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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中国电商网红李佳琦在直播中质疑网民“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引起舆论海啸，受到网民一面倒的口诛笔伐。李佳琦事件的出现背后有相应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情绪做支撑，李佳琦的粉丝几乎全为年青人，在经济下行、消费乏力的当下，佛系、躺平与内卷为主，中下层的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层跃迁几乎不可能，对于在这个高压时代艰难谋生的年轻世代来说，李佳琦的话无疑深深刺痛了他们，自然成为民众的出气筒。

李佳琦事件显示了在中国梦破灭时代年轻世代的困境与焦虑。2023年，是中国繁华落幕的开端，中国人正在为中共的极权主义付出沉重代价，而年轻世代在这场社会危机中受伤最深，失去对生活的渴望，失去对人生的热情，对未来看不到出路，积怨尤重，逃避、不满、幻灭乃至绝望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于是每一次的恶性社会现象都成为刺激他们情绪的“放大器”，从董小姐肆无忌惮的宣称“别人奋斗的终点，是她的起点”到李佳琦的“有没有认真工作”激起的舆论海啸，莫不如是。

曾几何时，这个被称为“Z世代”的群体呈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不像于他们父辈身处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荡的时代，他们赶上中国经济腾飞的时期，出生于享受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改革开放”红利的时代，作为受到互联网、即时通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影响很大的一代人，被党国的严密意识形态控制和消费主义双重洗脑，既渴望彰显特立独行，标签鲜明的个性，又为“厉害了我的国”民族主义叙事所影响，醉心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大都成为坚定的“小粉红”。

“Z世代”的国家认同与习近平的“中国梦”息息相关。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发表讲话时，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此成为中共重塑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党国一体观念推向高潮。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封闭、狭隘、极端的价值观，在意识形态洗脑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世代也被此所塑造，敌视普世价值观念，“犯我中华虽远必诛”“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不断冲击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底线。

享受了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红利而产生的“中国梦”固然“正当化”了中共在内政、外交上的极端行为，同时也因其极端性而不断失去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红利，红利的丧失带来内部深刻的不满，使“中国梦”失去“合法性”。所以“中国梦”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破灭的下场。

疫情三年是中国年轻世代“中国梦”破灭的开始。反科学、反常识、反人性的“动态清零”政策而衍生出来的种种匪夷所思极端封控措施使年轻世代目瞪口呆，从而重新定义了他们的国家认同。极端封控下致经济发展受阻，年轻世代不但动辄被困家中或者学校，而且就业空间收缩，给青年带来了严重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使他们对生活和现实既感到担忧，更感到愤怒。

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疫情对日常生活的改变，年轻世代突然间发现以前所憧憬的那一切都不在了，“中国梦”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恶梦，疫情三年没有任何的青春快乐，只有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没日没夜的封校，无穷无尽的与社会隔绝，拼命地往上生长，却免不了被割韭菜的命运。

2022年底，清零政策在人民反对的怒吼声中终于收场了，然而“中国梦”带来的恶性后果刚刚开始，西方与中国脱钩，资金、技术、市场急速远离中国，经济举步维艰，青年人就业困难，独裁体制下又使社会流动渠道越发狭窄，年轻世代受到影响最大，受伤最深，成为“中国梦”的祭品。

今年8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数据：中国青年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21.3%，创下历史新高，随后官方迅速决定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为了掩耳盗铃，当局甚至发明了一个“慢就业”的新名词。而据中国知名智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7月报告估算，中国实际青年失业率可能高达46.5%。这显示了中国的年轻世代在这个中国梦破灭时代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梦想幻灭，年轻世代现在是“躺不平，卷不起”，只能“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以维持最低生存标准来作为韭菜们无声和无奈的反抗。今年“人矿”一词爆红，把人矿定义为:读20年书、还30年房贷、养20年医院，从生下来就被当作消耗品使用的中国人，一辈子被剥削、压榨套取利益，最后还被买卖人体器官，是为终极“韭菜”。这是中国年青人向这个世界传递出的在这个中国梦破灭时代年轻世代的人间悲歌。

从理想的高耸入云到现在的卑微如尘埃，中国年轻世代的幻灭本身就对中共政权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对人生失望对社会失望往往是愤怒的起点，而这愤怒又经常是反抗的第一步。中国社会未来因此而如何改变，我们拭目以待。

民生观察2023年9月20日

近期，中共公安对两位新公民运动活动人士宋泽（宋光强）、张宝成构陷了寻衅滋事罪。先是2023年8月15日，宋泽被中共武汉公安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具体事实不得而知；9月2日，张宝成先生仅因到中共自诩为心脏地带的天安门广场，“八九.六四”屠戮之地，不堪繁苛的所谓安检，做了一个抗议的动作，而被中共北京公安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9月15日，在律师会见及中共检察院介入后，北京公安把刑事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张宝成先生暂时获释，但北京公安却不甘彻底认错，不肯痛快撤案。

比起北京公安强加给张宝成的寻衅滋事罪，武汉公安强加给宋泽的寻衅滋事更加诡异和荒谬，武汉公安明明以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留宋泽，却恬不知耻地狡称“宋光强涉嫌寻衅滋事案属于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武汉公安恶意曲解法条，其无耻与中共北京昌平公安6月份骚扰王全璋、李文足一家时狡称“涉密”的流氓无耻如出一辙。

中共僭政三十年后才于1979年制定了首部刑法，寻衅滋事罪的立法史即可追溯至这部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是79刑法第160条所列“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三种流氓罪形式之一，第160条另有“其他流氓活动”这样一个兜底的箩筐、口袋。这种空洞、含糊，本质上是立法与司法不分，是把本属立法权的入罪空间拱手出让给行使司法权的中共公检法，立法权与司法权合二为一，流氓罪的立法条款及个案司法走向了专制。

邓小平发动的1983年严打制造了无数无罪乱判、轻罪重判的冤假错案，把流氓罪的箩筐、口袋式滥用推向巅峰，此后流氓罪罪名的含糊和滥用一直饱受诟病，1997年中共修改刑法，肢解了流氓罪，分化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制侮辱妇女等罪名。97刑法“寻衅滋事罪”法条详列了四种行为方式：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97刑法颁行之初，中共法律界、法学界、体制内外一片盲目乐观，一致认为解决了流氓罪的含糊、空洞、无远弗届问题，完全没有预料到仅仅十年左右之后，大概至2010年前后，从流氓罪母体中分解出来的寻衅滋事罪就被中共，玩弄成比流氓罪更加流氓的口袋罪，一个专门对付维权人士和底层访民的口袋罪。以寻衅滋事罪迫害依法行使公民权的民间人士以及合法维权的访民，是维稳沙皇周永康执掌中共政法时期密定的策略，这一策略并未因周永康的垮台而退出，相反，由于契合了中共把维权人士和访民视为敌对势力和黑五类之一的定位，这一策略越来越得到强化，越来越公开化，公开化的铁证之一就是2019年2月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依法处理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通篇回避中共的信访体系以及整个权力体系根本不能、拒绝解决访民正当、合法诉求之现实，无视信访徒耗访民生命、访民根本没有可行的维权通道之现实，企图全面禁锢访民、把访民困死在“合法”上访的绝路上。

指导意见无端指责“有的信访人员不到设立或者指定的信访接待场所走访、不向有权处理的机关反映诉求……有的在走访过程中实施抛洒、张贴传单、打横幅、喊口号、穿状衣等行为，有的借信访为名实施聚集滋事行为，有的多次进京信访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指导意见紧接着虚伪、矫情地宣称访民的这些行为“严重干扰正常信访秩序，……影响其他信访人员合法反映诉求”，居心极其阴险，企图分化访民，更倒打一耙，反诬访民的“非法进京信访滋事行为更是对法律尊严和国家形象造成严重伤害”，企图掩盖正是中共自己的恣意践踏法律和腐败公行才是法律尊严扫地和中共自己在全世界声名狼藉的唯一原因。

就像宪法上白纸黑字写着的公民权利被中共在现实中玩得荡然无存，就像香港的一国两制被中玩得彻底残废。正因为寻衅滋事罪早已被中共自己玩成了鬼打架，即便明知张宝成根本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北京公安也必须无事生非、借题发挥，必须先给他强加上这个罪名，以达恐吓、威慑和保政权之效；正因为寻衅滋事罪沦为鬼打架，武汉公安才胆敢如此颟顸，公然狡称“宋光强涉嫌寻衅滋事案属于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寻衅滋事罪，信访，中共的法律和司法，中共的整个权力体系，统统是鬼打架！

民生观察 2023年9月20日

——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

2023年9月1日，中共人大常委会公布《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征求公众意见，旨在显示中共的所谓立法民主。草案中几个明显的恶法条文引起了法律学者、律师以及民间各界的激烈反对。

最受诟病的是草案第三十四条，
第（一）项“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环境和氛围”存在模糊性；
第（二）项“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
第（三）项“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反对者集中抨击的是这两项所称“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感情”的模糊性；
第（四）项“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所称“亵渎、否定”与依事实和逻辑质疑“英雄烈士”如刘文学、雷锋“事迹”的真实性之间，以及“宣扬、美化”与还原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义和团的史实真相之间，也都存在明显的模糊性，并且第（四）项不由分说，直接把“亵渎、否定”、“宣扬、美化”等同于八杆子打不着的“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
第（五）项径直把“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直接等同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更体现了中共特有的蛮横和混不吝，存在着极其浅显的逻辑漏洞——亵渎、否定、宣扬、美化何以就成了寻衅滋事和扰乱公共秩序，“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这些精神性的范畴何以就成了“社会公共利益”，所谓社会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

宪政、法治之下法律保护的利益即法益以物质性利益为主、以精神性利益为次，无论是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之类公法，还是民法这样的私法，概莫能外，如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所保护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及保障人身权、财产权的秩序，都是物质性的利益，只有极少的法条把个人的人格、名誉之类精神利益作为法益加以保护，如惩治侮辱、诽谤行为的法条（中共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现行2012年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又如中共民法典绝大多数法条都以公民或组织的物质性的人身权、财产权为保护的法益，只有第九百九十六条、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两个条款规范了以个人物质性的财产或人身利益损害为基础的精神损害赔偿。总之，法益以物质性利益为主体、以精神性利益为例外，并且在例外情形下作为法益加以保护的也只能是个人的精神性利益，而不能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或国家精神之类抽象、笼统的集体精神性利益。

2023年3月刚修改的《立法法》第七条规定“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这一规定试图体现现代宪政、法治所要求的法律规范的明确性原则。法律规范是指对公民或组织的行为方式的规定，即在什么条件下应当或不应实施某种行为，以及实行或不实行的法律后果。

与第三十四条相比，第一百条其实更加危险，但只有少数学者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慧眼提及。第一百条称“为了确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被侵害人的某些特征……或者生理状态，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或者采集肖像、指纹等人体生物识别信息和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拒绝检查、提取、采集，人民警察认为有必要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强制检查、提取、采集。”

无论是第三十四条，还是第一百条，其共性都是扩权，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扩张中共公安的权力。相对应的，必然是公民权利的缩小，尤其是被中共公安视为黑五类之一的数千万访民的权利的缩小。

第三十四条，以及第一百条关于仅经办案部门负责人的批准即可强制对人身进行检查，即可强制提取、采集肖像、指纹和血液、尿液样本—中共公安实践中一直就公开非法采集被羁押人的指纹、血液，如此明目张胆的违宪扩权竟然通过中共国务院的审议批准，足见中共从起草到审议的立法程序之粗疏，足见中共整个权力体系内人人坐等崩盘的尸位素餐、消极懈怠、运转失灵之末日景象。 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刚刚开始征求公众意见，并未生效的第一百条的恶害已经显现。2023年9月11日，在中共国北京通州区某地铁口等人的石家庄维权人士孙愿平先生无端遭中共警员寻衅查验身份证，警员叫嚣“我觉得谁有嫌疑就可以要求你们必须出示身份证！”

善良的国人同胞们，对强权、极权的中共及其公安，一定要像对待贼寇一样，时刻高度警惕，切不可有丝毫幻想！

民生观察 2023年9月15日

近一段时间，一连串中国经济事件让世界震惊，中国的经济形势从未像现在这样全面走坏，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首次同时下滑，房地产巨头接连爆雷，出现长期通货紧缩的预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全面下跌，民众节衣缩食消费降级，青年失业率连破历史纪录，为了政治安全起见当局竟然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外商直接投资创30年来最低水平，进出口总额年减13.6%，人民币对美元的币值跌到16年来的最低点……一系列惨淡的指标表明，中国已处于严重经济危机中，问题是这只是一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还是这是中国经济开始崩溃的开端。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整整40年间，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40年间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25倍，超过8亿中国人走出贫困，占据了全球减贫总人口的70%以上。从一个贫穷国家到今天的繁华遍地，以至于中共志得意满地提出了“中国模式”，发出“东升西降”的豪言壮语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挑战西方文明典范。何以一夜之间，就从繁华遍地沦落到前景惨淡呢？根本性的原因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问题。

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全球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密不可分，中共的一党专政极权统治为了缓解毛泽东极权时代给社会带来的危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30年间，放松了对民间社会的空前压制和对私人生活的极度控制，通过加入全球生产体系，推行市场转轨，曾给了中国一定的社会空间，释放了社会的活力，激起了民众对财富需求、经济安全的追求，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自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共党魁后，基于中共对其统治前景的末世恐惧，认为社会的活跃冲击了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最终必然危及中共的万世一系统治，所以在全球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方面推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十年来习近平政权开倒车至今，终于酿成了今天的泼天大祸。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危机的房地产、内需、地方债务、民营企业衰退、人口下降和脱钩这六大深层因素，无不与政治问题密不可分。

房地产因素：中国房地产业的爆雷，成为中国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引发一连串包括地方政府财政危机在内的社会危机。多年来房地产业通过大量举债不可持续地快速发展，形成巨大的风险。当局虽然明知其不可持续，但为了实现以房地产控制和掠夺国民财富，不顾市场规律，不断扩大房地产业的无序发展，使其成为政府、权贵、资本的最主要抢劫国民财富手段，也使得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定时炸弹，引爆只是时间问题，最终在现在爆雷。

内需因素：中国经济发展40年来始终未解决国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过低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是权力主导市场，一党专政下使官权对社会有绝对的控制力，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公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大肆掠夺全民财富，普通民众几乎没能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红利，他们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让既得利益集团攫取，社会阶层严重分化，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疫情三年为了习近平的个人政治野心，强行对社会进行了极端的严酷清零政策，权力对民众权利的践踏发展到了极致，整个国家的经济实质性崩溃，导致社会被清零，国民财富被清零，使民众缺乏购买力，民众只能节衣缩食、消费降级，内需雪上加霜，中国经济发展严重乏力。

地方债务因素：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估计高达人民币94万亿元，占经济产出的76%，国际上通常把安全线设在60%，大部分省份目前都是债务累累，财政收入处于负增长状态。由于中共实行独裁体制，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经济增长，经济绩效标准成为对地方官员的升迁的主要手段，促使地方官员通过土地、基建、地产、举债四个要素驱动经济增长。这个榨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市场要素的畸形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目前已走到尽头，疫情三年对公共财政造成沉重的压力，在经济危机爆发下，地方债务在土地、基建、地产不能再成为其经济驱动力下，加剧了地方官僚不择手段攫取民众财富的冲动，使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相互交织加深。

民营企业衰退因素：作为中国经济驱动力支柱的民企在习近平执政这十年间饱受挤压，经营环境急剧恶化，国进民退成为普遍现象。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的《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资产总额下降了近18%，民营企业税后净利润下降了12.28%。对把控制社会视为政权安全基础的中共来说，民企占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始终是个心腹大患，民企发展要求的自由市场，自由人员流动，自由的不被政府权力干预权利，都是与中共的根本利益相悖，因此在这十年间中国民企在政策导向、资源配置、市场环境受到严重歧视和刻意打压、整肃，中国经济体系中最活跃最有创意的民企日渐萎缩衰退，直接导致中国经济失去创新动能。

人口下降因素：2022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较前一年减少85万人。而在过去6年间中国出生率一直在下降，达到每1,000人只有6.77名新生儿的历史最低点。中国人口下降的最直接原因是在1980年代推行的野蛮的独生子女政策，30多年间无数妇女被强制堕胎，大量女婴被流产、被遗弃，男女比例失调，人口模型推测中国三十多年来至少少出生了4亿人。这项灭绝人性制造了众多人道灾难的政策最终成功实现了中国人口的萎缩，其带来的恶果也在今天悉数显现，中国丧失了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人口条件的人口红利，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加速了中国经济危机的爆发。

脱钩因素：习近平政权上台后，把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视为极权主义统治的主要威胁，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指“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美国是我国发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胁”，中共把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视为假想敌，试图腐蚀、摧毁自由民主价值观，直接挑战乃至意图颠覆民主体制。中共通过金钱外交、大外宣以及强硬手段争夺国际事务发言权，强化中共的叙事影响力，改变世界现行秩序体系，重新定义乃至规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欧美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因此急剧恶化，中美关系跌到1972年尼克逊总统访华以来最低点。西方民主国家意识到基于维护自由价值、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秩序，开始去风险化，经济上逐渐与中国脱钩，大量外资流出中国，外企加速转移供应链，甚至连外国人也开始撤出中国，中国迅速失去了西方的资金、技术、市场，外商直接投资创30年来最低水平，进出口一落千丈。脱钩造成中国经济危机雪上加霜。

房地产、内需、地方债务、民营企业衰退、人口下降和脱钩这六大造成中国经济危机的深层因素，是中共极权主义的根本性结构缺陷造成的，因而亦不可能简单地通过经济手段得到解决，而从根本上的政治解决又与中共的极权统治相抵触，所以中国的经济危机没有任何解决之道。现在是中国经济崩溃的开端时刻。

可以预计，未来中国经济将进入漫长的衰退阶段，繁华不再，习近平雄心勃勃的“中国梦”最转成为一场一枕黄粱的美梦，而中国人将为这场荒谬的政治幻梦付出沉重的代价。由于中共对中国社会的严密控制，短时间内这次经济危机很难转化为社会危机，但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中共执政合法性不复存在，所以从根子上动摇了中共的统治基础。

所以，从时间的长度而言，中共的经济危机一定转化为社会危机。丧失了执政合法性的中共必然把社会处于其更精密的高科技控制措施中，社会重新返贫下，由于看不到任何出路的戾气将层层堆积，民众难以释放的压抑生活在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时刻到来时，将如火山喷涌，把一切撕成碾粉。

民生观察 2023年8月29日

有需要的人士，请将受灾经过和损失情况描述清楚，请发邮件到minshengguancha@protonmail.com。注意：请使用安全保护功能强的邮箱来联系，比如tutanota，protonmani，gmail。考虑到国内人安全问题，我们对QQ或者163等邮箱发来的邮件不会给予回复。

2023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河北洪水成灾，至今没有看到受害灾民得到合理的补偿和安置，看到的却是政府的虚假宣传。为此，我们愿意做传播真相的桥梁，同时为受灾公民寻求法律救济提供帮助。

据公开消息：8月1日早上，涿州市应急管理局一名工作人员承认，上游泄洪是导致7月31日水位上涨的原因之一。为此，面对涿州水患，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8月初视察时，曾发出河北要“坚决当好首都‘护城河’”之说。针对倪岳峰的“护城河”之说，有人认为这个表述不准确，因为蓄滞洪区的有效性是针对下游并非上游，北京是在上游，所以推论河北泄洪不是为了保北京而是为了保护习近平主席亲自指定、部署、规划建设的雄安新区。

这次泄洪的前因后果，我们有太多的不明白：

1、在泄洪之前采取了何种措施？是否尽到向民众提前通知、撤离的义务？

如果说，泄洪是不得已的选择，那么，众所周知的常识是：必须提前通知受灾民众，同时切实做好民众的撤离工作。上游水库泄洪，涿州等地区的民众事先得到通知了么？
据大陆官媒《财新》报导，说永定河泄洪后，下游居民开始转移，31号那天大量被安置在北京首钢高端产业服务区。泄洪后转移，这话就暴露了：显然首都郊县民众也没有得到预先通知，30号泄洪，31号才转移。
然而数小时后，这个泄洪造成的洪水就到达了毫无预防的涿州，河北方面通知，小心拒马河的洪水。但是一个晚上下来，却是永定河为了保北京人为制造的洪水淹没了整座涿州城。正在睡梦中的居民遭受了更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2、这次洪灾死了多少人？财产损失有多大？

中央电视台说，各地遇难者总共11人死。2023年8月1日，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所谓重要指示，指出华北、黄淮等地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北京、河北等地“重大人员伤亡”。这个“重大人员伤亡”，国务院早有标准：死亡30人以上叫做“重大”。习近平办公室的人给他的稿子用“重大”字眼，就说明中共高层已经掌握了实际数字，远远超过央视的公布。

3、灾难来临的时候采取了何种抢险救灾措施？负有抢险救灾义务的解放军哪里去了？
泄洪无预警！事后不见军队救灾！
国家气象局早就做了暴雨预告：北京特别西边山区郊县山洪危险地域的居民，还有更加危险的北京南部，东南方向的河北低洼地区，包含唐山近800百万人口，保定地区1100万人口，为何没有接到任何预警？
国家气象局公布为历史上第二次红色暴雨警报，可见灾情严重，却任由民众自救，解放军哪里去了？2005年6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436号公布《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明确规定，军队、武警、公安和卫生部门必须协调行动展开抢险行动。军队是有救灾抢险义务的。国务院的国家抢险应急方案里面说得很清楚，红色暴雨警报自动启动了国务院一级重大灾难急救预案，军队为何不见行动？

4、灾后采取了何种善后措施？灾民是否得到妥善的安置与补偿？

诚然泄洪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泄洪引起的一系列后果不应由当地百姓来承担，不应因为其他地方需要被保护而无视在泄洪中生命和财产都蒙受了巨大损失的当地老百姓，当地老百姓并没这个的义务！暴雨和洪水不是人为可决定来还是不来，泄洪可能年年都有，如何妥善处理泄洪这事，如何妥善安排好被动接受泄洪的当地人，如何做好善后和补偿工作，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民生观察 2023年8月22日

——卢思位、乔鑫鑫需要国际正义力量的加持

7月28日，中国知名人权律师卢思位在老挝准备搭火车前往泰国时被老挝警方抓捕。卢思位当时正准备前往曼谷，然后转往美国，与数年未见的家人团聚。老挝警方抓捕卢思位是受到中国政府指使的，预计卢思位将被遣返回中国，并极大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现年50岁的卢思位是中国知名人权律师，多次代理中国异见人士和香港社运人士案件，敢于为被当局认定的政治目标人物进行辩护。2016年，他为纪念“八九六四”白酒案中的“四君子”之一的张隽勇进行辩护。2019年卢思位为广西维权律师陈家鸿的“煽颠案”进行辩护，并因此受到司法当局和成都律师协会的打压和处分。卢思位亦是广西律师覃永沛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辩护人，以及云南异见诗人王藏的辩护人

2017年，卢思位发起公民联署，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就“709”系列案件是否存在强迫服药等酷刑进行独立调查，调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应当包括律师和公民代表，并向公开调查结论。2019年底厦门聚会案发生后，卢思位受到传唤及威胁，并被禁止出境，他从此与他在美国的家人陷入长期分离。

2020年6月，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因“煽颠罪”被徐州中院判刑四年后，卢思位担任了余文生的二审辩护人。2020年8月，12名在香港参加过抗议示威活动的年轻人在逃离香港时被中国海警抓获并扣押在深圳。卢思位受家属聘请为12港人案中担任乔映瑜的辩护人，并撰写文章《关于8.23偷渡案家属关心的几个问题》，这个案子直接导致当局吊销了他的律师执照。2021年年初，四川省司法厅以卢思位违反职业操守、在网上发表言论“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为由，吊销其律师执照。

习近平政权治下的中国，人权环境日渐恶化，人权状况日益低下，人权灾难空前严重，在人权律师连遭当局残酷打击生存维艰下，卢思位依然代理多项在中国语境下十分敏感的诉讼案，显示了他的勇气与担当。与普世价值为敌的中国政府视人权捍卫者为洪水猛兽，不但吊销其了卢思位的律师执照，使其陷入生存困境，并无视人伦底线，横蛮禁止卢思位出境与家人团聚，更长臂管辖跨境抓捕，显示了这个一党专政的独裁国家反人权反人性反文明反人类的本质。

卢思位并不是近期唯一一位在老挝被抓的中国人权捍卫者。今年5月31日，“拆墙运动”发起人乔鑫鑫(本名杨伟泽)在其居住在老挝首都万象的出租屋中被两名老挝警察和六名来自中国的警察一起带走，其后被绑架回国囚禁于湖南衡阳。

现年37岁的乔鑫鑫是湖南祁东县人，曾是自由亚洲电台驻东南亚特约记者，今年3月7日在推特发起了全球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运动（简称拆墙运动）（英文BantheGreatFirewall或BanGFW），与居住在国外的流亡中国人权捍卫者和志愿者组成的小团队合作，帮助中国境内的人们规避中国政府的互联网防火墙，并倡导中国结束审查制度。

卢思位、乔鑫鑫在异国被跨境抓捕不是偶然事件，中共正在伸出长臂管辖的黑手，越来越频繁地危害、侵犯国际法治与区域人权。中共从2002年在越南绑架王炳章始，越南、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都先后发生了中共政权在其它国土上输出暴力实施绑架、诱捕等恶性事件，包括彭明、桂民海等人成为受害者。

而在今年，除了卢思位、乔鑫鑫外，除了老挝、越南、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外，跨境抓捕事件还扩展到东北亚的蒙古。5月3日，80岁的中国籍蒙古族历史学者、流亡作家拉幕札部从他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居所被4名中国警察在蒙古政府配合下绑架，并送回中国秘密拘押。中共极权主义政体正在成为世界范围内侵犯人权的策源地。

卢思位、乔鑫鑫被跨境抓捕事件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包括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内的各国政府、人权机构、媒体都纷纷报道、呼吁、敦促、施压，要求中国政府、老挝政府立即释放他们。

我们认为，作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缔约国，老挝政府有义务不把卢思位遣返至中国避免他遭受酷刑，应立即停止遣返卢思位，并迅速采取行动，确保他能够自由到美国与家人团聚。

我们认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政府应遵守作为联合国基本契约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两大公约，尊重和保护每一个公民的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立即停止对卢思位、乔鑫鑫和其他政治犯的迫害行为。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以此为契机，充分认识到中共的跨境抓捕事件不仅仅是践踏国际秩序、践踏人权的个案，而是极权主义政体本质上必然与人类文明为敌，与人性伦理为敌，与民主自由为敌，其危害不会只停留在国境之内，已经给全球带来了深重的人道灾难，对其沉默、姑息是纵容邪恶变本加厉，是对人类文明的不负责任。结束中共专政统治，是全世界捍卫自由的政府、公民们的道义与责任所在。

民生观察 2023年8月18日

中国知名人权律师卢思位7月28日在老挝（寮国）欲乘火车前往泰国之际被老挝警方抓捕。在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下，老挝当局近日对外回应，称卢思位律师涉嫌以欺诈性旅行证件进入老挝，正处于被调查和刑事诉讼程序之中，如罪名成立会将卢思位律师驱逐出境。

此前，老挝警方已于5月31日联手中共警察在老挝境内非法抓捕了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运动（拆墙运动）发起人、自由记者乔鑫鑫（本名杨泽伟）。乔鑫鑫至今下落不明，显已被中共非法押回中国。

二十多年来，在越南、泰国、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中共不断采取直接跨境绑架或胁迫各国警方配合等方式，将众多异见人士抓捕回中共境内。影响较大的有，2002年6月，中共公安非法从越南境内把王炳章先生绑架至中国，王炳章后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2015年10月，瑞典籍华裔桂民海被中共从泰国抓回中国，后被中共强迫电视认罪，并被中共判刑十年；还是2015年10月，泰国移民警察拘留已获联合国难民身份的姜野飞、董广平，并罔顾联合国难民署的抗议于同年11月将二人递解给中共，泰方的拘留和递解行为显系受中共指示和胁迫，2018年7月二人分别被判刑六年半和三年半；刑满出狱后，董广平于2020年1月出走越南，2022年8月被越南警方非法抓捕，随后被递解给中共，据信被单独囚禁于河南郑州。

近年来，中共越发变本加厉地实行流氓统治，一方面广泛滥用颠覆政权、寻衅滋事等恶法迫害律师、维权公民等民间人士，一方面以无赖手段滥施禁止出境措施，限制、禁止民间人士的国际旅行，企图迫使民间人士屈服、就范，最为恶劣的例子就是2021年乘人之危、丧尽人性，禁止郭飞雄（杨茂东）先生、唐吉田律师出境陪护病危的亲人。

卢思位律师此次假道老挝、前往美国与妻女团聚，也是以中共非法对他施加出境禁令为背景的，中共禁止他出境是对他代理十二港人案的赤裸裸报复和迫害，而十二港人案则是香港人民反抗中共专制、阻击中共祸乱香港、捍卫香港民主政治的缩影；中共祸乱香港的终极目的是铲除香港的法治和民主、切断香港的法治和民主对中国内地的影响，永久斩断中国内地迈向宪政、法治、民主的可能性。由此，代理十二港人案的卢思位律师就被中共视为敌对势力，禁止出境就是中共对卢思位施加的精神酷刑。

最近几年，卢思位律师备受中共迫害，先被中共非法吊销律师执业证书，后又持续被中共公安党保部门专人、专车、专班盯梢，住处被党保安装监控设施，私家车底盘被党保安装窃听和跟踪设备，他不仅被中共禁止出境，而且连国内旅行都严重受限，成都党保甚至曾不惜糜费公帑、多人专程飞往北京把他从北京逼回成都。

卢思位律师借道老挝前往美国的途中既已被老挝当局依中共指令抓捕，依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和《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第一条，卢思位律师完全具备难民的地位，并且是律师难民，老挝当局不得仅以所谓欺诈性旅行文件之类入境手续瑕疵为由对卢思位律师科处刑罚，更不得将卢思位律师送还对其长期施加迫害的中共政府，而应允许卢思位律师自行选择前往美国，此即国际法的难民不驱回（不推回）原则，与政治异见人士的庇护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有着共同的法理基础，即人道主义。

必须指出的是，中共1998年即已签署但至今拒不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的权利。尽管中共拒不加入该公约，但中共所窃取权力的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当恪守而无任何理由拒绝该条款。

对卢思位律师被抓，老挝当局事后好歹给出了一个所谓欺诈性旅行证件的说辞，而对乔鑫鑫被老挝和中共警察联手抓捕且下落不明，老挝当局至今拒作任何交代。乔鑫鑫享有老挝的合法居留权，无任何违反老挝法律的行为，他在网络上发起的拆墙运动不仅根本无害于老挝，而且即便按中共自己的法律也不构成任何违法或犯罪，尽管违背中共对中国人民实行信息封锁和欺诈、以虚假信息对中国人民强行洗脑的邪恶意志和利益。中共以防火墙对内实行信息封锁和信息专制是其反人民、反宪政民主之专制独裁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乔鑫鑫发起的拆墙运动便是实质合法的。对这一实质合法的行为滥施警察暴力，对既未违反老挝法律、也未违反中共法律而仅仅忤逆中共一党邪恶意志的乔鑫鑫实施抓捕，任由本国主权受到中共的侵害，出动警察协助中共警察在本国土地上抓捕乔鑫鑫，老挝政府和警方甘为中共鹰犬，实属为虎作伥，实乃自甘下贱、丧权辱国。

卢思位和乔鑫鑫在老挝境内被老挝、中共警方联手非法抓捕，凸显出中共霸权和党权在老挝、泰国、缅甸、越南等经济上对中共有所依赖和乞求的东南亚小国和弱国的深度渗透。即便越南这样对中共心存忌惮、与中共面和心不和的东南亚地区大国，对中共跨境从越南非法抓捕王炳章的侵犯主权行径也听之任之、装聋作哑，老挝、泰国、缅甸等一心祈望从中共那里获得嗟来之食的国家甘受中共摆布、听任中共警察非法跨境在本国抓捕中国民间人士，也就不足为怪了。

卢思位和乔鑫鑫事件还凸显了世界范围内美国及其欧盟、北约盟友等民主阵营与残存的中共、俄国、北韩专制独裁阵营不可调和的对立和对决，这种对立和对决体现在人权、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等根本问题上。这种对立和对决终将导向并且越来越接近最终摊牌，美欧民主阵营对此必须立即形成清醒的共识，绝不可对中共、俄国、北韩等专制独裁阵营抱有幻想和继续绥靖。

民生观察 2023年8月9日

习近平的三年野蛮清零防疫窒息了中国民众的信心和预期，中共自信满满的后疫情经济复苏，并未如期而至，二季度经济数字虽必定添加了中共特有的水分，却仍十分难看。无奈之下，中共只得权且再利用一下私有经济。2023年7月14日中共及其国务院通过《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意见》声称以“新时代中国（实乃中共）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篇充斥着“持续”、“全面”、“完善”、“强化”、“构建”、“健全”、“引导”、“加快”、“鼓励”、“加强”等等正宗中共特色的“空洞句式和虚无缥缈的空泛许诺，全无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和操作规范。

在经济上，中共对私营部门也始终奉行利用、限制、防范、打压的机会主义手法和一阴一阳两面派策略。中共的这种两面派手法自1980年前后的所谓改开以来是一以贯之的，即便主导改开的邓小平本人也完全没能解决如何对待私有经济的问题，因而才不得不采取所谓在姓资姓社问题上不争论的鸵鸟策略。及至江泽民侥幸登位，慑于邓小平整掉胡、赵两位名义首脑之前鉴，江泽民企图对私营经济痛下杀手，以向邓小平输诚，导致经济停滞，惹怒邓小平，这才有了邓的所谓南巡，权益性地利用私营经济，开启了一波高速增长。

至2001年，中共混进世贸组织，更利用国际资本即国际私营经济，趁互联网高科技之便，借助畸形透支未来的土地财政，短短二十年之间使经济规模急剧膨胀，形成了马云的阿里巴巴、马化腾的腾讯等私营互联网新贵以及王石、许家印等私营房地产大亨。胡温时期，胡锦涛以不折腾和但求无过的态度治国，温家宝以急功近利追求房地产GDP泡沫理政，私营企业家整体上较为顺风顺水。

及至2012年习近平上位，习近平形成了邓、江、胡未曾有过的、极端强烈且迫在眉睫的丧失一党专制和亡党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在他身上已达歇斯底里和迫害狂的程度。他的这种焦虑感集中表现在政治、法律和经济两个层面。

在政治、法律层面，习近平焦虑地感受到了中共靠暴力取得的一党专制之旧式政治被宪政、法治、民主所取代的必然趋势，感受到了来自国内民意和国际大势的巨大压力，并对其所属的一党专制与民主、宪政的水火不容心如明镜，因而才胆敢为了救党保党不惜撕下虚伪的法治面具，公然叫嚣抵制西方宪政、法治、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悍然发动非法抓捕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的709大镇压.

在经济层面，习近平企图全面回归所谓公有制是中共一党专制执政基础的毛式路线，罔顾所谓的公有制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死路的血淋淋事实，强推国进民退，反复宣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挤压私营企业生存空间，叫嚣“如果经济发展上去了，共产党的政权却丢失了，发展经济还有什么意义？”正是由于对私营经济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敌视，中共才对提出“私企立宪”思想的著名私营企业家孙大午先生痛下杀手、满门“抄斩”，将孙大午先生的家族企业大午集团的资产劫掠一空。

习近平公开修理私营经济，刺破了邓小平强行压制住的姓资姓社不争论的虚伪面纱——中共终究是要区分姓资姓社的，终究是要区分是敌是我的，公有就姓社，就是我中共的同伙，私有就姓资，就是我中共的敌人，至少也是潜在的敌人。

习近平和中共把经济折腾得千疮百孔。透支未来几十年的房地产泡沫濒临破灭，端财政铁饭碗者开始被拖欠工资，地方债如不定时的炸弹，险象环生。情急之下，习近平和中共铤而走险，放任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演变为银行金融风险，强令国有银行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超长期贷款，并暂免利息，以苟延残喘，推迟地方债随时可能发生的暴雷；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的石油、电力、高速公路等垄断国企、央企长期以“合法”亏损的伎俩掏空全民资产。

习近平和中共拿私营经济、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当夜壶，权且利用、玩弄一把而已，是企图掏空私营企业的腰包以续中共及其“国有”经济的命，待到习近平和中共认定私营经济又对其一党专制构成威胁时，他们一定会把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当作膘肥体壮的肉猪，磨刀霍霍，就像对待孙大午先生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多处提及党组织和党的领导。第（十一）条称“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党组织作用”，第（二十一）条称“健全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建设机制。……做好在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中的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探索创新民营经济领域党建工作方式”，第（二十九）条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对民营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习近平和中共把经济蹂躏得如此萧条不堪，急需私营经济为其输血，却犹自如此念兹在兹，企图对私营经济、私营企业实行全面党化控制！中共自身腐败透顶，其党组织设置如同衙门的国企、央企尚且弊病重重、经营不善，在私营企业中设立中共的组织，根本不是要促进私营经济发展壮大，而分明是对私营企业怀有深深的疑惧，分明是对私营企业进行防范、控制和监视。

早在2005年，中共国务院就曾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三十六条”，所承诺的行业准入、平等保护至今仍是泡影。中共此次再发《意见》，仍旧是心血来潮，仍不过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仍然是临时抱佛脚，《意见》仍必然像“三十六条”一样，画饼充饥，口惠而实不至。

中共一党专制的政体不变，充满活力的私营经济、可预期的市场经济、私有财产权保护及其孪生兄弟宪政、法治、民主、人权统统无从谈起。真要促进私营（私有）经济发展壮大吗？那就立马释放孙大午先生，返还大午集团的资产，追究对孙大午先生炮制冤案的所有中共官员。

2023年7月3号，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外办主任王毅出席2023年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信口雌黄，公然妄称日韩两国“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我们到美国去，他们分不清中日韩。我们可能到欧洲去也是一样，不管你把头发染得再黄，鼻子修得再尖，也变不成西方人”，“如果我们能够携手合作的话……我们可以共同繁荣、振兴东亚。”王毅此言实在是无知者无畏，蠢笨不堪，网络世界一片哗然。

必须明确指出，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是国家间的论坛，而非政党（无论执政党或在野党）之间的论坛，而王毅已卸任中共外交部长之职，他所担任的外办主任不是国家官职，只是中共党的职位，而中共自1949年僭政以来便一直以真命天子自居，从未针对中共党的职位及其经费来源和职能颁布任何法律，中共党的所有职位都是非法的，王毅的外办主任之职自然也属非法，王毅根本无权参加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这个论坛，日韩两国理当拒绝他出席论坛。

王毅此等妄言之不当、荒谬和蠢笨虽三尺孩童也一目了然。王毅的言论将他这一代冒得高位的红卫兵官员特有的无知、粗鄙、狂妄暴露得淋漓尽致，放佛使人看到红卫兵凶狠武斗、挥舞拳头接受毛太祖“检阅”、狂热呼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时的疯癫情景。

全球化进程必然导致先进政治理论和政治治理技术在国际间的传播，由欧美发达国家率先发现和建立起来的先进宪政、民主政治理论和法治化的治理技术传播全球，盛行几千年的专制政治被宪政、民主政治所取代，所有国家—无论种族、肤色、文化、宗教—都必须从专制迈向宪政、民主，实乃势不可挡的趋势。人类已经超越了原始的按部落、种族、民族、肤色、宗教划分群体的时代，已经迈进按政治治理模式和政治价值观划分群体和敌友的时代；北约、欧盟是宪政、民主政治治理模式和价值观的联盟，而与苏联同时崩溃的华约和共产阵营则是斯大林共产极权专制和马列专政价值观的邪恶联盟。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原始的、低级的类和群是部落、种族、民族、肤色、宗教，这一层次的类和群主要是生物性或曰自然属性的，尽管也带有一定的社会性如宗教的因素，而文明化、价值观化的高级的类和群则超越了部落、种族、民族、肤色、宗教的低级划分，上升到文明和价值观的认同。毫无疑问，文明有高低之分，价值观有正义与邪恶之分，专制、极权的（政治）价值观是低级而邪恶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高级而正义的。在低级而邪恶的法西斯专制、极权、暴力价值观的基础上，二战期间亚洲黄种人的军国主义日本与欧洲白种人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结为轴心，而在反法西斯、反侵略的价值观基础上，亚洲黄种人的中国与欧美白种人的英国和美国结为同盟，二战后黄种人的毛泽东中国还与斯大林白种人苏俄合流，结成反民主、反法治、践踏人权的邪恶共产专制联盟。二战后，军国主义的黄种人日本被麦克阿瑟强力改造为法治、民主、非军事化的新日本，成为亚洲黄种人国家中首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在政治价值观上完全融入欧美白种人民主国家之列，最终完成了明治维新以来的脱亚入欧重任。韩国也在二战之后坚定地选择与民主的美国为伍，而远离专制的毛泽东共产中国，并在1992年完成民主转型后成为继日本之后的第二个亚洲黄种人民主国家，加入欧美白种人主导的民主阵营。2000年，台湾也磕磕绊绊地通过选举实现首次政党轮替，二十多年来民主政体已相当成熟，也跻身欧美白种人的民主阵营。

在生物学上成不了西方人，而在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上能够成为与西方人一样的人，有冲突吗？没有冲突！

中日韩可以合作，但合作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前提的。专制者只能寻找专制者合作，这是臭味相投，宪政、民主国家只能找宪政、民主国家合作，这是志同道合。专制者找宪政、民主者合作，一定是心怀鬼胎、图谋作恶；宪政、民主者与专制者合作，只能是绥靖、妥协，拱手投降，吃亏上当。

在价值观认同的今天，在宪政、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被广为接受的今天，肤色还重要吗？在笃信宪政、民主的日韩两国政界和人民那里，肤色还重要吗？肤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肤色以及是什么肤色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得是否像人！肤色以及与什么肤色的人为伍不重要，重要的是，是痛苦、屈辱地苟活在肤色相同的专制暴君统治之下，还是开心地生活在管他什么肤色政治人物的宪政、民主治理之下！

畏惧、逃避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这个根本问题，却胡扯什么肤色问题，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如此这般地把严肃的外交大事玩成了江湖骗子的攀亲套近乎，何其拙劣乃尔！王委员、王主任的此番谰言告诉我们，红卫兵一代是不可救药的，习近平及其马仔王毅等红卫兵党官不仅祸害中国和中国人民，他们还要使祸害走出国门、殃及国际社会。红卫兵党官们的颟顸、冥顽即便满清覆亡前夕的载沣之辈也自叹弗如！习近平、王毅等等红卫兵党官们对腐败的共产专制之不得人心，对中国人民苦盼腐败中共崩盘的现实，对中共必然因其内生的腐败本性而灭亡的命运，无不心知肚明，而他们之所以仍强词夺理、虚张声势地高喊战狼语言，不过是自欺欺人，勉力苟延残喘、竭力推迟谢幕的时间而已。

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国家，无论肤色；哪里有宪政，哪里就是我的根，无论头发颜色；哪里有民主和法治，哪里就有我的同类，无论鼻子高低！做人就要做宪政、民主之下的自由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这种政治价值观选择，王毅之类红卫党官岂能明白！

三天前，7月6日，偶见网友上传屠夫吴淦先生品饮啤酒的照片，满脸笑容、一身正气，与2015年—709元年—入狱前相比，音容未改、笑貌依旧。当然，岁月无情，八年的牢狱磨难一定会对一个人的身心造成不可恢复的摧残，一定会在一个人的面貌上留下沧桑痕迹。被中共监狱摧残了七年半、年长吴淦约二十岁、比吴淦早三个月出狱的胡石根先生身上就明显地留下了中共迫害的印记。

从2015到2023，从709元年到709八年，整整八年，就这么如白驹过隙，转瞬而逝。这八年，被很多事件紧紧地连在一起，仿佛是历史长河专为709打造的一个时段，709蒙难者的家人们持之以恒的抗争、辩护律师和其他人权律师争取辩护权的坚韧、中外各界人士持续至今的声援和支持……，都使得这八年成为一个紧紧连接的长长的年份。

在中共那里，709一定隐藏着大量的阴谋和诡秘，这些阴谋和诡秘有待未来某一天解密，就像东德史塔西和苏俄克格勃罪恶档案的解密一样。这一天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尚不能确知它是何年何日；这一天是确定的，因为我们确信、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这一天一定在不远的未来等着我们。

其实，不用等待共档案的解密，仅凭中共党媒的公开报道、中共公安的权力行使模式及各种蛛丝马迹，足可判断709惊天大案是由中共公安头目傅政华、孙力军二人领衔操盘、炮制而成。傅、孙二人原本企图把709大案作为进身的台阶，他们也的确短暂达成了个人的目的，傅由正部级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调任司法部部长实职，孙由公安部国保局局长升任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并且在2020年武汉疫情高峰时期出尽风头。然而，在所有官员无不投机钻营的中共专制体制内，权力地位、荣华富贵之得失均无章可循、飘忽不定，完全由更高和最高掌权者的任性所决定。2020年、2021年孙力军、傅政华先后锒铛入狱，被其所投机和效命的专制体制无情反噬，并于2022年均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得减刑、假释。短短五年之间，傅、孙二人由权柄显赫、权倾朝野的高光时刻堕入万劫不复、身败名裂、为天下笑的至暗深渊，恶有恶报，因果不爽，报应来得何其速也！傅、孙二人的过山车命运把中共官场的绞肉机本质暴露得淋漓尽致。

709大抓捕虽直接是由傅政华、孙力军二人为其个人邪恶政治目的而炮制和发动的，但此次规模如此之大的抓捕显非傅、孙二人能最后定夺；种种迹象表明，709大抓捕也得到了中共更高层级的支持，如一定得到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时任中共公安部长郭声琨的支持和批准，否则抓捕行动绝难实施，网传2016年8月初709案庭审期间，孟建柱就亲临天津“指导”；709大抓捕甚至一定也得报经2014年设立的中共国安委批准，因而也一定得到习近平的首肯。

与傅、孙二人的盛极而衰相比，与中共公安部企图一举荡除民间异见人士而最终却不得不草草收兵相比，709蒙难律师和公民及其家人熬过了傅、孙之流及其把持的中共公安来势凶猛、其势汹汹的打压和迫害，慢慢稳住阵脚，以各种形式展开反击。709蒙难律师和公民在长达六个月的单独囚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与世隔绝的严苛情势下，各自为战，进行了艰苦而有效的抗争，尽管中共使出了强迫电视认罪等卑鄙“文革”伎俩，709蒙难人士依然赢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尊重。709蒙难人士的夫人群体绝地反击，有声有色、卓有成效，在国内外正义力量的声援下，迫使中共最终不得不大大缩小刑罚迫害的范围，709大抓捕以黑云压城之势始，以灰头土脸、一地鸡毛终，与“六四”屠杀一样成为中共挥之不去的噩梦和长久的负资产。

中共公安在709大抓捕中系统使用的颠覆政权罪名、武警看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剥夺或限制自行委托律师的权利等等反法治伎俩，在709之后成为对付民间异见人士的通用手段。这些手段或者像709案一样全部使用，或者两种以上组合使用，如在“12.26”厦门案中，中共烟台、宝鸡等地公安就对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常玮平律师等人滥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动用刑讯；经抗争后许、丁二人虽自行委托了律师，却又以莫须有的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要么剥夺、要么限制他们会见律师的权利。

中共公安之所以痴迷于对异见人士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剥夺或限制自行委托律师和与律师会见的权利，乃因明知根本无法定罪却企图靠与世隔绝、孤立无援的恐怖氛围来逼迫、诱骗异见人士认罪。中共的法律不仅一直被异化为仆从于中共的政法，而非独立的司法，而且十数年来更越来越公开的流氓化和痞子化。

709大抓捕全面暴露了中共敌视法治、仇视律师的专制本质，也直接向欧美宪政、民主世界发出了挑战，亮出了中共誓与西方宪政、民主阵营敌对到底的狼子野心。709大抓捕是中共红卫兵一代当权者对追求公民主体地位的律师和公民的扑杀，是陈腐、僵死、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斯大林、毛泽东皇权和共产专制党天下政治对宪政、法治、民主的公民政治的围剿，是党高于国、党大于法、党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党国私家天下对真正的人民至上的国家的负隅顽抗，是共产专制的刀把子和枪杆子对人民意愿的碾压。2021年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不久，中共党魁习近平即毫不隐晦地向拜登宣称专制是未来的潮流、民主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无法发挥作用，亮明了中共绝不实行民主的死心和底牌。针对习近平的这番专制叫嚣，拜登在就任总统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称“这是21世纪的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我们必须证明民主是可行的。”709大案，以及二十六年前的“八九”学潮，都体现了中国大陆新兴的民主力量与冥顽不化的共产专制之间的较量；2300多万台湾人、740多万香港人都已证明民主是可行的，也证明了中国人像欧美民主国家的人民一样有能力建立高效而完善的民主，中共以子虚乌有的所谓中国特色抗拒宪政、民主，目的不过是为了死守共产专制党天下而已。

作为709大抓捕的直接蒙难者，吴淦和胡石根最后出狱，709大案可暂告一段落。然而，709蒙难律师谢阳二次蒙难，在709大抓捕救援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余文生律师再次被抓，李昱函律师被久拖难判。709大抓捕是“六四”屠杀后中共实施的又一次大规模镇压，709不会被历史遗忘，709蒙难者们将会被记入史册，而709大案的炮制者、参与者们如傅政华、孙力军之流，以及争相把709案的所谓起诉、审判写入工作报告以分享709天功一杯残羹的中共两高长官周强、曹建民等人，将被并且已被记入历史的恶人榜，沦为笑柄、贻笑后人。

民生观察 2023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