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二十二期

当眼神有些飘忽、身形邋遢的王亚洲前来自首时，江苏省沭阳县刑警大队周燕第一反应:“要来大案子了。”
    2013年6月17日晚，王亚洲在家将其母亲杀害。因其有精神病史，经鉴定无刑事责任能力，随后被强制医疗。这是周燕接触过的第一起强制医疗案件。
    “有种第一次吃螃蟹的感觉。”周燕告诉记者，办案难题一个接一个，比如，用什么样的法律文书问题。“由于当时沭阳没有任何关于强制医疗的相关文书，市里、省里也尚未下发统一规范文件。发现北京市公安局曾发过规范文件，只好直接拿过来用了。”
    有此感受的，不止周燕一个。修改后刑诉法实施一年多以来，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诸多的“强制医疗第一案”。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操作性难题。困惑人群除了公安部门，还有检察院、法院，甚至包括精神病院。
    强制医疗:从行政化到司法化
    中国人习惯将王亚洲这类具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称为“武疯子”。有媒体援引过一组数据称，我国精神疾病发病率已近千分之十三，其中三分之一有主动攻击倾向，最近每年精神病人的肇祸案都超过1万件，其中三分之一是杀人、伤害等严重暴力案件。经鉴定确认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为了避免其对社会造成危害，通常将他们送进精神病院进行强制医疗。
    但强制医疗一直备受争议:一方面是“武疯子”对正常社会秩序的危害性，另一方面则是屡屡出现“被精神病”的案例。这样的背景下，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章特别程序中，特增加了一章来专门规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随后“两高”和公安部有关刑事诉讼法配套规定中，也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基本完善了强制医疗司法程序的框架设计。这被学界公认为，我国强制医疗从“行政化”走向“司法化”。
    然而，几个简单的条文，并不能完全解决强制医疗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对象范围:还应再扩大?
    对很多一线办案检察官来说，处理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案件早已是轻车熟路:他们大都被送进带有监护措施的普通监狱。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吴伯琼办理过多起此类案件，但第一次接触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案件时，她有些疑惑:限制刑事责任距离无刑事责任到底有多远?
    在吴伯琼看来，有些限制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比无刑事责任的一些人可能更具有暴力倾向。“这些人判个几年出来了，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对此，南湖区检察院办公室主任邵志强感触颇深。他记得，20多年前，当地发生过一起精神病人杀人的案子，此人后来因限制刑事责任被判刑，出狱一年后又将两个小孩子杀死。
    “限制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重返社会后，随时可能成为爆炸的哑弹。”陕西省西安市安康医院副院长朱建彪解释说，从精神鉴定的角度来说，限制刑事责任行为和无刑事责任行为的界限模糊，不能说哪一种更具有社会危害性。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强制医疗的对象仅限于依法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卢建平认为，我国强制医疗对象狭窄，应该将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不具有受审能力和服刑能力的精神病犯人、非暴力型肇祸行为的精神病人以及未危害公共安全和未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肇事、肇祸精神病人，一同纳入强制医疗范围。
    司法鉴定:监管不力
    2013年2月27日，杨鑫杀人强制医疗案在嘉兴市南湖区法院开庭审理。
    庭审中，被害人王稼祥的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几次让庭审没办法继续。让她最不能接受的就是那份证明杨鑫无刑事责任的鉴定意见。
    “白白死了，连一分钱的赔偿也没有。”杨鑫的办案检察官钱晓磊介绍说，目前法律没有规定强制医疗程序中的民事调解部分，实践中，多数被害人家属得不到赔偿。
    以江苏省宿迁市为例。该地区已处理的4件强制医疗案件中，无对被害人进行赔偿的案例，也均未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因强制医疗程序中没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自诉的规定，在实践处理中一般并不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被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需要承担额外的诉讼成本。”宿迁市检察院一检察官说。
    据介绍，被害人家属得不到赔偿，便不断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即使重新鉴定，只要结果不变，被害人家属仍不会在告知书上签字。
    除了家属主观不能接受鉴定外，鉴定本身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年从事司法精神鉴定的专家朱建彪表示，目前我国鉴定机制尚不健全，精神病鉴定缺乏统一、科学的标准。他解释说，在我国，不管哪家的鉴定专家出具的鉴定意见在法律效力上都是一样的。而司法精神鉴定最根本是靠鉴定人员的主观判断，即使同一诊断标准下，两个鉴定人员的认识差异也会导致不同的鉴定结论。“这也是为什么不同机关委托或指派的鉴定单位出具的鉴定意见常常彼此矛盾，互相冲突。”
    “司法鉴定行业基本上成为监管盲区。”朱建彪认为，目前司法精神鉴定乱象，与缺乏监管不无关系。“这些问题无疑会极大地制约强制医疗程序的运转。”
    执行:公安不能承受之重
    2014年2月11日，记者在河南省中牟县安康医院见到了暴力伤人的“无名氏”———刚收案时，这位女肇祸者说不出自己名字，也无任何可供警方查询的线索，于是，此案一开始就被定为“无名氏案”。
    据安康医院院长陈延会介绍，和两个月前送进来时相比，“无名氏”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能跟人做简单交流，但说话含混不清。记者问她叫什么，她在纸上写出“唐彩云”字样。
    据了解，中牟县安康医院是当地经卫生局批准的唯一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虽称作安康医院，但却是一家私营的医院。该医院去年6月开业，目前收治了50多名病人，医院享受很多优惠政策，“像精神疾病费用超过2000元的一般能报销80%以上。”
    “无名氏”已住院3个月。她虽自称唐彩云，但其户籍地、身份证号码、民族、文化程度均不详。由于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案件无法开庭，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一个月以内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法院的强制医疗决定迟迟未下，费用成为负责执行的公安机关的难题。
    民警李永恒告诉记者，“无名氏”前两个月费用是他们从办案经费中贴补的，其后“我们跟案发地所在的狼城岗镇镇政府商量，让镇政府负担”。至于接下来的漫长治疗期费用如何解决，恐怕还要走一步看一步。
    “没有哪个规定说，我们应该把病人送去哪儿进行临时性保护措施。”周燕说，因为沭阳县并没有安康医院或其他强制医疗机构，他们也选择将等待强制医疗决定的病人放在普通的精神病医院———沭阳脑科医院，跟强制医疗场所为同一个地点。“对王亚洲进行临时性保护措施的费用，是由王亚洲所在的乡镇出的，强制医疗的费用我都不知道是哪里出的，医院院长说国家会给钱，给多少，不清楚。”
    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的执行工作包括精神病人的强制押送和强制医疗的具体治疗。关于强制医疗的执行问题，刑诉法解释仅笼统规定公安机关在收到法院的强制医疗决定书和执行通知书后负责送交强制医疗，但具体的强制医疗机构是专门性质的安康医院或是普通的精神病医院，刑诉法及解释却无明确具体规定，更没有明确费用出处。
    记者调查多个基层办案单位发现，目前经费问题，多由公安部门先行解决。
    诊断评估报告:飞越疯人院的通行证?
    2014年3月3日，被强制医疗7个半月的陆燕，经嘉兴市南湖区法院决定解除强制医疗。
    嘉兴市南湖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陈婷表示，从目前法律的规范来看，如果被强制医疗病人家属向法院提出解除申请，强制医疗机构也作出可以出院的诊断评估报告，经法院决定，强制医疗便解除。
    但这样的解除，让陈婷心里很没底。嘉兴市南湖区法院刑庭庭长杨志勇也表达了纠结的心情:“法律没有规定诊断评估报告的标准。对于能否解除，我们也只能根据医院的判断，如果医院认为被强制医疗人病情治愈，可以出院，我们似乎也没理由不解除。”杨志勇说，他们担心的是，陆燕被解除强制医疗后再次发生暴力案件，那么解除算不算错了，到时候又应该追究谁的责任?
    刑事诉讼法第288条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
    “定期是多长时间评估一次，评估标准又是什么?一系列问题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朱建彪补充说，“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评估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实现，“精神疾病具有反复性，发作诱因很多，没有一个精神病治疗专家，可以保证一个暴力型精神病人不具有人身危险性。”
    “应该明确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的具体评估标准。”宿迁市检察院的一名办案人员告诉记者，有些被强制医疗人因为难以评估其社会危害性，法院不敢擅自决定解除，导致能解除的人仍旧关在精神病院。“一个恢复良好的精神病人，仍旧长期关在精神病院，等真有出来的一天，人也就废了。”
    解除:“无主”精神病人何去何从
    “法院决定解除强制医疗，也并不意味着解除能真正完成。”朱建彪说，对于解除决定通过何种程序落实，法律并未规定。比如，解除决定后如何完成解除，由哪个部门去执行，谁来接收，如何完成等，目前规定均未涉及。
    西安市安康医院副院长蒋峰介绍，2013年之前强制医疗的人，有的已经符合离院条件，但因为被强制医疗的人没有监护人或原监护人身份消失、自己又没有经济生活来源，导致无法出院。“现在我们医院尚未有解除的案例，但未来强制医疗解除也会遇到上述难题。再如，如果有监护人，但因种种原因，人家不便、不愿接收，也需要在完成移送方面需要规定具体措施办法。”
    目前，我国的强制医疗是无期限强制。而治愈经验表明，精神病平均有效的治疗期间大约为三年，最长不超过五年。“若不出去而永久留治，强制医疗机构接收精神病人数量将累积增大、负荷严重。”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检察院监所科科长李建民认为，应该由政府建立专门场所进行收容，对5年以上的治疗无望精神病人由民政部门牵头、社区卫生机构负责，监控精神病人服药、接受治疗。
    监督:病人说受了虐待可信吗?
    每过一段时间，西安市安康医院强制医疗病区都会有两名检察官前来“巡视”，跟病人聊聊天。
    他们来自西安市长安区检察院监所科。2012年底，西安市检察院在安康医院成立派驻检察室，由长安区检察院代执市院执行监督工作。主要工作包括对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医疗状况、强制医疗机构的诊断评估进行监督。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89条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的监督职权，但对于监督的范围、方式、途径、法律效果等问题却没有涉及。”李建民说，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在强制医疗期间其身体检测、治疗、用药、生活保障等方面没有系统的规范和程序要求，缺少配套的具体实际操作性的实施细则。“目前除了一些程序上的内容监督外，对于执行的具体过程很难有效监督。”
    江苏省启东市检察院高飞认为，作为新增的一项特别诉讼程序，若没有切实有效的具体操作性规范，不仅会制约程序本身功能的发挥，还可能会因为“无章可循”，导致程序虚置。同时，由于具体执行监督的检察官没有专业医疗知识，对于强制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评估报告，不能评判其合理性。
    李建民告诉记者，自2013年1月至今，派驻检察室在检察监督中发现有5人不符合刑诉法规定，其情形主要为精神病人的原有行为后果未达到犯罪程度，其中1名是法院以前作出了强制医疗裁定的。对该名病人如何处置，至今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法律未规定对强制医疗执行中的特殊事宜的处置办法，如决定强制医疗的人员入院时出现危及生命安全的其他疾病、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安康医院不能收治，是否应提请法院改变决定等相关程序，应在法律中作出规定。”李建民补充说。
“从条文规定来看，强制医疗程序兼具司法特点和行政特征，保留了较强的‘行政性’色彩，尚未完全纳入诉讼的轨道，其表现为一是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只能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而复议不等于‘上诉’，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性程序。这种情形会导致监督效力不稳定。”高飞说。
（来源：正义网-检查日报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4-04/23/content_1576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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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河北省邢台市精神病院医生收红包开诊断证明一事，邢台市桥东区卫生局3日晚间通报称，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当地卫生部门立即成立了调查小组，对媒体报道的情况展开调查。经卫生部门调查研究决定，给予邢台市精神病院医生王胜杰行政记过处分，暂停一年执业活动处罚，并责令退回红包。并对负有管理责任的二病区主任和邢台市精神病院负责人行政警告处分和通报批评。
2日，中新网刊发《河北一医院被指收红包开诊断证明院方称是两回事》一文称，河北省邢台市精神病医院医生在收取1000元红包后，当即为市民开出精神分裂症的处方。随即，市民向卫生部门和媒体举报此医生行为，并公布了相关视频资料及材料。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邢台市卫生部门领导关注，当即责成邢台市桥东区卫生局成立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并要求调查结果及时向媒体公布。
邢台市桥东区卫生局3日晚间向媒体通报称，对媒体报道邢台市精神病院医生涉嫌收红包就开具精神分裂诊断处方一事，邢台市卫生局、桥东区卫生局领导高度重视。邢台市桥东区卫生局立即成立了调查组，由主管医政的副局长候海臣带队展开调查，经多方调查取证，查明邢台市精神病院医生王胜杰确于3月23日，在收受陪同李贾银前来看病的家属1000元现金后，违反应该观察后才能确诊精神分裂症的规定，仅凭初步印象即判断其为精神分裂症并为之开具处方。
3日下午，邢台市桥东区主管副区长王勇武，召开全区医疗卫生单位中层以上干部大会，通报了处理决定，给予王胜杰行政记过处分，暂停一年执业活动的处罚，并责令退回1000元现金。对负有管理责任的二病区主任和邢台市精神病院负责人行政警告处分和通报批评。邢台市桥东区卫生局随即出台了《关于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将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对收受回扣、巧立名目收费和纪委、卫计委明令禁止的其他违规违纪行为进行全面治理，同时完善相关监督制度，加大收红包和乱收费等行为的稽查，从根本上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来源：网易财经http://money.163.com/14/0403/22/9OUJVG3F00254TI5.html2014-04-03 22: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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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晚上，松岗人民医院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个精神病人突然爬上了急诊室窗台的空调外挂机上意欲跳楼，危急关头，医院、消防、公安通力配合，挽回了这个病人年轻的生命。
当晚10点半左右，一名年轻男子赤裸上身站在松岗人民医院窗台的空调外挂机上，不时做着危险动作。据了解，这名男子姓吉克，四川大凉山人，今年20岁，在松岗一家玩具厂打工。14日老乡们就发现他出现了躁狂症状，16日晚上老乡把他带过来看病，就在观察室观察的时候，男子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翻过了栏杆，爬到了空调外挂机上面，继续向上爬到了上一层的外挂机。急诊科医生介绍：“因为他是精神病患者，在观察室观察的过程中，没有朋友在场，趁医护人员不备的情况下病情突然发作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站在上端的男子丝毫没有下来的征兆，反而是手舞足蹈，甚至还想往三楼攀爬。
因为楼下是一个地下车库，正处于斜坡位置，如果用消防气垫，跳楼者有可能弹起，危险更大，医院保安们急忙找来十几床垫子铺在地上作为缓冲，同时在上面拉起网，可是因为男子不让人靠近，救援十分困难。
晚上11点55分，站了一个多小时的男子突然跳了下来，幸好楼下有网及垫子保护，没有生命危险。医务科王主任介绍，急诊科进行了一个初步检查，进行了腰部和头部的扫描，发现腰椎有骨折，医院马上将其送到了骨科住院部。
据了解，为了挽救这位跳楼患者的生命，当晚松岗人民医院和松岗消防中队及辖区派出所出动了40多人，目前，该男子在医院继续接受治。
（来源：深圳新闻网2014-04-18 15:00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4-04/18/content_93799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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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何江
隶属警队：新市派出所汇侨社区
岗位：警长
从警故事：社区民警的工作看似简单而繁琐，实际上管着家长里短，连着千家万户，芝麻大的职权，却肩负着天大的责任。一年来，汇侨警区的治安环境明显改善，今年以来，入室盗窃警情和诈骗警情同比分别下降了20%和28.6%。居民们都说，这里面何江警长功不可没。
居民们对何江念念不忘的，有这么一件事：汇侨小区独居着一名女精神分裂症患者汪某莉，她犯起病来会深更半夜挥舞着菜刀砍砸别人家的大门，扰得四邻不安。因为不堪其扰，有的住户将房子卖掉搬了家，而没有能力搬走的，就只能默默忍受了。按照新《精神卫生法》，存在监护人的精神病患者，政府不能将其送院治疗，而汪某莉的家人却拒绝对其监管。  面对这一情况，何江奔走在街道、区民政局和病人家属之间，致力于解决汪某莉的收治问题。他认为汪某莉在不发作的时候也是普通人，就主动上门造访，用尊重和理解的态度去细心引导她，有针对性地教育和警示她。在多次的谈心之后，汪某莉滋事的频率明显减少了。
另一方面，只要汪某莉发作滋事，何江必定第一时间赶到处理，用实际行动来感化病人，感动邻里。经过坚持不懈的奔波和沟通，新市街道办事处、区民政局积极办妥相关手续，成功将汪某莉收治。汪某莉离开家的时候，周围的邻居们都百感交集，有几个居民拍着何江的肩膀，流下了热泪。
（来源：信息时报 2014-04-23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14-04/23/content_26060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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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旧式杆秤，一只白色的塑料箱和两个塑料盆直接放在地上，里面装着不足20斤的蛏。这样一个海鲜摊位在晋安区电建社区门前的众多摊位里，一点也不起眼。今年69岁的薛依姆，住在茶园路48号，守着这个小摊点，已有六年时间。
“这个老人家很苦，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出来摆摊。”旁边卖枇杷的一边从自己的水果筐里拿枇杷给薛依姆，一边告诉记者。
原来，薛依姆前不久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为了照顾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儿子和正在读幼儿园大班的孙子，身体还没恢复好，就又出门摆摊。“我现在还在吃药，儿子要吃药，孙子上幼儿园也得花钱……”薛依姆说，“睁开眼，我就要开始算每天的支出，能省就省。”
儿子患间歇性精神病 薛依姆独自抚养孙子
薛依姆有一儿一女，14年前老伴去世，儿子瞿堂光今年38岁，患有间歇性精神病23年。瞿堂光也曾娶妻，7年前生下了儿子。后来，妻子发现他患有精神病，便留下孩子离家了。
“他15岁的时候就患病了，我和老伴儿带他去空军医院（现为解放军第476医院）做过手术，可也不见好转。”薛依姆说起儿子的病，语气里透着些许无奈，“当时医生说他患有间歇性精神病，需要吃药控制，现在每个月需要1300多元的药钱。”
儿子的病情时好时坏，薛依姆和老伴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儿子。在薛依姆的精心照料下，儿子的病情得到了稳定，后来便娶妻生子了。“原本以为儿子的病彻底好了，可是没想到复发了，还吓走了儿媳妇。”说到这，薛依姆哽咽道。生完孩子一个月，儿媳妇就决定离开。“我为了让孙子有个完整的家，当时苦苦挽留儿媳妇，告诉她，我愿意出去赚钱养家，可是仍然没有挽留下来。”回想起往事，薛依姆对儿媳妇并没有责怪，她说，能够理解儿媳妇的选择，“我们家确实不能给她更好的生活，现在她偶尔回来看看孩子，已经很不错了。”
薛依姆最难过的时候，就是儿子发病时对她和孙子拳脚相加。薛依姆说。瞿堂光个头1.7米左右，身形比较彪悍，病情没发作的时候，他也和正常人一样。很难想象，他对着身高1.5米银发苍苍的老母亲拳打脚踢、彻底失去理智的样子。
做完心脏手术不到两个月就出摊 生意最好时一天不过卖15斤
孙子一岁左右，薛依姆和住在连江的女儿商量后决定，在家附近摆个摊儿卖海蛏。“女儿每天早上托人把货送到火车站附近，儿子骑电动车去取货。”
每天早上6点左右开始在早市卖，中午回家给儿子和孙子做饭。下午3点多再出一次摊，晚上快7点的时候回家。到家之后，薛依姆先把没卖完的海鲜放进冰箱，然后给儿子和孙子准备晚餐，接着再做一些家务。“每晚都是忙到9点多。”
长年累月的劳累，薛依姆的身体垮了。“我心脏不好，经常呼吸困难。”薛依姆说，“去年12月，我实在没办法再出摊了，去省立医院看病，今年1月3号，我做了心脏搭桥手术。”8万多的手术费，其中大部分是找亲戚借的。
为了尽快赚钱养家，手术完不到两个月，薛依姆便重新摆起了海鲜摊儿。
可是，薛依姆的生意并不好。昨日下午，记者看到只有4位顾客来买蛏，而且都是买三两或者半斤。“蛏15元一斤，现在生意不好做，最好的时候一天就只卖15斤左右，昨天，我就没有卖出去1斤。”
没有客人来的时候，薛依姆会认真地把壳子有破损的或者看起来不新鲜的蛏，挑选出来，扔在一旁。“壳子混在里面，占了重量；不新鲜的，客人买回去，吃了会闹肚子，得实在点。”
全家一日三餐都是稀饭配青菜 过年时才有鱼和肉吃
薛依姆的家里，最多就是药盒。“儿子每个月要吃药，我现在每个月也得吃药也得花1800多块，家里两个药罐子。”薛依姆笑着说道。有些发黄的墙壁上，只有一张日历表。餐桌上并无大餐，冰箱里存放的，也只有没卖完的海蛏。厨房里也是简简单单，锅里装着一些稀饭。“家里开支大，我们一日三餐都是稀饭加一点青菜。”薛依姆说，“买大米，我也只会买1块8一斤的，不敢买2块的。生活费，都是掐着手指头算好的。”这样的生活，从薛依姆老伴去世开始，已经过了10多年了。
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女儿从连江寄一些鱼和肉，全家才能沾上荤腥。全家人穿的衣服，也是好心人给的，“买新衣服，根本不敢想。”
小孙子在家附近一所私立幼儿园上学，每个月需要1170元的花费。“公立没名额，私立是贵一些，可是能让孩子上学，我们愿意出这个钱。”薛依姆说，“只是这个开销比较大，我们没有多余的钱给孙子买玩具。”
昨日下午5点多，瞿堂光把孩子接到海鲜摊儿，便回家去了。孩子拿起卖枇杷的阿姨给的枇杷，去找小伙伴了。
薛依姆望着孙子的背影，默默地说道，“现在我们还能领400多块的低保和300多块的抚恤金，凑合着过，趁我还能摆摊，多给孩攒点钱，好让他读书……”
（来源：东南快报2014-04-18 15:48  
http://fz.fjsen.com/2014-04/18/content_139143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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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护士这个职业，很多人心目中呈现的都是“女护士”的形象，然而，在淄博市第五人民医院内，有一名80后男护士，可谓“万花丛中一点绿”，经常被同事们称为护理一线上的“壮劳力”。其实他可不单是“壮”，和女护士一样，他还有一颗细腻的心。4月20日早上，记者来到淄博市第五人民医院的病房，见到了这名有些内秀的男护士夏春军。

分到精神病医院没觉得意外

　　走进淄博市第五人民医院住院部11楼的男病人三病区，一道铁门将记者挡在了门外。
　　记者打电话联系夏春军，他赶忙从办公室出来，将铁门打开。走廊里满是精神病患者，他们时常发出怪异的笑声或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
　　31岁的夏春军显得有些腼腆。他告诉记者，2007年从山东现代职业学院专科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了淄博市第五人民医院。从2007年至今已经工作了7个年头，“我学的是护理专业，当时班里女生扎堆，男生非常稀缺。”但家人非常支持他选择这个专业。上学时，他去医院实习时曾接触过精神病患者，所以毕业后被分配到这里来，心里反倒一点负担都没有。他觉得女护士能做好的工作，他也照样能做好。
　　夏春军表示，刚开始工作时他也有过很尴尬的处境。曾经有患者家属走进病区看到他，认为他是医生，知道他是护士后，有的患者家属说话很直接，劝他赶紧转行，说“男人哪有当护士的”。“隔行如隔山，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学的护理，怎么能说转就转呢，我觉得做男护士挺好，也有优势。”夏春军笑着说，时间长了大家也就理解了。
　　精神病患者因为受疾病的影响，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发生障碍，生活不能自理，对亲朋好友都会产生敌意甚至攻击行为，何况对医护人员。从事精神科护理工作需要护理人员加倍地付出，还要更有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在同事眼里，夏春军爱岗敬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临床护理工作中，为患者打针、发药、喂饭、理发、剪指甲、清理卫生、观察病情、巡视病房等是每天的必修课，这些工作看似简单、重复，但要做好却很不容易。
　　有一次，夏春军给病人发药，按照精神科护理的要求，病人服药后护士要检查病人的口、手、杯，防止病人藏药而影响治疗。他发现有个病人将药藏到了舌头下边，就耐心劝说病人将药服下，病人拒不配合，冲动之下把药吐到地上，并将一大杯水迎面浇到了他的脸上。夏春军啥也没说，只是用手擦了一把脸上的水，重新取来药物，等病人的情绪平静下来后，再劝病人将药服下去。“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但我觉得干护理就得有一颗细腻的心，面对这种特殊的病人，必须要用耐心去说服教育，得像哄小孩一样，这样病人才能跟你交朋友，接受治疗时才会配合。”夏春军说，精神科很多精神病患者对治疗护理很不配合，护士们为了保证病人治疗护理的顺利进行，要比其他综合医院的护士付出得更多、更辛苦，甚至有时要付出血的代价。

道道疤痕记录着他的职责

　　在精神病医院，护士是一份危险的职业。从业7年，夏春军全身留下数不尽的疤痕。
　　一次，病区收治了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患者由于病情的缘故长期卧床不起、进食不良、不料理个人卫生，入院时蓬头垢面、身体消瘦、营养不良，根据医嘱，需要为病人输液。夏春军首先为病人洗澡、理发、剪指甲、更换衣物，病人却极不配合，就在他给病人换衣服的时候，病人冷不丁拿起手边的一个水杯，一下子就砸到了他的头上。“我顿时感到有些晕，在病人稳定情绪后我选择了开导，终于帮他换好了衣服。”夏春军说，这名患者来的时候年龄比较小，在他们这里已经住了有30多年了，现在病人非常配合治疗。
　　还有一次，他给一位病人喂饭时，病人突然抓住他的手指用力咬，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病人没停手，接着抓起桌子上的矿泉水瓶子，朝他脸上狠狠地砸下去，瞬间夏春军的鼻子流出了血，病人还理直气壮地叫嚷：“为什么在我饭里下毒，我要打死你。”面对这些，夏春军总是毫无怨言，一如既往地关心照顾病人。
　　同事们给了他这样的评价：夏春军作为病区里唯一的男护士，属于“稀缺资源”，别看他身材高大，像打针输液、铺床叠被、基础护理、心理疏导这些女护士擅长的工作，他一样也不输给她们。为了练就精湛的护理操作技能，他一遍又一遍地练，甚至比女护士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静脉穿刺等技术得到了同事和病人的一致肯定。

自学充电帮患者走出阴霾

　　精神科心理护理工作尤为重要。一次，病区来了一位抑郁症患者，因很少进食，病人明显脱水，血管不充盈，为了保证穿刺成功，选择血管时的时间长了一点，病人便大发脾气，骂了许多难听的话，但夏春军耐心地说：“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疾病本身已经令你内心很痛苦，你还感觉拖累了家庭，不被人理解。”这句话触动了病人的内心，他慢慢地平静下来，脸上有种被理解的感动，静脉穿刺顺利完成。
　　在临床工作中，夏春军不断学习心理护理知识，摸索与各种患者相处的技巧，以诚意和智慧多次平复了患者的焦躁情绪，成功化解了多次冲突。
　　几年来，夏春军作为全院仅有的一位坚持在精神科临床一线的男护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位护士，自学英语、心理咨询，不断充实专业知识和文化素养，再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临床实践中。夏春军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用心、用爱去抚慰每一颗受伤的心灵，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首无悔的白衣天使赞歌。

（来源：鲁中网–鲁中晨报2014-04-21 06:33:04  http://news.lznews.cn/2014/0421/734157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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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下午，南充市民政局群众路线第三督导组，召集市身心医院、嘉陵区民政局在南充市身心医院召开会议，此次会议把重型精神病人纳入了大病统筹，对医疗费用也明确规定：无人监护或监护人无能力的精神病人，医疗费用由民政局垫付。
治疗医疗服务成本高，病人家属不愿意承担监管或监护责任，医院收取费用十分困难。”南充市民政局财务规划科科长邓亚平说，医院长期亏本经营。
为了保证协调医院正规治疗，减轻医院的经济压力，重型精神病人也即将纳入大病统筹。关于收费标准，将坚持同横向比较就近原则、基本可行双方同意原则、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分别处理原则；尽量把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核实确定，让身心医院在保证正规治疗的前提下少贴钱；对于该类病人的转诊坚持原则、灵活处理、不违反政策，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双方畅通信息。
会议明确提出：国家对在院精神病人每个月有1500元的治疗救助费用，无人监护或监护人无能力的精神病人，超出医疗费用由民政局帮其垫付。
（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sh/2014/04-21/6087281.shtml2014年04月21日 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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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呼吁提高成年人对儿童精神健康方面出现问题征兆的识别能力。
英国专家警告说，由于儿童精神健康方面出现问题的征兆不被成年人察觉，成千上万儿童可能最终患上精神疾病。
由英国卫生部出资建立的新网站MindEd，正在发起一个关注儿童和年轻人精神健康的运动。
该网站的一项对2,100成年人所作的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一成年人不知道什么是儿童经受压力的迹象。
据报，在英国，有85万以上儿童有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
接受调查的人士中有一半表示，即使发现迹象，他们也不敢说，因为担心会说错。
但三分之二调查对象支持政府在儿童精神健康服务方面增加投资，聘请更多专家来尽早识别和治疗儿童的精神疾病。
儿童精神科专家拉斐尔·凯尔文博士（Raphael Kelvin）在MindEd网站上发表文章说，这一调查还研究了如何帮助儿童的方法。
政府建立MindEd网站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那些从事与儿童有关的工作的成年人，包括教师、体育教练和社会工作者等，让他们尽早发现儿童精神健康问题的迹象。
凯尔文博士说，被确诊的精神疾病患者中，开始患病的年龄有一半在14岁以前，有75%在21岁以前，所以早期确诊，对于今后的治疗很关键。
而更关键的是，政府必须加大投资，以帮助那些在工作中和生活中与儿童有密切接触的成年人提高尽早识别儿童精神健康问题的能力。
（来源：BBC留学英伦2014-04-11 14:01 http://edu.qq.com/a/20140411/0142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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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工作压力不断增大，日本患上精神疾病的劳动者越来越多。为改善这种情况，日本参议院日前通过《劳动安全卫生法》修正案，充实各项综合援助政策。修正案规定，50人以上企业必须让所有员工接受工作压力测试。对于压力过大者，企业有义务调整其工作内容、缩短其工作时间。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电视台消息，修正案规定，从业人员50人以上的企业，有义务让所有员工接受压力测试。此外，企业还要根据员工的要求，让其接受医生面对面的指导。如果有必要，企业还需采取变更其工作内容、缩短其劳动时间等措施。修正案已经在参议院一致通过，并送交众议院审议。

（来源：日本新花侨报网- 2014-04-10 14:16- http://www.jnocnews.jp/news/show.aspx?id=7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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