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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晚，中国最受欢迎的带货直播主播之一李佳琦在销售直播中，向观众展示英国的消费品公司联合利华旗下的冰淇淋品牌和路雪（Wall's）多层冰淇淋，这款分层冰淇淋蛋糕的两侧装饰着奥利奥饼干，顶部似乎是一个巧克力球和一根巧克力棒，类似于六四镇压学生的坦克形状。这个被中共认为极其敏感的图标，在今年6月4日午夜前几个小时在公众面前展示，随后该直播一瞬间突然中断并且下线。随后，传出李佳琦被封杀的消息。在淘宝上搜索“李佳琦”和“李佳琦的直播间”关键词，也已没有任何与他名字相关的产品，在豆瓣李佳琦也遭到了封杀。在问答网站知乎，李佳琦停播的信息已被锁定禁止网民发表回答。在微信公众号，有关李佳琦的话题已被系统进行审查禁止发布。

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坦克造型”意味着什么，在中共所有的禁区里，“六四”天安门事件无疑是最重要最敏感的，一国军队公然在首都残暴地开枪镇压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市民与学生，足够让中共极权体制的合法性颠覆无存，所以每年的六月四日前后，都是一年里中共如临大敌，进行维稳的草木皆兵时刻。在六月四日前夕最敏感的时刻，李佳琦晒出坦克车造型冰淇淋蛋糕碰触了中国政治最敏感的红线，所以他被封杀毫不奇怪。

捷克著名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有一句名言：“人类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对强权来说，把历史涂脂抹粉，改变过去，抹去痕迹，是其谎言治国的一部分。而作为东方专制与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政党两大人类邪恶制度毒瘤产物的中共，其统治中国70余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民血泪斑斑的苦难史，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所以，让人民不能、不敢知道和谈论真实的历史，是中共一以贯之的统治术。

不能知道真实的历史，所以中共进行言论审查，进行新闻封锁，进行教育洗脑，进行敏感字屏蔽，构建了网络防火墙，让人民生活在党国构筑的愚民世界里，只允许蒙头岁月静好，只容许闭眼不看现实。李佳琦和他的粉丝们，生活在一个基本上屏蔽了敏感信息的与真实社会不同的平行时空里，根本不知道在33年前在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不知道曾经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镇定自若地只身阻挡坦克的前进，被视为20世纪标志性的象征载入史册。

不敢知道真实的历史，所以中共对有意或无意打破统治规则的人都进行镇压或惩罚，杀鸡儆猴，使人民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去追寻真实的历史。所以在李佳琦碰触了政治禁区后，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李佳琦的商业影响有多大，不管封杀李佳琦连累多少企业受到影响，都立即遭到封杀的命运，对中共来说，政治安全是其统治维系的生命线，没有人能例外。

李佳琦被停播与封杀事件，对618电商节寄予厚望的品牌和商家们造成重大的打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8142亿元，同比下降0.2%，其中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483亿元，同比下降11.1%。如此一来，今年的618大促，提振社会消费、帮助商家和平台减压纾困成了主旋律。希望寄托在了618身上，平台们、商家们渴望借着618来一场突破，或者提升二季度业绩，或者活下去。“没有李佳琦，618似乎已经结束了。”这条发表在社交平台上的评论，短时间内收获了2320个赞。李佳琦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带货直播主播之一，被誉为“口红一哥”，粉丝多达1.7亿，平时直播时在线人数都能突破百万计，所以商家们都把618电商节的销售重任寄托在李佳琦身上，封杀李佳琦，意味着商家们的投入都打了水漂，损失巨大。

在中共的政治红线下，商家的损失从来不计。6月8日，被网民称为胡叼盘的《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在微博呼吁，“要在维护原则和正确的同时，让我们社会多一些包容和宽松”，“我们的社会现在似乎有点过于刚性了，也就是对各种原则非常认真，这有好的一面，但在度上有点过，一些应有的模糊空间被挤压了”、“一个社会当然要讲原则，要有斗争精神。原则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基本框架，斗争精神会提供社会的锐气。但这不意味着社会应当朝着绝对正确的方向不断做出极限努力，度的调节非常重要”、“中国这个大社会，必须实现既要……又要……的统筹。社会太严肃、刚性，对发展，对营造生活的幸福感，以及对国家长治久安都弊大于利。它会让社会降低对各种问题的承受力，损失社会的韧性和从容，搞得各方面紧紧张张的，小事变成大事，仿佛危机四伏，还会让内耗和内卷加重，分散了国家的战略注意力”。

最后胡锡进主张：“处理问题就事论事，不轻易上纲上线，可以批评如何错误甚至有害，但不能随便给人安一个政治上的“罪恶目的”。不应随意指控个人和机构“与外部敌对势力勾结”，也不应乱扣“文革余孽”的帽子。”

胡锡进的主张是对李佳琦被封杀事件的不安的反应，显示了体制内维护中共专制统治的人士也意识到了维稳体制对社会生活的过度反应，认为维稳的过度政治化事实上是损害了中共的利益的，“让社会降低对各种问题的承受力，损失社会的韧性和从容，搞得各方面紧紧张张的，小事变成大事，仿佛危机四伏，还会让内耗和内卷加重”，所以建言中共要讲究策略、手段。

但对习近平时代的新极权主义体制来说，敌我思维是第一位的，政权安全是最重要的，其对社会的控制是刚性的，其调门只会升高，其手段只会更苛刻，“敢于斗争”的强硬战狼盛行，所以几乎不存在社会的“模糊空间”，社会的自由度只会越来越小，李佳琦不是维稳与审查制度的第一个牺牲品，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极权主义的刚性固然不断制造政治禁区，但也不断制造政治禁区的挑战者，正如李佳琦事件制造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词汇“李佳琦悖论”一样：一个人如果想要完全不触碰到政治禁区，那么他就必须了解所有的政治禁区，那他就先违反了当局的初衷和禁令。

极权主义就是这样把社会越来越多原本属于稳定或次稳定范畴的因素等全都升级为不稳定因素，套用其老祖宗马克思的话，就是中共正在自己为自己挖掘坟墓，因为它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终被自己制造的掘墓人埋葬。

民生观察 2022年6月12日

33年前的今天，中共动用军队在首都北京野蛮、残暴地真枪实弹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33个年头过去，“六四”英魂念兹在兹的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愿景不仅未能实现，中国的人权更每况愈下，维园烛光晚会成为绝响，中国的专制体制以前所未有的霸凌和压迫四处出击，中共内部发出了“百年变局”为名的东升西降判断。拜登日前在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典礼发表讲话时提到，他在当选夜，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告诉他“民主政体在21世纪无法维持，专制政体将统治世界。”

33年过去，血泪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共不会平反六四，不会实行民主，不会松绑自由，只有抗争才能结束中共的极权统治。33年过去，中共从没停止对民间疯狂地打击、镇压、清场，这并没有令人吃惊，作为结合了列宁主义政党与东方专制主义两大人类邪恶制度的毒瘤产物，中共的反人类、反文明特性决定了它必然对一切威胁其极权统治的因素除之而后快。

33年过去，中国的民主运动从未止息，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百折不挠，血已流，夜更央，固然中共专制政权是箝制、扼杀中国自由之路的元凶，但也不能回避目前中国民间自身的困境状况，反思中国民主运动33年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才能在未来中共专制崩溃的时间窗口打开时民间能成为可以博弈的力量。

三十多年来，中国民主运动囿于自身的困境，主要有两个方面问题亟待改进。

首先是亟待改变各自为战的状态。多年来，以年代、知识背景、地域、路径抉择等的不同，中国民间形成了大小不同的圈子。在极权专制下的中国民主运动，其组织化程度都是比较低的，中共不会给予民间有一个从孕育、诞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既因为中共对民间组织化的恐惧而进行打压，也因为自身人为因素，中国民间的圈子很难形成共识和交流，迄今为止除了在2008年的零八宪章运动突破了阶层、圈子的限制而形成运动共识外，基本上分隔各自为战，没有握指成拳形成合力。

零八宪章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新公民运动、南方街头运动、公民不合作运动等不同叙事的民间政治反对运动，就影响与社会动员而言，基本没有超越零八宪章运动的高度，最大原因就是各自为战，没有打破圈子限制，没有与其它民间反对力量形成交流、合作行动。

不管是风险考虑还是人性方面的考虑，目前中国民间确实很难形成高度组织化的统一性组织，但是低组织化并不是就要各自为战，突破限制，构建民间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圈子的信任网络，以信任网络达成基本的底线共识。一个成功的民主运动，不可能是画地为牢的单一社会成员能够动员起来的，所以多年以来的分隔各自为战必须予以改变，这个工作是民间亟待完成的。这个基础不构建，就很难在未来的时间窗口形成民主运动的合力。

其次是亟待改变路径选择以及心理状态。三十多年来时局未予改变，习近平政权上台以后民间更日益维艰，民间自我期许的推动社会路径选择一次次被证伪，从维权运动个案推动法治论、公民社会发育论、法治先行论、党内民主改良论、中产阶级壮大论等社会变革话语体系先后破产，民间自由一天天逼仄，社会空间一天天缩小。

路径的破灭，氛围的逼仄，使民间的心理近几年来也日益浮躁，求变心切，愈加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改变上，先是意淫郭氏爆料革命，然后幻想美国出兵中国等等，从郭粉到川粉，信奉者众，情绪宣泄，莫不如是。在中国的新冠疫情爆发后，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幻想民众起来反抗，无视疫情反而导致中共强化了对社会控制，中产阶级无力的现实。

说到底，希望在于民间的协力，改变始于民间的抗争，没有打破间隔的合作，没有像“六四”先辈牺牲的勇气，寄托于各种“走后门”的安全线推动，是对民主运动的矮化和伤害，是专制乐见的结果。

在这追念33年前勇敢地为自由牺牲的天安门先辈的时刻，中国民主运动将继续英魂们未竟的事业，自由之火生生不息，直到未来的一天重新燃起在天安门前。

民生观察 2022年6月4日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使得中共的极权体制对社会控制有所松动，企业家、经理人、个体工商户等新兴的社会阶层得以崛起，中产阶级得以迅速壮大。中国的中产阶级随着维权运动兴盛而崛起，伴随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而获得话语权，现在也随着习近平的新极权时代的控制而走上异化的歧途。

在2003年开始兴起的维权运动，诉求在现有制度框架内维护生存权、人身权、环境权、消费者权利、公共参与和治理权等种种公民权利。市场化媒体的兴盛与互联网的发展放大了维权运动的影响力和动员力，推动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启蒙话语在中国广大中产阶级的传播，产生了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要求自己的权益诉求得以伸张，而成为维权运动的支持者、拥护者，维权运动也以中产阶级为主要动员对象，期望借此产生公民社会，成为变革的动力。

在2010年，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媒体蓬勃兴起，成为民众主要的公共生活参与方式，形成强烈的网聚效应。网络社交媒体去中心化、去权力化的特点扩展了个人话语空间，解构了启蒙话语的精英阶层的单向传播逻辑，为中产阶级争取话语权提供了平台。很多社会公共事件都由网络社交媒体引发成为社会舆论热点，显示了强大的传播力量，成为中国公共舆论场上最具影响力的平台。2010年11月的《新周刊》以“围观改变中国”为题推出封面报道，声称“围观，可能会改变中国，并注定会改变我们自己”。

“围观改变中国”显示了中产阶级急欲在舆论场获得话语权。中国的中产阶级基于依附或半依附中共的权利控制而获得利益，他们没有整个改变中共的极权体制的能力，也不愿改变整个改变共的极权体制以免失去利益。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渐进改良，形成社会压力，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保障自己的财产、人身安全，获得公共参与的权力。

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新极权体制粉墨登场。在新极权体制收紧对社会的控制后，中国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及对体制的依附性也充分暴露。譬如在2016年的“雷洋”事件中，很多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固然向外美化和打扮为“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显示了强大的行动能力”，但事实为中产阶级在唇亡齿寒的恐惧中以准精英的姿态向党国请愿，而不是走向街头，走向民众。中国中产阶级走上歧途早有迹可寻。

近几年来，新极权体制日益固化，中产阶级期望的渐进改良，在安全线内推动社会成为一场幻梦。中产阶级只剩下岁月静好的道德叙事和感情渲染来麻醉自己。而在2022年前几个月的“智商清零、人性清零”的政治性防疫中的一系列事件，把中国中产阶级的软弱性和犬儒生存的困境表露无遗。

在疫情防控的“入户消杀”事件引起公众愤怒时，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学者童之伟5月8日发出《对上海新冠防疫两措施的法律意见》是一份典型的中产、精英人士对所认同的体制的建议，转发、传播对象也是以中产阶级为主。在文章被当局全网封杀，社交账户也遭禁言后，媒体做了大量的报道，却无视甚至故意忽略了童之伟其后的“立场”。童之伟本人在微信公开声称此文是向中央的“上书”，是在并不成熟的情况下被别人流传出来的，其后，童之伟又公开声称与央媒记者相谈甚欢，赞赏中央对上海疫情所采取的坚决措施。

不管童之伟是不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做的表态，起码是媒体和民间“想多了”。童之伟不是维权者，不是自由派，童之伟只是焦大醉骂宁国府，爱体制深所以责体制切，这是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的典型犬儒生存状态：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什么时候能够揪着老虎的胡子装一下“敢为人民鼓与呼”，作怒不可扼、仗义执言状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同时也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更知道如何不触怒体制和上司。

中产阶级的犬儒化生存典型代表人物是连岳。连岳曾是自由派名声显赫的“公知”，从由厦门的PX事件时发声，“搏一搏反体制的美名”（连岳的文章），到现在成为中产阶级的收割机，赚足了原始积累，与“反体制”身份切割，吹捧体制，吹捧有钱就是成功的中产阶级犬儒学。

中产阶级的依附性决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无力组织、行动，如果忍受不了犬儒生存，就只剩下逃离中国这一条路了，这就是2022年特别是上海疫情后席卷中国的网红字“润”。跑路，到外国去继续岁月静好，而不是以行动改变中国，更莫提曾经的“围观改变中国”了。

除非，他们遭遇了涉及自己的“人间悲剧”。这就是连清川的故事所能告诉我们的意义了。5月9日，在上海的知名媒体精英连清川发表题为“我没有妈妈了。可是我却不敢回家见她最后一面”的微信文章披露，因上海封城而老家福建莆田坚持不能通融的隔离政策，自己想尽办法也无法在老母亲离世前见她最后一面。作者悲愤之下，直指这个体制灭绝最基本的人性。

连清川写道，“我本来想做一个孝顺的人，但是他们把我变成了一个禽兽不如的不孝的人。一个体制，如果连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了，它也不配活着。”，“但是今天，我和这个体制有了私仇。公愤要通过公共渠道去宣示，但是私仇，就必须运用个人的所有方法，去复仇。”

只有遭遇社会主义的铁拳，才能打醒中产阶级的岁月静好。

民生观察 2022年5月31日

5月11日，香港国安处以违反香港国安法为由，逮捕“612人道支援基金”五名信托人，其中包括高龄90岁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香港国安警察称，陈日君等人“涉嫌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制裁，危害国家安全”，“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陈日君枢机被捕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梵蒂冈称教廷会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美国国务院强烈谴责拘捕行动，英国外交部官员称香港警察做法“不可接受”。虽然被扣查一天后陈日君获准保释，但是按照近两年来香港警方以《香港国安法》为凭打击、镇压香港公民社会和民主人士的手法，预计陈日君其后将仍然面对审讯及牢狱。

“612人道支援基金”的本质，是以众筹（群众募资）的方式成立，用途是替在“反送中”运动当中受伤或被逮捕的人士，提供必要的医疗、心理辅导与法律援助，是一个纯粹的人道社福机构，并没有参与任何具体的政治活动。但香港国安处先是迫使基金停止运作并解散，现在又指控基金信托人“勾结外国势力”，使得连人道支持都成为当局眼中的罪名。

作为“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之一，陈日君是香港公民社会的象征性人物。作为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主教，他在香港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陈日君坚定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强烈反对中共干预教会的传教活动及宗教自由。对香港的民主运动和社会运动，无论是悼念六四活动，还是雨伞运动、反送中运动，他都到场声援，呼吁人们“不要甘心做强权的奴隶”，对中共、香港政府镇压民主运动、压制香港自由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而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民主派政治人物与活动人士纷纷被捕，陈日君经常到法院旁听、去监狱探望进行声援。

由于陈日君巨大的社会声望，所以他成为了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在2022年1月，中共在香港的官方媒体《大公报》刊发文章指控陈日君枢机“无法无天”。文章说：“从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位置退下的陈日君，长期滥用其神职人员身份与乱港头目黎智英、李柱铭等‘港独’分子沆瀣一气，从事反中乱港勾当。”

警察出身，以坚定镇压香港民主运动获得习近平青睐的专业刽子手李家超甫在“假选举”当选香港特首，立刻投他的主子所好，迫不及待抓捕香港民主运动最后一个象征性人物陈日君，向主子奉上效忠大礼。

陈日君被抓捕是香港公民社会近两年来被打压摧残殆尽的典型写照。《香港国安法》在2020年7月1日实施后，成为香港特区的“最高法律”，所谓基本法保障的“一国两制”成为空话，香港公民社会得赖以存在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等全面受到压制，香港开埠一百多年来前所未见的红色恐怖肆虐全城，一波接一波的镇压、抓捕使香港人心惶惶。

在红色恐怖的寒蝉效应下，无论是基于财产还是人身方面的安全考虑，即使是香港的普通市民也选择移民逃离。根据香港入境处数字，2020年7月1日《国安法》实施之日起至2022年4月2日，由机场净移出的香港居民高达32万人，这相当于两个湾仔区的人口。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3月底的民调结果，受访者中有计划移民的有24%，问及受访者的移民原因，35%人回答是“个人自由”，“家人的前途”和“香港的政治”分别有16%。​​另外被问到对未来政治环境的意见，只有27%受访者表示有信心，58%受访者表示无信心。连特首林郑月娥也被迫承认，香港人才流失“是不争的事实”。

而对香港的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人士来说，现在香港的多元空间荡然无存，一百多年的社会积累才建立的公民社会难以持续。在持续性的压迫和苦难面前，大部分人选择了沉默或者跟大潮逃离香港。即使是被捕乃至已判刑的良心犯亦很大一部分选择了低头认罪，而不是坚持道义与价值。这使得邹幸彤、何桂蓝等极少数决不低头坚持抗争的挑战极权者成为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这佼佼者自然也包括了90岁的陈日君。2007年香港移交10周年之际，陈日君首次参加泛民主派举办的“七一”游行。他当时说忍了十年，终于要出来游行，因为“一国”压倒“两制”，香港过去的传统文化倒退，礼义廉耻不见了，奉承权贵，欺压弱小成为流行文化。2021年5月，陈日君接受专访，被问及会否离开香港。他说：“我不会走，不可以走，不应该走……不可以放弃。”

一个自由的香港、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是中共，是极权主义的天然敌人，为了统治的稳定，必去之而后快。《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社会的全面溃败对中共来说可谓称心如意，甚至可以说，由于雨伞运动、反送中运动的规模与社会动员，中共也根本没想到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公民社会的溃不成军，几乎没有抵抗力，自我解散、自我审查、自我恐惧，沉默、投降与逃跑成为主流，可谓喜出望外。在此万马齐喑之际，极少数坚决抵抗的抗争者就显得那么刺眼，他们是香港社会仅存的良心，是鼓舞人心的力量，也就成为中共控制社会的威胁，成为必须瓦解的抵抗力量，成为必须整肃的对象。所以，重判邹幸彤、何桂蓝，抓捕陈日君就成为中共的必然选择项。

香港自由在极权蹂躏下呻吟，香港的苦难远远看不到尽头，极权主义吞噬人世间一切美好，自由和光明，而世界远未做好面对极权制造苦难的准备。

民生观察 2022年5月23日

5月12日，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消息，传达习近平的旨意，宣布“从严从紧”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并要“以实际行动迎接二十大召开”。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引爆网络，马上登上微博热搜。面对大量的批评意见，官方很快开启了几乎所有微博蓝V账号下的网络评论，禁止对该话题妄议，通过微博实时搜索内容“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不会显示任何个人用户的评论。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微信公号5月12日发布的消息说到，5月10日下午，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国家移民管理局局长许甘露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有关疫情防控工作的讲话。其中强调，各边检总站和出入境管理部门，要严格执行“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的审批签发”。并要严防滞留境外人员抵边聚集、非法入境带入疫情。该会议说要严格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并夸赞习近平以“坚强战略定力”和“巨大政治勇气”为疫情防控工作“指明了方向”。会议承诺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国定义的“非必要出境活动”是指出国旅游、探亲等，对赴境外留学、就业、商务等确有出境需求的人员，则要经严格审核查证后才放行。事实上，“非必要”由官方判断界定而不是公民自主判断界定，意味着过程中完全为官方的自由裁量权及潜规则，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非必要”很可能等于“不准”、“不能”等绝对用语，既剥夺了自由出入国边境此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严重侵犯了公民正常的出境留学、就业、商务、探亲访友权利，同时过程中的黑箱操作意味着公民被侵权没有任何渠道得予救济。

在近两年，中国公民的出入境已经日愈困难。官方以疫情为由，严控国民出境，2019年中国出境人次是1.68亿，到2020年出境人次只有2033万人次，同比下降87%。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去年7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的数字显示，2021年上半年全国共签发普通护照33.5万本，主要事由为出国留学、就业和商务，签发量仅为2019年同期的2%，锐减98%。

出境困难，回国也千辛万苦。航班稀少，频繁熔断，反复多次测试核酸，高价机票，严苛的入境措施，漫长的酒店隔离，中国严厉的出入境限制致使家庭离散，颠覆了成千上万留学生的生活，阻碍公司的商业运作，把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而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依照习近平旨意采取的最新措施，更让中国几乎陷入闭关锁国的孤立状态。

国门正在徐徐关闭。习近平之所以开历史倒车，原因在于：

一.掌控权力需要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开的会议讲话，已经很清楚地透露了从严从紧限制公民出境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对习近平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在今年二十大上打破中共的领导接班制潜规则实现连任，维持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维护习近平的定于一尊的独裁统治，是其不可遏制的野心和如影随形的不安全感所需，凌驾国计民生之上，是最大最重要的的事情。

对独裁者的统治逻辑来说，关闭国门就是维稳，就是扼杀可能出现的风险，减少“出事”的机会。减少中国人与外部世界和西方的接触，就会减少不可预测的“政治风险”；减少出入境就是疫情传播，就是维护了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维护了独裁者的个人权威。因此，为了保住权力，开倒车也罢，飙车也罢，都无关紧要，只要保住权力，管它洪水滔天。

二.外部环境恶化的需要

从执行了30多年的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导致当前中国外部环境严重恶化。而在疫情上的不透明，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侵犯人权，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问题上与世界为敌，种种因素加剧了中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紧张关系，使中国在国际上完全陷入孤立。

习近平对未来世界大势在中共内部发出了“百年变局”为名的明确判断：东升西降，或者说，中国升、美国降。所以对内新极权，对外新冷战，已成为习氏政权的两大基本路线。在此认知下，当局近年接连提出了转向内循环的经济路线，重提并鼓吹“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都是为对抗世界做好准备。所以，在此外部环境恶化下，减少乃至禁止中国人出国门就成为当局的政策，以防止中国公民接受西方的影响，达到愚民的目的。

三.控制社会需要

徐州铁链女事件以及上海疫情的乱象频频，对一直以来沉浸在岁月静好幻觉的中国中产家庭和富裕人士造成极大刺激，原本生活安逸的中产阶级在疫情中丧失尊严，甚至在和平岁月饿死，促使他们产生了逃离这个专制国家的想法。在4月3日官方宣布“严格坚持社会面清零不动摇”之后，当天移民的整体搜索指数上升440%，视频相关来源也暴增1455%，有关“出国哪里好”搜索量，环比上涨2455%。移民咨询与移民数量都创了新高。在此社会氛围下，由此诞生了一门学问——润学，讨论、规划、鼓励他人移民，成为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的热门显学。

由于中产家庭和富裕人士出走必然会带走大量的资金、外汇，为防止资本外流，通过严格控制出境人数，减少资本外流，就成为当局控制社会的必然手段。

预料在今年的二十大习近平连任几成定局，中共将加速跑在对抗西方的道路上，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在对待内部问题上，通过两年来的“抗疫”，中共已经成功建立起一整套精致的控制、监视人民的大数据高科技网络和社会动员系统，实现巨细靡遗、无远弗届地全面控制社会。在可见的未来，习氏政权必然愈加限制中国公民包括出入境在内的社会自由，愈加镇压中国公民的权利诉求。类似返乡纯恶意，出境非必要的种种限制公民权利的荒谬做法将成常态。

民生观察 2022年5月15日

近日，网络传出广东省东莞市司法局一份《关于组建法理斗争民兵排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引起了法律工作者们的关注，不少律师纷纷发言表示对此《通知》的不能理解，认为此通知无论在语法逻辑，还是法律依据上，都难以自洽，进而有人惊叹文革语言与思维重现，在一定程度注释出中共当局对依法治国的真实意图。

据网络上传出的东莞司法局5月9日发出的《通知》说：“各律师事务所：根据市直工委武装部文件要求，我局拟成立法理斗争民兵排，并于5月底以前报市属机关武装部。根据局关于民兵工作的部署，现向全市律师事务所征集18名律师或律师助理加入民兵组织。征集人员条件：年龄18至45周岁，身体状况良好。共产党员，退伍军人优先考虑。”

让人奇怪的是，到5月10日傍晚，再查找东莞司法局官网，已经无法查到这份通知了。究竟是删除了，还是通过别的方式隐蔽了，目前尚不清楚。但这份《通知》早已被人截图上传于网络，引出各方不同解读。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王才亮看到此《通知》后在自己微信上留言：这个“法理斗争民兵排”我没有看懂。一些人民法院和司法局、律师事务所等单位成立法理斗争民兵排，而从《兵役法》和《国防法》当中没有找到这个设立这种“法理斗争民兵排”的依据。我想不明白的是法理讨论在教育阶段难道不是在学校与研究机构？立法环节难道不是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司法环节难道不是在人民法院的法庭上，不是在合议庭中吗？执法环节不主要是在行政机关吗？这个“法理斗争”是和谁斗争呢？

随后有律师学者类网友跟贴表达意见。如邓学平律师留言“我也没看懂[允悲]”，南京律师姜同良留言“是用法理作为工具来斗争？还是向法理开战？”，还有网友留言“法理和民兵俩词放到一起本身就是笑话了”、“人民内部斗争又开始了？”，“这个法理斗争民兵排，究竟是个什么组织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哈欠]”等等。

对于“法理斗争民兵排”这个怪异而新奇的组织名词，外界的确很难从语法与法条中找到相应的依据来妥善解释。而只能从一些全国其它地方发出的文件内容中，可以部分增进对这个组织的理解。

湖北监利县法院4月19日发出《集结！民兵点验展风采，法理斗争战力强》报道：4月18日，监利市法理斗争支援排民兵集合点验大会在监利法院召开，由该院20名干警组成的法理斗争支援排接受点验。点验仪式伴随着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正式开始，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世荣作为法理斗争支援排排长宣布入队人员名单并点名，带领全体民兵进行庄严宣誓。高亢响亮的答到，慷慨激昂的誓言，充分展现了入队民兵积极投身国防建设，忠实履行国防义务的坚定决心。随后，新入队民兵代表、法理斗争支援工作先进个人徐达能上台进行表态发言，表达光荣入队的喜悦和牢记职责使命的庄重承诺。王世荣排长向市人武部总结汇报了法理斗争支援排前期动员部署、编组分配工作。他表示，在今后工作中，法理斗争支援排将持续提升政治站位，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强化军事技能训练，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圆满完成下达任务，努力塑造基干民兵的良好形象。监利市人武部部长洪立康对法理斗争支援排前期动员部署工作及展现的良好精神面貌予以充分肯定，并对新入队民兵做思想教育。他要求，全体入队民兵要切实践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立足岗位勇担责任；要强化严格正规的军事训练，塑造过硬的综合素质，为国防建设提供法律保障,真正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由上面这篇报道可以看出，这些所谓的法理斗争民兵排人员，就是在法律岗位工作，而加入民兵组织，身兼法律职位与民兵角色，以法律专业承军人职份，象军人打仗一样，在法律领域冲锋陷阵，攻敌克垒。

法理本来是个非常理性平和的词，也是社会处理事务一种公允服人的准则，而斗争与民兵却是对抗、冲突的火药味十足甚至带着血腥味的词，这样两组词连缀起来，让人产生水火一体的极不适应之感。事实上，这种要法理以兵的斗争处理事务，显然背离着法理自身的意蕴，是现代版的矛盾经典故事。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人们对“法理斗争民兵排”理解的困难。

而4月28日，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发出的一份《关于印发<2022年度全县深化民兵调整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涉及民兵排的提法：“支援队伍。**支***人。按照战时有需求、地方有优势、建设有条件的原则，采取行业编组、对口编组和人装综合编组等方法，全县共调整编建公路运输连、公路护路排、医疗救护连、通用工程机械抢修抢建排、无线通信保障排、无人机侦察排、水文气象侦测排、法理斗争支援排、网络安全防护排、饮食保障排、情报信息员，—-”其中对组建这些民兵组织的目标明确为“狠抓编组落实，着力提升基于打赢战争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动员、支援保障、维稳处突和快速反应能力。”

这里面提及的“维稳处突和迅速反应”，无意间流露了组建这些所谓的民兵连排组织，战时协助军队作战，平日就是承担政府维稳。象军队一样来执行政府维稳命令。而“法理斗争民兵排”自然就是在法律领域用军人血战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众所周知：故兵者，凶器也。以兵的方式来解决民众的问题，来维稳社会，这本身就是暴力维稳，而再将法理也引入斗争与民兵模式，那事实就是用法理的外衣来粉饰暴力的实质，这样“法理斗争民兵排”就必然是抛弃法理内核而专注阶级斗争的战时军管形式。这种形式下的依法治国，显然就是用暴力的方法来维护权力稳固，而不是以法律的准则来处理社会纷争。所以，“法理斗争民兵排”是当今中国依法治国口号下抛开法律的暴力维稳的本质写照。

民生观察 2022年5月10日

四川维权人士谢俊彪被成都警方指控涉嫌“寻衅滋事罪”，在羁押一年后，定于2022年5月7日在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西航港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而本次拘押及将判刑谢俊彪的事由是，2021年5月13、14日，谢俊彪去了一次雅安，公安就是以这个理由抓的他。公安在问讯谢俊彪的妻子时问：“为什么谢俊彪喜欢去敏感地区？”谢的妻子说：“那是因为他是谢俊彪，所以你们总是盯着他。”

应该说谢妻面对公安的追问回答是极为经典的。集中说明了：其一、那些所谓敏感地区，那是警方给那些被他们监控打击对象所划定的。如谢俊彪这样的维权人士就是警方划地为牢的对象，他无论到哪里，哪里随时就可能被警方设定为敏感地区，也就是谢俊彪不能去的。其二、在一个捍卫公民权利，珍惜公民权利的维权人士谢俊彪眼中，法律明令禁止的才是不触犯的，那种因人设限，因人划牢的权力蛮横，不是维权者遵行的准则。所以，雅安不是法律禁地，是公民可以前往的地方，谢俊彪就当然可以前往。其三、谢俊彪的依法行权，与权力的蛮横侵权，形成了强烈对撞，出现“因为他是谢俊彪，所以你们总是盯着他。”的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最后公权力肆意将谢俊彪扣上“寻衅滋事罪”拘押并判刑。这是典型的公权力因人设禁，因人定罪。所以，谢俊彪案是极为经典的公民维权而被地方当局肆意入罪迫害案，最后案件如何判决，值得大家拭目以待。

谢俊彪，1981年11月10日出生，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怡心街道青云寺小区7组公民。因房屋遭强拆自2013年开始上访维权。

2018年2月10日，曾因习近平等中共高层常委将到成都市双流区视察，谢俊彪遭双流区公兴派出所警方莫名破门辱骂和殴打。事后，又因其将此不幸经历和猜测发于微信群，爆料“明天可能有大爷到双流视察”，随旋即被双流区警方以“寻衅滋事”罪行政拘留10天；

2019年1月21日，谢俊彪因再次进京信访、投诉喊冤，并在北京市西城区转发维权动态等信息，而被北京警方以传播“敏感事件相关文章”，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于37天；

后又因关注“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冤案，并积极参加营救活动。遂多次被警方上门警告、传唤、拘留。

2020年5月6日，他在微信群中表示自己又被维稳人员警告，说他接受媒体采访，要重点稳控。

2020年5月10日上午，当时正值四川省在成都召开“人大及政协会议”，谢俊彪与其他维权访民一起到会议地点反映问题以及寻求“人大代表”帮助，但遭到拒绝和驱赶。谢俊彪等人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举牌调侃四川“两会”，内容为“戴（代）表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抓老鼠”。当日下午，正在朋友家中茶聚聊天的谢俊彪被双流警方带走刑拘。

拘留30天后，谢俊彪于2020年6月9日被警方安排取保候审。据称，谢俊彪在拘留期间拒不承认自己有罪，而警方确实未有实质的“犯罪证据”，羁押期间所谓的“提审”更是摆摆样子走过场，连较早前的推文都拿出来充数，该条推文有关黄琦母亲蒲文清老人，但最后都未能将谢俊彪“定案”。

谢曾一度不愿取保，最后警方只得说服其前妻在“取保候审”手续上签字，而谢表示前妻根本无权决定此事，但警方却认为手续无问题，最终将谢俊彪“赶出”了看守所。

警方曾依照所谓“取保候审条例”，要求谢俊彪在取保一年期限内必须定时到当地派出所报到，并且离开当地需要报备，经“同意”后方可离开，但一系列规定均遭到谢俊彪的拒绝。

2021年5月13日、14日，谢俊彪前往雅安关注维权人士黄琦及其家人，结果6月7日，在谢俊彪一年取保期满还差2天时，被双流警方以“取保候审期间离开居住地”为由，又将他刑事拘留，随后家被当地警方查抄，抄走三张光盘和一部手机，妻子也被警方传讯。

2021年7月，谢俊彪被成都市双流区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批捕，其案宗移送至成都市双流区法院。

2022年3月17日，其辩护律师参加了次日的庭前会议。律师了解到，谢俊彪在羁押期间，曾遭看守所警方殴打和戴戒具酷刑虐待，且其所戴戒具远比“工字链”（脚镣和手铐用铁链连在一起，形状呈“工”字）严酷，所戴手铐及脚镣是用一付手铐连着，人直不起腰，其意在于让人生不如死；共戴3次戒具，第1次四天四夜，第2次五天五夜，第3次四天四夜。

谢俊彪因被强拆而维权，遭地方政府为了维稳而持续不断迫害，进而遭地方当局肆意设罪传唤、拘押，再到被强行通过取保候审来划地为牢，最后被以口袋罪“寻衅滋事”来判刑，整个过程诠释出一个奋起维权的公民，如何一步步被地方政府任意扣罪稳控，最后含冤入狱的现代窦娥冤案。

纵观谢俊彪10来年维权与遭受迫害的过程，会发现当今中国公民依法捍卫自己权利而难逃公权力侵权后的肆意迫害，以致公民在维护经济权利时常常遭遇人身权利与政治权利的进一步被剥夺，形成了中国公民维权而进一步被侵权的恶性怪圈。中国公民如何跳出维权而被进一步侵权的不幸命运？落实公民的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等等基本人权，切实将权力关入法治宪政下公民权利的笼子中，便是文明世界的政治常识，也是公民摆脱维权被进一步侵权厄运的不二路径。

民生观察 2022年5月6日

据民生观察报道，2020年9月15日上午，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飞仙镇上访维权人士尹红宾、尹红艳两兄妹，及尹红宾的老婆李炯英等三人，在被当地政府关押一年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开庭，虽未当庭判决，但根据中国现执法情况，判刑是肯定的，绝不会无罪释放。一家三人因维权居然被羁押一年年后审判，这在世界文明法治史上罕见，然而在中国司法史上却是司空见惯，尤其最近中共极权统治大陆70余年来，这种一人上访维权而祸及全家亲人被判刑可说比比皆是，由此体现着中共极权滥施寻衅滋事之罪而连坐一切不屈服于权力淫威之家，且超越基本人伦道德底线的非法侵权邪恶本性。

雅安市芦山县尹氏一家的尹红宾、尹红艳、李炯英三被告，起因是2013年他们家宅基地上的房屋被强拆。全家对拆迁补偿方案认为不合理，所以7年都不接受当地政府提出的补偿方案而走上抗争维权之路，期间多次进京举报当地官场的问题，从而惹怒芦山县想要政绩的领导，于2019年9月三被告被当地警方从成都接送回芦山后，直接送进看守所一直关押至今。开庭当日，被告人的母亲看见三个“被告的孩子”从身边经过，便泪流满面大喊冤枉，哭诉道“房子被强拆，儿女被关押，今天还要判刑。这是什么世道？”当地政府意图通过拘押威胁来达成让三人屈服而同意拆迁方案目的，但遭致三人拒绝，最后政府就以寻衅滋事来治罪三上访维权人士。这种公然以执法为名来打击捍卫自己权利公民的行径，见证着中国执法完全成为权力统治打手的角色。

无独有偶，2018年10月，河北省承德市85岁李淑贤母女三人，因2013年村里启动土地平整项目，村中所种树木被毁，她们奋起举报他人非法毁林，滦平县国土资源局滥用职权、包庇纵容。她们跑遍了镇、县、市级信访单位，并多次出现在北京，最终三人相继被捕入狱。李淑贤母女因到权力中枢周边撒大量上访材料，被以扰乱公共秩序，判寻衅滋事罪。

另有中国大陆官媒报道因上访一家三人被判刑：2019年9月18日，山东省吴桥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非正常越级上访，构成寻衅滋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案件。判决中说，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以来，被告人牟X瑛、牟X强、林X各以户口迁移证、报到证丢失，限制其人身自由等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解决，三名被告人在国家重大节日、重要国际国内会议等敏感期间，多次越级上访。三被告人被判“寻衅滋事罪”成立。

在中国近年来类似如上因上访维权而全家多人遭致地方政府以寻衅滋事罪判刑案例可以说不胜枚举。至于因信仰法轮功、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而为争取信仰权利等等，全家多人被投入监狱，更是数不胜数。如2018年7月，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隆竹云和其两个女儿孙芳芳、孙园园遭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三人的刑期分别为：隆竹云一年、孙芳芳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孙园园八个月（缓刑一年）。可见，中共极权统治已经将专制时代“灭门之法”广泛施用于各种打压维权人士、信仰群体之上。

当然，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对一切被视为对权力不屈服的政治异议人士的打压就更穷凶极恶，不仅从夺取政权时期的屠杀全家，到夺取政权之后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全家灭门，以致在全国屡屡发生如镇反运动，反右运动，四清运动及文革的从上到7、80岁老人，下到出生不久幼儿都一起被屠杀的惨剧。这些灭门之灾，仅仅因为被权力划入了不顺从行列而定成专政对象。

虽然文革之后中共极权集团中一些人痛感到不讲法制的专政的野蛮与恐怖，而提出了要依法治国，并从立法司法上做出一些努力，但因为中共极权集团始终坚持权力独享，提出四个坚持，从而事实上使中国法制都是半吊子法条，在根本上无法达成法律至上的依法治国。当法律被套上党的枷锁，法律本质上就是统治工具，而不会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利器。在如此法院姓党，政法姓党的前提下，公民只有成为权力的奴婢，完全屈服于权力淫威，才能苟延残喘于社会，否则，只要胆敢违逆权力意志，那就成为专政对象，就必遭致极权的镇压，于是祭起各种千奇百怪的所谓寻衅滋事罪、邪教罪、煽动颠覆政权罪等等来，将一批批上访维权群体、信仰群体、异议群体投入大牢，将他们的家人一并株连。如新近发生在云南楚雄的王藏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王藏因为在今年六四前欲表达对六四亡灵的祭奠，结果被拘押，而王藏的妻子仅仅披露了一些王藏的情况，呼吁当局放人，结果被以同样的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再如大胆放言的任志强先生，在直斥习近平是“脱光了衣服也要作皇帝的小丑”后被拘押，中共集团为了让任志强屈服，居然将他的儿子等一并抓捕。如此公然将一家能够走动与说话的人全部投入监狱，真是赤裸裸的承袭了专制极权的灭门手段。

中共极权集团为了打击一切不屈服于权力淫威之士，广泛滥施各种刑法，利用各种所谓罪名，将当事人及其亲人全部拘押，来对当事人采取禁声灭门，以要挟当事人屈服，及从人性情感上打击当事人。中共当局如此滥施刑法，罗织罪名，打击迫害一切维权人士、信仰团体、独立异议人士个人及其家人的行径，严重践踏自己颁布的宪法有关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款，也完全背弃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与条规，是公然挑衅人类文明，突破人道基本底线。因此应该受到文明世界的坚决谴责与阻止。

民生观察 2020年9月21日

上海公民季孝龙因替防疫中受到伤害的民众公开上书请命，结果被上海警方传唤并查抄电脑手机，并处取保候审；与此同期，河北中共党员田奇庄公开上书检举广西区党委书记搞个人崇拜，结果遭致当地警方抄走电脑与手机，并被禁止接受采访。这两起新近的公开禁言事件显示着，中共当局已将公民为民请命的理性诉求与党员依章检举的履职尽责列为了言禁范畴，定为镇压对象。

据季孝龙5月2日下午1点多通过推特对外说：“大家好，我还安好，谢谢关心。警方担心我是上海自治自救委员会的什么，发起敲锅运动。拿走（我）两个手机和一个电脑，文章也没法写。给我取保候审，拿走身份证和护照。政府传了这么多谣言，说我推文没核实，它倒是核实啊。我推文难免有不实，但如果其中30%基本属实，它合法性就没了，就受民众唾弃。”

季孝龙遭致上海警方如此对待，原因是他于4月2日，通过网络公开发出了《速停运动式防疫纾困解难发救济！——上海公民为民请命书》（以下简称《请命书》），明确是“致中央人民政府、上海市政府、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

《请命书》直陈：上海市新冠疫情在所谓“动态清零”政策指导下，封控已近一个月，百业凋敝，广大市民及外来务工人士生存面临巨大困境（或已经处于困境），数位年老体弱者因缺乏及时医疗救治而殒命，在如此长期高压举措下已出现多起自杀事件。“直指”中央任命、非经民选认可的地方政府官员只知逢迎上层旨意，奉调行事，蔑视民意。未经科学调研即实施高压封控，是严重渎职行为，应追究本届政府党政官员集体治理责任，党政官员应集体辞职、接受调查。”直言“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集体缺位、失职的情形下，在尽最大努力征集民意的基础上，我谨代表广大市民及在沪居住人士向中央人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呼吁如下：

《请命书》公开提出了“立即解除本届政府党政官员职务，迅速召开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推选新一届党政官员。”“向遭受盲目封控政策伤害的全体居民（含外来务工及因疫情失业的人员）发放歇业津贴，以封控状态下上海生活用品、食品的物价为基准，按受封控天数计算。”“改变只减免“承租国企房产的商户租金“的歧视性政策，疫情期间所有工商企业及摊贩都应享有减租待遇，不应考虑房产或商铺的持有人性质。”“封控期间免除租金。房产、商铺持有人的损失由政府承担。个人租赁的生活居住用房，封控期间租金由政府以现金方式支付。”“房产持有人在封控期间及封控结束30日内不得驱赶承租人，封控结束半年内不得向承租人提涨租金，租赁合同在封控结束30日内到期的承租人可顺延一年。”“减免公司所得税，减免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家庭为基准征收，考虑纳税人抚养老幼之现实）。”“立即释放疫情期间因行使言论自由权利而受关押的人士，赦免因轻度过激行为而受关押的人士，并赔偿其因受过度执法而承受的生理及心理损害。”“政府向因封控未得到及时医疗救治而亡故者家庭支付赔偿金，向因封控自杀者家庭支付赔偿金，并公开谢罪。”等几项诉求。

从季孝龙的《请命书》的形式及内容可以看出，季孝龙是遵循中共现行法律及其程序而尽公民参政议政的建言献策义务，是站在认同现体制下而争取公民的利益，因此，严格来说，其《请命书》都不能称之为异议，更无违法与所谓反动因素。然而，季孝龙却因此遭致拘传、查抄与取保候审。一封连异议都不算的公民建言献策请命书，居然被当作了敌对势力的违法犯罪，当事人竟遭警方处罚，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已经进一步扩大了言禁范围，将打击对象从异议延伸至建言上。

中共当局扩大言禁还表现在近日中共党员田奇庄依照党规党章公开举报个人崇拜而结果被打击上。

4月20日，河北省年近70岁的退休作家、中共党员田奇庄公开发出实名举报信——《向中纪委赵乐际同志实名举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宁公然违反党章搞个人崇拜》（以下简称《举报信》）说：2022年4月17日，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召开了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公报中有一段文字严重违反了党章。原文如下：会议强调，要尽职尽责，以高度的政治自觉锤炼党性、忠诚核心，永远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党章第二章第六款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我认为，在书记刘宁主持下，广西自治区党委发出这样的公报，严重违反了党章，是公然挑战党的组织原则。

1982年党的十二大修改党章时，针对毛泽东晚年搞个人崇拜犯下的重大错道，总结历中教训特别加入了一条重要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如今四十年过去，党章历经修改，这一规定只字未动。足以证明，这条规定是党心民心所向，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是各级党组织，每个共产党员永远不得逾越的高压线。几十年来，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严格执行了这一规定，高度警惕个人崇拜的苗头发生，赢得党内外，海内外广泛赞誉。

个人崇拜的要害是拥戴个人权力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违反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共和国立法原则。广西自治区党委敢于公然违反党章发公报，就是对我国几十年来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针的否定，也证明了当下个人崇拜已经泛滥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这是比贪污腐败严重一万倍的政治腐败！中纪委如果对这样的公报听之任之，就说明，由九千万党员宣誓认可的神圣党章从此沦为一张废纸！

因此，我郑重向赵乐际同志举报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宁公然违反党章的行为。敬请中纪委迅速查处，并向全党公开查处结果，以儆效尤，防止这样的腐朽文化思潮卷土重来。

田奇庄先生的《举报信》依据的是中共党章，举报的是个人崇拜，践行的是党员权利与义务，即是作为一名中共党员的田奇庄依照党规党章来履行自身党员职责而举报书记违反党章。这从一定意义而言，是一种爱党护党的表现。然而，4月30日，当地警方却收缴了田奇庄的手机和电脑，并明令禁止他接受媒体的采访。

从公民季孝龙发《请命书》到党员田奇庄发《举报信》均遭致当局查抄禁言来看，中共当局已经将禁言范围从过往的异议，进一步扩展到了党员履职尽责与公民建言献策上了。如此一来，今后中国公民及中共党员的言论，不管是多么合法合规，都将随时面临被打击。那么，中国大陆今后一切言论要想保证安全，就只有经过当局批准授权后才能发表了，因为法律与党章赋予公民及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从季孝龙与田奇庄的遭遇，证明都已被废弃。

民生观察 2022年5月2日

自从2019年底新冠肺炎病毒在中国武汉爆发以来，中国各地纷纷传出当局以防疫维护社会秩序而打击谣言传播为名，不断惩处一些预报疫情甚至披露疫情真相人士，将他们传唤、警告、拘押，甚至判刑。而事后疫情发展常常证明，这些人所言不是谣言，而是预言或者就是当时的真相。不过，尽管如此，各地执法当局仍装聋作哑，将错误违法惩处公民事件完全当作没有发生一样，不仅不予纠正对那些所谓“造谣者”惩罚的罪错，给受打击者恢复名誉，进行国家赔偿，而且还变本加厉惩罚更多敢言者。

据4月27日北京官方新闻发布披露：谣传“北京封城”两人被行政拘留。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绪宏表示，北京警方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疫违法犯罪。4月22日以来，共受理案件40起，目前已刑事拘留4人，行政拘留48人。潘绪宏通报两例编造传播不实信息，制造谣言引发恐慌情绪，干扰疫情防控工作的案例。张某某，33岁，在明知所谓北京封城是谣言的情况下，4月25日在微信群众传播北京28号要封城的消息，扰乱公共秩序。王某，48岁，传播扩散北京封城等虚假消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上述二人均已被北京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北京封城是否是谣言，这个问题在最近的几日中，我们从众多网络自媒体视频及官方通告看到，北京出城进城人员受到了严格限制，大批车辆被阻止在城周围的路口，从这些事实应该不难发现网友所传的“封城”并非谣言。如果说对“封城”一定有什么问题，那也只能说网友所理解的或者所指的封城，与官方所指的封城存在词意上的差异，而绝不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因而完全不是什么谣言。并且北京的疫情还在进一步演化，管控还在进一步加强，民众通常所指的封城情况正成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将那些网络言说要封城者以造谣拘押惩处，显然与事实大相径庭，是明显的违法行为。

如果说北京拘押传言封城的造谣者还存在些争议，还有待事实进一步演化来证明“谣言”是预言，处罚是违法，那么上海封城当是不争的事实了。然而，上海警方居然也将曾经传言要封城者拘押，并且至今不予纠正。

据上海市公安局通报：3月22日晚，有关“上海马上封城7天”“全封4天”等不实言论在网上大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经警方调查，相关不实信息发布者张某某（男，38岁）、俞某某（男，42岁）为博取眼球，吸引关注，自行编造上述信息，分别发布在同事群、业主群内，造成大规模传播和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张某某、俞某某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被上海警方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上面这则上海警方的通报显示，张某与俞某网友仅仅说“上海马上封城7天”“全封4天”便被立案侦查，受到警方惩处。那么后来的事实证明上海“封城”是真实的，而且远远不只封7天。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张、俞两网友所言不是谣言，而是预言吗？并且后来的事实远远比他们预想的7天要长，难道这种预言轻过现实的严酷就成为了定罪“造谣”的证据？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中共当局这种打击预报疫情信息言论的行径，早在2020年元月武汉爆发新冠疫病之初便出现，虽然因此引发全国舆情抨击，但两年多来各地屡屡发生的所谓查处疫情造谣案，证明着当局并没有吸取教训，悔过自新。

据2020年元月1日武汉警方通报：“武汉公安机关：莫传谣！8名散布谣言者被警方依法查处。”称，近期，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该市卫健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但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警方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发布信息、言论应遵守法律法规，对于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警方将依法查处，绝不姑息。希望广大网民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建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

随后外界知道，这8名被警方通报查处的所谓造谣者，正是在武汉医疗工作第一线的李文亮等医生，是他们本着专业知识与良知，将自己了解到的新冠疫病情况披露了出来。但他们却成为了被当局查处的造谣者。今天，世界的新冠疫病泛滥成灾，早已证明8名医生“谣言”的真实与宝贵。试想如果当时武汉当局没有以造谣查处8名医生，而是认真听取8人的预警，提前对新冠肺炎作出防护救治，世界也许不会遭如此大难，至少可以减少些危害，赢得控制疫情的更多时间与机会。

今天回顾武汉查处针对新冠疫病的所谓“传谣者”的惨痛教训，对照上海北京今日作为，会发现各地依然故我地对那些预报或披露疫情状况者以“造谣”为名进行打击。这种完全不顾事实，一味蛮横封禁打击公民言论的行径，业已给中国防疫带来灾难后果。

中共当局如此肆意在防疫中将那些预言及披露疫情真相者以“造谣”治罪，不仅直接剥夺着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践踏宪法，而且也直接给防疫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为人类面对自然灾害，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见仁见智，需要各种不同意见充分表达，而如果将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建议、预言都以谣言封禁，那就无疑阻断了人类认清病毒的途径、方法与角度，就必然会贻误时机，造成灾难。所以，从防疫中滥施造谣罪的危害可以看到，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就是增长人类战胜自然灾难的机会，这种个体言论的权利，事实关乎人类生存权利。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呼吁中共当局切实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立刻停止在防疫中以所谓造谣来打击公民，对那些在防疫中被以“造谣”违法处罚的公民予以国家赔偿。

民生观察 2022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