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声明与报告

中共央视某年春晚有首歌叫《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嗨嗨地唱到“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老百姓讲个团团圆圆”。

过年，对黄世仁的矿工杨白劳来说，要过的不是年，而是一道有债必还的关卡，是年关。无数杨白劳们聚集成待采的人矿，有数的黄世仁们则是矿主和采矿人。杨白劳，喜儿的爹，仅仅是人矿中一粒不起眼的矿石。

在中共自嗨的这个新时代，底层草根们虽不至像杨白劳那样悲惨得过不起年——今天的平民单论物质的丰富连紫禁城里的皇帝也望尘不及，却依旧延续着杨白劳的贱命，白白地劳动，白白地任中共开采，而中共的书记们则都是黄世仁投胎的富贵命。

过年闲暇，聊一聊中共国的人矿是如何炼成的。

中共屈膝媚外

1月9日-16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上任伊始首次出访，目的地是毛太祖口中把中共抬进联合国的穷朋友，非洲五国。轻轻地，秦部长去到非洲，带去了被中共强行代表的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轻轻地，秦部长再一挥手，免除了众多非洲国家所欠中国（人民）的巨额债务。

秦刚的前任王毅以及他们的共同主子习近平早已一次次擅作主张，不经贫穷的中国人民和人矿的同意，免掉了非洲不计其数的债务。

中共和习近平私自慷中国人民之慨，大把撒币，却把人情尽收在中共和习近平个人名下，以高大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自嗨，为习近平个人营造非洲救星、为世界指明方向的人设。

非洲之外，中共还对并不贫穷、对中国人民和中共自己从不友好的俄国也大把撒币。公开数据显示，近些年来，中共最大的外援对象并不是被上帝抛弃的贫穷的非洲，而是侵吞中国领土最多的北极熊沙俄，还自称发展中国家的中共国对俄国一国的援助是对整个非洲援助的6倍。

中共党媒虽偶尔蜻蜓点水般公开几笔对外大撒币的数据，但由于中共一向大搞秘密外交，无疑还有更多的对外援助未予公开，尤其是对北韩这只喂不饱的白眼狼的秘密救援数额之巨更是不可想象。2012年，时年82岁的北京奥运老太王秀英女士等维权公民曾依法申请中共财政部公开对北韩援助的数额，被中共财政部非法拒绝，中共法院亦同样非法拒不受理王秀英女士对中共财政部的起诉。

中共对俄国、非洲以及南美、南亚等区域众多欠发达国家打肿脸充胖子，装富逞豪，大把撒币，并非始自今日，而是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早在1962年，为争当共产阵营穷棒子王国的大哥大，中共不顾三年饥荒饿殍千里的惨状，不顾国内草根大众死活，在大西洋上把从加拿大进口回国的救命小麦转送给无赖小国阿尔巴尼亚。

中共及其第一代头目们，以及正在处处为人类指明方向的习近平及其扈从王毅、秦刚们，绝妙地诠释了慈禧太后的无耻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共，到底与中国人民有多大的仇恨，才会干出这般宁予洋人、不予家奴的勾当？

如此逼迫底层小民勒紧裤带，却吃里扒外，恣意对外大把撒币，实属典型的卖国行径，毛太祖、周恩开以及习进平等人已构成卖国、叛国罪！

中共苛待人民

2020年5月28日，中共总理李克强公开承认有6亿中低收入人群平均月收入仅千元左右。

当年6月3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研究院教授万海远、孟凡强发表文章，以翔实的统计数据证实了李克强的结论：中国有39.1%的人口即5.47亿人（包括546万无收入者）月收入低于1000元，5250万人月收入在1000-1090元，二者相加，月收入1000元左右（1090元以下）、年（可支配）收入仅为12000元左右的人口达近6亿。

李克强和北师大两位研教授采用的应是2019年的数据，当年中共国的GDP总量是98.65万亿元，人均GDP是7.01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07万元，而事实却是，近6亿底层草根的（可支配）收入仅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9%（1.2÷3.07）。

2021年，中国顶级投资银行中金公司的研究显示：

中国月收入为0的人口是546万，0-500元是2.1589亿，500-800元是2.0203亿，800-1000元是1.2404亿，即月收入500元以下人口超过2.2亿、1000元以下人口约5.5亿；

月收入1000-1500元的人口是2.4389亿，1500-2000元是1.7263亿，2000-3000元是2.0735亿，3000-5000元是1.5695亿；

（以上数据相加，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人口达13.2824亿）

月收入5000-10000元的人口是6328万，10000-20000元是784万，20000元以上是70万。

可以断言，在月收入20000万元以上的70万人中，极少数以百万以上计的金字塔顶超高收入者要么是几百家中共核心权贵家族，要么是与各级中共权贵相勾结的私企业主和外企中方金领雇员，这是由中共垄断所有核心资源、不与中共权力相勾结绝不可能大富所决定的。

14亿人口中，有13.2824亿月收入低于5000元，其中显然包括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朱光磊、裴新伟2021年的研究显示，按职业、地域（常住地）和户籍，即农业劳动者、农村人口和农村户籍人口三个标准分别估算，作为“农业劳动者”（常住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并且基本都是农村户籍）的农民现已少于2亿人，作为“农村人口”（农村户籍且常住农村）的农民已减少到5.10亿人，而作为“户籍人口”（不论常住地和职业的农村户籍）的农民仍有7.71亿人。姑且估算7.71农村户籍人口中的7亿人月收入为5000元以下，则将约有6.2824（13.2824−7）亿城镇人口月收入低于5000元。

中金公司所使用的应是2020年（2019年？）的数据，当年中共国的GDP总量是101.36万亿元，人均GDP是7.18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22万元。

不足5000元的月收入，休说在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购房，即便面对中小城市和较大的建制镇4000-20000/平米的房价，也只能望洋兴叹！5000元，在北上广深如非本地人且由父母提供住房，除了甘当蚁族、租住地下室或格子间外，简直无法生存！

世人尽知，由于中共国雄冠全球的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任何人均数据都毫无意义，都不能真实反映底层草根的收入和生存状况，都只能掩盖中共特权统治阶级，特别是几百家顶级红色核心权贵家族、央企高管以及与中共权贵相勾结的大型私企老板劫掠绝大部分GDP的残酷现实，都只能是默认底层草根被中共权贵强行平均的幻象。客观揭示占中共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草根的收入状况，只能以底层草根人口的数量及其收入占GDP的比例为据。

2019年，中国约有6亿人口的（可支配）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2020年约有5.5亿人口的（可支配）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约有13.2824亿人口（其中约有6.2824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这样的数字足以说明中国国民整体上的收入之低和生存之艰难了！

中共国家统计局（统计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2》（以2021年的数据为基础）显示，2021年中共国90%的人口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年收入在6万以下。

无论是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前国力孱弱时期，还是在改开之后国力渐增，特别是被美欧无原则大发善心放进世贸组织、凭土地财政大肆掠夺农民而极度虚胖之后，中共用于底层草根医保、教育、福利等民生的支出都一直位居全球最低国家之列，有些指标甚至是全球唯一最低，底层草根收入占GDP的比例竟长期低于非洲贫穷国家。

最为无耻和恶劣的是，中共低价劫掠农民及部分市民的土地，转手高价倒卖，直接催生房价虚高，以全球最高的地价、房价对全球收入最低的底层草根施行残酷压榨，逼得底层大众全家三代同做房奴，以全球最低的收入承受着全球最高的房价。最让底层草根蚁民产生人矿感的正是中共国举世无双的畸高房价！

畸高的房价源于畸高的地价，畸高地价背后的黑手和推手是仰赖土地财政存活的地方中共党政衙门，而地方党政衙门之所以对土地财政、对抢夺和倒卖土地乐此不疲，则是因为中共需要喂饱数量畸形庞大、比正常国家多出不知几倍的中共党官这一虎狼和赘疣官僚群体，一个不劳而获、吸食草根蚁民血汗、狠挖13.2824亿底层小民人矿的中共寄生统治阶级！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居住，却被中共强迫支付高昂的土地费，被迫把月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支付房贷，被迫节衣缩食几十年做中共的房奴和人矿，任中共敲骨吸髓、榨取膏脂！

底层草根市民不仅生时被中共残酷压榨，买不起房，而且死后也继续被中共盘剥，买不起几平米的葬身之地，此即民间所称的活不起也死不起。市民医保仅能勉强应付小病，一遇大病即半数医药费用不在医保范围，被迫自掏腰包；农民则长期没有医保，近年虽开始推行所谓新农合，但住院医保承担比例仅约60%左右；无论市民或农民，一遇大病，要么倾家荡产、一病返贫，要么不医不治，坐以待毙，此即病不起；老少边穷的农村地区，学童交不起学费，食不能果腹，衣不能御寒，此即学不起。

无论是中共国学者的研究还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数据，都表明中共历年财政收入用于底层市民、农民的医疗、教育、福利的比例，以及底层市民、农民收入占GDP的比例都是全球最低之列甚至全球倒数第一。

中共一直对中小微民营（私营）企业社保难题放任不管，私营部门特别是餐饮、快递等低门槛服务业的五险一金大都无法保障。对农民的养老等基本保险，中共更是长期不闻不问、一毛不拔。2009年开始推行的新农保所确定的农民基础养老金最初仅为区区每月55元；2022年，上海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从每月1200元提高到1300元，位居全国第一，北京提高到每月887元，全国第二。京、沪两地已实行养老金的城乡统筹、标准统一，而其他绝大多数尚未能实行城乡统筹、标准统一的省市则远远不能望京沪之项背，农民的养老金仍是杯水车薪、聊胜于无。

这种残酷压榨底层小民的苛政、暴政得自中共的共产祖师爷苏俄，并被中共推向巅峰，其苛暴程度远超绝大多数专制皇朝，其精髓正是商鞅的弱民、疲民、辱民、贫民之邪恶统治术，以及韩非的权、术、势之帝王之道；中共更邪恶地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将商鞅、韩非的暴虐秦政推向极致，领全人类之先河而使政治幻想小说《1984》在中国变为现实。

习近平屡屡咬牙切齿地叫嚣在民主、人权领域不需要美欧教师爷，却铁心要在对小民实行苛政、暴政问题上认准苏俄祖师爷！

习近平好大喜功、发下“大愿”，誓要效法毛太祖当穷棒子王国的大哥大和救世主，要拯救非洲，拯救南美，救援沙俄，坚挺北韩，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他却不顾本国底层大众的死活，绝不肯在医疗、教育、养老、退休、民主、法治等领域与中国底层草根、韭菜构建一个共同体！

中共优待自己

中共严苛对待底层草民、蚁民、矿民，那么它又是如何对善待自己的呢？当中共体制外的草民、蚁民、矿民们拿着微薄的工资，辛苦种地，拼命打工，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跳楼讨薪，没有医保和养老金时，中共的党政军、工青妇，中共的所谓央企和地方大型国企老早就享受着行政垄断的高薪及“合法”的职务消费、丰厚的医保和养老金、巨额的年终奖；当农民工们蓬头垢面、在寒风中吞咽盒饭时，中共的机关食堂和央企、国企的食堂免费提供花色繁多的美味佳肴；当草民、蚁民、矿民们无奈地吃着用超标农药、化肥、污水种植的粮食、蔬菜和陈化粮时，中共的官老爷们和央企、国企权贵们却品尝着特供的无污染有机粮食和菜品；当草民、蚁民、矿民们遭逢大病却不能报销进口药，罹患白肺却只能坐以待毙时，中共的书记们却不仅全额报销、常住高干病房，而且还能移植聂树斌、胡鑫宇们的年轻器官；当数千万访民长年无望地奔波在上访的绝路上、期盼青天大老爷垂幸自己时，中共的各级官员们正在像女镇委书记王丽那样密谋用一百种方法刑事访民，正在像北京天通苑社区的女中共干部那样企图把居民的儿子当作软肋，正在用寻衅滋事罪、敲诈中共罪对人民构陷冤案……

当底层草民、蚁民、矿民门为一日三餐而无休止地艰难劳作时，中共特权统治阶级，特别是其中数百家红色权贵核心家族，凭借其僭取的国家暴力，轻松窃取着巨额财富。按陈云、邓小平的安排，红色权贵核心每家至少占据一个省部级高官之位，并把持巨型央企，联手国际资本，勾结不法私人资本，疯狂盗窃、劫掠本属底层草根的财富。

十年前就有网传称80%的医疗支出被850万中共官员所占用，后虽被中共官方“辟谣”，但像此类涉及中共特权阶层的特权利益的信息，中共向来做贼心虚，是从不公开的，因此，民间所传虽未毕毫厘不差，但也绝非空穴来风。

政治人矿——“人矿”的第二重含义

“人矿”无疑首先是个经济概念，其首创者显然也主要是针对中共国底层大众长期的经济苦况而有感而发。然而，经济的背后是政治，是中共所窃取的国家暴力，中共不仅把底层大众当作经济人矿狠狠地挖掘，而且也一直把底层大众当作政治人矿滥采滥发、恣意消耗。

1950年10月，中共僭政仅一年后，中共不顾百废待兴、民生凋敝的现状，无视北韩太祖金日成挑起韩战的事实，打出欺骗性的的“保家卫国”的旗号，把中共军队伪称为“志愿军”，出兵百万，扶持北韩金家王朝。中共拍摄的《为了和平》电视片给出的中共志愿军死亡人数为19万7653人，中共其他渠道给出的志愿军负伤数据约为38万多人；而美国的统计则是中共志愿军死亡40万人、负伤48.6万人。各方关于中共志愿军伤亡人数的估计一直在50-100万之间，中共自己给出的死19万7653人、伤38万多人处于50-100万的下限。中共以这约58万中国人矿的血肉，扶植、豢养的却是一个实行世袭制家天下并对中共自己背后捅刀子的北韩白眼狼金家王朝！

著名韩战史专家沈志华教授认为，毛泽东和中共执意卷入韩战是要争取共产共主斯大林的信任，让斯大林相信中共可以成为亚洲革命的领导人。直言之，58万中国子弟，被毛泽东和中共作为人矿、作为祭品、作为投名状献给了斯大林。这58万人矿为毛泽东和中共赢得了巨大的国际政治资本，赢得了不久之后与苏共叫板的资本，赢得了持续至今的在中共国内部蛊惑底层愚民无脑拥共、狂热反美的政治资本。中国人民，不仅被中共当作有形的经济人矿，还被中共用作捞取国际、国内政治资本的无形政治人矿。

吊诡的是，毛泽东本人的儿子也意外成为一块人矿矿石。

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共极速消灭最具活力的私有经济，以疾风暴雨的政治运动手段短时间内强推公有制；在城镇实行低工资，在农村则残酷剥夺农民、低价征购农产品；以赶英超美为名，数十年实行超高积累，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底层人民在生存线、赤贫线、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大跃进”和浮夸风之后，为确保特权阶层的供给并稍稍顾及城市底层平民和城市稳定，中共又采用苏俄1930年代征粮队的野蛮手段，竭泽而渔，把农民的口粮和种子悉数抢走，农民被逼啃树皮、吃观音土甚至人相食，数千万以至近亿底层草民被中共饿死。

这一切，都被习近平冷酷、轻蔑地称为“艰辛探索”！

在毛太祖和习近平的眼里，只有人矿，哪有人民！在中共的脑袋里，人根本不是有灵性、有尊严的活人，而只是任中共收割的器官、待中共挖掘的人矿；每一条人命都仅仅是人矿中的一块矿石，都可以被中共用来“艰辛探索”！

中共视人民如矿石而凶狠地挖、无情地挖，与纳粹法西斯愚弄德国民众的手法、与日本军国主义欺骗日本民众为天皇玉碎的手法并无二致，与波尔布特把人民从城市驱赶进丛林、进行共产主义实验的手法，与北韩金家王朝的愚民统治如出一辙——他们统统地不把人当人，而只把人当动物、当矿石、当随时可以献祭的牲畜。

“人矿”一词精准地揭露了中共特权统治阶级对底层草根小民持久而深重的阶级压迫，揭露了底层草民近年来在中共的野蛮统治和奴役下加速沦为矿民、矿工、矿奴的历程，揭露了中共与底层草民、蚁民们根本敌对的残酷真相，揭露了人民从来不是中共所宣称的国家主人、中共及其书记们才是国家主人的血淋淋现实。

“人矿”一词告诉人们，底层草民、蚁民们一直被中共蓄意异化为客体、物体。中共以防疫为名对底层草民、蚁民长达三年的物化管制、动物式封控，充分证明了中共待草民、蚁民如待宰的动物、待挖的矿石之铁血事实。草民、蚁民已不只是被中共一茬又一茬收割的韭菜，而且一直就被中共视作无物、视作无生命的矿物！

这，就是“人矿”一词的终极内涵！

记住上海封控期间那位年轻丈夫的话：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这句话饱含着对中共心如死灰、决不再为中共生养人矿的无边绝望，包含着对中共压榨下人矿们苟活之艰难的血泪控诉，包含着“时日何丧、吾与汝偕亡”，以断子绝孙为代价而与邪共同归于尽的决绝！

在无预警、无准备、无计划之下当局突然松绑“动态清零”的极端防疫封控措施后，中国染疫人口如海啸般爆发，预计已达数亿，民众措不及防，感染重症众多，医院被挤爆，医疗资源挤兑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而退烧、止咳、消炎等药品被抢购一空，不仅药店缺货，即使是医院也面临缺药问题，重症律和死亡率急剧升高，网络流传的大量视频及媒体的现场采访都证实了全国各地火葬场出现严重超负荷运转状况。

根据设在英国的健康数据分析公司Airfinity的数据，中国目前可能每天有超过5000人死于新冠疾病，而每日新增感染人数在百万以上，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Airfinity称，到2023年3月，每天的病例数可能达到420万。

在社会的极度恐慌和混乱下，中国官方却反而停止了更新及公布疫情数据和相关的流行病学资讯，同时中共控制的官媒极力淡化这轮疫情感染激增的严重性。按照中国一般对社会重大公共安全危机进行隐瞒甚至谎报的惯性，可以推测到目前中国社会的染疫人口和死亡数据已到了雪崩的惨剧地步。正是由于中国官方疫情的数据失真和不透明，引发世界的担忧，从而对来自中国的入境者采取临时防疫限制，包括入境后检测、对阳性人员进行隔离等。

中共此前一直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不但让数以亿计的人被禁足在家，使老年人、残疾人、贫困人口、长期病患等社会边缘和弱势群体在疫情封控的极端环境中处境日难，造成了大量的次生伤害和严重人道灾难。

反科学、反常识、反人性的“动态清零”政策之所以被中共坚持长达三年之久，即使在社会付出惨重代价甚至危及中共的统治根基仍然“旗帜鲜明不动摇”，是因为中共党魁习近平把“动态清零”作为体现中共制度优势和个人成就的工具，特别是习近平谋求打破中共潜规则实现连任的现实下，把“亲自决定”、“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清零政策和政治权威与政治声望连在一起，从而政治压倒科学、权力压倒社会，“动态清零”政策成为中国的政治红线，制造出了人类在二十一世纪还荒唐景象遍地皆是，人间惨剧层出不穷。

中共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之荒谬，即使是曾经亲近中共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2022年5月份也不得不表态称“清零战略不可持续”，从而引起正在以二十大的召开稳固习近平独裁权力的中共的不满，立刻屏蔽谭德塞的言论，并且以新华社官宣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发现一起、扑灭一起”。

言犹在耳，官方在2022年底却在没有向社会做出任何预警，在社会根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放弃“动态清零”，使整个社会付出了惨重代价。

中共之所以放弃“动态清零”，原因是三年的极端防疫封控，层出不穷的防疫乱象已经引起民众广泛不满，对绝大部分民众来说，极端防控没有消灭病毒，却清零了社会，造成的隔离、歧视、封控、贫穷比病毒更可怕，因而民众的不满情绪已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特别是在2022年11月席卷全国的“白纸抗议”显示社会已忍无可忍。在民意沸腾的大背景下，同时由于“动态清零”造成的经济滑坡加剧，社会凋敝，中共防疫政策难以为继，更由于习近平已经得偿所愿成功连任党魁，稳固了独裁权力，所以造成防疫政策的180度大转弯。

然而更荒谬的是，中共放弃“动态清零”政策采取的是无预警、无准备、无计划的手段，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是完全的“摆烂”溃败状态，没有足够病床、没有足够药物、没有有效疫苗，任由国民的生命被病毒蹂躏，哀鸿遍野，天下缟素。

“动态清零”下，国民的生命只是一个符号，任由权力践踏；“摆烂松绑”下，国民的生命依然只是一个符号，任由权力践踏。因为中共追求的是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而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动态清零”是为了中共稳固一党专政统治，“摆烂松绑”同样是为了中共稳固一党专政统治，“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只是独裁政权的幌子和遮羞布。

从极端的“动态清零”防疫到现在的“应阳尽阳，应死尽死，快速过峰”的极端摆烂，显示了中共宣扬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实则是“中共至上、权力至上，保护中共政权安全和专制独裁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民生观察 2023年1月9日

江泽民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作为中共政权册封的所谓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自然身后备极哀荣，中共对其悼念规格与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去世不相上下，意在显示中共党魁传承的法统。

作为与中共极权主义价值观迥然不同的中国民间，也有零星的对江泽民时代怀念的声音，但这种对过去的怀念，更多的是借此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即使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大部分普通人，也感受到了在习近平统治之下的处境与江泽民时代相比的截然不同。

然而，江泽民时代与习近平时代的差异真的有那么大吗？仅仅党魁不同，统治中国的机器不还是那个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吗？表面看来，江泽民时代与习近平时代相比，人民那时确实有更多的自由，公共空间那时更活跃，与西方的联系那时更密切，而江泽民与习近平个人相比，也有更多的个人魅力，吹拉弹唱无所不通，也习近平的背书单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江泽民时代与习近平时代只有表面统治手法的差异，本质还是一党专政的自我进化，统治者换了，统治的政党还是中共，人民依然是专制下挣扎求存的被奴役者。而从中共的极权主义光谱来说，正是有了江泽民主义才开启了习近平主义。

江泽民时代的中共处于1979年开启“改革开放”后的后极权时代，与1949-1979年代的对于广大丰富的生活领域的全面攻击和扼杀的极权时代相比，后极权时代放松了对民间社会的空前压制，对私人生活的极度控制。李慎之先生曾经引用苏联作家阿尔马克里的话来说，后极权时代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但中共的“总发条已经松了”只不过是为了缓解极权时代给社会带来的危机，避免统治被人民的不满而推翻，是专制的自我调整。

江泽民执政下的后极权时代，加入WTO，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空间暂时松绑，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给中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利益，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使中共掌握了庞大的社会资源。江泽民推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显示了在后极权时代中共由改革开放早期的自我调整开始自我进化，由所谓的“无产阶级”进化到有产阶级政党，权贵与资本的相互依存、相互勾结成为江泽民时代的政经秩序。

在社会生活层面，陈子明曾研究指出，作为“总发条已经松了”后极权社会在意识形态上是失败的、无效的，“官方的意识形态”在事实上已经疲软和失效，已经不能真正统摄和控制人们的灵魂了，代替乌托邦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是人们普遍的恐惧心理和犬儒主义。但是，共产党“在道统和法统上并没有改变”，“极权主义的教条并没有改变”，哈维尔也清晰地认为，在后极权时代这看似扩大了的私人空间背后，人们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到消费品面前，而从别的领域比如政治领域中被赶走，他们拥有的仅仅是选择什么牌子电冰箱和电视机的自由。换言之，江泽民主义归根到底还是中共专制统治的压力调适，内核与本质并没有变化。

正是没有变化的内核与本质，使中共在江湖时代的后极权在习近平时代，进化为新极权时代。习近平新极权时代的建立基于中共对其统治前景的末世恐惧，后极权末期与官方意识形态弱化相随的是民间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为捍卫红色权贵万世一系，中共一反后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弱化被动防守，主动进攻以刚性专政铁腕对付民间社会，对民间社会实行有目的、有步骤的全面清场。正是江泽民胡锦涛的后极权时代给中共奠定的巨大社会财富、攫取的巨大社会资源支撑起了习近平新极权时代的四面出击。所以，没有江泽民主义，就没有习近平主义，江泽民和习近平是中共专制统治的一体两面。

再见，江泽民，再也不见。我们期待，并且相信，不远的将来，必然再也不见习近平，再也不见中国共产党。

民生观察 2022年12月8日

2022年11月26日—27日，因乌鲁木齐11.24火灾而引发的全国各主要城市以及个别中小城市的抗议活动暂告平静。这波抗议活动于26日始发于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抗议者以大学生为主，手持白纸，表达对中共严苛禁言的愤怒。动因是哀悼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进而演化为对中共及习近平反科学的野蛮封控防疫政策的抗议，中共上海公安非法大规模抓捕；27日上海多地继续分散抗议，同日，北京、武汉、成都等特大和中心城市也同时抗议，甚至偏远的省辖市云南大理也有数十人游行抗义，哀悼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并声援上海大学生首举义旗的勇敢行动，各地中共公安照例大肆抓捕学生等抗议者，并通过对手机非法监控追查其他参与抗议的学生。

如果未来局势能进一步发展，首举此次抗议大旗的上海或将赢得辛亥首义之地武汉的历史声誉。吴侬软语、温柔之地的上海在结束封控半年之后首举义旗，可算赢回了尊严。

上海、北京、成都等地学生、市民在抗议中喊出了10月13日北京四通勇士彭立发的“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等口号，还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占领市政府，加入中华民国”、“结束动态清零”，还向中共公安喊出“为人民服务”、“你们是人民的警察，不是哪一个党的警察”、“不要独裁要民主”、“不要核酸要自由！要道歉，要道歉，要道歉”等口号，更直接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进平下台”的口号，这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

此次街头抗争是中共僭政七十三年来的第二次，其规模和时长目前还远不及1989年的第一次，但已经喊出的“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则已明显超越了“八九”学潮。而随着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特别是2000年后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普及，全民教育水平、启蒙程度、国际视野、信息和知识获取的便捷已远非1989年可比，大理这样偏远的小城也有人参与，尽管人数较少，也证明了民众启蒙程度之高，中共的腐败、衰朽和反人民性，中共独裁、专制、特权红色政体与人类先进政治文明的水火不容已被全民，特别是被思维灵活、认知水平较高的大学生等知识精英所充分认识，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一代表全体国民心声的终极诉求也就水到渠成。

此次各主要城市及个别偏远小城不约而同同时抗议，也有别于“八九”学潮由首都北京的大学生发起，而后才影响并带动其他省市，也充分表明全球化、市场经济及其内含的流动性以及互联网信息化消除了过去一直存在的知识、理念、信息和认知的地区差距，这同样也有别并优越于“八九”学潮。

此次多地同时抗议中，参与的大学生和市民喊出四通勇士彭立发的口号并有所突破和创新，表明此次抗议虽是直接受官方所称涉疫的乌鲁木齐居民小区火灾所触发，但更深层次上则是受10月13日彭立发勇士的壮举所激励，是底层大众特别是大学生等知识精英群体对独裁、专制中共早已深恶痛绝的情绪所驱动，是持续三年、已进入第四个年头的野蛮、反科学、反人道和反人性全面封控所导致的忍无可忍的民意总爆发。

此次多地同时抗议吸收了四通勇士彭立发的个人元素，充分证明了孤勇的彭立发并不孤勇，驳斥了网络世界少数悲观者的孤立抗争无效论。在直接的意义上，彭立发的四通桥壮举固然是孤勇的，但他的孤勇壮举迅速传遍全国、全球并被此次多地抗议所吸收和发展，表明他的声音和行动代表了全体国人尤其是大学生等知识精英阶层的心声，得到全体国人和知识精英的认同，因而他绝不孤勇。彭立发个人元素被此次多地抗议继受和发展，表明任何抗议和抗争，即便是个人性的，也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只是其意义和价值需要经历一个在民间传播、酝酿、发酵、扩展的过程，而彭立发个人行动之影响在仅仅一个半月内就得到见证，见效之快实在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民间各界大可不必对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过度悲观！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及其红色权贵核心集团口口声声“人民至上”，实则内心却极端鄙视、蔑视底层草根大众。习近平及整个中共以疫情防控为由，假借所谓人民利益，实则极限试探、挤压底层大众的生存和忍耐底线，恶毒乱用互联网监控技术，蓄意推行高科技条件下的新型商鞅、韩非式罗网，企图把中国退化为北韩金家王朝那样的《1984》国家。中共把真正的确保人民利益、限制公权力的宪政、法治偷换为习近平及整个中共凌驾于法律之上、只把法律作为管制底层大众的所谓依法治国，即商鞅、韩非的专制法家之治；中共数十年来把草根民众诱骗、驱赶上徒自消耗生命的漫漫上访绝路，对无数访民等底层大众构陷寻衅滋事罪、扰乱秩序罪、敲诈勒索政府罪；及至疫情爆发，始则恶意掩盖，继而无视武汉等地底层死伤惨重之真相，虚夸战疫成功，粉饰为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盖世奇功，再而疫情反复爆发，无情刺穿习近平战疫成功的谎言，于是又仓皇在全国强推野蛮封控和隔离，老幼有病不能医、坐毙家中，孕妇临产不得救、丧命街头，耄耋老者、垂髫幼童、核酸阴性者被强拖进方舱，盛年男女、青春芳华者不堪抑郁、绝望而纵身跳楼，而习近平及中共仍心如蛇蝎，无动于衷，固守其反科学、反人性的所谓动态清零。疫情三年，经济凋敝、民生凄惨，大量企业破产，无数小民失业，死于习近平及中共野蛮、严苛封控政策者远超死于新冠疫情者。全体国人已无差别地被习近平及中共判处三年徒刑，且这刑期仍在不确定地延长。无数小民在习近平及中共眼里直如蝼蚁，牺牲掉无数蚁民的性命、自由和尊严，只为换来习近平一己的脸面及中共的所谓制度优势，只为给习近平及中共的算政治账提供所谓证据支持。习近平及中共的野蛮抗疫与毛泽东的牺牲五十万以上农家子弟的所谓抗美援朝，以及赶英超美、饿毙数千万人的“大跃进”等好大喜功败笔一样，都是中共漠视、蔑视、鄙视人民之邪恶本性的体现。这，就是习近平及中共所谓的一切为了人民！

对于此次多地抗议，中共一如民间预料的那样继续抛出它的那种陈旧老套——打击。在密议两天之后，中共的中央政法委，一个法外的、非法的机构，召开全体会议，与会者有新晋中共公安部长、习近平的铁杆心腹王小洪及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察长张军，强调坚决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坚决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为了掩盖和转移自身的累累罪恶，为了固守专制政权，中共总要虚构一个外部势力，把它制造为所谓的外部敌人，并把它自己的这个敌人伪装、夸大为全体中国人的敌人，还要把被它压迫、蹂躏并被它作为敌人而时时防范的中国人民强扭为他的自己人，还要永远自封为中国人民的代表。习近平及中共制造和虚构的这个敌人一直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法治国家，也包括为追求民主、法治而被中共迫害、被迫逃亡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中国异见人士，而仍生活在中共统治区域的民间异见人士则被中共视为内部敌对势力。

此次多地同时抗议是“八九”学潮三十三年之后的唯一一次稍具规模的街头抗争行动，对遍布国内和世界各地，长期苦苦追求民主、法治而不得的中国异见人士而言犹如久旱之甘霖，许多人对此次抗议行动寄予厚望。然而，鉴于中共的残暴成性，鉴于习近平本人个性的蛮横、人格和心理的变态以及认知的低劣，加上民间的沙化和力量的弱小，此次抗议行动能否持续、如何发展、能否短期奏效还有待观察。无论如何，未来虽不可预测，但足可期待，习近平及中共独裁专制之不得人心、终将覆亡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此次多地同时抗议纵然不能一举奏效，也一定会酝酿、积蓄未来突破变局的因素和力量，正如四通勇士彭立发的孤勇壮举成为此次抗议的一个元素。

民生观察 2022年12月2日

2022年11月12日，中国大陆墙内微信、微博及墙外推特、脸书上惊现一段湖南株洲中共公安特警至少三辆铁甲车以暴恐势力的方式非法进行巡逻的视频。视频中播音男子极力拿捏出一副装腔作势、居高临下的共党官腔，语音相当标准，显系专业播音出身。画面音自称“我们是特警突击队，按市防疫指挥部指令，现对月塘街道重点区域进行武装巡逻……对不听指挥、不听劝告，违反防疫规定的，我们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世人尽知，中共以暴力起家，继承了苏俄和列宁、斯大林的暴力杀戮、血腥清洗、撒谎成性的本质，并推向极致。中共的这种暴恐本性，可用著名右派、文学家聂绀弩先生评价毛泽东的二十字真言来形容：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不得好死，断子绝孙，遗臭万年。

中共及俄共、苏共靠暴力和杀戮成功夺取政权，它们对暴力的依赖超过了中外历史上所有的专制皇帝和国王，中共及其太祖毛泽东对暴力的痴迷连中国封建皇朝最嗜血成性的和尚皇帝朱元璋也望尘莫及。小流氓出身的西汉开国皇帝刘邦虽曾对陆贾狂呼“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你刘邦爷爷我是在马上厮杀夺得天下的，哪里耐烦鸟甚子《诗》、《书》之类的道理？然而，在陆贾一通义正词严的反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夕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之后，这位流氓皇帝刘邦虽然“不怿”，却能立马“有惭色”，并当即谦虚地请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

深陷暴力、恐怖依赖绝症的中共对暴力的认知连两千一百年前的小流氓皇帝刘邦尚且不如！

中共对暴力的依赖在其1949年僭取政权后至今的七十三年一刻也不曾消停过。1957年，暴力反右，数十万知识精英被掀翻在地，被踏上一只脚，知识分子的尊严被中共践踏一光；1958年暴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至1962年，无数人被暴力批斗，数千万人毙命于饥馑；1966年开始，暴力动荡持续十年，不仅所谓地富反坏右被野蛮杀戮、绝户，甚至卞仲耘这样的知识女性和中共自己的所谓元勋刘少奇、彭德怀也被武斗、殴打、迫害而死，死伤之数不可统计；1989年，中共及邓小平悍然调动三十万大军，发动“六四”屠戮，青年学子喋血街头者不知其数。

近三十年来，中共继续全面实行暴力统治：以暴力手段实行铁血计生，迫害法轮功，以黑监狱、寻衅滋事罪、扰乱秩序罪、敲诈勒索罪、暴力截访等等黑帮手段残害访民，罗织罪名打压公民运动、维权运动、人权律师和知识精英，暴力强拆，掠夺农民和市民……

与此次株洲非法动用中共特警铁甲车巡逻、非法插手医学专业的防疫问题一脉相承的是，在二十多年来的房地产爆发期内，中共全国总是本能而神经质地驱使、滥用中共公安充当马前卒和恶先锋，实施暴力强拆，强横干预因中共急功近利的政策所导致的利益分配问题。

中共滥用公安暴力的另一个沉疴难起的黑帮传统就是非法插手民事、经济个案，各地中共公安、中共公安整体都在本性上具有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的动物式冲动，在前几年的所谓打黑中，在对民营（私营）企业的劫掠中，无不如此，如对重庆企业家李怀庆和河北企业家孙大午进行构陷等等。

诚如大量网友所言，中共株洲特警铁甲车的非法巡逻是古今中外所有专制统治者都最乐于营造的那种纳粹希特勒式的宏大、震撼、暴恐场面，目的不过是对底层小民炫耀武力、威慑恫吓，把中共嘴上虚喊“人民”而内心却鄙视、蔑视人民的虚伪性和反人民性暴露无遗。从中共株洲特警那种刻意拿捏着的装腔作势的共党调门中，我们分明听到了“尔等刁民、小民、草民、贱民都给我听好了，统统***的给老子跪下，统统给老子俯首称臣，否则我强大共军对尔等一律格杀勿论！我强大共军打不过日军和美军，还治不了尔等刁民吗！”

这种调门，是中共一贯的、本质的和本性的调门。2000年7月，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的当夜，市民、学生自发走上长安街庆贺，一伙躲在长安俱乐部高楼深处纸醉金迷的中共红二代们轻蔑地望着街上如蝼蚁的游行小民们，鄙夷地说“这帮傻冒，还真以为奥运会是他们的呢！”

中共的这种视人民如仇、与人民为敌的专制皇朝心态就是孟子二千三百年前所论断的“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那种官民关系，中共如此赤裸裸地暴恐，把官民关系整得如此的一塌糊涂，能长久吗？偌大的满清皇朝，失去了天道和精气神，纵有铁甲舰，仍惨败于小日本；中共则更是早已失魂落魄、尽失民心，纵有铁甲车，焉能长久？民间有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请自己去。中共暴政于今恰恰整七十三岁了！

孟子对暴君商纣王身首异处的评价是：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陆贾说“极武而亡”，西谚云：天欲使其亡，必先使其狂。人类的大智慧是如此的殊途同归、不谋而合！

被中共山东济南历下区法院以莫须有的寻衅滋事罪非法判刑四年半的著名山东维权人士于新永先生于2022年10月9日、中共二十大前一周出狱。于新永先生出狱后第四天，发生了轰动世界的北京四通勇士彭立发（彭载舟）倒习事件。

于新永先生是资深维权人士，但他主要是帮助其他访民维权，网络上未见他个人有何维权诉求。于新永父母早亡，由当时年仅17岁的小姨含辛茹苦抚养成人；他天资聪颖，在中共恢复高考制度后于1980年考入山西财经学院（今山西财经大学），毕业后入职中共国企，后辞职下海。

于新永为人热心，性格谦和，有学历，又有国企工作经历，能说会写，很自然地赢得众多访民和维权人士的信赖，在访民群体中有一定声望。他参与、帮助过很多维权个案和访民，早就遭当局忌惮，而他尤其被当局怀恨的或许当属他2014年开始在微信、微博上发起的废除信访制度、撤销国家信访局的倡议。

中共把信访制度吹嘘为体现其政权的人民性、体现中共党及其政府与人民血肉联系的一个独创的制度。而事实上，信访制度完全缺乏现代法治必须的那种刚性、硬约束性、强制性、程序性和规范性，信访是游离于法治和法律程序之外的随意性极强的软约束制度，是一个几乎完全受人为因素左右的无效和黑箱制度。如果说中共的司法制度虽具有程序、规则的外衣却实质上是被中共肆意揉捏的面团，那么中共的信访制度却自其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毫无程序、规则外衣而任由中共揉捏的彻头彻尾的面团。

因此，中共的信访制度始终就是一个愚弄草根小民的骗局，是中共为实行愚民统治、谎言统治而蓄意给小民描画的一张大饼。在1978年之前中共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年代，由于民权和人权不彰、官民矛盾相对较少或隐蔽，信访制度的欺骗性还不甚强烈、不为底层大众所知，而到了1990年前后，特别是中共把房地产作为所谓的支柱产业、圈地运动开始荼毒全国的2000年之后，官民矛盾急剧膨胀，底层大众的土地、祖屋等基本生存权利被公权侵害却又无法获得司法的保护和救济，加上大众长期被中共恶毒洗脑，清官情节浓厚，大多认为基层公权力和基层官员腐败变质而上级公权力和官员公正廉洁，幻想着不期而遇到上级的包青天，于是纷纷走上信访以至直接到北京、到“中央”上访的悲惨之路。

著名信访问题专家于建嵘教授经多年深入研究，无奈地得出一个结论：信访制度应当废除。

于新永先生是底层维权人士，不是信访理论专家，但由于他是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第四届大学生，有知识、有悟性、有思考能力，结合长期参与维权运动、帮助访民上访和维权的亲身经历，殊途同归，得出了与于建嵘教授相同的结论，很像莱布尼兹和牛顿几乎同时不约而同发明了微积分。

吊诡的是，于建嵘教授以中共的国家级社科院专业学者的身份，在学术领域倡导废除信访制度，没有、也不会有麻烦，而于新永以自己早已被当局怀恨的草根维权人士身份倡议废除信访制度、撤销国家信访局，却一定会惹来麻烦。在当局眼里，一介草民，竟敢公开要求废除中共的一个自恃体现其政治优越性的制度，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

当然，在中共自己宪法、法律的明面上，于新永的倡议是完全合法的，并且于建嵘教授这样大名顶顶的体制内学者都认定信访制度有名无实、应予废除，当局难以直接仅因于新永的这个倡议而对他下手。然而，别看中共的公安干正事、人事时笨拙不堪，可为非作歹、干起坏事来却有的是阴招、损招和毒招。终于，济南的中共公安等来了于新永送上门来、到衙门帮他人维权的机会，借机构陷，拔掉了这颗眼中钉。

同样的姓于，同样的主张和倡议，一个是著名学者，一个是草根小民，一个体制内，一个体制外，结果就是如此的不同！

信访制度不是解决数千万访民权利诉求的制度，中共也压根从没打算用信访解决访民的权利诉求。中共自己的国家信访局局长就曾公开坦言：至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信访问题都是合法、有理并应当解决的，都是地方政府制造的。然而，中共就是不解决问题，而是只解决于新永这样要求解决问题的人。所有的信访问题无不是中共自己制造的，中共本身就是问题，中共本身才是问题的根源！

信访，仅仅是、不过是中共蓄意为草根大众、为无数访民布下的一个蚂蚁死亡漩涡，中共就是要让数千万底层访民如蝼蚁般地在长年、十年、数十年无休无止、漫漫无期的上访死循环中耗尽心力、精力、身体。所幸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访民和维权人士，尽管仍是极少部分，开始认识到中共信访制度的阴毒本质，于新永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先知先觉者。

识破中共信访制度的阴险本质，并公开倡议废除它；废除它，就是废除中共实行愚民统治的一大利器，就是动摇中共愚民统治、谎言统治的根基。

民生观察 2022年10月30日

2022年10月31日，中共《湖北日报》10月17日的报道《基层供销社恢复重建至1373个》在网络世界发酵并登上微博热搜。当日，中共股市的供销社概念板块大涨，龙头妖股天鹅股份连续涨停，短期翻倍，应证了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许小年多年前的大陆股市就是非理性赌场的论断。

几乎同时，中共住建部、民政部10月9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有关（社区）食堂的规定也引起民间尤其是网络热议。

《湖北日报》的报道和两部的联合《通知》都已是半月、一月前的旧闻，被网络有心人一点火，竟顿时在民间尤其是网络世界沸腾，不少民间人士怀疑大规模复活供销社表明中共意图收紧对粮食等农产品的垄断，更是为进犯台湾提供又一条战时后勤保障机制。民间的这种恶猜式反应无疑与供销社和食堂留给底层大众的恶劣历史记忆以及中共丧尽民心、信誉崩盘、善使阴阳两手有极大关系。

单就名称而言，供销社和食堂是无可争议的计划经济、公有制、权力经济和短缺经济的伴生物，凡亲身经历其事的50后以前的人或阅读过那段痛苦历史的60后以后的人不能不对供销社和食堂产生本能、直觉的逆反和抵触。所以，两部随后回应民间舆情时声称各界误解了“（社区）食堂”，实在有失简单，完全没有顾虑到包括供销社在内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长期民生短缺和1958年大食堂饿死无数甚至人相食的民间记忆和情感。

针对这种受历史记忆和历史情感驱动的民间反应，已有大陆学者指出中共力图恢复的供销社本质上不同于历史上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供销社。无论从中共《湖北日报》的报道看，还是从中共内部的社会、经济现实看，或者从中共嘘声叫喊而事实上却无法落实的内循环看，中共十多年来力图重建的供销社都不可能是从前那种官方一家垄断的公有制供销社，尽管仍带有中共固有的那种国家主导、权力干预的特质，这也符合中共的半吊子市场经济即它口口声声宣称的有中（共）国特色的怪胎市场经济。因此，这次供销社概念的莫名热炒，与其把它恶猜为中共向毛式计划经济的内卷和退守，不如进一步认清中共一直以来的假市场经济、半市场经济以及竭力防范代表真市场经济的民营、私营经济的邪恶本质。

至于两部所倡导的社区食堂，也不必过度解读。疫情三年多来，特别是自2021年下半年，中共为挽救被其野蛮封控防疫暴政摧毁的经济，仓促推出一个又一个经济政策，如地摊经济、低碳、新能源车等等，然而大多都是空洞的承诺，鲜有具体措施，几乎没有落地生根的。细读两部《通知》，根本看不见具体和细节的规定，如食堂场地和资金从何而来、食品原材料品质和价格如何保证等等，仍是中共固有的那种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和官腔。最关键的，今日的中共虽然在监控新技术的助力下看似无所不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共及其党酋习近平根本不可能像1958年的毛泽东那样，一声令下就能强制全国农民走进食堂。

受根深蒂固的共产专制意识形态驱使，出于歇斯底里的死守专制政权的动机，以及对人民清算—陈云所称“挖我们祖坟”—其反右、三年灾荒、十年“文革”浩劫、“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打压访民和人权律师及维权人士等等历史罪行的极度恐惧，中共对自由市场经济自始至终都是欲迎还拒，从未放松对市场力量和民间资本的严防死守，更未片刻丢弃僵死的计划经济顽念。前些年开始甚嚣尘上的国进民退，此次鼓噪的供销社和社区食堂无不是中共僵死计划经济顽念的回光返照，尽管都被迫涂抹了些许市场经济的外漆。国内外局势毕竟根本不同于毛时代了，老式供销社和大食堂的死灰复燃绝不可能，正如毛式个人崇拜和独裁也绝难如某人所愿而卷土重来一样。

11月26日夜，为悼念1124乌鲁木齐大火死难者，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武汉等全国各地约51所高校，青年大学生们爆发了反对疫情防控的抗议事件。最震撼人心的事件发生在上海，成千上万青年聚集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上，高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是1989年后33年来，首次在中国大陆的集体抗议事件里呐喊出直接改变政权的最勇敢政治诉求。

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由于中国坚持实行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成为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政治招牌，导致三年来中国的经济和民生受到严重冲击，各种极端的、非人道的、难以想象的荒谬防疫措施导致次生灾难层出不穷，民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绝望和渴望改变的情绪已经成为民间很大一部分原本对政治不敏感的民众的普遍情绪。

对中国的青年人来说，疫情这三年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态和心态。中国的年轻世代本来就处于深重的社会现实压力下，前几年的热门字眼“躺平”或“内卷”反映了他们在阶层固化年代的无力感，在当下内卷这个大环境下，年轻人干脆选择用躺平的方式去反抗现在的生活困境。而现在，中国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给青年带来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动辄被困家中或者学校，这种权力强制的与社会隔离经历，以及疫情控制政策带来的经济和就业情况持续低迷受冲击最大的就是青年人群体，这使他们对生活和现实既感到担忧，更感到愤怒。

持续三年的清零政策让中国青年人疲惫不堪，越来越多人感到自己的青春被越来越专制的政权给偷走了，被僵化无情的政治机器裹挟，没有经济收入，没有休闲活动，甚至没有了日常生活。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这三年的大学生活完全是一场噩梦，没有任何的青春快乐，只有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没日没夜的封校，无穷无尽的接触不到老师同学的网课，疲倦感、沮丧感已经转化成了愤怒，以至于他们有了清醒的政治认知，感受到了在极权政体下没有自由的代价。

对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来说，青年人的愤怒永远是最先于社会的。他们对社会不公的感受是最敏感的，是最有行动力践行改变的愿望的。对成年人来说，有家有室有老有小，难免瞻前顾后，对青年人来说，无牵无挂无私无惧，有青春有热血有行动能力，所以他们从来是社会运动的第一推动力，第一主力军。从躺平走向愤怒，从愤怒走向抗争，成为青年的路径选择。

我们在此前就指出，“对习近平、中共更不利的是，习家王朝的建立，使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聚焦到习近平个人身上，也就是说，执政出现问题，习近平要承受一切，成为所有社会问题的出气口，对体制的愤怒会聚集到习近平个人身上，对习近平的愤怒也同样不可避免地投射到中共身上，两者以后在每一次的国家与社会的冲突、撕裂中都成为所有社会愤怒的发泄口，呈现1+1大于2的加值效应，为未来的民主运动在社会动员上创造了条件。”

目前的社会情绪，特别是青年的社会情绪就是如是。在乌鲁木齐1124火灾后，感同身受的共情感使同在清零政策下瑟瑟发抖的民众无比的愤怒，而习近平对清零过度导致的十名民众死亡事件不闻不问却在次日对所罗门群岛发生地震致电慰问，这一切遭到中国民众发自内心的质疑：所罗门配，中国人民不配吗？

对过去十年习近平执政炮制的中国梦，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所有跟习近平相关的联想、理想都在荒谬残酷的清零政策下破产走向幻灭。对清零政策的愤怒必然聚集到对习近平的愤怒，对习近平的愤怒同样投射到选择习近平连任为独裁领袖的中共。所以在上海的抗议里青年一起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时代最强音。

政治改变需要的是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离不开社会情绪的强烈改变愿意，目前青年的愤怒与抗争在社会渴望改变的时刻率先表达了出来。而对社会来说，来自于青年的抗争是极具传染效应，青年的挣扎与勇敢切中社会脉动的共振，从而激扬起整个社会的参与。

青年的愤怒与抗争必然改变中国，一切刚刚开始。

民生观察 2022年11月27日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已拉开帷幕，东道主卡塔尔连负两场，标志着豪掷超2200亿美元打造“史上最贵”世界杯的卡塔尔金元足球的末路。习惯了用钱解决所有的问题的卡塔尔土豪，挥舞金钱的大棒却买不来足球的胜利。足球所需要的自信、不屈，和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斗志、荣誉感，是金钱永远买不来的。

扯到金元足球就又离不开中国，同样是由土豪金主狠狠砸钱，还有中共党魁亲自“加持”的政治意义，买来了自以为是的“傲慢”，买来了形象工程和表面文章，最后却像沙滩上垒的城堡，垮得无影无踪。

中共党魁习近平堪称足球运动最有权势的球迷，他喜爱足球是人尽皆知的事，2008年8月，已在中共17大成为“接班人”的习近平到德国访问拜耳集团时公开放言说他喜欢足球。他在美国和欧洲访问，数次走下绿茵场，踢足球射门或试脚。2011年7月，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韩国议员时表示：“中国世界杯出线、举办世界杯比赛及获得世界杯冠军是他的三个愿望。”据官方媒体报导，一张习近平2012年在爱尔兰都柏林体育场踢足球的照片就摆在他的办公室里。

2012的中共18大上习近平正式成为党魁。深知党魁喜好的广州房地产商恒大老板许家印，立刻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闻风而动，耗费巨资投资广州恒大足球队，在足球领域一路高歌猛进、两度夺得亚冠创造中国职业足球历史。

2013年，广州恒大成为20多年来首家问鼎亚冠联赛的中国足球俱乐部。《人民日报》在官方微博直言恒大没辜负习近平主席对中国足球的期望，并称“在不差钱的中国，只要用钱的主体是企业，钱用对地方，还是可以出成绩的。”许家印在足球方面的投资投合了习近平在这方面的兴趣，借此使其进入平常商人无法涉足的人际网络，与党政官员建立了密切关系，借足球产业之名，拿到地方政府的低价产业用地，恒大因此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区域小房地产商成为全国有名的房地产大鳄，跻身全国房企前三强。

恒大的成功也刺激了习近平的野望，让中国在足球场上获得成功，使其与中国经济崛起的地位相匹配，成为习近平在他“亲自领导”下把中国带入世界强国的雄心壮志象征。2014年，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将中国打造为足球超级大国的50点路线图，2015年中共批准了“足球改革总体方案”，把足球提升为国家战略，成立了“中国足球改革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担任组长，这是中共执政以来第二次出现由政治局委员主抓单项体育项目。中共建政六十多年来，只有两次是由政治局委员抓体育，上一次已经是上世纪的五十年代，由中共军头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还有就是这次刘延东主抓足球。

受到恒大成功和党魁亲自“加持”的政治刺激，苏宁、绿地、上港、佳兆业、权健等资本巨鳄蜂拥而入足球领域，挥金如土，根据国际足联发布的2016年全球转会市场报告，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投入的转会费已由2013年的2780万美元攀升至2016年的4.513亿美元，超出亚足联其余会员国总和的344.4%，位列世界第5，而冬季转会窗口的花费更是跃升至世界第1。

经过数年的资本比拼，最后代表了资本与政治利益互换关系最严密的房地产商雄霸了中国足球游戏。在2020年赛季“中超联赛”中，16支球队中15支有地产背景，连带着中超联赛也被戏称为“中国房地产联赛”。

中国的足球游戏由此在资本与权力的紧密勾结下成为赤裸裸的金元足球。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在接受官媒采访时公开表示，企业急需的良好社会形象和政府关系，都可以借助足球来得到满足。这就是中国资本投资足球的背后初衷，想要用足球这个杠杆撬动更大的政商利益。热潮所及，连江湖时代权力的白手套、急需和习近平政权建立政商联系的马云，也花了12亿元买入了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50%的股份，以渴望在新的资本权力游戏中分一杯羹。

中国的金元足球是典型的以烧资本钱获政治利益的游戏，本质上是为政治服务，讨好专制撑门面的形象工程一部份。即使是最成功的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在2015至2019年间，俱乐部连续5年处于亏损状态，亏损额分别为9.53亿元、8.12亿元、12.39亿元、18.04亿元、19.43亿元。

这种金元足球游戏注定不能持久。仅仅数年时间，当中国经济在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打击民间资本、在“疫情防控”取消社会而进入下行周期，立刻风光不再，资本输血足球的能力和动力也消失了，2022年，中国足球队被小小的越南所击败，进入不了世界杯，而在号称世界第六大联赛的中国国内联赛，欠薪、解散、停训、外援离队、退赛、破产，成为整整一年的关键词。

据统计，目前中超有5家、中甲有4家、中乙有7家，总共有16家足球俱乐部处在经营困难且无人接手的状态。而曾经中国足球的代表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由于恒大集团“爆雷”，为了“现金流”彻底与足球告别，把自家的球场以及配套公寓都已全部卖掉，并将俱乐部交还给广州市政府托管。而夺得2020年中超联赛冠军的江苏苏宁在2021年初就宣布破产，解散球队，放弃了卫冕冠军，这在世界足坛也实属罕见。中国足球呈现一地鸡毛的颓势。

中国的金元足球游戏正在分崩离析，它就象习近平帝国命运的一个隐喻：以雄心壮志的姿势开始横行一时，最终成为一袭华美袍子下面的遍地鸡毛。

民生观察 2022年11月26日

2022年11月16日，甘肃陇南徽县公民龙克海被当局起诉寻衅滋事一案，在徽县人民法院开审。龙克海被捕的原因是他到陕西凤县围观2022年7月26日开庭的人权律师常玮平案，因而被陇南政保强行带离，几日后被刑事拘留。其他各地维权人土企图前往陕西凤县围观，都被当局以各种方式限制行动，就连常玮平的妻子陈紫娟前一天就已经动身前往当地准备旁听，竟然在高速公路上被围困将近20个小时，直到庭审结束。

龙克海因围观而被捕，以及其他公民围观被阻，都显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曾经辉煌一时的公民围观已然难以为继，在习近平的新极权时代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

公民围观起源于网络社交媒体的兴起，曾在中国的社会运动领域成为主要的动员力量。2010年4月16日的福建三网民案被视为公民围观的里程碑事件，来自全国各地的网民进行了现实的集体抗议行动，通过互联网传播和发酵，是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来自于公民自发的社会动员和现实社会抗议行动，开创了中国社会运动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剧目：公募公用，网络动员，跨区围观，正面抗争，这是中国社会运动在形式、内容上的突破。

社会运动必然是集体行动，网络社交媒体的兴起为集体行动的主要剧目和表演提供了沟通、联络、动员、传播的机遇，让民间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不断汇聚，守望相助，聚合成集体行动以提出诉求，行动的资源配置渐次扩大，社会影响力的扩大亦强化了行动参与者的道义感，普遍呈现为一种渐次升级的线性谱系。

公民围观创造的抗争剧目在在行动和传播上都创造了崭新的时间维度，从福建三网民案伊始，广州南方周末事件，山东曲阜薛夫顺非正常死亡事件，黑龙江建三江非法刑拘维权律师事件，郑州第三看守所声援十君子事件，庆安警察枪杀徐纯合事件等等，都以网络新媒体为动员网络，以事件抗争为抗议剧目，以鲜明的自由象征塑造和极化抗议符号，以明确的政治诉求构筑出作为公约数的公共愿望吸引支持者和参与者，因而成为中国社会运动的主要动员力量。

在公民围观的历史上，2014年7月的郑州第三看守所声援十君子事件是中国公民政治抗争行动的标志性突破，其打出”当法律不再保护正义，抵抗将成为全民义务”等标语表达政治诉求，统一制作文化衫穿着显示公民集体行动的组织力量，到公交、街头派发及张贴传单等，在行动和传播上都对公民围观剧目作出了突破，显示了公民在抗争过程积累社会运动经验的成熟。

通过群众运动上台的中共很清楚公民围观创造的新社会运动形式对党国体制的危害，所以制造了2015年的709事件，对公民围观的主体如人权律师、社运人士、活跃公民等进行了围剿，用意就是打击公民围观中的关键群体，同时对形成抗争观念、传播抗争行动支持平台的网络社交媒体进行收紧与控制，对形成抗争节点的社会组织如NGO机构、地下教会等进行清理与打击。

中共经年累月的打击与围剿，使社会自由空间无限缩窄，辉煌一时的公民围观模式基本上失去了生存空间，陷入式微状态。中共基于其对社会控制的追求以及对公民社会运动的警惕，对公民围观采取了“冒头必打”，所以在这次常玮平案还意图进行围观的龙克海立刻就被抓捕。

习天下的新极权主义已建立起了一整套严密的社会控制体系，公民围观等社会运动已不存在可以发育的土壤。我们无须为消失的公民围观而悲叹，长远来说，极权主义与社会始终是紧张的持续冲突关系，以权力作为后盾的中共在所有社会领域无视、侵占社会的利益，社会的反抗是必然的，中国的社会运动没有亦不可能消失，现在中共压制得愈严厉，未来的社会反抗就只会愈剧烈。而作为社会运动的抗争剧目如何孕育出新的突破形式，是要依靠努力争取自由的中国民众通过不断的社会抗争实践去探索、行动而得到的。

民生观察 2022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