璋他们户籍在山东。这就揭示出了中共当局推行的属地管理与户籍制度结合的维稳模式，旨在通过“逼迁”来达成将维权人士分隔驱赶到户籍地加以控制，以实现各个击破，各自孤立沙化，形成现代划地为牢，终至禁锢消声的目的。

四、逼迁的历史沿革与反文明性

王全璋律师对被逼迁的分析牵涉到中共当局实行的属地管理与户籍制度两方面。

按照中国当局自己解释，“属地管理”，就是根据所在地域确定具体管理机关，从守土有责的角度确保治理有效。

“户籍制度”，也就是户口制度，是指通过各级权力机构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申报，并按一定的原则进行立户、分类、划等和编制。

以户籍来确定属地，由属地来落实管控，这就是当下中共当局统治的权责划分下的治民之策，其实质就是沿袭两千多年前的秦制管控。

国际公认的准则中，居住和迁徙自由，被认定为是公民人身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个公民自由离开原居住地到其他地方(包括国内和国外)旅行、定居、就业的权利。

中国早在1912年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便于第二章第六条第六款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

1949中共建政之后，迁徙自由曾一度写进宪法，但很快就名存实亡，1975年被从宪法中取消掉，此后，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均未恢复。

中国实施户籍制度，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结构有明确区分，曾经政府限制农村人口自由进城。但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需要，农村户籍人口进城务工得到许可，但被称之为农民工，人口在自己国家流动仍需要办理“暂住证”，且城镇与农村户口至今仍保持分离，户籍迁移与改变仍受到种种限制。

在这种户籍下，中共当局为了达成维稳，严苛将属地管理与户籍结合起来，为各地警方逼迁驱赶维权人士提供着制度与政策依据。

五、逼迁的违法侵权

中共当局的逼迁是公然践踏公民的居住权，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

中国《民法典》对居住权有明确的保护规定。《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居住权的规定可以保障居者稳定有其屋，即便住宅的所有权发生变动或者被设置权利负担，其他权利人如买房人、继承人等后权利人也必须尊重在先居住权的现实，无权要求居住权人搬离。因此，逼迁是赤裸裸的违法行径，必须受到法律惩治！

中共当局逼迁的种种行径也是严重违反国际公约与人权准则。

首先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条“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讯不得任意干涉”，第十三条“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第二十五条“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也违反《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一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

所以，中共当局必须停止一切“逼迁”行径，并依法追究制造“逼迁”的单位与个人的罪责。

六、从法治的角度和人权的角度来求解逼迁之道

针对时下愈演愈烈的逼迁，要想从根本上扭转，就得将公权力的目的从维护统治权力转向维护公民权利，此显然需要长期努力，而当下可直接着力之处为：

一、努力废除沿袭两千多年的专制锢民的户籍制度。中共建政后推行的户籍制度而衍生出的累累罪恶，可谓罄竹难书。远者不说，就是改革开放后对流动人口的管控，保留暂住证制度，进而制造类似孙志刚悲剧就至今仍未终止。2017年北京驱离上百万所谓低端人口，也是以户籍制度为托。今天对维权人士的疯狂逼迁，仍然以户籍为借口。所以，要从制度上结束逼迁，必须废止现行户籍制度。

2、力促落实《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保障公民居住权的规定，对一切违反此条款的逼迁人与部门追究法律责任。

三、抵制对维权人士的敌对化与污名化，宣传普及人权知识，使民众自觉拒绝参与逼迁，让全社会形成对践行与捍卫公民权利的维权人士以尊重与珍惜。

民生观察 2023年10月19日

延展阅读：

***民生观察6月28日报道：王全璋家庭被持续逼迁断水中

近日，王全璋李文足被持续逼迁中，自2023年6月23日被所居住的小区物业断水供应，已经过去三天时间。此前，王全璋家中已被物业停止供电。

2023年6月23日下午14:00左右，王全璋家位于北京昌平区昌盛园小区的家里被断水了！

断水后，李文足给昌平区自来水公司打了四五次电话，自来水公司说属于小区物业管，让找物业。

李文足给物业（百姓人家物业：010-60743238）打了五六次电话，物业说：“有人报水管破裂在抢修，至于什么时候修好、恢复用水不知道。”

李文足跑到楼下想看看情况。听见看守他们的人说：物业叫来自来水公司的人，在4楼402截了主水管，安装了阀门，控制5楼6楼，5楼6楼就没水了。

6楼602的住户，给了钱，离开家出去住了

李文足表示：“昨天跟儿子视频，儿子说，妈妈爸爸，我都想你们了，什么时候来接我啊？

搬到昌平区昌盛园小区之前，就预料会有恐怖的场面，担心10岁的儿子再受刺激，就把孩子送到湖北姨妈家。这次不是房东出场了，警察亲自威胁、流氓恐吓、百姓人家物业断电断水，幸好没让孩子看见。

709案发时，儿子2岁半。我带着他到处寻找王全璋，那时候他不懂害怕，就知道爸爸去打怪兽了。现在无法让孩子回到北京，我必须去武汉安抚孩子。”

据悉，被逼迁的背景是今年4月份以来，发生了一系列大事，许志永，丁家喜被重判，欧盟官员访华，马克龙访华，德国外长访华，许艳、余文生被抓捕。

王全璋李文足所居住的小区，稳控的人员不断地增加，甚至让人产生要对他们动手的感觉。

2023年6月18日，北京市昌平区公安雇佣社会闲散人员来继续骚扰王全璋李文足。当日下午16:00点，王全璋律师家里又断电了，还来了一群不明身份的男人，家门口被堵得严严实实。在给王全璋家庭断电之后，这些卑鄙无耻之徒，用喷枪把他们家门口的摄像头喷死了。

6月19日下午18:00，李文足给供电局打了报修电话，19:00李文足再次给供电所工作人员打报修电话，供电所工作人员答应上门处理。但当工作人员准备上楼时，被楼下一群不明身份的人阻扰，无法上楼。

6月19日，针对中共当局驱逐、骚扰人权律师的事件，中国人权律师团发表了声明，要求当局履行法定义务，严格遵守国际人权法案，保障人权，还民众安居乐业的权利。

6月19日晚上9点多，王全璋李文足家的电恢复了。

6月20日上午，发现之前在家门口围困他们的那群人行为有所缓和。

6月20日下午15:30分，李文足家的电风扇突然停止了，她摁了下吊灯开关，灯没亮。出门一看，电表箱的门又上了锁。据悉，这是王全璋一家入住昌盛园小区10天时间的第5次被断电。

6月23日下午，王全璋家被物业停止供水，至今为止已经是三天时间了。

***【404文库】叶上雨的原创空间｜叶海燕给全社会的一封求助信 09/07/2023

各位同胞：

我叶海燕真是走投无路了，才向各位求助。有许多网友或许还记得我。我就是曾经天涯社区因为裸照而走红网络的“流氓燕”。当时的走红，并非我愿意。往事已矣。谁曾想，事隔20多年了。现在的我已经老了，两鬂早已斑白，已为人母，并为人妻。可能有些老朋友还记得雨燕单飞，一个在南方流浪的单亲妈妈。你们记忆中的我，一直生活很艰难。很多朋友想问，这几年我过得怎么样？我很惭愧。我过得比20年前，还要艰难，可是我一直很努力。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写作，还自学了画画，现在在做陶艺。你们都知道，我出生在农村，一直想脱离农民的宿命，想摆脱最底层的恶梦，过一点更有尊严的生活。为了这个目标，我一直在学习，也一直在奋斗。

这是我最近的一些陶瓷绘画商品。

10年前，我在网络上比较活跃。因为从小就喜欢文学，总爱写些文章，发表下观点，再加上成为一个公益人士，社会责任感特别强烈，喜欢多管闲事。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可在2014年，我就退出公益圈了。我已经十年，不出现在公共平台了。

我想过点平静的小日子。因为我结婚了，有家庭了，必须对家人负责。

为了过平静的小日子，我渐渐自觉淡出公众视野。不参加公共活动，不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也不像以前那样，随意批判了。在网络上，只发些广告，和一些风花雪月，不涉及敏感话题的文字。

尽管这样，对我的管制，打压并没有停止过。十年了，我被驱逐了很多次。最近，我在江西做瓷器，我丈夫在草原打理我们居住了多年的院子。从8月6号开始，房东就要求我们退租。我老公并没有想到会是有关部门的干涉。他以为是房东自己的意思。只好借钱租了另一间院子。正当他准备与新房东签合同的时候。有关部门说，因为他老婆是名人，所以他不能住在希拉穆仁草原。随后就开始给房东施压。

当时他已经借钱，辛苦了好几天，把家具搬进了新院子。房东因为害怕上面的压力。要求我们再次搬走。可我们一是没有钱，二是，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他退原来那间房的时候，原房东也告诉他，是因为不堪当地有关部门的骚扰，才不得不收回房子。

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了。我老公既不能在原来的院子里住，也不让他住在新院子里。他每天在草原上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只能等所有人都睡了之后，才悄悄躲进院子里休息，晚上连灯都不敢开。据说是当地有很多人观察他的动向，随时向领导汇报。万一发现他在院子里，就会为难房东。房东已经崩溃了。

我其实很不明白。我明明不在草原生活，我也没有发表任何反动的言论。更没有什么出格违法的行为。我一直在安心做我的瓷器，直播卖货。跟内蒙半点关系没有，包头为什么要驱赶我老公呢？他只是一个老实人，平时连朋友圈都懒得发。

我不是一个坏人，更没有伤害任何人，也不会伤害任何人。

我这十年，虽然不在公共平台发言，可我对所有关注我的网友，是公开透明的。我的一言一行，大家都能看到。

我想让大家帮我好好分析分析，当地有关部门这样对我的原因是什么，执法依据是什么？还有，我要怎么做，才能帮助我老公？

十年了，足以看清一个人的本质。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叶海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第一，我对任何个人，没有敌对意识。我看人，只看本质，不管对方是哪个阵营。我对体制内的人，甚至上门来维稳我的人，都很客气，很热情。没有敌意，更没有恶意。

第二，我从来不发表反对政体的言论。我只是谈一些具体的事，和我的建议。更不会用难听的话去攻击，不同政见者。我是想说，我有理性也有克制。

第三，我一直在努力生活。并没有跟外界有任何联系，包括你们所担心的境外。十年了，即使我很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向任何海外大腕求助过。我一直在努力，想过好自己的普通人的日子。

我一直渴望融入中国社会，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里。希望自己能通过人品，事实，被体制接纳。我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所以，有关部门的工作，我一直积极配合。

可是，我的努力，似乎在包头并没有什么效果。

无数人劝我离开中国。我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在叹息。我是一个离不开这片故土的人。虽然社会接受我，爱护我，可政府不接纳我，我该怎么办？

我在自己的祖国，成为了一个流放者。

至于原因？

我想也不过是十年前那些我爱管闲事，惹下的破事。

我希望所有理解我，同情我的同胞们，能为我说句话。只要大家期待的，我叶海燕能做到的，我都会往前一百步去努力。

希望你们看在我这么多年，认真生存的份上，帮我说句公道话。让包头当地，给我，给我爱人一份安宁的日子。哪怕给我十年，平静的日子，让我在60岁死去，我也不后悔。

如果我这几年就死了，真还没过几天平静清闲的日子，那我太冤了。毕竟叶海燕也不是什么坏人。何至于对我这样一个贫困，脆弱的妇女，赶尽杀绝？更不至于为了我，还要去牵连一个普通人。

谢谢大家。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告诉他们，你眼中看到的叶海燕是什么样的人。

好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公平公正。

另外要补充一下，不是所有的省份都会驱逐我。我到甘肃天水住过一段时间，没有任何人骚扰我们，我们也安分守已画画卖画。这份安宁，对我来说，太美好了！所以，一直很感激。

也感谢很多地方的网友，邀请我到他们的城市里去居住，谢谢所有善良的人。

***德国之声中文网6月23日报道：两个月内13次被逼迁 王全璋律师等人不断遭威胁骚扰

"709律师"王全璋与家人近期频繁被逼迁，以至于不得不将10岁的儿子送到亲戚家住。与他们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其他律师。当局有可能要迫使他们离开北京。

（王全璋律师2023年6月20日在现居的昌平家中向美联社记者讲述他与家人被逼迁的遭遇）

（德国之声中文网）王全璋律师向美联社表示，他目前居住在北京郊区一处公寓，经常被断电。而他的同事包龙军律师则表示，他还在自己拥有的公寓居住，但多次被身份不明的男子团伙堵门而无法出门。二人都是"709律师"–2015年7月9日，数百名维权律师被逮捕。

人权观察组织高级中国研究员王亚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王全璋等律师近期的遭遇，在时间点上与一系列外国政要访华重合。4月初，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北京，之后，德国外长贝尔博克访华，最近则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北京。她写道："（与外国政要的）会晤原本是要发出中国在经济与参与上重新开放的信号。但对人权律师及其家人不人道的对待显示，当局想要的不过是加倍打压中国的公民社会。"

包龙军律师表示，今年4月中旬，维权律师余文生与妻子在前往会晤欧盟代表团的路上北京警方带走。与此同时，还有两位维权律师因"颠覆国家政权"指控被判处超过十年监禁。

不明身份的男子团伙堵住包龙军和王全璋律师家门。两位律师相信，他们是警方非正式雇佣的，这在中国地方上是时常用来法外施压的一招。

包龙军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没有像王全璋律师那样被逼迁。但身着便装的男子团伙不时现身，有时不让他出门。他说，这样的骚扰是要迫使维权律师离开北京。他估计，当局可能是想要迫使他们返回自己的家乡。

王全璋律师与妻子李文足在北京一个半月内，已经从公寓到酒店到公寓不断被逼迁了13次。王全璋说，每到一处地点，就有便装男子成伙儿聚集，骚扰房东和邻居。有时，宾馆当天就要求他退房。最长的一次是一家酒店允许他们居住了九天。他们夫妇最后把十岁的儿子送到亲戚家去住。

而在最近一周，王全璋夫妇居住在北京郊区一栋公寓，房子是一个朋友的。这里屡次发生断电。王全璋说，第一次断电，在公寓外的电表箱里动了一个开关就好了。后来，他发现电表箱被人上了锁，以及断电到了必须有电工来修的程度。

美联社记者周二在王全璋夫妇现居的公寓楼院子里看到不明身份的七名男子。为应付断电，王全璋夫妇二人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给手机充电，购买了一些饮用水、大米和方便面。尽管他平静地描述这一遭遇，但他的沮丧溢于言表："当然，我相信我能过上平静的生活。我现在是过一天是一天。"

"709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也发推特表示，他们经历了多次被逼迁，包括最近被砸卧室玻璃以及拆院门。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最近一条推特是6月20日，入住现居公寓十天内第五次断电。

***德国之声中文网（DW)5月31报道：中国加强打压力道 维权律师屡遭逼迁

自从多名欧洲高官上个月陆续访中，许多中国维权律师与家属传出遭房东逼迁，或遭警察上门骚扰的情况。他们告诉DW，虽然逼迁的问题一直存在，但近期的打压力道确实比过往还强。

（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4月底在推特分享视频，表示房东找供电局的人来拔除租屋处电表，并即刻切断燃气供应。）

（德国之声中文网）自从上个月多名欧洲高官出访中国后，有多名维权律师及其家属遭中国政府逮捕关押或被房东逼迫搬迁。其中，原本应欧盟邀请，在4月13日要与欧盟访中官员会面的维权律师余文生与他的妻子许艳在半路遭警察拘留，上週家属收到通知，证实余文生夫妻已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名批捕。

另一方面，2015年“709大抓捕”时遭中国政府逮捕、判刑后来获释的维权律师王全璋与李和平跟家人近日分别遭房东施压，要求立即搬离租屋处。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4月底在推特分享视频，表示房东找供电局的人来拔除租屋处电表，并即刻切断燃气供应。

根据王全璋叙述，他们正常缴交房租，但房东不仅拒收房租，还以欠租为由，要求他们即刻搬家。事后一週，王全璋一家试过多家民宿或酒店，但都遭到刁难或驱离。5月2日，李文足在推特发布视频表示，他们一家住进北京一家酒店仅10分钟，就被服务人员敲门要求离开。5月3日王全璋返回北京后，发现原本的租屋处依旧处于断电的状况，所以让妻儿暂留外地。

与此同时，同样在“709大抓捕”期间被中国当局逮捕关押的维权律师李和平一家人，自4月底起，便陆续遭房东带“彪形大汉”上门，要求他们2週内立即搬走。5月14日，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在推特发布视频表示，房东带10多人闯入他们租屋处的小院，威胁若李和平一家若不搬走，房东便会“弄死”他。

王峭岭写道，虽然房屋租约仍有5年，他们一家也已缴交房租至8月17日，房东仍执意要求他们立即搬走。在李和平表达不同意后，王峭岭说房东把卧室玻璃窗砸了一个大洞。他们打电话报警，警察到场仅说“房东有权力卸自家房子的窗户”。

王全璋接受DW访问时表示，维权律师或异议人士在中国被逼迁的状况一直存在，过去因他们一家住在朋友的房子，所以房东还有一定程度的抗压能力，但近年来，由于他们与房东没有私人关系，所以当警察要求房东逼迫维权人士搬迁时，房东会如“领了圣旨一般”，非常积极地迎合与执行，这也使王全璋一家的租屋处境变得非常艰难。

他说：“中国当局为何要这么做，根据我的理解，当地辖区的警察有稳控的压力，也就是说他们辖区有一个敏感人士，他们就要在重大敏感时间去稳控这些人。例如外交使馆人员或有重要国际人士访华，或中国两会跟其他重大活动，警察都会安排人手管控辖区内的敏感人士，这会影响他们（房东）的正常工作，他们也会承受稳控的压力，所以产生不想让我们在当地居住的心理，这才出现后来我们被逼迁的现象。”

王峭岭则告诉DW，虽然他们自2004年起便不定时面臨被逼迁的情况，但手段恶劣的程度是至今年4月底才更严重。她说：“过去房东逼迁，我们会强调租房合同还没到期，若房东反復上门催，我们会坚持至合同履行完毕。但这次房东自己承认毁约，当我们要求把合同履行完毕时，房东很生气，采取暴力手段。”

王峭岭认为，房东若没有警察在背后支持，应该不会采取暴力手段，因为当他们报警时，警察仅会出来“做做样子”，称这是民事纠纷，而房东的做法不算暴力行为。她向DW表示：“这就是胡说八道，并把法律置之一边。”

北京加强打压力道恐与欧盟高官访华有关 在被房东强迫搬离租屋处后，王全璋一家仍持续受到警察的各种骚扰。李文足5月25日在推特上发布视频指出，她与儿子暂居维权人士野靖环家中，但警察半夜突然上门，声称有人举报屋内的人涉嫌吸毒，所以要进屋检查。李文足写道：“孩子吓得紧紧抱著我浑身颤抖，边哭边喊害怕，问他们闯进来了怎么办？5位广安门派出所警察再次来敲门喊话，要进屋检查。”

后来警察持续敲门，并声称若李文足不开门，他们“可能要破门进来”。隔日，李文足在推特发文分享，儿子询问警察是否今夜还会上门来“检查”。她写道：“昨夜广外派出所警察3次要破门检查吸毒，把我和孩子都吓坏了。709事件导致我们一家被分开4年8个多月，团聚没几年，又对我们赶尽杀绝。逼迁变聚众吸毒，难道要把我们母子逼死才罢休吗？”

在王全璋妻儿持续受到警方骚扰威胁之际，李和平一家5月28日再次遇到房东上门强拆铁门的事件。王峭岭28日在推特发布视频表示，房东带人上门用板手跟钳子把住处的大铁门卸走，而警察直到铁门被搬走后才抵达。当李和平带著警察至房东家理论时，警察仅说：“房东拆自己家的门，没事！去法院起诉吧。”

王峭岭告诉DW，虽然民事合同纠纷应当透过协商解决，但在房东一再采取暴力而警察又置之不理的情况下，他们一家面臨的处境非常艰难。她说：“这种官方做后台的逼迁，对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抵抗的力量。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情况如实发出来，告诉大家事实真相为何。”

王全璋则指出，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会在短时间内，租了房子后又很快被赶走，是因为各地派出所不想面对上级要求对维权人士进行“稳控”的压力，所以才会想办法把他们彻底赶出辖区。他向DW表示：“过去也曾出现过，他们把人权活动人士赶到某处，然后另一个地方辖区派出所拒绝接收。现在各辖区有一个交接的过程，那就是若我们被一个辖区赶走，当我们到另一区租房时，他们会跟当地辖区派出所汇报，而收到汇报的派出所会想尽办法阻止我们在当地住下来。”

王全璋认为，中国政府近期加大打压维权人士的力道与手段，可能与4月份发生的几件重大事件相关，其中包含欧盟高官陆续访华。他说：“进入4月份，中国发生几件大事，包含许志永跟丁家喜被判重刑、包含德国外长在内的欧盟官员访华，以及许艳跟余文生夫妇被抓。我们这些际遇跟中国4月份发生的那些事有明显的直接关系，但普通的人可能很难理解。”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情势的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嘉伟告诉DW，他确信这些强制逼迁与上个月欧洲高官访中有关，因为这些国家的使馆试图安排官员与维权律师会面。他说：“可能有高层要求警方将这些活动人士和人权律师赶出北京。我呼吁国际社会更关注这一趋势，因为看到活动人士和人权律师因试图与外国官员会面而受到惩罚，是一件令人愤怒的事。”

王峭岭跟王全璋都认为，中国政府打压维权人士的手段比过往更严厉，而王全璋也说，他目前还在想办法解决一直被逼迁的困境。他告诉DW：“我目前也没有非常绝对的办法，只能尝试。”

至2023年10月9日，年逾七旬的中国大陆人权律师李昱函被中共公检法非法抓捕就整整六年了。

2017年10月9日，李昱函律师被中共辽宁沈阳和平区公安非法抓捕，后被以莫须有的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和平区公检法又联手对她追加构陷所谓诈骗罪。在中共肺炎疫情之前的2019年4月、6月，和平区法院两度决定对李昱函律师开庭审理，却又都无故取消庭审。和平区法院朱姓法官、叶姓庭长等中共法官多次非法强迫李昱函律师本人认罪认罚，并非法强求辩护律师要求李昱函律师认罪认罚。

一个小小的、中共特有的荒唐寻衅滋事罪，外加一个深文周纳的小小诈骗罪，都是何患无辞的欲加之罪，竟被中共公检法腆着厚脸拖延六年，还要屡次三番祭出强迫认罪的中共独门绝技，原因无他，只因根本没有拿得出手的证据。在中共公检法眼里，即便没有证据，只要通过超期羁押的非法拖延伎俩，最终能够强迫被抓捕者认罪认罚，就能够心安理得地下达有罪判决。中共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白纸黑字所写“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在中共沈阳和平区公检法那里完全是废话、空话。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后半段还白纸黑字地写着“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据此完全能够确信，中共和平区公检法压根就没有什么确实、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李昱函律师有罪。李昱函律师作为709惊世大案受难律师王宇家人所委托的辩护律师，也遭受了中共709模式的强迫认罪。

没犯罪，所以不认罪，实乃天经地义。但不认罪中共公检法就踢开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久拖不决，恶意拖延，超期羁押，以看守所恶劣、非人的生存环境对被抓捕者极限施压，于是根本没有犯罪的李昱函律师就被中共公检法这么非法关押了六年。

超期羁押是中共司法的顽症和痼疾，根深蒂固、不可救药。超期羁押看似一个司法问题，实质则深深地植根于、根源于中共的专制、极权本性，是中共专制、极权政体的外露。

随意在互联网上检索一下，自1993年至今，中共最高公检法公开颁布的有关清理、防止超期羁押的司法解释类文件至少有以下10个：

1、1993年9月3日最高公检法、国安部《关于严格执行刑事案件办案期限切实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93两高两部通知）
2、1998年6月5日最高检《关于清理和纠正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问题的通知》
3、1998年6月8日最高检《对违法办案、渎职失职若干行为的纪律处分办法》
4、1998年10月19日最高公检法《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规定坚决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98最高公检法通知）
5、2000年9月14日最高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00最高法院若干规定）
6、2001年1月21日最高检察院《关于进一步清理和纠正案件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01最高检通知）
7、2003年7月29日最高法院《关于清理超期羁押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03最高法院清理通知）
8、2003年9月24日最高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03最高检若干规定）
9、2003年11月12日最高公检法《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03最高公检法通知）
10、2003年12月1日最高法院《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03最高法院十项制度通知）

除上述直接关于超期羁押的司法解释类文件外，另有1998年8月26日中共最高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二条“审判人员故意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2009年12月31日最高法院《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09《条例》，第84条“因过失导致所办案件严重超出规定办案期限，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以及2016年中共最高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等间接涉及超期羁押的司法解释类文件，其中09《条例》仅明确规定了过失超期限办案问题，却未明确规定像李昱函律师这样的被法院故意超期羁押问题，但依举轻明重之法理，以及其他相关司法解释和中共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像李昱函律师这样被中共公检法故意、恶意非法关押达六年的极端超期羁押，涉事中共公检法人员无疑都构成滥用职权罪、非法拘禁罪。

李昱函律师既是人权律师，也是维权公民，而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都被中共内部密定并半公开地宣告为敌对势力，因而，李昱函律师就被中共视为双重敌人，中共真正的阴险居心正是把李昱函律师作为政治敌人加以镇压，而绝非仅仅明面上的刑事被告人，强加给李昱函律师的寻衅滋事罪和诈骗罪之荒唐罪名，不过是中共用以对她实行政治镇压的借口、手段而已。在李昱函律师一案中，刑事法律、刑罚手段、公检法暴力机关作为中共的刀把子、作为中共维持一党专制独裁的打手，体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李昱函律师一案表明，超期羁押顽症的根源不在中共的基层公检法，而在中共最高层公检法，也不在法律和司法本身，而在中共不可捉摸、任意武断、盛行潜规则的政治。中共最高层一面欺世盗名，装模作样发文禁止超期羁押，一面又纵容、放任并参与超期羁押，带头践踏其自己制定的法律，这就是中共最拿手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把戏，这就是中共最擅长的高层虚言承诺以欺民、基层挥舞暴力大棒以治民和虐民的专制驭民之术。中共专制独裁政治的真相和底色绝非底层草根特别是数千万访民一厢情愿臆想的“基层坏，上层好”，而是中共自上而下所有层级无所不坏，而是基层公开明坏、高层隐秘阴坏，在反右、“大跃进”、“文革”中挑动人民斗人民、整死数千万人的毛泽东难道不比中共的任何基层酷吏、恶吏更坏无数倍吗？

不改变中共的专制政治，也就是中共前总理温家宝所悲鸣的“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超期羁押作为中共与生俱来的先天顽症就绝无治愈的可能。在此意义上，超期羁押与“709大抓捕”、“12.26厦门大抓捕”、“六四”屠杀、“文革”、“大跃进”、反右等等中共暴行同其根源。

民生观察 2023年10月11日

九月份德国外长贝尔博克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谈到乌克兰战事时，将中共党魁习近平同俄罗斯寡头普京相提并论，并直言习近平是一位“独裁者”。贝尔博克不是第一个使用“独裁者”来形容习近平的西方政治家。今年6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出席加州的一场筹款活动时，也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为“独裁者”。中国当局也不出意外气急败坏地指责拜登、贝尔博克的言论“极其荒谬”，“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中国外交部并为此召见了德国驻华大使进行抗议。

美德两国作为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头羊，不约而同地以“独裁者”冠名习近平，是相当罕见的事。尽管西方舆论几乎都认同中国是一个专制独裁国家，但数十年来西方主要政治家在公开场合从没有指名道姓地把中共党魁称为“独裁者”，甚至不乏以溢美之词吹棒中共独裁者，譬如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赞美习近平为是“百年来最有权势的中国领导人”、“伟大的绅士”等。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态表明，中西之间一切默认的外交惯例开始打破。

国际知名媒体《华尔街日报》认为：“在外交场合，指名道姓地向外国领导人发难（即便是对手国的领导人），或者用讽刺和嘲笑来强调另一个国家的国内问题，这样的做法很不寻常。”这种“很不寻常”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中共治下的中国的政权性质、对国际秩序的威胁、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的解构、对人类社会的危害越来越趋向一致的认知和建立新的联盟以应对来自于中共新极权主义的挑战。

摒弃持续40年的对华接触战略，把中共政权视为威胁并进行对抗已成为西方政界的广泛共识，并且呈现加速度的趋势。美国国会年来通过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的法律以及拜登政府旨在加速中美高科技脱钩的行政命令，美国公众舆论的转变，以及政界众多的公开言论，包括美国前副总统彭斯近日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时更指中国将成为“邪恶帝国”，以及参加2024年11月美国大选的共和党内候选人几乎一致同意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外敌。这一切无不显示，中共政权正在成为自由世界的共同敌人。

自1978年起中美建立的“邓小平-卡特体制”亦即中美合作体制已不复存在。这一体制源自中国急需现代化和摆脱被世界孤立的状态，以及美国寻求“接触改变中国”的对华政策，当40年后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踌躇满志的习近平政权不再满足于“邓小平-卡特体制”下中国韬光养晦的权宜之计策略，渴望重塑国际秩序，欲图重新定义乃至规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致力于让世界对专制而言变得更安全的体系，提出了与“韬光养晦”截然相反的“积极有为”习近平外交策略，全面挑战世界现行秩序体系，因此使“邓小平-卡特体制”被终结。

对西方自由世界来说，“接触改变中国”政策曾经成为贯穿数十年与中国打交道的策略，企图通过框架（framing）、群体（community）和政策（policy）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接触政策，将中国纳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希望自由能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延伸，而不是再次成为国际规则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这个一厢情愿的幻想伴随着西方大大小小资本家与中共权力资本在中国市场上的紧密勾结获取暴利而产生的利益联盟，使“接触改变中国”政策21世纪代际成为了资本漠视、践踏中国人权的遮羞布。

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中共政权残忍虐杀下被病死，刘晓波去世前一星期在病床上与死神做最后搏斗之际，这个时候召开的20国集团高峰会一连两天的会议，西方国家的领袖竟然没有一个人向与会的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出任何关于拯救刘晓波生命的问题，对刘晓波的生死与中国人权不置一词。在经济利益面前，中国人的苦难不值一钱。法国《世界报》的社论对此愤怒批评说“刘晓波病逝后，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谴责北京政权残酷对待人权维护者的情况，这是一个令人愤怒、丧失伦理的姿态”。

直到2018年，西方世界“接触改变中国”幻梦才开始觉醒。当年习近平修宪废除任期制，让大部分西方人震惊不已，世界舆论一片哗然，触动了所有西方民主国家的敏感神经，才惊觉中共依然是那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党。华盛顿邮报认为，习近平正打造二十一世纪的极权模式，对世界民主和人权提出了挑战。英国的金融时报表示，西方国家必须制定出一致的战略来应对一个在内政外交方面都更为霸道的中国。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则认为如果习近平能够毫无顾忌地改写中国四十年来的政治规则，那么北京在撕毁国际准则方面也会毫无内疚之感。《经济学人》杂志以《西方如何误读了中国》为题做封面报道，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从专制走向独裁。”

西方媒体、学者首先从“接触改变中国”幻梦中醒来，其后蔓延到政界。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讲话称，前几届政府选择与中国接触，是希望自由能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延伸，不仅在经济方面，更在政治方面，“苏联垮台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由国家。带着这份乐观，美国在21世纪前夕向中国敞开大门，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这种希望没有实现。”彭斯公开了中共如何使用“全政府的手段”，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在美国推进其影响和利益。彭斯代表美国宣布将向中共的这些行为展开“决定性的回击”，被普遍认为是吹响了西方自由世界与中国进行新冷战的号角，政治上与丘吉尔的“铁幕讲话”相提并论。

2020年5月，白宫制定了新的对华战略报告《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承认过去几十年的“接触改变中国”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报告认为，中国“选择利用建立在自由和开放基础之上的秩序，并企图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变国际体系。”报告说，美国决定改变对华策略，采取公开施压的方法，遏制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多领域的扩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发布前发表谈话，指出：“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被一个残暴的威权政权、一个共产党政权所统治。几十年来，我们曾经认为，通过贸易、科学交流和外交接触、让他们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贸组织，会让这个政权变得更像我们。这并没有发生。……我们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对自由国家的敌对程度。全世界正在看清这一事实。”

2021年5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在出席活动时表示，“被广泛描述为（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随着2022年2月的中俄联合声明声称“中俄关系无上限”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与俄罗斯结成的极权同盟对抗世界民主国家的格局正式形成。

9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发表讲话，公开美国政府在这一“历史拐点”上对美国外交的力量与目的的看法。布林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了最重大的长期挑战，因为它不仅渴望重塑国际秩序，而且越来越拥有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而北京，和莫斯科正在通过它们的‘无上限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让世界对专制而言变得安全”。布林肯狠批了中国俄罗斯这样的专制国家的荒谬逻辑，“在他们眼中，世界是由一个单一的迫切所定义的：维护政权和发财致富。在这个世界上，专制者可以自由地控制、胁迫和镇压他们的人民、邻居以及任何阻碍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人。他们声称，政府在其境内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人权是主观的价值观，因社会而异。他们认为，大国有权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实力和邻近使他们有权对其他国家的选择指手画脚”。

所以，拜登与贝尔博克打破外交惯例以“独裁者”冠名习近平只是这历史大势顺理成章的结果。中国正式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敌，这个过程或许会有反复，却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根据美国知名的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7月底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约5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17%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是第二大威胁。

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极少数专制国家对抗全世界而获得胜利的先例，这次中国对抗全世界的结果亦同样不会有任何例外，唯一的悬念是，中国共产主义极权大厦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轰然倒下。而中国、俄罗斯这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专制国家的终将消亡标志着人类的社会发展正式终结了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专制社会形式，人类的文明跨越了“三峡峡谷”进入一马平川的新历史阶段。

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时刻。

民生观察 2023年10月8日

2023年9年月16日，深圳南山公安分局发布案情通报，对恒大金融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恒大财富）杜某（法定代表人杜亮）等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恒大地产持续多年的债务危机首次由一个经营管理问题、中共政策决策者短视的问题，最终却上升为刑事犯罪的法律问题，由个人来背黑锅。

截止2023年9月，恒大集团负债已达2.58万亿元。恒大爆雷不只表明恒大一家以及紧随其后的碧桂园和融创的经营模式走到了尽头，更表明中共铁血劫掠、背离房地产的民生本质、强把房地产当作所谓支柱产业之国策的破产。

恒大爆雷的直接根源是盲目的外延式扩张，即不计后果的大举囤地。在房地产上升时期，房子就像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土地为王被房企奉为黄金法则。对单个房企而言，拿地构成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微观现象，相对应的，国家，或者说所有的地方政府，作为土地唯一的所有者和垄断卖方，其出让土地的行为就构成了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宏观现象。中共历年的统计年鉴和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从开始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的1998年开始至2021年，除2005年、2008年、2012年、2015年四个年份小幅下降外，土地出让金整体呈持续大幅攀升态势，从508亿元狂飙至87051亿元，2022年上半年为23622亿元。从1998年，至2022年，中共的财政收入（含土地出让金）从9875.95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202539亿元、2022年的203703亿元，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金的占比攀升到约40%。

依中共财政部、国土资源部2006年颁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办法》）第三章，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范围包括征地和拆迁补偿、土地开发支出、支农支出、城市建设支出及其他支出，并不包括地方政府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而事实上，大致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开始，特别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即房地产业突飞猛进开始，地方政府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即仰赖土地出让收入。

随着土地出让金数额的急剧攀升，地价占房价的比例也迅速攀升。多数研究者的结论是，在2010年前后地价（及税收）占房价的比例约20%左右，在2020年前后则攀升到65%左右，由于各地方政府是土地的垄断卖方，房价飞升的主要因素自然也就是唯一地主即各级地方政府。中共政府，才是房价畸高的元凶，这本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的真相，中共一直恶意把民众对畸高房价的不满引向开发商。在二十多年的房地产狂潮中，在整个房地产的利益金字塔中，中共及其所有地方政府通过掠夺并倒卖国民的土地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有媒体初步统计，恒大在全国范围至少有近800个项目没有完工，近120万人已预付7200亿以上购房款、等待恒大交房，极可能不得不接受烂尾的结果，恒大还拖欠施工方和供应商巨额工程款和材料款。更悲催的，购买了恒大港股的无数投资者眼睁睁地要血本无归。

房子是基本的民生用品，房地产是基本的民生行业，房地产离不了土地，因而是资源型的，也离不了资金，因而是资金密集型的和金融性的，房地产涉及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有一定的科技含量，但房地产业整体上显然不是科技型的。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房地产业都不应、不配成为什么支柱产业。然而，中共两位总理朱镕基、温家宝出于急功近利的政绩需要，相继把本质上只是基本民生的房地产业强定为所谓的支柱产业。朱镕基1997年向房地产大亨、万科老总王石放言“我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而温家宝则在2003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声称“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更在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出于自己短期政绩之私利，置当时房价已开始下降于不顾，仓皇推出四万亿铁公基大基建刺激计划，房价应声飙涨，坐失房地产良性发展及抑制房价畸形上涨之良机，误国误民，贻害至今。

急功近利的根源其实可以追溯至“总设计师”邓小平。奉行实用主义“白猫黑猫”论的邓小平自改开之初就一再高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属急功近利的外延式、数量扩张型发展思路，完全不提让什么人先富起来，完全忽视市场经济的规则体系即法治和契约精神的培育。“总设计师”尚且如此，又何怪朱镕基、温家宝，又何怪中共各级地方政府，又何怪一个房企的掌门人许家印？

2023年9月23日，中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表示“房地产供应过剩，……14亿人可能住不完。……再要大力发展房地产是不明智的，……房地产业必须转型”。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也曾坦陈，20世纪“世界上130多次金融危机中，100多次与房地产有关。2008年次贷危机前，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超过当年GDP的32%。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无论如何，中共背离民生本质的房地产支柱产业是要破产的，经济规律是不会迁就任何人的，当然也不会迁就骄横成性的中共。郭树清担心的灰犀牛是一定会出现的，只不过可能会因中共的颟顸抗拒而迟到或更加隐蔽而已。只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一定会害苦百姓，害苦恒大的购房者，害苦千千万万底层房奴、人矿和韭菜们。

民生观察 2023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