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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26日，80后律师常玮平被某党过堂“庭审”了。

常玮平律师生于1984年。

1984年出生的常玮平律师正在遭受《1984》的厄运。常玮平律师是某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正在上演的现实版《1984》活剧的主角，正面的，而迫害、构陷他的向贤宏等等党卫军警员，以及以公安为主导的整个中共司法幕后高层主事者也是主角，当然，是反面和反派的。

1984年，五年之后就将成为六四魔头的那个老朽上演了1949年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奢华阅兵，尽享偌大中国、舍我其谁的浮夸，一扫他被那位比他更大的魔头几番玩弄的抑郁，可谓扬眉吐气、一雪前耻。

常玮平，这位1984年出生的年轻人经受着并享受着《1984》的苦难，是上苍冥冥之中的命定？还是乔治.奥威尔的无心安排？无论如何，当近十年来中共自己越来越惊觉其体制与宪政、法治、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之水火不容，并越来越肆无忌惮地以炮制政治冤案等具体行动抗拒宪政、法治、民主、人权时，像常玮平这样的人权律师以及中国大陆所有追求宪政、法治、民主、人权的民间人士被中共及其公安构陷入狱并定点精准迫害也就势所必然。坐牢，是中国人权律师和人权人士的宿命和荣耀！

祸起“12.26”案

2019年12月26日夜，山东烟台公安，显系受中共公安部授意，发动了与“709”同样套路的厦门大抓捕，仅仅规模小了许多而已，丁家喜律师等人被非法抓，许志永博士逃亡。当晚，“12.26”（亦称“12.13”）大抓捕的信息迅即不胫而走。

此时武汉的新冠疫情传闻已在微信等民间社会半公开地流传，中共官方却缄默不语。

2020年1月12日，陕西宝鸡公安突然非法抓捕常玮平律师，外界方知常玮平律师也参加了2019年12月13日的厦门餐聚。像烟台公安对丁家喜律师构陷一样，宝鸡公安也对常玮平律师构陷了魔幻的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对常玮平律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地点是宝鸡市宝钛宾馆的地下室。非法抓捕过程中，宝鸡公安同时非法抄走了常玮平律师的6000多美元，却不出具扣押物品清单。这6000多美元大概要被宝鸡的中共公安私吞了！

2020年1月23日，被非法指定监视居住12天后，常玮平律师被取保候审。这12天内，他遭受了宝鸡公安非人的酷刑折磨，连续10天（其中连续六天六夜）被强制坐老虎凳，双手被铐，四肢不能动弹，无法睡觉，双手神经严重受损，右手拇指、食指和无名指失去知觉，严重便秘。

取保期间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然而，即便这极其有限的自由宝鸡公安的政治警察们也不允许常玮平律师安生享受，政治警察们无休无止地骚扰、恐吓、威逼、戏弄，使得常玮平律师不胜其烦。终于，在取保进入第十个月、离解除取保仅剩两个多月时，常玮平律师忍无可忍，爆发了。

常玮平律师性格温和，并非粗犷、火爆之人。可是，性格温和的男人也有发作的时候。男人，到了发作的时候总是要发作的！

2020年10月16日，被宝鸡政治警察激怒了的常玮平律师发布视频，将他指定监视居住期间遭受宝鸡公安酷刑的详情以及公安可能仍要对他下手的危险公之于众。

视频一面世，人们无不担心常玮平律师的人身安全。他这实在是触摸了中共这只一贯正确、死不认错的恶虎的屁股。

世人尽知，中共及其公安的历史就是对人民干尽坏事却又总是竭力掩盖、绝不允许人民将其恶行曝光的历史。常玮平律师曝光宝鸡政治警察对他野蛮酷刑的丑行，宝鸡市公安局以至中共陕西公安厅、中共公安部必定统统大为光火、恼羞成怒。在中共公安的阶级斗争脑壳里，常玮平律师一定是个不识相的角色。中共的各级公安们、中共的政治警察们磨刀霍霍，要对常玮平律师二次下手了。

2022年10月22日下午，视频发布6天之后，常玮平律师果然被一贯嗜好秋后算账、打击报复从不过夜的中共及其公安的政治警察们再次非法抓捕。而只要再忍受不到三个月，12个月的取保候审就将终结，常玮平就可能被解除取保、恢复自由。

再次被抓后的漫长期间，外界一直不知常玮平律师的任何信息——家人委托律师的权利以及律师会见常玮平的权利被剥夺、限制，家人委托的律师屡被威胁、恐吓而被迫退出代理，直到近一年之后的2021年9月14日，家人委托的律师才第一次会见了常玮平。中国，华春莹等男女战狼发言人们强硬宣称的法治国家，长的就是这番模样！

常玮平律师的家人

常玮平律师和妻子陈紫娟女士是高中同学。常玮平英俊帅气，高中时情窦已开，是个多情种子，成绩优秀，虽学业繁重，也不忘收获爱情。玮平追求紫娟，颇费了一番周折。民间有一种说法，追求女孩就得一不要脸、二不要命，也即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只要胆够大、肯放下面皮，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当然，前提至少是双方大致般配。玮平经过一番艰苦追求，终于赢得紫娟的芳心，二人并未因早恋而耽误学习，双双考入重点大学，紫娟女士一直读到生物学博士，并做过博士后研究，学业达到天花板层级。高中早恋而又双双学业有成，并能终成眷属的向来稀少，常玮平、陈紫娟堪称佳偶天成，实属同学夫妻的典范。

玮平被抓，对他们一家实在是飞来横祸，命运旦夕而变。玮平被抓之后，像王峭岭、李文足、原珊珊等“709”夫人群体一样，原本一心投入生物学专业、不为外界所知的陈紫娟女士被迫走上前台。两年多来，外界看到了一位坚韧、理性、谦和、温柔、善良的陈紫娟，看到了克服初期恐惧而愈战愈勇、不畏中共公安强权的女性高级知识分子。为营救常玮平律师，紫娟女士不辞辛苦，多次往返于南国深圳与大西北的陕西之间。紫娟女士内心充满的不仅是对玮平的坚贞爱情，更有与玮平等中国法律人以及民间维权人士和全体华人对宪政、法治、人权的渴望。紫娟女士、“709”夫人群体，以及“12.26”案丁家喜律师的夫人罗胜春女士，还有更多的民间维权人士的夫人们，堪称当今中国的十二月党人夫人！

2022年7月26日，宝鸡当局以搞笑的所谓涉及国家秘密为由对常玮平律师非法进行闭门、诡秘、神秘、做贼心虚的审判。7月25日，陈紫娟女士与母亲、儿子一同抵达宝鸡下属的凤县，却被宝鸡的中共政治警察以流氓手段围堵在车上达十几个小时，阻止他们参加常玮平律师的庭审。无耻，冠绝古今中外的赤裸裸的无耻，空前却非绝后的无耻！空前，是因为古今中外所有专制政权的无耻之和也远远不及当今中共及其政治警察的无耻，包括苏共、柬共和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及其家族的无耻；却非绝后，是因为按聂绀弩先生对毛太祖“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评价，中共及其政治警察为了使其专制政权残喘下去，必定一次次打破他们创造的无耻记录，不停地制造出更新的无耻。

宝鸡政治警察的这一无耻围堵，把常玮平律师、陈紫娟女士的年幼儿子推到世人面前。稚嫩的孩子，天真烂漫的年岁，却被中共及其政治警察逼得与爸爸分离，被迫承担远远超越他的心理承受能力的重压，被逼得在狭窄的轿车空间为父呐喊、呼号。孩子撕心裂肺的“无罪释放、无罪释放、无罪释放”、“常玮平牛X”、“我爸牛X、我爸牛X、我爸牛X”之愤怒咆哮，是发自内心的为自己的爸爸常玮平律师的自豪——在已被中共及其政治警察折腾得是非颠倒、无理可讲的中国大陆，政治犯身份、因政治原因而坐中共的大牢，绝对是荣耀、自豪的，尽管一定也是痛苦的。孩子的呐喊何尝不也是对末路狂奔、饮鸩止渴、痴迷于暴力的中共及其政治警察的愤怒声讨？

中共不仅把律师及追求宪政、法治、民主的民间人士树为敌人，更把他们的家人和后代逼为敌人。不，而是把全体中国人民逼为敌人，而是把整个宪政、法治、民主的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逼为敌人。我们相信，呐喊、呼号的常玮平律师的儿子，还有被中共及其政治警察屡屡逼出校园的王全璋律师的儿子，以及包括天文数字的访民在内的所有被中共及其政治警察迫害的民间人士的家人和孩子，不仅心灵受到中共永久的戕害，而且无不埋下对中共及其政治警察的仇恨。他们有理由、有权利仇恨中共，也有理由把真相铭记在心、传给后代！

给自己制造出如此众多的敌人，中共及其政治警察们将会是什么下场？世人尽知，中共自己同样心知肚明，我们拭目以待！

中共及其政治警察不仅把它的体制外的人树为、逼为敌人，也把它内部的人推向对立。常玮平律师的父亲有知识、明道理，是中共党员，中共自己的人，只因中共及其政治警察对儿子构陷刑名，被迫公开为儿子发声。中共，就是这样对待它的自己人的，中共，自始、向来就是这么对待它的自己人的！反右、“大跃进”、“文革”，整死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逼走林彪，罢黜胡耀邦，软禁赵紫阳……，中共及其政治警察一直就是这样对待全体中国人民的，一直就是这样对待它自己的内部人的！

常玮平律师的对手

刘晓波先生有言“我没有敌人”，朴实而深邃。同样，所有追求宪政、法治、民主的民间人士都是没有敌人的，因为他们心怀天下，不图私利。“709”人是这样，常玮平律师是这样，被中共及其政治警察定为“同案犯”的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等等无数政治犯们都是这样。

这句朴实而深邃的话，天性蛮横、痴迷暴力的中共是听不懂的。

他们本来没有敌人，然而，中共及其政治警察却铁了心要把他们视为、定为敌人。于是，他们被迫有了敌人。在当今中国大陆，连不要敌人的自由都没有！

把常玮平律师认定为敌人、也把他们自己强加为常玮平律师的敌人的人，首当其冲的大概是那个叫向贤宏的二货。

向贤宏原籍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就是2007年周正龙假老虎的丑闻之地。这货乃中共陕西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副局长。中共市、县（区）两级直接压迫、欺凌人民的公安局的正副局长、刑警队和治安队的正副队长、派出所的正副所长等等大小头目在底层民众的眼里无不是恶魔和土匪一类的存在，公安内部少数良知未泯的人也无奈地感叹“他们整起小老百姓时真是心狠手毒啊”。向贤宏这货是宝鸡公安构陷的所谓常玮平专案组的直接操盘手，领衔主角，对常玮平下手以及默许、纵容手下恶警对常玮平下手堪称丧尽人性，好像认准了常玮平律师是他的杀父仇人似的。与这个向贤宏密切配合、对常玮平律师实施迫害和酷刑的，还有高新区分局姓赵的（副）政委，宝鸡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也可能是高新分局刑侦大队）警员郭兵、宝鸡市公安局国保（现改叫政保）支队副支队长杨永科、宝鸡市陇县公安局警员李宾阳、宝鸡市公安局渭滨区分局（副）局长汪红波、宝鸡市公安局副局长郭掌伟。

对常玮平律师进行非法审问的恶警有高新分局国保（政保）警员张建龙、宋子龙。这两个小喽啰非法审问常玮平律师时厚颜无耻地自嘘“双龙”，把他们的非法审问称为“双龙戏猪”，把常玮平律师贬称为“猪”，活脱脱的一副中共特有的流氓嘴脸。

参与对常玮平律师进行非法审问的还有高新区分局国保（政保）大队大队长王大为。这个家伙负责记录常玮平律师与高新区分局副局长向贤宏的见面过程。这货是个斜眼，像著名的孔斜眼孔庆东那样。斜眼，是否坏事干的太多、内心太邪太恶、太过阴暗而致？

高新区分局国保（政保）警员石磊在常玮平律师取保期间多次非法登门威胁，甚至无耻地骚扰常玮平律师的妻子陈紫娟女士的同学。

参与对常玮平律师迫害和刑讯逼供的低端打手恶警还有高新区分局国保（政保）警员刘丹、陈仓区分局姓令的警员、疑是高新区分局的警员张学兵等等。

8月15日，《TATLER尚流》杂志发布《田壮壮：我和电影的关系》视频，长达80分钟的时间里，中国著名电影导演田壮壮亲自讲述他从入伍和进入电影学院开始，直到如今拍摄制作《鸟鸣嘤嘤》苦苦等待过审，40多年来所有和电影相关的故事。

视频中田壮壮导演提到《鸟鸣嘤嘤》被审查的情况：“电影拍完了两年了，送到电影局里到现在没有任何审查意见，作为同行的尊重来讲，我能接受任何的一个审查的结果。但是我确实不能接受一个我送给你两年多，你连一句话都没跟我说的结果，这个确实让我，再一次对电影，失望。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到找到一个结果。”

田壮壮对中国电影的失望，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悲愤，引起了广大电影从业人员的共鸣，当天，几乎整个首页的影视博主都在转发田壮壮导演的这个采访视频，特别是其中电影审查这段。

中国实行的对电影进行审查制度一直遭到电影工作者、文艺界等知识分子的诟病和批评。中国的电影审查一方面封禁被官方认为不宜公映的电影，另一方面指示删减电影中当局反对的内容，此外亦在电影拍摄前审视其剧本、指示修改并决定可否拍摄。

自2018年4月至今，电影审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局挂名的国家电影局行使审查权力，可决定一部电影何时、如何上映。由中共的党务机关进行电影审查，可见是把电影视为意识形态的范畴，以把电影是否有利于中共的统治视为唯一标准。

在目前中国的所有艺术形式中，电影是受审查程序影响最大的，因为电影审查没有硬性的规则，完全是随机的。从剧本立项、公映许可证发放到最终上映，中国当局在每一步审查关卡都严苟无比，并且从剧本立项、开拍、送审再到获发电影公映许可证的层层关卡，都隐藏在大幕之后，没有具体的标准，只有各种含糊其辞的官方语言，却可以把花费了大量社会资源拍出的电影拒之门外。

所以，为了能够被官方通过，为了在中国庞大的电影市场分一杯羹，一部电影从一开始就被迫进行自五审查，想尽办法迎合官方的意识形态需要，歌德派（歌功颂德）成为电影的主旋律，自由表达的空间被挤压到没有任何容身之所。

随着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高歌猛进，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治越发残酷，电影领域的审查更加严苟，被禁止反映的电影创中共建政后之最，而且把手伸向了受到影迷青睐的国外影视领域，不少经典的国外影视作品遭到大量删改，美剧《老友记》的里Ross前妻Carol是同性恋，而其表明其为同性恋的线索被尽数删去，电影《搏击俱乐部》被修改成了正能量结局，台湾导演杨德昌作品《海滩的一天》被删减三分之二，网络流媒体平台的国外优秀影视作品全部成为阉割品。难怪网民对中国的电影审查讥讽为：“外国是电影改变了国家，中国是国家改变了电影。”

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是极权主义对意识形态进行干涉的产物，无论包括田壮壮在内的批评声音有多大，无论中国的电影业因为审查制度而一片荒芜，都不能改变中共对电影、对文艺领域的干预。

电影是人类精神家园最重要的审美活动之一，追求美，就是追求自由，只有自由的灵魂，才能创造出美的电影。而极权主义归根到底是对人类审美的反动，以否定人的自由、剥夺人的尊严和人格为其统治根基。所以，不结束中共的极权主义制度，不会结束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不会有电影的精神解放，更不会有人的精神解放。

民生观察 2022年8月21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结束了对台湾的访问后，随着中共前期随时开战的调子的失音，以及共军在台湾周边展开军演在8月10日的落幕，此次台海危机终于暂告一段落。

此次台海危机，中共不会开战，而只是恫吓基本上是大众意料之中的事，毕竟中共目前还付不起与美国、西方彻底撕破脸的代价，而在年初的乌克兰危机中，实力弱小的乌克兰在西方的援助下，居然与号称“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俄罗斯打得旗鼓相当，已给中共敲响了警钟，所以在中共军事及国力没有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对台湾发动战争。

然而，这并不就代表高枕无忧。事实上，对极权主义来说，是难以常理去推测的，否则历史就不会常常充满了意外。或许可以说，此次台海危机中，中共出乎意外的高调反应，各种强硬恐吓，以及随后的军演，已经预示了未来台海出现战争的概率的增加。

中共在香港悍然实施国安法后，香港的自由消失殆尽，“一国两制”轰然破产，在台湾也彻底失去了信用，2020年蔡英文的高票当选就说明显的信号。既然“一国两制”的骗局无效，所谓“和平统一”台湾就失去了可能性，那么“武统”就成为中共唯一的选项，“武统”的时间表就看中共的意愿了。

由于极权主义难以克服的统治危机，中共下定意愿“武统”，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或许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早。原因在于：

一.习近平的个人野望需要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个人野望是早就众所周知的事情。对习近平来说，在任上收回台湾将是个人独裁生涯的巅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奠基者，在中共党史的地位将真正超越毛泽东，成为前所未有的“千古一帝”，这对这位独裁者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力，为此他可能不惜一切代价。

在2021年中共百年大庆的七一庆典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到解决台湾问题时，罕见地说道：“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这就是这位独裁者内心意志的流露，显示了习近平对统一台湾的野心。作为独裁者，对个人终身掌权的野望和对历史地位的渴望，促使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发动战争行险一博的概率说非常大的。

二.中共长期执政的合法性需要

对中共来说，所谓共产主义理想早就成为笑话，它现在执政的合法性建立于领导“民族复兴”上，所以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中共的旗帜。民族主义、民族复兴必然要求其统一台湾，而在中共宣扬自己已成为足以抗衡西方世界的强国时，就面临着必须尽早收复台湾的压力，否则“强国”、“复兴”就成为口炮，成为被自己一手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的攻击的靶子。而当“统一台湾”时，中共建基于民族主义的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就安然无恙了。

三.军方利益需要

自江泽民时代始，中共党魁以利益收买军方，换取政治支持和政治稳定的做法绵延不绝。在中共国力增长后，更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军事领域，军费年年创新高。在“统一祖国”的旗帜下，事实上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队利益集团，在不断投入的庞大军事费用下获得了难以计数的利益。

这个军事利益集团必须以不断的军事挑衅，制造不断的冲突摩擦来显示军事投入的合理性，以及不断增加的危机来促使更多的军事投入来获得更多的利益。在此因素下，台海危机擦枪走火导致战争的概率也在大为增加。

四.转嫁国内矛盾需要

由于中共的极权主义统治，中国的国内矛盾不断积累，民怨沸腾，虽然在中共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下并没有大规模爆发，但这种矛盾仍然在未来有可能导致出现社会大动荡。在这种因素下，中共为了维护其统治，极有可能选择发动台海战争，以“统一祖国”旗帜来进行民族主义动员，从而转嫁社会危机。

以上种种因素相互混杂，中共越来越使台海成为未来世界战争的策源地。战争的残酷性有目共睹，要防止最坏的局面出现，有赖于世界认清中共的面目，杜绝绥靖主义，在危机形成之前改变中国的现状。

7月26日，当局对陕西知名人权律师常玮平进行秘密庭审。常玮平律师的妻子陈紫娟驾车带着母亲和孩子，欲前往凤县准备旁听常玮平的庭审，途中遭到特警、公安人员强行围堵长达20小时。

在受到当局强行阻拦而不能到庭旁听后，陈紫娟在警察环伺的高速公路出口的简短讲话说道：“今天审判的不是你，今天是他们的犯罪现场。”确实如此，常玮平的遭遇是今天中国黑暗现实的一个缩影。

常玮平律师以从事就业歧视和性别歧视案件的维权工作而知名。2017年，他帮助因为艾滋病被茅台公司拒绝录取的青年刘元赢回了工作和5万元精神损失费。这是在民事案件案由增加了“平等就业纠纷”之后的中国“平等就业第一案”。Metoo运动在中国兴起后，他又是少数公开支持、参与运动本身并代理相关案件的男律师。

在当今的中国，随着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加剧，社会自由空间日益收缩，公民权利的维护和倡导也被党国视为不利统治的危害因素而受到打压，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维权律师也因此而举步维艰。常玮平律师也毫无例外地成为当局打击的对象，2018年10月，他被停业3个月；同年11月22日，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被注销，当局还想方设法阻止他转往其他律所。

2020年1月，常玮平因参加12.26厦门聚会而被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2天，期间受到严重酷刑。被取保候审后，在10月16日常玮平上传到名为Danny Crane的个人YouTube频道里，披露了自己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到酷刑的经过：“我被锁在宝钛宾馆招待所的房间的老虎凳上，每天24小时，10天的时间，这是一种极端的酷刑。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到现在依然是麻木的、没有知觉或者知觉不正常。”

由于当局高度重视厦门12.26案，并籍此罗织罪名对许志永、丁家喜这两位民间活动领袖进行打击，常玮平披露的受刑经历无疑撕开了12.26案的非法性，当局老羞成怒下，立刻对常玮平进行了报复。10月22日，常玮平失联，当晚常玮平的妻子接到宝鸡市张姓警察的电话，称“由于常玮平违法犯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1月3日，常玮平家属收到宝鸡警方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涉嫌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2021年4月7日，常玮平被宝鸡市检察院批准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执行逮捕。

由于常玮平律师从事人权工作和披露受到酷刑的勇气，他受到越来越多的舆论和民间关注。2021年7月9日的第5届中国人权律师节，将年度“中国人权律师奖”颁发给了常玮平。在这次当局对他进行秘密庭审时，法国、瑞士等多国外交使团发表声明关注。德国驻华大使馆的声明说：“对于中国的人权而言，这是一个悲伤的日子……我们与他的妻子、家人、朋友和同事站在一起，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他。”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声明说：“常玮平因提出中国的极端刑罚与中国人权问题（包括他自己受到的虐待）于2020年被捕，他今天将面临不公开审理。英国呼吁释放所有目前因促进基本权利和自由而被拘留的人。”

不但常玮平的遭遇是今天中国黑暗现实的一个缩影，他的妻子陈紫娟开庭当天被强行阻拦的经历同样是中国当前良心犯家属受到磨难的一个缩影。由于709家属在争取家人自由和表达诉求上以鲜明的行动符号吸引了媒体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作为“与时俱进”的极权主义政党，中共吸取了其中的教训，此后对良心犯的家属的维稳和控制工作明显加强。

在成都的秋雨教会案中，王怡牧师获刑九年。他的妻子蒋蓉被指定监狱居住6个月，结束监居后到现在，蒋蓉仍处于当局控制的状态中，与教会和外界人不能有任何的联系，他们的儿子每天由警车接送上学，禁止其与同辈人之间交流，禁止王怡的母亲有公开的言论。当局把家属的声音切断后，使王怡的近况无法被舆论报道，无法被公众知晓，从而无法形成广泛的舆论效应。

在云南的王藏案中，王藏的妻子王丽在网上呼吁释放被捕的丈夫，受到派出所传唤后也被拘留，成为同案的“煽颠罪”嫌疑人。王藏和妻子王丽被捕后，家里留下四个未成年孩子，其中一对孪生兄妹只有不到四岁，目前由王藏年近七旬的母亲照看。

劳工问题研究者李翘楚因为其男朋友许志永呐喊而在被北京国保约谈后，被山东省临沂市警方带走，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拘押。

由此可见，近几年来对良心犯的家属进行控制甚至同时抓捕已成为习近平时代的“新常态”，当局籍此对家属进行消声，阻止舆论关注，避免更多的置当局于不义之地。所以，陈紫娟的遭遇便是必然会发生的了。

常玮平一案见证了当今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而此局面的糟糕还看不见尽头，每一天、每一个案都在刷新人们三观、底线的下限。如何挑战、结束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血腥而恐怖的极权主义政体将成为探索的课题。

民生观察 2022年8月5日

7月中旬，“WPS删除用户本地文件”话题登上热搜，引发众多网友热议。报道指网友“米兔只想赚钱”称自己利用WPS写作编辑的一百多万字小说，被WPS以“文件含有违禁内容，禁止访问”的理由进行封锁，完全打不开。有大量网友也开始晒出截图，表示自己也曾有过文档被WPS锁定、屏蔽的遭遇。

WPS Office是国内著名办公软件，为金山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所有，此次被曝私自检测用户本地文档里的“违规内容”，并锁定、删除相关文档，严重侵犯了用户隐私，引起广泛关注。

尽管WPS公司先后发声明试图澄清事件，但网友们并不买账。因为在当下的中国，在中共建立了对国民实行全方位的监控网络，此监控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企业或在官方压力下配合进行监控，或甚至在利益诱使下积极主动参与监控。在此现实下，可能没有一片雪花说无辜的，那么WPS公司对用户进行敏感字审查和监控、锁定、屏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中共2015年7月1日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企业事业组织根据国家安全工作的要求，应当配合有关部门采取相关安全措施。2018年4月27日实施的《国家情报法》，其中第十条写道，国家情报工作机构根据工作需要，依法使用必要的方式、手段和渠道，在境内外开展情报工作。第十四条，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和配合。此法律规定了只要中国企业接到要求，就必须与中共情报和安全机构合作。这些法律使中共的情报部门、公安监控部门等和中国企业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紧密。中国企业积极主动地参与监控国民、提供情报等行动。

在中国，最积极主动地参与作恶，对中国国民的自由和人权威胁最大的是腾讯公司。腾讯公司的社交软件微信和QQ使用者超过了10多亿人，是中国使用最广泛的社交和日常电子支付应用软件。由于拥有如此庞大的用户基数，所以腾讯公司对用户进行监控的危害就无比可怕。

中国的警察在腾讯公司的配合下直接对软件进行了严密且严厉的监控，这种监视越来越多地导致国民受到中共的各种惩罚。自由之家《中国媒体快报》中跟进的多个案例样本特别介绍过无数微信用户所受到的惩罚。这些微信用户开习近平一些玩笑、批评司法官员、评论时政、分享有关侵犯人权的信息，或表达与受迫害宗教或种族人士相关的观点，不管他们是维吾尔族穆斯林人，西藏佛教徒，或法轮功修炼者。惩罚从几天的行政拘留到多年监禁，某些案例明显是与朋友私下分享的评论。这些动态不可避免地怂恿了更多的企业的自我审查和参与配合民众。

近几年来，中共大力推广建立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主的监控网络。在庞大的利益驱使下，无数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争先恐后奔赴这一高度敏感区，利用中共提供的补贴，建立各式各样、花样繁多的审查、监控网络，使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庞大的监狱。中国企业的无底线程度让人吃惊，它们要对中国极权主义对人民的压迫、对自由的侵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堕落的不只是中国企业，西方的企业一样在贪婪欲望下蜂拥向中共献媚。中共当局用于进行网络信息封锁和监控的硬件设备和与之配套的软件，最初是都由西方公司提供的，美国思科公司向中国提供了专门建立网络防火长城的设备。思科公司还专门设计了一种网络设备可以让中国当局对它所要镇压的法轮功追随者进行识别、定位，然后可以对他们进行追踪迫害，其中包括施行酷刑。

雅虎公司则向中共当局提供用户信息，使中国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对数名公民进行了定罪判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师涛案，作为记者的师涛因为雅虎公司向中共当局提供的个人信息而被判刑十年。

英国工人运动领导人的托马斯·约瑟夫·唐宁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

中共的红色恐怖1984监控帝国的建立离不开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一切人类底线的大量中外资本家、企业的积极配合。未来民主中国也必须、必然向这些双手都是血腥的刽子手进行道义、法律上的追究。

民生观察 2022年7月27日

7月13日，社交媒体微博和B站发布公告声称，将加强整治“谐音字、变体字”并鼓励检举。微博的通告称，为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站方将对站内利用谐音字、变体字等“错别字”发布、传播不良信息的行为进行集中整治。包括加大对利用“错别字”借机信息的排查力度等。

中国的网民人数说全世界最多的，而中国的网络也说全世界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由于中共对国民言论自由的言论采取了限制的限制手段，以维护中共的一党专政统治，导致中国的网民受到严厉的言论审查，不但动辄所发言论被删除或者因触犯禁忌而被屏蔽甚至封号，更有可能因言论而被捕获罪。

因此，中国网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应对网络审查，使用只可意会的大量谐音字、变体字来代替禁忌字眼，避免触发审查机制。最常见的就是“zf”代表“政府”；“jc”，代表“警察”；、“民主”成了“MZ”、“人权”拆成“人木又”，“目田”用来代替被“砍了头”的自由。

可以说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耗费在和中国共产党的审查机制博弈上，如履薄冰地寻找仅存的言论缝隙，事实上即使作者意图尽量让读者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但由于极权主义每一天都在制造灾难，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让中共专制认为是敏感的事件，很快代表这些“敏感”事件的汉语立刻成为敏感词，审查机制每天都在更新，那么谐音字、变体字亦每一天都在更新换代，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一天不上网，就可能第二天发现看到的每一个汉字拆下来都认识，合在一起就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了。甚至连单个的汉字都不明不白就成为敏感字，在网络上最有名的例子就说“杀”与“翠”字的遭遇。

2022年2月，《网易新闻》平台下的自媒体“阿拉故事会社”刊发的一篇文章《在一晚连口62人后，他把自己也口死了》，内容是在讲述一起韩国史上最重大杀人犯禹范坤的故事，因为中国的审查机制，文章不仅把内文的“杀”改成“口”，就连原本的标题《在一晚连杀62人后，他把自己也杀死了》，也都改用“口”字代替。

于是，在文章里，出现诸如“禹范坤已经口疯了”、“口疯了的他已经忘记口的意义，见人就口”、“禹范坤狂口之夜”的哭笑不得的文字，让一个悲惨的社会事件变得超滑稽，于是网民纷纷留言“把我也口了吧”、“大口特口了”嘲讽。

2021年的“翠”字成为敏感词更搞笑。仅仅因为“翠”字拆字为“习习卒”，于是成为大搞个人崇拜的中共官场的禁忌，从而成为敏感字，这下连翡翠也不能说了，所以不明所以的网民在看网络社交媒体的翡翠买卖时，都对“翡C”莫名其妙，从而引发网络“习近平死两次”段子的热传。这与雍正四年礼部侍郎查嗣庭遭严谴、被处决的文字狱“维民所止”暗喻雍正帝被“砍头”有异曲同工之感。但是“维民所止”事实上是一则民间编造的故事，属于20世纪“发明”的清朝“历史”之一，而习近平治下的“人民共和国”制造了大清专制王朝都望尘莫及的文字狱故事，而我们正在经历、见证此必会载入史册的时刻。

同样的，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没有经历此对汉语的大浩劫。几千年约定俗成的成语、词组被扭曲、被涂抹、被错传，这是汉语的浩劫，更是文明的浩劫，因为语言从来不只是语言，而是民族的根，是文明的载体，中国共产党口口声声要复兴“中国梦”，事实上是挖了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5000年来最不孝的子孙。当然，中共崇拜的祖师爷是马列斯，是众所周知的“黄俄”，是不是挖中国人的根才不是这些数典忘祖的“黄俄”考虑的事。

根据媒体报道的信息，仅仅在2019年，位于北京、承包其它公司网络审查工作的“博彦科技”，四千多名员工日夜浏览和审查网络内容，其监控服务应用就收录了十多万个基础敏感词和三百多万个衍生词。

于是，一个5000年历史的，承载了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汉字，居然有三百多万个词汇是不允许在网上流通的。一个5000年栉风沐雨，薪火相传的民族今天仅仅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一家一姓之私而被刨了根，随波逐流，和光同尘。

而现在，即使是谐音字、变体字亦成为言论审查的整治对象。中国人的母语从没有如此刻的退化。

中共专制下，每一个汉语都在沦陷。

民生观察 2022年7月21日

今天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先生逝世五周年的日子。刘晓波先生是中国民主运动道义勇气的化身，是中国反对运动思想的源泉。我们在此沉痛悼念这位伟大的民主战士、先行者、思想家、文学家。

刘晓波先生的逝世是中国民主事业的重大损失。作为中国民间的联结核心，刘晓波先生把中国不同阶层、不同代际联结成为民间的反对共同体，在公共事务上发出异于官方的民间声音，对中国的民主转型表达了民间的愿景，从而坚定地展示了民间的主体性，这是未来民主中国建立的基石。刘晓波先生始终相信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所以他一生的努力，全致力于坚持、坚守中国民间的主体性，他建立独立中文笔会，推动反对阶层的平台建设，组织零八宪章签名等，使中国民间得以形成前所未有的合力，挑战中共极权体制对民间的控制。

刘晓波先生的逝世展示了中国民主转型之艰难。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核心，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具有巨大的国际声望和道义感召力，然而，他仍然被囚至死，他的妻子受其连累被软禁多年，他的声音、他的文字在国内是敏感字。中共独裁政权为了维护统治地位，绝不容许任何挑战出现，绝不容许社会发育出自由空间，残酷打压一切异见者。

刘晓波先生逝世五年来，中国更呈万马齐暗，独裁政治的恐怖无孔不入，几乎不再存在任何可以社会进步的空间，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在中共的高压下挣扎求存，几乎所有社会发展成果都被中共攫取，几乎所有的灵魂都已被专制腐烂为冷漠懦弱和愚昧。中国现在的时局，已到了崩坏坍塌的局面。

刘晓波先生逝世五年来，中国民间面对中共政权的疯狂镇压，无数志士仁人仍然前赴后继地追求自由，仍然百折不挠地虽九死其犹未悔，许志永、丁家喜、王怡、黎智英、何桂蓝、邹幸彤……一个个名字，象征着对黑暗永不屈服的自由之魂，代表着刘晓波先生之后，民主之火绝不会就此被扑灭，终会燃起燎原之势。

我们悼念刘晓波先生，先生的牺牲，先生的勇气，先生的坚持，先生的担当，已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宝贵财富，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道义源泉，必将浇灌出自由之花。

我们悼念刘晓波先生，民间的悲壮，民间的坚韧，民间的斗志，民间的无畏，已成为中国民间坚持抗争的道义凝聚核心，成为结束中共专制政权的动力，迟到的春天终会到来。

民生观察 2022年7月13日

为庆祝香港主权转移中国25周年，中共喉舌央视找来一批香港的天王巨星包括刘德华、周星驰、张学友、谢霆锋等拍宣传片。张学友在“贺片”中只表示，“香港这25年经历了很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因为我是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我仍然相信这个城市，仍然希望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香港加油”。

张学友的发言播出后遭到小粉红狂批，攻击他“不爱国”，理由是不仅没提到“祖国”和“回归”二词,还以“香港加油”做结尾，“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是对香港25年来的变化有所不满。鉴于批评声浪快速上升，央视官网不久便将张学友这段访谈删除。

张学友因为“跪得姿势不够标准被网暴”，这就是所谓香港“回归”、“平暴治乱”后香港社会急速大陆化的现实。1997年前的香港，是亚洲最自由最繁荣的城市，它的开放，包容，中西文化交萃，使香港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之珠。

然而，主权转移仅仅25年，香港就只能在中共专制铁拳的牢笼里呻吟挣扎，甚至连无奈与悲哀的叹息都不能发出，万籁俱寂，只能攀比跪的姿势够不够标准，歌颂不够卖力，就会被扣上各种帽子。一开始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不能说，现在是香港加油不能说，以后必然是和中国大陆一样，各种敏感字满天飞。曾经的华人世界守护希望烛光的自由火炬在中共的侵蚀下不但已被熄灭，还要被这地球上最黑的染缸污染未泯的良知。香港，这颗曾经的东方之珠，自由之魂已荡然无存，还有什么值得人缅怀的呢？

苹果日报被禁，立场新闻被封，人权新闻奖被停办，资深传媒人被封嘴，大学教授被解职，支联会被解散，民主活动家被入狱，国殇之柱被拆除，图书馆被查禁书，博物馆被移除展品，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被关闭，教科书被删改，集会被拘捕，结社被针对，选举被废除，司法独立被干涉……林林总总，中共恣意妄为地在香港制造白色恐怖。

香港的沦陷是必然的。对中共来说，所谓的一国两制，所谓的50年不变，只不过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摆脱内政外交困境的产物，为了利用香港的资金、资源与西方的技术，而做出的权宜之计。中共从一开始对香港的态度就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也就是说香港从来只是中共的利用对象，而绝不会是为了什么香港的繁荣与香港人的幸福。

所以，在中共的极权主义崛起的今天，在习近平踌躇满志作出“东升西降”论的今天，香港的地位在中共的视野里已大为降低，而香港近年来日益高涨的争取自由的民主运动已成为中共统治的主要威胁，为了防止香港的民主运动对中国大陆的民众形成效仿效应，中共悍然在香港制定国安法，实施高压统治，破坏香港的自由、开放、多元文化，扼杀香港的公民社会传统，最终把这颗美丽的东方之珠糟蹋得面目全非。

香港的命运，凸显了中共极权主义的政治恐怖和僵化意识形态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导致社会结构的退化和停滞。2019年10月份访问香港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克鲁兹回国后在达拉斯晨报发表文章写道：“纵观历史，各种肤色和信仰的人民，都在寻求逃离共产主义的魔爪。独裁暴君们对此是知道的，这就是为什么要修建柏林墙，不是拒民于外，而是锁民于内。柏林墙存在期间，东德的苏联共产政权囚禁和杀害了成千上万渴望自由的人民。……布满涂鸦的混凝土高墙在东德被推倒了，不过，各种现代的柏林墙依然还在。暴君们还在全世界压迫数十亿人民，特别是在中国。中共继续侵蚀香港的自治权，摧毁那里的民主惯例。争取自由的事业从来没有如此的伟大。今天的香港就是新柏林。”

红色恐怖确实可以短暂维持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可以让香港从万马奔腾变成鸦雀无声，然而，墙可以越筑越高，但是大地与天空还在。正如禁锢人民自由的柏林墙最终被人民追求自由的怒火所推倒一样，彻底失去政治合法性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或者活得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和忍耐，但它必然、最终定会在香港、中国大陆人民对更为美好、更加自由、更有尊严地活着的坚定追求与奋斗中轰然倒塌。

民生观察 2022年7月6日

2022年6月22日和24日，许志永和丁家喜被官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山东临沂被“不公开审理”。这是他们两人在2013年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为名受到牢狱之灾后，又一次被捕受审。当局尽最大可能封锁有关许志永与丁家喜案的信息，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都发表声明呼吁当局立即释放许丁二人。

许志永和丁家喜是因为在2019年12月7到8号参与到在福建省厦门市的一次私人聚会而受难。这次在厦门的公民群体线下见面交流，许志永称之为是“聚会者讨论时政和中国未来，分享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经验”，但在中共大幅度收紧社会空间的现实下，当局指定所谓专案组迅速在各地展开抓捕行动，许志永和丁家喜因此被捕。

厦门聚会在当前中国压抑沉闷的政治氛围下，无疑足以引起当局忌讳和警觉。近几年来，中国极权主义调门迅速升温，力图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自觉地自外并且抗衡世界民主共同体。

在中共眼里，应对人民挑战一党专政统治，就必须重新构建政权与社会个体的直接控制方式，才能防患于未然保证其政权安全。在极权体系对人力、财力的无限制支配能力下，中共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对国民监控网络，通过精细严密、无孔不入的数字极权，使当局的社会控制能力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极权政体，通过对国民资讯的侵入性搜集，通过大数据汇总分析，这个体系具备迅速的事件发现和反应能力，从而及时打击民间的对抗体制活动。

2020年7月，美国参院出台了一份报告，题为《新的老大哥：中国和数字威权主义》（The New Big Brother – China and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该报告详述了中国政府如何花大力气，创造数字威权管理模式，来进行大规模的监视和信息控制，以此持续强化境内的威权统治模式，并向数字极权主义过渡。

中共的监控网络对其掌握、跟踪、抓捕包括许志永和丁家喜在内的厦门聚会参与者起到重要作用，显示了当局倾尽资源打造起来的以数字极权作支撑的对社会控制体系的恐怖性。根据参与厦门聚会被抓捕者的透露，聚会点已经被当局事前布控了，安装了摄像头和录音器，掌握了发言顺序、座位排序等。但对民间很多人来说，还是忽视了现有的数字极权下当局的社会控制能力的提高和因此民间风险的增加，如在厦门聚会中尽管组织者再三强调安全性问题，但还是有参与者无视警告在现场玩手机。

而即使在现场的安全性受到了重视，但官方的数字极权仍然在AI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支撑下可以做出快速定位追踪目标，如对地铁、巴士、飞机等交通枢纽的视频监控，对外来车牌的监测，对街头、商场等公共空间的摄像自动人脸识别等，用大数据模式挖掘、收集、分析、排查社会抗争积极分子、人权活动人士等“高危人士”并以预警、跟踪、控制。可以说，《1984》的“老大哥在看着你”在中国确确实实成为现实，无所逃监控之下。

中国数字极权主义这种全新形态的社会控制的崛起，无疑使中国的社会运动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和挑战。几乎所有在社交媒体兴起时使公民得予进行身份识别、交往、行动的经验和方法都迅速在高风险下被淘汰，如何在数字极权主义下探索出新的公民组织、动员、抗争方式成为中国社会运动的首要课题。

民生观察 2022年6月28日

近日，河南多名银行储户和停工楼盘业主维权，发现自己的健康码被官方强制变红，导致他们行动困难，抗议活动也被迫取消，此事在网络引爆舆论，民众纷纷认为过去两年被用来防范疫情的健康码已经变成了当局的“维稳”工具，官方正在把健康码变成21世纪的“良民证”。

新冠疫情爆发后，为了掌握民众在疫情期间的踪迹，中共采用“健康码”制度，监控“所有人”行踪，所有人须透过微信、支付宝等App，由系统根据14天内足迹，发给“绿、黄、红”等级的“健康码”。民众出入公共场所、运输工具，必须有“绿码”才能通行，红码不能乘坐公共交通，不能进入任何公共场合。被赋予黄红码者，必须经过筛检等符合条件后才能解除。现在应用于健康的红码被用于防疫之外的事，使其失去了信用，此事引起了民众严重关注。

事实上应用于疫情防控的健康码被官方滥用于社会维稳，并不是在此河南维权储户健康码事件才第一次暴露出来。去年11月6日维权律师谢阳在推特及微信朋友圈发文表示，为阻止他去上海探视张展的母亲，5日长沙市公安局派两位警察到家中劝阻未果，6日就在他的健康码上做文章。长沙属于低风险地区，近期都没有确诊者，谢阳之前的健康码一直是绿码，在上飞机前突然变红了，很明显是当局的政治操弄。在谢阳取消去上海探望张展的母亲后，他的健康码又变绿了，而且要求其接种疫苗的通知也没了。当局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他去上海，阻止其目的达成了，红码就解除了。

无独有偶，去年11月8日，维权律师包龙军在前往苏州办事后欲乘车回到北京家中，在进站乘车时被要求出示绿码，其健康码被设置不准回京，且绿码变成黄码。中国经营报记者程维持绿码在杭州采访，被杭州市将绿码改成黄色，目前正被当地防疫人员强制隔离，关在昊丽酒店。福建省福州上访多年的林应强在去年11月的一场党内领导人会议召开前，他被警察从火车上带走，健康码变成黄色，要求他返回福州接受隔离，尽管他从未接近任何确诊病例。

由此可见健康码在河南维权储户事件前就已被官方充当限制异见人士出行的工具，沦为中共的打手。正如网民zhongsuxiaohua所感叹的，很多人都在感叹“万万没想到红码会被这么用”，是天真是外宾还是不记打呢？中国政府建立起一套如此完善和全面的管人系统，不这么用还能怎么用啊？

中共的统治基础建立在对社会、对人民的控制上，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控制社会、控制人民，中共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监控网络系统。这套监控网络系统以大数据、云计算、人脸识别、行为识别、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为核心，对舆论控制、信息封锁、社交出行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把中国的极权主义快速进化到数字极权主义，从而对社会实施无缝隙的监管和控制，以无限的权力来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所有方面。

健康码就是典型的大数据技术控制社会的应用，通过健康码，中共体制搜集获得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出行数据，并成为所有国民大数据的一部分，最关键的是，用疫情为借口通过健康码对人民进行了一场大型的服从性训练，通过恐吓与剥夺训练之后让人民无条件接受“不惜一切代价”，从而彻底改变了社会的思维方式，服从于极权主义体制对人性的剥夺。

既然健康码本来就是极权主义控制社会的工具，既然极权主义的权力从来不受制约，那么健康码被用于社会维稳不就是必然的吗，凭什么健康码就成为极权主义各种控制社会工具的例外？

所以，健康码是不是被官方滥用于社会维稳不是关键，健康码才是关键，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正常的社会，本来就不应该出现什么健康码，任何权力都无权以任何手段获得公民的出行数据，任何权力都无权限制公民出入公共场所、运输工具。

而当一个社会的国民习惯于没有普遍的公民权利时，就是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了。所以，与其惊侘于健康码成为良民证，不如惊侘于为什么会有健康码，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国家从来只是成为肉猪而不是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

民生观察 2022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