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公民来稿

我是河北省馆陶县房寨镇桥口村村民韩敬民，男、47岁。

我再次反映我的情况因1994年12月、因我家迟交一百元提留款，而被原任房寨镇党委副书记秦书军、带领镇工作人员和镇临时组织的“棒子队”约二十多人手持电棍和手铐，闯入我家将我母亲打伤致残，将我弟弟打伤致死。我又向国家信访局反映、上级说馆陶县政府2013年2月19号已解决了。下级是完全瞒哄上级，他们根本就没给解决，镇纪委书记张书军、2013年2月23日才第一次找我谈话到4月7日一直都在调查之中，他们竟然说在2月19日就已经给解决了。是我多年反映问题、一次次都是这样。现在被馆陶县政府和房寨镇政府隐瞒事实瞒哄上级。他们掩盖事实、扭曲事实、歪理邪说欺上瞒下，使我家冤案再次沉冤。因此、我不得不再次向上级反应我的实际问题，我们永远相信党的政策是好的、上级领导是英明的、国家的法律不可辱蔑的、会查明事实的、会给我冤死的弟弟讨一个公道。被他们打伤致残的老母亲和弟弟留下一双幼小的孤儿一个说法。

我多次上访情况如下：自1994年以来，我多次向县、镇两级政府反映，终无得果。我不得再向上级领导反映、于2001年6月12日、上访到河北省信访局，省信访局领导叫我县领导到省里去了解我的情况，后有馆陶县县委副书记王天仲、县信访局局长董明华、石宝山、房寨镇镇长靳俊起，他们说：回到县里给我处理，回来后我多次找他们有无得果。后来我多次打邯郸市热线电话向市里反映，2010年我又上访到邯郸市信访局有无结果。我又不得已再次向上级反映，2013年1月4日上访到国家信访局。

我又2013年4月22、我到国家信访局，上级领导说：你们县政府在2013年2月19日已经给你们处理啦，2013年2月23日，我村村长韩学山带我第一次去见房寨镇纪委书记张书军，与我了解情况。我把我的问题如实向他反映，张书记说他到下面调查调查，2月25日我就去北京打工，3月2日镇纪委书记张书军和我村支部书记打电话让我回家，3月3日村书记带我去见镇纪委张书记。3月4日带我去见镇副书记宁博，3月7日，镇张书记、宁书记、包村干部和我村支部书记带我去县里。下午、宁书记和我村书记带我去见县政府胡书琴副县长。胡县长说在调查一下就给我处理。4月2日镇纪委张书记调查我村原任支部副书记姚顺廷和部分群众4月7日、纪委张书记调查我村原任村长韩文书。4月12日镇纪委书记张书军又调查一次韩文书。上级领导、他们在这期间一直在调查之中，哪来2013年2月19日的处理结果。我弟弟韩顺德明明是他们打伤打残致神经病死的，他们却说：我弟是患病死的，还说我们以地少为由拒不缴纳，说我们耕地并不少。为什么事情发生后又补给我们一口人的地？这不是他们在扭曲事实吗。他们说派出所出警才平息，派出所出警不假，派出所工作人员到时，秦书军已经带人跑了。派出所人员看到昏死倒在血泊的弟弟和打伤打残的母亲，派出所人员说：“恁把人家打成这样，还叫我们来做什么，问也没问我们、只说了一句你们赶快去医院经抢救吧”。他们就走啦，从此再也没有过问。县领导说：经派出所调解的一万元，是谁和谁调解的、钱给谁啦。他们这样的所作所为，这不是他们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吗？他们这样做藐视国法，我们的冤情何时能伸，为了国家法律的尊严，我再次反映，期盼能够尽快查明，还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公道。

韩敬民
手机号：15033013630 15227043082

我叫汪金莲，女，1954年1月16日，身份证：430682195401160065，住址：湖南省临湘市廉租房，联系电话：15873053626。

今天我主要是向各位社会同胞揭露临湘法院枉法判决及临湘公安局非法拘留的违法行为。

1972年我与郑世辉结婚，婚后四年间生育了三个女孩。1974年，我卖掉嫁妆建新房，还从娘家借来钱和粮食，娘家出钱又出力。1978年，我怀第四胎，是一男孩，因生育计划的原因，被迫做了引产。郑世辉一家重男轻女观念极重，因男孩被引产，生下三个女孩而不高兴，从此虐待我母女四人。随后，郑世辉与王、李、徐等人非法同居，为达到离婚目的，还捏造事实诬告我与刘某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临湘法院多方调查，于1980.5.26临湘法院（1980）法民字第09号判决不许离婚。郑世辉仍不罢休，上诉至岳阳中级法院，中院刘冬凡、廖小华不调查事情的真相，仅凭郑世辉的一面之词，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下发一张判决书，即岳中院民字（1981）第01号到村部。4月5日，村部宣布汪金莲与郑世辉离婚，不再是同和村的人。面对如此枉法判决，我不服，为维护自身权益，随即不断上访却均对我的诉讼请求置之不理。同年12月9日，村组根据岳阳中级法院的离婚判决，请示大队党支部同意：不分责任田地给我，逼我母女四人于绝路。

刘冬凡、廖小华泯灭良知，枉法判决，因我不断上访讨公道，还将我无故关进收留所5天。

1982年3月19日郑昌汉（县收容所所长，郑世辉父亲）回老家，逼我离开家里，我不肯，便开始对我实施暴力。郑昌汉联合他二儿子郑世雄将我达成骨折。我的头颅。胸背软组织均有损伤。我住院近五个多月，住院期间，我多次要求到上级医院检查，却被县法院刘辉以“若我去上级医院检查，他便不再管理此事”这种无理的理由拒绝。住院过程中，郑家不仅不出医药费，还强行要我出院。

随后，有了1982年临刑字89号判决、临湘法院刑事裁定（1995）临刑再初字第5号、岳中院刑事裁定书（1996）岳中刑再终字第05号。这些裁判中均对我骨折的伤情只字未提。迫于无奈，我向各级政府求助，后来县纪委带我去湖北检查。不久，开除了郑世辉的党籍。 1983年1月3日，岳中院裁定：岳中法民申字（1981）第1号终止执行。然而郑世辉与余兰香与1983年1月3日晚上7点半打了结婚证。1984年8月15日，我受到岳中院（1984）民申字第1号再审判决书，对此我判决书我不服，不断进行上访。

临湘县人民法院公正处理，然而中级人民法院枉法判决，对郑一家违法包庇，为维护自身权益，我上访到各处。于2012年5月2日，我在上访过程中，无故被临湘市公安局违法拘留，对我做出了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以往还无故拘留我三日。我依法律的规定，以合法的途径去维护我的权益，却被无故拘留，此等滥用权力，欺压百姓之举实属有违天理。

三十四年来，我逐级正当的文明的上访，希望可以维护自身权益，却被一次次拒之门外。现在特向各位社会同胞揭露这一黑暗的事实。

控告人：汪金莲
2015年9月1日

我是辽宁省建平县三家乡小新地村四组的一个普通农民，举报三家乡政府官员刘宝海乡党委书记，李军原三家乡政府乡长，黄树华三家乡乡政府财政所所长，以上几人勾结开发商伙同地方黑恶势力，强征强占农民基本农田，动用黑恶势力对村民进行打压并致使我夫妻二人致残，其中妻子生活不能自理。以上三人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做着以权谋私欺压百姓的土匪勾当，致使村民敢怒不敢言无处说理。

2011年，他们为重信物流园交易市场开发，以3万元每亩的价格征收农民基本农田。在没有和我家达成征地协议并未取得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野蛮施工未经允许将我家已长满1m高玉米青苗的农田于2011年06月12日中午趁家人休息时强行铲除。至今未给我家任何土地补偿款。

无独有偶2013年06月，以为众信物流园交易市场开路为由，以租赁的形式占用本村基本农田，以每亩2000元每年的价格租用十二年，租金分十二年给付，又趁中午强行损坏青苗100多亩，这100多亩不足整个路网规划的三分之一，施工时未取得土地使用审批，并且损坏青苗时还未征得村民同意，强推青苗之后逼迫村民签订所谓的土地征用协议。2014年该路网由10米扩宽至30米仅此一项就增加占用农田300多亩，此次占地涉及3个村庄。

刘宝海、李军、黄树华在中心物流园开发时，违法占用农民的基本农田未批先占，少批多占，强行野蛮征用基本农田，对违背其意愿的村民授意黑恶势力进行打压，称“强制执行”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利用村民不懂法怕事的心里对村民进行恐吓威胁，利用职权坑害百姓利益。他们这种行为严重的损坏了党风，给村民留下了“共产党就是黑社会”的错误印象；他们这种不顾村民利益，无视国家法纪肆意妄为随意破坏国家土地资源的行为，属严重违纪，望各级领导予以重视，给我们一个公道的说法。

2014年10月17日刘宝海、李军、黄树华利用所谓的“保安”60多人在未征得本人和妻子的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破坏我家已长满青苗的土地强行破坏，并且野蛮的将我夫妇二人打伤，送进医院后不闻不问。事后我们与土地稽查部门联系反映情况，一号码为13591876530的人反馈调查结果，称他们已到现场进行核实，称此事为政府授意，叫我们直接与政府人员联系。因为黑恶势力骚扰侵权我们报警110，当地派出所做了笔录，直至今日未获任何答复。去找派出所询问称无从查起叫我们提供相关线索，试问什么都叫报警人自己查，那么派出所设立的意义何在。现今，他们已在抢占的土地上铺上石子土地复耕无望。另外我妻子张素范在宁城县医院住院治疗20多天，最后因无力承担医药费被迫出院，时至今日生活不能自理。因为此时多次报警无果，多次网上上访无音，不得不拖着残腿去北京上访，被乡政府抓回来送进拘留所，拘留10天，试问上访是违法的，上访人回到地方该被拘留。因为此时治疗搁浅致使病腿愈发严重。

2015年时至春播，因为我还未与乡政府达成占地协议，就把土地种上了庄家，怕乡政府趁我不备损坏农田，夫妻二人轮流看守。刘宝海，黄树华以我们因不同意占地被他们“强制执行”至今未获得补偿款的事情威胁其他村民，其他村民被迫同意。对于不同意的地块白天有人看守不好进行破坏，趁夜深人静晚间十二点用铲车偷偷推平。

2015年06月我村六组村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组织乡政府破坏土地，他们雇佣黑保安对村民进行殴打，野蛮施工将两位村民打伤住院，年过七旬的老人被他们打掉牙齿，村民用来拍照摄像的手机等设备被强制没收、砸坏或者抢走扔至水里，目的是防止留下他们的犯罪证据，在他们眼里老百姓啥也不是，他们的做事准则就是自己的意愿。以上事件是政府部门该干的吗，难道国家的法纪对他们无效吗？

以上陈述全部为事实无半点虚假，请还百姓一个公道，还本人公道。将强占我的耕地还田，赔偿我家自2011年至今的一切损失。

举报人：朱洪凤 15242155639
张素范 18304876678

申诉人：冯启琼，女，1948年5月4日生，汉族，现住：重庆市石柱县三河乡三河街135号居民。
申诉人：马寿德，男，1947年7月19日生，土家族，现住同上南宾瑞通路3号，退休工人，系夫妻关系。第二住所石柱县南宾镇城南社区廉租房8栋3楼9号。
被诉单位：石柱县三河镇玉岭村村委会。
案由：村干部非法林地侵权，追责赔偿纠纷一案。
案情：文化革命后，我家山林地六片，1983年间经：“石柱县革命委员会”发《林权证》（附2份）；于2009年10月经：“石柱县林业局”发《林权证》（附1份）但所有权人是冯启琼，实属错误。①林地亩数严重错误；②张冠李戴；③严重错误是把别人田地给了我；又将我们山林地给了他人。即：陈益鸿、陈世祥、张跃才、谭明润4人（附林权证4份）；④附证明A、三河乡一般公益林统计表2份；B、附地形图我山林地注记1份。为此我们不服，于2012年9月29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三河镇政府于2012年8月16日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附1份），该处理意见书与事实不符，情节不清，定性失误，使用法规政策不当。我们更不服，严重的是于2011年9月23日中午在深山老林石柱县信访局主任谭长伟指使下将我打重伤，经去石柱县人民医院抢救脱险，住院用医药费3000多元（附病历影印件1份），我们决不服，于2014年9月17日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林业局文件”《关于冯启群信访事项不受理告知单》（附1份）信访办室《信访事项不受理告知书》（附1份）我坚决不服，被逼无奈，故特来北京申诉理由。
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管理法》之规定，应追查石柱县三河镇玉岭村主要领导非法林地侵权的责任，严肃处理，归还我林地所有权，所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给予赔偿。对谭长伟主任指使人殴打致伤我应追查刑事责任，并且赔偿我医药费、务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等。
综上反映情况属实，敢负法律责任，当否请阅示。
谨呈
申诉人：冯启琼、马寿德呈上
电话：13896835358

我叫吴发茂，江西省贵溪市花园办事处花园村子塘组村民。

因表现对贵溪市政府自2009年借三号桥建设为名，大量违规违法圈占花园农民集体土地，贪污克扣被征地农民应享有的安置补偿待遇等行为。被征地主管邓连堂等花园办事处领导剥脱了家庭成员于该集体组织的合法成员资格，以及同等村民所享有的同等权利。被迫伙同类似遭遇的村民上访维权，并由此经历及见识贵溪市政府官员的贪污侵占、制假造假、暴力伤害、关押要挟等行为。其他村民迫于贵溪市政府部门的关押报复，及部分村民的观望原稍有停止。对于补偿安置待遇的贪污克扣及该大面积的作假、侵占，暴力伤害等等行为。出于对今后生计出路的担忧，冒险再次踏入该维权路。2014年6月26日，花园村民因对市委书记杨解生违背5月份在京期间的诺言，继续促使制假造假，转嫁栽赃，拒绝具体公示等行为不服，而再次前往北京举报控告。贵溪市政府部门、公安等官员警察于320国道上饶段拦截殴打刘家组上访村民，面对受伤村民市委书记杨解生竟然电话声称村民无理取闹。之后将十数位村民拘留关押。其中贵溪市一审法院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没有证据证明发帖人4月份和6月份到过非正常上访之地上访，而5月份发帖人虽在北京，却听从市委书记杨解生见面商谈并返回当地，发帖人不存在非正常上访行为，更没有发生情节严重。村民踏入该维权路及相关行为是因为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所驱使，与发帖人无关。虽有个别证词指7月3日发帖人叫村民到天安门、中南海等非上访之地上访制造影响，一二审法院均未组织证人到庭接受责证，也未有相关证据印证（现经核实：所谓证人的当事人证明，该证词是办案人员编造的）。根据我国现今法规有关疑罪从无，发帖人没有罪。同样没有证据证明27位村民在天安门西存在不听劝阻、或造成道路阻塞，或造成人员伤亡等等过激行为及所谓情节严重的定罪要件。反而是贵溪市公安局、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篡改诱导，以及市委领导、公安局领导前来看守所威逼恐吓。 贵溪市一审法庭，不顾事实，拒绝调取询问取证的同步录音录像，仅凭没有先关证据印证的单一证词强行定罪，判处发帖人吴发茂一年六个月实刑，张利华、吴才良均分别为一年。二审同样不顾事实，跟风维持原审决定的有罪定论。这就是民告官特别是涉及到市委市政府、公安局等主要领导的违规违法行为，从而早就公、检、法联合打压报复行为。在这种实际操作中举报控告无人理，行政执法不公开的现象中，我们普通百姓如何享受司法公正。对此，发帖人吴发茂和张利华于7月7日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后来，发现律师书写的申诉状出现部分表达错误和遗漏，所以发帖人8月7日重新快递发往江西省高院修改好的申诉状和相关证据材料，及江西省检察院。希望能够实事求是，公正判决。

附：刑事申诉状

申诉人：吴发茂，男，1968年12月10日出生，江西省贵溪市人，住江西省贵溪市花园办事处花园村子塘组，身份证号360621196812100319。

申诉人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不服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鹰刑一终字第22号、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2014】贵刑初字第213号刑事判决书的有罪判决，特依法申诉。

请求事项：依法撤销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鹰刑一终字第22号、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2014】贵刑初字第213号刑事判决书，改判申诉人无罪。

一二审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犯罪要件：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刑法》第291条，按全国人大法工委相关刑法专家的解释《刑法释义》第414页，构成本罪必须具备如下要件：（1）“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是指纠集多人以各种方法对公共场所秩序进行干扰和捣乱；（2）必须有聚众堵塞交通通行车辆行人不能通过，破坏交通秩序和影响顺畅通行和安全；（3）必须有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4）必须“情节严重”所谓情节严重是指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时间长、人数多；造成人员伤亡或公私财产重大损失；影响或者行为手段恶劣等等。

（二）、2014年4月之前的上访行为已经处理完毕。申诉人吴发茂在2014年5月、2014年6月两次上访过程中不是首要分子，一审判决书第3页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4日，吴才良、张幸福、张享福等27人经贵溪市花园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劝导后返回贵溪市。申诉人对上述事实有不同意见：1、（1）、2014年5月之前，申诉人吴发茂的上访行为或非访行为已经处理终结，这里有2011年4月1日被行政拘留五天（扰乱公共秩序）。（2）2014年4月12日因阻碍执行公务被行政拘留10天，因此按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则，案结事了，2014年4月12日之前的上访或非访行为已经处罚完毕，不存在本案中再算旧账。2、按贵溪市人民检察院【2014】179号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2014】第213号都认为2014年4月初50余名村民到北京上访，是申诉人吴发茂鼓动（判决书内无证据列举），一、二审两次庭审法庭调查中，公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2014年4月50余人的上访系申诉人吴发茂鼓动，即没有事前会议协商，连电话沟通也没有。因此，2014年4月，50余人的上访不是申诉人吴发茂鼓动，而是上访人员为自身利益自发上访，与申诉人无关，这个时间申诉人吴发茂正在看守所接受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因此，一二审判决书认定2014年4月50余人去北京上访，是吴发茂鼓动不符合事实，是错误认定。所以申诉人吴发茂对2014年4月的上访不应承担责任。3、2014年5月，2014年6月两次上访，申诉人吴发茂虽然参加上访，并且请律师写上访材料，但不是纠集者，两次上访申诉人吴发茂不是组织、策划、指挥者，更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首要分子。2014年5月上访人员有50多人，参加这次上访人员有说是刘小平叫去（李芳）的，也有说是江广英的丈夫刘圹福叫去的，也有人说是苏和英叫去的，从江广英的证言声称：“今年5月份，我是和江冬英、苏和英、王秀珍、周早莲、王长香、林楼凤等一起去的”，在讲到2014年6月份去北京的过程“我们的九个人是我丈夫刘塘福打电话与其他几个村小组去的，我们九个人只有我丈夫是男的，我们都是跟着我丈夫去的。”因此，2014年5、6月去北京上访的过程都是差不多的，证人证言也未共同指向是申诉人吴发茂纠集大家一起去上访，因为证人说法不一，按“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诉讼证据原则，一二审判决书认定申诉人吴发茂是2014年5、6月两次上访组织、策划者证据不足。4、证人刘小平个别证言不能作为申诉人吴发茂组织、指挥两次上访的证据，原因是刘小平等个别证言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性质为孤证，该证言应当不予采纳。

（三）、申诉人吴发茂在2014年5月，2014年6月两次上访过程中的行为是否为一审二审判决书认定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首先，2014年5月上访是贵溪市委书记亲自到北京接访，上访人员在劝访后自愿回贵溪市老家的。期间，申诉人吴发茂找律师写材料，其他村民虽在天安门外围聚集一个多小时，但未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其次2014年6月底至2014年7月3日，申诉人虽然参加了到北京的上访，并且请律师写了上访材料，但在陶然亭公园与其余人分手后，没有去敏感地区中南海府佑街；第三，其余27位上访人员前往府佑街中南海的过程中，也没有过激行为，不具有《刑法》要求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情节严重的情节。府佑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以及贵溪市相关劝访人员的证言也证明了这一事实，不存在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

情节严重是指：在公共场所和交通道路上聚众哄闹、静坐示威、堵塞交通、聚众封锁交通要道、围攻殴打国家治安管理人员，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或交通秩序，而且必须是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且达到了情节严重。如果聚众哄闹、扰乱公共场所或交通秩序，经治安管理人员劝阻后，马上散去，并无阻碍抗拒国家治安管理人员执行职务，则不属于情节严重。

申诉人多次上访行为只受《信访条例》的调整，不应受刑法制裁。

1、《信访条例》第47条，该条规定是对违反信访条例第18条、第20条的处理规定，按规定分三个档次处理轻微情节、进行劝阻、批评教育，批评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训诫或制止，违反相关法律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予以现场处置，给予治安处罚，申诉人吴发茂的违法程度在第一层次。2、申诉人吴发茂在2014年花园村村民上访过程中，参加两次相比其他三次进京上访人员，所受处罚最为严重，对申诉人吴发茂而言，显失公平，也体现不了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3、申诉人吴发茂以及相关上访人员的越级上访行为不应成为《刑法》调整对象，申诉人作为老上访户，给政府相关部门造成了很多不便，但其上访行为只能受《信访条例》调整，只有扰乱公共场所、交通秩序的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才受《刑法》调整。4、申诉人没有“聚众”行为，即主动邀请、喊、拉（鼓动）其他群众上访。在所有参与上访的人员中，有哪一位是申诉人吴发茂主动邀请上北京上访或上京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两次庭审也没有申诉人吴发茂主动纠集的证据。

三、判决书适用法律错误。

第一、上述【2015】鹰刑一终字第22号刑事判决书在对本案进行评析认为“符合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引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公安厅赣高法【2014】103号《关于依法处理信访过程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按我国《立法法》第104条第三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因此，上述第22号刑事判决书在认定本案符合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时适用法律错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认定申诉人等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前提错误。 第二、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上访人员的行为已经堵塞交通，致使车辆、行人不能通过，或者故意违反交通规则，破坏正常的交通秩序，影响顺利通行和通行安全的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访人的行为具有抗拒、阻碍治安民警、交通民警以及其他依法执行治安管理职务的工作人员依法维护公共场所秩序或者交通秩序的行为。相反大量的证人证言证明了上访人员极其配合治安民警的工作，当民警发现是他们来京上访的，迅速将上访人员带离了现场，带到了北京“久敬庄”接济站。上访人员的行为并没有造成堵塞交通的后果，也没有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更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申诉人的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规定，因而申诉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可是，申诉人吴发茂却有证据证明，证人吴福茂、刘小平等多位证人证词是办案人员篡改栽赃、强加上去的。法院是公民伸张正义的地方，不能因为申诉人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的情况下，通过经常上访的方式来维护，给当地政府的工作带来不便，就搞“有罪推定”，这样违反了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和疑罪从无”的原则，对申诉人是不公正的。

综上所述，申诉人吴发茂在一二审判决书认定的所谓三起犯罪事实中，第一起，2014年4月没有参加（此时在看守所接受拘留），也没有鼓动他人扰乱公共秩序，交通秩序的证据。第二起2014年5月50余人到京上访没有发生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的事实，上访人员是在贵溪市市委书记等劝访后自愿返回家乡。第三起2014年6月申诉人吴发茂虽然与其他28人进京上访，并且请律师写材料，也到了国家信访局、中纪委，但申诉人吴发茂未去府佑街、中南海，其行为属于越级上访，没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交通秩序的行为，也没有构成犯罪的“情节严重”的犯罪情节，申诉人吴发茂上访早、次数多，其行为只受《信访条例》的调整，以《刑法》调整申诉人吴发茂的越级上访，处罚过于严厉，至为二审判决中指申诉人吴发茂提交了悔过书，而认定为认罪，申诉人吴发茂不认可，（1）、该悔过书只是申诉人吴发茂表示对国家法律的敬畏和服从。（2）、是对子女的成长教育及家庭状况的担忧，请求法庭在确定事实有罪的情况下，考虑实际情况及态度问题从轻量刑。（3）、自2015年2月25日提出上诉至4月30日才开庭，至6月19日判决，比申诉人在看守所看到的案子时间都长，申诉人认为是二审故意。（4）、二审主审法官2015年5月15日让申诉人核实庭审笔录时，声称法律没有规定办案人员对五年以下的案件录制保留同步录音录像，并要求申诉人吴发茂书面表示态度。申诉人对主审法官关于同步录音录像的说法认定为欺骗，所以认定其不会依法判决，而与看守所所长及同监室人员商量才写该悔过书，软化态度。而二审法庭的认定是含混是非。故请求省高院严格审查本案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撤消一二审有罪判决，依法改判申诉人无罪。

此致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吴发茂
联系电话： 13627011031

维稳，是官方的惯性思维，每当敏感日来临，当局上下联动，对他们认为的不稳定分子“访民”实施抓捕、关押。多少访民因此无辜入狱已非民间力量所能完全统计。但，在平常人心中，在这些深受当局压制、迫害的数以万计的访民心中却能明白他们身边那些失踪或是人间蒸发的访民都遭遇了什么，因为他们也随时都会和他们一样，遭受来自当局非人性的对待。
今天上午9点9分我也接到了当地政府的电话，“奉上级指令来北京维稳，对重点人、重点事采取措施”并附上了一句“上支下派不算妄快”。对此，我不予认同，上支下派就可以公然违法法律？国家哪条法律规定敏感时期不能上访，既然敏感时期北京的各信访窗口也都照常办公，又何必来维稳？如果担心访民在这个时间段采取过激行为，那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谁把他们逼上了这条路？
和谐、稳定不是靠镇压来实现的，否则就不会有杨佳、胡文海这样万人敬仰的英雄，就不会有冀中星的机场爆炸行为。古人都有“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的悲愤之举，难道我们这一代青壮年访民还要让当局拖到老死为止吗？
抗战胜利70周年了，那时的老前辈们浴血奋战是担心“国破家何在”，而我们的今天却只能感慨 “有国没有家”！更为凄惨的是我们失去的不止是家园，我们失去更多的是做人的尊严，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能忍耐几时？
就在昨天河北定州访民刘敏杰被抓回地方，河北定州访民高文学（音）被劫持回定州软禁在定州南关的一宾馆内多人看管，就在刚刚河北石家庄访民杨梅来电仅说了句“救命吧，救命吧”电话就挂断，在回拨无人接听。此时我脑际只有一句话在回响，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河北丁灵杰
2015/8/27

我是重庆市云阳县南溪镇南阳村11组村民【王延全】今年42岁。我现将了解到的云阳县的【塌方式的贪污腐败窝案】有案不查，压案不办，犯罪事实以及理由举报如下。

事实一：我从2012年6月就有凭有据的向云阳县纪委举报南溪镇党委政府和书记【刘树林】以及南阳村的村干部同流合污的贪污事实，至今云阳县不给书面回复，当替罪羔羊的村干部于2014年6月11日由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理由；1， 南阳村的村干部终审裁定判决书分别是犯职务侵占罪，5人共同参与贪污118810元，支部书记【王康平】判处有期徒刑5年，村综治委员【罗湖清】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村主任【刘银平】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村会计【谢合安】判处有期徒刑3年4个月，原村支部书记【蒲昌云】另案处理，现还在江口镇政府上班。并没有对【蒲昌云】提起公诉，村干部的贪污事实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没有上判决书。

2， 没有上判决书的有凭有据事实；1，村干部贪污低保款40万余元，2，克扣村民的生态移民资金7万余元，3，贪污非法强行集资款修通达工程65余万元，4，贪污红石点村民的强行集资因滑坡公路改道6，7万元，5，村干部利用职权虚报多处建设用地复垦骗取国家的项目资金50万余元，6，贪污土地复垦集体组织资金83万余元，7，四个村合并的时候多做假账虚报骗取国家资金28万余元，8，贪污村民退耕还林资金8万余元，9，贪污云阳县慈善协会送给村民的保健药品4箱被村干部私自卖了，10，贪污南阳村整村脱贫奖金50万元，11，骗取国家的种粮大户项目资金还没有上判决书的有45万余元，12，贪污村民种粮直补金50万元以上，13，贪污虚报工程款33万余元，14，南阳村的蚕桑基地虚报540亩骗取国家的项目资金80万元以上，15，贪污村民的救灾款20万元以上，16，贪污各种种粮直补金20万元以上等等还有很多村民不知情的项目资金。

事实二：我们从2012年就向云阳县纪委举报南溪镇党委书记【刘树林】的一切不作为，和贪污村民2010年土地复垦资金4800多万元，至今云阳县纪委不给书面的回答。

理由：1， 2009年【刘树林】利用职权承揽南溪镇工业园区的场坪工程，2， 2010年【刘树林】利用职权安排南溪镇计生办主任【牟方祥】把世纪广场私自改建成上下两层商铺出售，3， 南溪镇的森林绿化工程几万亩没有经过招投标属于少建多报骗取国家的项目资金，4， 南溪镇计生办主任【牟方祥】利用职权搞房地产几万平米出售，5， 南溪镇盐渠街道风貌改造工程没有经过招投标【刘树林】利用他人顶名，6， 南阳村的沼气工程少建多报骗取国家的项目资金，7， 【刘树林】利用职权克扣惠民资金村干部签10万元的单拿走8万元，8， 【刘树林】利用职权安排【唐东兰】会计帮南阳村做假账，9， 2011年【刘树林】利用职权将南阳村的水利整治工程承揽给了【李国成】的弟弟，10， 2010年【刘树林】贪污土地复垦资金4800多万元，11， 南阳村原支部书记【蒲昌云】于2010年考上公务员，经2013年查证落实已经构成犯罪为什么没有提起公诉，12， 南阳村的整村脱贫资金用去了何处，13， 南溪镇克扣村民的万元增收补助资金等等以上这些问题，为什么云阳县纪委并没有去查，不给书面回复，就把几个村干部当了替罪羔羊，有案不查，压案不办。

事实三：南阳村村民于2011年7月开始向云阳县纪委举报，至今云阳县纪委不给书面回复，实名举报人【王延全】多次找云阳县纪委要求索取书面回复都遭到拒绝，举报在这几年当中从来就没有见到过云阳县纪委的领导同志，我于2015年8月3日下定决心到云阳县纪委信访办公室找到【艾主任】要求给书面回复，不给我就不走，苦苦的从早上9点等到11点多了，【艾主任】看到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才说你先回去明天给我电话联系，我就回来第二天下午又给纪委打电话，【艾主任】回答说，6日下午来我的领导要找你谈。给出回答是以下几点。

理由：1， 我于2015年8月6日下午2点30到了云阳县纪委信访办公室，大哟在3点的时候就进来一位同志，【艾主任】给我介绍说这位是纪委的黄书记，接着黄书记就说你就是【王延全】哟，快说有什么事情，我说黄书记我有个请求，我已经向云阳县纪委实名举报3年之久，一直都没有给我书面回复，他回答说我们调查后已经交给检察院，判决书就是回复，我们为什么要给你回复呢。

2， 再说我们在2014年1月组织县里多个部门到南溪镇司法所，已经给你口头答复了，再也不会给你书面回复，我就说当时在司法所，纪委的【刘升】同志在宣读回复的时候很快，根本就听不清楚，也只是宣读了一遍，再说我们要求【刘升】再读一次遭到拒绝，他宣读的文件我们要求看看也遭到拒绝，也没有让我们看和签字，我们当时听到了一些就是说的假话，根本就没有查证落实，黄书记回答说，你们有没有听清楚不关我的事，反正我们纪委是给你口头回复了的。

3， 村干部于2014年6月21日经过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后维持原判，我多次找到云阳县人民法院要求看一下村干部的判决书遭到拒绝，在无赖之下才跑到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要求索取村干部的判决书，又遭到拒绝，当时我就对法官起火了，我问法官同志为什么不给我判决书，我是实名举报人，你们并没有把判决公布在网络和张贴公示，这样做合法吗，如果今天不给判决书我的话，马上去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索取，法官回答说你等等我去商量领导，过了一会法官就给了一份判决书我。

4， 我接过判决书一看，云阳县真的是老百姓所说的是一样啊，太黑暗啦，公然堂堂的一百多万人口的云阳县人民政府，本案经过【云阳县纪委、审计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调查判决出来的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事实没有上判决书，甚至举报人有凭有据的举报南溪镇政府和【刘树林】的贪污事实半个字不见，【蒲昌云】是公务员已经构成了犯罪，也没有提起公诉是另案处理，公务员犯了罪是不是可以不负法律责任啦。 以上句句属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难看出云阳县纪委才是罪魁祸首啊，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有案不查，压案不办，是正宗的塌方式的贪污腐败窝案。

举报人：南阳村村民代表 王延全
电话；13320306745

我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通乡委居民杨俊春，是位当过十一年大兵的退伍军人。并且是地方国营牡丹江石油机械厂全民的职工。在2004年企改时，已经具有36年工龄工作的年限。

由于本企是在中共牡丹江市委书记董绍林一手策划下破产公企改为私企，即牡丹江石油机械厂改制为牡丹江天合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现今又改名叫牡丹江天合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私企，国企法人江崇海，就易位给私企法人李广丰。而李广丰这个牡丹江市人大委员的亲爹，就是原牡丹江石油机械厂企业内设的股份制厂长李贵龙。

企业公改私，出让方和拍卖方是企业法人厂长江崇海；受让方和拍买方是本企股份制厂长李贵龙。

由于本企业生产的产品扶正器和人工合金钻头是100%及以上盈利的企业，产品发往全国各大油田，产销适路，供不应求。从“鞍钢”进一根铬钼原料钢材，加工后卖给油田纯利净挣一根原料钢材的款项。本企业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市税利大户和工业支柱产业。

但进入二十一世纪公企改私企年代，本企就一下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人为亏损9237万元人民币”，作为申请破产理由，进而企业破产公改私，造成国企资金实际流失和被合法下瓜分贪污二个亿人民币，和极为严重侵害职工利益仟万元人民币。而私企法人李广丰父亲李贵龙，就使用侵害职工利益款中的400万元人民币，贱买了本企注册资金2800万元人民币的国企。

上下内外的勾结分脏，本企的公有国企的身份，就被化公为私的转到个人私企的名下，实乃祸国殃民的改制（见《贪污国企资金和职工利益两亿元以上，牡丹江石油机械厂企改是祸国殃民的改制》等举报、控告书）。
仅就极为严重侵害职工利益的事实投诉：
1、不给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特殊工种（55周岁）职工办内退手续。
2、拖欠和贪污买断等职工从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本企制结前一年的工资款不给。
3、拖欠和贪污按（黑劳社发［2003］99号）《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省国有企业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有关问题的政策解答的通知》第一章十四条明确规定“工龄已满30年以上”享“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同等应为“内退”政策，但本企改制时却只办“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内退手续，对“工龄已满30年以上职工却违反政策故意暗箱操作，隐瞒企改政策不予公布政策和办理内退保障政策，严重侵害本企已满三十年以上工龄职工的利益，和按政策应该享受到的按月发给生活费，由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直到法定退休时止八年生活费款项和社会保险费等款项人均约10万元以上的款项，被不法侵吞和贪污。
4、本企改制使用连2012年每月90元生活费都不给的从2003年3月到2004年10月一年七个月计19个月分文工资不发职工已经吃不上饭下，对本企职工胁迫、欺诈和乘人之危下，逼迫含三十年以上工龄应该办内退的职工为了活命，违背自己的意志下，全部被私企法人李广丰“一刀切”买断领取买断金，解除与企业的劳动关系（实际应是给付款的签名）。本企改制违法违规，企改系列作法卑鄙和十分的恶劣。按照《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法则，对应办内退职工却强逼买断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合同是“无效的民事行为”。依据法规，已满三十年工龄以上的企改职工，有依法承继企业内退再办的权力。并且职工代表杨俊春从2003年以来至今13年坚持上访和上告，要求补办内退政策从未间断，诉求合法应该补办内退。
5、本企2004年3月30日制结后，由于职工代表杨俊春上访部分成功，获得国资委领导批示，和国家、省信访局转办，才又使退休职工在2004年11月得到医疗保险的补办。并且七名职工代表中的六人都给了钱和办了医保，企改前被企业除名的职工代表于萍、姚侃，还被私企补办了退休手续。给三十年以上工龄的企业职工依法依规补办内退手续，也完全应该。
6、拖欠和贪污职工应由企业净资产为职工给办的医疗保险金，以及职工依政策应享而不能享受的医疗保障金返金。
7、拖欠和贪污职工从1997年工资中实扣失业保险金和应享失业保险保障金款项。分文不给。
8、拖欠和贪污部分职工住房公积金。
9、拖欠和贪污部分职工独生子女费。
10拖欠和贪污本企52户、65户、90户约200户职工未按闭路电视白条扣款每户100元人民币。
11、本企股份制工厂2004年3月给生产留用职工每月仟元以上月工资（不含奖金）。却只给买断职工400元/年买断金侵害职工利益。等等。
12、拖欠职工代表杨俊春从2011年7月到2015年7月4整年的应办退休却以政府行为不给办退休养老金约10万元人民币用以打压。

本企业改制时，公私厂长江崇海、李贵龙，就使用入股分红、贪污瓜分手段，使用贪污职工利益的仟万元人民币中的400万元，化公为私巧取豪夺的白检了绝对暴利盈利的本企，事实确证。

由于企改中职工利益仟万元被拖欠和贪污瓜分不给到如今，以经整整11年的时间，其上就是本企改制中500名职工全员上访上告市、省举报控告侵害职工利益的事实。

联系电话：17072785336
举报人：原牡丹江石油机械厂工龄30年以上职工代表：杨俊春、范忠仁、王金亮、张 敏、宿文斌

控告人：张国新、男、57岁、广东省阳春市春湾镇人（死者张军帅的父亲13078397671）；
梁春梅，女53岁，汉族，广东省
阳春市人，住阳春市春湾镇旧工商所宿舍，（是死者张军帅的母亲13824957895）
黄玉霞，女、30岁、广东省阳春市春湾镇人（死者张军帅的配偶15113531391）

被控告人：阳春市公安局看守所
控告事项：枉法滥设私刑致人死亡。

一、 事实经过：
2014年5月4日下午，阳春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在张军帅（今年30岁，阳春市春湾镇人，与母亲住址同）住家对其进行拘留，原因是有人举报其在2013年7至8月份间搭赌客营运，2014年5月29日转逮捕，一直在阳春市看守所羁押。阳春市法院分别于2014年12月28日上午和2015年5月18日上午开庭审理，检控方两次都是指控张军帅搭赌客营运1400多元，涉嫌开设赌场罪。但两次审理都无结果，不知为什么搭客赢利1400多元，都无法判决？要关押到死？

2015年6月22日上午约9时多，看守所称是值班人员电话通知亲属说：“张军帅在阳春市人民医院抢救”。上午10时05分家属赶到医院，经询问医生，医生说：“看守所上午9时03分将病人送到医院，病人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已证实死亡”。听到这些话，我们父母、妻儿、亲属非常伤心，万万想不到看守所这样草菅人命，比猪狗不如，人死了还带着脚镣，几乎丧尽天良，良心何在，公理在那里？亲属们非常悲愤，医院看病群众议论纷纷，我们向看守所、公安局人员讨说法，极力要求到看守所看监控录像，当日下午五时多经公安局杨副局长向领导们反映，同意亲属6人分两批到看守所监控室看录像。从监控录像回放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2015年6月21日晚上10时多，由别仓犯人把张军帅双脚锁在床上固定脚夹，脚夹约40多公分高，双脚不能摆动，大腿及以下部位不能与床接触，被固定在一个位置整整10多小时，天气这么闷热，人体根本上无法承受，2015年6月22日上午8时26多分钟，由两个犯人打开张军帅脚夹，见他下地走动，满身大汗，不停地摆动双脚，走到窗边，双手不停擦汗，但在8时38多分钟，出现病态，（从打开脚夹到出现病态只有12分钟），他手扶窗柱，头倒在窗边，有同仓犯人见状，走到他身边扶着，也按了报警器，把他扶到床上躺着，到8时40多分钟，由几个犯人用担架把张军帅抬着到医务室，从录像看此时张军帅已无任何反应，8时46分钟多，医生就拿着听筒听心跳，量血压，重复了两次，最后拿手电筒照眼部，医生就脱开身上白掛不理，再次由几个犯人锁上脚镣，搬上警车，8时56分钟多送医院。

我们在看录像时向监控室工作人员问，为什么仓内十多个犯人穿黄色衫，只有张军帅和另外一个犯人身上穿着青色的衣服？该名工作人员说：“这是病号的衣服，他有病，有高血压和心律不齐”。我们接着问：“有病还对他用这样的重刑？”他说张军帅违反了监规。2015年6月24日下午，阳春市政法委、公安局、信访局在信访局二楼召开该件事通报会，公安局纪委书记通报情况：“张军帅入仓前有严重高血压、心律不齐；6月12日与同仓犯人争吵，对其进行禁闭处理，禁闭7天，但到了6月16日晚上9时多停止禁闭，把原来决定7天改为4天，并从原来2号仓调到3号仓。”

二、 理由：
1、从监控录像得知：阳春市看守所枉法滥设私刑是导致张军帅死亡的直接原因。看守所以“犯人管犯人”的方式指使关押犯人对张军帅从2015年6月16日晚上9时多开始至其死亡时止连续5天晚上实施血液冲击心脏、头部而下身失血的酷刑（40公分高固定脚夹，腿以下部位不能与床接触），正常人都受不了这样折磨和摧残，何况明知是一个高血压、心率不齐的病人？我国刑法及监规里有这样的酷刑吗？又是谁赋予关押人对另一关押人实施的权力？不难看出看守所与实施者“听话”关押人之间存在权钱交易。

2. 阳春公安局通报情况称：“张军帅因2015年6月12日与同仓犯人争吵而对其进行禁闭7天，6月16日晚上9时提前3天解除禁闭”。这一事实表明：一是看守所发现张军帅病情严重不适宜禁闭提前解除，二是张军帅服从监规管理提前解除。但按常理这两种情形都不能对张军帅使用比禁闭更重的体刑，令人愤慨的是看守所本未倒置地实施了，那只有一个目的：往死里整。

3. 阳春市公安部门赎职、失职：
一是从2014年5月4日对张军帅进行拘留到现在都没有给家属寄送拘留证。
二是在张军帅被关押长达13个月直到死亡公安部门都没有告知家属其有“高血压三级、窦性心率不齐。”在其死后的通报会公安部门才告知张军帅关押仓前体检有这一病情。
三是非法超期关押。其一，根据阳春市公安局2015年6月24日通报会的情况通报：对张军帅的延长羁押从2014年7月29日经阳江市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至8月28日止），2014年8月29日经广东省检察院批准延长羁押两个月（至10月28日止）。那么2014年10月28日应为广东省检察院批准延长羁押的结束之日，从结束日起至2014年12月24日阳春市人民法院第一次审理日止共57天时间是没有经任何部门批准的，显然这57天是非法关押。其二，根据两次开庭检控方的指控，同案有十多人，为什么有的同案犯人会提前释放？而对一个只靠搭客营运1400多元的“搭客仔”进行遥遥无期的关押呢？只能讲明“搭客仔”做了替罪羊，原因是没有利益输送。

四是看守所医生没有采取适当、及时的救治也是张军帅死亡的原因。从监控录像看到：医生在那里悠哉由哉地瞎转了长达15分钟。连正常人都明白对一个毫无反应的病人应采取按人中、按胸扩张、人工呼吸、输氧等措施，但当值医生没有。这是职业医生吗？看守所为什么有这样的医生存在？ 综上所述，对张军帅非法超期关押、突然有病、突然死亡都是公安看守所草管人命、枉法用刑造成的。本案涉及到阳春整个司法系统太多的问题。黑暗啊，那还有公理？唯一的儿子张军帅的死亡给我和亲人造成致命的打击，家庭支离破碎，人财两空，精神崩溃。我一个弱质女流在本地有冤无处申，相信党、相信国家能给予我申冤的机会，唯有求助于社会、求助于国家上级机关，尽快查明真相，严惩凶手，赔偿我一切经济损失，还我一个说法，还社会一个公理，让死者得予安息。

控告人：张国新、梁春梅、黄玉霞

[编发者按] 于新永，2015年8月7日前去旁听丁汉忠血拆案的二审，在法院门前被抓捕。这是他于21天前写下的文字。于新永，一个没有自己个人诉求的“维护民权专职志愿者”，一个大写的人！他在感受到马上失去自由之际，给朋友们、给社会留下这段话。
通过《我的声明》，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捍卫民权志原者献身的无畏，无私的胸怀，凛然大义！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人权民主宪章的光辉，看到先站起来努力撑起一片天空的壮举，看到一定天亮的未来！
 
 
警方对我秘密调查，我早就知道。此前各地朋友传来我被调查的信息，我一笑置之。今天，潍坊血拆案中一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丁汉忠，二审开庭在际，警方向其女儿丁玉娥审讯式地调查我，这让我认识到很快被抓捕已是事实。所以，写本声明，以此作个交待。
从我的被抓捕来看，当前全国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只是当局行动的一部分，对全国维护民权人士全面打压，才是此次行动的根本内容。
对此前出台的《国家安全法》，我并没有仔细研究，只是惊讶于当局对局势的判断如此短视，惊讶对民间正义抗争的声音如此草木皆兵。对国内维权者们以准恐怖分子对待，让人看到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很快被放逐的周厉王！
是于2013年初，积淀于胸怀的社会认识，促使我放弃七、八千元月薪的工作，作为一个无个人诉求者走上了维护民权之路。我对济南国保曾明确说，中共和维稳官员不是我的敌人，我希望中共正确认识社现实走向开明进步永远执政下去，不致出现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我说，当下政局与半个世纪前我父亲被打成右派时如出一辙，是中共自毁长城，在自掘坟墓的同时，把中国人民拖向灾难的深渊；我说，毛时代的闭关锁国永远过去，国家社会向普世价值靠扰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我说，站出来维护民权的我，最多是一只报晓的鸡，杀掉报晓的鸡，也阻挡不了天亮的到来。
我知道，当年被种族被灭绝的犹太人对纳粹讲道理是没用的。当局不是纳粹、民权捍卫者也不是犹太人，所以与当局讲如下道理。调查我主要围绕两个事件，丁汉忠案的关注与拟成立山东维权联盟。关注丁汉忠案，是我一人自做主张；我拟发起成立山东维权联盟，不可能得到批准登记的情况下不了了之；这些事，都与他人没有关系。
有朋友所说，如我已被贴上黑标签，就如当年我父亲被右派一样，已经被视为准敌人，一旦有什么政治运动，我将被拿来祭旗！当时接受不了如此说法，我依法办事，尽量与当局良性互动，做了些许推动依法治国的有益工作，当局没理由把我敌人化。看来，我善良的认为是错的。
那是北美大草原上的地松鼠，蛇很喜欢进洞穴吃它们的幼崽，蛇临鼠洞时，往往有成群的大松鼠对蛇齐骚扰，烦不胜烦的蛇只得怏怏离去。我，最多是伤害不了蛇、让蛇避退去的一只地松鼠吧。从屠戮与反屠戮的角度，地松鼠与蛇是敌人，当局是蛇我是地松鼠吗？
我所做，无愧于良知与社会责任，被拘押、牢狱，算不得什么。在此希望朋友们继续关注丁汉忠案，这不是为了丁汉忠个人，是为了社会公平正义；望关注朋友孙峰的案子，一是因为孙峰是我们的朋友，二是这关系到推动言论自由的进步。再是，希望我介入的维权案的维权者们，把维权进行下去，在我的离开脱敏的情况下，也许有利于维权尽快成功。这不仅是维护自己权益，是通过个案推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是为推动社会进步做贡献。
我的被牢狱，请朋友视为我的荣幸。我有幸与全国知名大律师们为伍，有幸与全国知名民权人士为伍，有幸与人权战士们为伍。
因为子夜已过，天才漆黑，这不仅不是令人绝望、消沉的理由，反是促人奋起抗争的希望！黎明前的黑暗过后，不就是朗朗明天么？历史也在告诉着我们，社会正义虽然常常迟到，但从不缺位，公平正义一定会实现！
朋友们，与你们风雨同行的日子里，让我收获了无愧无悔，实现着我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请不要为我担心，更不要为我的被牢狱费力。我今天就是洒尽热血，也实现了走向民主法治祭坛的志愿，无尚欣然。正如有朋友所说，就是被撕成碎片、零落成泥化为尘土，也不失我们泽被万世的芬芳！
民权捍卫者于新永于2015年7月16日
（编发者李向阳，于2015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