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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聂树斌冤案的中共河北省，最近又曝出近似聂树斌冤案的原伟东、汤凤武案件，从业已披露的信息看，原伟东、汤凤武案属冤案无疑，尽管该案仍处于二十二年来三次发回重审、一次二审、一次申诉后指令再审又发回重审的第二次二审阶段。像聂树斌冤案一样，原伟东、汤凤武一案存在着太多的实体和程序瑕疵，存在着太多中共特有的刑事司法实践乱象，如中共公检法特别是中共公安的粗暴、野蛮、笨拙、草菅人命、玩忽职守等等，存在着由中共的专制本质和斗争哲学、战争思维决定的宁“左”勿右顽疾……
1995年11月29日晚，河北省廊坊市下属霸州市胜芳镇杨长林、杨雪松、杨山父子三人于家中被杀，一直未能破案。
2000年12月22日，胜芳镇刘德成、王俊玲、刘根一家被杀。霸州公安认定此案乃王晓敏（女）因争风吃醋，委托尚志红雇凶，尚志红雇用原伟东、原伟东又纠集陈瑞武和杨洪义所为。
原伟东于2001年9月被抓，遭受中共公安刑讯逼供，先被迫招认自己伙同他人杀害了刘德成一家，后又被迫招认伙同汤凤武等人杀害了杨长林一家三口，汤凤武遂于2001年11月6日被抓。
2003年6月27日，中共廊坊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原伟东、汤凤武杀害杨长林一家三口，原伟东、尚志红、陈瑞武、杨洪义、王晓敏杀害刘德成一家三口，六人均判死刑。上诉后，中共河北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廊坊中院重审。
2004年6月2日，廊坊中院第二次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晓敏雇凶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王晓敏无罪，判处杨洪义无期徒刑，其他被告人死刑。廊坊市检察院提出抗诉、除王晓敏外的其他被告人上诉，河北高院第二次发回重审。
2008年4月23日，廊坊中院第三次一审作出与第二次一审完全相同的判决，廊坊市检察院再次抗诉，被告人再次上诉。河北高院二审期间，河北省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撤回抗诉。
2009年11月12日，河北高院作出第一次二审判决，认定原伟东、尚志红、陈瑞武、杨洪义杀害刘德成一家三口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原伟东、汤凤武杀害杨长林一家三口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但可不立即执行死刑，改判尚志红、陈瑞武、杨洪义无罪，改判原伟东、汤凤武死缓。原伟东、汤凤武不服，向中共最高法院申诉。
2013年7月1日，最高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指令河北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河北高院并未依指令另组合议庭再审，而是于2014年3月24日裁定撤销其自己2009年11月12日第一次二审判决中判处原伟东、汤凤武死缓的部分，第三次发回廊坊中院重审。
2014年当年，廊坊中院对案件涉原伟东、汤凤武部分再审立案，却拖延至2020年7月8日才作出再审的一审判决，认定原伟东、汤凤武故意杀人罪成立，二人均被判处死缓，原伟东、汤凤武再次上诉。
2023年6月3日，原伟东、汤凤武再审后的二审在廊坊中院（河北高院借用廊坊中院的法庭）开庭。因原伟东罹患胃癌，河北高院拒绝了原伟东参加庭审的请求，而原伟东拒绝以视频形式参加庭审，法庭决定中止对原伟东的审理，而继续对汤凤武的审理。庭审中，汤凤武解除对辩护人的委托，审判长宣布休庭。

聂树斌，呼格吉勒图是中国最典型的两个冤案，两人在被执行死刑的二十年后，在媒体的不断呼吁下，才改判无罪。曾经参与办案的人员，只有少部分被追责，对当事人和家属的赔偿标准极低，远远低于实际造成的损失。以下是我们分析为何当下中国司法体制仍旧在制造冤案。腐朽的独裁体制不变，无独立的司法制度，再多血的教训，对中国司法文明都无任何进步的意义。

一、刑讯逼供和命案必破

业已公开的案件信息足以从逻辑上确认中共河北省廊坊市下属霸州市公安一定存在刑讯逼供问题，尽管有近30名中共办案警员自证没有实施刑讯逼供——如果中共及其公安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是好人，那么坏人早就在人类绝种了；如果中共公安能让人们相信他们从不、从未实施刑讯逼供，那么人们宁可相信“八九.六四”屠杀压根从未发生；如果中共公安自证其没有实施刑讯逼供属实，那么原伟东、汤凤武否认杀人就更加属实、早就该被无罪释放。在全无客观实物证据的情形下，且不论原伟东和汤凤武被刑讯后留下伤痕、陈瑞武不堪刑讯而咬断舌头，只论如无刑讯逼供，原伟东、汤凤武、陈瑞武等人怎么可能自认杀人？
中共公安的刑讯逼供顽疾与中共假“对人民生命高度负责”的高大尚旗号所长期奉行的命案必破教条密切相关。中共口口声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却又致命地自负，一贯违反客观规律，命案必破即属此种致命的自负之一。刑事案件固有的规律是事后而非事前侦破、查找和确认证据，而刑事案件事前、事中并不必然留下证据，或者留下的证据零散、不完整而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或者虽留有证据却难以被事后获取，这就导致无论是最严重的命案还是其他刑事案件，都一定存在大量的案件不能被侦破和确证，这是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无论是专门的警察（中共的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和人员，还是一般公众，都必须接受大量刑事案件不能侦破之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否则，在命案必破之执念驱使下，必然导致甚至为求“立功”而恶意炮制重大冤假错案，明知是冤假错案也要草菅人命、做成“铁案”，聂树斌、呼格吉勒图、佘祥林、赵作海、张高平和张辉叔侄等等重大冤假错案都与中共公安违背客观规律的命案必破执念有关。
命案必破之致命自负的刑事司法理念在根源上则要可归之于中共的对敌要狠、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宁“左”勿右之斗争哲学。在中共那里，宁“左”勿右在一切为了人民、尤其是一切为党的大旗下而天然拥有一种独具中共特色的政治正确优势，“左”是为了党，错了也有理，好心办错事，不用担责任，从源头上就对错案追究和国家赔偿制度形成了釜底抽薪。

二、被害人救济和补偿机制

犯罪首要和第一层次的被害人是特定的个体，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称之为犯罪的主害；犯罪次要和第二层次的被害人则是社会整体，因为特定个体及其权利、利益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代表和体现，所有个体都具有与特定被侵害个体相同的权利和利益，都可能受到同样的侵害，边沁称之为次害。主害是私害、私犯和民事侵权，次害则构成公害、公犯和对社会整体及国家的犯罪。正是由于犯罪不是单纯的私犯和民事侵权，而同时构成公犯，国家才以全体国民的身份惩罚犯罪。犯罪不仅体现着犯罪人与国家的侵害与被侵害关系，还体现着国家对被害人保护不力即失职的关系。国家当然负有查获犯罪人的义务，但也必须正视有相当数量的犯罪不能被查获，因而无法强制犯罪人承担刑罚责任以及对被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进而，国家就负有不能查获犯罪人时对被害人保护不力的补偿责任，国家应当建立犯罪被害人的救济和补偿机制。在这一机制下，即便犯罪人不能被查获、被害人不能直接获得犯罪人的赔偿，由于可从国家间接获得救济和补偿，被害人要求正义的情感也可得到部分满足，国家和警察部门的破案压力也会减轻，警方急于破案而刑讯逼供的冲动也会削弱。可以说，中共公安举世罕有的刑讯逼供痼疾与被害人救济和补偿机制的缺失存在割舍不开的关联，违反客观规律的命案必破恶习蕴含着国家对公民保护不力之责任的推卸。
此外，对于大量被查获的犯罪，由于犯罪人缺乏赔偿能力，纵然犯罪人受到了刑罚惩罚，被害人个人被侵害的权利和利益仍然不能得到弥补——这相当于中国民事司法中的“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国家同样有必要建立被害人的救济和补偿机制。
原伟东、汤凤武被卷入的河北霸州两起重大命案无疑就是这种难以查获犯罪人、被害人一方既得不到犯罪人的赔偿又得不到国家的救济和补偿的情形。部分案件不能查获之情形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是犯罪自身固有规律和人类侦查手段局限性的必然结果，凸显出国家建立被害人救济和补偿机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近些年来，中共持续建立全国性的“天眼”监控工程，实质上具有利用高科技手段变传统的刑事案件事后侦查为事前的防范和“侦查”，把侦查、证据收集前置到案件之尚未发生，颠倒了刑事案件及其他法律案件先发生、后侦查（调查）的逻辑关系，实现了相当程度的时空穿越，也使得刑事案件的侦查、证据的收集比以往简单许多。只是，这种全国性的监控系统事实上是以有罪推定、以全体国民为假想敌为前提的，存在侵害公民基本公私权利的合法性诘难和重大宪政风险。

三、疑罪从无之异化和发回重审之滥用

中国大陆从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开始即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要害在于，中共宁“左”勿右的专制政体内在决定了其立法抽象空口肯定、司法实践具体否定的极“左”本性，立法上的疑罪从无被中共公检法在司法个案中异化成疑罪从有，如原伟东三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最好的结果也是疑罪从缓，即中共法院自欺欺人的所谓留有余地，如原伟东两次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极少甚至根本没有痛痛快快实行疑罪从无的案例。至于2001年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冤案，也根本不是什么疑罪从有的问题，而是中共公检法特别是野蛮成性的中共公安赤裸裸地杀良冒功、草菅人命、恶毒构陷冤案、直取小民呼格吉勒图性命的问题。
法定的疑罪从无被异化为疑罪从有或疑罪从缓并不仅限于中共的基层和中级法院，尽管主要发生在这两级法院，而是流行于包括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在内的中共各级法院，只是由于基层和中级法院的案件最多、法官素质最为低劣而更为常见，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案件较少、法官素质较高而相对较为少见，但由中共宁“左”勿右专制政治所决定的从重、从严的极“左”刑事司法则是各级中共法院和整个司法体系的固有本质。这一本质决定了中共各级法院全无任何动力纠正本院制造的冤假错案，决定了上级法院针对下级法院制造的冤假错案全无主动纠正、勇于纠正的担当，而是本能地推诿责任、优先选择发回重审甚至重复发回重审，冷血地延宕程序，漠视蒙冤者的生命和人身自由，导致冤案经年累月长期拖延。原伟东一案中，河北高院最初两次发回廊坊中院重审，而不是直接提审改判；中共最高法院指令河北高院再审后河北高院不是自行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而是继续推诿责任、第三次发回廊坊中院重审，听任原伟东等蒙冤者的生命、身体健康、人身自由被刑罚公权吞噬。与一审法院廊坊中院简单粗暴判处原伟东等人死刑的疑罪从有相比，河北高院的这种推诿责任、缺乏担当、漠视人权的无休止的发回重审本质上同样是疑罪从有；2013年中共最高法院指令河北高院再审而不是直接改判，亦属疑罪从有，并且更加隐蔽、更加虚伪、更加不易为人所知。法定的疑罪从无原则，在所有层级的中共法院那里统统得不到遵行！炮制了聂树斌冤案和血案的河北司法当局压根没有吸取任何教训！2013年中共最高法院将原伟东等人冤案指令河北高院再审之际，正值河北高院对聂树斌冤案负隅顽抗、拒不纠正，中共最高法院明知原伟东等人重新落入河北高院之手必将面临与聂树斌冤案一样的拒不纠正之命运，却依旧推诿责任，不是直接提审、改判，而是冷血地指令河北高院再审，听任原伟东等人继续身陷牢狱。
中共的最高法院就是如此与基层法院等地方法院一丘之貉，顽固奉行专制的疑罪从有。高级法院滥用发回重审，最高法院滥用与发回重审本质和功能相同的指令再审，无不是疑罪从有之极“左”专制司法的体现。

四、超期羁押顽症

原伟东、汤凤武二人均于2001年被非法抓捕，非法超期羁押达二十二年。该案中，包括中共最高法院在内的各级中共法院丧尽职业伦理，毫无对超期羁押的警醒意识，听任二人被长期非法羁押。
粗略统计，自1993年以来，中共最高公（含国安）检法各家单独或联合发布的有关防止、清理超期羁押的文件至少有以下九个：1993年中最高公（及国安）检法联合发布《关于严格执行刑事案件办案期限切实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1998年中共最高检察院《关于清理和纠正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问题的通知》、1998年中共最高公检法联合发布《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的规定坚决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2000年中共最高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2001年中共最高检察院《关于进一步清理和纠正案件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2003年7月中共最高法院《关于清理超期羁押有关问题的通知》、2003年11月中共最高公检法《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2003年11月中共最高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2003年12月中共最高法院《关于推行十项制度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
这些文件大多空喊禁止超期羁押，却回避超期羁押的法律后果和救济措施，仅最后三个2003年的文件明确规定了法律后果和救济措施。《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规定“对已被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其法定羁押期限已满时必须立即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经过两次补充侦查，仍然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要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认为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要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二审法院“对于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只能一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对于查证以后，仍然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要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不得拖延不决，迟迟不判”，“严格执行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期羁押，情节严重的……以玩忽职守罪或者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称“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应当及时、依法作出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的决定，释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对于违反刑事诉讼法和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关于推行十项制度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规定“对已被羁押超过法定期限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予以释放，……需要继续审理的，应当依法变更强制措施”，“建立严格的发回重审制度。……对于原判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只能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一次，严格禁止多次发回重审”，“无罪坚决放人。……证据不足，在法律规定的审限内无法收集充分的证据，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案件，应当坚决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绝不能搞悬案、疑案，拖延不决，迟迟不判”，超期羁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03年，河北高院第一次裁定撤销廊坊中院对原伟东等人的一审判决，发回廊坊中院重审；2004年，上述三个2003年的文发布、实行后，河北高院公然违反这些文件禁止二次发回重审的规定，第二次发回廊坊中院重审；2013年，中共最高法院指令河北高院再审后，河北高院第二次违反上述规定、第三次发回廊坊中院重审，而中共最高法院也无视其自己的上述规定，既未作出无罪判决，更未追究廊坊中院法官和院长的刑事责任。

法治的先决条件是政治的民主，在中共这样顽固与民主为敌的专制政体下，无论多么动听的法律条款都会被专制的政治所消解，疑罪从无、禁止超期羁押统统不可能切实遵行，正如中共的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不可能真正落实一样，聂树斌案证明了这一点，聂树斌蒙冤含恨而逝二十八年后，同样发生于中共河北省的原伟东、汤凤武等人的冤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刑事审判追求的是法律真实，即有证据支持的真实，而非已不能复原的绝对的客观真实。法律真实的标准要求在法定期限内无可靠证据证明的，必须对嫌疑人和被告人以无罪论，必须无罪释放，即使在只有上帝才掌握的绝对客观真实标准看来释放错误，也必须释放。如果未来又发现新的可靠证据能够证明被释放人确系犯罪人，可对其重新追究，但在法定期限届满之际必须无罪释放，此乃绝对的法治底线。
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这一断言适用于专制社会，不适用于法治、民主社会，专制社会是历史封闭循环的社会，所以黑格尔又这样评价中国传统皇权专制社会：中国的历史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皇帝和皇权专制在中国消失一百多年了，但与皇帝和皇权专制本质相同并且更加邪恶的中共极权专制仍在，中共的法律仍是专制的政法而非民主的司法。正因为中共专制及专制政法仍在，聂树斌冤案发生地中共河北省才又注定地再次发生了原伟东、汤凤武等人冤案，中共河北司法当局，中共最高法院是不会吸取聂树斌冤案的教训的，恰如醉心于一党专制的中共最高头目不会吸取“文革”的教训一样，中共的司法也不可能从其专制政治之中产生任何实质的进步。
法律已死，正如改革早已死去，中国人必须思考改变中国、推动中国进步的新的路径。

近期，中共及其北京公安歇斯底里地掀起了对709律师李和平及王全璋两家的流氓式逼迁骚扰狂潮。中共公安对709律师谢燕益等其他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也曾多次实行此类流氓逼迁骚扰，逼迁骚扰早已成为中共各地公安国保部门及其警员对付民间人士的统一标配手法。

自2015年709大抓捕至中共肺炎疫情的2021年6年期间，王全璋、李文足一家就至少已被逼迁4次。在2023年4月以来的两个多月，李和平、王全璋两家更同时遭受中共北京公安的频频逼迁，李和平、王峭岭一家被逼迁8次，王全璋、李文足一家被逼迁13次。北京公安非法动用警力，公然虚构所谓涉嫌吸毒、他人举报等荒谬警情，全然无视自己的政府和治安执法之公共职能，恶意选择夜半时分暴力敲门，恣意进行搔扰；在非法动用警力之外，更恬不知耻地指使、调动众多地痞、流氓非法侵入王全璋、李文足一家的住宅，肆无忌惮地上演中共公安特有的警匪一家、蛇鼠一窝的活剧。

民间俗称国保的中共公安的全称是“国内安全保卫”，中共公安部设国内安全保卫局，民间简称国保局，编号为公安部一局，排各局之首，可见中共对其所谓的国内安全之格外重视，709大抓捕的总操盘手之一孙力军就曾任该局局长；地方各级中共公安设国保总队、支队、大队，民间也把中共公安国保部门的警员简称或蔑称为国保。习近平上位后虽拼尽死力固守其腐朽政权，但中共政权的非法性无可救药，中共政权的风雨飘摇、行将就木之势无可挽回。尽管如此，中共和习近平绝不甘心其必然覆亡的宿命，而是竭力垂死挣扎、苟延残喘，变本加厉地强化其政权对暴力的仰赖，于是在2020年又进一步把其公安的国内安全保卫部门改名为“政治安全保卫”，简称政保。虽已有部分人士改称其为“政保”，然民间已多年习惯蔑称其为国保，故普遍仍习用“国保”之名。

无论国保还是政保，实质都非保国保民，而是保党救党，是党保，即保中共及其一党专制独裁，保中共万世一系的长期永久独家执政。

根据多年来网络传出的中共党保（国保、政保）部门的各种培训教材片段，以逼迁、骚扰之流氓手段对付人权律师、独立异见人士、被强拆访民等民间人士是自政法王周永康以来中共全党一盘棋的有组织的系统化行动。中共党保企图通过逼迁骚扰达成有两重效用：一是对那些中共暂时实在无法或尚未决定强加颠覆政权、寻衅滋事、扰乱秩序、敲诈中共政府等罪名的民间人士，通过逼迁来消耗其精力、滋扰其生活、动摇其心志，逼其就范、使其恐惧，迫其放弃合法抗争和维权，停止与中“作对”，二是通过逼迁把民间人士驱离出本地党保部门的辖区，确保本辖区内无重大“反共”人员，驱离本身就成为地方党保部门的“政绩”，大量民间人士都曾被中共党保警员当面威胁“你搬走，滚蛋，别住在我的地盘上，别给我添乱。”

中共北京公安党保及地方派出所亲自并纠集地痞、流氓对王全璋、李文足一家的逼迁、骚扰、围堵，是在对柔性、韧性抗争的王全璋、李文足进行充分评估之后，明知他们不会就范而精心策划的，大有务必把王全璋驱离出北京之势。为达此目的，中共公安党保既亲自出马，无事生非，挑起事端，非法侵入王全璋一家的住宅，却妄称“提前保护房主利益”，又使用流氓、匪徒手段，断电断水，更调用其豢养的地痞流氓强闯民宅，张牙舞爪，恣意挑衅，真个是无所不用其极！

中共及其公安还是政府吗？还有一丝一毫的政府气味吗？中共这是退掉内裤、赤裸裸地向世人宣告：我是流氓我怕谁！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是警察；流氓不可怕，就怕中共流氓化；流氓不可怕，就怕权力流氓化！

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今，任何国家及其政府都不可能逃脱普世的国际法所确认的基本人道、人性义务，如不得任意剥夺国籍，不得任意限制国际和国内自由旅行，不得侵犯住宅和居住权利等等，绝大多数国家和政府都能恪守这些基本国际法和人道义务，屈指可数的几个例外大概只有中共、北韩、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而近些年中共在限制民间异见人士国际国内旅行、侵犯公民住宅和居住权利方面更是已达明火执仗、寡廉鲜耻之境地，令欧美文明世界惊诧不已、瞠目结舌！

居住权绝对不可侵犯，这是任何国家的政府所以成为政府的绝对底线，这个终极底线近十多年来也早被一心只求保党救党、只求保住政权的中共踩在脚下。中共，及其打手公安党保，是没有底线的。有底线，就不是中共了！

中共以暴力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起家，其整个政治制度的本质和底色就是流氓化的，中共起家之初的主要来源就是流氓无产者。

邓小平手握军权，以太上皇和无冕之王的身份幕后操纵政局，不也是流氓、政治流氓吗？江泽民以中共党魁之身在主席台上色眯眯地死盯漂亮女服务生、恨不能一口将她吞下，并恶意实行贪腐统治，诱使中共全党尤其是中共红二代以权谋私乃至全民不论是非、唯利是图、闷声发财，不也是流氓吗？中共政法王周永康彻底搞乱法律和司法，开创以寻衅滋事罪和敲诈政府罪对付民间人士之先河，把新黑五类列为中共的敌人，对中共党保人员进行颠倒黑白、强词夺理、混淆是非的所谓培训，以逼迁、驱离之黑帮手段对付民间仁人志士，不也是流氓吗？趁人之危，以亲人病危为把柄相要挟，逼迫郭飞雄、唐吉田就范，限制其出境，不更是流氓吗？

近日，在著名日籍记者石坂明夫主持的一档视频节目中，袁红冰先生谈到1980年代中后期他与时任中共厦门副市长的习近平在北京大学附近餐馆喝酒时习氏公然强摸女服务员臀部一事，世人何曾料想一个刘邦、朱元璋式的小流氓，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小混混，今日居然摇身一变，堂皇僭居中共党魁之大位？

中共历任党魁的统治方式或有差异，但其共性无不是专制和流氓统治。专制与流氓不完全等同，但专制的政治和统治一定是流氓的。习近平除掉了大流氓周永康，却完全继受了周永康一手打造的那套流氓维稳手段和体系，并加以大大发展，如习氏在周永康流氓维稳体系基础上抛出了更加流氓而蛮横的“七不讲”，喊出了街头痞子一般的“吃党的饭还砸党的锅”，操弄反宪政逆流，发出义和团式的流氓叫嚣“中国人（他实指中共）是不好惹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颠倒黑白，纵容、袒护俄罗斯和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大规模滥用非法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迫害各界仁人志士，肆无忌惮地对民间人士构陷颠覆中共罪和寻衅滋事罪，凡此种种，哪一项不是流氓行径呢？

习氏及其统治团伙唯一熟知的统治手段就是流氓蛮横暴力统治，习近平等一众红卫兵头领的脑壳里压根没有以理服人的概念，而只有以强凌弱、暴力相向的流氓理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共北京公安党保对李和平、王全璋的流氓式逼迁、骚扰，不正与2017寒冬时节年中共京兆尹蔡奇暴力驱赶“低端人口”一样，不正是顺理成章、不正是中共和习近平所乐于见到且正中习氏下怀的吗？习近平等中共最高层在顶层设计上以流氓意识形态和策略对中国人民实行统治，中共基层公安党保在具体手段上对李和平、王全璋实行流氓暴力逼迁、驱赶，这正是中共全面流氓统治的常态。无论对中共的基层党保，还是对中共的最高头领团伙，都已经是无法可讲、无理可论，如何有效抗争，值得李和平、王全璋和数以亿计的访民群体深刻反思。

倘若盗跖的弟子继续发问：何适而无道邪？一定有人回答：中共地界即无道也！

最近几个月以来，著名人权律师王全璋家庭所受到的当局持续暴力逼迁引人注目。从今年4月份开始，近二个月时间王全璋李文足夫妇和未成年儿子被逼迁达13次，国保及雇佣人员恶劣手段层出不穷，使用断水、断电、断燃气、砸窗户、堵门、拆大门、冲进屋里挑衅、涂污电眼和闭路电视、电表房被铁炼锁上、睡在门口外地上等诸多卑劣手段不一而足，目的是要把王全璋家庭驱赶出北京回山东老家。而李和平王峭岭家庭迄今亦被逼迁达8次之多。

逼迁是中国政府打压民间不同意见人士常用的手法，通过逼迁让公民居无定所，没有稳定办公场地，进而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虽然中国的法律明文规定公民有包括住宅权在内的基本人身权，禁止被非法强行侵入公民住宅，但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一党私利凌驾公共利益之上，中共颁布的法律只是表象，法律不过是“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的结果，高踞法律之上的中共随时随意利用法律惩罚那些挑战中共权力垄断“砸共产党的锅”的人，所以在党比法大的现实下王全璋们没有任何救济渠道，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饱受骚扰。

王全璋李文足夫妇所受的暴力逼迁仅仅是中国政府加紧对民间进行政治迫害中的一例。近期中国政府对在首都北京的人权律师、人权捍卫者、异见人士的骚扰、打压、迫害愈演愈烈。李和平一家三口在租住房屋被断水断电之后，从成都机场搭机前往泰国旅游自由行，在被边检告知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限制出境；住在北京宋庄艺术村的六四学生领袖季风被国保明确要求必须搬到河北居住；人权律师余文生和妻子许艳于在4月13日，在前往欧盟驻地途中被北京警方带走，5月22日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正式批捕，随后许艳被加控性质远比寻衅滋事严重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根据我们获得的信息，今年4月，中国公安部向全国公安系统下发秘密文件，要求以政治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特别要把维护首都北京的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具体措施包括把没有北京户籍、没有不动产没有房子但是有政治影响的敏感人物驱赶出北京；各地对其当地敏感人物进行严控，一般不容许其进入北京，并且必须弄清楚其进京目的、住所、会面对象等，上报公安部处理。这是王全璋、李和平等人在北京受到政治迫害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近期所发生的一系列恶性政治迫害事件是中共在政治安全的衡量下以国家恐怖主义实施的直接骚扰、控制、迫害其认为的政权“不稳定因素”的有目的有步骤有计划行为。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上取消任期限制巩固了权力，将自己的官方地位与中共首位独裁者毛泽东并驾齐驱，但事实上他的权力受到中国体制内外前所未有的质疑，特别是2022年底爆发的白纸运动显示了中国民间对习近平独裁统治的强烈不满，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继续进一步收紧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在上月底的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放狠话称要“深刻认识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显然，维护中共的政权安全，维护习近平的独裁安全，已成为中共政权最重要最迫切的事，习近平全方位地扩大“国家安全”的定义，加强中共对各方面的控制，动用他掌握的各种工具抵御任何在他看来构成冲击、挑战和威胁中共统治的“危害因素”。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共目前对北京的人权律师、人权捍卫者、异见人士的政治迫害仅仅是开始，未来对中国社会的更多极端控制手段、行为将会络绎不绝。

对王全璋李文足夫妇实施的持续暴力逼迁已引起了中国民间社会、国际社会、国际媒体的严重关注，向世人展示了中共政权对人类基本人权的公然抵制和侵犯，展示了极权主义背弃人类文明的黑暗丑恶。人类历史表明，从没有一个政权可以依靠对国民进行野蛮暴虐的恐怖统治而长治久安，恰恰相反，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雠，中共愈予对国民进行政治迫害来实现政权安全，其政权愈不安全。

基于《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及相关条款“第十二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第十三条规定：㈠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㈡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民生观察郑重声明：

1.中国政府必须立刻停止对王全璋李文足家庭的持续暴力逼迁行为；

2.中国政府必须立刻停止对中国人权律师、人权捍卫者、异见人士的骚扰、打压、威胁等政治迫害行为；

3.中国政府必须开放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废除言论审查，保障公民权利，积极促进中国的和平转型，否则必然悔之晚矣。

民生观察 2023年6月23日

题目似乎有点奇怪，略有常识的善良的人们可能会觉得疑惑：中共治下的中国不是有一套完整的司法体系吗？既然王爱忠无罪，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和律师辩护，不就可以洗白了吗？何须再论。“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法治中国”不是中共上至党魁，下至普通基层小吏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吗？

之所以要再论，就是要让良知尚存的人们，特别是基层那些为“五斗米”而助纣为虐者，认清中共所谓法治的本质及这套御民之术的鬼把戏，明白其名与实之反差。大而言之是为了中国的法制进步，小而言之是为了自身的安全。

2023年5月18日上午，王爱忠案在广州天河法院开庭审理，旋即宣判其犯“寻衅滋事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证据居然是判决书中所称“王爱忠利用社交平台引述转载境外媒体有关中国政治制度的不实报道。”稍能识字者，查一查中共自己制订的《刑法》第29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寻衅滋事罪的定义及列举式的几种具体表现形式与判决书所表述的王爱忠在本案中所实施的行为（证据），风马牛不相及。且不论王爱忠此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单就其所谓“证据”与其给王爱忠之定罪毫无证据的关联性。纯属任意拼凑证据，找个由头加罪于王爱忠而已！

孟德斯鸠在论及中华帝国的法律时说，古代中国不是没有法律，只不过是专制与法律并行，法律试图遏制专制，可法律反过来却武装了专制，使其变得更为凶暴，中国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处死刑。但是，对“不敬”却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任何事情都可以拿来作为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这样此类法律就成了一个筐，想治你就往里装，变成了掌权者或曰胜利者恣意镇压政治对手的工具。在中国的封建王朝里，几乎是每个朝代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在民智已半开，今日中共及治下的喽啰谁都心知肚明：知道普通百姓知道牠这套权术，当然牠自己更清楚，只是不敢说而已！

然而，知道又能怎样呢？“有兵在，不用怕”是专制独裁者自信的源泉，于是乎，便欣欣然，自鸣得意地以为找到了御民的灵丹妙药。可这灵丹妙药太过拙劣，既治不了病，也遮不了羞，更骗不了别人，掩耳盗铃自慰而已！何以见得？比照一下：今天牠们给王爱忠治罪的罪名与古代不敬罪，手段和目的是一致的，即对不顺己往筐里装；可技术含量比皇权专制时代更为拙劣，以至于将其无耻裸露无遗。看！牠们自己制订的法律对寻衅滋事罪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列举式的，具体明白，没有不敬罪可任意解释的空间，用寻衅滋事罪套在王爱忠头上，既就不能服众，也不能服己。徒添世人反感和民众对中共法治的鄙视和不信仰。此筐固然可把王爱忠装进去，王爱忠自然也无可奈何，然而别人怎么看呀！这个筐既治不了中共病入膏肓的病，也遮不了中共法治的丑，反而再一次让人民看清了皇帝的新衣，不过是皇帝孤芳自赏的裸体表演，自慰罢了！由此可见，就智力而言，当今皇帝反不及皇权专制时代的皇帝；就实际效果而言，恰好相反。可谓黔驴技穷。岂不哀哉！

皇权专制时代尚懂得涉及政治上的问题，如皇权问题、国本问题、法统问题等方面的治罪，须堂堂正正，大张旗鼓地予以审判和判罪，唯恐属下的臣民不知道。以儆效尤！据网上披露，2023年5月18日王爱忠案开庭，身为其妻却进不了法庭旁听。“里面旁听的都是牠们自己找的人，一个真正关心王案子的人都进不去。”如此心虚莫非惧怕自曝其丑乎？何以，以儆效尤？！其实，真正关心王爱忠案子的人对中共这套鬼把戏早已知之，去不去旁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可别忘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人性、人心是相通的呀！自己找的人去旁听，无非是用“自己人”撑场面，以显示公开、公平。不可否认这其中有不乏洗脑至残者是醒不来的；谁敢保证其中就没有智者、清醒者乃至昏睡者。这种任意玩弄法律的做法，说不定让清醒者更清醒，让昏睡者敲至半醒，只不过他们因恐惧或因“五斗米”而不敢言罢了！有人说中共领导人是一代不如一代。果然是！

至于说不让其妻进去旁听，是因之前做过笔录，是证人不能旁听。不过是黔驴技穷，雕虫小技而已，算不上什么高招。想不让你旁听，找个由头作笔录，还不容易！铁拳下的肉体凡胎敢不配合？何况，不是证人，不要此由头，不让你进去，面对一个赤裸裸的不要脸政治集团，你又能怎样？真正关心王案子的人难道都是证人。能进法庭旁听吗？这不就是明证吗？！

更为无耻的是，还在案外。——王爱忠妻因其案而被单位停职。皇权专制时代尚可将连坐制度写在字面上，不需要另找理由。时代进步了，独裁者的智力却洗残了。极权的中共为了装门面，欺骗世界也要明文禁止连坐，然而，连坐却无处不在。要脸不！当然牠早就没脸了，只不过需要时，装一下还有脸。装不出，也无妨。在国际上尚可不顾公认的国际法，称《中英香港联合声明》是历史性文件，可任意撕毁。还怕捏在其手心里的国内小民不？

我之所以不愿过多地从法律上论证王爱忠之无罪的缘由还在于，法律不过是当今中共手中御民的玩物，是非曲直显而易见，王爱忠有罪与无罪，牠们自己比谁都清楚。跟牠们讲法律，企图用法律说服牠们，无异于缘木求鱼。看看牠们借法律之名行任意羁押的套路吧！以便应对之策。本来，法律的功能是规范人们的行为，预测自己的行为是否犯罪。然而，在中国，一党独裁治下的中国，法律是幌子，用来说事的遮羞布而已！预测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犯罪，判多久，法律是无法预测的，一切要看其政治需要和维稳的需要。2021年5月29日，“六四”敏感期前夕，王爱忠被广州国宝刑拘。2014年5月28日，也是“六四”敏感期前夕，王爱忠被抓，敏感期过后，就放了。鉴于以往及其他异议人士的经验，广州朋友都以为“六四”敏感期过后，王爱忠会放。然而，这回却判断错误了。据说是这回王爱忠不给当局台阶和面子，破了黑帮抓放的规矩。事实是否如此，我不清楚，只是同道朋友的推测而已！然而，大凡类似王爱忠式的异议人士在经历过中共特务抓放魔法之后，都知道其中的奥秘。

对王爱忠式的同道朋友，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了。这些道理，他们都懂。只是提醒那些为了眼前现实利益、为“五斗米”而折腰者：今日用此阴招对付王爱忠；他日，你站错队，或其他原因要收拾你的时候，中共这架绞肉机，同样也会用此阴招对付你嘞！苏洵在其兵法《权书》中告诫世人：“不义之战，虽胜而不为”。也许就蕴含这个道理吧！譬如，古有商鞅、李斯；近有刘少奇、林彪；今有王立军、孙力军、傅政华等鼠辈助纣为虐。先害人，终害己！血淋淋的事实就摆在你们的面前，别开高大上的大道理不说，为自身安全！为未来！三思吧！

民生观察 2023年6月19日

——从中共保党救党之执念看习近平法治倒退之必然

2012年11月，习近平强势上位。最初，习近平多次声称“把权力关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给外界一副重视法治的假象。然而，习近平不久就露出口是心非的两面派嘴脸，开始了全面的法治倒退。

一、宪法和宪政倒退

2017年习近平成功连任中共党魁，羽翼已丰，悍然为自己量身定制，篡修宪法。

（一）、2018年修宪

1、强化党的领导

2018年3月，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领受中共和习近平的命令式建议，修改宪法。宪法第一条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全面强化和固化中共的一党独裁，仅这一句话就对宪政、法治构成了釜底抽薪，宣告了中共在宪法序言中宣称的“社会主义法治”的虚伪性。

2、无实质进步的监察委员会

18修宪设立了监察委员会，并同时通过了《监察法》，《监察法》把中共党的机关人员也即把中共本身列为监察机关的第一顺序监察对象，规定各级监委“可以向本级中国共产党机关……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这项纸上的规定确立了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开始所确立的“王在法下”之法治原则，即中共在监察机关、监察法、宪法以及整个法律体系之下，度看似力很大，然而在中共党大于法、党高于国的党国体制下根本无从落实。
2018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学历、学位……等其他利益，应当由承办案件的纪检机关或者由其上级纪检机关建议有关组织、部门、单位……予以纠正”，“弄虚作假，骗取……学历、学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一规定在中共高官利用职权骗取博士学位、特别是习近平本人骗取清华大学在职博士学位的现实下根本无从执行。
尽管中共宣称对其监察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但党国体制决定了其所谓的新监察体制在宪法、宪政层面上仍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难言进步。

3、终身制狼子野心—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2018年修宪最臭名昭著的倒退是废除82宪法关于中共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任期限制，提前五年为习近平突破两届任期限制扫清立法障碍。1987年中共十三大为确保邓小平卸任政治局常委而仍能担任党的军委主席，中共把其十二大党章“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18年修宪，习近平效仿邓小平因人废法之举，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其不识时务超越百年前的袁世凯！对国家主席不设任期限制的宪法条文乃违反宪政原则的恶法，这样的修宪实乃篡宪和违宪，习近平丝毫不能因其第三任期符合修改后的恶法而使其任职合宪化。

4、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2018年2月28日中共发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虚称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然而，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墨迹未干，3月11日习近平就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
在党国体制下，改名的文字游戏根本不能促使中共自己遵守宪法。合宪性绝不在于中共的行为看起来符合宪法条文，而在于宪法条文本身符合宪政原则；如果宪法条文本身因人而设、为特定个人量身定制，则此等宪法条文本身即因违反宪政原则而成为反宪政的恶法，此等修宪即为篡宪、乱宪，此等貌似程序合法的修宪表演实属洪宪帝制式的违宪骗局。面对这种虚假合宪闹剧，改名换姓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又怎能对实质违宪的中共及其魁首习近平进行监督？

（二）、以家法强推全面党化，反宪政、反法治企图昭然若揭

在党国体制下，中共的内部家规和帮规事实上具有高于国法的效力。2014年10月中共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声称“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必须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决定》宣称“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然而，仅仅四年之后，习近平就悍然为己量身定制、篡修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而《决定》却又虚伪地声称“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决定》蛮横声称“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法律制定和修改的重大问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报告”，又宣称“加强律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律师从业的基本要求，……加强律师行业党的建设，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切实发挥律师事务所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对市场主体和自由职业者、提供法律专业服务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非法强加政治职能，强加与律师职业和法律专业毫无瓜葛的所谓中共领导和“党的建设”负担。
《决定》又称“党委要定期听取政法机关工作汇报”，“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坚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委决策部署”，“政法机关党组织要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向党委报告制度。加强政法机关党的建设”；《决定》叫嚣“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依法治军的核心和根本要求”，把纳税人供养的国家军队篡夺为中共的私家党军。
2018年2月18日中共又通过所谓《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方案》），重弹毛泽东“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之皇权老调，空喊“加强教育领域党的建设，做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在教育领域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以皇权和斯大林、毛泽东的共产极权意识形态强化对青少年学生的毒害和洗脑；2月28日中共发布《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叫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再次重弹“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之僵死老调，又称“加强党对各领域各方面工作领导，……要优化党的组织机构，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以深化改革之名行全面党化之实，彻底堵死政治改革的任何可能性，堵死中国的宪政、法治之路。
《方案》又称“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加快在新型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做到党的工作进展到哪里，党的组织就覆盖到哪里”，全面强化党国体制，在私企和律师行业遍设中共组织，这哪里还是什么改革？这是龟缩，是向共产原教旨深度内卷！

（三）、2013年以来的反宪政逆流

2013年5月中共密发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七不讲”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5-8月间中共《光明日报》、《学习时报》、《红旗文稿》、《环球时报》等臭名昭著的党媒相继跟风，掀起了第一波反宪政、反法治、反民主逆流，当即受到民间各界的一致痛击，狼狈收场，习近平第一次公开挑战宪政、法治、民主的目的未能得逞。
2015年2月，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中共最高法院党组扩大会议上公开叫嚣“坚决划清与西方‘司法独立’、‘三权鼎立’的界限”，这是周强对宪政、法治、司法独立的首次公开挑衅。司法独立、三权分立是现代宪政、法治的核心价值，反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就是公开反宪政、反法治，周强的这番叫嚣实即代表中共和习近平公开向宪政、法治、民主宣战。2017年1月，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第二次露骨地叫嚣“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坚决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的错误言行作斗争，决不能落入西方错误思想和司法独立的陷阱”。周强的这两次跳梁表演虽使他个人深受民间诟病，却深合上意，道出了中共最高层尤其是习近平个人内心深处不能公开言说的固守一党专制及反宪政、反法治、反民主之顽念，从内部刺破了中共表面实行虚假法治、实则实行商韩法家刑治和斯大林、毛泽东共产极权专制的面纱。

（四）、搞乱香港，根除香港宪政、法治、民主对内地的辐射

中共和习近平嘴上空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可内心深处却对香港成熟的宪政、法治、民主潜移默化地辐射内地万分惶恐，早就蓄谋搞乱香港，摧毁香港成熟的宪政、法治、民主政治，根除香港的宪政、法治、民主对内地的影响。中共恶意拖延其对香港反复承诺的直接普选，一再以虚假普选欺骗港人，终在2014年9月激起港人争取真普选的占中运动。
2019年3月，在中共高层的默许下，香港当局及其保安局借个案强推《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逃犯条例、引渡条例或送中条例）；2020年3月，中共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绕过香港立法会单方面直接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港区国安法），导致一国两制名存实亡，并与“送中条例”一起严重动摇香港司法独立的根基。
在全面党化、一党独裁的党国体制下，中共是绝不会容忍香港这个成熟的宪政、法治、民主、司法独立的异端和华人民主前哨长期独立存在的，宪政、法治、民主、司法独立的香港存在一日，中共就一日恐惧于香港的宪政、法治、民主之风传播于内地，因而，中共必欲寻找借口摧毁香港而后快！

二、立法和司法的重大倒退

习近平僭位以来，宪法以外的公法部门也整体呈末路狂奔式的大倒退，尤以刑事领域为重灾区。

（一）、刑事立法和司法

1、17刑法修正案（十）

2017年中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十）》，增加“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情节严重的”构成侮辱国歌罪，这一新罪显然是为对付近年民间人士借唱国歌表达对中共的不满而设。这一罪名与中共业已存在的侮辱国旗罪罪名都不符合当代宪政、法治国家所恪守的物质利益侵害原则。国旗、国歌都是精神性象征，本身不是物质性的利益，不应动用刑法加以保护。对比1984年美国的焚烧国旗不构成犯罪案就更显中共这一罪名的荒唐。

2、冤假错案纠错艰难，继续炮制各类冤案

2016年12月，中共最高法院改判聂树斌无罪，此时距媒体最初质疑聂案约已十五年之久，距自称真凶的王书金认领该案也已十一年之久，其间河北公安司法当局百般阻挠、拒不纠错，中共最高法院也长期无所作为。张高平和张辉叔侄、呼格极乐图等重大冤案也都存在中共公安司法当局蔑视人民、死不认错、誓将冤案死扛到底的恶劣行径。
滑稽的是，习近平等中共高层自嗨于空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却又对泛滥成灾的冤假错案充耳不闻、装聋作哑！
在始自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法西斯魔怔支配下，最迟自周永康时期，中共就以曲解法律等手法，对访民等弱势群体强加敲诈中共罪、对中共及其政府寻衅滋事罪和破坏秩序罪，蒙冤访民不计其数。周永康虽在权斗中失败，但他旨在为中共续命的维稳衣钵却深合中共及习近平心意，被习近平照单全收，如中共在2016年对苏州和福州的访民群体实施大规模抓捕。滥用这些罪名迫害访民显系中共国安委和中央政法委等最高层的统一部署，绝非地方自作主张。中共既滥用这些罪名对访民实施个别定点清除，也对抱团取暖的访民群体进行集体迫害，如对林炳兴等11位福州访民集体以（对中共）寻衅滋事罪强加刑罚，中共更对苏州戈觉平等少数有声望的访民和维权人士构陷煽动颠覆（中共）政权罪。
中共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只为确保其一党独裁的苟延残喘，在局部经改的同时，中共一刻也不曾停止对其认定的民间政治异己人士的迫害，习近平僭位后尤为变本加厉，更加疯狂地滥用寻衅滋事、扰乱秩序、（煽动）颠覆等荒唐罪名和指定监视居住等法外非法拘禁手段迫害仁人志士，如2013-14年许志永等人的“新公民”案、刘萍等“新余三君子”案，2015-16年的“709”案，2019-2023年的许志永、丁家喜、常玮平等“12.26”厦门大抓捕案，最近的例子则是知名人权律师余文生、许艳夫妇双双被以莫须有的寻衅滋事罪逮捕，其他类似案件更是数不胜数。
2017年中共还悍然以黑手党手段绑架享誉国际的高智晟律师，高智晟律师至今仍被强迫失踪，生死不明。中共更是持续二十多年不惜血本迫害法轮功群体，习近平僭位后仍毫不松手。
中共一面拒不纠正旧的冤假错案，一面抛开自己的刑法，恣意妄为地继续炮制无数新的寻衅滋事、敲诈中共、颠覆中共的冤假错案。在中共的党化司法、党国体制下，法律、司法被强加了为中共独裁专制效命的政治任务，所有法律、司法都首先是为中共续命的工具，这就使得冤假错案是中共内生腐败的必然组成部分，是中共根本走不出来的死循环。
在对民间人士炮制冤案的过程中，中共还频频采取剥夺自主委托律师的权利以及对受委托律师进行威胁、骚扰、吊证等等流氓手段。

（二）、立案难顽症和公开审判的倒退

2014年中共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声称要“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2015年，中共最高法院又发布《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起初曾获外界高度期待，认为中共法院的立案难顽症终得解决，如该《规定》第二条“对起诉、自诉，……法院应当一律接收诉状，出具书面凭证并注明收到日期”，“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诉，……法院应当当场予以登记立案”，第九条“法院对起诉、自诉不予受理或者不予立案的，应当出具书面裁定或者决定，并载明理由”，这些条款看似切中要害，然而都经不住党化司法和中共政法的化解，根本得不到遵行，中共党化司法和政法的僵死性质注定了中共法院立案难顽症根本不可能解决。
审判公开、该公开而不予公开是中共司法的另一个顽疾。中共刑事、民事、行政三个诉讼法都明确规定，除有关国家机密或者个人隐私外，所有案件都公开审理。公开审理是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前提，公开审理的价值并不体现在绝大多数无重大影响的普通案件，而体现在与中共党权和公权以及中共权贵有关的案件即中共所称敏感案件和政治案件中，正是在这些案件中，中共及受其操纵的法院才最畏惧公开审理，才屡屡以案件涉及子虚乌有的国家机密、公开审理会危害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而拒不公开审理。对所谓敏感案件的庭审，中共及其法院普遍采取安插中共自己人占坑旁听、禁止公众和国际人士旁听的假公开审理甚至根本不公开审理，如2014年对许志永、丁家喜等人的庭审，中共法院还表演一下虚假的公开审理，允许个别家人旁听，当然也恶意安排座位很少的小法庭、拒绝国际记者旁听和采访，而在“709”案、2018年秦永敏煽动颠覆中共案和“12.26”厦门大抓捕案许志永、丁家喜的庭审中，中共法院则完全安插自己人马占坑旁听或者索性闭门秘密庭审、黑箱操作。
2016年中共最高法院又发布《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要求法院“应当……全面、及时、规范”“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然而，对大量被中共视为敏感案件的裁判文书中共法院根本不予公布，加之中共法院强权意识盛行、法官素质低劣，极少能够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理，基本都是一句蛮横的“本院认为……判决/裁定如下”，自然也就不敢公布蛮不讲理的裁判文书了。

（三）、挥之不去的恐私和迫害律师魔怔

市场化的私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家被中共视为其所谓公有制社会主义之外的经济异己势力，市场化的律师则被中共视为其法律刀把子体制之外的潜在敌对势力，私营企业家和独立律师是中共和习近平时刻防范和严加打压的两个群体。
中共和习近平对私有制、私有经济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对私有经济必然导向宪政、法治、民主加以高度防范，习近平僭位后明里暗里两手打压私营经济、迫害私营企业家，最典型的是对提出“私企立宪”思想的河北著名私营企业家孙大午先生举家构陷冤案，并劫掠大午集团数十亿资产。
不仅孙大午这样的中等规模私营企业家被中共和习近平碾为齑粉，甚至连马云这样的世界级私营企业家也被习近平恐吓、修理。对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的压制、迫害坐实了习近平僭位不久即在内部放言“不能单纯发展经济，如果经济发展上去了，共产党的政权却丢失了，发展经济还有什么意义”之传闻。
只服从法律、不受中共操控的独立维权律师、人权律师是习近平严加防范和迫害的另一大群体，自2012年以来，除“709”大抓捕外，另有数十位维权律师、人权律师被吊销或注销执业证书，十数位律师被中共和习近平罗织寻衅滋事罪、扰乱秩序罪、（煽动）颠覆中共罪等荒唐罪名而下狱或待判，最为令人愤慨的是，年逾七旬的李昱函律师被非法超期羁押六年却既不下判也不释放。

（四）、疫情防控中的法治倒退

2019年11月下旬，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中共和习近平拒不吸取2003年“非典”疫情之初北京市中共当局恶意掩盖真相之教训，报喜不报忧之专制旧疾复发，为维护中共所谓制度优势和伟光正之幻象，掩盖武汉新冠疫情的真相，非法传唤、恐吓李文亮医生，威逼李文亮认罪，恫吓艾芬医生；中共公安部使出“709”大抓捕中的手段，串通声名狼藉的中共央视，捏造所谓八位散布谣言者的虚假新闻，以欺骗、震慑底层大众，禁止人民发声，非法抓捕张展、方斌等自主报道疫情真相的律师、市民、自媒体人，拒不配合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追溯疫情起源真相；长达三年的野蛮封控期间在武汉、西安、上海等地非法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非法破门入户、侵入居民住宅，强迫核酸检测和接种疫苗，因被强制接种疫苗而导致癌症、白血病、糖尿病频发却得不到中共的赔偿，更制造了儿童饿死家中、孕妇惨死医院门外等等无数惨案。

三、中共及其政法委对宪政、法治的禁锢

中共政法委权势是一个非法而邪恶的机构，代表中共对宪政、法治、民主实行严苛的压制，其权势的全面扩张完成于维稳沙皇周永康时期，并被习近平延续下来。中共的司法和公检法机关已全面暴力化和无耻化，完全丧失通过法律的正常运行和常规行使职权来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中共自己已成为动乱、动荡和不稳定的根源，只得采取扬汤止沸、饮鸩止渴的手段，明火执仗地依靠暴力维持政权。周永康虽然在权斗中失败，但他以政法委为主导的反宪政、反法治的暴力维稳之鸩汤却深合中共和习近平之意，中共及习近平对政法委的维稳即维持一党专制以及反宪政、反法治机制的倚赖相比周永康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中共2019年1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条例》）。
《条例》第一条露骨地宣称“坚持和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在中共的党国体制下压根不存在宪政、法治意义上的司法，司法被中共阉割为政治的奴仆，即党化和政治化的政法；第三条声称“政法工作是……党领导政法单位依法履行专政职能……的重要方式和途径”，顽固坚持僵死的阶级斗争、专政和刀把子思维，又称“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党委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第六条叫嚷“政法工作应当……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政法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行使人民民主专政职能”，不是以法律思维对待全民国家、公民社会的犯罪，而是无端政治化，以政治斗争思维把犯罪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第二章“党中央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进一步强化中共党中央的绝对领导，第七条宣称“党中央对政法工作实施绝对领导”，第八条宣称“党中央加强对政法工作的全面领导”；第三章又强化“地方党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第十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党委……统筹政法工作中事关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政治安全重要事项”，“统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及时妥善处理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事项和突发事件”，把法律、司法的党化和政治化推至地方，毫不隐讳地把法律作为维护中共独裁政权的私器，暴露出整个中共以维稳为名与人民为敌的真面目。
第四章“党委政法委员会的领导”罗列各级政法委的所谓领导职能，第十二条规定“党委政法委员会在党委领导下履行职责”，空喊政法委“应当把握”与法律、司法无直接关系的“政治方向”，政法委要“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在党委、政法委的两层所谓领导之外，中共犹嫌其所谓的领导罗网不够严密，更以第五章“政法单位党组（党委）的领导”增加第三层领导，即“政法”单位内部的党组（党委）的领导，足见中共明知其所谓领导已日薄西山之惶惶不可终日！第十五条声称“政法单位党组（党委）”要“维护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研究影响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事项或者重大案件，制定依法处理的原则、政策和措施”，这些规定要么是中共特色的大而无当的假大空套话，根本不具备操作性而徒具空文，要么是公然违宪、违法干预个案，如“研究……重大案件”。
《条例》务要给执法和司法机关强加一个所谓党的领导的紧箍咒，务要在党的领导这个螺蛳壳里强作“法治”的道场，暴露出习近平和中共压根不想实行宪政、法治的本心、“初心”，暴露出其所谓“法治”的虚伪性，暴露出习近平一切为了抢救、保住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腐败中共党的私心。这样的“法治”绝不可能是现代宪政之下的独立、公正、廉洁的法律和法律人之治，而只能是中共的党治、人治、书记一人之治，只能是商鞅、韩非式的皇权法家之治。
公开喊出党对政法实行“绝对”领导，是习近平的首创。习近平之前的历届中共头目都只喊“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未提“绝对”领导。
除了《条例》企图全面使中共“党规党法”之家法、帮规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外，2017年中共十九大还已把“党是领导一切的”写进其党章。中共的党章只是其内部最高帮规，并非国法，但由于中共自命为全中国的领导，因而中共的党章事实上一直具有高于国家宪法和法律—尽管也是中共制定的—的最高效力，正如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实质高于并凌驾于宪法空喊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之上，中共事实上成为整个中国的国中之国，这才是中共口口声声高喊的所谓中国特色。正是这一国中之国的特色才成为中国迈向宪政、法治、民主的终极障碍！

无论是习近平指使的反宪政、法治叫嚣，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的篡修宪法，还是刑事立法和司法对民间各界恣意炮制冤假错案，还是行政诉讼的拒不立案，抑或是全面党化，通过非法的政法委对宪政、法治的禁锢，邓、江、胡时代多少带有些许法治色彩的中共统治在习近平时代，在依法治国的旗号下，已经整体、全面地倒退了。倒退的终极目的，借用中共比较开明的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所言，就是要保党救党，而非救国。为达此目的，习近平既不会在意经济发展，更不会介意法治的倒退。一句话，有中共和习近平，就不会有中国的宪政、法治，中国就只会有商韩法家之暴力刑治，而不会有现代宪政、法治，中共和习近平为保党救党就会继续对人民构陷寻衅滋事罪和颠覆中共罪，中国的法治就会继续倒退，中共和习近平这个螺蛳壳做不了现代宪政、法治的道场。这是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的血淋淋现实。

笑果文化公司旗下的脱口秀演员李昊石在演出中，因笑称野狗“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被上纲上线指“侮辱”人民解放军，遭无限期停止演出并被警方立案调查带走，笑果文化公司也遭到当局1335万的天价罚款，暂停线下演出。

李昊石“辱军”事件使中国的脱口秀行业遭到沉重打击。在官方宣布处罚后的几小时里，上海、北京、深圳，以及山东省组织脱口秀表演的机构都取消了演出。甚至有舆论称““这种脱口秀直接封杀吧，一堆没文化没道德没思想的人表演，社会的退步。”

“脱口秀”是从英语词组TalkShow(口才展示)中音意同译的精彩典范，“脱口秀”形容人的口才很好，说出的话非常有吸引力，而且谈吐不俗，博得众人的喝彩，是西方常见的电视节目。在中国对疫情控制的三年时间里，民众的出行娱乐受到严厉控制，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作为放松解压、获得情绪释放出口的社交新方式，脱口秀不仅仅是娱乐节目，更成为疫情期公众讨论热点社会问题和表达态度的舞台因而受到民众欢迎，脱口秀表演在疫情期间蓬勃发展蓬勃发展。数据显示，2020-2022年，脱口秀行业票仓从2000万的体量扩大至4.8亿，翻了超20倍。抖音上“脱口秀”话题播放超346亿，快手“脱口秀”话题播放超31亿，微博“脱口秀大会”阅读量超105亿。

脱口秀虽然在中国迅速走红，但是因为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和审查，使其在表达题材方面受到相当大限制，用行业内人士的说法是：“这个行业需要用80％的精力创作内容，再花500％的时间精力去应付审查，是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对人的青春也是一种空耗——完全没有趣味也没有价值可言。”

即使如此，脱口秀毕竟是“冒犯的艺术”，如果脱口秀想的只是如何讨好时代，不可能有吐槽的能力。中国的脱口秀表演带着镣铐跳舞，仍然在尽可能在夹缝中试探着“红线”，结合社会议题针砭时政嬉笑怒骂，特别是中国政府在疫情期的荒谬防控给民众造成的各种磨难成为很多脱口秀的段子。

2022年“白纸运动”发生后，笑果的脱口秀演员孟川在微博写下：“希望我的软肋能成为南传孩子们那样的硬骨头。”其后孟川的微博被“禁言”。另一名脱口秀演员池子，在今年2月北美巡演中公开讽刺中国的防疫政策以及审查制度而遭到中国官方的封杀。今年2月初，李昊石曾到美国洛杉矶演出，座无虚席，有脱口秀爱好者专程从美国中部坐飞机到洛杉矶观看演出，而其花大钱看演出的原因是觉得中国脱口秀限制越来越多，不知道下次能见到这些演员是何时，“等李昊石回国搞不好脱口秀都没了”，结果一语成谶。

对中国政府来说，脱口秀的紧密关注社会议题已成为对中共控制社会的挑战，官方借李昊石事件对脱口秀行业进行整顿势在必行。官媒“浙江宣传”发文表示：“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我们深深理解脱口秀事业发展的不易，但也绝不容许打着艺术创作的幌子践踏底线、红线，以有意为之的‘笑柄’在公序良俗和法律边缘疯狂试探。脱口秀看似门槛很低，实则很高，因为幽默是一门很有难度的艺术。只有心怀敬畏之心、赤诚之心，下真功夫、练真本事，让脱口秀真正回归艺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脱口秀之所以不为官方所容，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它和讽刺、幽默、恶搞、政治笑话一样，成为新的解构极权主义的利器。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以谎言和暴力进行统治。极权主义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全面颠覆与摧毁，调动起人性恶的一面，鼓励诬告、掠夺、欺骗、背叛，摧残道德良心，压抑和泯灭人性中的美好，民众的生活被封闭，被主宰，被监视，尊严被践踏。正如鲁迅所言“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被统治的臣民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压抑、焦虑、愤怒不断累积而无处宣泄，所以在极权主义下一个重要的社会特征是冷嘲、讽刺、幽默、政治笑话盛行，在不自由的社会，私下里幽上一默间接表达不满给人带来些许解脱和自由感。

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对这个荒谬体制的嘲讽成为民间反抗的普遍形式之一。在前苏联，政治笑话广为流传，共产党的高压专制，并没有那扼杀掉民众的幽默感，简直是全民吐槽，折射出苏联真实、冷酷、无情、让人窒息的社会现实。而中国的政治笑话也不相伯仲，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的残酷社会现实，更让习近平的诸多外号如“包子”、“宽衣帝”、“加速师”风行一时，坊间关于他的笑话络绎不绝。如一个流传的讽刺习近平头衔的笑话是：

习近平要去偏僻农村调研，下面领导先去预先布置，对要给习主席安排访问的农家两老夫妻说：你们很光荣，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国国家军委主席、中央重大决策决定工作领导小组长、中共中央非常时期工作领导小组长、中共中央军事国防工作领导小组长、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长、中共中央经济领导小组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长、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长、全国人大上海市人民代表、中央军委联合指挥部总指挥、资深体育爱好者、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的核心、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要探望你们。两老听了战战兢兢地说：这么多中央领导光临好是好，但我们房子这么小，如何欢迎这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多的凳子啊。

在极权主义风声鹤唳的政治高压下，脱口秀同样成为民间非常有意义的一种亚文化，通过隐性的符号拼贴，以吐槽和自嘲的方式解构日常生活，用夸张的手法进行描述或者讽刺，表达边缘文化对官方意识形态的间离和解构。

刘晓波深刻地指出过这种解构与反对运动的逻辑关系：“真话政治是少数良知人士不畏强暴的公开挑战，为民间标示出严酷环境下的高贵人性。没有真话政治，便没有民间道义勇气的公开表达。玩笑政治是沉默大多数的私下挖墙角，让民间以柔性的方式表达不满。没有笑话政治，真话政治也就失去了赖以支撑的社会土壤。如果说，公开的真话政治是把后极权的非人性暴露于大庭广众，也把坚守人性尊严提升到不畏强暴的高度，对唤起民间觉醒和国际关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私下流行于民间的笑话政治，就表征着沉默大多数的良知未泯，也凸现出后极权制度的根基在民意中的腐烂。而根基腐烂的制度，或迟或早，注定要发生雪崩式坍塌。”

独裁者可以抵挡批评、仇恨、斥责，但是面对奚落、嘲笑，“皇帝的新装”成为极权主义的梦魇。反人性、反人类、反文明的极权主义在美学上是审丑的，必然成为人民吐槽的对象，这不会因为其抵制、扼杀脱口秀等亚文化解构而得到缓解，借用艾略特的名句“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的表述就是：

极权主义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就是嘘的一声。

民生观察 2023年5月26日

今年2月13日，中共发布《2023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即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宣称“守底线、促振兴、强保障”，强调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这个所谓的一号文件，核心要义在于文件里连提6次的“粮食安全”4字，代表了党魁习近平对未来执政可能遭遇的风险的态度，即在中国与西方全面交恶的现实及未来趋势下，中共必须做好与西方冷战和备战武统台湾而面对西方禁运断粮等制裁手段的准备。

习近平治下的中共，直接挑战乃至意图颠覆西方的民主体制，试图重新定义乃至规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是板上钉钉的事。而发动台海战争武统台湾是中共政权领导的“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环，以确保中共基于民族主义的长期执政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对习近平来说，在任上收回台湾将是其个人独裁生涯的巅峰，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奠基者，这对这位独裁者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力。

因此，重视自身粮食安全，防止西方禁运断粮制裁成为中共的重要工作，即中共认为的“粮食安全关乎国家命运”。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喊话“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在习近平已成为中共自毛泽东后最有权势的中共领导人的现实下，党魁的喊话就是号令，中共的农业治国政策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中共“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的要义，在所谓“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中共在2006年提出“18亿亩耕地红线”的说法，认为这是确保2030年前粮食自给率达到95%以上必须保留的耕地面积。2022年3月6日，习近平在政协会议上称，“中央要和各地签订耕地保护‘军令状’，严格考核、终身追责，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并称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导致了中国在1998年长江大洪水后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政策的废弃。中共的“退耕还林”政策为了解决盲目毁林开垦的乱象以及陡坡、沙地耕种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洪涝、干旱及沙尘暴等问题，而将种植效率较低的土地陆续停耕，恢复植被。退耕的范围包括水土流失严重和产量低而不稳的坡耕地和沙化耕地。其标准是：山区、丘陵区；水土流失严重，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坡度在6度以上、农民已经承包或延包的坡耕地；平原区；风沙危害严重、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农民已经承包的沙化耕地。

“退耕还林”政策确实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环境。然而，在中共和习近平的野心下，此项中共为数不多的善政之一被迅速废弃。从1998年到2020年，每年聚焦农业问题的中共一号文件都把“退耕还林”挂在要点。但到2022年的一号文件里，就看不到“退耕还林”四字了。而在今年两会后，与“退耕还林”完全相反的“退林还耕”成为官方的重要政治任务而强迫农民执行。

所谓的“退林还耕”政策，就是对于在耕地种树的农民，政府强迫他们尽快将树砍掉，马上复原耕种粮食。“退林还耕”大面积的毁林砍树，不但把过去三十年退耕还林所积累的生态效益消灭得一干二净，更伤害了无数农民的利益。

由于中国城镇化、工业化持续深化，越来越多农民在城市里获得就业机会，放弃务农而选择外出打工，造成农村空心化的现象。因此很多农民选择将肥沃的耕地，种上不必费太多精力耕种的经济林木。而经济林木相比粮食能更使农民获得更多收入。“退林还耕”实行的政策是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125元，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90元。还生态林补助期限为8年，还经济林补助期限为5年。这些补偿相比农民在经济林木的收入差距几乎可以忽略，导致农民收入极大受损。

而由于近年来房地产狂飙，各地政府占用大量耕地开发攫取利益，推动房价畸高不断攀升。在利益驱动下官方不可能让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房地产行业将耕地还回来，于是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的政治任务和指标压力下，各地官方不但违背经济常识、侵犯农民权利“退林还耕”，强行将种殖户、养殖户的种植园、鱼塘、养殖场推平填平改种粮食，拒绝赔偿民众的基本损失，更搞出了“退路还耕，退景还耕”，甚至“水稻上山”、“水泥地上种粮食”等形式主义横行的匪夷所思魔幻现实。

在云南，农民在山坡上种植的树木被砍伐，官方组织人手在斜坡上种植上水稻，大雨来临时水稻田就被冲毁，只剩下光秃秃的山坡和“水稻上山又下山”的当世奇观；湖南省宁乡市政府组织200多名公务员下田插秧作秀，还派10个摄影拍照宣传，耗时3天花费49万元；福建福州市盖山镇为应付指标压力，拉来几车泥土在停车场直接铺在水泥地上面。覆盖在水泥地上的土层只有薄薄一层，目测不足20厘米厚，然后水泥地上种红薯的奇葩事就这样堂而皇之登场了。

在抖音上各地网民上传的视频显示，各地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水泥地上种庄稼、篮球场上种红薯、广场上种芋头、高山辟新田、拆违建填鱼塘拔果树的种种魔幻剧情。还有地方政府干脆在土里插上钢筋，钢筋顶端各钉上石头，让航拍及卫星图看起来，像是插满秧苗的农田。本以为“水稻上山”就已经很扯了，更有“水稻上路”的：把硬化过的路面凿出无数小坑，直接种植水稻。习近平的独裁时代，天大地大，指标最大，一切从实际指标出发。

五月份，四川省会成都更传出政府斥资高达341亿元人民币打造的环城绿道被“拆绿还耕”，100公里绿道被拆改造成10万亩水稻田，引发舆论哗然。当年斥资341亿兴建，如今又要改回去，这些钱全部都打水漂了，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和资源。有网民为成都政府算了一笔账，“花了341亿打造的天府绿道公园。这得收多少大米才能回本？作为农盲，我还是上网学习了一下。一亩水稻的利润在770元人民币算是比较高的。在不算地租的情况下。10万亩地一年能赚7700万……嗯，要442.8年才能收回公园成本。”“这没有算复耕的费用，拆迁，养田培肥，引水等等。仅仅就是在正常的稻田上种水稻。就算双季种植，也是同样利润也要2214年。”

这种“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除了制造出种种魔幻奇观外，并没带来多少粮食增产的效益，反而带来了种种灾害。不说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和损害农民的利益，不少地方强行毁坏山林开辟梯田，从而导致生态系统被破坏引发土石流等危害。

“粮食安全”制造出的荒诞现实，其实中共各级大小官员大都清楚，只不过是都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粮食安全”是党魁习近平的“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作为对未来的“战略部署”和习近平已经紧紧捆绑在一起，质疑“粮食安全”措施就是质疑伟大领袖，任何批评，包括对相关政策引发的沉重代价的质疑，都可能被指“挑战党的核心”。为了维护独裁领袖的政治威信，为了显示中国专制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反科学反常识的“退林还耕，退路还耕，退景还耕”、“水稻上山”、“水稻上路”堂而皇之在中国大地上制造出了一幕幕魔幻现实剧。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事实上成了反科学理性、本末倒置、残害生态环境家园的习近平版大跃进。当然和60年前的“大跃进”最大不同的是，当年的“大跃进”尚能利用全民的热情盲目“跃进”，民众都以为皇帝穿上了新装，而习近平版的大跃进只有从官员到民众的瞒、骗、演，大家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大家都假装皇帝穿上了新装。

说到底，其实所谓的粮食安全不是国人的粮食不安全，而是中共的粮食不安全，习近平的粮食不安全。“粮食安全”最后制造的是民众的利益受损，中共的“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才能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最后恰恰造成的是“社会大局不稳定”。

民生观察 2023年5月18日

据《史记》记载，周厉王暴虐，国人谤之。他一怒之下，就派巫师监之、杀之。果不其然，效果甚佳。从此，“国人莫不敢言，道路以目”，天下太平，颂圣声不绝于耳。厉王很受用，以此在大臣面前显摆其雄才大略之伟业。大臣召公更忧，以水为喻，劝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此盛举，厉王岂容大臣妄议！不听。结果大家都知道，厉王身死异乡，周朝喜迎“共和”。

与之类似的故事，倒推其前朝的商纣王。其伟业，其雄才大略，比厉王更甚，自然结局比厉王也就更惨啰，这是情理中的事。此君为了立威，树立起他“一尊”不可动摇的地位。他发明了炮烙之刑，让民间闭嘴；将九侯剁成肉酱，鄂侯制成肉干，让体制内的人不敢妄议。当老百姓怨声载道时，武王欲伐之，姜太公阻止；而当老百姓被制伏得服服贴贴，满朝鸦雀无声的时候，姜太公要武王伐之。武王问其原因，姜太公说：“当人民有怨言的时候，朝廷有反对声的时候，说明朝野对他还抱一线希望，这个时候进攻未必能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当人民静音了，说明人民对纣王已彻底失望了，此时进攻才是最佳时机。”纣王的悲惨结局，想必略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因纣王之死不是本文所述之重点，就不赘述了。

现在，我们的国体已经是共和国了，国家已非一人一姓之家天下了。“暴君”二字已不合用，即一人制天下，已无法统性了。然而如今的中国，挂“共和”之名，行家天下之实却是不争的现实。透过郭飞雄案的这次开庭，细细琢磨琢磨就能品出其中的端倪，窥视到几千年前商纣王、周厉王们的末世景象。

这次是郭飞雄第三次入狱了。这次开庭与往常不同，格外的清静。一位网友在网上披露：“路过了广州中院大门外，只有警车，警察和穿便衣的国宝，看不到一个老百姓。”如此情景，当局总该兴奋吧！特别是广州国宝要由衷地窃喜吧！想当年，郭飞雄案开庭，一次不成，还要来二次，每次围观声援的群众如云，喽啰们惶惶不可终日，唯恐圣上一怒，丢官砸饭碗。抓了不少围观者，连夜审讯，累得小喽啰们半死不活。你看这次开庭从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半，短短二个小时走一下过场就结案了，而且还是当庭宣判八年刑期，却无抗议之声，这是当今圣上多么伟大的创举啊！非商纣王，周厉王托梦所赐不可！

想想郭飞雄，再看九侯、鄂侯。他们的命运何其相似呀！2021年其妻张青患绝症，急需他去陪护。郭飞雄放低姿态，低调处理。结果呢？张青死了，他却进了广州市第二看守所，尚不知；还在做与妻见上最后一面的春梦。这是何等的悲哀与不幸呀！在这非人的世界里，郭飞雄的悲剧和苦难，太多了，说多了，不免有祥林嫂唠叨之嫌，除了博得世人的同情外，于国无益，于己惹祸。故，与其唠叨，不如另寻防狼之策！

还是让当局高兴一阵子吧！辛弃疾面对朝廷昏愦、佞臣当道，报国无门，而发出“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之叹。前些天网上晒出郭飞雄之前的一则贴文称“自从1989年以后，我已经对死亡无所畏惧了。但是，我们这一代对社会负有责任，要有耐心去推动社会的和平转型，尽管遭受如此横暴的打压，我依然没有放弃我的官民良性互动，推动有序政改的思路。”总觉得郭飞雄的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谁跟你良性互动呀？人家手上有枪有钱。普通大众有怨言，撒点钱收买不就稳定了吗？玩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那样的帝王术，还可赚到那些做稳了奴隶们的喝彩与颂圣。还怕你几个冒头挑刺者不成！有枪在，杀几个不就天下太平了，龙椅是垮不了的！

这回郭飞雄被抓，个中缘由是郭飞雄2021年11月29日为了出国陪护妻子而向当时的总理李克强写了一封公开信《我向总理说句话》，无一字提及当今圣上，如此轻慢圣上，且在网上公开发表，触了圣上那小肚鸡肠的敏感神经。知情人（包括体制内的人），私下议论说，这回郭飞雄犯了政治大忌。须知，当今圣上是个治国无方、弄权有术，集极度自尊与极度自卑于一身，玻璃心般脆弱的君主。怎能容得下扬臣子抑皇上之人。其遍及各地各部门的亲信爪牙，特别是广东的亲信爪牙，怎能不对你动手呢？！当然牠们也没有愚蠢到如此地步，堂而皇之以此为理由来抓捕郭飞雄。况且，郭飞雄刚出狱又没有干什么出格的事，实在找不出能拿得上台面的理由抓。而其妻张青之死，又在国内外发酵，于是爪牙们就把郭飞雄2020年创建《世界宪政民主论坛》继续发表自己和撰写的煽动性文章，诋毁中国政治制度，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姑且不论其文章是否构成犯罪，（因为当今中国政治犯治罪是不需要证据和理由的，想治你只要个由头即可。）单就其抓人的时机及具体操作看，也能悟出其中的奥秘，既然你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不及时制止或及时抓捕呢。也就是说，当局当时也不认为郭飞雄是犯罪。以此定罪由头而已！个中缘由颇似圣上借反腐之名清除政敌。只不过郭飞雄与圣上政敌可谓南辕北辙，质不同性不合。

九侯、鄂侯对商纣王的善举换来的是醢尸脯刑；召公的劝谏阻止不了周厉王的疯狂。同样郭飞雄的良性互动之梦换来是牢狱之灾。《尚书·太甲》警戒后人“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套用辛弃疾之叹，我们同样可以自信地向当局喊话：君莫狂，君不见，商纣王、周厉王终皆亡！

民生观察 2023年5月16日

百年前鲁迅见其父被庸医所误，从而学医以改变国民的体魄，不料看到一群愚昧的国民为在自己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喝彩，而弃医从文，以期改变国民的精神。百年后的中国国民的体魄倒是是健全了，由于长期的洗脑教育，脑却致残了。我不知道家喜当初考入北航学习航空技术是不是因为中国太弱而为“厉害了，我的国！”的战狼嘶嚎声再添高一点分贝。他在任北航总公司工程师期间放弃大把赚钱的机会，改做专职律师，这是确凿的事实。

是文革出生的家喜，悟出了法制中国、文明中国远比战狼嘶嚎声和谐美丽的缘故吧！最终还是弃工从文了。以法制中国渐渐步入世界现代文明，仅仅做律师按恶法打几场官司，自然是不够的。须把普世的法制精神引人中国的政治生活。第一要务便是从源头上树立起人们的观念，其次就是要在立法上与世界文明接轨。仅靠做律师赚点钱而没有政治上话语权的，无异于无本之木，徒有空想而已！于是他就以极大的热忱投入政治活动。加入黑帮似的中共组织成为其机器上一颗螺丝按其固定程式的运转，固然是不能的，总得要有点自己的思想和声音。于是他就加入了中共花瓶党——中国民主同盟。孰料，昔日那个争民主，反独裁的政治组织早已蜕变为中共摆设的花瓶，需要演戏作秀时，或中共自己不方便出面时，由他来表演一下。这与家喜的期望，可谓南辕北辙。

于是，家喜成了新公民运动的主要活动家，和许志永，赵常青等人积极推动“随迁之女就地高考教育平权”活动。继而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这些于国于民的好事，在一个正常国家，正常的执政者都应该要做的；况且，就算是一时做不到，或者家喜的主张错误，不予采纳，也不至于要动用国家暴力机器予以镇压吧。皇权专制时代，素有收买人心的好事只能由皇帝自己做，别人是不可染指。否则，必遭猜忌惹杀身之祸。譬如，以为是刘邦自己人的萧何，也不得不自污免祸。中共虽号称马列政党，与皇权专制政治无异！在嗜权方面还胜皇权专制时代的皇帝。自己人萧何尚如此，况且，家喜一个非赵家的外人呢？家喜当然懂得这个官场秘笈，但为了美丽中国，他毅然前行，犹夸父逐日，就这样被中共的口袋罪——罗织进去了！这是第一次。完全符合强盗假想防卫的逻辑。

家喜算是完成了弃工从文第一次的角色转换。但他没有鲁迅那样幸运，在那个时代，鲁迅尚有逃过追捕的空间和环境；在当代中国家喜是插翅难逃。

家喜的第二次角色转换，由商业律师再次转型投入新公民运动。颇似美丽岛事件的辩护律师陈水扁，放弃大把赚钱的商务业务，从事政治性辩护。家喜同样没有陈水扁的幸运。之前的国民党虽与共产党同为极权性政党，但在欧风美雨浸染下的国民党是有底线的！还不致于连辩护律师也搭进去。

家喜作为一个商业律师，如果精致一点，混个什么人大代表，再借“民盟”的光环，时不时抛出个不痛不痒的提案，刷刷存在感，博博眼球，想必会将花瓶玩得出神入化，名利双收。然而家喜耻于此。

家喜由商业律师转换为人权律师，期间他不仅身体力行投入新公民运动，还为冤屈的人们做了大量的辩护工作。结果，他为别人追求自由，自己却失去了自由。

据一位前丁家喜的辩护律师披露，当局为罗织他的“罪证”，将他在各地“串联”启蒙公民意识的材料就多达几十本，厚达数尺。与其说是“罪证”，还不如说是当局给家喜的未来的嘉奖状，是家喜的荣耀。

诚如家喜第一次判刑在在海淀法庭上陈述时所说“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飓风是挡不住的，不会以独裁者的意志而转移。蝴蝶翅膀的扇动只是本能的反应罢了！愚蠢的独裁者以为杀了蝴蝶，就能阻止飓风，是何等的自欺自慰呀？！

这次的法庭陈述，家喜更胜一筹，预言“专制必亡！”

摄政王载沣面对人民的怒吼，王朝垮台前，他很自信，他说“不怕，有兵在”。赶走了袁世凯，自己掌握了军权，结果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暴发，“有兵在”而有恃无恐的载沣及其亲信们，却指挥不动军队了。又不得不请回袁世凯，结果大清被袁世凯死了！今天那个不可一世的独裁者，众目睽睽之下，架出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当年的载沣何其相似。百年前袁世凯玩死了大清，难道我们就窥探不出百年后的那个独裁者，不仅会把自己玩死，还要把牠所依附的那个政党玩进历史的垃圾堆吗？！亡秦者，秦也！

愿家喜“专制必亡”的预言成真！蝴蝶齐飞，初阳百鸟齐鸣，黎明随雄鸡高歌而来！

家喜集蝴蝶、百鸟、雄鸡于一身。让我们齐声朗读丁家喜的法庭陈述《专制必亡》中的“堵死了专制政权垮台的1000种可能，但专制政权依然会以1001种方式垮台，……让我们开始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同时不忘为家喜呐喊助威！“家喜，必胜！三，二，一！”

民生观察 2023年5月10日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4月21日接受法国电视LCI专访，竟然说出前苏联国家地位未定，在国际法中也不具有有效地位，毛泽东杀人是无稽之谈等震惊世界舆论的话。卢沙野的言论在乌克兰和欧盟引起了愤怒，尤其是曾在苏联统治或占领下的那些东欧和中欧国家。卢沙野被批“鹦鹉学舌”，“俄罗斯宣传的喉舌”，其否认前苏联共和国主权地位的“奇谈怪论”，在前苏联国家引爆愤怒的海啸。法国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召见中国驻当地大使要求解释，乌克兰总统顾问也谴责相关言论。80名欧洲议会议员发表公开信，呼吁法国政府将卢沙野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驱逐出境。

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随后与卢沙野的言论切割，指卢沙野言论不代表官方立场，但中国外交公信力受到全世界的质疑。欧盟外交最高负责人博雷利表示，“欧盟只能假设这些不可接受的言论不代表中国的官方立场”。立陶宛外长蓝斯柏吉斯说：“如果有人还想知道为什么波罗的海国家不相信中国会在乌克兰谈判和平的话，请看，这里有一位中国大使说，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我们国家的边界没有法律依据。”

作为外交人员，公认要讲“外交风度”，要说“外交辞令”，对言辞要巧妙运用，言有尽而意无穷，即使锋利无比，也不失优雅体面风趣。即使是党国，亦经常强调“外交无小事”。卢沙野的胡说八道引发中国的外交危机是罕见的“外交事故”，但却是习近平时代的固有政治风景。

近几年来，中国强硬好斗的“战狼外交”大行其道，中国各级外交人员纷纷抛弃彬彬有礼的外交语言，转而采用咄咄逼人好勇斗狠的言辞甚至行为来挑衅对抗文明世界公认的道义规则。Wolf warrior diplomacy（战狼外交）这个词在国际社会不胫而走并成为中国外交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专用绰号，成为国际外交界的笑柄。

“战狼外交”最早可溯源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台后所推动的《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政策，该政策其中一个重要概念就是要“敢于亮剑”，中共干部被要求学习并在关键时刻要实行这种敢于亮剑的新形外交关系。2020年3月30日，路透社报道指有两名中国外交官证实，习近平在前一年曾亲笔下条子，要求外交官面对中美关系恶化等国际挑战，必须立场强硬展现“斗争精神”。

在党魁的加持下，中国的外交人员四面出击挑起事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更以出位言论成为中国外交战狼时代的典型代表，如警告五眼联盟“小心眼睛被戳瞎”，散播美国军人把新冠病毒带到中国的阴谋论，发布伪造的澳洲军官杀害阿富汗儿童图片挑衅澳大利亚，贴日本画家在19世纪初创作的著名彩色浮世绘讽刺日本政府等，挑起了一场场外交争议。

另一个知名战狼外交官是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桂从友于2017年上任驻瑞典大使后争议不断，曾多次恐吓瑞典记者、政治人物、智库甚至政府，被瑞典媒体视为民主与言论自由的威胁。瑞典媒体说罕见如此“没有外交手段的外交官”，以至瑞典数个平常不合作的政党都联合起来要求瑞典政府将他驱逐。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2020年6月至2021年2月间，至少有分散在126国的中国外交官，在推特上发布了超过20万则推文，获得近700万的点赞和上百万的转发。而美联社的一项统计显示，全球126个国家中，有270名中共外交人员活跃在推特和脸书，他们与中共官媒一起控制着这两个平台共449个账号，这些账号发布超过95万则讯息，被点赞超过3.5亿次、回复与转发逾2700万次。统计指出，这些言论以重构国际话语秩序，指责、挑衅、诽谤西方民主制度，挑动民族主义情绪为主，点赞和转发基本是使用大量的虚假账号或僵尸账号虚构人气，创造被广泛支持的假象，并且扭曲社交平台的算法，使其言论成为热议话题。

“战狼外交”不止只在言论上放刁撒泼，更在行为上好勇斗狠，完全丢失了外交官的体面。2020年10月8日，台湾驻斐济商务办事处举办中华民国国庆酒会，2名中国大使馆人员闯入会场拍照，当台湾代表处馆员请中方人员离开时，中国大使馆人员不但拒绝，更殴打台湾馆员，导致其脑震荡送医。2022年10月16日，一批香港示威者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中国领事馆外抗议，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曦原带领使馆人员冲出领事馆毁坏示威横幅，把一名香港示威者拖进使馆范围内拳打脚踢。

“战狼外交”虽然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丢尽了脸面，中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持续恶化，但是中共外交系统仍然乐此不疲，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战狼外交官”迎合了习近平的叙事风格，因而获得了体制的奖赏。中国现任外交部长秦刚就是鼎鼎大名的“战狼”，外交界甚至给他起了“战士刚”的绰号，因为他对外咄咄逼人的言行而获得习近平的赏识，成为“狼群首领”，更鼓励了“战狼们”的疯狂行径。

“战狼外交”成为中共的外交手段是因为其体现了习近平政权的统治逻辑。维持专制统治是中共压倒性的目标，中共的现行的专制统治逻辑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内新极权，对外新冷战”。

“对内新极权”是通过高度集权、高度垄断、高度政治高压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封堵一切危及极权控制社会的路径，形成一种完美结合社会控制与效率的21世纪新极权主义体制。就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与控制效果而言已中共新极权已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专制王朝。

“对外新冷战”通过金钱外交、大外宣以及强硬手段争夺国际事务发言权，强化中共的叙事影响力，改变世界现行秩序体系，重新定义乃至规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新冷战”以美国及西方民主国家为假想敌，腐蚀、摧毁自由民主价值观，直接挑战乃至意图颠覆民主体制。

对中共来说，“对内新极权，对外新冷战”是专制政权生存的必然逻辑，内政与外交相互支撑，镇压与挑战相互交织，成为红色帝国崛起的推动力。无论西方民主国家愿不愿意，但因为其自由民主价值观只要存在就会成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直接危及极权在国内专制统治的根基，所以极权主义从来是把民主国家视为天敌。狼在弱小时会披上羊皮伪装，譬如邓江湖时代的“韬光养晦”，但只要有了爪子和利牙，就会撕毁所有假面具，露出其残暴的本质，一如习近平时代的“战狼外交”。

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显示了西方民主国家已意识到中共极权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蓬佩奥说，“北京的作为威胁了我们的人民与繁荣”，“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就会改变我们。”

未来世界确实只有两个结果：改变中国，或被中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