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声明与报告

中共二十大闭幕后，中共党魁习近平立刻率领手下参拜“革命圣地”延安，强调“红色基因”，参观“红旗渠”，强调“社会主义是拿命换出来的”苦干精神。众多省市一把手见机行动，纷纷带队瞻仰红色圣地，宣扬“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此举还有众多的海内外观察人士形容为“向旧时代狂奔”，到今天对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还作出误判，令人诧异。

中共党魁上任伊始就旋即朝拜“革命圣地”，并不是什么稀罕事。2017年十九大一结束，习近平就率领全体常委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参拜“红色圣地”。而在二十大闭幕式上被强行带离会场的前中共党魁胡锦涛，同样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率领手下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拜，重申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

参拜“革命圣地”，宣扬“红色基因”，之所以成为中共的“行礼如仪”，是因其一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的法统需要，一为继续坚持一党专政的意识形态需要，两者目的都是为了“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红色基因”是中共所谓的“合法性”最大来源。中共通过暴力窃国，把列宁主义政党的专政与东方的专制结合起来，成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庞大极权主义体系。作为极权主义政党，中共的政治逻辑就是宣扬专制王朝君臣黎民那一套，打江山就得坐江山，要万世一系把持政权，要换就只换人民。在八九六四时，中共军头王震发出的名言“老子的天下是三千万人头换的，谁想要拿三千万人头来换”显示的正是中共此典型的土匪逻辑：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老子打下来的地方就归我。

现代宪政体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来自于公民的选举和授权，公民通过民主选举委托授权代表组成政府并管理公共事务是政府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源泉。中共的一党专政体制自我神化为“伟大、光荣、正确”，黨規凌駕國法，凌驾于国家、社会一切权力之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党主而无民主，用习近平反复重复毛泽东那句话来说，就是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

把控一切权力的中共不容许国民有自由选举的权力，自然其政权谈不上有来自于公民授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中共不论哪个党魁上台，都只能高谈红色传统，显示其政权符合合法性的法统，所以参拜“革命圣地”就成为统治集团必不可少的仪式。

“红色基因”是中共坚持一党专政的意识形态需要。中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因为其统治已面临崩溃的不得已而为之，只能在其严密把控的社会松开了一小口子。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所谓改革开放给中共利益集团带来了庞大的利益，掌控了以往任何极权主义国家更庞大的社会资源。这个社会进程发生在既有的一党专政权力体制之下，其出发点本身即是改善并支持既有的一党专政权力体制，一党专政始终支配著整个社会进程。因此强调“红色基因”，强调“四个基本原则”，就继续维持了中共一党专政意识形态，维持了中共权力体系，维持了既得利益集团利益。

对中共来说，维持一党专政是终极目的，其它什么改开都是手段，当一党专政受到危害时，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所以才有了1989年的64血案。改革开放是为了给中共续命，自由世界自始至终是极权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但为了扩张国家利益，中共采取了韬光养晦的手段扮猪吃老虎。从中国外文出版社把韬光养晦译为to conceal one’s fame and ability”；“temporary retirement to bide one’s time before going on the offensive”，即“在时机尚未成熟时，最好先隐藏自己的才能，等待合适的机会”，就可以看到韬光养晦只是中共的权宜之计。

习天下的时代，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急速膨胀，中共的自信心也急速膨胀，自恃力强势大，认为不再需要伪装，是重新展现獠牙的时候了。对外战狼外交，对内控制社会，这是极权主义螺旋式递进的必然，而不是向旧时代的狂奔。在中共极权主义的层面，毛泽东邓小平是一体的，是极权主义的自我修正，习近平与毛泽东邓小平也是一体的，是极权主义的自我递进，谈不上谁新谁旧谁背叛谁，都是红色基因下的蛋。

中共二十大，中共党魁习近平不但一如所料取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任期，甚至极大可能终身执政，而且清一色的习派人马窃据了中共政治局各常委位置，打破了邓小平时代以后不同官僚利益集团的权力分享，成为毛泽东之后权力最高的中共领导人。

习家王朝正式君临天下后，民间一片哀鸣，认为恢复毛泽东式个人独裁后，加剧未来中国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但我们认为恰恰相反，习家王朝的建立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转折点，习近平成为中共的掘墓人，中国的民主运动面临自一九八九年六四学运后又一次的历史机遇。

中共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员。列宁主义政党特点是名义上为无产阶级掌权实际上却由少数寡头垄断权力的党专制，党国一体的一党专制成为领袖独裁的天然温床，所以产生了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独裁暴君，其制造的红色恐怖不但让无数无辜生命成为他们的殉葬品，无视规则、践踏规则亦危及到一党专制本身，使政权失去合法性，让绝大多数共产政权很快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对中共来说，其之所以能摆脱独裁主义政体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命运，要归功于邓小平通过文革认识到领袖独裁及个人崇拜的危险，为中共留下了一套制度安排和规则，如领导干部任期制、年龄限制、集体领导体制、干部任用制度等。最坏的规则也是规则，邓小平留下的游戏规则使体制内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对力量平衡，从而创造出一定的社会空间，使社会能量释放出来，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精英取代老一代的受教育甚少的农民革命领袖，革命动员型领导让位于改革管理型领导，从而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习家王朝的建立，是对列宁主义旧体制的复辟，全盘抛弃了邓小平设置的为中共续命的游戏规则。习近平要延续其终身独裁野心，就必须否定、放弃邓小平的制度安排，把政党、国家的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化党为家，党天下变成习天下，从而狠狠挖了共产党得以续命的生存根基。最坏的规则也是规则，当连糟糕的规则也不存在时，中共名为政党实际沦为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野兽。

换言之，习近平的利益不是中共的利益。中共传统的利益集团如江曾派、太子党、团派在这场游戏规则的颠覆中惨败丧失了所有利益。对中共更致命的是，对习近平“政治忠诚”的家奴成为官场的唯一赢家，让中国经济得以腾飞的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官僚被讲究“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觉悟和政治判断力”的党务官僚所取代，使中共以发展作为执政合法性得以维系的根基再度被清零，显示中共这个百年极权政党的惨淡未来。

对习近平、中共更不利的是，习家王朝的建立，使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聚焦到习近平个人身上，也就是说，执政出现问题，习近平要承受一切，成为所有社会问题的出气口，对体制的愤怒会聚集到习近平个人身上，对习近平的愤怒也同样不可避免地投射到中共身上，两者以后在每一次的国家与社会的冲突、撕裂中都成为所有社会愤怒的发泄口，呈现1+1大于2的加值效应，为未来的民主运动在社会动员上创造了条件。

党天下变成习天下，亦让中共以往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治国策略的结束。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独裁者都严重缺乏安全感，习近平也不例外，在中共二十大工作报告中，习近平使用“安全”字样达89次之多，显示其对政权，对自身安全的恐惧。习天下的治国策略毫不意外就是以“国家安全为中心”。当经济建设不再成为治国中心，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清零政策”丝毫不考虑对经济和民生的伤害。

亦即是说，习近平在中共党内一手制造了众多敌人外，治国策略的改变同样为其在社会层面把自己推向几乎所有阶层的对立面，受其伤害最深的毫不意外就是中国的资本家、技术精英和中产阶层。中国的资本家、技术精英和中产阶层一般来说具保守和依附性，所以才在江泽民时代成为“三个代表”的吸纳对象。从江时代的吸纳到习天下的排斥，最终将改变他们的成本－收益体系，迫使他们做出新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同盟军。

所以，习天下的建立，是以挖共产党的根作为代价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民间调侃习近平为“总加速师”在二十大后确实名副其实了，习家皇朝的建立为中共这副僵尸打下了棺材钉。不需讳言的是，习天下的个人独裁，确实要比党天下更黑更暗，民间的痛苦感愈加深重，但我们完全可以作出政治论断：习近平是中共掘墓人，现在是黎明前的最后黑暗！

民生观察2022年10月27日

2022年10月13日下午，中共帝都北京，中国最著名高校扎堆之地，中关村大街与北三环交叉处四通桥上，孤胆勇士，网络信息显示真名为彭立发，挂横幅并扩音器播放，喊出了罢免独夫民贼习近平的人民心声，此一惊天壮举是继2018年7月董瑶琼女士上海泼墨、2022年4月不知名勇士深圳罗湖喊出“打到习近平”，王美余、鲁杨、许志永分别公开要求习近平下台之后的，除习倒共又一枪。

这一声枪响，来得及时，时点拿捏精准，效果也必然是震撼性的。这一声枪响一定会让自认中共内部不二男儿的匪酋习逆近平心惊胆寒，一定会让中共内部极少数铁了心尾随习逆固守中共一党专制的死硬分子如阉竖王沪宁者惶恐不安，一定会让人模狗样进出中共的而非人民的大会堂的中共代表们心神不宁、各怀鬼胎。相反，也一定会让被中共及习逆暴政奴役七十三年的底层人民欢欣不已，甚至也会让中共内部深感无力制约习逆的良知未泯人士内心窃喜。

尽管彭立发的横幅和喊话仅直接针对习逆一人，但他的反专制、要选票的呐喊无疑同时也直刺中共要害，因为专制并非习逆个人之本性，而也是中共整体之本性。

彭立发的这惊天一枪，是在中共每逢其人代会、党代会等等无聊会议总要神经质地对人民严防死守，尤其是今番匪酋习逆妄图三连任、中共军警更是无以复加地草木皆兵、杯弓蛇影之际，在中共的政治心脏，在中国智商最高、信息最集中的核心地带打响的，冲破了中共自视铁通一般无缝隙的全民监控网络，对中共及其特务体系的心理必然极具震慑力，对长期处于绝望状态的民间各界也极具信心提振效应。

中共的本性是专制、极权、愚民、欺民，即便在“六四”元凶邓小平的跛脚改开、貌似宽松时期中共也一刻不曾放弃其专制贼性。匪酋习逆暴得大位后更是露出狰狞面目，为确保中共永久一党专制和个人极权，倒行逆施，变本加厉推行全面监控，对内残酷打压民间社会，对外大肆豪横、大耍混蛋，公开叫嚣抵制宪政、法治、民主、人权，彻底堵死政治改善的任何可能。短短几年，万马齐喑，举国阴霾，士人死心，兆民绝望。偌大中国，几成地狱，十四亿人民竟听任习逆一人愚弄和蹂躏！

今日之习逆，乃朱明末帝朱由检，刚愎自用、颟顸愚蠢，自视为能抢救必死之腐朽中共的唯一人选，必欲在专制、极权、反人民的末路上狂奔至死；今日之习逆，是满清鞑子濒死之际的慈禧老妖，为其一家一姓、一党一派、红色权贵家族之私欲，而决计与十四亿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为敌；今日之习逆，更是民初忘乎所以、权欲熏心、逆天而动的袁大头，不识天时、唯我独尊，自命真龙天子、无所不能，视天下苍生如草芥而尽可欺。

今日之中共，恰是慈禧老妖当政时的满清皇室，早已彻底衰朽和腐烂，苟延残喘、奄奄待毙。中共的腐败是内生的、先天的，是由其专制本性决定的，根本无可救药。中共作恶多端、血债累累、误国害民，人人切齿痛恨，无不翘首以盼其速亡也！

习逆已是如慈禧老妖一般的七十老朽，而认知却始终僵死在在其15岁被劳教时乳臭未干层次，始终静滞在“文革”红卫兵、义和团式愚昧、狭隘、蛮横的层次，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所言之停留在三百年前封建王权的层次。习逆痴迷暴力，在国内逞强蛮横，在国外虚张声势却又外强中干。习逆极度自负，自认仅凭蛮横和暴力就能轻松压服全体国民，三年来以所谓疫情防控为名行中共极权管控之实，折腾得华夏大地鬼哭狼嚎、鸡飞狗跳、哀鸿遍野、民无宁日。然而，尽管习逆如此苛暴，疫情前一年仍有泼墨女士董瑶琼率先打响了除习第一枪，疫情初期仍有张展女士自沪上勇赴武汉揭露中共掩盖疫情真相之黑幕；当习逆和中共无耻玩弄疫情政治进入第三年时，更有深圳罗湖勇士打响除习第二枪，而今又有北京四通勇士彭立发接力打响了除习倒共第三枪。

从上海的董瑶琼、张展到深圳的罗湖勇士，再到北京的四通勇士彭立发，中国最有风向标作用的三座国际化城市连成一线，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态势已然出现，不久之后的未来全民除习倒共的局面已然可以期待。

如果说上海、深圳两地作为经济重镇而使得董瑶琼女士的泼墨和罗湖勇士的倒习呐喊的声势未能充分发挥，那么北京作为首都、作为政治中心，四通桥所在的中关村大街作为中国智商最高的知识密集地带，加上彭立发先生的精心谋划，他的除习倒共第三枪必定会造成更大的声势。全体国民，全世界华人、全世界人民齐心协力除习倒共之蔚然大观已开始形成，中共这个人类极权专制的总后台和最后堡垒之行将坍塌已是指日可待。

诚然，在习逆和中共倾尽最后家底进行垂死挣扎的赤色恐怖下，普罗大众仍难免恐惧，此乃人之常情，不可能人人都像彭立发勇士这样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与习逆和中共正面交战。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彭立发勇士喊出了全体中国人疫情三年来、中共僭政七十三年来压抑太久、深埋心底的对习逆和中共的痛恨以及推翻中共专制集权的声音！

遥想百年前同盟会对顽固抗拒宪政、堵死改良之路的满清鞑子发出的一次次枪响，特别是汪精卫慷慨歌燕市的个人壮举，我们可以相信，四年来董瑶琼、罗湖勇士、四通勇士彭立发的三次枪响定会像辛亥首义一样，在全国各地、在底层小民心中产生强烈回响，造成薪火燎原之势。

习逆胸无点墨、满腹阴毒，仅因窃据大位，便厚颜以男儿自居。起于草根的四通勇士彭立发以其惊世骇俗之壮举告诉习逆和中共什么才是真正的男儿。真男儿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只身与习逆和中共正面交锋和决战！真男儿是像罗湖勇士和彭立发勇士这样舍身取义、不畏习逆和中共之邪恶的民间豪杰，而绝非习逆之类铁心死守一党专制，甘与崇祯皇帝朱由检、慈禧老妖、萨达姆、卡扎菲、希特勒、普京、金三胖为伍的反宪政、反人类之法西斯独裁暴君。

草根从来多侠士，习逆岂配称男儿！谁是真男儿，谁是真国贼，人民已经一目了然，后世更会给出更清晰的答案。

网络初步确认名为彭立发的四通勇士振臂高呼，公开喊出罢免中共头目习近平、推翻共匪专制暴政的人民心声。彭立发的这一壮举石破天惊，长期奔波在苦海无涯般的上访之路上的数千万中国访民能从彭立发身上获得什么启示呢？

中共国的访民群体大致集中发端于1990年代中期，源头先是强制、野蛮和暴力性的计划生育运动，紧接着便是以发展为名，由国家、政府直接插手和干预的强拆民房、强占土地尤其是抢劫农民土地的中共式圈地运动。显而易见，中共式圈地运动带有共产极权国家特有的计划经济、权力经济、国家和政府直接主导经济的特质。质言之，圈地运动、劫掠农民和部分市民房产和土地的终极元凶是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包括中共最高党委中共中央和最高政府国务院，而绝非如绝大多数访民和底层草民所愚信的那样“中央政策是好的，下面歪嘴和尚把经念坏了”。这是因为，1990年代中后期，正是中共国务院、正是时任总理朱镕基开始把仅为基本民生、绝非高科技产业的房地产确立为所谓的支柱产业、战略产业，而这一决策显然是中共最高层、是中共中央和中共政治局的决策，而非仅仅中共国务院和朱镕基个人的决策。

中共的这一拙劣、低级决策显然是急功近利的，与1958年的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大跃进”一样，是强权经济、权力意志和共产计划经济的鲜明体现，是短期政绩的强烈焦虑所驱动。原本与吃饭穿衣一样仅属基本民生的房地产被中共的权力意志强加了其不配、也不应承担的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之角色，劫掠民房、抢劫农民和部分市民土地的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以发展和为人民谋福利的堂皇名义。

中共房地产业二十多年的爆发式、泡沫化发展，经典地表明中共国根本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表明中共的房地产业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权力问题，是政治问题。权力，中共所垄断的权力，是中共房地产业首要而核心的生产要素，套用“六四”元凶邓小平的那句“格言”，权力、中共的权力，是中共房地产业的第一生产力！开发商无论是假借中共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之手劫掠土地，还是暴力拆除地上房屋，或者是打通所谓国有实为中共所有的银行关节以获得开发融资，中共的权力都是房地产业的第一要素、第一生产力！这样的房地产分明是政治的延伸和附庸，甚至根本就是中共的政治本身，哪里仅仅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在共产极权无死角的中共国，哪里还有什么不是中共政治的东西？

中共国的强权驱动的房地产业，与英国十五至十九世纪历次圈地运动一样，是中共强权和英王王权直接插手经济、赤裸裸地以强权对底层草根民众特别是对农民进行的暴力剥夺和劫掠，是裹着血泪的原始积累，是政治，是政治经济，而非单纯的经济。认识和评价这一现象，不能用经济学的理论和视角，而要用政治学的理论和视角。用习逆的话，就是要算政治账

作为中共这一强权政治驱动的房地产业的受害者，由失地、失房的中国农民和部分市民构成的访民群体，本质上是中共及其强权的牺牲品，而绝非单纯经济不公的受害人。

令人遗憾的是，数千万经年累月奔走在慢慢上访路上的访民中的绝大多数仍然抱守着“中央政策是好的，下面歪嘴和尚把经念坏了”之草民、皇民心态，幻想着中共高层良心发现，引颈苦盼清官、明君突现，臆想着有朝一日好运突来，自己能侥幸博得皇上垂青而一洗冤屈。

不可否认，在信息和理念快速传播的互联网时代，确有少数访民迈过了最初的启蒙阶段，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宪政、法治理念，清醒认识到正是中共本身制造了自己及全体访民的苦难，放弃了对中共的幻想。然而，即便是这少数访民也仍然缺乏与中共决裂、决战的意识，更遑论绝大多数仍未开悟、仍对中共抱着幻想的访民了！

中共对其反人民、计划经济、非自由市场经济的强权驱动的所谓经济发展模式毫无悔意，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前国务院副总理、现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就曾以轻蔑、嬉戏的口吻笑谈房地产和强拆问题：工作可能做得不够细致、到位，但我们把事情做成了，路修好了，楼盖起来了，发展了。

这就是中共最高层的认识和格局！中共最高层眼里只有高楼大厦、宽阔马路，哪里有人民，哪里有滴血流泪的农民、市民和访民！数千万苦苦奔走、臆想自己冤屈能够侥幸解决的访民们，何时彻底醒悟？

四通勇士彭立发本是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想必衣食无忧，并非访民或其他维权人士，就像之前的泼墨女士董瑶琼和罗湖勇士一样，原本并不为外界所知，今番突然横空出世，犹如天外来客，公开挑战习逆和中共，其认知一定经历了一个渐进启蒙的过程，尤其是习逆和中共的三年疫情政治直接促使了他的觉醒。依此逻辑，包括数千万访民在内的十四亿国民中认知觉醒的一定大有人在。我们应当相信，觉醒了的国民特别是访民群体下一步就会把理念化为行动，像四通勇士彭立发一样，放弃对习逆和中共的一切幻想，清醒、理智、勇敢地与习逆及中共决裂和决战，告别漫漫无期、死路一条的上访之路，坚定地走上宪政、法治之路。这，才是访民和全体国民的唯一出路。

民生观察 2022年10月17日

云南省镇雄县、重庆市长寿区发布通告，决定从2022年9月21日零时起对集中隔离场所实行收费。

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两地的通告均称对拒不支付者“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而要害正在于这个所谓的“依法”和“法律责任”。

自2019年12月前后疫情从武汉爆发以来，除了《传染病防治法》等几部已经生效的法律、条例外，中共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并未颁布任何针对新冠疫情的专门法律和条例，特别是没有颁布任何有关集中隔离费用由谁承担的法律或条例。既如此，云南省镇雄县、重庆市长寿区两地的新冠疫情防控部门所称“对拒不支付者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所依之“法”就根本子虚乌有，所欲追究的“法律责任”更是不知由来、无从谈起。因而，两地的通告是十足的法盲式拍脑袋决定，体现了十足的中共式的权力意志，暴露了当地党政机关和官员根深蒂固的强权思维以及淡薄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两地通告实在是虚张声势，企图忽悠民众，所宣称的“法”绝非国家法律，而只是当地主要党政官员随心所欲的法盲式个人强权想法。

相反，中共的《传染病防治法》却明确规定隔离费用应由实施隔离的政府承担。

《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经上级政府批准后，县级以上政府可以对已经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实施隔离措施；实施隔离措施的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

“提供生活保障”意即承担被隔离人员的食宿等日常费用，不容置疑和狡辩。

《传染病防治法》第三条规定的甲类传染病有鼠疫、霍乱两种，乙类传染病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25种，并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传染病暴发、流行情况和危害程度可以决定增加、减少或者调整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以公布；第四条规定对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其他乙类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要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新冠肺炎2019年年底在武汉突然爆发，因而不在中共之前已经颁布的《传染病防治法》各类传染病之列，显属“突发原因不明”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毫无疑问，依上述第四十一条的规定，隔离费用应由政府承担。云南镇雄县、重庆长寿区擅自决定对被隔离者收费实乃明目张胆的公权违法，其所谓“依法”和追究“法律责任”实属信口雌黄和强权撒野。

中共及其各级衙门和官吏的强权任性和胡作非为由来已久，是中共根深蒂固的传统和天性。在年初的上海全面封城劫难中，即便被外界认为是中共治下执法相对文明些许的上海公安也上演了无数暴力“执法”、野蛮“执法”、非法“执法闹剧”，如分明是强盗式的非法破门而入，中共警察却强词夺理叫嚷“依法执法，请你配合”，分明是核酸阴性或者阳性存疑、正在核实，中共警察却强行上门以暴力手段把人带走，并狡称“依法执法，请你配合，否则警察可以实施强制”，明明从无任何一级中共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核酸检测并无强制性的法律依据，中共警察却虚张声势地恫吓不做核酸检测违反了什么政府颁布的紧急状态法令，并对公民非法地“依法”拘留……

中共警察还在高速出口非法堵截知名人权律师常玮平的妻子陈紫娟女士一家三口，而当陈紫娟以中共公安部的公开规定对非法拦截他的中共警察进行录像时，中共警察竟能斗胆叫嚷“警察执法时公民不能违法拍摄”，公开打脸他的最高上司中共公安部。厚颜无耻以至于此，夫复何言！

其实，不仅对警察的合法执法任何公民均有权拍摄、监督，而且对中共警察的非法、暴力和野蛮“执法”，公民非但可以录像，更可以像范木根、崔英杰、夏俊峰、丁汉忠等人那样，依法行使正当防卫和无限防卫权，可以将强横成性、非法“执法”的中共警察、城管等官吏制服直至击毙。

民间舆论一致猜测云南镇雄县、重庆长寿区的财政大概的确吃紧，才不得不出此蠢招。疫情三年，各级公权一味蛮干，动态清零、全员核算、政治挂帅、经济管死，私营企业纷纷倒闭，底层民众入不敷出，税源枯竭，财政自然紧张。然而，财政果真紧张到了无法开支隔离费用吗？非也！为什么不裁减天文数量的冗官、庸官、贪官？为什么不废除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工青妇、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协甚至作恶远远多于行善的政法委和各级党委？天文数量的中共冗赘官员一旦裁撤，积重难返的中共特权公款挥霍自然消除，财政还会紧张吗？还何需打本已嗷嗷待哺的底层小民的歪主意、从他们已经空空如也的腰包里劫掠隔离费？

新冠疫情历时三年，从最初的高重症率和高死亡率到目前的轻症化、感冒化和低死亡率，全员和常态化核酸检测、无差别的全城封控、大规模的转移隔离等等疾风暴雨的战争式的、粗放型乃至野蛮的防控手段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质疑，越来越明显地失去必要性，越来越暴露出其反科学性和反人道性。中共的疫情防控越来越偏离疫情的医学和科学本质，越来越异化为中共各级官员向上进忠、制造泡沫政绩的表演秀，越来越赤裸裸地被中共用作服务于其政治目的、“证明”其政体优越于宪政、民主政体的魔术棒，也即中共高层最近固执喊叫的“要算政治账”。此次云南镇雄县、重庆长寿区悍然非法强迫小民缴纳隔离费，公然非法推卸政府应当承担的支付隔离费的法定职责，实施毫无必要的大规模异地转移强制隔离，尽情表演作秀，向上邀功请赏，就是最新式的政治防疫、防疫政治秀。当国际社会理所当然地要求中共配合调查新冠病毒的源头时，中共叫喊欧美各国搞疫情政治化，而当中共自己高喊“要算政治账”时，却似乎浑然不在意自己的这个“要算政治账”其实是最无赖、最拙劣的疫情政治化。

云南镇雄县、重庆长寿区此举如被中共各地效仿，定将成为各地党政机关和官员的敛财新路，为各地官员打开一扇新的贪腐大门，既向上进忠邀功，又赚得盆满钵满，政治经济两手都强硬。这莫非又是一起经典的高级红低级黑吗？莫非两地党政主官心怀叵测，唯恐中共后院不起火，一心要激起民变、从内部搞垮中共吗？

民生观察 2022年9月29日

民生观察得悉，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郭飞雄自2021年12月5日被抓捕后即开始绝食，抗议当局一再无理甚至以抓捕阻挠他赴美照顾患有晚期肠癌的妻子张青。而在今年1月张青在美国病逝后，郭飞雄更因对妻子离世感到极度的悲恸和内疚，极大的精神痛苦和因绝食而导致的营养不良使他健康急速恶化，现在的体重已减至不到50公斤，而且正以每月减少两公斤的速度恶化，已经面临即时而紧迫的生命危险。

郭飞雄本名杨茂东，1966出生，是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郭飞雄2006至2011年曾入狱五年，2013年8月8日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第二次被捕并遭酷刑，于2015年11月27日被判刑6年。2015年获爱尔兰人权组织颁发的“前线卫士奖”，称他“是人类精神中忍耐的标志，他象征着生存意志、自由思想和有价值的生命”。

2020年1月，郭飞雄在美国流亡的妻子张青不幸罹患肠癌2021年1月28日，郭飞雄在上海浦东机场准备搭机赴美探望照顾病重的妻子时，被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无理阻挠他出境。2021年11月29日，郭飞雄向中国总理李克强发出公开信，要求当局能放他出境赴美探望妻子，不但没有得到回音，还于数天后的12月5日再度被扣押。2022年1月10日张青不幸病逝，郭飞雄不但未能前往美国为妻子料理后事，反而在两天后的1月12日，经广州市检察院批准，被广州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这是他第三次入狱。2022年7月8日，广州市检察院决定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郭飞雄，该案目前现已移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郭飞雄作为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这十多年来不是身在狱中被监禁，就是处于受到日常骚扰和监视的生活中，连赴美照顾重病妻子的基本人道主义诉求也被断然拒绝，当局不但践踏人类最基本的伦理底线，更因此而抓捕郭飞雄。在此刻郭飞雄的生命危在旦夕之际，民生观察对他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危深表忧虑，强烈呼吁各国政府、媒体、人权组织：

1.关注此紧迫的危在旦夕状况，不能让郭飞雄成为第二个被中共迫害至死的刘晓波。
2.恳请各人权组织游说、各媒体机构报道、各国政府施压，全力营救郭飞雄，让他恢复身体健康和自由。
3.高度关注和重视中共一再漠视和践踏人类基本人权、人类基本伦理的极端恶行，这是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侵犯，务必阻止和严惩中共继续破坏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恒久基础的行为，避免其遗祸全人类同胞。

民生观察 2022年9月25日

9月18日贵州三都县公安局通报称在当天凌晨，贵阳往荔波方向高速上发生一起客车侧翻事故，事发时车上载有47人。截至18日12时，事故造成27人不幸遇难，20人受伤正在救治。

消息一出震惊了中国网络。在微博、微信这些社交媒体上无数确切的消息证实了官方含糊其辞的背后是一起重大的人祸事件。事故车辆事实上是在执行官方的“社会面清零”政策正在长途运送贵阳居民前去外地集中隔离。网民指车上的乘客为贵阳市云岩区大营坡后街的“密接人员”。

自9月5日贵阳开始封城以来，极端的防疫措施已经制造了大量的人道灾难。中共二十大开会在即，为了向连任的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所谓的开会“献礼”表态效忠粉饰太平，官方在9月17日决定进行更严厉的防疫措施。9月17日官方中新社发布的新闻稿《贵阳：决战决胜社会面清零》显示，要“全面提速”，做到“日清日结”，因此进行所谓的“社会面清零”政策就成为官方的不二之选。

作为清零重启方式的所谓“社会面清零”，最早出现于2021年底的西安，指的是当城区内的小区出现病例后，便把小区的所有人员都移送隔离或迁移出城区外，这样主城区就可视为达到社会面清零，经济可提早恢复。“社会面清零”在实际执行上却因为因为各级官员要避免发生疫情后遭上级追究及问责，所以大面积出现了强迫民众接受各种惨无人道的人身控制现象，从而制造了比疫情更多更大的人道灾难。

贵阳市的官员宣称要在9月19日实现社会面清零，为了实现此目标，贵阳连日来疯狂地对民众实施严厉的防疫手段，制订了严苛的“一人阳性，整栋楼的人被转运”的极端政策，无论是无症状的感染者，还是密接人员，即使是阴性的密接人员，也要被拉到其它的地方隔离。这样就算有阳性人员的增加，数据也不再计算到贵阳市的数据里。官方公开的通报数字里就有近一万人被惨无人地道转运到贵州省其它偏僻地方，甚至有民众被安排到精神病院进行隔离。

就在此背景下，在三更半夜进行对民众的“转运”实现“社会面清零”成为两天来贵阳的常态，从而导致27条无辜的生命就此告别了这个荒谬的国家。

民生观察沉痛哀悼贵州918事故罹难的27位同胞，并强烈谴责中共的极端“清零政策”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当世界已在恢复正常生活时，只有中国还在顽固坚持侵犯人权、漠视民生日艰、漠视民众苦难的极端防疫措施。民生观察认为，不结束“清零政策”，类似贵州918事故的人祸只会继续连绵不绝，人民的苦难苦难永无尽头。

九十一年前的918事变，被视为中国人的国耻，是中国人滑向苦难深渊的开始。今天的贵州918事故，是中国人的新国耻，14亿人每个人都是贵阳那辆凌晨大巴上的乘客，看着开车的中共焊死车门加速挂倒挡疯狂地冲向悬崖，不想车毁人亡，就只能持续发声和行动，换掉这个只为一党之私绑架14亿人民的司机，阻止更大的悲剧发生。

愿罹难同胞安息，愿中国早日结束中共极权主义的统治。

民生观察
2022年9月18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8月31日发表外界期待已久的关于中国新疆的报告，该报告指中国以“反恐”和打击“极端主义”为名，严重侵犯新疆地区维吾尔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群的人权，中国当局可能犯下了反人类罪。

这份联合国报告描述了发生在新疆的“大规模任意性拘押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涉嫌参与恐怖主义的人未经合法诉讼程序，就被无限期地关押在高戒备设施当中。而中国宣称这些营地属于再教育和培训设施，并否认发生任何虐待行为，称这是在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化。这份报告还发现了对酷刑与性侵犯的“可靠”指控，包括在新疆拘押中心的强奸罪行等。报告指出实施强迫劳动、绝育与堕胎，以及压制信仰自由的行为。

中共在新疆的反人类罪行一直是国际社会近年来关注的重点。对世界文明国家来说，绝难容忍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还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国家暴力手段行禽兽不如的暴行。所以，从国际人权组织到新闻媒体都全力关注、披露新疆的反人类行为。

2019年11月《纽约时报》率先曝光400多页中国政府内部如何开启和升级针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拘禁和监控政策的文件，令世人震惊。接着在2021年2月BBC报道采访了在新疆集中营中受到拘禁、并自称受到和性侵、强奸的维族妇女，西方文明世界为之哗然。2022年5月24日，由14家世界级媒体组成的联盟重磅披露了新疆警方内部关于集中营内数以万计的照片和相关文件的《新疆公安文件》，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新疆集中营”的内部资料外泄，文件证实了年新疆存在广泛的迫害和大规模的拘留。媒体联盟在披露前曾花费数周时间共同研究、评估了相关文件，并部分验证了文件的真实性。

这次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表的中国新疆的报告，耗费了三年时间编写，在48页的报告中历数在中国新疆发生的针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暴力行径，基本肯定了国际社会一直以来对新疆暴行的批评，从而把中国共产党牢牢地钉在反人类的兽行榜上。

民生观察是一直以来严重关注新疆问题的人权机构之一。在2020年3月17日，民生观察发表的《2019年中国社会控制年终报告》（https://msguancha.com/plus/view.php?aid=19504），就以“恐怖集中营”为专门专题，对中国政府在新疆施行压制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新疆模式”社会控制着重进行系统性的阐释，指出新疆极端化、中国新疆化、世界中国化是中共极权主义统治的必然结果，认为不结束中共的极权统治，则中国的人道主义灾难后果不但是中国人民承担，最终也必然要被世界人民承担。

正如“人权观察”组织全球宣传部副主任约翰·费舍尔在报告发表后所说的：“长期遭受中国政府诋毁的受害者及其家属终于见到他们所受的迫害得到承认，现在能够指望联合国和其成员国采取行动，追究施暴者的责任了。”国际社会在如此反人类暴行面前，不能再视而不见，是时候采取具体步骤制止这些危害人类的罪行，并追究中共的暴行责任。

必须要指出的是，新疆反人类罪行仅仅是中共的极权恶之花结出的毒瘤之一，还有西藏、蒙古等少数族裔同样遭受民族压迫和文化消灭，香港正在被消灭原有的基本自由，而在整个中国，更有不计其数普通中国人没有基本的人权。这是作为极权主义的中共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对全体中国国民的犯罪，不是民族对民族的压迫。

9月7日，联合国网站刊出了包括任意拘留问题、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等联合国人权工作组和酷刑、意见和表达自由等特别报告员共四十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发布的共同声明，呼吁国际社会不能、也不应当忽视新疆的反人类行为。随着更多的国家、人权组织、媒体基于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加入声讨行列，中共在世界正在变成过街老鼠。

兽行必须被严惩，正义必须被伸张，中共的独裁统治必须被结束！

9月2日，香港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上法庭就支联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初级侦讯进行答辩。邹幸彤掷地有声的证词被香港本地媒体明报、东方日报以及独立传媒等网络媒体以及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等广为传播，赞者誉为她无愧为梅艳芳后被大众认可的又一个“香港女儿”。

现年37岁的邹幸彤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回到香港投身人权事业，先后担任支联会副主席、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部理事、独立中文笔会理事等职务，并作为大律师参与了郭永健港铁示威案件、冯敬恩围堵港大校委会案等众多人权案子。在2020年7月1日国安法在香港实施后，面对滥抓滥捕、媒体关停、团体解散、公民社会瓦解的白色恐怖，民主运动陷入低潮之际，她挺身而出，决不妥协，因而成为抗争者的代表人物，也遭到了决心消灭香港一切抗争力量的中共当局的忌恨，在2021年12月和2022年1月先后两次判刑共1年10个月，同时还指控煽颠罪以及拒交资料罪正在审讯中。

2021年邹幸彤在被捕前接受英国BBC中文访问的时候被问到，知不知道自己的做法和立场可能令她承受更多刑责，她回应指知道，但“为争取民主付出代价，我愿意”，“这就是香港现在的状态，你要在专政之下争取民主，被捕是不可避免的，要来就来吧。”

邹幸彤已成为香港民主运动的象征性人物，先后在2021年12月4日获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第35届杰出民主人士奖以及12月10日获独立中文笔会林昭纪念奖。她的“你们的恐吓到我们为止。我们不会帮你们散播这种恐惧”成为香港民间社会广为流传的名言。

在9月2日被控煽颠罪的初级侦讯法庭上，邹幸彤回顾了她从小学开始跟随母亲参与维园烛光集会，反映了支联会对香港这座城市的影响，维园内的气氛最触动童年的邹幸彤，她在庭上形容：“我第一次感受到那么多人共同的悲伤、共同的愤怒，很想去明白到底是什么能让那么多的人连成一体。”她进而指出，“在维园亦见到香港人最美好的一面”，集体付出和不计私利的烛光晚会，“是对年幼的我最深刻的一堂公民教育课”。广场上为民主付出的学生、天安门母亲、维园里的参加者和行动者成为她的榜样，“示范给我看如何做一个大写的人”。

维园悼念六四活动是邹幸彤公民意识的起点，也成为她与支联会的缘分，与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缘分的联结。她在支联会负责大陆事务，多年来奔走中港两地，接触到了中国的异见人士、人权律师、维权公民，见识到了不为外界所知的中国民主运动的牺牲与坚持，这些不一样的经验，从而使她有了与一般香港人不同的视野，也让她在香港民主运动退潮时作出与众不同的判断与行动策略。

署理主任裁判官向邹幸彤读出控罪并问她的答辩意向，邹幸彤答道：“无可能认罪，追求民主无罪，不认罪。”黑暗時代，如果所有人都在沉默，都在随波逐流，那么不会有光明到来的可能性。邹幸彤认为：“如果我们没有人准备为自由而死，那我们所有人都会在暴政中灭亡。反抗，是不得已而为之，更是唯一的生路。”当恐惧成为香港黑暗時代的常态时，勇气才是唯一的答案，邹幸彤这样的抗争者给社会带来了温暖的希望，从而被人们昵称为“香港女儿”。

庭审尾声，邹幸彤如此作结：“要结束一党专政，就是要挺直腰骨做人，打破思想牢笼和恐惧，提供选项，自由地说话，捍卫重要价值和原则。而这些，就是支联会一直以来所做的，亦是我在这个法庭要做的事。”

对邹幸彤、支联会的审判是香港的美丽岛版审讯，他们抗争的勇气，冲破专制的牢笼，将会载入香港、中国的民主运动历史。

民生观察 2022年9月5日

自6月13日以来，中国的极端高温天气创纪录持续至今，打破了自1961年以来的纪录，有300多个国家气象站突破历史最高温度。而被称为火炉的重庆，网民戏称终于摘掉了火炉的标签，因为现在的重庆就是个炼丹炉，持续42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已经有1个多月了，最高的气温在8月18日达到了45度的极端温度，这是中国首次在新疆以外地区记录到45摄氏度高温。

极端的高温天气对民众的工作、生活和身体产生不良影响，对人体健康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更雪上加霜的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令多个省份陷入电力短缺的危机，四川、重庆等地都在无法缓解供电压力的情况下，对辖区内的居民用户实行了限电。在微博上，网民透露了重庆的高温和限电下，救护车频繁进出医院，不少老年人因不适炎热而中暑导致不治死亡。

在如此极端的天气下，在全国最酷热的重庆，却发生了最反人性的事情。8月24日，在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下，为了执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清零政策，为了在中共二十大前向党魁表态效忠，重庆当局严令中心城区一千多万人在酷暑中长时间排队作核酸检测。中国官媒人民网对此高温核酸进行了报道，在重庆市中心城区超过3000个核酸检测点对1032万人进行了核酸检测，而兴师动众罔顾人民生命安全的这次全员检测最终仅仅发现两例阳性感染者。

为了在高温下迫使民众走出家门到核酸检测点参加检测，官方对全体民众赋予橙色健康码，在中国严苟的防疫政策下，未经核酸检测的非绿码民众其正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受到严重影响，在官方规定只有在参加核酸检测后，健康码才会由变绿的胁迫下，民众被迫在40度的高温下排队核检。

强迫一千多万人在如此高温下做核酸，不科学、不合理更不合法。在微博上流传的一张照把将重庆的残酷现状展现的淋漓尽致，超过40度的炎热高温，远处的山在燃烧，居民楼遭限电漆黑一片，市民在强迫下排着长龙做核酸，山火，高温，限电，核检，自然的灾难和人为的灾难，“相互辉映”地把重庆折腾成人间地狱。

重庆市民的遭遇只是今日中国国民在中共政权下所经受苦难的一角。新冠疫情爆发两年以来，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清零政策，制造出了比疫情更大更恐怖的人为灾难。在今年三月份上海疫情中，上海市民所受到的一幕幕触目惊心的荒谬防疫措施对待，把中国最大最繁荣的城市变为一座“饥饿之城”的惨况震惊了世界，让世界看到了极权主义的反人性反人道本质。

对习近平来说，清零政策已经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争，要凭借对疫情的成功控制来证明专制模式比民主国家更优越，同时展示中国力量和“东升西降”的世界大势，更可以把此描述为中共对人民施以良治的典范，暗里又可通过战时动员的方式来控制民众，这就是中共政治局7月28日召开会议所指出的“特别是要从政治上看、算政治账”。

在习近平多次发出指示必须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强调中国的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背景下，清零政策和习近平已经紧紧捆绑在一起，质疑清零政策就是质疑伟大领袖，任何批评，包括对相关政策引发的沉重经济代价的质疑，都可能被指“挑战党的核心”，“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中共政治局常委会5月6日会议要点）。

为了维护独裁领袖的政治威信，为了显示中国专制政治体制的优越性，一个反科学反人性的清零防疫在中国大地上制造出了种种荒谬、荒唐的人道灾难，隔离、封控、大规模核检，给上亿人的生活按下暂停键，造成民怨沸腾也在所不惜，让本就缺少人权的“人权侵害”加剧，使社会付出的经济和人权成本越来越高。

两千多年前，孔子面对专制统治者苛刻统治暴虐造成的人民苦难，不由感叹说：“苛政猛于虎也”。两千年过去，专制依旧，热死也要清零的重庆高温核酸生动演绎了苛政猛于虎的现实版本。

民生观察 2022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