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浙江杭州的陈嬿，户口所在地；杭州江干区采荷街道。我的情况是这样的；1997年我前夫因有外遇，向杭州江干区法院起诉，要求与我离婚，同年8月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998年2月我前夫再次起诉。杭州杭州江干区法院未经传唤，将我缺席判决离婚，后我向杭州中级法院提起上诉，杭州中级法院又维持原判，我再向杭州中院申请再审，杭州中院以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驳回我的再审请求，之后我再向浙江高院申请再审，2003年3月24日浙江高院以一审法院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离婚，属程序严重违法，亦未就我主张的全都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审理，事实不清。撤销一审，二审民事财产分割部分 ，发回杭州江干法院重审。重审后，经我申请法院对我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我前夫承包杭州中农信大厦工程所得利润委托了审计单位审计。
杭州江干区法院自2003年至2008年5年期间共委托了5家审计单位进行审计(其中3家正式实施审计，1家以单位工作忙而未审计。另一家因审计收费问题而未审计)。在审计过程中，法官和审计单位及被审计方串通，为对方转移巨额夫妻共同财产，现将我前夫杨崇俭承包的中农信大厦工程简况和审计的问题以及一审二审情况陈述如下：
（1）2003年5月28日在审计工作开展之前，我前夫杨崇俭的单位杭州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给我出具了杨崇俭总承包中农信大厦工程和该工程总造价的证明。
（2）2003年6月法院委托了杭州联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6月12日我根据联信会计事务所的报价向法院交了伍仟元审计费，13号本案承办法官何勇陪同注册会计师汪心红等2人前去杭州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当时对方单位提出财务资料要整理一下，法官同意。13天之后，注册会计师再次前去审计时，杭州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已将总账“预付账款—中农信”共28949283.00元的原始凭证分成三份，后被审计人员认定。其中1、工程桩，围护柱，共计：3937618.00元，是由杭州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承包；2、安装工程，共计6089107.00元，是由於荣根承包；3、杨崇俭承包了土建共计18922558.00元。根据三份合同, 二份中标通知书，杭州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与杨崇俭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中农信地下室议标纪要及结算审计总汇表显示杨崇俭为该工程总承包人。承包了包括土建（含围护桩，中农信地下室工程及上部土建）和安装工程的全部工程。但联信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报告》中却称：“桩基工程和安装工程与杨崇俭无关”，并分成三块审计，结果其他二方盈利，杨崇俭超支24万元。后经我向浙江省财政厅举报，由省财政厅牵头召开浙江省注协、审计单位和我四方协调会，在会上注册会计师汪心红承认了杭二建把土建和安装都承包给杨崇俭的，至于杨崇俭与於荣根什么关系杭二建也没有跟我们说。以后联信会计师事务所致省财政厅，省注协领导函中也承认了这一事实。最后省财政厅监督检查局局长把他们叫去批评。并且让他们把伍仟元审计费退还给我。我也因此承包范围错误等问题而要求法院重新审计。
（3）2004年5月27日法院终于同意重新审计，但要我向法院预交叁万元审计费，如按标准交了，则退还余部分，少交了则要补交，如不补交则作放弃审计申请处理……。法院目的还是不让重新审计，用钱来刁难，让我知难而退自己放弃审计。我无奈又向各级部门反映，最后市有关部门说话了：“审计只要伍仟元，预交要交叁万元，这明摆着不让审计”。后法院未坚持，给我委托了第二家审计单位。
（4）2004年11月22日，法院委托了第二家浙江天健会计事务所，并让他们根据法院提供的第一份审计报告和有关资料先作审前说明，要向我说明有可能审不出来。审计费用按国家标准则大约需要5万元。我当场就要求审计人员在审计中注意工程桩的支出情况，因这笔工程桩的费用已在土建18922558.00中支付了,杭二建又提取了这笔钱，重复支出了此项成本。审计人员表示”有可能”后浙江天健事务所以单位工作忙为由,未实施审计。（谈话都在法官主持下进行）
（5）2005年4月15日，法院又委托了第三家浙江万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该所以已废除的浙江省财政厅（1994）财会79号文件按会计咨询服务标准拟定收费为6.5万元，而且还是考虑长期合作关系和我的实际困难给予一定优惠，按50%计算。预定收费5.5万元，如要求对所有工程收支的原始凭证进行复印，则需另外增加复印工本费1万元。我要求他们按照浙价服（2001）303号审计服务收费标准2000-4000万的是6000元，上下浮动15%收取，万邦会计师事务所不同意，我又向何勇法官要求缓交审计费用，等判决出来 ，这点审计费总会有的。法官何勇说：“有可能审不出钱来”，那我说：“房子我总该有吧，我卖房子来支付审计费”。何勇说：“你房子也没有的”……。后我向浙江物价局投诉，万邦会计师事务所也未做审计。
（6）法院在审计费上一次次的刁难，我实在走投无路，2005年去北京上访，被当地政府接回。当时的区委书记安排了当时的区信访局长和街道书记去浙江省物价局了解，审计该工程到底需要多少钱，我也同去，物价局同志明确告知：工程造价2800万元，收费标准是6000元。
（7）2005年法院又委托了第四家浙江中瑞会计事务所，审计人员根据该工程造价2800万元直接报价6000元。法官何勇表示，联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伍仟元审计费退还给我，让我再补交1000元就可以，当时我很高兴，认为这次可以顺利审计了。不料法官何勇又说：“对方不肯拿出原始凭证审计，只能用复印件审计了”。我当即提出用复印件审计可以造假，不同意用复印件审计。但法官还是未采取强制措施，以法院盖章方式确认了有关土建的1199张复印件凭证（事实证明法院确认的很多张凭证有误）。浙江中瑞会计师事务所也以此1199张凭证共计189225580.00元实施了审计。并于2006年9月26日出具了第二份《鉴定报告》初稿。经查阅我认为该《鉴定报告》仅仅反映杨崇俭总承包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不能反映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应得的利润的实际金额。向法院提出了具体异议和相关请求。同时也向浙江中瑞会计师事务所和浙江财政厅反映了此况。后浙江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说：“这是司法鉴定，法院提供给我们多少，我们审多少。”以此混淆司法鉴定和法院委托的财务审计二者的基本概念。浙江中瑞会计师事务所在2007年5月未对《鉴定报告》初稿内容作任何修改和补充，直接以“浙江中瑞司法会计鉴定事务所”名义出具了《鉴定报告》正稿。然而当我发现认为法院委托的并且进行实际审计的是：“浙江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报告出具人就应该是该“公司”，而法院向我送达的却是：“浙江中瑞司法会计鉴定事务所做出的鉴定报告”，不具有报告文件的一致性和合法性。我无法接受，将报告退回法院，但法院未予理睬。
（8）2008年我来北京向财政部举报了浙江中瑞会计事务所从程序到实体，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经财政部转至浙江财政厅处理后，浙江中瑞会计事务所承认了杭州江干区法院委托的是“浙江中瑞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而非“浙江中瑞司法会计鉴定事务所”，受托人与报告出具人是系不同的法律主体。自行撤回了《鉴定报告》。
（9）2008年8月9日，为了配合国家办好奥运会，我在奥运会开幕第二天自己主动买票返回杭州。10号晚10点左右一下火车就被江干区政府安排的十几个人截住，强行送往江干区望潮大酒店非法关押。江干区法院在我关押期间以“我在奥运会期间又进京上访，并试图找外国记者造成极为不良的后果，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天被有关部门遣送回杭州”。并计划在2008年9月20日之前对此案做出判决。在这背景下浙江中瑞会计事务所在收到杭州江干法院《通知》后于2008年8月28日函告法院表示无法就此案出具鉴定报告。为此杭州江干法院于2008年8月29日又重新委托了第五家浙江新华会计师事务所并来关押地向我送达了上述通知和合议庭重新给成通知（由社区朱建英、街道沈建琴签收）。审判长何勇改由分管本案5年的金建国院长担任。也未提出需4万元的审计费用（先斩后奏）。9月14日（中秋佳节）江干区法官又来关押地向我送达了9月18日开庭传票和新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我因未向杭州江干区法院提出重新委托审计单位审计。故无法接受也未签收。三天后（9月18日）5个看守人强行将我押送去法院即行开庭，并根据事先法院院长召集相关人员听取汇报并与新华会计师事务所领导多次沟通交换意见，最后将“审计后明确鉴定结论”作为本案判决依据当庭宣判。9月19日法官又来关押地送达了判决书。9月20日放我回家。
此次审计，新华会计师事务所虽然审计了28949283.00元，但在《审计报告》“篡改合同”，并把合同中承包范围，上部土建结构及装修工程，建筑安装工程，附属工程中的安装工程改为桩基工程。把杨崇俭内部承包合同中承包范围含水电（即安装）这一事实给隐去。最后的结论就是重复了第一次被省财政厅撤掉的结论。
根据三份合同和决算报告书，将其对号入座，该工程总支出应该是围护桩：1617352.00（按甲方审定价一次性包干）、土建：18922558.00 (地下室工程：3920928.00、上部土建：14867197.00、全优工程奖：134433.00)、安装：6089107.00，总支出：26629017.00。
结余：总收入：28949283.00元—总支出：26629017.00元= 2320266.00元
总结余：2320266.00+139485.00（劳务费）=2459751.00（无扣款依据、无合同）
多年来，杭州江干区法院弃这么多的事实而不顾，在错误基础上反复审计，将账上结余分别转至工程桩和劳务支出。本该土建工程实际应结余2459751.00，而账面体现该土建工程最终负收入314744.76。
本人认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而于2008年9月29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08年12月4日杭州中院审监庭陈洁雅法官打电话通知我12月10日开庭，我于当天给陈洁雅法官寄了调取证据申请，然后与我的天津律师联系，并为律师买好了12月8日从北京—杭州的火车票（途经天津）。未想到12月8日先行到杭州的我又接到陈洁雅法官的电话，他通知我到法院来一下，我们要了解一下情况。由于我的律师当日启程，一切无法再作改变，所以我与陈洁雅法官说：“我10号到”10号早上我和我的律师到了法庭，陈洁雅法官对我们说：“因为今天是调查，合议庭其它人员就不参加了，杨崇俭因在外地工作无法赶到”。然后由我的律师陈述了事实部分，我陈述了程序部分，并提交了相关证据和要求。之后陈洁雅问我是否愿意调解，我回答：“在事实清楚的前提下，我愿意调解”。他又问你还有其他号码吗？如果要重新审计要通知你，我说：“我就是这个号码”（13067915252）。当天我就又给陈洁雅法官寄了有关重新审计的相关请求，请求杭州中院责成杭州二建提供有关中农信大厦工程全部会计记录以及相关资料原件，可是2009年11月5日陈洁雅法官再次电话联系我却是让我去拿判决书。
本案一审杭州江干区法院程序严重违法，为对方当事人隐瞒了巨额夫妻共同财产（即我前夫承包工程所得利润），且对房子未作分割。二审杭州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法院判决，后经浙江省高院发回杭州市江干区法院重审。重审一审杭州江干区法院再次程序严重违法，并又为对方转移了巨额夫妻共同财产，对房子还是未作分割。在审计我前夫承包中农信大厦工程所得利润，个别法官千方百计阻挠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并采取由杭州江干区法院，浙江中瑞会计事务所，杭州二建三方“确认”总计为1199张发票凭证，再由我前夫对这1199张发票凭证“确认无误”的复印件进行审计，而事实证明确认的这些发票凭证和相关资料有问题。我分别于2004年4月15日、2007年6月22日、2008年4月14日向杭州市江干区法院提交调取该事实材料的申请，均未得到答复，最后杭州市江干区法院重新委托了浙江新华会计事务所以错误的发票凭证和合同为依据进行了审计，并在初搞写成以后，由江干区法院院长亲自主持定正稿，而后在我被完全限制人身自由40天期间剥夺我收集证据，委托律师和准备出庭材料的权利（我此前于2007年2月26日已办好了委托天津律师代理一审诉讼的手续）且财政部监督局正在对浙江中瑞会计事务所处理中，我并未向杭州江干区法院提出重新委托审计单位审计。故本人无法接受也未签收由杭州江干区法院重新委托的浙江新华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但杭州江干区法院却依据浙江新华会计事务所出具虚假《审计报告》违法审判。
重审二审时，我又分别于2008年12月4日和2008年12月10日向杭州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调取该事实材料申请，并在杭州中级人民法院调查时也提交了合同，新华所《审计报告》及录音光盘和录音整理稿等15份证据，这些证据都能证明杭州市江干区法院向浙江省新华会计事务所移交的资料中的合同和杭州江干区法院盖章确认的发票凭证有问题，一审杭州市江干区法院判决所依据的浙江新华会计事务所出具的[2008]891号《审计报告》明显存在虚列工程成本和重复计算成本费用等重大问题，并且重大问题与中农信大厦工程各项承包合同具有密切关系，而相关的合同能够反映和证实审计报告存在相关问题，而二审杭州中院在对我提供的证据以不作新证据认定均不采纳，在未调取我申请的相关事实材料就认定杭州市江干区法院依职权向杭二建调取并核实的合同。作为《审计报告》中最起码应当附列出“报销工程款具体票据明细”“税金票据明细”和“劳支费票据明细”，以及所依据各来源的基本根据事实，更没有反映具体项目票据凭证的实际发生事实，二审杭州中院在未调取相关事实材料就认定杭州江干区法院同时调取并核实的有关土建的1199张发票凭证和有关安装的573张凭证，以及相关会计帐册和凭证，这显然不妥。
重审二审时，我向杭州中院提交了15份证据证明一审杭州江干区法院程序严重违法、调取和核实的合同和发票凭证错误。而杭州中院对我提交的证据和调取事实材料的申请均不采纳和支持，在对方当事人杨崇俭未参加调查亦未开庭审理再一次维持原判。本可分割和执行的财产被转移、房子未分割。导致我无过错方无家可归，一无所有。这与执法为民的法治理念背道而驰，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人身和财产权利，使法律的公信力丧失贻尽，由于所有财务资料已到保管期限，我已无再次向浙江高院申请再审机会，我现在向杭州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反映此况也无回复。请刘老师了解事情经过后看看能否上网，如可以我再修改材料。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